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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光明日报》 2020年09月21日 14版） 20世纪4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学者布罗代尔在二战集中营里完成了关于地中海世界总体性研究的鸿篇巨著，揭示出地中海多种层次的历史变化节奏，树立了典范性的样板。近几十年来，中央欧亚、印度洋世界、东亚海域、大西洋世界等新的历史研究领域相继形成，其共通之处在于加深了我们对历史上不同文化之间交往与互动的理解。关于这种地理空间广袤、涉及文化多元、延续时间漫长的巨大区域，有学者称之为“互动区”。印度洋世界是研究进展极为显著的一个“互动区”。 以往学者关于印度洋史的兴趣，长期聚焦于1500-1800年，重点研究印度洋贸易纳入全球化进程之中的历史表现。一方面是因为这一时期欧洲人（主要是葡、荷、英、法四国）在印度洋的殖民活动留下了大量公私文献，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受欧洲中心主义心态影响，轻视之前时代印度洋地区历史文化的发展和积累。然而，过去几十年里，考古学、语言学、生物学等多学科的研究工作，呈现了印度洋世界在漫长历史进程中的结构性特征，以及多元文化长期交流的丰富细节。学者们逐渐认识到，欧洲人的影响被夸大了，尽管他们在15世纪末闯入了印度洋，但是直到18世纪中叶，印度洋世界的运行仍然遵循着历史积淀形成的节奏。 印度次大陆向南伸入海洋，将印度洋分成东西两块被陆地半包围的海域，形似一个大写的字母M。在西印度洋，北部海域由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彼此联通，为西亚、埃及、阿拉伯与印度次大陆之间的交流提供了海上通道。公元前4千纪，当人类文明在西亚崭露曙光时，这片广大区域里的人们就开始利用海陆通道进行自然资源与手工制品的交换。大约公元前2500-前1950年，两河文明和印度河文明的频繁交流，带来波斯湾海上航路的初次繁荣。此后，随着印度河文明的衰弱，主要贸易网络向东地中海转移，波斯湾航路的长途贸易沉寂了近千年。进入公元前1千纪，印度、中国进入兴盛期，成为在地中海之外欧亚大陆上的另外两个文明中心，影响力逐步向外扩展。在印度次大陆，以北部的恒河流域为中心，形成多国并立的文明核心区，与德干高原、斯里兰卡形成互动发展的网络，进而与周边世界加强了海陆联系。在此背景之下，西印度洋的海上贸易再度繁荣，来自印度、波斯、阿拉伯以及阿比西尼亚等地的商人共同参与了这一历史进程。可能在希腊化王国——埃及的托勒密王朝统治时代，就已经有希腊商人介入印度洋贸易，但要等到公元前1世纪罗马征服埃及，之后才真正出现地中海商人远赴印度洋西海岸的长途贸易活动。 东南亚文明的发育相对较晚，印度与东南亚之间跨越东印度洋的交换网络，约在公元前1千纪中叶之后的几百年才确立，推动力可能是南亚商人向东方探求新的财富来源。由此带来的一个重大变化是，环南海的东南亚贸易网络开始向西扩张，与向东伸展的印度洋网络联通，进而使得从东亚到地中海的海上道路完全打通。以地中海、印度、中国为核心区域的欧亚大陆文明地带，通过陆路或海路的交通网络，结成一个频繁交流、相互影响的整体。 印度洋上的季风和洋流为人类活动限定了运动路线和时间节奏。简言之，印度洋世界的海上通道分为两条路线。一条是近海航路，如果从东向西，沿着孟加拉湾、阿拉伯海的海岸线行进，从阿曼湾、亚丁湾可以分别进入波斯湾、红海，或者沿着非洲之角折向南方，经索马里、坦桑尼亚抵达莫桑比克和马达加斯加岛，那里是历史上贸易船队的终点。另一条是横跨印度洋的航路，从东向西，自东南亚的苏门答腊或马来半岛出发，径直向西，经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可以直达亚丁湾。这是东南亚、斯里兰卡的香料输送到印度洋西岸的快捷路线。大约到公元前1千纪晚期，沿着上述海陆交接的轮廓线，印度洋世界周边的多元社会形成了资源交换、人口流动、财富转移、文化互动的定期交流机制。 1498年，达伽马率领船队绕道好望角，抵达印度西南海岸的卡利卡特，此时他对当地香料和宝石的渴望与羡慕，与1500年前处在欧亚经济网络西北边缘的欧洲人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在漫长的岁月里，印度洋上的物资流动方向基本保持不变：丝绸和瓷器来自东亚，阿拉伯半岛供应乳香、马匹，波斯出产丝织品、地毯以及马匹，索马里以南的东非海岸则供应黄金、象牙、龙涎香、奴隶，价格高昂的丁香、肉豆蔻产于东南亚的马鲁古群岛、班达群岛，胡椒和生姜的主要产地是印度南部的马拉巴尔海岸，高等级的肉桂只有斯里兰卡和印度西南部才出产。此外，印度大量出口棉织品，西北的古吉拉特、东南的科罗曼德尔海岸以及东北部的孟加拉都是重要产地。 在资源分布、市场流向以及固定航路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环印度洋的一些区域成为长期活跃的商品集散地、中转站或造船基地。达伽马进入印度洋之后，他首先看到的是东非海岸商业繁忙的莫桑比克，不晚于7世纪，这里就已经成为西印度洋贸易的重要一环。继续北上，是港口城镇星罗棋布的斯瓦希里海岸，由于非洲班图族与从阿拉伯、波斯、印度等地来的商人长期通婚杂居，这里形成了独特的语言文化。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1331年造访斯瓦希里海岸，在控制黄金出口的重要港口基尔瓦，看到街市繁华，东方瓷器比比皆是，还有来自印度古吉拉特、马拉巴尔的商人。 从斯瓦希里海岸继续北上，即抵达扼守红海出海口的非洲之角，它与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也门、阿曼隔着亚丁湾对望。此处是连接地中海与印度洋两个贸易区域的重要通道。据约在公元1世纪撰写的希腊语文献《红海周航记》记录，非洲之角东侧的索科特拉岛，有希腊人与印度人共同生活。2001年，考古学家在岛上一个深达两公里的洞穴里面发现两百多处涂鸦，产生时代集中在2世纪至5世纪初。多数涂鸦用的是印度西部的婆罗米文字，其他还有犍陀罗的佉卢文、大夏文、希腊文、帕尔米拉的阿拉姆文、古代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文、南部阿拉伯文等。可能是在等待季风转换的空档期，来自各地的商人、旅行者、僧侣利用这一洞穴进行求神祈祷等宗教活动。这些涂鸦涉及语言种类之丰富，让我们对两千年前西印度洋这个小岛上多元文化杂处的状况有了更新的认识。 与红海入口处的亚丁类似，霍尔木兹同样因为扼守波斯湾出入要道而成为商业都市。霍尔木兹岛炎热多雨，土壤贫瘠，整个岛屿只有一口水井，生活用度完全靠贸易输入，但凭借其有利位置成为国际化的贸易中心。当地居民以阿拉伯人、波斯人为主，犹太商人、亚美尼亚商人、古吉拉特商人均以此地为其贸易网络的重要据点。11-17世纪，是霍尔木兹作为西印度洋贸易中转站的盛期，来自印度、东南亚的货物抵达此地，再转运西亚、阿拉伯、东非。 在印度洋的另一侧，与霍尔木兹类似，室利佛逝和马六甲凭借其险要的地理位置，控制印度洋和中国南海之间的海上交通，依靠对商品征收进出口关税，先后发展成为商业王国。他们的统治者运用灵活的手腕，与中国、印度、阿拉伯等各方势力建立政治、宗教等方面的友好关系，以维系其国际商贸中心的地位。16世纪初，葡萄牙人托梅·皮列士初到马六甲，在港口看到各国商人摩肩接踵，他们来自西亚、南亚、东亚等各地，肤色各异，信仰多元，使用语言多达84种，繁荣景象让其惊叹不已。 研究印度洋世界的学者经常强调，在欧洲人到来之前的1500年里，尽管周边社会有复杂多样的族群、语言、文化、宗教，甚至同一宗教之下又有各种教派的信仰分歧，但交往的基调是和平、友好、互惠的，没有一种政治势力企图谋求垄断性霸权。葡萄牙人的到来，在16世纪以后逐步改变了这里的游戏规则，暴力手段成为经济霸权的后盾，而往昔的和平岁月难以追回了。 （岳秀坤，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