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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多民族国家建设中，国家认同建构是必须优先解决的根本性问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作为我国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建构具有特殊意义。长期以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研究大多是停留于语言习得与文化传承层面对其作一技术性审视，而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内在包含的在教育情境与过程中建构稳固态国家认同的深沉意蕴关注不足。从发生学的视角来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不仅推进了各民族成员平等有序的政治参与，也有助于实现各民族的经济整合与共同性发展，并为中华各民族文化的黏合通融提供了必要平台。持续夯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这一基础性工程，对于多国家认同建构的传统路径将是一个新的拓展。 关键词：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国家认同；建构 作者简介：青觉，甘肃天祝人，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族政治学、民族理论；吴鹏，安徽铜陵人，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民族政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民族学。 基金：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项目编号：18VSJ092）的阶段性成果 在现代多民族国家的建设实践中，为了维持国家合法依规运行的长治久安状态，实现对各民族成员情感心理与利益诉求的有效整合，就必须要建构起一种稳固态的国家认同。林尚立从国家与人民的双向关系出发，将国家认同定义为人们对其存在其中的国家的认可与服从，它反映的是人与国家的基本关系。“对国家而言，国家认同决定着国家的合法性基础，进而决定着国家的稳定与繁荣，最后决定于认同主体的自主选择”[1]。就具体指向而言，国家认同在认知维度上反映人们对政治制度、国家历史、政治权威、英雄人物、风俗文化等的认识和了解。在情感维度上是指人们对国家的依恋感、归属感、热爱感、荣誉感、自豪感，是对国家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合法性的承认，接受执政党的政见，并参与国家的建设[2]。从现代民族国家现实运行的视角来看，国家认同建构与对国家的有效治理呈现出一体两面的辩证依托关系。蔡文成认为，国家是客观存在的政治共同体。现代国家建构是复杂的政治系统，现代国家的存在与发展既需要完善的国家治理，也需要坚实的国家认同[3]。周平进一步指出，获得并保持一定的国家认同，是民族国家存在的基础，构建国家认同也成为民族国家建设的根本任务。随着民族国家“多族化”现象的出现和发展，认同构建就成为民族国家必须优先解决的根本问题[4]。 从内涵来看，国家认同是具有主体性的人交互实践的产物。中国的国家认同建立在人民主体性基础之上，主体性构成各民族现代国家认同的生成点[5]。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是一种特定的政治文化现象，并且总是以问题的形式凸显出来。这种问题产生并存在于多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内的民族群体之中，是一种“集体忠诚冲突”，即各个民族群体对自身的认同与对国家的认同之间的矛盾[6]。同时应当看到，与作为特定历史阶段内产物的“国家”相对应，国家认同也需要放置在一个动态的历史视野中进行准确把握。郑晓云指出，在边疆地区，很多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并非与生俱来，伴随国家的形成与边界的变化，人们也在不断进行国家认同的构建[7]。除此之外，还需要厘清“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这对相近概念的联系和区别。相比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在现代多民族国家建构的价值序列上居于高阶。杨鹍飞认为，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一样，是群体成员社会认同的一个构面。认同是个体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中潜移默化或学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8]。周光辉等人则从三个方面阐明了国家认同对民族认同的涵括与超越。在多民族国家之中，从普遍性上来说，民族认同是一种局限于部分国民的特殊性认同，属于国家内部对特定族群的认同，而非一种涵盖所有国民的普遍认同；从属性上来说，民族认同是一种文化认同，而非政治认同；从源起上来说，民族认同是一种自然性社会认同[9]。而国家认同作为高层次的认同，是国内单一民族认同和地域认同的升华，是维护国家安全统一的坚实基础[10]。 以上从国家认同之本体性价值出发、探讨其具体内涵与概念范畴的研究，为我们对于国家认同之现实建构路径的分析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指引。就本体论而言，国家认同是多民族国家社会成员对于国家之情感判断与价值认知的客观呈现，而国家认同建构则是在此基础上意图达成的一系列导向与生成机制。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教育活动及其背后隐藏的文化习得过程，在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中占据着关键地位。教育场域的构建是推进社会个体之国家认同由自在走向自觉的重要途径[11]。文化认同是民族凝聚力和国家向心力的动力之源，是国家认同最深厚的基础。以文化认同为契合点来固基国家认同，强化了国家认同的心理依据和思想基础，有利于多民族国家增强和拓展国家认同的空间[12]。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学习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一项基本义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作为我国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建构具有特殊意义。长期以来，国内学者对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研究大多是停留于语言（文化）习得层面作一技术性审视，并据此考察其作用与功能，而忽略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内在包涵的在教育情境与过程中建构稳固态国家认同的深沉意蕴。同时，由于缺乏一个统合性的分析框架，也使得我们难以洞悉国家认同建构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相互之间有机关系的内在逻辑与整体图景。为此，应当从政治、经济、文化等维度出发，充分正视与挖掘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在国家认同建构层面的独特价值，并在不断拓展国家认同建构路径的具体实践中，准确把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时代内涵与中国特性。 一、理路与命题：国家认同建构与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内生关系 从社会背景上看，国家认同建构的必要性，是由中国多民族的基本国情、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现实所共同赋予；从政治实践上看，国家认同建构牵动着多民族国家的主权确认与文化整合，是当代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关键环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作为我国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所具有的性质与特点，为推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建构提供了现实基础。 （一）国家认同建构的背景：多民族国情与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现实 国家认同建构的必要性，首先是由我国多民族的基本国情决定的。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汉族和少数民族一道，共同创造和发展了中国的疆域、中国的历史以及中华文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13]。无论是在物质生活层面，还是在精神文化层面，中华各民族都是环抱在一起的有机整体，中华各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也可视作为各民族之间彼此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在生息繁衍的过程中，各民族频繁迁徙，逐渐形成了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分布格局，并在此基础上呈现出当今我国民族关系的基本面貌。 国家认同建构的另一源动力，则要归结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现实。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中国社会也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就民族关系而言，一方面，原先相对稳定的民族分布格局出现了流动化趋向，各民族的空间分布朝着充分平衡的方向变迁，人际、群际以及族际间纽带关系更加复杂多样和动态活跃，各民族成员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呈现出相互交融的态势，民族地区与少数民族群体的传统边界也开始模糊。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体制对社会资源的配置重组，也加剧了社会个体之间乃至不同民族之间的利益竞争，进而重塑着各民族成员对国家认同的社会心理基础。 （二）国家认同建构是当代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关键环节 鉴于上述背景，建构覆盖中华各民族全体成员的国家认同，不仅在学理意义上显得尤为必要，而且在我国的现实政治生活中也变得不可或缺。在民族国家时代，对于一国范围内不同族群与文化的系统整合，需要落归于主权国家的政治框架之下。在此过程中，首先就需要建构一种为全民所普遍接受的对于国家的认同。如果具备这样一种坚实的国家认同，主权国家内多民族的交流与互动，就能在有序轨道内持续展开；如果缺乏一种稳固态的国家认同，多民族国家内部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互动，就会有失序乃至冲突的危险。 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各国对于国家认同的具体建构思路与方式也各不相同。中国对于国家认同的建构，主要是以“中华民族”为逻辑起点，通过建构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之最终落实成为一种对于社会主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衷心认可。首先，作为国家基础性政治资源的国族——中华民族及其建设状况将是中国能否实现国家、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根本保障与基本要素[14]。其次，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基于中国多民族国情、政情提出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话语，也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来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中各民族精神层面上形成的共同体的准确表述。其目标是从精神层面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链接纽带和强健联系[15]。再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由各族人民的中国认知体验、中国价值信念和中国行为意愿三个要素关联共存而成”[16]。因此，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在于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从性质上讲，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既是民族认同，也是国家认同，更是一种共同体认同[17]。在这一逻辑理路之下，中国的国家认同建构，依托各种物质性工具与政策机制有序展开，并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开放性的路径集合。 （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是对中国多语言混合现象的客观回应与正向引导 从本体论视角观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隶属于民族教育范畴之下，是我国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国际上通用的定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这个术语指的是以两种语言作为教学媒介的教育系统，其中一种语言常常是但并不一定是学生的第一语言。”[18]当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概念及目标是相异的，它并非单一的教育概念，而是一个同时兼具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要素的复合概念。”[19]而究其本质而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则是指文化教育与语言教育的结合。”[20]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与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多民族混居环境密切相关。在中国广大的少数民族地区，同时使用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的双语现象，是长期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我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全国55个少数民族中，除回族和满族通用汉语外，其他53个民族共使用着80余种语言（其中22个民族共使用着28种文字），这些语言分属于5种不同的语系（不含未知语系）。多语言、多文字、多文种构成了中国语言状况的鲜明特征，双语现象甚至多语现象也因之成为中国民族地区以及民族混居地区的普遍现象。 因此，中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自开始实施，就肩负着两大任务：第一是要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人才；第二是以学校课堂为主阵地，以教学为主要手段，积极有效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以进步促团结。在这两个任务之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也相应地具备两方面关怀。一方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注重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语言不仅是少数民族在日常生活中的主要交流工具，也是记叙其民族记忆与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着眼于引导学习者系统学习和掌握国家通用语言与文字。国家通用语言是现代性社会的交际与信息传播工具，与民族语言的文化和人权功能为互补关系，因此国家通用语言强调的是其社会交际和信息载体的工具认同[21]。也即是说，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并非是妨碍少数民族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更不是要用国家通用语言取代少数民族语言，而是要使广大少数民族干部、学生与普通群众，在熟练掌握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同时，还能掌握一种全国通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交流语言，从而获得更顺畅的对外交往与更宽阔的发展空间。这不仅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相互学习，也有益于营造团结、融洽的社会心态，因而符合各民族的共同利益。 二、功能与嬗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对于国家认同建构路径的新拓展 在当前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具体研究中，我们更多的是关注其在语言训练与文化习得层面的功能，而对其在国家认同建构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认识不足。从政治层面来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推进了各民族成员平等有序的政治参与；就经济层面而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有助于实现各民族的经济整合与共同性发展；从文化层面上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为各民族文化的黏合通融提供了一个开放性平台与必要媒介。以上维度的分析，为我们理解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在国家认同建构中的价值地位，提供了一个新的认知框架。 （一）政治层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推进平等有序的政治参与 从系统论观点来看，各民族成员政治参与的形态与效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治理努力能否得到有效兑现。而要想实现各民族成员积极、主动与全方位的政治参与，则必须以社会成员合法性权益的切实保障为基础，建构一个共享性的政治参与机制与利益分配机制，以此持续濡化社会成员的政治观念与政治行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通过对国家基础性政治资源的有效整合、双语人才培养，以及为民族区域自治提供现实依托等，激发出各民族成员对于现实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使得他们在此过程中不断培育、累积政治认同，进而生发稳定而持续的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 在多民族国家的现实生活中，民族问题错综复杂，要对其实行持续有效的治理，就需要秉持一种公正性价值立场，即超越各民族的具体身份，从国家立场出发，运用国家力量来调整族际利益关系，控制族际间的利益争夺，平衡各个民族群体的利益要求，从而维护国族的整体利益，保障多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的统一与稳定。对于国家而言，公民的政治——法律身份决定基础层面的国家认同，而归属性的国家认同则是一种更高层面的心理认同，不仅取决于国家制度的满足情况，还需要公民对国家形成结构性的依赖与支持关系[22]。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由于语言不通，在一些边疆民族地区，国家是一个抽象而遥远的概念，国家意志必须要经过精通双语的专业人员之手，才能传达至底层，而借助这一信息“垄断—过滤”机制，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精英与文化精英，得以将政治权力牢牢掌握在手中。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推行，不仅加速了异质性语言环境下信息阻隔机制的消解，同时也为各民族全员性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条件，这对我国的政治制度文化以及公共权力机构的型塑与完善，具有深刻影响。除此之外，伴随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活动的稳步推进，政治制度文化与公共权力机构二者协同作用下的对于国家政治生活的优化趋势与变革动力，也得以持续产生。这不仅对于我国的多民族国家治理具有重要价值，而且也使得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基础性政治资源的有效整合成为可能。 在人才培养方面，国家结合整体人才培养发展规划、以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切实需要，协调开展针对性、专门性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工作。通过对于教学师资的配置、教育资源的保障以及教学模式的创新，显著提升了课堂教学的质量。改革开放后，通过内地西藏班、内地新疆高中班、少数民族预科班以及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等多种形式，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了大批双语人才，从而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建设所必需的人才资源提供了切实保障。以广西为例，截止2015年，全区实施壮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的县（市、区）共有35个，壮汉双语学校158所，在校生92547人。在培养大量双语人才的基础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价值还在于其对现代公民精神的引导与生成。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凭借自身教育内容的丰富性与教学方法的科学性，不仅有助于塑造具备现代性知识与现代性观念的公民个体，而且有益于在全社会范围内生成平等、多元、包容的现代公民文化，从而实现多民族国家全员整体向现代化转型的价值追求。 实现各民族成员合理有序与积极主动的政治参与，需要确保国家权力与公共权力在各民族之间的合理分配。我国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这不仅提高了少数民族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政治地位，而且为其在国家与地方事务中的合理有序政治参与奠定了制度基础与现实依托。除此之外，民族区域自治所牵涉的地方性治理事务，既有民族事务的特殊性，又有区域事务的普遍性。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更有效呼应和保障各族人民、尤其是少数民族群众发展性诉求与平等性权利的现实需要。从法理逻辑上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的实施，是对多民族统一国家和合性特征与发展性思维的突出呈现，并将其置于国家法律的框架之内，与其他国民教育形式共同形成了一个既可通融又可互补的教育体系，这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持续运行提供了支持。从民族区域自治过程中的现实政治参与来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通过对各民族成员的系统教育与文化濡化，为其广泛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必要的能力素质，并使其在政治参与过程中不断凝聚政治共识，持续提升政治认同与政治向心力，进而促发其国家认同。 （二）经济层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有助于实现各民族的经济整合与共同性发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民族地区多种社会关系也在加速重组，东西部地区在社会资源、尤其是经济发展资源上的不平衡性，使得广大西部地区各民族人口的外向性流动成为一种鲜明的时代特征。这种人口的跨区域族际流动，给社会同时带来了积极与消极的双重影响：一方面，这种流动促进了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在更大范围实现了劳动和资本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进城农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福利等各方面普遍受到不平等的待遇，成为典型的“弱势群体”，而且这又使城乡差距在城市内部被不断再生产出来[23]。这种社会成员内部差距的日益显现，无疑会松动社会主义国家平等互嵌的多民族关系格局。更进一步，当我们从多民族国家内部团结的视角观之，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社会变量，可能会对族际和谐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国家认同建构带来严峻挑战。市场经济既有造就“民族经济”一体化的强大功能，也具有分化社会、孕育利益冲突的“负能量”[24]。这种挑战也切实体现在各民族学生的就业竞争以及由此生发的社会竞争之上。“当少数民族毕业生与汉族毕业生在就业和下岗方面因为竞争作用而出现明显对比时，他们所面临的就业困难和各种压力就可能会激发带有族群背景的民族情绪”[25]。 在此背景下，为了维持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基石，就需要进行有效的经济整合。国家或区域经济的一体化，亦即经济整合，是民族整合的重要举措。各民族成员在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活动的一体化过程中，形成产品、资源、资本等方面的依存与共生[26]。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作为一种覆盖民族地区的现代教育模式，为各民族走向现代化、社会化提供了渠道和桥梁，这对于促进多民族国家的经济整合具有独特作用。少数民族人口多是聚居于交通相对闭塞的西部地区，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过程中，他们学习、掌握国家通用语言和文字，并以此作为交流沟通的媒介，逐步走向城市、融入城市，从而获得更加优质、充足的就业机会，实现自身的发展目标；另一方面，中东部的现代化经济浪潮，也能通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这一介质深入到广大西部地区，从而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对于国家通用语言的认同，更多体现在对其社会交往功能的工具性认同。这种认同是根据现实需求的迫切程度而呈现出高低变化。而统一性的市场机制，贯通了以往依靠地域与血缘关系连接在一起的诸多经济单元，并吸纳、整合社会全员参与其中。这就推促少数民族成员必须理性对待国家通用语言，认识到国家通用语言的作用与价值，认真学习掌握国家通用语言和文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作用还体现在，它一方面通过国家通用语言和文字的教授来塑造学习者的国家认同，另一方面又借助语言的连接与“翻译”功能，来传承、保护民族文化和地方性知识。这些特殊资源在市场机制下又会转化成为一种对于各民族利益的普遍承认。 （三）文化层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为各民族文化的黏合通融提供平台与媒介 由于少数民族多是聚居在交通欠发达的地区，使得少数民族居民缺乏与外界沟通的必要渠道，这种封闭状况又进一步加剧了不同文化单元之间的隔膜与界限。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虽被划归于我国民族教育的范畴，但其受众却并不仅限于少数民族。在现实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过程中，各民族文化可以共享一个开放性的交流平台，这不仅使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更加顺畅，而且也便于各文化取长补短、呈现自我，从而使各民族的多元文化有机融合为一体，并为社会主义国家文化的广泛认同奠定情感基础。通过族际间的语言交流与文化交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可以疏通和联系以往相互封闭的地域单元与文化单元，使社会实现由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团结性”转换。 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国家开展的各种文化教育，都承载着相应的任务与功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最为重要的价值，就在于培育各民族青少年的国家意识和相应的文化能力。这种文化能力，从通俗意义上讲，一般包括跨民族的文化接触能力、沟通理解能力以及共同生活能力等内容，它们最终指向的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生成，使得原来渊源不同、性质不同以及目标取向、价值取向不同的文化，经过相互接近、彼此协调，在内容与形式、性质与功能以及价值取向、目标取向等方面不断修正，发生变化，特别是为共同适应社会的需要，往往渐渐地融合，组成新的文化体系[27]。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符合“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课程的设置和实施要能在学校这一层面上满足国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需要，让受教育的民族成员在表象和行为上与思想（意识形态）是一致的，既培养了对国家的认同又能真正产生爱国主义情感[28]。通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不同文化之间展开有序接触、传播与沟通，进而促进各文化彼此之间的文化承认、文化理解与文化尊重，最终实现各民族成员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基础性价值与共有性文化的认同，从而为更广泛的国家认同打下坚实的情感基础。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持续推进，有助于尊重和保护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色与文化多样性，并通过语言媒介，促进少数民族特色文化的存续与传播。以西藏自治区为例，改革开放后，政府加大了对于民族文化作品的编译力度，从1981年到1985年的短短几年间，就编译了双语教材500余种。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可以有效回应多民族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双重诉求：即现代性的主流社会要求必须熟练掌握国家通用语言，与此同时，少数民族语言和传统文化也必须得到保护与传承。并有助于弥合这一根本性张力。来自于不同民族、不同语言背景和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在接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性的文化发展共识，并进而相互黏合吸纳，孕育出新的文化内容，也即是大家普遍遵循的共同性文化。在文化差异性与文化多样性的背景下，如果具备这样一种共同性文化，那么在出现文化冲突时，就能够以一种公平、通融的价值取向，在冲突主体之间实现双向度的交流沟通，从而达成各民族文化的“兼收并蓄”与“求同存异”。 三、导向与取径：准确把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时代内涵与中国特性 循着国家认同建构的思路，我们还需要准确把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时代内涵与中国特性：在认知观念上，必须摒除“大汉族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的两种错误倾向；在范畴界定上，需要正确辨认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与国外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共性与区别；在实践路径上，要积极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成为一个全员参与的系统性工程。而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这一基础性工程的持续夯实中，新时代多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整体性图景也将会更加明晰。 （一）摒除“大汉族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的两种错误倾向 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实施过程中，需要对其具体内容进行准确甄别，这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要注意摒除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大汉族主义”倾向，主张通过汉语教育，彻底代替既有的民族语言教育，将汉语教育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在操作层面上完全等同观之。另一种则是“地方民族主义”倾向，认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本质是利用国家通用语言代替自身民族的传统语言，因而拒绝接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客观来说，这两种对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错误认知都还没有完全得到消除。毋庸置疑，它们都不利于建构稳固态的国家认同。从利益主体的视角来看，这两种错误倾向虽然立场相左、形态迥异，但本质上都属于本位主义的变体，二者均是从自身狭隘的立场出发，以自身的利益追求来判断公共性问题，并将之与公共性政策的制定、执行进行捆绑。当然，如果仅仅只是基于利益考量来决定自身对于公共性问题的立场和主张，这种情况其实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并不鲜见。以上两种错误倾向，之所以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与重视，还在于其关乎着国家认同能否得以有效建构的根本性问题，它们以一种片面、割裂的眼光来看待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归类于针对特定民族的政策安排，其实这在更深层次上反映了他们对于国家认同的偏离。而这种对于“国家认同”理解上的偏差，事实上可能会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之国家认同建构的内在阻碍。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形成的，我们需要理性看待多元与一体的辩证关系。“多元”是“一体”的前提，而“一体”是“多元”的基础。具体到民族相关议题上，既要防止同化导向的大民族主义，又要防止带有孤立导向的地方民族主义，只有深刻认识到中华各民族“谁也离不开谁”这一基本事实，才能充分领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对于多民族国家之国家认同建构的隐藏意蕴。由于国家认同建构在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基本国情的承认与维护之上，与之相对应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也就成为了一种沟通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的必要举措。而厘清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在国家认同建构中的使命与功能，我们就对以上两种错误倾向具备更为清醒的认知。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这种在学校当中单方面侧重的倾向，不仅难以达到培养学生认识和理解不同民族文化的目的，也无法构建出包括不同民族文化和整体中华文化在内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最终也只能实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培养“双语人”的目的，而很难培养出“民汉兼通”的双文化人[29]。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培养既沟通中华民族文化共性、又尊重各民族文化个性的双文化人，这对于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建构具有广泛的基础性价值。 （二）理性分辨中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与国外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共性与区别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作为中国民族教育的特殊形式，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我们需要对其适用的范围与人群进行准确界定，在与国外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理性辨认二者之间的共性与区别。当今世界，多民族或者多族群构成是主权国家的基本样态。作为少数族裔融入主流社会的必要手段，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在多民族国家的公共教育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以美国为例，美国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种族和多语言国家。自建国伊始，语言就呈现广泛性、多样性特点。随着移民人口的不断涌入，母语非英语的人口也越来越多。据1790年美国首次人口普查资料统计，当时母语非英语的人数约占全美人口总数的1/4；到2013年，美国使用非英语语种人数高达6000万人[30]。早在1968年，美国联邦政府颁布了《双语教育法》，这意味着美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从此开始走上法制化和制度化的轨道。与此同时，以少数民族学生母语和英语为教学手段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形式，也随之不断完善和发展。通过对美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研究分析，我们可以梳理出其与国内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所共同具有的特性：第一，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都使用一种“共同语”教学；第二，中央政府通过国家财政拨款和制定相关配套政策，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实施提供外在保障；第三，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过程中，都注意保护少数民族学生的平等权利。 在把握美国与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所具备的共同性特点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二者之间的现实区别。首先，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其国内的少数民族主要是由海外移民构成，而中华各民族大都是世居民族，因此，虽然中国各民族仍然保持了自身独特的文化和语言，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各民族共同生活，在交往交流过程中不断融合，形成了团结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因此，中国各民族在珍惜自身母语的同时，也衷心认同国家通用语言，这与美国国内移民对待母语和主流社会语言（英语）的态度具有很大差异。其次，中国《宪法》明确强调了各民族语言的平等，以及少数民族使用自己母语的权利，这一政治态度和价值取向，从建国伊始直至现在，都没有改变。而美国政府对于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母语的行为，则持政治反对态度，认为保留少数民族的母语，即意味着忽视英语能力的习得，因此建议废除强势母语教育，取而代之以一些淹没式和过渡性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计划。最后，美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更多地被赋予了反贫困、反歧视的社会学涵义，而较少考虑在少数民族语言发展以及文化保护上的教育目标。中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则更加强调在教学的同时推进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鉴，并引导学生在潜移默化的文化习得中，基于自主选择而生成深远持久的对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认同。 （三）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成为一个全员参与的系统性工程 由于中华各民族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语言与文化类别丰富多样，因此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也不可一概而论。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具体实践中，要深刻认识到其内涵外延的丰富性、教学目的的特殊性、教学模式的多元性、教学过程的长期性以及内外影响要素的复杂性，树立整体性视野与全局观念，将宏观、中观与微观因素相结合，统筹各方面资源，综合施策、稳步推进，做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需要真正考虑到区域内部的民族结构、同一区域地理范围内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化和历史记忆的差异，尤其是同一空间范围内的多个世居民族的文化迥异，考虑到当地双语师资水平的参差不齐，考虑到不同自治州、旗县乃至民族乡镇的特殊民族政策[31]。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工作是一个集复杂性、多样性、长期性于一体的社会系统工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事业的顺利开展不仅需要国家层面加强顶层设计，出台宏观的政策规划加以引导、规范，而且需要有关省区出台适宜本地区的政策文件及实施方案给予保障，更需要州县、学校做好基层管理工作，从而建立起相应的管理体系和健全的实施机制[32]。 四、结语 统而言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国家认同建构的一项基础性工程，不仅为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提供了物质性基础，也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注入了绵绵动力，因而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民族治理事业的重要支撑与依托框架。从更广阔的国家治理视角来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现实开展状况，直接关乎着国家在民族地区的治理效能与治理水平。判断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治理事业能否取得成功，最关键的衡量标准就在于其是否符合多民族团结融合的历史潮流、是否能够赢取各族人民的人心。因此，在当代多民族国家的建设实践中，我们需要通过治理目的、治理主体、治理过程以及治理成果共享的人民性，来实现“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发展目标[33]。作为覆盖中华各民族成员的一项公共教育事业，新时代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需要充分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与创造活力，兼顾各行为主体的利益与诉求，更加注重与社会共同性价值理念的嵌合，持续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34]，从而在全员参与的过程中获得社会的广泛支持与衷心拥护，进而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华各族人民对于国家认同的“殊途同归”。 参考文献 [1]林尚立.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J].中国社会科学，2013,(8). [2]赵锐，胡炳仙.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现状及影响因素——基于Z民族院校的调查[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4). [3]蔡文成.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危机与重构——以国家治理为视角[J].理论探索，2015,(5). [4]周平.民族国家认同构建的逻辑[J].政治学研究，2017,(2). [5]张雪雁.主体性视域下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建构逻辑[J].民族研究，2014,(6). [6]周平.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问题分析[J].政治学研究，2013,(1). [7]郑晓云.当代边疆地区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从云南谈起[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4). [8]杨鹍飞.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少数民族身份认同变迁的实证研究——基于甘肃、青海、新疆三地的调查分析[J].广西民族研究，2015,(4). [9] 周光辉，刘向东.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认同危机及治理[J].中国社会科学，2013,(9). [10]杨海萍.新疆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的现状调查与路径选择[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 [11]孙杰远.少数民族学生国家认同的文化基因与教育场域[J].教育研究，2013,(12). [12]刘社欣，王仕民.文化认同视域下的国家认同[J].学术研究，2015,(2). [13] 2019年9月27日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EB/OL].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9/27/c-1125049000.htm. [14]刘永刚.中国的族际政治整合与中华民族建设[J].广西民族研究，2017,(1). [15]马俊毅.国家建构与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基于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中国话语的理论分析[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科学版)，2019,(5). [16]青觉，徐欣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概念内涵、要素分析与实践逻辑[J].民族研究，2018,(6). [17]杨鹍飞.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理论与实践[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 [18](西班牙)M.F.麦凯，西格恩.双语教育概论[M].严正，柳秀峰，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46. [19]阿呷热哈莫.如何准确理解双语教育概念[J].中国民族教育，2012,(3). [20]潘章仙.对我国双语教育的几点思考[J].教育研究，2003,(2). [21]黄行.论中国民族语言认同[J].语言战略研究，2016,(1). [22]丁长艳.从结构性依赖到制度性认同: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逻辑[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5,(4). [23]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9,(6). [24]金太军，姚虎.国家认同:全球化视野下的结构性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4,(6). [25]马戎.少数民族社会发展与就业——以西部现代化进程为背景[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308. [26]严庆.民族整合的理念、格局与举措[J].政治学研究，2015,(1). [27]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305. [28]钱民辉.意识三态观：民族教育研究的新视野[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 [29]张阳阳.双语教育实施的困境与可能：基于“意识三态观”框架的讨论[J].民族教育研究，2018,(1). [30]李刚，邓峰.美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历史演变及规律探索[J].民族教育研究，2017,(2). [31]苏德，刘子云.双语教育研究回眸与前瞻[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6). [32]陈立鹏，李海峰.民汉双语教育:从顶层设计至基层管理[J].民族教育研究，2016,(4). [33]青觉.“以人民为中心”：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的情境与路径[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5). [34]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2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