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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如商品，一个好的名称，能给消费者留下深刻印象，并刺激他们的购买欲望。1925年，刘恨我在《小说一得》中说：“一篇好小说，无好题目，必定减色不少；有好题目，无好结构，亦然。”小说题名是最先入读者之耳目的，如果题名新颖别致，符合读者的阅读期待，就能助益小说的销售。 在中国古代出版史上，代表精英文化的经史子书，出版商一般不敢改篡，但小说地位向来很低，面向的是普罗大众，因而就少有顾忌，常随意改易书名，造成一书多名的现象。清末邱炜萲在《菽园赘谈》中指出：“近来沪上牟利书贾，取时贤所著说部，改易名目，以期速售。”其实这是明清小说史上的普遍现象，笔者据欧阳健、萧相恺主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粗略统计，该书收录小说有异名者多达二百多部，而且很多小说不止一个异名，有的多达十余个。 有的小说在写作、传抄、成书、出版等过程中，就产生过多个书名。如《红楼梦》开头写石头将自己“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编述一集”，名“石头记”；空空道人因读小说而悟道，故名“情僧录”；孔子后裔孔梅溪则从警世角度揭示小说主旨，曰“风月宝鉴”；而曹雪芹更关注女儿们的命运，在“悼红轩”中增删成书后改名“金陵十二钗”；程高本刊行时题名“红楼梦”，因此书名既富有诗意又深刻揭橥了小说主题，获得后世读者认可。小说的命名方式很多，1908年徐念慈在《余之小说观》一文中概括道，“有短至一二字者，有多至成句者，有以人名者，有以地名者，有以一物名者，有以一事名者……种种方面，总以动人之注意为宗旨。”这也从另一侧面道出了小说一书多名的一些原因，笔者认为荦荦大者有二： 第一，读者阅读体验的差异。阅读活动受到读者个性喜好、知识结构和历史背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遂会产生不同的阅读体验。很多小说再版时，书商或编辑作为特殊读者，会按照自己的理解改定书名，如《画图缘小传》突出的是画图在故事中的作用，清刻本改为《画图缘平夷全传》，更强调“平夷”，正祖令贤堂本改为《花天荷传》，则以人名。此类情况甚夥。有时书商对小说中谁是主人公会产生分歧，如碧梧山庄本《韩湘子全传》内封题“韩昌黎全传”。明小说《禅真逸史》本以僧传名，清末石印本以寺名改为《妙相寺全传》，又以史名改为《残梁外史》。有的读者对小说中的武打内容感兴趣，如《南北两宋志传》晚清再版时易名为《北宋金枪传》，突出杨家将所使用的兵器。出版商还看重小说的劝惩功能，如《绣戈袍全传》本以物命名，后改名《果报录》。《续小五义》后来刊行时增加“忠烈”两字，《林兰香》的清代坊刻本改名为《美益奇观孝义传》，都是凸显因果报应、忠孝节义思想。 书商还善于蹭热点，紧扣读者的趣味。如晚明内忧外患，时代呼唤英雄，故书商将《三国演义》《水浒传》合刻改为《英雄谱》。为正如日中天的吴三桂唱赞歌，清初《剿闯通俗小说》改为《忠孝传》。鸦片战争爆发，国人开始产生海洋意识，为更能吸引读者，《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咸丰本改为《三宝开港西洋记》。清末改良派提倡“白话为维新之本”，小说书名也与之呼应，如《何典》光绪本改为《十一才子书鬼话连篇录》，等等，通俗易懂，令人喷饭。 有的小说有多个书名，从不同侧面体现了读者的阅读关注点，如清初《新世宏勋》歌颂清军创业立国，后来再版时有过很多异名，如《铁冠图全传》以书中铁冠道人的图画命名，《顺治过江》以清军过长江为鼎革之关节，《定鼎奇图》则把图画与清廷建国扭结在一起。其他还有《雷峰塔奇传》等小说，皆是如此。 第二，书商的销售策略。潘建国曾指出，晚清通俗小说翻印的一大弊端就是改换小说题目，欺世取售。其法五花八门，或攀附经史及小说名著，在书名上贴上所谓“志”“传”“纪”等标签；或称是“外史”“外传”“逸史”“秘史”等，有的与历史毫无关系，如《封神演义》改为《商周列国全传》。特别是傍名牌，刘廷玑《在园杂记》说：“每见前人有书盛行于世，即袭其名，著为后书副之，取其易行，竟成习套。”四大小说名著自不必说，有以“奇书”改名者，如《艳镜》又名“三续”“四续”《今古奇观》，《石点头》又名《五续今古奇观》等。有以“才子书”标榜者，如《好逑传》为《第二才子书》，《两交婚小传》为《续四才子书》等，都是希望通过傍名牌，产生附骥效应。 一些涉及敏感的社会问题的小说被禁毁，但这类小说有巨大的阅读群，书商为了牟利，便偷天换日，躲避查禁，色情小说都曾有这样的经历，如美国国会馆藏《如意君传》正文卷端题“阃娱情传”，以娱乐障目。《浪史》改为《巧姻缘》等，《肉蒲团》先后改为《钟情录》《巧姻缘》《觉后禅》《循环报》等，皆以爱情或悟道之名洗白。 或是利用书名做广告。张敏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发表《小说和题目》一文，称小说好似商品，“能否引起读者的兴味和注意，将首尾读全，委实也是看着那题目的吸引力如何。所以题目是小说的广告，也可以说是引诱读者的香饵”。因而一些小说作者或书商故意标新立异，以期达到吸睛效果，常在书名之前附加“古本”“批评”“精镌”“全像”等字样，吹嘘书的版本、印刷、插图、评点等皆质量上乘，其实不少是以次充好，冒名伪托。晚清时期，由于梁启超提倡小说界革命，小说遂从“小道”跃升为“最上乘之文学”，成为报刊最受读者青睐的文体，因书稿需求量大，遂成枯竭之势，不少书商便将旧小说改头换面，冒充新作，如道光年间将《金云翘传》改为《双奇梦》，《女才子书》改为《情史续书》。 由此可见，明清小说一书多名现象的产生，与作者、读者、出版商都有关系，是当时社会思潮、读者心理、文坛风习及商业经济等状况的折射，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小说的销售和传播，但弊端也不容忽视。有的小说题名“按实定名”，“名生于真”，因而产生“名实相生，利用相成”的艺术效果，促进了小说的传播；有的则粗暴更名，造成“名实相怨”，“反相为情”，即书名与内容割裂，甚至毫无关系，如光绪间出品的小说《白云塔》曾改名《新红楼》，其实与《红楼梦》“风马牛不相及”。此类不胜枚举，出版商唯利是图，侵害作者和读者的权益，破坏了小说创作生态。叶小凤在《小说杂论》中批评晚清小说道：“今之定小说名者，非不能研究，病在弃文以昵人，于是择辞必妍，定名必巧，花草情恨，钗钿梦泪等字杂见于首页，千书一律，转令见者不知其所言何事，所称何人。”心父在《出版界之每况愈下》中感慨道：从前出版书籍，先考究内容，再斟酌书名，最后才看作者。后来便不然了，变成首看作者名头，次看书名，至于书的内容怎样，倒是顶小的问题。到了现在，风气又大变，书的内容和作者名字皆无关紧要，而变成唯书名是从，越俗越好。这一演变过程，造成小说质量陡降，出版商难辞其咎。 （作者：万晴川，系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