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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甘肃藏区地处藏彝走廊之北和古丝绸之路东端，历史上就是各民族往来交流的重要走廊。文章分别从语言、通婚、生活习俗三方面分析了该地区诸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现状及其特点，认为甘肃藏区民族关系呈现出和谐团结的总趋势，但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不同地域之间存在差异，城市、城镇和乡村之间也明显不同。通过分析研究，文章认为，进一步推动甘肃藏区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关键在于打破乡村的传统封闭性。 关 键 词：甘肃藏区；民族走廊；民族关系；汉藏交流；交往交流交融 项目基金：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西部民族地区宗教舆情与监测研究”(16JJD850018)、云南民族大学民族团结进步理论与实践协同创新中心资助项目(603350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苏发祥，藏族，中央民族大学藏学院院长、期刊社社长；王亚涛，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18级民族学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1)。 甘肃藏区包括今甘南藏族自治州和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地处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历史上就是多民族迁徙交往共处之地，各民族在经济、文化、日常生活中频繁而深入的交流交融，塑造了当地以藏族等民族为主体、其他民族共同参与的“多元一体格局”。 甘南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甘南州”)成立于1953年10月1日，是中国10个藏族自治州之一，位于甘青川交界处的甘肃省西南部，南邻四川阿坝、西南接青海黄南和果洛、北依临夏、东靠陇南和定西，总面积4.5万平方公里。下辖合作市和夏河、碌曲、玛曲、迭部、卓尼、临潭、舟曲7县，共有99个乡镇(街道办)、698个村委会(居委会)。截至2018年年末，全州总人口达748591人。① 天祝藏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天祝县”)成立于1950年(成立时称天祝自治区，1955年更名为天祝自治县)，隶属甘肃省武威市，是全国仅有的两个藏族自治县之一，也是全国第一个成立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天祝，藏文称“华锐”(  )，意为“英雄”，地处甘肃武威的南端，南邻兰州永登县，西接青海海北和海东，北依武威市市区、肃南县和古浪县，东靠白银市景泰县，总面积7149.8平方公里。下辖14镇5乡、178个村委会(居委会)。截至2018年年末，全县总人口达205744人。②近年来，甘肃藏区总体保持了稳定和谐的民族关系，营造了民族团结互助的良好氛围，在民族团结进步实践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俞正声、汪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多次赴甘肃藏区调研指导当地民族宗教相关工作。2017年，甘南州被国家民委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2019年，天祝县被国家民委命名为第七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单位)”。2015年以来，“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区(单位)”已经涵盖了甘肃藏区的县(市)、镇(乡)、村各级单位(表1)。 表1 甘肃藏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区(单位)”
数据来源：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网站(http://www.seac.gov.cn) 一、甘肃藏区的民族人口构成及其特点 “走廊”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文化区的重要概念和路径，甘肃境内有两条著名的“走廊”：一条为东西向的“河西走廊”，指“黄河以西夹在内蒙古腾格里沙漠和甘青分界线上祁连山中间的一块狭长地带……是一块黄土高原上有名的绿洲”③，它沟通东西，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线路；另一条是南北向的“藏彝走廊”，包括“从甘肃到喜马拉雅山南坡的珞瑜地区”④，具体范围为“北起青海东部、甘肃南部，中经川西、藏东及滇西北高原，南至西藏东南部”⑤，它连接南北，是多民族交流互动的主要区域。 就地理位置而论，甘南州地处“藏彝走廊”北端，天祝县地处“河西走廊”东端，属于我国历史上重要的民族走廊。同时也是儒家、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三大文明”交会的十字路口。无论在文明交流的宏观格局层面，还是在各民族互动的背景层面，两地都具备地理位置上的独特优势。甘肃藏区各民族你来我往、生生不息，总体呈现出人口流动性大、民族成分多元、不同民族间经济、文化、贸易、民间互动等活动频繁的特点。 甘南州是一个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根据《甘南统计年鉴(2018)》公布的数据，全州总人口748591人(见表2)，其中藏、汉、回3个民族人口占有绝对优势，藏族人口421257人，占56.27％。甘南州还居住和生活着东乡族、裕固族、保安族、撒拉族、蒙古族、满族、哈萨克族、壮族、朝鲜族、维吾尔族等民族，其中东乡族人口最多，有437人，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仅1人。此外，还有苗族、彝族、侗族、土家族等30多个民族。 表2 2018年甘南藏族自治州各民族人口数及比例
天祝县有“河西走廊门户”之称，是多民族交往互动频繁之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州共有28个民族，总人口达17.48万人，其中藏族人口5.40万，占比30.88％。天祝县以汉、藏、土3个民族为主体民族，且汉族人口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在28个民族中，人数超百人的民族有7个，包括汉族、藏族、土族、回族、蒙古族、满族、东乡族；其余21个民族人数均以十位或个位数计，有维吾尔族、苗族、彝族、壮族、布依族、朝鲜族、侗族、瑶族、土家族、哈萨克族、傣族、黎族、佤族、拉祜族、景颇族、达斡尔族、撒拉族、怒族、保安族、裕固族、赫哲族。其中，只有汉、藏、土3个民族人口过万，占总人数的比重较高，其余民族人数占比皆不到1％(表3)。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对比可发现，2000-2010年的10年间，天祝县新增瑶、哈萨克、傣、黎、佤、景颇、怒、保安、赫哲等9个民族人口，原有的傈僳、毛南、阿昌等3个民族人口消失；这些10年间人数新增和消失的民族，多为我国南方民族，人数多以个位数计；与甘南州相比，天祝县迁入民族多于迁出民族，表现出相对较强的吸引力。 表3 2010年天祝藏族自治县各民族人口数及比例⑥
综上，在民族人口构成上，甘肃藏区展现出如下特点：一是民族成分多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甘肃藏区可以说是一个多民族的“容纳箱”，而非同一化的“大熔炉”。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甘南州民族数量达到30个(含“其他未识别民族”一栏)，天祝县民族数量达到28个；但是这些民族并非定居不变，相对而言，人口较多民族比较稳定，而人口较少，尤其是以个位数计的南方民族则展现出更强的流动性特点。二是汉藏关系是民族关系的主流。就人口数量来讲，甘南州和天祝县都是以藏、汉两族人口为主，甘南州藏汉两族人口占总人口数的93.34％，天祝县占92.49％；但是，甘南州是藏族人口超过汉族人口，而天祝县是汉族人口超过藏族人口；甘南州民族关系主要体现为汉、藏、回各族之间的互动，天祝县民族关系主要体现为汉、藏、土各族之间的互动。三是不能忽略其他人数较少民族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其他人数较少民族因工作、婚姻、贸易等因素来到甘肃藏区，推动了不同民族间的相互往来，加深了理解，增进了感情；同时，甘肃藏区民族团结、和谐稳定、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大好形势，是吸引这些民族前来的重要力量。 二、民族关系测量的变量选择：从中观视角出发 1964年，美国社会学家戈登(MiltonM.Gordon)在其《美国人生活中的同化》一书中提出了衡量族群或民族关系的7个变量，当前多数学者仍以这7个变量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民族关系的重要指标。这些变量包括文化或行为(语言、宗教、风俗习惯)、异族交往频率和程度、通婚状况、族群身份认同程度、族群偏见程度、族群间歧视程度、价值和权力分配方面的冲突程度等。变量的细化使得族群关系或民族关系研究变得可操作。但是，这些变量中多数是针对个体间关系的，考察的更多的是个体之间在族际各方面的“交流、融合与同化程度”。但这一产生于西方“个体主义”土壤的理论，在分析崇尚“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关系时，往往陷入困境。⑦采用戈登方法研究中国民族关系的学者，大多集中于对村落、家庭或人物个案等微观层面的探讨，而不能对“集体性”的民族间交融有比较清晰的把握。 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较早阐释中国民族关系的尝试，也是宏观把握我国民族关系的基本出发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深刻影响了中国民族关系的探讨，直至今天依旧是关于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理论，甚至还影响着中国历史的书写方式，有学者开始尝试从民族角度重新认识和理解中国历史，并以此来探讨中华文明演进的脉络及其动力机制。⑧“多元一体”理论以中华民族的核心凝聚力为本位，认为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核心、诸多民族经过历史上的交流互动而形成的。那么，如何理解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地域内的民族关系状况呢？就在费孝通先生提出“多元一体”理论后不久，李绍明先生于1991年发表了《论藏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徐平于1992年发表了《试论羌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覃彩銮于1995年发表了《壮族传统文化多元一体格局及其成因》等，专门就民族地区的“多元一体”格局特点及其成因进行探讨。⑨这些为理解当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关系提供了思路和启发。 研究和理解当代我国民族关系时，既要深刻把握宏观研究上“多元一体”的深刻涵义，也要结合微观研究中操作性较强的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才能把握我国民族关系的实质。本文以费孝通先生于1989年发表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为基本思路，结合戈登的相关理论，从语言使用、通婚、生活习俗(包括衣食住行、贸易交换、习俗文化)3个方面入手，运用人口普查资料、统计年鉴、访谈案例等材料，从中观层面对甘肃藏区诸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状况进行考察分析，以期对该地区当前的民族关系进行比较全面准确的理解和把握。 三、甘肃藏区诸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现状 根据经济发展程度、民族集聚状况等因素的差异，在地域上，甘肃藏区基本可以区分为城市、城镇、乡村3个不同的范畴。在甘肃藏区，城市是新兴产物，经济发展程度最高，聚集的民族也比较多元；合作市是甘肃藏区第一座、也是目前唯一一座城市，于1998年1月1日成立，隶属甘南州，为甘南州首府。城镇经济发展程度较城市低，但比乡村高，聚集的民族相对也比较多元。最早的城镇一般为县城所在地，这些城镇一般传统上就是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多民族共处之地。2000年以后，甘南州和天祝县的很多地方撤(并)乡改镇，大大推动了甘肃藏区的城镇化进程。而乡村经济发展程度最低，大多乡村是单一民族村或是以某一民族为主体的村落；在甘南，除临潭和舟曲2县外，其他各村大多为藏族聚居区；在天祝，除牧区外，大部分是以某一民族为主体的村落类型。为避免泛泛而谈，在对每一个变量进行讨论时，我们都会考虑到这3个地域范畴。 (一)语言状况 语言是考量不同民族间关系的重要指标。语言不通，会直接影响到不同民族间交往交流的机会和频率；而语言互通，是各民族间展开交往交流、加深相互理解的前提。有关不同人群对不同民族语言的掌握情况，当前没有可靠的大规模数据支撑，本节使用的主要材料为访谈材料和人口学相关研究成果。根据甘肃藏区民族人口构成情况不难发现，甘南州和天祝县的民族成分都很多元，但是从人口数量上来讲，都是汉、藏两族人口占绝大多数，两民族间的交往频率也比较高。虽然多元民族成分提供了多种语言并存于甘肃藏区的可能，但在日常交流方面，使用比较广泛的语言仍为汉语和藏语。下面我们就从每种语言的使用群体以及语言掌握使用的范围、场合、学习途径及对它的态度等方面对甘肃藏区诸民族间关系的语言侧面做一个基本的分析。 1.汉语 汉语是当前甘肃藏区各民族掌握和使用最广泛的语言。可以说，汉语作为通用语言，对不同民族，尤其是不同语言民族间的交流交往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的开放性越来越大，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越来越深入，汉语的使用场合和范围越来越广。就当地使用汉语的类别，又可细分为普通话和当地汉语方言。⑩ (1)普通话 普通话是全国通用语言，同样是甘肃藏区的官方语言之一。普通话在甘肃藏区使用的范围很广，但使用频率并不高，除较为偏远的牧区外，当地大部分人都能听懂普通话，但在沟通交流中说的不多。 当地人接触普通话的途径有限，一是通过电视、广播等媒体中的汉语节目自觉习得；二是通过学校的学习习得。在民间使用普通话的场合很少，主要集中在与不同民族的经济交往、与政府沟通等相对正式的场合。按区域划分，城市对普通话的掌握和使用范围最广，但依旧有限，城镇次之，乡村使用频率最低。按年龄划分，青年人，尤其是有外出打工经验或上学经验的青年人是使用普通话的主体，中老年人使用较少。笔者在甘南夏河调研时，遇到当地做客运生意的一位20多岁的青年，没有学习过汉文，一个汉字都不认识，但他却可以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据他讲，前些年他曾在重庆打过几年工，期间学会了用普通话与别人交流。在外读书的学生，遇到其他民族或外地人，许多情况下也会通过普通话进行交流。 大多时候，在甘南藏区，尤其是城镇和乡村的沟通交流中，汉语方言成了当地的“普通话”。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地人对普通话的排斥，大部分当地的农牧民对普通话的使用持积极态度，“普遍认为不学习汉文是没有前途的，学习汉语、汉文应该从娃娃抓起，无论考上考不上大学，都要学习汉语”(11)。 (2)当地汉语方言 当地汉语方言，一般多是周边地区的汉语方言，是甘肃藏区人口掌握和使用最广的语言。甘南地方一般多采用临夏话交流，天祝县则主要使用天祝话，但都属汉语西北方言。 当地汉语方言作为一定地域内的通用语言，能够满足不同民族间交往交流的需要。首先，各地藏语发音的差异性为当地汉语方言在甘肃藏区的广泛使用提供了条件。甘肃藏区藏语虽都地处安多藏语区，但其内部各地区藏语在发音上有着或大或小的差别。甘南藏语和天祝藏语有明显区别，甚至甘南各县乡之间也有差别。JBJB是夏河的藏族人，他曾向笔者表达过藏语方言差异给他带来的困惑：之前和一位同学一起去迭部做关于藏语言的调研，到了那里发现，虽然都是藏族，但迭部的藏语和夏河的藏语一点都不一样，互相听不懂，用夏河藏语和他们根本交流不了。(12)迭部人到了夏河也不得不通过汉语和当地藏族进行交流，2019年7月，笔者在夏河阿木去乎调研时曾和两个迭部人生活过一段时间，他们在跟当地藏族交谈时，从头到尾都是使用普通话或是当地汉语方言。 其次，当地方言的广泛使用是不同民族交流交往的结果。以甘南州为例，甘南地方的汉语方言为临夏话。临夏是回族自治州州府，是回族人口聚居区，但回族没有本民族语言，日常交流使用汉语方言。由于临夏与甘南州接壤，是甘南前往兰州的必经之地，加之历史上两地就交流频繁，清代甘南还曾是河州府(临夏旧称)的管辖范围，所以，临夏汉语方言自然就成了当地的主要交流语言。此外，临夏传统上也是甘南州皮毛、牲畜等物资输入输出的重要一站，许多临夏回族人很早就到甘南做生意，并长期在甘南藏区生活居住。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临夏汉语方言在甘南的广泛运用。在语言传播上，甘南汉语方言的大范围传播使用，是由甘南社会本身对贸易交换等内在需求促成的；天祝县汉语方言的大范围传播使用具有和甘南同样的特点，但不能忽视的是，天祝县超过当地总人口半数的汉族人口，也有力地促进了当地汉语方言的使用和传播。 在藏族聚居的乡村地区，藏族民众对当地汉语方言的掌握和使用，在年龄上呈现出两极化的倾向。根据笔者2019年7月在夏河县阿木去乎安果村的调研，该村部分60岁以上的老年人早年因贸易交换等原因到过临夏、康乐等地，能够用简单的临夏话或康乐话与外来人员交流；40岁以上60岁以下的中年人因各种原因大多都没怎么上过学，在家放牧，与外界接触不多，通过电视等媒体，能够听懂一些普通话和当地汉语方言，但大多时候说藏语，不能用普通话和汉语方言进行比较流畅的表达；40岁以下的年轻人可以用普通话或当地汉语方言进行比较顺畅的沟通交流。当然，安果村村民对汉语的掌握程度并不代表对它的使用程度，汉语的使用率仍然较低，基本是在和其他不懂藏语的人交流时使用；日常交流的大部分场合中，藏语依旧是使用最广的语言。随着阿木去乎机场和国道的修建、旅游和民俗村的开发，当地人与外来游客的接触越来越多，能听懂汉语并能够用汉语进行沟通交流的人也越来越多。 相比甘南，天祝县人口在日常交流中使用汉语，特别是天祝话的范围更广。我们在2011年对天堂镇和石门镇的调查中发现，当地拥有本民族语言的藏族和土族中，彼此都有部分人能够掌握一些本民族和他民族的语言，有些人能够在多种语言中自由切换。但是，从对本民族语言的掌握情况来看，明确表示懂(会说或能够听懂大部分或全部)藏语的藏族占比仅54.5％，懂土语的土族占比仅45.3％；在被问到日常交流用语时，78.9％的被调查者表示会选择使用当地的汉语方言。(13)对天堂镇菊花村一组的调查也发现了类似情况，100％的被调查者(均为藏族)表示能够掌握当地汉语方言(天祝话)，并会在交际场合选择使用。(14) 2.藏语 作为母语，藏语在甘南藏区的使用比较广泛。在传播和使用上，藏语具有很强的民族属性，藏族人是使用藏语的主体民族。 官方层面提供了藏语学习和传播的途径，甘南州和天祝县作为自治地方，也都设立了藏语言文字工作相关机构。据2016年统计，甘南州各级各类藏语文及翻译机构达20余个，从事藏语文及翻译工作人员140余人。此外，甘肃藏区的大多乡镇都设置了藏族小学，每个县都设有民族中学，这些学校采取藏文或藏汉“双语”授课，为藏语的掌握和使用提供了有效的习得路径。但藏语学习最广泛的途径还是由藏族通过家教习得。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流、村落事务的探讨、宗教仪式的举办，藏语方言互通的同民族成员之间，藏语是优先选择使用的语言。 其他民族成员能够熟练掌握并使用藏语的现象也比较普遍，如拉卜楞镇及周边做生意的回族、汉族等大多都能听懂并且说当地藏语。2018年夏在甘南调研时，笔者认识了一位搞客运的师傅——王格尔塘镇的汉族人，他能够熟练使用当地汉语方言和藏语，并可以在两者之间自由切换；他所在的村子是一个藏、回、汉杂居的村庄，村里各民族一般都掌握藏语，这是日常生活交流的基本需要。而对多种语言的掌握和使用，为他的客运生意带来了极大便利。 保安族的ZZ是甘南州夏河县能够熟练使用当地藏语、精通藏文的代表。他说：“我很怀念小时候，当时隔壁邻居有回族、汉族、藏族、撒拉族等多个不同的民族，各民族小朋友之间基本上没有民族隔阂，天天相互串门一起玩，当时我们使用的都是汉语。……我和藏族小伙伴们经常到寺院里耍……他们在家里说藏语，但是我们在一起玩耍时都说汉语。……他们给我取了一个藏族名字叫ZZ。”(15)后来，他就一直用ZZ的名字发表文章等，而较少用原来的名字。在学习藏语言文字过程中，他爱上了藏语，一直从事藏族历史文化研究，并做了很多汉藏文的翻译工作。他说，现在依旧喜欢用藏语和当地农牧民沟通交流。从ZZ的经历可以看到，多民族杂居共处和交流互动为学习其他民族语言提供了条件，对其他民族语言的学习也有利于不同民族间更为深入的理解和包容。 (二)通婚状况 婚姻状况既可以反映一个家庭的构成，也可以反映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跨民族通婚是衡量民族关系的重要指标。“惟有当两个民族群体之间语言能够相通，有大量的日常社会交往、价值观彼此认同、在法律上和权力分配方面基本平等、相互之间没有民族偏见和歧视行为这样的客观条件下，才有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民族通婚。”(16)如果一个社会中出现跨民族通婚的普遍行为，至少可以说明两个民族或几个民族间的交往互动已经到了比较高级的阶段。对于跨民族通婚的比例，没有固定统一的数字标准，但根据西方社会学和人口学的相关研究，如果不同民族间通婚的比例达到总数的10％，便可以认为这两个或几个民族间关系已经处于交流互动频繁，甚至达到交融的阶段。 在全国人口普查中，甘肃省把“各地区家庭户中民族混合户户数”作为一个单独指标进行了统计，因为大多“民族混合家庭”都是跨民族通婚所组成的，所以通过对甘肃藏区“民族混合家庭”数量及其比例的分析，能为我们提供比较直观的跨民族通婚状况。 甘南州的跨民族通婚率总体呈上升趋势。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甘南州的143304户家庭中，两个及两个以上民族的混合家庭有9740户，占比6.81％。其中，城镇的多民族混合家庭比例最高，当时，甘南州的城镇家庭共6935户，两个及两个以上民族的混合家庭有1177户，占比16.97％；城市(范围仅合作市区)次之，在城市的12117户中，两个及两个以上民族的混合家庭有1304户，占比10.77％；民族混合家庭比例最小的是乡村(17)，在乡村的124252户家庭中，两个及两个以上民族的混合家庭数为7249户，占比仅5.86％。到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甘南州共有家庭163436户，两个及两个以上民族的混合家庭增长为10749户，相比2000年民族混合家庭数量增加1009户，但占比却下降为6.58％。其中，城市的民族混合家庭比例上升，一跃成为跨民族通婚率最高的区域，城市的15178户家庭中，两个及两个以上民族的混合家庭有1995户，10年间增加691户(占总增加户数的68.48％)，占比13.15％。城镇次之，在城镇的32308户家庭中，两个及两个以上民族的混合家庭数为3277户，占比10.15％；与2000年相比，城镇家庭总数和民族混合家庭数都大幅提升，但比例却有所降低；不过从总体来看，城镇依旧保持了较高的跨民族通婚率。乡村依旧维持着较低的跨民族通婚比例，在115950户的乡村家户中，两个及两个以上民族的混合家庭数为5477户，占比仅4.72％；乡村家庭总数和民族混合家庭数都有所降低，跨民族通婚率也有所降低。(表4) 表4 2000年和2010年甘南州市、镇、乡村家庭总数、混合家庭数及其比例(18)
相比甘南州，天祝县在跨民族通婚上呈现出更高的比例，而且展现出民族混合家庭数量和比例迅速增长的趋势。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天祝县共有家庭51650户，其中，两个及两个以上民族的混合家庭有10201户，占比达19.75％。在区域上，城镇保持了相对较高的跨民族通婚比例，在城镇的7077户中，两个及两个以上民族的混合家庭有1683户，占比超过平均数，高达23.79％。在乡村的44573户家庭中，有8517户是两个及两个以上民族的混合家庭，占比19.10％，也保持了较高的比例。天祝的跨民族通婚数量和比例都呈明显上升趋势，到2010年，天祝县共有家庭47386户，其中11438户是两个及两个以上民族的混合家庭，占比24.14％，户数比10年前增长了1237户，比例增长4.39％。体现在区域上，天祝城镇2010年时已有16245户，相比10年前人数增长了一倍多，其中两个及两个以上民族的混合家庭有4104户，占比25.26％。在乡村31141户中，两个及两个以上民族的混合家庭数为7334户，占比23.55％；虽然总户数和民族混合家庭数有所下降，但民族混合家庭占比有所上升(表5)。 表5 2000年和2010年天祝县镇、乡村家庭总数、混合家庭数及其比例(19)
通过对甘南州和天祝县民族混合家庭情况的梳理，我们发现以下特点：一是城市保持着相对较高的“民族混合家庭”比例，且跨民族通婚的数量和比例都呈明显的上升趋势。二是城镇的“民族混合家庭”在总家庭数中一直维持着较高的比例，但2000-2010年的10年间，天祝县城镇跨民族通婚比例增长缓慢，甘南州甚至出现比例大幅下降的情况。三是乡村的“民族混合家庭”比例一直处在较低的状态，天祝县乡村跨民族通婚比例有所上升，甘南州的有所下降。四是天祝县的跨民族通婚比例非常高，远远超过甘南州。 出现上述特点的原因：一是合作是甘南州也是甘肃藏区唯一一座城市，它于1998年正式设市后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和机会，不同民族人口因经商、工作、旅游度假等各种机会来到这里。二是无论是甘南州还是天祝县，当地传统城镇一般都是市场型的，开放性很强，拉卜楞镇和华藏寺镇等地在1949年以前就已经聚集了藏、蒙古、回、汉等诸多不同民族的人口，各民族间长期以来都保持着良好的交流互动，甚至很多其他民族的人都学会了当地藏语。2000年以后，甘肃藏区加快了城镇化进程。2000-2010年的10年间，甘肃藏区实行了大规模的撤乡设镇或并乡设镇，其中甘南州新设夏河县王格尔塘镇、阿木去乎镇，临潭县冶力关镇、新城镇，舟曲县大川镇、城关镇，玛曲县尼玛镇，碌曲县玛艾镇、尕海镇、郎木寺镇，迭部县电尕镇等11个镇；天祝县新设赛什斯镇、石门镇、松山镇、天堂镇共4镇。城镇化的大规模快速推进，使许多乡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就甘南州而言，2000年城镇人口只集中在临潭、卓尼和夏河3县，2010年时就已经分布在其下辖所有县市；大量乡村人口聚集到新设城镇，10年间城镇人口由6953人增长到32308人，增加了4.66倍，这直接拉低了“民族混合家庭”的所占比例，因此，城镇区域跨民族通婚呈现出数量增加但比例大幅下降的特点。天祝县也面临着城镇化中乡村人口向城镇聚集所带来的问题，10年间城镇人口由1683人增长到4104人，增加2.44倍，但因其区域范围较小、城镇化规模较小，再加上天祝县民族杂居的现实，“民族混合家庭”所占比例呈现出增长缓慢的特点。甘肃藏区的城镇化依旧在进行中，2010年以后也出现了很多镇，依旧有大量乡村人口不断地转化为城镇人口；从数据上来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在一定时期内降低了跨民族通婚的比例，但在数量上却呈现出可喜的态势。三是相对城市和城镇来讲，乡村比较闭塞，基本以自给自足经济为主或只伴有少量交换。在大部分乡村内部，往往单一民族所占比例较高，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乡村区域内各民族交往互动的范围和深度。相对甘南州来讲，天祝县乡村的民族成分更为多元，民族间交流互动频繁且不少民族之间往往已经互相接受了彼此的语言和风俗习惯等，如藏族和土族都说藏语并信仰藏传佛教；另外，天祝县民族人口数量上汉族占多数，汉族在通婚上没有较强的限制，这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消除民族间的隔阂，并使天祝县在跨民族通婚上维持了较高的比例。 总之，2000-2010年的10年间，甘南州“民族混合家庭”的增长速率(14.47％)高于家庭总户数的增加速率(14.05％)；天祝县在家庭总户数减少4264户(-9.00％)的情况下，“民族混合家庭”比例还上升了12.58％。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两地的跨民族通婚数量在增加，速度也在增快，呈现出发展扩大的可喜态势。跨民族通婚比例是衡量民族关系的重要指标，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些比例变化背后的社会因素，如城镇化发展程度、跨民族通婚实际增长数量和速度等，这样才能真正把握民族关系的实质。伴随着城镇化的深入和城市的进一步发展，甘肃藏区社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程度更高，各民族接触、交往的渠道越来越多，他们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度和广度也在进一步扩大。 由于缺乏2010年以后全国人口普查大数据的支撑，目前对甘肃藏区的民族通婚情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一些具体社区的考察上，如2017年一项对甘南合作的研究，以个案梳理方式指出合作藏族与汉族的通婚较多、比例较高的特点及总体上升的趋势；(20)2018年对天祝县华藏寺镇的208户样本的调查发现，除32％属于未婚外，“夫妻双方是不同民族”的比例达到32％，同时作为人口主体的汉族和藏族均对跨民族通婚持开放性态度(21)等等。这些个案研究与2000-2010年大数据统计所体现出的跨民族通婚趋势和特点基本一致，但是却忽视了城市、城镇与乡村等不同地域的特点。基于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对理解甘肃藏区的民族通婚状况，能够提供更广泛的视野。 由于缺乏甘肃藏区跨民族通婚民族类型具体数据，因此不足以全面分析不同民族婚姻结合的影响因素和动力。一些个案研究已经在尝试补充这方面的不足。一项甘南合作地区的研究显示，影响藏、回、汉等民族跨民族通婚的主要因素不同，除了宗教信仰等传统因素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交友情况、教育水平、社区类型和语言能力等也是影响跨民族通婚的重要因素。(22)甚至有学者从民间宗教入手，提出了藏族通婚禁忌与守护神信仰的关联性。(23) (三)生活习俗层面 不同民族间日常生活习俗层面的交往互动是民族关系考量的重要因素。生活习俗内容包罗万象，本文选择了衣食住行、贸易交换、习俗文化等几个侧面，意在通过管窥这些带有一些符号性、象征性的元素，来展现甘肃藏区诸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事实。 首先，衣、食、住、行等方面呈现出更多的交融性。服饰是一个民族身份的重要符号。在服饰上，由于甘肃藏区海拔高、昼夜温差大，传统上藏民多穿肥腰、长袖、穿脱方便的长袍，长袍用带子系于腰间，脱下后可作铺盖；各地男子服饰大同小异，长袍下至膝盖处，着长腰皮靴；女子服饰各地差异较大，天祝、卓尼、迭部、夏河等地女子服饰样式各有不同，尤其是卓尼女子的“三格毛”服饰独树一帜。藏族女子若着长袍，则必长及脚踝处。但是除节庆时，如今甘肃藏区大部分藏族都喜欢穿着现代服装，对他们而言，现代服装可从附近集镇市场方便购得，而且穿戴、清洗、携行方便。就区域而言，乡村人倾向于着传统民族服装，城市和城镇人则倾向于着现代服装。在饮食上，藏族多以糌粑、酥油、牛羊肉、酸奶、奶渣等为主要食物，均属本地产的制作简单、热量较高、耐饿性较强的高原性食物；在各民族交往交流过程中，汉族、回族的烹饪型食物逐渐融入当地藏民生活，几乎每个乡镇都开有川菜馆或清真饭店，或者在当地开的饭店中都有其他民族或地方菜系的菜肴。当地回族、东乡族或撒拉族开的清真饭店成为藏族较常光顾的场所：“回族的饭好吃”在甘肃藏区已经形成共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饮食在促进不同民族交往交流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功能。在住所上，与其他藏区不同，甘肃藏区大部分藏族房屋在外形上和汉式房屋并无太多差异，内部设计则偏藏式，多为木质结构，可谓藏汉结合之建筑；20世纪30、40年代，李安宅等诸多内地学者在甘肃藏区考察时，也早指出当地建筑所呈现出的汉藏结合的特点。在建筑用材上，许多当地藏族开始从附近地区买进砖、水泥、瓷砖等，修建比较现代的建筑。另外，在城镇和城市，房屋的商业化，使得越来越多不同民族的居民成为邻居。在交通工具上，传统多用牛、马等牲畜或“架窝子”，现在多以摩托和汽车为主，当地摩托或汽车经销商、修理师多为当地或外来的汉族或回族，这些更为便利的交通工具在购买、使用、维修过程中，也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当地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和交流。 其次，贸易交换形式逐渐多样、范围逐步扩大。甘肃藏区多处集镇在传统上便是贸易市场，而且客商来源多样、品类繁多、贸易频繁。如甘南夏河的拉卜楞镇，很早就是当地的货物集散中心和商贸市场，拉卜楞镇上聚集了藏、蒙古、回、汉等诸多民族，这些民族在市场上各司其职，不仅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也促进了不同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1936年，拉卜楞镇有大小商号217家。据不完全统计，1936年前拉卜楞镇年均出口总值达599472.5元，其中羊毛产出占甘肃全省的54.1％，毛商多为临夏回族；输入商品主要是盐、糖、蔬菜、大米等生活必需品，年均进口总值达358605元。(24)可见，民国时期的拉卜楞镇已是西北贸易重镇，而且是藏、回、汉各民族交往交流的中心。各民族在贸易交换中形成了互利共生的关系，回族作为市场的“中间人”，藏族和其他民族作为市场的“两端”。在今天的拉卜楞镇，依旧可以看到回、汉、藏等诸多民族开设的店铺，各民族店铺和谐共生。除了像拉卜楞镇这种传统上的大市场，以乡镇为中心的市场也都开始形成并扩大。 再次，不同民族间习俗和文化的共享与互动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在甘肃藏区，少数民族改用汉族姓氏的情况比较常见。今天，甘南卓尼、迭部、舟曲一带部分藏族仍旧使用“杨”姓；天祝县有90％以上的藏族使用和汉族一样的姓氏，如王、李、杨、苏、何等；(25)此外，当地回族、土族等民族也有很多使用汉姓的情况。甘肃卓尼一带杨姓的使用和卓尼土司有很大关系。因历代卓尼土司征服边陲、把关守隘有功，明正德年间(1506-1521)，第五任卓尼土司旺秀进京觐见时被皇帝赐姓“杨”，改名“洪”，得汉名杨洪，此后卓尼土司世袭“杨”姓。(26)传统上，卓尼、迭部、舟曲等都属卓尼土司势力范围，而“凡属杨土司的藏民百姓一般都愿取姓为杨，即‘洪布姓啥我姓啥’”(27)，因此这些地方有很多汉姓为“杨”的藏族老百姓。民国时期，从理塘迁来夏河的“黄氏家族”，也是兼具汉名和藏名。天祝藏区的汉姓来源更为复杂，汉姓也颇为多样，除朝廷赐姓(如李、王等)外，还有部落名转为姓氏(如罗、杨、马、白等)、部落名译为姓氏(如索、东、才等)、与汉族通婚或打交道而随汉姓等。(28)当前，很多拥有汉姓和汉名的当地藏族也会有一个藏族的名字，在不同场合择时选择使用汉名或藏名，两个名字的同时使用一方面体现了对自身文化的温情和敬意，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对其他文化的包容与接受。总体而言，汉姓在甘肃藏区尤其在天祝藏区的广泛使用，是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之间交流互动和文化融合的产物，适应了这种交流和融合的需要，同时也增强了少数民族对以汉族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的认同。 此外，甘肃藏区藏、回等诸民族大多使用农历来组织安排农事生产、日常生活以及寺庙、山神祭祀等仪式活动。春节已经成为甘肃藏区各民族最盛大的节日之一。不同宗教场所共存于一地，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和谐相处成为常态。以夏河为例，藏传佛教的拉卜楞寺、伊斯兰教的清真大寺、汉族的关帝庙并存于夏河县城，民国期间还曾有天主教的福音堂，这些宗教场所之间都有密切的往来，如在关帝庙主殿内同时供奉关帝、二郎神和阿尼念卿山神。2019年11月，拉卜楞清真寺礼拜大殿建成时，拉卜楞寺和周边藏族村落派僧俗代表前往祝贺，并以拉卜楞寺管委会名义赠送“和睦共荣”牌匾。甘肃藏区以藏传佛教信仰最为广泛，藏族是当地的主体民族，大部分藏族人信仰藏传佛教，此外还有部分汉族、土族、裕固族等民族也信仰藏传佛教。关于宗教信仰，并没有专门的统计数据，但我们依旧可以从一些个案调查中获得一些基本情况。在一项关于天祝县天堂镇和石门镇的抽样调查中，76.8％的调查者在宗教信仰上选择了藏传佛教，在民族划分上，97.3％的藏族人、85.4％的土族人和52.5％的汉族均表示信仰藏传佛教。(29)而且据调查，甘肃藏区的大部分民族杂居村庄在遇到纠纷时，往往会优先选择当地有声望的活佛等宗教人士进行民事方面的调解。 四、结语 不同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是衡量民族关系和谐与否的具体呈现，也是促进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30)本文从语言、通婚、生活习俗三方面对甘肃藏区诸民族间关系进行了类似群像式的描述和分析，因为语言是不同群体间交流交往的最重要桥梁，通婚是不同群体间长期交流交往的深度体现，而日常生活习惯则是不同群体间长期交流交往的外在呈现。甘肃藏区历来便是多民族共存共生之地，通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当前各民族关系团结和谐，并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甘肃藏区的民族关系呈现出共享而非同化的特点 这种共享建立在不同文化相互包容的基础上，其中包括语言、节庆、习俗、宗教等诸多方面的包容，而文化共享的实现是通过各民族间大量的、频繁的交往交流互动完成的。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不同民族间关系从交往、交流到交融，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自然自觉的过程。 第二，甘肃藏区的民族关系呈现出区域差异化特点 这种差异，一方面体现为甘南藏区和天祝藏区的差异，另一方面也体现为甘肃藏区内城市、城镇和乡村间的差异。由于历史地理条件、民族构成等方面的不同，天祝藏区在城镇和乡村层面上都体现出更为开放和包容的民族关系特征；与之相比，甘南藏区的民族关系交往交流程度相对较低，且在城市、城镇和乡村之间呈现出较大差异，城市和城镇的不同民族间交流交往范围更广、程度更深，乡村在数据上和案例上都呈现出更为封闭的特征，乡村的封闭性无疑是当前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最大阻碍之一。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道路交通更加便利、人们接触越来越频繁，甘肃藏区的城市、城镇、乡村各区域在民族交往交流方面都在进一步加强，但要真正实现大范围的不同民族间的深度交融，如何打破乡村的传统封闭性是个很大的挑战。大量研究表明，甘肃藏区乡村封闭性特征很大程度上是由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部落社会形态的封闭性带来的(31)，要想真正打破这种封闭性，就要对其部落形态遗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以期从其内部寻找开放性的可能。而大力发展乡村经济、实现乡村振兴，以使乡村接触更为宽广的外部世界，则是打破乡村封闭性的重要路径。 注释： ①甘肃藏族自治州统计局、国家统计局甘南调查队编：《甘南统计年鉴(2018)》[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年，第141页。 ②甘肃发展年鉴编委会编：《甘肃发展年鉴2019》[Z],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年，第177页。 ③费孝通：《甘肃行杂记(之四)“两南”兴牧》[J],《瞭望周刊》1990年第12期。 ④费孝通：《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3期。 ⑤赵心愚：《藏彝走廊古代通道的几个基本特点》[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⑥甘肃省人口普查办公室、甘肃省统计局编：《甘肃省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M],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 ⑦马戎编著：《民族社会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3-94页。 ⑧石硕于2019年5月8日在中央民族大学所作的讲座《从“民族”角度认识中国历史》的内容。 ⑨李绍明：《论藏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南方民族考古》1991年；徐平：《试论羌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覃彩銮：《壮族传统文化多元一体格局及其成因》[J],《广西民族研究》1995年第2期。 ⑩昂巴、马梅英、才让多杰、林扎西卓玛：《甘南藏族自治州藏汉“双语”使用情况的调查报告》[A],载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2016年度全省民委系统优秀调研报告汇编》[C],2017年3月。陈晶：《多民族杂居地区民族交融实证研究——基于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的调查》[J],《西北人口》2011年第5期。 (11)昂巴、马梅英、才让多杰、林扎西卓玛：《甘南藏族自治州藏汉“双语”使用情况的调查报告》，载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2016年度全省民委系统优秀调研报告汇编》，2017年3月。 (12)访谈对象：JBJB，夏河县阿木去乎人：访谈时间：2020年1月3日。 (13)陈晶：《多民族杂居地区民族交融实证研究——基于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的调查》，《西北人口》2011年第5期。 (14)姚春林：《藏汉双语社区的语言文化生活——天祝藏族自治县菊花村一组语言使用及语言态度》[J],《中国社会语言学》2012年第2期。 (15)访谈对象：ZZ，夏河县人；访谈时间：2018年7月26日。 (16)马戎：《西藏的人口与社会》[M],北京：同心出版社，1996年，第317-319页。 (17)《人口普查资料》原文中是“县”，但应该为“乡村”，原因如下：首先，依家庭户数统计情况，县上家庭户数不可能远远超过城市和城镇；其次，甘肃藏区的县一般都在某一镇上，比如夏河县在拉卜楞镇上，天祝县在华藏寺镇上等；如果统计“镇”，再统计“县”，数字会出现重合；再次，在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中，民族混合家庭地域分类为“城市”“镇”和“乡村”，且“乡村”统计数字与2000年“县”数据相近。因此，“县”应是印刷错误，实际应为“乡村”。 (18)甘肃省人口普查办公室编：《甘肃省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第573-583页；甘肃省人口普查办公室、甘肃省统计局编：《甘肃省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第486-493页。 (19)甘肃省人口普查办公室编：《甘肃省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第573-583页；甘肃省人口普查办公室、甘肃省统计局编：《甘肃省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第486-493页。 (20)杨娜：《甘肃合作市城区藏族族际婚调查研究》[D],北方民族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 (21)崔弘扬：《华藏寺镇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D],兰州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 (22)马彪、邓艾：《西部民族地区城市化进程中族际通婚问题研究——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调查报告》[J],《西北人口》2008年第4期。 (23)刘军君：《藏族通婚禁忌与守护神信仰关联性研究——基于安多藏区田野调查的人类学思考》[J],《西北民族研究》2018年第2期。 (24)毛光远：《清末至抗战时期甘南藏区集镇商贸变迁考述》[J],《西藏研究》2011年第5期。 (25)杨才让塔：《浅析华锐藏族的姓氏渊源》[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2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卓尼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卓尼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M],1984年，第2页。 (27)魏贤玲：《卓尼藏族研究》[D],兰州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 (28)杨才让塔：《浅析华锐藏族的姓氏渊源》，《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陈涛：《汉藏文化交流背景下华锐藏族冠汉姓现象及其文化释读》[J],《青海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29)陈晶：《多民族杂居地区民族交融实证研究——基于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的调查》，《西北人口》2011年第5期。 (30)何星亮：《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中华民族复兴》[N],《人民日报》2017年7月8日07版。 (31)杨红伟：《安多藏区的社会特质与区域史研究路径》[J],《江汉论坛》2019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