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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粉 米 馬 怡 中國古代服制中，帝王及高級官員禮服上裝飾的十二種紋樣稱作“十二章”。這“十二章”的名目，文獻記載不一。在漢晉時，主要有三種說法。其一見《尚書》偽孔傳： 《古文尚書·益稷》：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偽孔傳：日、月、星為三辰。華，象草華。蟲，雉也。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旌旗。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為飾。藻，水草有文者。火為火字。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為兩己相背。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1] 《尚書》偽孔傳，即東晉人梅賾(梅頤、枚頤)所獻偽造的孔安國《古文尚書傳》。孔安國，西漢人，孔子十一代孫。不過，《古文尚書》之《益稷》，即《今文尚書》之《皋陶謨》的下半篇，而《今文尚書》之《皋陶謨》很可能成書於戰國初。[2]而且，偽孔傳雖出於晉代，卻與漢人舊說有關。[3]按偽孔傳的解釋，《尚書·益稷》所述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等，皆各為圖形。這樣算來，就共計有十三章，比“十二章”多了一章。是《尚書》偽孔傳未提到“十二章”，也無“十二”之數。 其二見永平服制： 上古穴居而野處，衣毛而冒皮，未有制度。後世聖人易之以絲麻，觀翬翟之文，榮華之色，乃染帛以效之，始作五采，成以為服。見鳥獸有冠角胡之制，遂作冠冕纓蕤，以為首飾。凡十二章。故《易》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乾有文，故上衣玄，下裳黃。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作服。天子備章，公自山以下，侯伯自華蟲以下，子男自藻火以下，卿大夫自粉米以下……顯宗遂就大業，初服旒冕，衣裳文章，赤舄絇屨，以祠天地，養三老、五更於三雍，于時致治平矣……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備五采……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臯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4] （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絇屨以行事。【注：董巴《輿服志》曰：“顯宗初服冕衣裳以祀天地。衣裳以玄上纁下，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卿已下用華蟲七章，皆五色釆。”徐廣《車服注》曰：“漢明帝案古禮備其服章。”】[5] 永平，東漢明帝年號。永平服制係明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臯陶篇》等典籍中的有關記述，并依從歐陽氏、大小夏侯氏等諸家的說法而定立。據上引文獻記載，永平服制的“十二章”包括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該“十二章”之名目與《尚書》偽孔傳基本相同。唯一的差別，是將“華”、“蟲”合為“華蟲”。 其三見《周禮》鄭玄注： 《周禮·春官宗伯·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鄭玄注：玄謂《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繡。”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舜欲觀焉。華蟲，五色之蟲。繢人職曰“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以章之”，謂是也。希讀為絺，或作黹字之誤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為繡。】[6] 鄭玄，漢末人。鄭玄亦提出“古天子冕服十二章”，包括日、月、星辰、龍、山、華蟲、火、宗彝、藻、粉米、黼、黻。該“十二章”之名目與《尚書》偽孔傳的差別，也是將“華”、“蟲”合為“華蟲”，並又將“粉”、“米”合為“粉米”，還增加了“宗彝”。自梁朝起，歷代服制皆從該說，該“十二章”遂成定式。  圖1.“十二章”，[明]《三才圖會》[7] 此外，在一些涉及先秦禮制的文獻中，亦可見到有關服裝紋樣的零散記載。例如，《詩經·秦風·終南》：“君子至止，黻衣繡裳。”[8] 《詩經·豳風·九罭》：“我覯之子，袞衣繡裳。”[9]《周禮·秋官·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10]《禮記·禮器》：“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11]《左傳》桓公二年：“火、龍、黼、黻，昭其文也。”[12]《荀子·富國篇》：“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以藩飾之。”[13]上述記載顯示，火、龍、黼、黻等紋飾在先秦時即已有。但應注意，這些記載中都沒有提到“十二章”。 在出土實物中，亦可見到有關先秦服裝紋樣的資料。例如，前引《尚書》偽孔傳曰“黼若斧形，黻為兩己相背”，有的學者認為，殷周陶器和銅器上的“雲紋”、“雷紋”，與侯家莊出土的殷代石雕人像的衣服紋樣類同，此即互相勾連的“兩己相背”之形，甲骨文、金文中的“黹”即指這種紋樣，“黼黻”則表示這種紋樣的不同顏色。[14]還有的學者認為，湖北江陵馬山1號楚墓所出戰國中晚期的絲織物中有二十餘件大花紋的刺繡品，[15]花紋骨架多取“己”字或“弓”字形，對稱相並為主要形式，它們或許就是“著名‘黼黻’繡文的基本面目”。[16]以上說法都值得重視。儘管其正確與否尚可討論，但都提示我們：或應嘗試換一種眼光來重新審視“十二章”。 通过以上考辨，可以得到這樣的認識：“十二章”中所包含的紋樣甚為古老，其發生、起源的時間應當很早；對《古文尚書·益稷》（即《今文尚書·皋陶謨》之下半篇）所記載的紋樣，漢代人已不大清楚其具體內容，故解說不一；漢代以前，在禮服上裝飾紋樣已頗流行，但未必有“十二章”之定數；“十二章”中的諸名目，原本未必全是紋樣（例如，“宗彝”在《周禮》鄭玄注中是“十二章”之紋樣，而在《尚書》偽孔傳中卻是器物“宗廟彝樽”，而非紋樣）；其中的紋樣，也未必全都固定而具體（如前述，有學者認為“黼黻”有可能是指那一大類以“己”、“弓”形對稱相並而造型的花紋）。總之，對於古代服制之“十二章”，應當還可以作進一步的探討。 “十二章”中的諸名目，或許可分為兩類。此處牽涉到“宗彝”是不是紋樣的問題。在上引三說中，唯獨《周禮》鄭玄注將宗彝當作紋樣：“……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繢。”但是，在先秦兩漢的考古資料中，尚未見以宗彝為服飾紋樣的實例；而且，鄭玄將“華”“蟲”合為“華蟲”、“粉”“米”合為“粉米”，亦稍顯窘迫，似有拼湊“十二”之數的嫌疑。三說中，《尚書》偽孔傳、永平服制皆未將宗彝當作紋樣，曰“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繢）宗彝”，即用“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等紋樣來畫宗彝。“會”即“繪”，“繢”亦通“繪”，此處的意思是繪畫。又曰“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即以“藻火粉米黼黻”等紋樣來刺繡，將五采施於服飾。“絺”即“黹”，意思是刺綴。如果此二說正確，則“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和“藻火粉米黼黻”當爲性質不同的兩類紋樣。前一類的施用對象主要為宗彝，其等級較高，圖像明確、固定，象徵意味突出；後一類的施用對象主要為服飾，其等級略低，圖像多變化，裝飾性強，象徵意味相對含糊。 在後一類紋樣中，“粉米”尤其值得推敲。前引《尚書》偽孔傳：“粉若粟冰。米若聚米。”認為“粉米”是“粟冰”和“聚米”兩種紋樣 。永平服制也將“粉米”當作兩種紋樣，但未解說。而《周禮》鄭玄注認為“粉米”是一種紋樣，且云：“粉米，白米也。”[17]後世學者多從鄭說，並以為“粉米”有“養人”之義。如蔡沈《書經集傳》：“粉米，白米，取其養也。”[18]陳祥道《禮書》：“粉米，鄭氏以粉米為一章，則粉其米也。粉其米，散利養人之義也。”[19]但是，無論“粉米”是一章還是兩章，與“十二章”中的其他名目，尤其是與起首的“日”、“月”、“星辰”、“龍”、“山”、“華蟲”（或“華”、“蟲”）等相比，“粉米”都顯得紋樣性偏弱，似乎難與同列。 對於“粉米”，或許應當作另外的解釋。《古文尚書·益稷》“藻火粉米”陸德明《釋文》：“粉米，《說文》作黺  。”[20]《集韻·吻韻》：“黺，通作粉。”[21]《孝經音義·卿大夫章》“米”陸德明《釋文》：“米，盧本作 。”[22]《集韻·薺韻》：“，古作。”[23]是“粉米”亦作“黺”。 黺、 二字皆从黹。黹字見於甲骨文、金文，象針縷刺繡衣物所成之文。[24]《說文》黹部：“黹，箴縷所紩衣……凡黹之屬皆从黹。”段玉裁注引《韻會》補：“从  省，象刺文也。”又注云：“者，叢生艸也，鍼縷之多象之。”《爾雅·釋言》：“黹，紩也。”郭璞注：“今人呼縫紩衣為黹。”邢昺疏：“謂縫刺也……鄭注《司服》云：黼黻希繡，希讀為黹。謂剌繡也。”[25]可知从黹的字皆與縫綴、刺繡有關。黺、二字亦當如此。 先看黺。《說文》黹部：“黺，衮衣山龍華蟲。黺，畫粉也。从黹，从粉省。衞宏說。”《廣韻·吻韻》：“黺，黺綵文。”再看 。今《說文》無“”。上引《集韻·薺韻》曰“纟+米，古作”，則 “” 同“”。《說文》糸部：“，繡文如聚細米也。从糸从米，米亦聲。”是《說文》亦以黺（粉米）為二事。又《玉篇》：“，畫文若聚米。”[26]可知黺、（）大約都涉及刺繡工藝，前者是“黺綵文”，後者是“繡文如聚細米”。 刺繡在中國有久遠的歷史。石器時代已有骨針。例如，陝西西安半坡新石器時代遺址曾出土280餘枚骨針，其中最細者直徑不到2毫米，針孔約0.5毫米。[27]刺繡的出土實物，較早的例子如商代銅器上粘附的絲綢殘片，上有“絢麗的刺繡”。[28]又如1974年在陝西寶雞茹家莊西周前期墓葬中發現的刺繡印痕，明顯、鮮豔，“採用的是辮子股繡的針法”，“花紋主要運用單線條（一條辮子股）勾勒輪廓……線條舒卷自如，針腳也相當均勻齊整，說明刺繡技巧是很熟練的”。[29]又如1958年在湖南長沙春秋戰國之際的楚墓中發現的刺繡殘片，“在極細密的絲絹上面，以鏈狀的針腳繡著龍鳳等圖案”。[30]又如1965年在湖北江陵戰國晚期的望山二號楚墓中發現的刺繡殘片，為“四組捲曲紋的圖案”，“繡工精巧”。[31]  圖2.陝西寶雞茹家莊西周前期墓葬中發現的刺繡印痕  圖3.湖南長沙楚墓出土刺繡 （局部）  圖4.湖北江陵望山二號楚墓出土刺繡（局部） 查看上述刺繡印痕和刺繡殘片，可知它們的紋樣都是以鎖繡的針法製作的。鎖繡是中國最古老的刺繡針法之一。從殷周到兩漢的一千七八百餘年間，鎖繡（又稱辮繡、辮子繡、辮子股繡、拉花、套花、鎖花、扣花、絡花等）針法一直在刺繡工藝中佔據最主要的位置。幾乎所有的刺繡紋樣，無論大小，其線、點、面的組合都以這種單一的針法刺綴，很少採用平繡針法。[32]今存的鎖繡的考古實物很多。除前文提到的幾件外，先秦的例子，還有西周的山西絳縣衡水倗伯夫人墓的刺繡荒幃，[33]春秋早期的河南信陽光山黃國墓的“竊曲紋”刺繡殘片，[34]春秋末期至戰國早期的山東臨淄郎家莊一號殉人墓的刺繡殘片，[35]戰國時期的湖北隨州擂鼓墩曾侯乙墓的繡品，[36]湖北江陵馬山一號楚墓的繡品，[37]湖北荊門包山二號楚墓的繡品，[38]公元前五世紀的前蘇聯阿爾泰地區巴澤雷克五號墓的繡品。[39]秦代的例子，如陕西咸阳一号宫殿遗址的刺繡殘片。[40]漢代的例子，如長沙馬王堆一號、三號漢墓的繡品，[41]河北滿城一號、二號漢墓的刺繡殘片，[42]北京大葆台漢墓的刺繡殘片，[43]廣州南越王墓的刺繡殘片，[44]江蘇高郵神居山二號漢墓的繡品，[45]江蘇連雲港尹灣二號漢墓的繒繡，[46]山東日照海曲漢墓的繡品，[47]北京石景山區老山漢墓的繡品，[48]河北懷安五鹿充墓的刺繡殘片，[49]甘肅武威磨嘴子二十二号漢墓的“織錦刺繡針黹篋”，[50]湖北荊州謝家橋1號漢墓的刺繡，[51]新疆民豐大沙漠第一號墓的刺繡雲紋粉袋、襪帶等繡品，[52]蒙古諾音烏拉山漢代匈奴王族墓的繡品，[53]新疆和闐地區洛浦縣山普拉漢代墓群一號墓毛織品上的刺繡，[54]新疆尉犁縣營盤十五號墓、十九號墓、二十二號墓的繡品，[55]新疆且末縣扎滾魯克四十九號墓的繡品等。[56] 鎖繡的起源甚早，且歷久不衰，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57]首先，鎖繡具有很強的實用功能。最早的刺繡應當與縫紩衣服相關。先民的衣服簡陋，其用料或皮革或粗麻，使用骨針，線亦粗大。這種條件下的縫紩，其方法或與鎖繡較為接近。鎖繡的針腳富於連綴性，平整，耐磨，可適合那些或厚硬或粗疏的衣料，對針、線的品質亦要求不高。而且，用此法刺綴時，顯露於繡地正面的繡線較多，背面較少，既美觀又經濟。第二，鎖繡的技藝相對簡單，便於操作。鎖繡不像別種針法那樣變化多端，其針腳長短均勻一致即可，難度不大，容易掌握。又因針腳短促而牢固，故早期的鎖繡無須藉助繡綳、繡架、繡剪等工具亦能操作。第三，鎖繡特別適合刺綴大型的、圖案複雜的紋樣，而早期的織機恰在這一點上有所欠缺。只有當織機的提花裝置充分發展，能造出足夠精良的織錦以後，鎖繡的地位纔逐漸下降。[58]第四，當時的技術條件和經驗不足限制了刺繡工藝的多樣化發展。最初的絲帛不夠勻密而易皺曲，繡針不夠細小、光滑，刺繡者亦不大懂得分劈繡線等，因而無法使用平繡等後世流行的針法，也不大可能產生滿地施繡的製品。春秋戰國以來，儘管社會經濟、生產工具和紡織業有了很大的進步，但刺繡工藝卻長期延續傳統，只在原有的基礎上拓展，使鎖繡的紋樣更大、更複雜細膩，使繡地的用料更豐富多樣罷了。漢時雖已出現平繡及接針等，但頗為罕見。 以針引線，依循某種規律運針，並形成一定的針跡結構的技法，即為針法。鎖繡因繡出的針跡結構如同鎖鏈，故而得名。這種針法不僅能連續套接而形成線條；也能緊湊匯合而形成點與色塊。其針腳小，易於轉折、合色，且細密結實。刺綴的方法是：第一針，由繡地背面向正面穿出起針，然後將線由左向右繞成一個小圈；第二針，在第一針的附近刺下，在圈內第一、二針的上方穿出起針，形成辮子股的一環。以後依此重複刺綴，環環相扣，就繡出圖案。鎖繡的針腳及連接方式如圖：  圖5.鎖繡針法示意[59] 將刺繡圖案佈列在繡地上，用鎖繡針法刺綴圖案的線條和色塊的邊框（即今所謂“圈邊”），這個步驟和繡出的紋樣應當就是“黺”。上引《尚書》偽孔傳曰：“粉若粟冰。”《廣雅·釋詁二》：“粟，續也。”[60]《說文》部引孔子曰：“粟之為言續也。”則“粟”即續，接續，連續。“冰”，古亦作“  ”。疑此處原作“”，後經轉寫傳抄而改為“冰”。《說文》部：“，凍也，象水凝之形。”《類篇》部：“，或作冰。”[61]《集韻》蒸韻：“，亦書作 。”[62]則“黺（粉）”的繡法即刺綴連續相接的“”形，如鎖繡之“辮子股”，以形成線條。上引《說文》曰“黺，衮衣山龍華蟲”，當是指在衮衣上用線條繡出“山龍華蟲”等紋樣。《說文》又曰：“黺，畫粉也。”“畫”，界；“粉”，或即“分”。“黺，畫粉”當是指用線條在繡地上佈列圖案，如繪畫之“分間布白”，[63]亦正如上引《廣韻》所謂“黺，黺綵文”。 用鎖繡針法刺綴圖案的點與色塊，這個步驟和繡出的紋樣應當就是“ （）”。《尚書》偽孔傳曰：“米若聚米。”《說文》亦曰：“，繡文如聚細米也。”則“（）”的繡法即刺綴如同聚集的細小米粒的紋樣。將鎖繡的針腳一粒粒、一簇簇地繡出，就形成點。將鎖繡的針腳大量、密實地匯合在一起，覆蓋繡地，就形成色塊。那些點與色塊看起來正是“如聚細米”。  圖6.湖北江陵馬山一號楚墓對龍對鳳紋淺黃絹面衾（局部）[64]  圖7.湖南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長壽繡”絳紅色絹（局部）[65]  圖8.江蘇連雲港尹灣二號漢墓繒繡（局部）[66]  圖9.湖北荊州謝家橋1號漢墓刺繡（局部）[67] 以上四圖皆“粉米”之例。對於圖6，可注意紋樣的線條和“圈邊”的方法。對於圖7，可注意紋樣的色塊，查看其結構與分佈的情況。對於圖8，可注意紋樣的線、點、面的針法，比較其異同。圖9的針跡較為清晰，可注意圖案的佈列，并觀察其針法。 綜上，“十二章”中的“粉米”很可能與中國最古老的刺繡針法——鎖繡相關。“粉米”應即“黺 ”，意為“黺綵文”和“繡文如聚細米”，是用鎖繡的方法佈列和刺綴的服飾紋樣。 附記：本文的初稿提交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舉辦的“國學前沿問題研究暨馮其庸先生從教六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0年10月，北京）。2012年4月修訂。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與保護中心編《出土文獻（第三輯）》，中西書局，2013年，第305—315頁。 注释： [1] 《尚書注疏》卷五《益稷第五》，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141頁下欄—142頁上欄。 [2] 參屈萬里《尚書皋陶謨篇著成的時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上，1956年，第391—392頁。 [3] 參閻步克《服周之冕——〈周禮〉六冕禮制的興衰變異》，中華書局，2009年，第74頁。 [4] 《後漢書》志三十《輿服下》，第3661—3663頁。本文所引《後漢書》，皆中華書局標點本，下同。 [5] 《後漢書》卷二《明帝紀》永平二年條及李賢注，第100—101頁。 [6] 《周禮注疏》卷二一《春官宗伯·司服》，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781頁中欄—下欄。 [7] [明]王圻、王思義：《三才圖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第1507頁。 [8] 《毛詩正義》卷六《國風·秦·終南》，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373頁上欄。 [9] 《毛詩正義》卷八《國風·豳·九罭》，第399頁中欄。 [10] 《周禮注疏》卷三七《秋官司寇·小行人》，第894頁上欄。 [11] 《禮記正義》卷二三《禮器》，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1433頁下欄。 [12] 《春秋左傳正義》卷五，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1742頁下欄。 [13] [清]王先謙撰：《荀子集解》卷六《富國篇》，《諸子集成》二，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17頁。 [14] 屈萬里：《釋黹屯》，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七本上冊，1976年，第72—74頁。 [15] 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馬山一號楚墓》，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56—71頁。 [16] 見沈從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增訂本），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頁。 [17] 《尚書注疏》卷五《益稷第五》孔穎達疏引鄭玄曰，第142頁中欄。 [18] [宋] 蔡沈：《書經集傳》卷一“益稷”條，《四庫全書》經部，書類，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淵閣本，第58冊，第21頁下欄。 [19] [宋]陳祥道：《禮書》卷二“粉米”條，《四庫全書》經部，禮類，通禮之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淵閣本，第130冊，第18頁中欄。 [20] 黃焯：《經典釋文彙校》第三《尚書音義上》，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32頁。 [21] [宋]丁度等：《宋刻集韻》上聲五，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04頁上欄。 [22] 黃焯：《經典釋文彙校》第二三《孝經音義》，第203頁。 [23] [宋]丁度等：《宋刻集韻》上聲，第99頁下欄。 [24] 方述鑫等：《甲骨金文字典》，巴蜀書社1993年版，第569—570頁。屈萬里指出，“黹當是某種花紋的象形字，這從甲骨文和金文中黹的字形看來，當可斷定”，其說是。但他認為這種花紋就是“兩已相背、或相鉤連”之形，即後人所謂“黼黻”紋，則似可商榷。見屈萬里，前引文，第72—75頁。 [25]《爾雅注疏》卷三《釋言第二》，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第2584頁下欄。 [26] [梁]顧野王：《大廣益會玉篇》下，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124頁下欄。 [27] 陳維稷：《中國紡織科學技術史》（古代部份），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6頁；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第81—82頁，圖版壹零零（C）。 [28] 夏鼐：《我國古代蠶、桑、絲、綢的歷史》，《考古》1972年第2期，第13頁。 [29] 李也貞、張宏源、盧連成、趙承澤：《有關西周絲織和刺繡的重要發現》，《文物》，1976年第4期，第60—61頁。圖版見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美術全集》，工藝美術編6，印染織繡（上），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頁，圖二。 [30] 高至喜：《長沙烈士公園3號木槨墓清理簡報》，《文物》，1959年第10期，第70頁， 圖第14—17。 [31] 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文物》，1966年第5期，第38頁，圖第11。 [32] 參武敏《新疆出土漢——唐絲織品初探》，文物，1962年第7、8期，第72頁；王亞蓉《中國民間刺繡發展概況》，《中國民間刺繡》，香港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前言；陳娟娟《中國刺繡針法》，《中國織繡服飾論集》，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頁；孫佩蘭《中國刺繡史》，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頁。 [3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運城市文物工作站、絳縣文化局：《山西絳縣橫水西周墓發掘簡報》，《文物》，2006年第8期，第6—7頁圖版，第9頁。 [34] 河南信陽地區文管會、光山縣文管會：《春秋早期黃君孟夫婦墓發掘報告》，《考古》，1984年第4期 ，第329—330頁。 [35] 山東省博物館：《臨淄郎家莊一號東周殉人墓，《考古學報》，1977年第1期，第85頁。 [36] 金維諾：《中國美術全集·紡織品》，黃山書社2010年版，第8頁。 [37] 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馬山一號楚墓》，第94—95頁。 [38] 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上），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179—181頁。 [39] С. И.魯金科：《論中國與阿爾泰部落的古代關係》，《考古學報》，1957年第2期，第37—39頁。該文稱：“發現有鳳凰繡緞的墓葬……準確地斷其為公元前五世紀的墓葬。” [40] 王學理：《咸陽帝都記》，三秦出版社1999年版，第443—444頁，第448頁圖7—22。 [41] 湖南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版，第57—65頁；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第一卷《田野考古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215—216頁，第228—229頁。 [42]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滿城發掘隊：《滿城漢墓發掘紀要》，《考古》，1972年第1期，第14頁；王  ：《王與紡織考古》，杭州東聯圖文公司2001年版，第111—113頁，圖9。 [43] 大葆臺漢墓發掘組、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葆臺漢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57—60頁。 [44] 王 ，前引書，第118頁，第117頁圖1， 第15頁圖7。 [45] 黎忠義：《絹地長壽繡殘片紋樣及色彩的復原》，《東南文化》，1996年第1期，第78—79頁。 [46] 連雲港市博物館等：《尹灣漢墓簡牘》，中華書局1997年版，圖7（1—7）；武可榮：《試析東海尹灣漢墓繒繡的內容與工藝》，《文物》，1996年第10期，第65頁，第67頁。 [47] 何德亮、鄭同修、崔聖寬：《日照海曲漢代墓地考古的主要收穫》，《文物世界》2003年第1期， 第45—46頁。 [48] 金維諾，前引書，第45頁。 [49] 馬衡：《漢代五鹿充墓出土刺繡殘片》，《文物參考資料》，1958年第9期，第10頁及所附圖版。 [50]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出土文物展覽工作組：《絲綢之路 漢唐織物》，文物出版社1973年版，圖一。 [51] 荊州博物館：《荊州重要考古發現》，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頁。 [52]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出土文物展覽工作組：《絲綢之路 漢唐織物》，圖七、圖八；武敏：《新疆出土漢——唐絲織品初探》，文物，1962年第7、8期，第71—72頁。 [53] 黄能馥、陈娟娟：《中華歷代服飾藝術》，中国旅游出版社1999年版，第127頁。 [54] 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美術全集》，工藝美術編6，印染織繡（上），第105頁，圖九三、圖九四。 [55]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尉犁縣營盤墓地15號墓發掘簡報》、《新疆尉犁縣營盤墓地1995年發掘簡報》，分見《文物》1999年第1期，第4—15頁；2002年第6期，第4—45頁。圖版見金維諾，前引書，第100—104頁。 [56]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等：《新疆且末扎滾魯克一號墓地發掘報告》，《考古學報》2003年第1期，第89—136頁；圖版見金維諾，前引書，第112頁。 [57] 有研究者認為，“早期刺繡是重在實用的……也可能是原始部族紋身黥面習俗的一種延伸”，見王亞蓉，前引書，前言；有研究者認為，這是由於鎖繡“針法的線條組織比較簡單，繡者容易掌握……而且運用鎖繡針法刺繡的圖案結實耐磨，適合繡日用刺繡品”，見孫佩蘭，前引書，第20頁；有研究者認為，原始氏族的婦女試圖用針線來模仿天然事物，此為刺繡先導，“以圓弧為基礎的水渦、貝殼、榖粒、藤蔓、線繩等形態”，演化為“以結圈狀為‘原’的鎖鏈形針法”，見金蘭、高漢玉、周啓澄《中國刺繡針法起源研究》，《中國紡織大學學報》，第24卷第3期（1998.6），第20—21頁。 [58] 王 認為：“後來，織機的提花裝置不斷得到改進，大花紋織錦得到長足的發展，實用性、裝飾性並重的刺繡的地位纔慢慢低落下來。”見王，前引書，第65頁。 [59] 王亞蓉，前引書，附圖。 [60] [清]王念孫：《廣雅疏證》卷二上《釋詁》，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頁下欄。 [61] [宋]司馬光等：《類篇》十一下，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422頁上欄。 [62] [宋]丁度等：《宋刻集韻》平聲四《蒸韻十六》，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73頁上欄。 [63] 《文選》卷十一《賦己·何晏﹤景福殿賦﹥》：“斑間賦白，疏密有章。”李善注：“《廣雅》曰：斑，分也。毛萇《詩傳》曰：賦，布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28頁。又《說文·黹部》釋“黺”段玉裁注：“畫粉，葢何晏賦所謂分間布白。” [64] 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美術全集》，工藝美術編6，印染織繡（上），第68頁，圖五九。 [65] 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美術全集》，工藝美術編6，印染織繡（上），第13頁，圖九。 [66] 連雲港市博物館等：《尹灣漢墓簡牘》，第41頁，圖7（4）。 [67] 荊州博物館：《荊州重要考古發現》，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