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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史家李约瑟所制《科学词源表》，全称《科学思维中一些重要字词的会意词源表》（会意词源指具有独特象形会意体系的汉字，区别于拟声的西语字母文字），来源于《中国科学技术史》二卷十三章《中国科学的基本观念》。关于科学思维词源研究的重要性，李约瑟认为，“中国人所由之获得他们的文字语系的过程可能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没有这些文字，科学的流传就根本不能进行”。 关注科学思维汉语词源 李约瑟在《科学词源表》中，选取了“科学起源所必需的基本术语”——80个中国古文字，如“不”“非”“异”等，依序列表，并分别予以现代注解，以求探明这些对人类科学思维的产生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的原生汉字（区别于派生词），如何被古人创造出来、进一步发展起来，表征中国科学的基本观念并最终获得“极为抽象的意义”。 李约瑟在对所选取的80个汉字划分领域后，如26个非人类自然物、22个人体、28个工具与技术等，曾憾言，“毫无疑问，如果对更多的汉字加以分析，这种分布就要有所改变”。因为，80个字相比于约4500个字的古汉字体系，显然过少而难以窥得古人科学思维发展的全貌。出于这种遗憾，李约瑟进一步提出，“也许很值得把已收集在基础汉语字汇中的所有文法上实用的和其他的字都编成一个类似的表”。 由于李约瑟并非文字学家，这导致他几乎难以独立完成此类古文字溯源、注解工作，他本人亦承认现仅有80个字的词源表“大部分要归功于对汉字最古老的形式深有研究的吴世昌博士的慷慨合作”。亦因无合作者即无法开展，导致现有的《科学词源表》并不是一个完成态，而是未完待续——因为对中国科学思维发展产生重要作用与影响的字词，远不是80个字即能描摹完整的。 科技词源研究意义重大 由于中国科技史的书写，毫无疑问会涉及若干古汉语词汇，而古今语言的使用方式、内涵等并不相同，以现代语言习惯去“望文生义”，是非常容易出现各种误读、误解的。特别是由于科技史与古汉语之间的跨学科研究并未真正成型，人们对此类误解很多时候懵然不知，甚至还以学术的方式将误解进行传播。因此，《科学词源表》对于科技史而言，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1.提供科技史的一种独特“侧写”。李约瑟提到，“我们这样做，倒是因为一些特殊的会意的科学词汇的起源，作为原始科学通史的一个方面不能不具有重要的意义”。科技史学科本具有复杂多面体结构，对重要古字词的考索恰是交叉学科范式的直观体现。 2.作为科技史与科技哲学的桥梁。科学史家严敦杰曾指出，“中国古代科学的一些名词，在医学、堪舆术、炼丹中各有不同的含义，这是哲学家所难以综合的”。文字的本原、组合及其演进过程中的“意识流”，可以对哲学、思想起到借鉴、增益、指正之用，甚至可以说，对于科技史相关古字词的本原追索与判定，贯穿着认识论、方法论与本体论。 3.从内史走向外史的一块“上马石”。科技史既称为“史”，重要古字词显然是“学科语言”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可同时拥有并超越工具价值，本身即成为科技史研究对象（因承载着科技思想的发生与演进）。并且，科技史研究途径可以有多种，然而无论何种途径，皆绕不过史学基本功夫：古汉语。欲由内史走向外史，除“科技”外，须有“史”的自觉。 深入挖掘汉语科技词源 李约瑟《科学词源表》的一些不足之处，也是如今我们认为“科学词源探索”这项工作值得持续而深入地进行下去的重要原因。首先是李约瑟自己表达出的遗憾：仍有许多重要字词（远远多于80个字）的考正需要再接再厉。此外，《科学词源表》还存有另两个问题。1.词源注解多为直接引用一家之言，从形式上讲过于简单，欠缺有效论证来支撑。由于汉字原始字形、音、义经过漫长历史时间的演化，其本义、孳乳等已难以直观地与现代简化字相关联，论证的缺失往往会导致研究者不知就里、莫名所以。2.一家之言有对亦有错，若干字义并未达成共识，列表往往对学术争讼置之不顾，因此有若干失误与讹译亟待纠正。 例如，《科学词源表》中的“异”字，列表释字形为“  ”（无出处），经我们查考，或出于西周虢叔旅钟。而更早期的甲骨文，如“ ”（一期·前5·38·6）“ ”（一期·乙1493）则为列表所忽视。甲骨文无有，求之金文则可；甲骨文尚存，追溯字“源”恐不当以金文为徵。再者，李约瑟认定此字初义“做出敬礼的姿势”，并解释为“贵族和平民之间社会地位的差别就可以一般地引起‘不同’‘奇异’‘差别’的概念”——恐怕并非如此。“异”之本义实为“戴”，其后衍生的“不同”“差别”等义项并非由“社会地位差别”而产生，实由“翼”字而来。若能将王国维、杨树达、林义光、商承祚、李孝定、于省吾等人的研究成果综而析之、条而缕之，方可勘误。同时，“异”之不同、差别的义项，并非“完全不同”，而是“同之不同”。“异”实源于“翼”，翼者，翅也，同出于鸟身而分为二，此即老子“两者同出而异名”。若明“异”并非“不同”，而是“同之不同”，则对我们理解与科技思想相关的阴阳、天人、道器之“异”，显然会有所裨益。汉语科技词源的追溯，可以切实修正、验证或完善现代人以抽象哲思进行的解读。 展望中国科技史研究词源进路 西语词源学在印欧语系中考察“字母词根”的范式，对于中国文字几乎难有用武之地。在西方科技史学界，由于术业专攻，科技史学者很难同时身兼汉学家，研究汉语词源者较少。而西方汉语言研究者，往往又缺乏对科技史学科的关注。李约瑟认为，西方人研究中国科技史的条件之一是：懂汉语，能阅读中国古文献。然而，这个“懂”并未对程度加以界定。所谓“古文献”，《考工记》与殷墟卜辞的难易程度似不可同日而语。粗读、泛读的能力，恐未必能够追溯字词本原。即使是李约瑟本人，或是倚赖同华人学者的合作，或是不加论证、校验地直接引用西方汉语言学者的成果，如高文汉（Bernhard Karlgren）、金璋（Lionel Charles Hopkins）、韦利（Arthur David Waley）等。 国内科技史界字词溯源工作，自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展，如杨文衡《“科学”一词的来历》（1981）。此后，陆续有学者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如杨盛标《工程范畴演变考略》（2002）、李醒民《“科学”与“技术”的源流》（2007）、吴国盛《技术释义》（2010）等。 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我们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三点。1.现有研究的关注点，多停留在“科学”“技术”“工程”三个学科类的大词上，尚未进一步纲举目张。2.古字词释义常摘引辞典类工具书——从专业性考察，以《说文解字》为例，因许慎多据篆文，而非更早期的甲骨文，则时有误释。工具书中的结论往往只适合作为研究的起点。3.文字是思想的载体。中国科技的早期发生、发展能够通过独特的象形会意文字运载、记录，并通过特定文字进行空间、时间上的流传，那么，这些文字“本身”即承载了原始、原生科技的思想。如李约瑟所言，“总的说来，印欧语系的思想……很难靠研究字母组成的词根来查明。但会意文字体系为我们的查考保存了这类思想过程”。中国象形会意文字的独特性，使我们的文字“本身”即可以成为科技史、科技思想史的一条有别于西方的重要研究进路，而这一研究进路的独特性，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面对中国科技史的历史性叙述，无可避免地需要引用、使用大量中国古语。然而，由中国词语内涵的生成与变化方面（科技思想史试图描摹与展现历史与思想，却通常对承载着历史与思想的词语有所忽视）入手的解析却不多见，亦未形成有效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功能、结构、评价标准等范式。通过科学思维中重要字词的词源追溯工作，可以有效排除望文生义、增字强解、以今释古等弊端。通过辨诬求真，实现中国科技史的真实“还原”（比如，以西语Engineering为模板而形成的关于现代“工程”的思辨，显然未中汉语“工程”之肯綮），甚至可以进一步运用到科技史若干疑难问题的断案（比如，从“舆”“轮”论古车的起源等）。 语言文字是人类思想的载体，载体的演变能够体现出族群思想的某种变化。古文字从原始生活中起源、发展，渐而固化为各种抽象意义（本义、引申义、假借义、比喻义等）。这一演化过程本身即蕴含着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的思想意识的演化性与流动性，这种演化性、流动性同时体现在表征着历史的“时间线”上。对科技思维中重要字词的溯源、考正与探索，可视为我们对科技史考据、叙述、呈现、评判时的一种思考状态。这种思考由思想的历史化走来，帮助重构思想的现实化，进而完成过去与现实的对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