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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1938年下半年，苏联开始改变对中国东北抗战消极冷淡的态度，指示援助东北抗联。此后，苏联远东军加强了与东北抗联的互动。鉴于当时东北抗联的分裂与严峻的斗争形势，为全面了解与掌握这支部队，苏军先后两次召集东北抗联领导人到伯力开会。1942年8月，在苏军主导下，东北抗联教导旅在苏联正式组建，并编入苏联远东军序列。苏联因素对东北抗联教导旅的组建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1938年下半年，东北抗战形势由盛转衰。东北抗日联军与中共中央断绝联系后内争不断、各自为政，在日“满”军的讨伐下日趋消沉。1940年前后，已不足千人的东北抗联各部相继退入苏联，于1942年8月在苏联哈巴罗夫斯克近郊的野营组建东北抗联教导旅，编入苏联远东军序列。以教导旅的组建为标志，东北抗战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东北抗联教导旅何以能在苏联野营组建，并以独立旅的形式编入苏军序列？1938年之前，苏军通常会扣留、关押因战事失利越境的东北抗联官兵，甚至赵尚志、戴鸿宾这样的高级将领也无法幸免。1940年前后，苏军为何同意抗联越境并予以整编？苏联因素在教导旅组建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学界关于上述问题的研究总体比较薄弱，对东北抗联教导旅的历史尚未展开有针对性的研究。既往研究普遍突出东北抗联一方的主动性，强调抗联对退入苏联、召集两次伯力（即哈巴罗夫斯克）会议以及组建教导旅发挥的关键作用，对苏联因素的影响缺乏足够关注[①]。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缺乏苏方文献史料，研究者无从深入观察与分析苏联一方的政策与行为；二是受研究视角的限制，研究者通常以中国革命史作为叙事主线，无法呈现东北抗联教导旅独具的国际性，特别是其牵涉的中苏互动。 通过对俄罗斯解密档案的梳理，笔者认为，苏联因素对东北抗联教导旅的组建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1938年下半年，苏联基于远东战略的考虑，指示加强与东北抗联的互动。1939年至1941年，苏联远东军通过两度召集东北抗联领导人到伯力开会，全面了解东北抗联并试图予以整编。1942年8月，东北抗联教导旅在苏联正式组建。教导旅虽然保留了中共的组织与领导系统，实际上却受苏军严密控制。根据苏方设想，教导旅的基本任务是巩固苏联远东国防安全，准备将来的苏日战争。教导旅组建后，部队官兵实际上接受苏联远东情报部门的指导，进行政治军事整训，并以小部队形式潜回中国东北活动。 苏联与中国东北抗日游击运动 20世纪30年代，苏联远东战略的基本目标是确保与日本的和平关系，降低远东方向的战争威胁。这一时期，欧洲局势日趋恶化，极大牵制了斯大林关注远东事务的精力与意愿，其对“两线作战”的隐忧不断增强。因此，莫斯科一再向日本释放友好与合作的信号。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苏联立即表达出承认意向，并提议订立苏日互不侵犯条约，称一旦日本同意签署条约，苏联必将同伪满政权订立类似性质的条约[②]。不过，日本对签约问题态度颇为冷淡，认为苏联既无能力也无意愿在远东地区挑起战争，与苏联订立条约没有现实必要且极有可能刺激英美两国，也不利于日本国内防范共产主义，甚至会激化日本政府内部的路线之争。 30年代中期，随着日本侵略步伐的加快，远东战争危机日益加剧。1936年8月，日本军方明确提出“以对抗苏联远东兵力为目标，尤其要充实驻在满朝的兵力，使其能在开战伊始，立即对苏联远东兵力予以痛击”[③]。11月，日本与德国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约定“对于共产国际的活动相互通报，并协议关于必要的防止措置，且紧密合作，以完成上述措置”[④]。与此同时，中国东北与朝鲜的日本驻军开始在苏联边境地带频频制造事端。面对远东地区的紧张形势，并结合当时在欧洲推动构建集体安全体系的努力始终不见成效的客观局面，斯大林尽管仍未彻底放弃同日本交好或中立日本的愿望，却不得不重新思考与调整在远东的战略布局。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斯大林决定同国民党政府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规定“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⑤]。此后，苏联加速援助中国抗战，目的是把日军拖在中国战场，降低其北上进攻苏联的可能。这种援助既体现在向国民党政府提供大批物资与武器弹药，派出军事顾问；也体现在加强与中共的联系，向延安派出军事情报组，提供资金与物资，敦促中共对日作战[⑥]。同时，斯大林仍为未来处理对日关系保留了空间，即拒绝与国民党政府签署任何具有军事性质的协议，或构建针对日本的任何形式的军事同盟。 这一时期，莫斯科对日军在苏联边境地带的挑衅行为保持克制，对中国东北抗战的态度也很冷淡[⑦]。苏军通常会扣押因战事失利退入苏联的东北抗联部队，将高级军官以下的绝大部分官兵移交给新疆国民党地方政府。为绝隐患，莫斯科还一度下令将远东的华人和朝鲜人迁居苏联中亚地区。1937年9月29日，联共（布）中央限令苏联远东边区在一个月内将当地朝鲜人全部迁至中亚[⑧]。同年底，内务人民委员部指示远东方面“立即逮捕所有具有奸细嫌疑的中国人，不论他们拥有何种国籍”[⑨]。1938年3月，联共（布）中央干脆指示将苏联远东的华人全部迁居中亚地区[⑩]，同时要求将所有关押在苏联的中国人，通过外交渠道移交给新疆的国民党地方政府[11]。 1938年6月13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驻远东边区全权代表留希科夫叛逃。这一事件及其引发的远东军事危机，直接推动了苏联对中国东北抗战政策的调整。留希科夫向日军汇报了苏联远东地区的军事、组织系统与详细部署，交出了注明防御工事的地图和苏军正在使用的无线电代码本等重要情报，使苏联远东情报系统毁于一旦[12]。7月末，日本与苏联在远东边境地带爆发了一场持续十天的冲突，史称“张鼓峰事件”。冲突平息后，莫斯科立即清洗远东情报系统并改组远东军事系统，组建苏联远东红旗独立第一、第二集团军，直辖于国防人民委员部。 1938年12月前后，共产国际干部部先后找到在莫斯科工作的原中共满洲省委负责人林莎（李伍先）、徐杰（陈潭秋）、赵毅敏（赵毅民）等人，详细了解东北党与东北抗联的历史[13]。在同徐杰谈话时，共产国际的代表一再表示，他们主要希望“搞清楚满洲问题”[14]。内务人民委员部与共产国际干部部还对周保中作了专门调查，确认他积极对日作战、捍卫党的路线，切实执行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与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而且“具备卓越的政治军事素养与丰富的政治军事工作经验”，“在党和游击队中有威信”，是一名“坚定的、有才能的、富有经验的指挥官”[15]。是年底，苏军代表王新林[16]即电邀周保中到苏联会谈，提出要东北抗联为苏联做情报工作[17]。 综合多方调查结果，1939年4月15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和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联名签署给远东军事与内务部门的命令，指示援助东北抗日游击运动[18]。具体内容包括：一是援助东北抗联并帮助巩固其组织体系，在东北抗联领导人提出请求时，向他们提供“产自国外的或无标识的武器、弹药、粮食与药品，并予以工作领导”；二是审查、甄别越境被捕的东北抗联官兵，从中挑选一批可靠的人员编组小部队，派回中国东北从事情报工作，并向各地游击部队提供援助；三是远东边区政府与边防军应全力协助东北抗联的越境与情报侦察工作。这份命令还要求立即释放以赵尚志、戴鸿宾为首的350名抗联官兵，将他们派回中国东北，这批官兵在1938年越境后即遭苏联边防军扣押。 这份命令对东北抗联的历史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一，标志着苏联开始根本调整对中国东北抗战的政策。此前，莫斯科的态度消极，退入苏联的东北抗联官兵一般会遭苏联边防军扣押。该命令却指示苏联远东边区的党、政、军等相关部门全力协助东北抗联越境，并向其提供援助。第二，东北抗联部队的潜在情报功能开始受到重视。苏联此时加强情报工作，主要目的不是准备与日军的大规模战争，而是重建此前遭到重创的情报系统，应对日军情报机构的渗透。第三，命令提出以组建小部队形式从事情报侦察工作的建议，成为东北抗联后期斗争的基本形态，特别是在1942年东北抗联教导旅组建后，部队官兵除了在远东野营进行政治军事整训，就是以小部队形式返回中国东北活动，坚持抗战。 接到莫斯科的命令后，苏联远东边区相关机构立即采取行动，加强与东北抗联的互动关系。苏军还释放了以赵尚志、戴鸿宾为首的抗联官兵。1939年5月30日，远东红旗独立第二集团军司令科涅夫、军事委员会委员比留科夫、军事情报处处长阿廖申等人接见了即将返回中国东北的赵尚志和戴鸿宾，向他们提出了三项任务：一是整编中国东北战场的各路抗日武装，统一东北抗日游击运动，为此任命赵尚志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二是在东北抗联与远东军之间搭建常态化的联络机制，定期向苏军汇报所侦获的日军情报；三是加强对东北抗联的内部整顿，强化对部队官兵的甄别、审查与锄奸工作[19]。 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苏军“以武装直接援助东北抗战”[20]。赵尚志一行返回中国东北后，一面努力推动东北抗联实现统一，一面积极开展对日情报侦察工作，与苏军建立了密切的情报往来。东北抗联各部经常越境苏联取得武器、弹药和服装，并领受侦察任务，以莫斯科指示中建议的小部队形式侦察日军情报，并“破坏敌人之交通、仓库、军事设施”。这些小部队一般由几个人或十余人组成，接受专业训练，并配备电台和轻型武器。[21]值得注意的是，1939年5月至9月16日，苏联与日本围绕边界领土问题爆发了“诺门坎冲突”。由此冲突所引发的远东战争危机进一步加速了苏军与东北抗联的互动进程，将赵尚志一行派回中国东北，即有在战时加强对日情报工作的现实考虑。 不过，总的来看，这一时期苏军与东北抗联的互动并不顺畅。原因有三：第一，内部的不团结削弱了东北抗联的游击作战与情报侦察能力。当时，不仅东北党内不团结，“各军也不统一，甚至军事上也是各据实力，各自为政”[22]。苏军对赵尚志担任总司令的任命，在东北党内引发严重争议。中共北满省委最初就以未接到中共中央指示为由拒不承认这一任命，还指责赵尚志“紊乱了组织系统”[23]。第二，东北抗联叛变事件日渐增多，大大降低了苏军对这支部队的信任。莫斯科收到的一份情报就显示，日军情报机关正向东北抗联派出大量奸细[24]。第三，随着战争日益严酷，东北抗联损失惨重，游击战争陷入“完全失败的苦境”[25]。 两次伯力会议 1939年底到1940年初，苏军召集周保中和赵尚志、冯仲云分别代表吉东、北满到苏联开会，史称“第一次伯力会议”。这是历史上东北抗联领导人第一次集体越境。关于这次会议的缘起，现有研究普遍强调东北抗联一方的主动性。至于其目的，一种观点认为是恢复与中共中央的关系[26]，还有观点认为是解决赵尚志的问题，即北满党内派别问题[27]。鉴于会议期间苏军始终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协助东北抗联联络中共中央，那种认为召开会议是为恢复与中共中央关系的看法并不成立。周、赵、冯三人能越境到苏联开会，本身就离不开苏军的协助。周保中在1943年给苏联代表的信中说，自己曾经三次接到去苏联开会的通知，到苏联后才被告知“由于共产国际的同意，远东红军领导方面将要帮助我们东北游击运动”[28]。由此，会议更可能是经共产国际指示，由苏军发起并主持的。 苏方召集开会的主要目的，应是加强对东北抗联的了解与掌握，并为双方关系确立原则。一个重要佐证是，苏联远东情报机构在1940年9月提交莫斯科的报告中，对东北抗联的描述是“我们改编过的”[29]。会议期间，苏方代表确有体现“改编”之意。他们主要是向周、赵、冯三人系统了解东北抗联的历史与现状、组织结构与斗争策略等，并主持讨论东北抗战的统一问题。会议决议主要确定了双方新的关系模式，指出远东军将对东北抗联担负起党、政治、组织和军事的指挥责任，与东北抗联建立常态化的联络机制，建立统一的游击运动以及统一的组织与指挥体系；东北抗联要转变斗争策略，保存现有实力，为苏军从事情报侦察工作。决议还特别提到，应当肃清东北抗联内部的日本奸细，并对部队官兵的越境行为作出严格规定。周、赵、冯均表示愿意接受苏军领导。[30] 会议结束后，周、赵、冯三人立即返回中国东北传达指示。吉东与北满在与苏军建立联系、为苏军执行情报任务的问题上，态度是肯定的。1940年4月至10月，周保中利用从苏联带回的电台收发电报90余份，向苏军汇报日“满”军在东北一些地区的部署、兵力、调动、运输等情况[31]。北满方面接获冯仲云传达的信息后立即致信王新林，表示愿意改善情报侦察工作[32]，同时在党内、军内发出指示，称情报侦察工作已经成为争取抗战胜利“有决定意义之一环”，要求各部“即刻建立专门侦探机关（侦探部），设侦探科专司其职，选择良善、诚恳、机警、有经验的干部，实际进行工作”[33]。但是，东北抗联各自为政、矛盾重重的局面并未有大的改观[34]，而苏联与东北抗联的互动关系也未完全理顺[35]。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40年秋。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签署同盟条约，虽专门指明不针对苏联，但很难说消除了苏联对战争的担忧。当月，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与总参谋长梅列茨科夫提交给联共（布）中央的报告，详细阐述了“爆发日军大规模侵苏战争”的可能性，指出“日军能够集结超过50个步兵旅、1200辆坦克和3000架飞机，这些坦克和飞机以及至少30个步兵旅在25天至30天内就能完成集结”，建议“整编能够增强我们国防安全的各种力量”[36]。同一时期，有关日军蓄意挑起边境冲突的情报被提交给莫斯科的高级情报部门[37]。鉴于这种形势，总参谋部侦察局局长戈利科夫在给国防人民委员部的报告中建议援助中国抗战，特别提到要加强对中国东北情报人员的组织与培养[38]。 此时，东北抗联各部正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周保中在给王新林的信中指出：“各地域游击队活动单位减少，游击队人数极度缩减……今年冬季若无最直接有利的外部条件，那末情形的严重和失败的可能，是可以预先估计到。”“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东北民族解放斗争曾起过有重大历史的意义，现在是否能继续这一斗争？用什么具体的有力的方法来继续斗争？这是目前须要从根本上来解决的问题。”[39]他建议苏方“收集东北游击队残存的力量，蓄备和组织与东北四省有关的斗争力量，应付不久到来的新局面”[40]。苏方显然清楚东北抗联的危机，一些人甚至明确指出，东北抗联“没有远东军帮助是不可能和日寇斗争的”，“这样的斗争下去没有甚么效力，没有什么结果”[41]。 令苏方更为警惕的是，根据苏军情报，东北抗联已遭日军严重渗透。1940年9月，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内务局指出，“近来在加强对满洲游击运动讨伐的同时，日本情报机构正采取更为精确的方法从内部瓦解游击运动”，包括向游击队派出大量间谍以及组建冒牌的东北抗联部队越境苏联搞军事侦察，这些冒牌的东北抗联官兵大多能混过苏军审查，“赢得我们信任并深入我们领导满洲游击运动的指挥中心”，因而“必须采取措施清洗游击队中的日本奸细，将他们带到苏联审判”[42]。1940年，仅哈巴罗夫斯克边防军就逮捕了上千名来自中国东北的越境者。经审查，其中267人是东北抗联官兵，245人是日本间谍[43]。无独有偶，1940年9月，抗联第二路军总部及警卫队直属部队党员大会决议指出，“反奸细斗争”已经成为部队“最重要的任务”[44]。加强远东情报工作与应对东北抗联生存危机的迫切需要，应是促使苏军召集第二次伯力会议的重要原因。 1940年9月底，王新林向东北抗联“一切军事领导者、政治委员和党书记或党委”发出到苏联开会的通知。为确保他们准时到会，他在通知中谎称将有中共中央代表参会并“解决党组织和目前游击队运动的一切问题”[45]。对于自1938年就与中共中央断绝联系、迫切希望恢复联系的东北抗联领导人，这不啻为他们前往苏联开会的最大动力。11月初，接到通知的抗联领导人相继进入苏联。“当时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中共中央代表是否来到，见人就问的，都是有关这方面的问题。”[46]周保中事后也讲，他去苏联开会的主要原因是听到有中央代表参会[47]。然而，参会代表并未见到中共中央代表。苏方起初对此含糊其辞，称“来否未定”，最后明确通告“不来了”，这一度让参会者感觉会议就是一场“骗局”[48]。 这次会议自1940年12月断断续续开到次年3月。获悉中共中央代表无法参会后，周保中、张寿篯一面就此提出抗议，要求苏方确切说明会议“性质和任务与范围”，并协助“建立确定的中共中央关系”；一面提出将在党内讨论批准东北游击运动继续执行第一次伯力会议达成的原则指示[49]。1941年初，周保中组织参会代表召开“准备会议”，就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诸多问题形成决议案。然而，由于无法联络中共中央，这些决议均未经中央批准，实际上不是最后决定[50]。2月，远东方面军司令部主持会议，决定将继续执行第一次伯力会议达成的原则指示，重申对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帮助和指导”[51]。对于此种会议局面与成果，周保中曾抱怨苏方“缺乏适当的确定的主张，结果空费了许多时间，作了无益的争论”[52]。 事实上，莫斯科与苏联远东军都非常重视这次会议，其“确定的主张”应是借此会议加强对东北抗联的了解与掌握。王新林的主要工作就是统计、甄别与调查。他在给所有人发出会议通知之前，曾专门指示周保中收集并提前通报有关东北抗联各部情形、战斗行动的资料与“关于敌人之一切军事策略和行动，以及所得之胜利文件”，包括俘虏审讯记录[53]。会议期间，他要求前来参会的抗联领导人围绕苏方事先拟定的19个问题分别提交报告。这些问题包括东北党各级组织和领导系统、领导人员名单、选举机制、社会成分、年龄分布、党内生活、工作机制、群众工作、青年工作、宣传工作等。他还要求各部详细汇报自己所辖官兵的履历及牺牲、越境人员名单，面临的主要现实困难与希望得到的援助。[54] 苏方还对周保中作了详细调查，形成了多份鉴定报告。1941年1月至2月进行的两次调查对周保中的评价是“有军事才能”“富有经验”“忠诚”“有威望”。在3月的调查中，共产国际干部部专门征询了负责东北工作的苏联情报人员的意见，调阅了许多历史资料，包括周保中在莫斯科读书时曾因参加托洛茨基小组被开除党籍的档案、杨松负责东北工作时的报告等[55]。3月14日，共产国际干部部的维尔科夫和久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提交调查报告，再次确认周保中是一名合格的军事领导人，但同时建议对他的一些问题作进一步调查[56]。 会议期间，苏方还以国际主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致性为由，提出要东北抗联取消原有系统，与远东军合并[57]。这个建议在东北抗联内部引起分歧与争议。一些人强烈指责苏方此举是要“取消抗联，收归己用”，但也有一些领导同志认为可由王新林公开担任东北抗联的总司令，直接指挥东北抗战。周保中坚决反对，指责苏方的建议“否认了中国革命须要自力创造，否认了局部斗争，否认了联邦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革命任务的区别点”[58]，他提出东北抗联可以依照国际主义精神帮助苏联搞情报，但绝不能给苏联做侦探[59]。经过周保中的努力，东北党内最终围绕这一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致使苏方的要求无果而终[60]。 从1940年12月到1941年3月，参会代表按照王新林的要求提交了一系列报告与各种资料。这些报告与资料，连同苏方各种调查报告被陆续提交到莫斯科。1941年1月3日、4日，莫斯科情报部门官员连续两天向季米特洛夫汇报东北局势与东北抗联的党组织问题。1月16日，情报部门官员与哈巴罗夫斯克远东军事委员会委员比留科夫再次与季米特洛夫讨论东北党和东北抗联问题。在2月24日的讨论中，季米特洛夫还专门作出了相关指示。[61]结合前文所述，这次会议的整体情形与会议期间关于东北抗联领导人的调查，显然不会令季米特洛夫满意。接到共产国际干部部提交的周保中鉴定报告后，3月17日，季米特洛夫找久津当面了解东北抗联领导人的问题，并在当天日记中写道：“那里极不顺利。”[62] 第二次伯力会议虽然在某些问题上给苏方“极不顺利”的感觉，但总体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果。尽管未能按照自身意愿实现对东北抗联的掌握与整编，苏方仍以会议正式文件的形式重申了对东北抗联“非正常的、临时性的”的指导地位[63]。会议期间，王新林完成了对东北党与东北抗联的历史与现状系统、全面的调查，对主要领导人乃至每位官兵也都作了详细调查。这不仅为苏联远东边境的反奸工作提供了现实帮助，也为将来整编东北抗联以及派遣小部队执行情报任务奠定了基础。在抗联方面，经周保中等抗联领导人的努力，会议确立了一些规范双方关系的原则，包括苏军对东北抗联的领导须符合中共的现实政治路线，对部队的调遣要经过东北抗联指挥部，要尊重中共的组织系统，要适合东北抗联的内在需要等[64]。 “停止派遣” 令前来参会的东北抗联领导人始料不及的是，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没能立即回国，而是滞留苏联直至抗战结束。1941年5月，王新林（即索尔金）突然以“环境不许可，恐怕招致日本强盗帝国主义法西斯的挑拨”为由，要求在苏东北抗联官兵“停止派遣回满洲”[65]。对此，现有研究一般接受周保中当时的看法，认为是苏日中立协定的签订导致“停止派遣”[66]。这份协定及其标识的苏日友好关系，是莫斯科从30年代初就孜孜以求的目标。协定签署后，斯大林的确逐步停止了对中国抗战的援助，放弃了与中国一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事业。但这份协定能否构成东北抗联“停止派遣”的原因，还值得商榷。 很多迹象表明，莫斯科与东京的战略共识并未立即为双方远东职能部门所感知或贯彻实行。一方面，日本军方不相信苏联的承诺，“仍然没有能摆脱远东苏军的沉重压力”，没有立即削减对苏军备[67]；另一方面，来自苏联远东情报机构有关日本将蓄意挑起冲突的情报，仍被大量地提交给莫斯科[68]。很多情报都提到日本情报机构派到苏联的间谍数量急剧增长，在远东地区的活动日益猖獗等情形。出于确保远东国防安全的考虑，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指示警惕日军突然进攻，要求加强军事部署。内务人民委员部则指示筹建远东情报部队，以备在苏日战争爆发后“派到敌后战略据点与中心”。[69]由此，“停止派遣”的缘起与其说是莫斯科不愿破坏苏日关系友好气氛，不如说在为潜在的苏日战争作准备。 王新林要求东北抗联“停止派遣”，显然破坏了双方刚刚在伯力会议上确定的关系准则，而抗联领导人长期留苏不归必将对东北抗战造成严重影响。周保中告诉王新林，“停止派遣”将使在东北的部队失去领导和组织，“以至不能支持而走到最后瓦解”，强调这一指示既非中共中央发出，也未经东北党讨论，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他还抱怨王新林“只是站在苏联远东军的一方面，而不是兼顾到中国东北斗争环境的实际需要方面”，称“革命部分的利益应服从整个利益”并不意味着“使整个革命利益去缩减了部分革命利益在整个范围的合理存在和发展”。抱怨归抱怨，他最后还是提出：“如果远东红旗军负责同志认为派遣游击队对于目前缔结的苏日中立条约有妨碍。决定不派遣我是不能不同意的。”[70] 既然清楚“停止派遣”的严重影响，东北抗联领导人为何接受呢？从根本上讲，这是因为“停止派遣”一定程度地契合了东北抗联当时的战略需要。由于斗争形势极其严峻，如何保存实力成为当时摆在东北抗联领导人面前的共同问题。第二次伯力会议期间，周保中在吉东党、第二路军总部的会议上就表示：“总部亦有对整个形势的相当顾及，就是在最严重的活动情形时，所应采取的办法，或者是坚持牺牲到底，或者是设法保存自己的基本实力，使队伍得到相当的休养与训练，以图谋再度的斗争。”他说，即便没有王新林召集会议，也会越境保存实力，称到苏联是“在与中央关系不密切的条件下，在最紧张的环境中认为在保存实力图谋再度积极斗争所必需的办法”。[71]他当时还建议王新林在“直接领导援助”东北抗战完成统一后，将新设的东北抗联总司令部放在哈巴罗夫斯克。[72] 苏方要求“停止派遣”，在东北抗联部队中间引发严重争议[73]。鉴于此，周保中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大量说服工作。在现实层面，他说由于苏日中立协定的签订，“东北游击运动之工作联系已经绕到苏联远东边防关系上……不能以局部要求与整个形势相违背，不能使日寇藉口挑拨”[74]；在理论层面，他论及抗战与革命的联系，说“历史使命规定了我们不简单就在于完成民族解放斗争，而是要在完成民族解放斗争之直接继续，以求达到中国工人阶级共产党之最后主张”[75]，要求站在“布尔塞维克”的立场理解问题，强调苏方此举是“为中国革命增强斗争力量”[76]。为尽量降低“停止派遣”造成的消极影响，周保中在重新部署东北各部的同时，要求在苏官兵严格保守中共党组织与游击队的系统，争取同中央恢复联系，开展政治军事训练，培养干部和技术人员[77]。 苏德战争的爆发极大推动了东北抗联领导人观念的转变。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立即呼吁全世界共产党“保卫苏联”，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目前“讲的是摆脱法西斯的奴役，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78]。当时身在哈巴罗夫斯克的周保中、张寿篯不难获得莫斯科与延安的宣传出版物，因此极有可能受到这些宣传话语的影响[79]。7月4日，周保中专门向部队官兵阐述了保卫苏联的重大意义。他提出两个“祖国”的概念，即“工人祖国”（苏联）与“民族祖国”（中国）。他说，苏联是全世界工人无产阶级的祖国，在苏德战争爆发的形势下，保卫苏联已经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之直接的国际任务，“保护工人祖国——苏联，与保护我们民族祖国——中国的任务是同等重要，而不能分为谁主谁从”。[80] 因观念的转变，东北抗联领导人对部队改编问题的立场也发生了变化，主动提出愿意服从苏军的任何战斗指示。他们分别在6月底、7月底联名致信王新林，提出“同意把东北党和现有游击队归并和转入远东军的系统直接指导直接命令”[81]。在6月24日给王新林并转苏军负责同志的信中，他们解释了自己的立场，说“过去……我们认为东北全部革命问题和党组织问题的基本解决，只有得到中共中央或共产国际执委之指示才有完全解决之可能。但是在我们工人祖国受到侵犯的今天……我们认为全部满洲革命问题，可以接受你的任何适当之直接措置和行动指示”，“如果认为有必要的话……可以把我们留在现地人员派到西方第一线去”。[82]这一转变实际上为后来东北抗联教导旅的组建统一了思想。 令人不解的是，苏方明确拒绝了这一建议，理由是“必须保持东北中共党组织和东北游击队系统”[83]。结合苏方在第二次伯力会议上的立场，以及1942年组建东北抗联教导旅的实际做法，这种解释很难说反映了其真实意图。笔者掌握的史料尚不足以深入探究苏方的真实用意。不过，此后由于情报工作的不断加强，以及此类工作的特殊性质，东北抗联未能实现整编与统一指挥的情形很快成为苏军与东北抗联领导人在实际工作中的矛盾点。苏军经常擅自派遣部队人员的做法让周保中大为不满。他向王新林抱怨苏方不仅违反“集中统一领导的原则规定”，还“完全忽略了苏联政府援助东北游击运动的根本用意，忽略了国际兄弟党的工作诚恳性”，要求苏军负责同志“对于东北游击队的工作进行，应当注意到原则性”[84]。事实上，这些矛盾也使东北抗联教导旅的组建有了现实必要性。 东北抗联教导旅的组建 苏德战争爆发后，远东战争危机一度迅速上升，大量有关日本将追随德国对苏宣战的情报被提交给莫斯科[85]。当时，日本政府内部确有“北进”与“南下”之辩，1941年6月24日制定的《适应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草案确定了“继续向南扩展”的方针，同时要求“秘密做好对苏战争准备”。7月2日，首相近卫文麿要求“在南进的同时，随时解决北方问题，以消除北部边境的忧患”。此后日本加强对苏战备，并以“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的名义，启动日本陆军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征召与动员，使驻中国东北与朝鲜的日军倍增，达到70万人，补充了大量武器装备，还新编第五舰队以备对苏作战。日本御前会议的这些决议很快就被莫斯科派驻东京的情报机构获悉。[86] 日军在中国东北与朝鲜的活动引起苏联远东军的高度警惕。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下辖的情报机构远东边防军总局每天都向莫斯科汇报有关日军在苏联边境地带制造的冲突事件，并着重提到日本情报机构的活动[87]。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内务局局长韦谢洛夫等给莫斯科的报告指出，日军正向远东苏联边境地区派出大批情报人员[88]。远东边防军总局11月2日同时提交内务人民委员部与总参谋部的报告再次提请注意苏联远东地区日益猖獗的日本间谍问题。为应对这一局面，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内务局建议莫斯科“训练情报干部应对远东战事”，称一旦战争爆发，可将这些干部派到“敌人的战略据点和中心执行侦察任务”[89]。 这种战争危机在1942年春日本攻占新加坡后陡然上升，成为莫斯科必须要认真面对的重大威胁[90]。在此前后，共产国际、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多次致电中共中央，敦促后者准备在苏日战争爆发后派正规军和游击队到中国东北对日作战[91]。1942年4月14日，苏联副内务人民委员阿波罗诺夫提交题为《苏满边境局势》的报告，详细评估了驻东北日军即将进攻苏联的种种迹象，包括正加紧修建工事、公路与要塞；征召预备役，并撤离边境居民和工厂，增强军事部署；不断派飞机和间谍对苏情报侦察；在苏联边境公开散布信息，称日本将根据与德国的协议，于1942年上半年进攻苏联[92]。这一时期经常发生日军射击苏联边防军、边防哨所与边境居民的事件，“擦枪走火”的风险很高[93]。 鉴于这种战争风险，莫斯科指示远东各部制定详细的反击作战方案，要求“立即采取行动，确保部队与舰队做好完全战斗准备”，同时从西线抽调两个坦克旅、三个炮兵团到远东。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还作出指示，加强了远东边防军的装备与人员配备。[94]根据苏军的要求，周保中也拟定了东北抗联反击作战方案（即“抗联游击部队非常时期计划”），详细部署了在战争爆发条件下东北抗联各部的游击区、领导机关及相关负责人、部队编组、所需武器装备、具体任务及实施方案、根据地、隶属关系及通信联络等[95]。此时，他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即“在东北抗日联军的总指挥部内，是否必需要由你方面委任苏联同志担任军事、政治人员”[96]。这是第一次提出苏联军官在未来整编的东北抗联部队任职问题。 莫斯科与远东地区对当地情报工作也格外重视。1942年初，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内务局建议联共（布）中央在远东组建特种训练班以“培训情报干部”[97]。此后不久，内务人民委员部指示在中央机关内部设立高等训练班，为边防军情报系统培训干部，并特别指示远东边防军“强化情报工作”，增加派往中国东北的情报人员数量[98]。4月，内务人民委员部指示远东各州、各边疆区内务局在远东当地甄选可靠、可信的人组建“亲苏”的情报部队，称“这些‘亲苏’部队在必要时能够作为游击队使用”[99]。7月至8月，莫斯科再次指示远东地区各州党政军机构做好游击队的组织与培训工作[100]。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整编东北抗联以充分发挥这支部队的价值，自然就被提上了日程。 7月16日，王新林正式通知周保中，将以留苏东北抗联部队为主体组编教导旅。根据苏方设想，教导旅将按千人规模建制[101]。除了在苏联的东北抗联官兵（包括外出执行任务者）500人至600人，苏军还增补200余名远东华人与一批苏联军官[102]。教导旅所有官兵“一律实行红军制式”，“一律依照红军定制编练受训”。教导旅下辖四个营，即第一营（第一路军，金日成、安吉为正、副营长）、第二营（第二路军，王效明、金策为正、副营长）、第三营（第三路军，王明贵为营长）、第四营（第一、二路军抽调人员及第五支队其他方面补充之人员，姜信泰、季青为正、副营长），旅长周保中、政委张寿篯、副参谋长崔石泉[103]。这种整编，积极地看，是照顾到东北抗联各部对东北不同地区的熟悉情形，方便未来派遣；消极地看，则是保留了原有的组织与系统，未能根本消除东北抗联内部的矛盾与分歧。 苏军虽然一再声称尊重中共的组织关系、政治路线与独立性，且保留了中共组织与领导系统，但实际上通过组织与指挥系统的设置，实现了对教导旅的严密控制[104]。一是旅内设立了苏军内务部的工作机关，这一机关直辖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不受教导旅司令部节制。该机构对教导旅所有官兵都建有详细的档案，掌管直接审查、征调与秘密逮捕之权。二是教导旅从旅司令部到营、连，每一级机关都派有苏联军官，旅、营参谋长和参谋，旅政治部主任和政治部主要科长，政治副营长、副连长等均由苏联军官担任[105]。 国防人民委员部还联合共产国际详细调查了被委以要职的抗联干部。1942年10月，国防人民委员部干部总局请共产国际干部部提供对周保中的鉴定报告[106]。共产国际干部部在第二次伯力会议期间进行的调查基础上形成了鉴定报告，虽然再次提出需对周保中履历中的一些问题作进一步调查，但结论部分仍然确认周是一名“坚定的、富有创造力的、经验丰富的军事指挥官”，“可以担任军事领导职务”[107]。 结合对东北抗联教导旅组织指挥体系与人员的设置，从苏德战争爆发到1942年夏，围绕是否把东北抗联归并和转入远东军系统直接指挥的问题，苏方立场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苏德战争爆发后，苏方对此一度持否定态度，尽管这一建议是由东北抗联主动提出的；然而，1942年夏苏方对东北抗联教导旅的组建却遵循了上述思路。导致出现这一转变的关键因素，就是1942年春夏远东战争风险的陡然加剧。从其后苏方对教导旅的角色定位来看，这支部队除了要承担情报侦察与情报干部的培养工作，更重要的使命是未来战争条件下成为“作战部队的侦察联络小队”[108]。1944年1月，王新林在教导旅联共（布）党员大会上明确提出，东北抗联教导旅的基本任务就是巩固苏联的远东国防，准备“远东大战”[109]。 东北抗联教导旅组建后，王新林向抗联领导人一再强调教导旅对中国抗战的意义，称教导旅可为中国抗战培养军事政治干部，“在东北转入直接战争的新环境时发展积极有力的游击运动”[110]。对此，周保中是肯定的，并在给许多人的信中表达了这一立场。7月24日，他在给特别派遣工作人员的信中指出，教导旅组建“不但免去了在东北斗争中有被日寇消灭的危险，而且对于将来发展的巩固基础，已得到了完全保证”[111]；26日，他在给金日成等人的信中称，“关于东北抗日联军前途问题以及斗争策略，中共东北党组织问题，现在已经得到完全有保障的解决办法”[112]；8月13日，他在给金光侠、高历友的信中称，“东北中共党组织问题和东北抗日联军的前途胜利问题……现在已经得到完满的有保证的办法了”[113]。 纵观东北抗联教导旅组建的整个进程，苏联因素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乃至决定性的作用。其间，苏方政策与行为的基本逻辑是确保远东国防安全，应对可能爆发的苏日战争。正是在东北抗战由盛转衰的1938年下半年，苏联开始调整政策，指示加强对东北抗联的援助。此后，苏军先后两次召集伯力会议，目的是加强对东北抗联的了解与掌握，推动东北抗联实现统一以增强其作战与情报价值，同时开始借助东北抗联开展对日情报工作。随着远东地区战争危机不断升级，1942年夏苏军以在苏东北抗联部队为主体组建东北抗联教导旅，编入苏军序列，并实现了对这支部队的严密控制。本文并不否认以周保中为首的东北抗联官兵对党和革命事业的信念与忠诚，以及为此作出的种种努力，只是强调来自苏联的因素对这支部队的历史变迁发挥了更具决定性的作用。 此外，关注1938年以后的东北抗联历史，尤其是东北抗联教导旅的历史，首先需要建立一种国际史的视野，尤其要格外关注苏联因素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从1938年下半年至1942年东北抗联教导旅的组建，东北抗联历史的变迁实际上可被视为莫斯科远东战略不断调整的一个缩影，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作为这一时期远东地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体现。如果忽略这一点，忽视苏联因素对这一历史进程所发挥的作用，或是单纯以中国革命史或东北抗战史作为叙事主线，那么，对在此期间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理解与描述就可能是不充分和不完整的，由此建构的历史叙事链条也很难实现最基本的逻辑自洽。随着各方档案的不断公开，这一点必将一再被证实。 （本文作者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历史学系副教授） 参考文献： [①]参见《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高树桥：《东北抗日联军后期斗争史》，白山出版社，1993年；《东北抗日联军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 [②]李凡：《日苏关系史（1917—1991）》，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5—76页。 [③] 〔日〕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金锋等译：《太平洋战争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226页。 [④] 《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第111—112页。 [⑤]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全文》（1937年8月29日），唐屹主编：《外交部档案丛书·界务类》第1册，台湾“外交部”编印，2001年，第47页。 [⑥]АПРФ, ф.3, оп.86, д.145, л.15.Тихвинский С.Л.(отв.Ред.)，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4，книга 1, 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0, с.40. [⑦]Иванов В.С.，Часовые советских границ: 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пограничных войск СССР, 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83, с.123. [⑧]Г.Ф.Весновской (под.Ред.)，Сборник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х и нормативных актов о репрессиях и реабилитации жертв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прессий: ч.I, Курск: ГУИПП 《Курск》, 1999, cс.241-244. [⑨]ЦАФСБР, ф.3, оп.4, д.152, л.227. [⑩]АПРФ, ф.3, оп.58, д.139, л.101.Лубянка.Сталин и 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гос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КВД, Архив Сталина, Документы высших органов партийной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и（1937-1938）, Москва：МФД, 2004, с.498. [11]АПРФ, ф.3, оп.58, д.139, л.109 .Лубянка.Сталин и 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гос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КВД, с.603. [12]Славинский Б.，СССР и Япония-на пути к войне: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1937-1945）, Москва: ЗАО 《Япония сегодня》, 1999, с.150. [13]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种本（1929—1944）》，1991年印行，第273—291页；РГАСПИ, ф.495, оп.225, д.2835, л.9-18。 [14]РГАСПИ, ф.495, оп.225, д.2835, л.9-18. [15]РГАСПИ, ф.495, оп.225, д.138, л.19-29. [16]这个“王新林”有可能是赫列波夫（Хлебов А.А.），这一时期他在远东方面军负责情报工作。1941年初，索尔金（Соркин Н.С.）接替赫列波夫担任远东方面军司令部情报处处长并负责东北抗联联络工作，也称“王新林”。 [17] 《周保中关于工作联系问题给王新林同志的信》（1939年1月8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种本（1939.1—1939.4）》，1991年印行，第7—13页。 [18]Орган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ССР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Том I, Накануне Книга1 (1938.11-1940.12), Москва: А/О 《Книга и бизнес》, 1995, сс.36-37. [19]Север Александр，Колпакиди Александр，Спецназ ГРУ: самая пол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осква: Эксмо яуза, 2012, с.291. [20]周保中提到，这一时期吉东部队也“破天荒第一次”得到苏联军事援助。参见《周保中给王新林的信》（1943年6月1日）。 [21]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东北地方党史资料·访问录选编·抗联三军专辑》，1980年印行，第28—30页。 [22]松江抗联研究班编印：《抗联历史教训检讨》，1947年印行，第3—4页。 [23] 《赵尚志给敦斯基的信：关于解决有争议的一些问题》（1940年1月22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种本（1940.1—1940.7）》，1991年印行，第51—57页。 [24]Орган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ССР, Том I, Накануне К.1, сс.259-266. [25]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中共东北地方党史资料·访问录选编·周保中同志专辑》，1980年印行，第154—155页；《中共吉东省委抄发吉东党组织省委执行部周保中关于东北游击运动目前严重阶段的斗争任务紧急通知》（1939年7月10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种本（1931.3—1941.4）》，1991年印行，第61—69页。 [26] 《东北抗日联军史》下册，第870页。 [27] 《季青谈抗联为何过界的问题和两次伯力会议》（1981年10月16日）（未刊）。 [28] 《周保中给王新林的信》（1943年6月1日）。 [29]Орган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ССР, Том I, Накануне К.1, сс.259-266. [30] 《海路、王新林给周保中、赵尚志、张寿篯、冯仲云的指示纲领》（1940年3月19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种本（1940.1—1940.7）》，第137—146页。 [31]高树桥：《东北抗日联军后期斗争史》，第91—92页。 [32] 《张寿篯给王新林等同志信》（1940年5月20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种本（1940.1—1940.7）》，第263—274页。 [33] 《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部第十九号训令》（1940年11月1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种本（1940.9—1940.12）》，1991年印行，第39—40页。 [34] 《金策给海路并转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40年7月7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种本（1940.1—1940.9）》，1991年印行，第225—228页。 [35] 《周保中赵尚志给×××的报告信》（1940年6月12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种本（1937.6—1940.10）》，1991年印行，第203—219页。 [36]Орган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ССР, Том I, Накануне К.1, сс.253-259. [37]РГАСПИ, ф.495, оп.74, д.618, л.12-16. [38]РГВА, ф.4, оп.19, д.69, л.60-61, 65, 68-70, 72-73. [39] 《周保中、赵尚志给王新林的信》（1940年6月12日）。 [40] 《周保中给王新林的信》（1940年9月11日）。 [41] 《周保中给王新林的信》（1941年5月10日）。 [42]Орган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ССР, Том I, Накануне К.1, сс.259-266. [43]Орган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ССР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Том I: Накануне К.2(1941.1-6.21), Москва: А/О 《Книга и бизнес》, 1995, сс.36-38. [44] 《抗联第二路军总部及警卫队直属部队党员大会决议草案》（1940年9月10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种本（1937.6—1940.10）》，第341—349页。 [45] 《王新林为召开党和游击队干部会议给各军指挥的指令》（1940年9月30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种本（1940.9—1940.12）》，第287—290页。 [46] 《季青谈抗联为何过界的问题和两次伯力会议》（1981年10月16日）（未刊）。 [47] 《周保中给王新林的信》（1943年6月1日）。 [48] 《季青谈抗联为何过界的问题和两次伯力会议》（1981年10月16日）（未刊）。 [49] 《张寿篯、周保中给王新林的信》（1940年12月20日）。 [50]高树桥：《东北抗日联军后期斗争史》，第150—151页。 [51] 《周保中给王新林的信》（1941年5月10日）。 [52] 《周保中给王新林的信》（1943年6月1日）。 [53] 《王新林给周保中的信》（1940年9月28日）。 [54] 《周保中给王新林的报告（附：王新林关于东北党组织的十九个问题提纲）》（1941年1月2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种本（1940.12—1941.7）》，1991年印行，第107—136页。 [55]РГАСПИ, ф.495, оп.225, д.138, л.65-68, 90-93. [56]РГАСПИ, ф.495, оп.225, д.138, л.19-29. [57]高树桥：《东北抗日联军后期斗争史》，第148页。 [58] 《周保中给王新林的信》（1941年5月10日）。 [59] 《季青谈抗联为何过界的问题和两次伯力会议》（1981年10月16日）（未刊）。 [60] 《中共东北地方党史资料·访问录选编·周保中同志专辑》，第112—113页。 [6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0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712、714、720页。 [62]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0卷，第722页。 [63] 《周保中、金策给魏拯民的信》（1941年3月12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种本（1941.2—1941.10）》，1991年印行，第103—121页。 [64] 《周保中给王新林的信》（1941年5月10日）。 [65] 《周保中给王新林的信》（1941年5月10日）。 [66] 《东北抗日联军史》下册，第943页。 [67] 〔日〕服部卓四郎著，张玉祥等译：《大东亚战争全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08页。 [68]Орган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ССР, Том I, Накануне К.2, сс.57-59. [69]Орган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ССР, Том I, Накануне К.2, сс.36-38、103-106、49-54、187-196. [70] 《周保中给王新林的信》（1941年5月10日）。 [71] 《中共吉东党组织、抗联第二路军总部召开现地党的干部会议记录》（1941年3月31日—4月1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种本（1931.3—1941.4）》，第169—180页。 [72] 《中共吉东省委、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关于问题答复》（1949年1月1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种本（1931.3—1941.4）》，第141—168页。 [73]参见《季青、安吉、崔贤、金润浩致周保中的信：坚决要求从野营回到东北去》（1941年5月16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种本（1941.2—1941.10）》，第197—199页。 [74] 《东北抗联部队对临时停止派遣的要求》（1941年5月），《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种本（1941.5—1942.11）》，1991年印行，第69—74页。 [75] 《周保中给季青、安吉、崔贤、金润浩、柴世荣的信》（1941年6月21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种本（1941.2—1941.10）》，第273—278页。 [76] 《周保中给崔石泉、王效明等的信》（1941年5月11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种本（1941.2—1941.10）》，第179—181页。 [77] 《吉东、北满省委干部会谈问题讨论记录摘要》（1941年5月26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种本（1941.2—1941.10）》，第3—28页。 [7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41年6月22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9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192页。 [79]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周保中的思想再次转变，他援引共产国际解散决议，提出：“在此以前……可以暂时的间接接受联共党关系的援助和指导，现在……东北党组织和中共中央的联络更是成为迫切必要了。”参见《周保中给王新林的信：关于教导旅组建的若干原则问题》（1943年6月1日）。 [80] 《保护工人祖国与纪念“七七”抗战——周保中在A野营全体大会上对时局问题的报告》（1941年7月4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种本（1941.2—1941.10）》，第429—458页。 [81] 《周保中给王新林的信》（1941年9月15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种本（1941.2—1941.10）》，第337—344页。 [82] 《周保中、金策、冯仲云等致伊拉潘连科的信》（1941年6月24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种本（1941.2—1941.10）》，第285—287页。 [83] 《周保中给王新林的信》（1943年6月1日）。 [84] 《周保中给王新林的信》（1941年9月15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种本（1941.2—1941.10）》，第337—344页。 [85]Орган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ССР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Том II, Книга.1 НАЧАЛО (1941.6.22-8.31),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усь》, 2000, с.88. [86] 〔日〕服部卓四郎著，张玉祥等译：《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57—159页。 [87]Орган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ССР, Том II, К.1НАЧАЛО, сс.250-251. [88]Орган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ССР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Том II, Книга.2 НАЧАЛО (1941.9.1-12.31),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усь》, 2000, сс.238-241. [89]Орган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ССР, Том II, К.2 НАЧАЛО, с.265. [90]此前，莫斯科不认为日本会立即发动进攻。参见Орган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ССР, Том II, К.1 НАЧАЛО, c.88。 [91] 《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的电报》（1942年1月1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9卷，第248—249页；《毛泽东给聂荣臻等的信》（1942年5月）。 [92]Орган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ССР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Том III, Книга 1 КРУШЕНИЕ 《БЛИЦКРИГА》 (1942.1.1-6.30), 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усь》, 2003, cс.346-351. [93]Орган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ССР, Том III, К.1КРУШЕНИЕ 《БЛИЦКРИГА》, с.193. [94]Орган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ССР, Том III, К.1КРУШЕНИЕ 《БЛИЦКРИГА》, сc.270-273、354-355. [95]《抗联游击部队非常时期计划表》（1942年6月15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种本（1941.5—1942.11）》，第97—110页。 [96] 《周保中给王新林的信》（1942年6月20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种本（1941.5—1942.11）》，第117—119页。 [97]Орган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ССР, Том III, К.1 КРУШЕНИЕ 《БЛИЦКРИГА》, с.26. [98]Орган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ССР, Том III, К.1 КРУШЕНИЕ 《БЛИЦКРИГА》, сc.194-195、346-351. [99]Орган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ССР, Том III, К.1 КРУШЕНИЕ 《БЛИЦКРИГА》, cc.358-361. [100]Орган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ССР в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Том III, Книга 2 От Обороны к Наступлению (1942.7.1-12.31),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усь》, 2003, с.134. [101] 1945年8月25日，远东苏军总司令部侦察局局长丘维林少将向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提交报告，称截至报告当天，教导旅共计1354人，其中中朝官兵476人（ЦАМОРФ，ф.2，оп.19121，д.2，л.3-5.）。周保中多次提到教导旅是3000人至4000人的规模，应不足为信。他在1945年8月24日给华西列夫斯基的信中称，“教导旅共有4000名官兵”（ЦАМОРФ，ф.66，оп.3139，д.1，л.15.）。1960年9月17日，周保中接受访问时表示，教导旅“共三千多人，其中我们有一千七、八百人，另一千多人是从远东工人动员来的和其他少数民族”（《中共东北地方党史资料·访问录选编·周保中同志专辑》，第113页）。 [102]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中共东北地方党史资料·访问录选编·冯仲云同志专辑》，1979年印行，第208页。 [103] 《周保中、张寿篯给崔石泉并转党委诸同志的信》（1942年7月23日）。 [104] 1984年，时任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听取东北抗联史编写组汇报后指出：“苏联支持过抗联，但他们有自己的打算，让抗联给他们做情报工作，不是让我们发展自己。他们的做法上也有错误的，把抗联变成国际旅，还进行控制。”参见《廖盖隆同志的发言》（1984年）。 [105]李龙、郭福太整理，中共黑龙江省汤原县县委党史研究室编：《风雪松山客——于保合回忆录》，1998年印行，第120页；《陈雷谈在八十八旅的情况》（1975年）（未刊）。 [106]РГАСПИ, ф.495, оп.225, д.138, л.17. [107]РГАСПИ, ф.495, оп.225, д.138, л.160б. [108]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种本（1942.1—1945.8）》，1991年印行，第459—460页。 [109]ЦАМОРФ, ф.238, оп.1, д.5,л.2-10б. [110] 《周保中关于留C中共东北党组织状况及改组的报告》（1942年9月13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种本（1941.5—1942.11）》，第47—56页。 [111] 《周保中给特别派遣工作人员的信——对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的指示》（1942年7月24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种本（1941.5—1942.11）》，第165—168页。 [112] 《周保中给金日成、柴世荣等人的信》（1942年7月26日）。 [113] 《周保中给金光侠、高历友的信》（1942年8月13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种本（1941.5—1942.11》），第197—20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