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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学界普遍认为傅斯年是科学史学派的领军人物，其实在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不仅出于经世致用目的撰写了《东北史纲》《中国民族革命史稿》等论著，还明确表示考证只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目的，历史学的终极目标是发挥启发爱国心与民族向上心、增强民族意识等的人文价值功能，同时也应发挥其经世致用的功能，回应现实问题且为之提供历史的借鉴。但其人文价值功能与经世致用功能的发挥都应建立在可靠的史实基础上，要坚决抵制罔顾历史真相的极端主观主义。 关键词：傅斯年；经世致用史观；九一八事变 “傅斯年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在建立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一口号，“崇尚纯粹学术，倡导学用分离”，将史学目的定为“求真”，坚决反对“经世致用”。但是，在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开始转向东北史的研究，运用历史学为捍卫国家主权服务”，所著《东北史纲》因有意忽略公认的历史事实等原因而受到缪凤林等学者的严厉批评。傅斯年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变化？《东北史纲》只是他在特定情况下写作的一部特殊作品呢，还是从写作《东北史纲》开始，他就已经放弃了“历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一立场而秉持经世致用史观了呢？这是全面评价傅斯年史学所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也是本文关心的议题。 一、傅斯年为民族存亡而积极参与各种政治与社会活动 在九一八事变以前，与持各种各样“致用”史观的史学家们不同，傅斯年的态度始终是学术研究要疏离现实与政治。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面对各种内忧外患，为了消解或绕开传统文化中阻碍中国快速发展的不利因素，大部分史学家致力于寻找新的历史解释模式，借此给中国人民指出一条希望之路，于是，雷海宗与朱谦之等史家的循环论解释模式、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辩证法解释模式纷纷出炉。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傅斯年选择的是法国兰克史学的道路，他在1928年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一理论，深刻影响了以后中国史学的发展，他本人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的兰克”。又由于他对史语所同人的规定是，“史语所的目标不是刻意给人民以光明的希望，而是客观地揭示民族的过去；并且不对政治施加影响”，因而其反对者称之为“新汉学”派，“其隐义是说它的成员赞同客观的、专题式的甚至是琐碎的研究，并在主要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对傅斯年造成了无法估计的影响，他对之前所做的自我定位产生了强烈怀疑。此后，他对政治和学术的态度以及他的行为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傅斯年在政治上的表现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在七七事变之前，傅斯年主要是参与创办刊物，并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性文章。1932年5月，他与胡适、丁文江等学者在北平共同创办《独立评论》周刊，专门刊发学者对政治时事的评论文章。根据欧阳哲生主编的《傅斯年全集》第4卷目录，他在这一时期发表的政论性文章多达31篇，其讨论内容涉及日本的入侵、国际政治、政治改革、道德、医学和教育等不同方面，因此，他在当时享有 “一位无所畏惧的批评家”的盛誉。七七事变之后，傅斯年就开始正式参与政治了。抗战爆发后，作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傅斯年在三个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首先，先后提交《请政府加重救济难民之工作案》《拟请政府制定〈公务员回避法〉案》等提案，内容涉及难民安置、政治机构化、反对邪教、山东灾区赈灾四个方面；其次，认真行使质询权，内容遍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不同领域，尤其是其揭露并抨击孔祥熙与宋子文二事曾轰动全国；最后，积极促成国共和谈，于1945年7月与黄炎培等人访问延安。傅斯年的这些参政活动表现了一个优秀知识分子在面对民族危机之时敢于担当的高尚品质。 二、傅斯年的经世致用史观 傅斯年在九一八事变后，放弃了客观主义史学立场，开始秉持经世致用史观。他以经世致用的立场撰写了《东北史纲》《中国民族革命史稿》等论著，并正面阐述了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 （一） 为经世致用撰写《东北史纲》 学术方面，傅斯年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就有了撰写《东北史纲》这一想法。在1931年10月6日致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的信中，他提到：“弟自辽事起后，多日不能安眠，深悔择此职业，无以报国。近所中拟编关于东北史事一二小册子，勉求心之所安耳。惟丁此国难，废业则罪过更大，只是心沉静不下，苦不可言。”该信中提到的“小册子”就是后来出版的《东北史纲》。当时，他的心情可以说是作为一介书生无能为力的深深的无奈。在此之前，他就有过类似的表达。陶希圣在纪念傅斯年的文章中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老师们在北平图书馆开了个会，傅斯年在会上慷慨陈词，问了在座诸位同人“书生何以报国”这样一个问题，最后的讨论结果中有一项是编写一部中国通史，只是这一工作并未完成。后来，傅斯年让张荫麟做了这一工作。张荫麟在1941年《中国史纲》“初版自序”中写道“这部书原不是作者创意要写的。创意要他写这部书并且给他以写这部书的机会的是傅孟真先生和钱乙藜先生。”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组织人编写中国通史，还是撰写《东北史纲》，傅斯年的最大动力都是为民族兴亡贡献一分力量，其“经世致用”立场跃然纸上。在《东北史纲》的“卷首引语”中，傅斯年交代了其两大撰写动机。首先是让国人了解东北历史。他写道，中国东北问题已经几十年了。欧洲战争爆发之前，日俄交战，我为鱼肉。俄国革命以后，中俄双方在北京签订《中俄协定》，中俄关系发生变化。其后，日本又开始大肆侵略东北，先后提出所谓的“大陆政策”、“满蒙生命线”，“而国人之酣梦如故也”。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又对嫩江、锦州、上海等地发起侵略。而我们的国人对东北的历史所知甚少，所以有必要编写这样一部书，以普及相关历史知识。其次是抨击日本史家的“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等错误观点。他写道，日本人的此类“指鹿为马”的论说本来不值得一辩，但他们竟然将之作为向东北发动侵略的一个理由，这就不得不辩了。退一步言之，东北三省是不是属于中国，本来不当以历史作为其根据，而应取决于两种条件，一个是依照国法及国际公法的相关规定，另一个是依靠民族自决之义。而现实情况是，东北三省的居民绝大部分是中国人，日本人只占极少的一部分。其结论为：“只能将东北史作为中国学之一部研究之，亦不能不承认东北史事为中国史事之一部，其地或为中国郡县，或为中国藩封，且东北在历史上永远与日本找不出关系也。史学家如不能名白以黑，指鹿为马，则亦不能谓东北在历史上不是中国矣！”这表达了作者强烈的民族关怀。除了傅斯年在书中所讲的两个撰写动机外，还有一个动机是争取得到国联的支持，并且这一动机获得了成功。1932年2月6日，傅斯年在给中研院院长蔡元培、总干事杨杏佛的致电中说：“前日本所决将拟编之《东北史略》赶于十日内成就，并应此地当局请翻成英文，须于国联调查团到前印出。此事关系重大，年去后恐难进行，拟请院先派许先生或他位赴洛，年于十日内将书编完后即赴京、沪，此或是年此时报国最有效者。”同年3月20日在给顾维钧的信中又写道：“敝所编辑《东北史纲》一巨册，约于下月出版，其英文节略一小册，今已赶印成就，特寄上二十册，供先生及国联诸君参阅。此书意义在于证明三千年中满州永为中国领土，日人所谓‘满州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实妄说也。若专就近代史言之，自洪武中辽东归附后，永乐十一年曾置都司于奴儿干（鞑靼海峡上黑龙江入海处），并于北满及今俄国境内置卫所数百。‘前见报载先生为合众社之谈话，谓满洲三百年来为中国土，盖少言之矣。’此等史事亦可为吾等立场之助，想先生必不忽之也。内容有何见教处，并乞指示为感。再，此书印费由东北外交委员会出其一部，其大批待装后由该会直寄。”信中所说该书的英文节略本 Manchuria in History :A Summary 是由李济所译。10月2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东京、南京和日内瓦同时发表，虽无助于东北问题的根本解决，但肯定了东北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主权属于中国。傅斯年认为其“叙说事实，如论九一八之责任及满洲国之两事，与我们所见并无不同。持相反观点的矢野仁一也认为：“此书可目为李顿爵士一行之见解之基础。”这也就是说，该书在国联裁定东北归属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傅斯年撰写《东北史纲》的经世致用目的部分地实现了。傅斯年《东北史纲》出版后，不少中外学者对其进行了评价，甚至有部分学者给了他很高的评价。陈绍箕在1933年初于大学生刊物《大夏周报》上发表了《书评：东北史纲初稿》，认为傅氏充分利用各种史料，从人种、历史、地理三个方面反驳日本学者的错误观点，说明东北从远古至今一直是中国领土之一部分，其论说可信，并希望中研院能尽快将其余几卷出版发行。邵循正于1933年5月发表了《评傅斯年〈东北史纲〉第一卷〈古代之东北〉》，他认为傅氏以史家立场撰写东北历史，论证中国拥有东北已有很长的历史，论证公允，结论可信，并表达了邵氏本人希望政府能以武力收复东北的强烈愿望。二位学者都是基于与傅斯年同样强烈的民族情感，对傅氏著作给予了很高评价。与以上两文不同，缪凤林于1933年发表了《评傅斯年君〈东北史纲〉卷首》，对该书做了非常严厉的批评。缪氏认为，傅氏著作短短数十页，缺漏纰缪频出，出错率超过了所有出版物。他指出该书的错误有几种类型：其一，片面使用史料，所据只是部分正史材料，疏漏颇多，“抑傅君不仅不知《汉书》外与东北有关之金石而已也，两《汉书》与《魏志》内有关东北史之记载，傅君亦未能尽读也”；其二，误读史料并肆意解释现象突出，“书中所引史文颇多不明文理，不通句读之处”，“文意不明，句读不通，便肆解释，下断语。其欲免于纰缪缺漏，难矣”；其三，不了解日本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无法与其展开学术对话，故无从写出高水平著作，反倒可能有损于民族前途与学术荣誉。郑鹤声于1933年底发表《傅斯年等编著〈东北史纲〉初稿》，也对傅著中的“缺漏舛误”进行了检讨。二位学者对傅著展开批评，有南北之争，亦即新文化运动和反对新文化运动之争的背景，但其批评基本符合史实。日本学者矢野仁一对傅著中“满洲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观点进行了辩驳。王仲廉为了供国内学者参考该成果，让国人了解日本学者的目的，将其翻译成了中文，并指出该书存在不忠实等错误。傅斯年的学生陈槃为他进行了辩护。陈槃说，傅氏著作中体现的史学方法与史识是现代的，是科学的，开创之功不可没。批评者指出的都是些细枝末节的小问题，是时间紧迫导致，在所难免。对于陈槃的辩护，王汎森指出，傅氏肯定知道中国历代王朝都没有完全统治东北，东北和朝鲜、日本也一直保持着联系这些事实，也就是说，傅斯年论著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很可能是他出于“致用”目的而有意选择的结果。另外，矢野仁一提出的许多问题需要借助某些理论框架与概念工具才能给予回应，而傅斯年因为一味依赖于考证，故无从与其形成真正的学术对话。从公开发表的文章来判断，“以暴躁脾气著称的学者傅斯年从来没有回击缪凤林的批判”，但他原本是打算予以回应的，在1933年拟定的著述计划表中，其第四项计划就是“答缪凤林等评《东北史纲》”，但一直没有开写。另外，傅斯年原本是打算出五卷本的，他在《东北史纲·告白》里写道：“本书五卷之标目如次：（一）古代之东北（傅斯年）；（二）隋至元末之东北（方壮猷）；（三）明清之东北（徐中舒）；（四）清代东北之官制及移民（萧一山）；（五）东北之外交（蒋廷黻）……本书文稿及图稿均已写定，预计二十一年年尾出齐，惟印刷事件，非吾等所能管理，如小有延期，读者谅之！”但是，其余四卷始终没有公开出版。傅斯年一直未能对批评意见做出回应的原因，王汎森已做出透彻分析。傅斯年要维护“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结论，或者说，他撰写《东北史纲》的目的是经世致用。 （二） 为了国家利益撰写《中国民族革命史稿》等论著 20世纪40年代，有人在平津一带发动了所谓的“自治运动”，傅斯年认为这是某些人通过伪造民意企图破坏国家领土完整的阴谋，于是其在1935年12月15日《独立评论》第181号发表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文，认为自从秦建立帝国之后，虽然境内有很多少数民族，但中华民族俨然是一个家族，是一个整体，老百姓的第一愿望是统一，国人都渴望国家不分裂。这是傅斯年首次表明其对中华民族的基本立场。1938～1939年，傅斯年在昆明撰写《中国民族革命史稿》，只完成了第一章“界说与断限”、第四章“金元之祸及中国人之抵抗”两章，大约两万字。他认为虽然中华民族包含汉、蒙、回、藏等民族，但依然是一个整体，中国人一直具有百折不挠、抵御外侮的民族精神。其中，第一章指出，汉、蒙、回、藏等民族长期生活在同一政治组织体系中，经过血统融合已经不再是独立的民族单元，不宜再称为民族，宜称为汉人等，它们合起来构成一个民族，即中华民族；第四章主要是论证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具有抵御外侮的民族精神。该学说“从民族历史与理论的高度有力反击了日本对华侵略行径，抵制了国内外各种导致国族分裂的错误言论，为现代‘中华民族’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历史学基础。傅斯年还从正反两方面论述过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的政治意义。1939年，顾颉刚发表《“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一文后，傅斯年给其写了一封信，告诫顾氏中华民族始终是一个民族，不能乱用“民族”这个词，要把握好民族问题的分寸，以防止国家分裂。而费孝通发表中国境内存在不同民族的观点后，傅斯年认为其观点“接受了帝国主义论殖民地的道理”，可能导致国家分裂，并认为该文是其导师吴文藻在背后指使他写的，于是致函吴氏任职的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及总干事杭立武，希望将吴文藻调离该委员会。这两件事充分表明，在傅斯年看来，如果承认中国境内存在不同民族，就有招致国家分裂的危险。只有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对待，才有利于国家统一，这也反映出其鲜明的经世致用立场。 （三） 正面阐述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 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放弃了为学术而学术的治史态度，认为考证只是方法而不是目的，多次正面阐述了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积极倡导历史学的人文价值。其前后变化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由建设与自然科学一样的历史学到发现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九一八事变之前，傅斯年认为，“著史的事业之进步，在于由人文的手段，变做如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的事业”，其目标是把历史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一样。九一八事变之后，他的这一观点发生了明显变化。1935年，傅斯年在谈论如何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时指出，自然科学可以用原则概括事实，用大命题统率小命题，而历史上没有任何两个人物、两件事情是完全相同的，只能一个一个、一件一件地说，归纳法不适用于历史学，历史学所需要做的是根据某种观点，进行严密的选择。历史学既然具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独特性，那么，其研究方式与研究价值等也应该有与自然科学不同的地方。第二，由反对著史到认为著史是历史研究的高级阶段。1928年，傅斯年特别强调：“历史学不是著史”，“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鲜明了。而在1942年2月6日写给胡适的信中，他告诉胡适打算写两本历史书，一本名为《文化斗争》，内容包括“我所认识之日本”、“我所认识之法国”等，从其篇目来看，这本著作不是以前他所倡导的考史之作，而是属于他之前反对的著史之作。他计划写的另外一本著作是《明太祖传记》，“想练习一下，我有无写传记之才，以明太祖为题(近发现他许多事)。这便够我病人办的了，考据之书，再说”，“近看段著《戴东原年谱》，颇疑东原之《字义疏证》亦感于身体不妙而写，假如他再活十年，一定是些礼乐兵刑之书，而非‘抬轿子’之书矣。此事先生有考证否？”在这段话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他明确表示，他打算写的《明太祖传记》不是考据类著作，而是著史之作；一是他举戴震的例子，推测戴震是因为身体状况不好才写了《孟子字义疏证》，并将之比喻为“抬轿子”之书。“抬轿子”有一个意思是扶持新人，傅斯年在这里应该是指戴震由于身体状况不好，只能写这种考据书，为新人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做点准备工作，如果他能再活十来年，肯定会开展一些礼乐兵刑的著史工作。在这里，傅斯年将考证看成了历史研究的初级阶段，而著史、作史是历史研究的高级阶段。第三，由主张考证到认为考证只是方法而不是目的。在早期，傅斯年认为历史学的任务就是整理史料，而整理史料的方法就是比较不同的史料，进而将考证作为历史研究的“中央题目”。而到了晚年，他则明确提出：“考证只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目的”，“考证学发达的结果，小题大做，可成上品，大题小做，便不入流。”第四，由反对赋予历史学伦理价值色彩到积极倡导历史学的人文价值。1928年，傅斯年明确表示：“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1931年又再次讲道：“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而到1932年，他写《东北史纲》时，“致用”色彩已经跃然纸上。再到1935年，他又特别强调，历史学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其一，学习历史可以增进人们对人类和人性的了解，可以把历史知识作为“人学”；其二，选择历史上的事件做榜样，可以“启发爱国心、民族向上心、民族不屈性、前进的启示、公德的要求、建国的榜样”，其效果比空洞说教要好得多；其三，让国民了解文化演进的阶段及民族形态，借助本国史启发民族意识。 三、傅斯年对历史学经世致用功能的理论探索 为了充分发挥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傅斯年在九一八事变后开始研究哲学与逻辑学，接受了心性学说。他主张用“从各种不同角度看问题”的“多元主义”来限制极端主观主义，从而确保史学经世致用的价值。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由反对哲学到开始研究哲学。在给北京大学学生授课的讲义中，傅斯年强调历史学的进步就在于由主观哲学变为客观史学，这说明他早年是反对哲学的。而到了1942年，在写给胡适的信件中，傅斯年提到了能够反映他的哲学的写作计划。其中有一个是写历史中的因果与偶然（causality and chance in history）的，这说明傅斯年此时打算就偶然与必然等哲学问题做一些研究，并写成专著。在早期，傅斯年反对推论与假设，主张“存而不补”、“证而不疏”，“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而研究偶然与必然的目的无疑是在“材料之外”正确表达自己的观点，从而为经世致用服务。其次，由唯物主义者到逐渐接受心性学说，并开始学习逻辑学。傅斯年早年留学欧洲期间，先后对集体心理学、实证主义、达尔文主义等学说产生了浓厚兴趣。九一八事变后，虽然他还继续研读心理学与哲学著作，但兴趣已经发生了变化1948年4月16日，在写给赵元任的信中，傅斯年用了很大篇幅向赵氏汇报其近日阅读行动派心理学著作的心得与困惑，询问赵氏他是否有必要继续读下去。其中谈道，该学派的政治思想受达尔文的影响太多，出现了流弊，这种心理学在前提、逻辑两个层面上都有问题；在断定“心理学自身问题多矣”的情况下，傅氏决定接下来读逻辑方面的书，让赵氏为其推荐合适书目，并说“我对一切事发生intellectual curiosity，不为贡献，而为‘闻道’，正是东方哲学”。同年4月28日，他又给赵氏写了一封信，信中谈了他对康德哲学的看法，他认为康德是世上最可笑的。在该信件中，傅斯年还讲道，“生病重的那几年，常想人生究竟，有时竟像神秘主义，但又不是，最后想到宇宙是个大演绎，必须假定（或建立）某某，然后依据这些假定以为建立其他推断之基础”；另外，还表达了他对黑格尔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厌恶；最后期待赵氏以后能给他讲一讲逻辑学知识。这表明他对行为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对其之前偏唯物主义的学识有所纠正，开始逐渐赞同一些心性主义的观点。最后，由建立客观史学到用“多元主义”制约极端主观主义。在其去世的那一年，傅斯年针对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发表了看法。他认识到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也很难做到真正的客观，而在社会科学领域绝对的客观只能是一个理想境界，但可以做到相对客观。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到相对客观呢？傅斯年认为，“谈社会科学，是离不了社会的立点，这个道理我也承认，但从各种不同角度看，主观性可以渐渐减少，客观性因而增加，若单从一个角度看，而这个角度又是假想的，自然越看偏见越多，到后来，精神难保不失常。用多元主义代替主观主义，也许是现在社会科学方法上一个迫切的要求”。在这里，傅斯年是用“多元主义”替代了其早期的“客观主义”主张，并将之上升到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层面，这在当时是一个重大突破。再进一步讲，傅斯年所讲的“多元主义”指的是从多个角度看同一问题，这一点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已经比较接近了。傅斯年最后的认知就是，历史学做不到绝对的客观，但是可以采用从不同角度看待同一事件的办法来防止主观的滥用。早在1935年傅斯年就讲过:“若是说过了火，既害真实，亦失作用。对青年是不应该欺骗的，治史学是绝不当说谎的”，“爱国者不必言过其实，只说实话，即足以达到它的目的，又何苦在那里无中生有，说些不相干，培养国民的夸大狂呢？我们应该借历史锻炼国民的自重心（不是自大心），启发强固的民族意识，以便准备为国家之独立与自由而奋斗”。这同样表达的是，历史研究应该经世致用，但不能违背事实，应反对极端主观主义，这在今天看来依然是非常具有指导意义的。 四、结 语 学界普遍认为傅斯年是科学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其实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入侵的现实刺激与文人报国无门的无力感，已经使得傅斯年放弃了早期的“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一客观史学立场，转而秉持经世致用史观。他撰写《东北史纲》旨在说明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撰写《中国民族革命史稿》的目的是反击日本对华侵略，抵制各种可能导致国族分裂的错误言论。除了以经世致用立场撰写论著外，傅斯年还从理论上对历史学的人文价值进行了阐释，认为考证只是方法而不是目的，考史只是历史研究的初级阶段，著史才是历史研究的高级阶段，并对历史学可以增进对人类和人性的了解、启发爱国心、启发民族意识等内容进行了论说。为了充分发挥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傅斯年开始研究偶然与必然等哲学问题，开始接受具有明显主观色彩的心性学说。同时，为了反对极端主观主义，傅斯年还提出经世致用不能违背基本事实，主张用从多个角度看问题的“多元主义”办法来限制主观的滥用。当下，史学应该为国家与社会的发展做出什么样的贡献，怎么样才能为国家与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是历史学科面临的重大问题。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研究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的经世致用史观可以给我们不少启迪。 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