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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陈平原 严家炎 学科建设 201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问学求实录——庆贺严家炎教授八十华诞论文集》（方锡德、高远东、李今、解志熙编），书首载有严先生的照片、书影多幅和《严家炎教授学术纪事》一文，主体部分则是先后受教于严先生的23位研究生的23篇论文。我虽也多有请教，但不算严先生的正式学生，故没有入列。不过，2002年我主持的北京大学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组织编印“学术叙录丛刊”，第一种就是《严家炎教授学术叙录》（解志熙编），故我对作为学者的严先生多有了解。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参加“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课题组起，我得到严先生很多指导与支持——包括放手让我撰写《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邀我参加他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等；但严先生做事谨严，不爱说话，也不轻易流露感情。只有两次例外，一是2009年9月严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开会时，突感身体不适，那时我正在港中大教书，赶紧将他和夫人卢晓蓉请到我宿舍休息。歇过来后，严先生开始“语重心长”地聊天，暗示我有关方面征求他意见，将委我以重任。因对行政工作没有能力及兴趣，我不想进一步打听。另一次是去年十月一起搭乘高铁到苏州参加“东吴论剑：杰出校友金庸国际学术研讨会”，路上聊得挺开心，下车时严先生突然冒出一句：“这是最后一次到外地参加学术活动了。”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这才想起，严先生已经八十六岁了，难怪步履有点蹒跚，发言也不如以前严谨。回家后，重新翻阅严先生的若干著作，感叹他从“春华”一直走到“秋实”，着实不容易。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一、从《创业史》到金庸小说 1933年生于上海的严家炎先生，1956—1958年北京大学副博士研究生肄业，因工作需要提前留校任教。1984—1989年任北大中文系主任，1984－1997年任第二、第三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1989年至2002年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同时代学者中，严先生的经历不算坎坷，无论政治还是学术，路都走得比较顺，也得到了相应的职位与荣誉。 作为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奠基者一般公推王瑶、唐弢、李何林，第二代学者中，严家炎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除了曾与唐弢合作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还有就是1978年便开始与王瑶先生合作招收硕士生，再加上八十年代初出版论文集《知春集——中国现代文学散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求实集——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同代人中明显早走了半步。称其为第二代现代文学研究者中的“领军人物”，一点都不过分。 《求实集》开卷头三篇，《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现代文学的评价标准问题》《现代文学研究方法答问》，乃作者“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笔谈”之一二三，写于1979—1982年间，是这个学科拨乱反正期间的重要文献。可相对来说，还是《知春集》更值得重视：收文21篇，大部分写于文革前，最值得推荐的是关于《创业史》的四文，尤其是初刊《文学评论》1961年第3期的《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此文日后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中国新文学大系》两套文献丛书和《新中国六十年文学大系·文学评论精选》。  严家炎《求实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因出身农村，参加过土改，对农村生活及农民心理比较熟悉，“对柳青同志刻划梁三老汉形象的出色成就尤其钦佩”，初出茅庐的严家炎，此文写得颇有气势，也得到柳青本人的赞许，以为“对梁三老汉形象的意义阐发较深，符合他的创作意图”[1]。中国作协书记邵荃麟曾表彰严家炎此文，故1964—1965年文艺界批判邵荃麟“写中间人物论”时略有波及，好在邵先生“没有怨天尤人，推卸责任，而是自己勇敢地掮住闸门，放年轻人过去”[2]。严家炎还有一篇名文《关于梁生宝形象》，初刊《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柳青读后很不高兴，在《延河》杂志撰文反驳。二十年后，有人重提此事，认定严文乃“敌意的毁损”，严家炎不得不奋起辩驳：“《关于梁生宝形象》一文是我年轻气盛时的产物，当然并非没有偏颇、缺点，但究竟是否对柳青同志及其作品作了‘敌意的毁损’呢？文章尚在，自有公断。柳青同志后来曾对我解释说：他之所以发表《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一文，是由于怀疑我背后有大人物想搞他，否则他不会写这篇文章。”[3]青年严家炎所撰关于《创业史》四文，很能显示其认真阅读、缜密思考以及锐意创新。这种批评风格，在同时代青年学者中，并不多见。 并非倚马立就之才，严家炎“写文章很少一气呵成，更做不到涉笔成趣”，但历来做事认真、阅读仔细，比如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曾撰写多篇关于姚雪垠长篇小说《李自成》的论文，为此，“在一位明清史专家的指点下，我先后阅读了百余万字的近二十种史籍，做了大量笔记，连崇祯逐年撤换的五十名内阁大学士的有关情况，都一一作了查阅考核”[4]。可惜的是，虽下了很大功夫，严家炎关于《李自成》的系列文章，不被学界看好，其影响远不及论柳青、说金庸。 作为评论家的严家炎，三十岁前论柳青，因牵涉上世纪六十年代文艺思潮而被再三提及；六十岁后说金庸，更是在中国文坛及学界掀起轩然大波。1994年10月24日，在北京大学授予查良镛（金庸）名誉教授的仪式上，严家炎发表《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坚称： 金庸小说的出现，标志着运用中国新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的经验来改造通俗文学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文学的神圣殿堂，那么，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这是另一场文学革命，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革命。金庸小说作为二十世纪中华文化的一个奇迹，自当成为文学史上光彩的篇章。[5] 授予金庸名誉教授，乃校方决策，与文学教授无干；反过来，北大学者之论证金庸为代表的武侠小说可以堂而皇之的进入大学讲堂，也与校方无涉。1990年秋冬，我在北大开设关于武侠文学的专题课，从司马迁讲到金庸，并没有引起传媒的关注。长期以来，喜欢或不喜欢武侠小说，纯属个人爱好；学界各说各的，基本上相安无事。只是到了试图将其纳入正规的教学体系，这才激活了本就存在着的根深蒂固的矛盾。“拒绝”还是“接纳”金庸，于是成了传媒最愿意操作的话题。撇开诸多偶然因素，北大此举确实非同小可——“因其无意中触及了学界必须面对、但又尚未真正面对的课题：通俗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地位。”[6] 敏感、执着且颇有论战激情的评论家严家炎先生，再一次站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一不做二不休，1995年春季学期，严家炎在北大中文系开设了“金庸小说研究”专题课，1996年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等，1998年出席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主办的“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7]，2000年主持“2000’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成为大陆学界最著名的金庸小说研究专家。而1999北京大学出版社初版的《金庸小说论稿》，除收录《金庸热：一场奇异的阅读现象》《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金庸的“内功”：新文学根柢》《文学的雅俗对峙与金庸的历史地位》等十二篇专业论文，还有《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等五则附录。此书《序言》日后改题《我为什么要研究金庸》，收入《五四的误读——严家炎学术随笔自选集》，其中有这么一段： 在大学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平心而论，并非为了赶时髦或要争做“始作俑者”，而是出于文学史研究者的一种历史责任感。早在80年代初，我就主张现代文学史不应排斥鸳鸯蝴蝶派小说和旧体诗词（见1980年发表的《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一文），并首次将张恨水写入文学史教材。至于金庸这样的杰出作家，当然更应入史并可开设课程。[8] 此文提及一个细节，即1991年曾在美国旧金山的华文文化中心做两次金庸小说讲座。实际上，1986年9月—1987年9月以及1991年2月—10月两次担任斯坦福大学客座研究员，对严家炎的文学观念及治学方法有较大影响，其中包括谈论鲁迅与表现主义，以及对张爱玲、金庸的高看等。  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007年北大出版社推出《金庸小说论稿》增订版，正文略有增加，但更重要的是“附录二：论争史料存真”，收入《如果这类逻辑能够成立——质疑袁良骏先生对金庸小说的批判》等六则论战文字。袁良骏先生原本也是北大中文系教师，后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双方互相知根知底。撇开风言风语，单就文章而言，袁先生对于金庸的批判过于苛刻，且缺乏学理性。这场意气之争，一般认为严家炎占上风。 在所有金庸小说论著中，若讲文章趣味或理论深度，《金庸小说论稿》都难拔头筹；但你不能不承认，北大中文系前主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著名文学史家严家炎先生的一系列讲课及著述，对于金庸进入文学史及大学课堂，起了决定性作用。 二、两部文学史与两套丛书 在我看来，严家炎作为文学史家比作为批评家更出色，也更知名；而其中的关键，在其主编两套重要的文学史教材，以及多套学术丛书。 1961年，年仅28岁的北大中文系教师严家炎，被抽调到周扬主持的全国文科教材办公室，参加《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可以说，此举决定了他一生的学术方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长期使用的主流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刊行上卷一二册，署唐弢主编；1980年推出下册，署唐弢、严家炎主编。全书合印，统一署唐弢、严家炎主编。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刊行《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署唐弢、严家炎、万平近合编；199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刊行严家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大纲》。随着唐、严主编教材在各高校的广泛流通，作为文学史家的严家炎先生，被一代代修习此课程的学子记住。 2002年，年近七旬的严家炎受教育部高教司委托，重披战袍，主持列入“十五”规划的国家级教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历经八年奋斗，严家炎主编、十位学者通力合作的三卷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2010年终于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推出。2011年5月，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北京大学中文系联合召开座谈会，与会者的发言整理成文，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9期。作者很看重这组发言，《名作欣赏》2020年第1期别册《问学求实——严家炎画传》中，“学界印象”部分，收录最多的便是诸多名家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笔谈（如范伯群、朱德发、刘增杰、张恩和、钱理群、吴福辉等）。  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同样是三卷本文学史，都属殚精竭虑之作，但晚年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影响力无法与早年合作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相提并论。之所以效果不太理想，与整个大环境有关，已然百花齐放，不再是你一枝独秀；而选择使用哪种教材，权力在各高校教师而不是教育部。日后“马工程”系列教材能否一统天下，目前只能说“拭目以待”。与此相关的，还有主编的刻意求新，主张20世纪中国文学应该从1880年代讲起，以黄遵宪《日本国志》提倡“语言与文字合”，还有陈季同用法文写作为标志[9]，此立场并没有得到学界的广泛响应。据说编写组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但严先生很是坚持，为的是说明1980年代后期他在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完成后就认准的方向——“我把‘现代文学’定义为‘与世界各国取得共同的思想、语言的新文学’”[10]。 将近十年前，我曾写过一则短文，其中有这么一段：说实话，对严先生花那么多精力主编教材，我是不太以为然的。因为，教材编写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必须不断妥协，不太可能写得很有学术分量。但严先生说，就对一代学生的影响而言，个人专著无法跟教材比。他说得对，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能耐。十年前，我也曾受北大出版社委托，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可很快就放弃了。明白当主编需要协调内部各种矛盾，需要忍受外部各种误解，而且还得跟各种官方机构打交道，实在非我所长。但严先生的特点是，认准了，一直往前走，持之以恒，感天动地，总有实现的一天[11]。 由于长期编写文学史教材，严家炎先生知识全面，视野开阔，能够耐心协调各方立场及利益，掌控局面的能力很强，论述稳妥，领导放心，群众接受，出新而不违规，推进而又有序。另外，因教材传播面广，主编的名声及收益较大，这也是无可讳言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北大中文系的社会影响力，与若干套由北大教授主编的教材有直接关系。但若作为学术著作衡量，则教材又明显受意识形态限制，有难以逾越的陷阱。 二十多年前，我在《读书》发表《独上高楼》，提及教材“很难进入深层次的探讨，更不要说有出人意表的突破”，原因是： 教科书对任何问题都必须给出明确的答案，不能模棱两可，让学生无所适从。这样一来，教科书作者考虑的，是如何将已有的知识和社会认可的答案介绍给学生，而不是探讨什么一下子很难有定论的疑难问题。就像教师的任务是传道授业解惑一样，教科书作者的姿态是居高临下，传播知识时不大考虑可能存在的反对意见（实际上争论太大的意见也不该写入教科书）。[12] 教材与专著，属于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各有其评判标准。打个比喻，教材犹如水桶，最短之处决定其容量；专著好比标枪，投得最远的那次计算成绩。 我不擅长也不喜欢编写教材，但承认教材的功用及影响巨大。严家炎先生自1961年参加集体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接受唐弢先生为编写文学史确立的原则：“一、采用第一手材料，反对人云亦云。作品要查最初发表的期刊,至少也应依据初版或者早期的印本。二、期刊往往登有关于同一问题的其他文章,自应充分利用。文学史写的是历史衍变的脉络,只有掌握时代的横的面貌,才能写出历史的纵的发展。三、尽量吸收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个人见解即使精辟,没有得到公众承认之前,暂时不写入书内。四、复述作品内容，力求简明扼要，既不违背原意，又忌冗长拖沓，这在文学史工作者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五、文学史采取‘春秋笔法’,褒贬从叙述中流露出来。”[13]严先生日后多次谈及唐弢的文学史编写原则，且表示心悦诚服[14]。对于这部严家炎协助唐弢完成的部编教材，文学史家黄修己曾从四个方面总结其贡献，称其“成为前三十年新文学史编纂中很有代表性的一部”，“雄踞于诸峰之间，似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15]。 不仅主编文学史教材，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领军人物，严家炎还主编了多套学术丛书，其中与我相关的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 虽然《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封面标明“本卷作者：陈平原；主编：严家炎、钱理群”，但我记得是严先生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初规划各卷作者如下：第一卷陈平原，第二卷严家炎，第三卷吴福辉，第四卷钱理群，第五卷洪子诚，第六卷黄子平，除了我是刚出道，其他人应该说都是一时之选。严先生在总序中称：“二十世纪是中国文学在东西方文化交汇、撞击下发生大变革，走向现代化的时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不仅着眼于打通近、现、当代，扩大研究的范围，更注重于研究格局与方法的创新。”[16]不仅主编及同人信心满满，学界以及北大出版社都对这套书寄予很大希望。可惜的是，六卷小说理论资料集如期完成，而小说史则只有1989年12月刊行的第一卷。主编不催促，课题组同人各有各的学术兴奋点，始终无法集中精力，这套拟想中的大书于是搁浅。眼看十五年过去了，第二册还在酝酿中，北大出版社只好改变策略，劝我将此书单独刊行。说是日后全史若能成编，再让我打点行装重新归队[17]。随着时间推移，这套雄心勃勃的大书再也没有成为全璧的机会了。 为什么主编自己负责的第二卷迟迟不能交稿？原因是，当初虽多次讨论，但第一卷是由着我的性子写，出版后严先生才发现，若按他自己的趣味及写作计划，这第二卷跟第一卷的风格差别太大。改变自己的风格，不可能；不改，不合适；放弃，不愿意。只好这么拖着，说是想想办法；可这一想，就是二三十年。本来很简单，各写各的，每卷作者自己负责，合起来，不就行了吗？可严先生说，不，作为一套书，要有“整体感”。这可就惨了，这六个人都是很有学术个性的，怎么可能捏在一起？于是，严先生不催，我们各干各的活去了[18]。 严先生规划“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不太完美，但主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则很成功。在论及区域文化“不仅影响了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作品的人生内容、艺术风格、表现手法，而且还孕育出了一些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后，严家炎断言：“因此，从区域文化的角度来探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构成一个新的重要的研究视角和研究途径，它将使人们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认识获得进一步的深入和拓展，反过来，也将加深人们对不同区域文化特质的理解。这就是我们所以要编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的缘由和宗旨。”[19]大概是吸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失败的教训，这一回严先生不再强求一律，只是指明大方向，然后就是不断催稿。终于，这套1995—1998年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丛书大获成功，共收录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朱晓进《“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李怡《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逄增玉《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费振钟《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魏建等《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彭晓丰等《S会馆与五四新文学的起源》、李继凯《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刘洪涛《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马丽华《雪域文化与西藏文学》等专著十种，质量大都上乘。  费振钟《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多年后回望，这套丛书的规划与制作很有前瞻性，不得不佩服主编的远见卓识与执行力。我忝列丛书编委，没有什么贡献，只是1992年9月24日在长沙举办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做了题为《文学意趣与史学品格》的专题发言，特别强调：“区域文化不只落实在几位先贤遗留的典籍中，更体现为乡风民俗、饮食起居、娱乐庆典等生活方式。即便无法多做田野调查，也必须尽量阅读有关资料。也就是说，少点哲学的思辨，多点史学的实证。”[20] 吸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众多集体项目的教训，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者，大都喜欢单打独斗，这在学术探索上有其合理性。毕竟，人文学更多依赖个体智慧，没必要都搞成大兵团作战。可另一方面，学界确实需要少数德高望重且公正无私的学术组织者。因此，谈论学人之得失，著作之外，还得兼及其组织能力与引领作用。 三、小说流派史之开拓 最能体现严家炎作为文学史家的功力及见识的，无疑是《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此书1989年8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1997年11月韩文译本刊行；2009年8月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增订版；2014年10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再版。该书1992年获国家教委颁发的第二届普通高校优秀教材“全国优秀奖”，2008年获改革开放三十年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百项精品成果奖”，学界普遍将其视为严家炎先生的代表作。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增订版），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焦点，迅速从文学运动走向作家论述（背后是政治上的平反昭雪），略为调整步伐后，又走向思潮流派研究，再接下来才是文体及制度研究。关于思潮流派研究，北大中文系教授们可谓引领风骚。除了严家炎1989年推出《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还有孙玉石的《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以及孙庆升的《中国现代戏剧思潮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当然，这几部思潮流派史著述中，严书影响最大。 关于此书的写作过程，严家炎在“后记”中有清晰的交代。1982和1983年曾在北大中文系讲授专题课，听讲者包括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以及进修教师。每次开讲，近十台录音机同时启动，讲课内容传播甚广，部分观点被他人的文学史、小说史著作所吸纳，讲者于是下决心整理成书。“这是根据我的讲稿整理、补充、修订而成的一部著作”，而成书的关键是1986—1987年出任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访问教授，这才使得“六十年代以来的一点愿望和追求即将实现”[21]。除了长期研究的结晶，制约本书写作的，主要是北大课堂听众以及美国校园文化。后者不仅提供了整理的时间与心境，也包括若干思路的调整[22]。 在考察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钩沉和总结现代文学史上的小说家群落，开创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研究的新格局，这一披荆斩棘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逸兴遄飞的北大课堂与正式刊行的专门著作之间，还有选编《新感觉派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中国现代各流派小说选》四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以及出版《论现代小说与文艺思潮》（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1983年秋，严家炎应上海《小说界》之邀，连续撰写并刊出五篇“中国现代小说流派论”，从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一直说到三十年代的现代派小说。至于全书打头的综论性质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漫笔》《中国现代小说流派鸟瞰》，也都是北大课堂的产物。相对于日后一锤定音的专著，这些陆续刊出的论文，同样认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这三种思潮、三条线索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相互扭结，相互对抗，同时又相互渗透，相互组合，这就构成了现代小说流派变迁的重要内容”[23]，只是在具体流派的确认与划分上不尽一致。如解放区的“山药蛋派”及“荷花淀派”到底算不算流派，作者态度有点犹豫，最终定稿时采用变通的办法——存而不论[24]。 《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的“绪论”，大部分文字照录《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漫笔》。其中包括批评以往的小说史，如田仲济、孙昌熙《中国现代小说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将小说史按照人物形象分类论述，容易产生割裂作品的毛病；“更通常的研究小说史的方法，是按历史顺序、时间顺序逐个逐个地写作家作品，写出小说作家思想的变化、艺术的发展及其与时代潮流的关联。这样的小说史，有时容易成为作家、作品的评论集，并不一定能真正完成小说史应该完成的任务”[25]。后者没有点名，但明显是指赵遐秋/曾庆瑞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1985），以及杨义三卷本《中国现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991）。在严家炎看来，这些都不是理想的小说史著述形式。从流派及思潮的角度来研究小说史，或许会有更大的收获，理由是：“流派是时代要求、文学风尚和作家美学追求的结晶；而且由于它不是只表现在个别作家身上，而是表现在一群作家身上，因此，这种文学现象也更令人注目。”[26]接下来，既反对轻率地乱划小说流派、也不赞成抹煞小说流派存在的严家炎，开始简要介绍他心目中的十种小说流派与三种思潮[27]。 中国现代小说流派的研究，并不自严家炎始；但《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首次发掘了新感觉派、社会剖析派、七月派、后期浪漫派等小说流派，引发后来相关流派的研究热潮，有很大功绩。其中，第七章“七月派小说”很有特点，第八章“后期浪漫派小说”不太成立，最为人称道的，还是第四、第五章。 第四章“新感觉派和心理分析小说”如此开门见山：“稍晚于太阳社、后期创造社的‘革命小说’，二十年代末期和三十年代初期，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一个以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为代表的新的小说流派——新感觉派。这是中国第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28]此前学界或因立场限制对其视而不见，或以为不过是日本新感觉派的拙劣模仿，基本持否定态度。严家炎借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编《新感觉派小说选》之机，认真梳理了横光利一、川端康成等的理论主张及其对中国作家的影响，还有刘呐鸥等上海作家如何借助《无轨电车》《新文艺》《现代》等杂志，尝试将日本新感觉派初期主张的新感觉主义与后期提倡的新心理主义结合起来，最终闯出自己的道路，成为“中国现代都市文学开拓者中的重要一支”[29]。第四章的内容主要根据作者的《论新感觉派小说——<新感觉派小说选>前言》一文改写[30]，主要差别在于增加了第五节“心理分析小说的发展和张爱玲的出现”。从思潮流派转到了创作手法，拉进了那时在海外影响极大而大陆尚未认真关注的张爱玲，看得出作者的“趋新”。好在作者最终还是守住了边界，没有更多离题的发挥，只是引证张爱玲《流言·写什么》中谈初学写文章，借鉴各种资源及文体，其中包括新感觉派：“可见，说张爱玲曾得益于新感觉派，大概是可以的。但自然，不能据此简单地把她当作新感觉派作家。”[31] 相对来说，第五章“社会剖析派小说”最能显示史家严家炎的立场、趣味与功力。第一节“《子夜》的出现和社会剖析派的形成”、第二节“小说家的艺术，社会科学家的气质”、第三节“横断面的结构，客观化的描述”、第四节“复杂化的性格，悲剧性的命运”，单看各节标题，就能大致把握此章要义。其中第二节最有创意，日后左翼文化研究崛起，社会科学在三十年代中国的流播与影响日益凸显，此类小说的研究得以深入展开。可惜受制于体制及篇幅，当初严家炎只是点到为止。 “几乎是在新感觉派的都市文学和心理分析小说获得发展的同时，以《子夜》为代表的另一种路子的都市文学也应运而生了。《子夜》的出现还带来了社会剖析派小说的崛起。这样，在三十年代，新感觉派的都市文学与左翼作家的都市文学，心理分析小说与社会剖析小说，这两类作品就互相映衬，互相竞争，并在某种范围内互相影响，互相渗透。”[32]这段话很能显示严家炎的特点——站位较高，概括力强，简明扼要，用词准确，不愠不火。这是长期编写教材锻炼出来的本事，得益于作者阅读量大，眼界开阔，有明显的自家立场，但照顾到方方面面，说话不会太偏颇，声音也不会太尖锐。日后李欧梵的《上海摩登》风靡一时，北京的好些青年学者很不服气，认为李著抹杀了左翼的都市文学。我在北大讲“都市文化研究”专题课时，曾有所辨正。  严家炎编《新感觉派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差不多同一时期，两本《新感觉派小说选》分别在北京与台北刊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台北：允晨文化，1988）。严编出版在前，李欧梵访问施蛰存时，施已提及严来征求版权[33]。日后严家炎出版《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1989），李欧梵则撰写名著《上海摩登：一种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英文版199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推出，中译本200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单看书名，一谈“小说流派”，一讲“都市文化”，各自的侧重点及理论资源明显不同。更何况，教材必须面面俱到，专著不妨千里走单骑。严家炎长期撰写教科书，养成准确、清晰的表达习惯，如第四章第三节“新感觉派小说创作的特色”，包括三个加框的论述要点——第一，“快速的节奏以表现现代都市生活”；第二，“主观感觉印象的刻意追求与小说形式技巧的花样翻新”；第三，“潜意识、隐意识的开掘与心理分析小说的建立”[34]。全书风格大致如此，每章四至五节，每节若干要点，单看精心提炼的章节标题，就能大致了解该书的主要观点，读者很容易记忆与把握。 除了论述清晰，再就是观点稳妥。如“绪论”提及十个流派，为何只有八章？因“东北作家群”只是“准流派”，而解放区的“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五十年代后才得到真正发展，故存而不论。对于史家立论之谨严，弟子温儒敏充分体会，并给予高度评价。2009年增订版《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收录多篇书评，其中写得最好的，当属温儒敏的《现代小说“群落”的开拓性研究——读严家炎著<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温文点明严著最重要的特点是： 严家炎教授主编过《中国现代文学史》，熟悉和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对作家作品的分析比较也很细致，这使他有条件从复杂多样的创作趋向和审美结构中分离出某些有影响的风格类型，以总体风格的确认作为辨识流派的基本标准。这当然比只从社团、题材或一些表面的文学主张去区分流派更有充分可靠的根据。[35]。 温儒敏和钱理群、吴福辉、赵园、凌宇等同为文革结束后王瑶和严家炎合招的硕士生，当年导师开列的阅读书目，是一大批全集、文集和作品集，而且要求真读。九十年代以后，学术风气变化，此“北大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阅读书目”形同虚设，我当教研室主任时只好重新调整。十年前，年轻教师们集体讨论，认真考虑学生们的时间、需求及能力，又作了一次调整。所谓“调整”，除增加若干理论书籍，更重要的是减少作品阅读量。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今天的研究生，不可能像八十年代初那代人那样心无旁骛地读书。平日也在读书，但更多考虑毕业论文问题；等选题确定后，才可能真正“沉湎书海”。个案研究可以藏拙，一旦需要高屋建瓴的综论，很容易露怯。这个时候，方才知道自己与前辈学者的博览群书，存在明显差异。或许正是看到这一点，黄修己在《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中特别表扬严家炎此书“建立在扎扎实实的研究基础上，比较注重科学性，既有新见又有比较充分的论证”；“这部著作的出版，结束流派研究初期的混乱，使这一研究踏上了科学性的新台阶”[36]。 四、严谨求实的一代 晚清至五四时期，现代中国学术处于全面开拓阶段；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学术日渐专精，从业人员不再四面开花，而是集中精力从事某一方面研究，如政治学、思想史或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等。具体到每个学科，从开山立派到继承创新，发展路径千差万别。作为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真正成型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代高举大旗，站稳脚跟；第二代忍辱负重，继往开来。 若论治学风格，这第二代学者的特点是，严谨求实之中，不乏开拓进取，努力开枝散叶，往各个方向发展，如文学史、思潮流派、文体风格，还有学科史等。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及其会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起了重要的组织与引导作用。而作为会长王瑶先生的左膀右臂，樊骏负责学会，严家炎负责学刊，两人配合默契，使得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界风清气正。 比严家炎略为年长的樊骏（1930—2011），1949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念书，1953年本科毕业后，进入今天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一直工作到退休。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之所以发展十分顺畅，一时间甚至成为“显学”，除了改革开放的大环境，还有王瑶、唐弢、李何林的大旗，再就是一大批中生代学者的同心协力。在一次座谈会上，我曾感叹樊骏学术上的“洁癖”，编选自家两卷本《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时，不该将大量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学科史、学科评论的文章剔除在外。因为那些曾收入樊骏《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的早期文章，“其实更能反映学科发展的历史和问题脉络，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37]。我们这一代文革后培养的研究生，目睹这个学科的迅速崛起与逐渐成熟，且大都得到严、樊等先生的引领与庇护，没有他们的传帮带，我们这一代的成长会碰到更多障碍。 与王瑶先生等披荆斩棘、创建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学科不同，樊骏的著述其实不多，其影响力之所以持续，主要靠立身谨严以及对于学术的执着。在怀念文章中，我曾援引原哈佛大学教授杨联陞的典故，称樊骏乃中国现代文学界的“学术警察”。在我看来，维护学问的神圣，推动学术的发展，靠什么？主要不是靠高高在上的政治权威，也不是捕风捉影的大众传媒，而是学界及师友间的互为“诤友”——互相敬畏，互相监督，互相批评。在此意义上，我们需要各种外在的以及内在的“学术警察”[38]。 如今，樊先生去世多年，仍然健在的严先生也已年过八旬。他们所代表的学术时代已然过去，但仍值得我们深深怀念。早年我谈八十年代学术风气，曾提及“隔代遗传”——“八十年代的我们，借助于七八十岁的老先生，跳过了五六十年代，直接继承了三十年代的学术传统。”[39]此说虽有一定的洞察力，但在日后的流播与阐发中，被误解为对五十年代大学生的漠视，引起了一些长辈的不满。严家炎先生很隐晦，在《文艺研究》那篇答问中略为辩驳。我完全同意严先生的观点：“20世纪50/60年代受教育的学者有自己的局限和弱点，但他们在学术上还是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且，“应该说还是三代人的合力，才勉强弥补和消除了‘文革’十年造成的文化断层”[40]。只是我更多关注八十年代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的大转折，探究当代大学如何接上老北大或西南联大的血脉，而较少考虑具体人物的成败得失。 任何时代的学校，都在培养人才，问题在于人才多少以及境界高低。严家炎先生等无疑是他们那个时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佼佼者，之所以不揣冒昧，讨论他们所能达到的学问及精神的高度，其实包含严肃的自省——后人对我们这代人的评价，或许更为严苛。 2020年4月21日讲述，9月2日整理 注释： [1]严家炎；《回忆·感想·希望——为<我与文学评论>一书作》，《论现代小说与文艺思潮》第300—306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2]贺桂梅：《从“春华”到“秋实——严家炎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09年第6期。 [3]严家炎；《回忆·感想·希望——为<我与文学评论>一书作》，《论现代小说与文艺思潮》第305页。 [4]严家炎；《回忆·感想·希望——为<我与文学评论>一书作》，《论现代小说与文艺思潮》第302页。 [5]严家炎：《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初刊香港《明报月刊》1994年12月号，又见《世纪的足音》第199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 [6]参见陈平原《“通俗小说”在中国》，《上海文化》1996年第2期。 [7]此乃到目前为止水平最高、影响最大的金庸小说研讨会，葛浩文、刘再复主办，有中英文论文集：《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明河社，2000年）、The Jin Yong Phenomenon：Chinese Martial Arts Fiction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by Ann Huss and Jianmei Liu，New York:CambriaPress，2007）。 [8]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序言》，《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又见《五四的误读——严家炎学术随笔自选集》第295—300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 [9]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曾组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出版座谈会，年轻一辈学者均不同意将1880年代陈季同用法文在法国发表的《中国故事》（《聊斋志异》法译）、《黄衫客传奇》（《霍小玉传》法译改写）以及与法国人蒙弟翁合著的《中国人自画像》《中国人的快乐》《中国人的戏剧》等（这些书的中译本大都21世纪方才刊行），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因争议太大，怕起反作用，录音稿整理后没有正式刊发。 [10]参见贺桂梅：《从“春华”到“秋实”——严家炎教授访谈录》。 [11]陈平原：《为何“严”上还要加“严”》，2010年12月13日《文汇报》。 [12]陈平原：《独上高楼》，《读书》1992年第11期；又见《小说史：理论与实践》第3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13]唐弢：《<求实集>序》，严家炎《求实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 [14]只是在《唐弢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中，有这么一句：“这些意见，除了第三点可予商讨之外，大多起了很好的作用。”参见《五四的误读——严家炎学术随笔自选集》第183页。 [15]参见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200—21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16]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前言》，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17]参见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新版序言》，《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18]陈平原：《为何“严”上还要加“严”》。 [19]严家炎：《区域文化：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视角》，《世纪的足音》第268—269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年。 [20]参见陈平原《文学意趣与史学品格——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群言》1996年第8期；又见陈平原《依旧相信》第212页，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 [21]参见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第33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22]如第四章第五节“心理分析小说的发展和张爱玲的出现”，便明显受美国之行的影响，参见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第166—174页。 [23]参见严家炎《论现代小说与文艺思潮》第15页。 [24]参见严家炎《论现代小说与文艺思潮》第9—10页、37页，以及《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第10页。 [25]参见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第1—2页。 [26]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第2—3页。 [27]参见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第5—15页。 [28]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第125页。 [29]参见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第141页。 [30]参见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第125—174页、《论现代小说与文艺思潮》第154—191页。 [31]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第167页。 [32]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第175页 [33]参见李浴洋《在中国发现“现代主义” ——晚年施蛰存与李欧梵的学术交谊》，《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5期。 [34]参见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第141—155页。 [35]温儒敏：《现代小说“群落”的开拓性研究——读严家炎著<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1989年11月11日《文艺报》；又见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增订版第361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 [36]参见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276—277页。 [37]参见程凯《樊骏先生<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学术讨论会纪实》，《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 [38]参见陈平原《告别一个学术时代》，2011年2月16日《中华读书报》；又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告别一个学术时代——樊骏先生纪念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39]参见《我的“八十年代”——答旅美作家查建英问》，初刊《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6期；又见陈平原《大学何为》修订版第36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40]参见贺桂梅《从“春华”到“秋实”——严家炎教授访谈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