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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今世界范围内开展的文化遗产运动旨在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这对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提出了新的命题与挑战。跨境共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既包含民族国家的文化政治与社区主体的身份杂糅，也体现出文化共同体的互动互惠。中越天琴文化作为跨境遗产的创新传承，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与启示。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天琴文化；中国；越南；跨境共生 基金：广西民族大学一流学科2019年立项资助项目“桂西地区民族村落的乡土传统与创新传承”（2019MDMZX001） 一、研究缘起 全球化带来的时空压缩逐渐引起人们对同质化的警醒与反思，因此以保护文化多样性和异质性为目的的文化遗产运动应运而生。在连接国家边界的区域内，由于亲近的族群传统和文化记忆，极易形成具有相似性或共同性的文化事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提到：生活在国界两边的不同族群可能共享相同或者相似的文化遗产。或者，同一个民族被划定为不同国家的居民，再有历史上或者晚近发生的移民现象，使得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类群体共享相同或相似的文化遗产。这对文化遗产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保护传承提出了新的挑战与命题。 中越两国山连山、水连水，在边境地区的一些族群，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流传着两国跨境共享的文化遗产。例如，我国南部边疆龙州、凭祥、宁明、防城等地的壮族布岱支系村落与越南北部边境地区下琅等岱族村落都流传着天琴的音声与仪式。1根据金龙民间流传的用于唱天仪式的古壮字经书推测，天琴有上千年的历史，经过历代发展演变，已从祈福禳灾的民间信仰仪式衍生出弹唱歌舞和制作技艺等艺术创作与生活实践。可以说，中越边境地区壮族布岱支系的生活区域里，存在着一个以“天琴”为核心的文化区域。 有关天琴文化，学术界已有诸多学者从源流发展、仪式信仰、文化内涵、价值功用、传承传播和艺术创新等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较为系统全面的是秦红增等人所著的《“侬峒”天琴：金龙布傣壮族群的信仰与生活》一书[1]和李妍关于天琴研究的系列论文[2]。从中越天琴跨国共享角度，秦红增从人类学整体观提出了文化区域的观点，指出一个完整的文化区域包括“自我”和“他者”，既具有稳定的认同主体及相对完整的仪式与活动，同时要有外来者对某一文化的欣赏、消费或认同。[3]邓玉函从消费与体验层面对中越天琴文化进行剖析，指出跨国共享文化虽然有共享的天赋性，但也需要从政府到民间，从艺术到生活不断传承创新，建构起新时代的跨国文化圈。[4]韦福安指出天琴文化跨国界传承认同传递了跨界民族和平共生与开放包容的文化精神。[5] 以上研究均采用了跨国的文化区域视角，使得我们看待天琴文化能够突破民族国家的政治限制，展现了地方性与多样性相伴相生的文化整体性，并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天琴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但对于作为在中国、越南、老挝、泰国中均有流传的天琴文化，如何梳理其在族群记忆与历史时空的生长脉络与互动关系，并使其在“一带一路”文明互鉴中发挥其遗产价值与现实功用，还有许多值得深入探究的领域。鉴于此，我们来到中越边境地区龙州县金龙镇板池、板漏、板烟等村屯，结合笔者多年在中越边境的田野体验，2围绕以“天琴文化”为主题所开展的生活日常与文化实践进行了持续性的参与观察。 二、山连山、村连村：跨境流动的天琴文化 龙州县金龙镇今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位处中越交界地带，与越南的下琅县毗邻。金龙镇自秦开发岭南设置郡县时就归入象郡管辖，之后中原各封建王朝对这一地区采取了羁縻和土司等管理方式，历经了金龙州、迁龙寨和金龙峒等不同的建置。清嘉庆末年（1820）金龙为越南侵占，曾划归越南下琅，但中法战争后，清光绪十三年（1887）中法政府勘界谈判时经中方极力争取，法国驻京公使将金龙复归中国。从地理生态上看，左江到金龙一带多为喀斯特地貌。世代生活在此的是古骆越人的后裔壮族，他们择平地而耕，倚泉水而居，渐渐在这一方水土上建造出田畴与家园。中越边境线两侧，村落与村落之间的距离相隔不远，山间也有诸多隘口便道互相连通。在法国殖民入侵时期，中法两国政府曾协商保留中国边民与非军事人员经由里板原路通往中国归顺（今靖西市）的通行权。[6]356今金龙有板梯、横罗、贵平、高山4个行政村16个自然屯属于边境一线村屯。金龙镇的圩市也是边境圩市，三天一圩，中越边民经常经便道相互赶街互市、探亲访友、寻医治病等。 “天”是中国壮族、傣族，越南岱族、侬族、泰族以及老挝、泰国等一些民族共同信仰的民间神祇。[7]300与金龙毗邻的越南下琅的村落也有尊崇名为“天”（then）的神灵信仰，人们在婚丧等各种重要场合同样施行天琴弹唱及其仪式过程。在调查中得知，主持天琴仪式的天琴师主要集中在金龙镇板池、板烟、板送、其逐屯等壮族布岱支系居住的村屯。龙州金龙镇横罗村其逐屯因与越南紧紧相连，这个屯的天琴师沈光玉师傅所带的20个徒弟当中就有9个是越南籍，随着天琴文化影响力越来越大，金龙板池屯的李绍伟师傅也招收了6个越南徒弟。沈光玉师傅经常受其越南徒弟的邀请到越南去做法事，除了毗邻金龙的越南村镇，还远到越南南部的胡志明市。越南徒弟为提高声望，常到中国这边邀请名望高的师傅来为其法事壮大声势。中国村落在侬峒节的求务仪式或法师升级等传统节庆和重大场合，也会邀请越南的天琴师过来助阵。天琴师弹奏天琴的悠扬声响和唱天仪式的灵动身影，不断出现在中越边境的山水间、田畴边、屋舍里，经久不息，延绵生长，成为保佑生产、守护生命、寄寓精神的神灵力量。可以说，中国壮族与越南、老挝、泰国等周边国家民族跨境共享的天琴文化，是由边境族群的生产生活与跨境互动所构建的文化空间。 三、壮族天琴文化的生成肌理与生长机制 天琴文化在纵向传承与横向传播时都呈现为活化动态的过程，既有族群传统的记忆与选择，也有文化语境的映照与折射。如果说天琴文化是壮族布岱支系的民族遗产，在民族国家确立边界后，其作为跨境族群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和谐边疆、沟通边民的文化符号与情感纽带。天琴文化既植根乡土又跨境互动，是中越跨境而居的壮族布岱支系通过想象和实践进行的创造与涵养，并在世代传承中不断创新与重构，形成其内在的生成肌理与生长机制。 （一）乐由天作、礼以地制：天琴文化的生成肌理 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中，自古就流传着女娲作箫、伏羲作琴、黄帝命伶伦铸十二钟的神话叙事，不难发现，乐器是一种与神通灵的神圣符号，可以感动天地、沟通神灵、传达祈愿、美善人伦。《礼记·乐记》有言：“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乐由天作，礼以地制”，礼乐自古与自然生机、人类生命与社会和谐有着必然的逻辑关系。而壮族布岱支系关于“天琴”的神话叙事与生活实践，也都与“天”“地”密不可分，具体表现在神圣起源、材料形制、文化内涵等方面。 首先，回溯其神圣起源，关于天琴的起源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说法，李妍将这些关于天琴起源的材料进行了梳理归纳，基本分为民间传说、巫信仰说、地缘说和族群起源说等。[8]但不管是何种解释，都结合了地方性知识，表达着地方性诉求。如果说，人们赋予天琴以神圣起源，从发生原点为天琴确立了合法性、远古性与神圣性，那么，现实传承的过程中则彰显了天琴的世俗性、活态性与变异性，与骆越族群的农业生产、生命仪式和生活情感息息相关。 其次，从材料形制上看，天琴由琴筒、琴杆和琴弦组成。《淮南子·精神训》：“夫精神者，所受于天也；而形体者，所禀于地也。”琴筒采自大自然的葫芦、楠竹，琴身用当地所产的木材，而琴弦则是来自神灵仙翁的胡须。众所周知，葫芦、竹子在我国南方民族中都是具有孕育生命功能的神话原型，葫芦剖开象征天地分化，万物创生，早期人类由葫芦和竹子孕育而生。须发受于父母，是生命的维系和所在，胡须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也是重要的文化表征；在西方，须发也是力量的象征，古希腊神话中，力士参孙正是因须发有无而决定其强大或孱弱。因此，天琴蕴含的礼乐内涵与中华文化中的乐由天作、礼以地制的礼乐传统多有契合，是天地共在、礼乐相生的宇宙观与价值观的体现。 再者，从文化元素分析，壮族布岱支系天琴的“天”是神灵或仙官，祭天的仪式称为“做天”，在仪式活动中，主要由天琴、法事操持者、弹唱经书和法事仪式等四大要素构成，通过法事操持者的天琴弹唱和法事活动仪式的控制来实现人与天的沟通，实现人驱邪镇鬼、祈福消灾的意志和愿望。魓公做法事需要弹奏天琴唱诵经文，因此很多魓公都保存着年代久远的手抄经书。其中经书《塘佛》（壮语，意为“佛路”）的地位非常重要，经文内容主要包含求花保花、赎魂禳灾、添粮续命等，均与人的生命历程紧密相关。在《求务经》所描述的“十四道官阴府”的神圣空间里，最高层级的神灵乃是“乜积歌”“阿积帝”，他们管理人类繁衍及生存所必需的人种及稻种，为人类消灾祛难、赐福送财。3壮族布岱支系正是通过弹唱天琴及其仪式实践，建立其自我生命与天地万物之共生联系，形成养育生命的人生礼仪，也构筑出和谐家庭、联系家族与反哺家园的乡土礼仪。 可见，天琴文化的生成肌理是源于生产、植根生活，是仅次于血缘的传统纽带，这一根植于土地家园与生产生活的信仰习俗，紧紧联系着祖先与子孙的代际传承与人际互动。可以说，萦绕天际的天琴弹唱，在给壮族布岱支系的生命源源不断地输送精神养分的同时，孕育出独特的乡土秩序。 （二）器以藏礼、和实生物：天琴文化的生长机制 《左传》有云：“器以藏礼”（《左传·成公二年》）。围绕天琴发生的仪式与日常，从价值功能而言，不仅是“祭天”“拜地”“和人”三种功能的并置[3]，更是将天地、神灵与祖先的福祉化入人的生产、生命与生活的礼乐之中，具体可以从中华传统、家族世系和乡土秩序三个维度来理解。 中华传统。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是一个重要的维度，尤其是与周边国家（民族）的交往中，更是秉持着“礼乐”的精神。礼仪在行为约束与文化认同方面有着重要作用，而礼乐则可以感化人心、净化精神。自古以来，汉文化进入岭南地区，也是以诗书礼乐“和楫百越”，周边国家（民族）也为中国礼仪道德与礼制文化所折服，在引进、学习的过程中逐渐吸收内化，而在现代民族国家形制下，中国推行睦邻友好、和谐共处之外交政策亦是古代礼乐精神之时代演绎。天琴文化作为源自地方族群之宇宙观、自然观与生命观的民间信仰和生活习俗，在吸收中原文化的农耕技术、汉字书写、佛道仪轨和器乐弹唱等多种元素之后，其礼乐内涵更为丰富和深化，可谓器以藏礼，礼乐相生。换言之，天琴文化的礼乐内涵与中华文化的礼乐传统相契合，“和而不同”的传统智慧与“一带一路”文明互鉴的时代语境，都使得天琴文化如涓涓细流汇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大河，其内在的生命力更得以不断地延续、拓展和激发。 家族世系。在金龙地区的民间传说中，“将千金”受神人（即老翁）相助创制了“鼎叮”，通过弹奏“鼎叮”祈“务”求天降雨。4正月期间的侬峒节是金龙地区乡土社会一年中最重要的活动，村里会以集体的名义筹钱请来魓公开展求务仪式，在仪式中魓公会集结在一起昼夜弹唱天琴，彼此间还进行比赛。求务仪式与农业生产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金龙壮族布岱支系通过向天神进献一年辛勤劳作的成果来向神灵汇报祈福，期待来年风调雨顺，求务仪式的最后一个环节是“退神”，退神后法事操持者把各家各户带来供奉的五谷种子和象征子孙后代的鲜花集中起来，混合后再平均分到各家各户，象征着人们所敬奉的礼物天神已经领受，并将祝福和护佑赐予全村，各家各户带回家里与家人共同分享。除了祈求风调雨顺、人丁兴旺的求务仪式，还有家庭添丁满月的弄桥仪式，老人集粮纳福的补粮仪式、祛除病苦的祈福禳灾、先人去世一年后子孙脱孝的围楼仪式等等，这些仪式贯穿着壮族布岱支系从出生—成家—老去的整个过程，从自我生命的个体到整个家族世系甚至外婆娘家。天琴师通过天琴弹唱和献祭仪式与天地、神灵、祖先进行交流沟通，构成一个神灵—祖先—族群—家庭—个体相互关联的联系纽带。 乡土秩序。侬峒节一般是正月初八到十五在中越边境的毗邻村落连村举行。具体为：武联村百里屯（正月初八）、民建村布毫屯（正月初九）、武联村弘曹屯（正月初十）、双蒙村板池屯（正月十一）、立丑村逐立屯（正月十二）、双蒙村板蒙屯（正月十三）、金龙镇和横罗村那横屯（正月十四）、越南高平省下琅县（正月十五）。[9]可以说，天琴作为壮族布岱支系的生命“礼乐”，构建和维系了和谐有序的乡土秩序。虽然存在着民族国家不可逾越的政治边界，但由生产互助发展到节庆娱乐的民间交流却不可阻断。这些毗邻村落开展节庆、歌圩活动的时间都相互错开、轮流进行，以便不同村落的人们能相互参加，既保证了活动规模与氛围，也体现出乡土社会的有序与联合。侬峒节期间，中国与越南的天琴师都会受到双边村落的邀约，共同主持求务仪式，边民也在此期间走亲访友、共度节庆。天琴弹唱从最初壮族布岱支系对生命和生产的精神寄寓与危机化解，逐渐形成了天人合一、礼乐相生的生命意识，也形成了孝顺长辈、团结邻里、勤俭诚实和尊崇礼乐的传统美德。今天的天琴文化已成为群体内部与族群之间“礼仪”的遵循与共享。中越边境地区壮族布岱支系的乡土秩序就在这样的流动中进行自我管理、相互调整和共同协作。金龙壮族的侬峒节还吸引了越南、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民众与专家学者的积极参与，影响范围越来越大。 由是观之，唱天仪式和天琴文化以其丰富的内涵和面向，形成了多重多元的文化空间。天琴文化在中越跨境的壮族村落中，依托侬峒节及各种生命仪式，有效地维系着家族世系、乡土秩序的民间社会的良性运转。跨境而居的壮族布岱支系则成为一个拥有共同信仰、亲近文化和平等利益的命运共同体，对两国甚至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保护、延续和创造发挥出重要作用。 四、克己复礼、仁民爱物：跨境社区的共生之道 时光之河汩汩流淌，在全球化的今天，天琴文化已经分别进入中越两国各自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由此，我们应超越边界内外的对立与区隔，从生活区域的历史语境与人群实践去关照跨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生、共存与共享。 （一）跨境互动的非遗社区 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通过《公约》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推行的过程中，遭遇了很多困境，最突出的是国际民族主义。周星曾指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念和实践是站在全世界和人类立场上而言的，但登录的世界遗产往往又被解释为国家形象和民族文化史的成就，甚至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身份’。……而一些涉及跨国文化事象或涉及所谓文化主权的问题，在毗邻接壤和彼此具有悠久文化交流史的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往往容易经由民族主义的刺激而产生。”[10]217对此，彭兆荣认为：“在当今的遗产运动中，遗产认同外在、集中的表现是民族认同，它与民族国家紧密相连，……但从遗产目前所确认的范围来说，遗产认同包含了国际、洲际、国家、区域、地方、临界（具有与边界相关——不仅包括领土边界、还有族群边界、文化边界）、家族—家庭以及个人等诸种状况”[11]19。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经验，给我们提出了“非遗社区”这样一个新的文化场域。换言之，我们可以把边境地区视为一个开放的文化场域，而以天琴文化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凝结的文化共同体则形成了一个跨国界、跨民族、跨时空的“非遗社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越两国关系正常化后，国家和地方政府陆续开展了中越天琴文化的跨境互动，民间往来更是频繁与密切。2003年11月，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东南亚风情夜”，开启了天琴走向世界民族艺术舞台的历史时刻。来自中国龙州金龙的天琴女子弹唱队演奏了《唱天谣》，越南北部僚人的天琴女子弹唱组合也演出了《唱天谣·越北》，中越天琴同台展演，产生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震撼效应。之后，龙州女子天琴弹唱组合经常到越南各地进行演出交流。龙州附近的凭祥市作为口岸城市，一直与越南有着密切的商贸交往，自2008年起，凭祥市每年的正月初九都举办中越山歌比赛和天琴展演，邀请越南谅山省和同登市参加，迄今已经举办十一届。这些跨境交往构筑了以天琴文化为主的跨境互动非遗社区，为中越天琴文化交流、传承与创新培育了良好的文化空间。今天，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语境下，天琴文化得以恢复和发展，从仪式走向生活，龙州金龙地区每年在春节、歌坡节、昆那节和尝新节等传统节日，中越边民就常常进行走亲访友、山歌对唱等民间交往，天琴的身影频频出现。在国家引导、地方扶持、学界研究的外力作用下，金龙地区的壮族村落也形成了民间自觉，天琴文化已经形成品牌化。[12]除了传统的仪式互动、师徒传承等方式，基于艺术展演和技艺传习的跨国人文交流5也吸引了中国、老挝、泰国等国各族民众的体验学习，拓展了天琴文化作为跨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交流互动的深度。 由是观之，立足于族群遗产的天琴文化，通过跨境社区之间秩序的互动、礼仪的遵循与情感的沟通，在民间社会日益活跃与丰厚，在乡村振兴的时代机遇下激发出乡土传统新的生命力。 （二）克己复礼、仁民爱物 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语境中，世界的沟通不再受制于地理空间，也不仅仅是词汇的交换，而是包括物资、信息、观念和技术甚至情感的交流与联通。全球的人们可以同时共享具有人类共性和能够引起同情共鸣的习俗、思想和艺术，并作为介质进行传播、传承和创新。因此，作为跨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天琴文化，虽说因民族国家政治边界的区隔而显示出社区成员的非均质性与身份杂糅性的特点；但由于秉承着天地人和、和实生物的传统，在实践的过程中体现出亲近自然的礼仪与亲爱生民之仁义，天琴文化能够在当下跨越时空、跨越国界的场域里跨境共享、互动共生。恰如《论语》所云：“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换言之，这些礼乐传统是中国文明奉献给人类和谐相处的生命智慧，人们基于“礼”进行交往、依凭“乐”生发共鸣，从维系天地自然之道，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天下之道，再到“亲亲仁民、仁民爱物”（《孟子·尽心上》）的共生之道，共同延续中越边民亲善互惠，也会达至人类社会的和谐共生。 彭兆荣指出：“国界两边共享资源环境（如空气、水、动植物、矿藏等）和历史记忆（民族、历史、宗教、生活等）的人民，出于共同的或相关的生活特征和文化共性，需要跨越国界的交往和互动，并逐渐形成了跨越国界的共同生活地域。”[11]19尽管中越两国有各自的文化历史和现实诉求，但在世界文化遗产运动的进程中，民族国家的国界不再是政治较量与军事对抗的场域，而是区域联动与国际合作的前沿。天琴文化作为中、越、泰、老等国共有的跨境遗产，既蕴藉着记忆深处的文化原型和族群传统，也活态传承于日常实践与开放创新，构筑出双边甚至多边民众交流互动的情感纽带与平等互惠的文化空间，释放出文化遗产创新传承的动力与张力。因此，我们在边境地区，通过对活态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传承，可以有效地修补、弥合跨境民族因国家政治边界而隔离的文化记忆，也会积极发挥其沟通、连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情感作用。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边疆不再是边界的政治分割和向外闭锁，而是成为连接国家往来动脉的通道与边民安身栖居的家园。 五、小结 回溯缘起，天琴文化蕴藉着天地人和与礼乐相生的精神内涵，在壮族布岱支系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活态传承，并在当下中越文化遗产的跨境互动中体现出亲密性、竞争性、协作性和创新性。如果说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是一种文化自信，跨文化的互鉴对话和互动共生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文化自觉。鉴于此，我们可以通过观照天琴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存共享，以开放合作的思路来推进其创新传承。在这样的理念引导下，相信中越跨境族群对跨境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内涵养育与创新传承，会有助于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文交流与民心相通。 参考文献 [1]秦红增，等.“侬峒”天琴：金龙布傣壮族群的信仰与生活[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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