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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是时间绵延的见证者，也是文化符号的承载者，它不但反映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也反映人们的情感、风俗和宗教信仰。因此，对于文物的解读可以是多方面、多角度、多主题的。基于以往的经验，结合当前社会已进入读图时代的现状，笔者认为，文物叙事可以从器、美、道三个方面同时发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样才能“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传承祖先的成就和光荣，增强民族自尊和自信”。 器以传情 通过故事使文物鲜活起来 文物是记录人类历史的年轮，早在一万多年前，以图像为表现形式的岩画，就成为人类表达情感和认知世界的方式。在岩画中，我们可以依稀读解出先民们的生产、生活故事。一部人类史，也是一部图像史。如果没有图像或器物的佐证，人类不可能对史前史进行撰述和理解。 首先，对文物本身进行读解。“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是古人关于器物的认知。与被现实性净化了的话语比较而言，作为文物的器是有温度的、可感知的，具有更丰富的形态、更鲜亮的色彩。电视节目《如果国宝会说话》通过文物自叙和他叙的方式讲述了文物背后的故事，让观众在引人入胜、跌宕起伏的故事中，领略到中华文化不朽的价值与魅力。 如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出土的东汉铜奔马，昂首嘶鸣、迅疾如风、飞驰向前，造型矫健俊美，别具逸群风姿，再现了两汉时期天马行空的塞外景象，也彰显了中国人的龙马精神。 其次，挖掘文物背后的故事。如何“让文物说话”，不仅是博物馆思考的问题，也是主流媒介关注的话题。文物的故事不仅可以通过讲解员叙述出来，也可以通过媒介展现出来。近年来，各大主流媒介纷纷与博物馆合作，推出一系列大型文博探索类节目，其目的就是“让文物说话”，演绎文物背后动人心弦的传奇故事和曲折经历。 《国家宝藏》就是一档“让文物说话”、让历史活起来的电视节目。要让历史活起来，就要穿越时空，讲好文物和文物背后的故事。收藏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馆的何尊，内壁底部铸有12行、122字铭文，叙述了周成王继承周武王遗志，营建成周（今河南洛阳）之事，并出现了最早的“中国”一词。凝重雄奇的造型、严谨瑰丽的纹饰、“宅兹中国”的话语，使其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 器以蕴美 通过品美让文物灵动起来 文物或是现实生活的遗存，或是生活场景的再现，都展现和蕴含着古人对美好生活的期望。“让文物说话”，就需要挖掘文物本身之美，并通过美的形式展现出来，这样不仅可以使文物鲜活起来，而且可以使文物灵动起来。 首先，发现文物本身蕴含的美。文物是古代文化的代表性符号，是传统美学思想的载体，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审美意匠。2016年，首都博物馆举办了“王后母亲女将——纪念殷墟妇好墓发掘四十周年特展”，通过一件件文物特别是玉凤的叙说，带领观众了解妇好爱美的生活情趣，使这位三千多年前的传奇女性得以“重生”。 玉作为礼器，兴起自新石器时代晚期，盛行于三代，在当时的贵族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妇好墓出土的玉凤，尖喙、圆眼、高冠，作亭立回首欲飞状，弯曲的身躯、舒张的长尾，表现出玉凤的动态之美，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妇好是商王武丁的妻子，也是一位女将军，据甲骨文记载她曾领兵征伐四方，同时主持祭祀，参与国之大事。 其次，通过多种方式展现文物之美。唐代画论家张彦远说：“记传所以叙其事，不能载其容，赋颂有以咏其美，不能备其象，图画之制，所以兼之也。”我们可以反其道而行之，通过“记传”“歌赋”等相融合的图像叙事，实现“载容”和“咏美”的统一。《礼记·乐记》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 2020年初，《国家宝藏》推出新春特别节目《“黄河之水天上来”国宝音乐会》，由国内外知名表演艺术家演绎国宝的今生乐章，用更加立体多面的艺术形式呈现国宝精髓，开启国宝音乐新风向，实现文物与音乐的融合，让文物灵动起来，鲜活起来。其中，对于四川博物馆馆藏东汉七盘舞画像砖的叙说，就是通过盘鼓舞来表现的。来自北京舞蹈学院中国古典舞系的舞者，融传统于创新，脚踏盘鼓、长袖回旋、和鼓和乐、载歌载舞，让观众感受到盘鼓舞的轻柔之美和气势之美，正所谓“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 器以载道 通过文化使文物丰富起来 文物呈现的不仅是“物”，更是“文”，其中蕴含着文化认同和民族自信。唐代画论家张彦远认为，图像有“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的效用，“与六典同功”。基于此，文物叙事不仅要讲好文物的故事、展现文物的美，还要挖掘文物本身的文化意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首先，文物本身就是礼乐制度的组成部分之一。“文物”二字最早见于《左传·桓公二年》：“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中国传统金石学关注的主要就是带有文字的青铜器、玉器、碑刻等器物，这些基本都与礼制、制度相关。鼎、簋、鬲、盘、尊、爵等礼器，主要用来表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与权力。 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利簋，被认为是国宝级文物，就是因为内壁底部铸有铭文4行33字，记载了甲子日清晨，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簋本是食器，后用作祭祀和宴飨的器物，被赋予了特殊含义。天子在祭祀、宴飨、随葬时，使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依次类推，不能越级使用。 其次，文物留存有中华文化的符号。“器以载道”，文物是文化的载体，是实物的文化，它蕴含着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精神状态、风俗信仰等信息，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南宋史学家郑樵认为，“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故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文物是看得见、摸得着、可感可知的实物，每个人面对它时，都有自己的打开方式，“让文物说话”就是要帮助人们找到自己的那把钥匙。 现藏于曲阜孔子博物馆的《明版彩绘孔子圣迹图》，以连环画的形式，通过36幅画记录了孔子的73载春秋，构图精练、造型传神、设色亮丽，通过图像和题文，让世人知晓至圣先师的善德懿行、人文内涵，在潜移默化中领悟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 一般而言，人们对于历史文化的认知有两个主要途径，一是文献资料，一是文物图像，它们是和谐共处、相得益彰的。如何将专业化的知识转化为普及性的认知，让更多民众理解、热爱中国传统文化，这就需要在传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让传统文化既体现中国精神，又符合时代所需，既有文字叙说，又有图像呈现，这也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指向。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的图像叙事机制和路径研究”（19EH21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