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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南宋前期作为继北宋中期之后又一史学发展的兴盛时期，该时期史书数量与种类众多，史书体裁体例创新成就突出，史学思想丰富多元，史学传布广度以及社会影响力日益明显。同时，该时期不仅疑经思潮对史学影响作用明显，而且不同学术派别的学者往往能积极投身于史学领域，有力推动着史学发展。此外受历史使命或者现实政治议题促使，一些时人撰有颇具鲜明时代特色的军事类和地方志类史著，史学服务于现实功用明显。总之，正因处于史风、学风和政风交融发展的兴盛时期，由此便造就了南宋前期史学发展的兴盛局面，并且该局面对南宋后期以及元代史学均产生了直接影响。 关 键 词：南宋前期/史学兴盛/史风、学风和政风 作者简介：燕永成，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宋代史学发达，史学成就突出，这不仅体现在修史机构颇为完备、治史队伍相当庞大、史书数量与种类繁多、史书体裁体例多有创新，以及史学思想丰富多彩等诸多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史学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及其显著变化上。其间，因受时局转换以及史风、政风、学风乃至文风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不仅南、北宋之间史学发展存在诸多差异，而且在南、北宋不同时段，史学发展也具有明显的不平衡特征。尤其是在北宋中期与南宋前期，史学发展既与修史制度初创时的北宋初期不同，又与受官学压制的北宋后期和南宋后期有异，史学发展在此两时段可谓成就十分突出，变化极为明显，它们无疑是揭示宋代史学整体发展演变的关键时段。可惜长期以来，学界关注北宋中期史学发展兴盛状况者较多，而对于南宋前期史学发展的整体兴盛状况涉及较少。①基于此，本文拟从史学自身发展变化以及学风、政风对史学影响方面，对南宋前期史学兴盛状况加以较深入系统的考察。 南宋前期，即高宗、孝宗、光宗和宁宗时期，虽此前经受过北宋亡国的沉重打击，但随着南宋政权的重建与稳固，各类学术人才层出不穷，学术文化得以迅速恢复与发展。对此，李埴在为蔡戡《定斋集》所作《序》中详细指出：“自建炎渡江，中兴立国，百度草创。然厥初收合一时之才，亦自足供一时之用。……高宗能运作人之妙，享得士之宁，人才众多，公是别白，虽中厄于秦氏之斵丧，然脉理之流传，声气之陆续，终不可没。及孝宗嗣德龙飞，而群才奋扬，发于久抑之余，诜然角立杰出，孝宗培壅护持，日加月益，至于乾道、淳熙之际，则其成效大验，著于天下，光明硕大，有不可揜。……盖自渡江几六十年，至是为盛，可不谓懿哉!”②可见到孝宗当政之时，已呈现出国泰民安、人才兴盛之势。韩淲具体论述道：“乾道、淳熙以来，明经张栻、吕祖谦，直言胡铨、王龟龄，吏治王佐、方滋、张枃，典章洪迈、周必大，讨论李焘，文词赵彦端、毛幵，辩博陈亮、叶适，书法张孝祥、范成大，道学陆子静、朱熹。”③韩氏所言难免缺漏，但所举必是当时佼佼者。正是在当时学术文化迅速恢复与发展的大背景下，南宋前期成为了继北宋中期之后又一史学发展的兴盛时期。 一、从史学自身发展变化看，无论是史著编修与刊传，还是史学创新与史学思想丰富程度，均在南宋前期形成了兴盛局面。可以说，该局面是在亡国与中兴双重话语主导下，史学内在诸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随着南宋前期修史体制迅速恢复与完善，以及诸多史家著史热情普遍高涨，官、私方编修本朝史著述大量涌现。其间，既有官方对北宋后期史的系统编修与总结，又有私家对北宋史的倾力编撰与反思；既有官方对南宋中兴史的持续编修与整理，又有私家在南宋史撰修方面与官方积极呼应与跟进。具体而言，高宗绍兴四年五月，朝廷正式下诏重修神宗和哲宗《实录》。④到绍兴六年和八年，神宗和哲宗《实录》相继完成重修。同时，绍兴七年朝廷诏修《徽宗实录》，到二十八年完成。不过，孝宗乾道五年十二月又着手重修，至淳熙四年三月宣告完成。《钦宗实录》则始修于乾道二年十二月，至四年四月完成上进。⑤以上系官方对北宋后四朝《实录》加以系统编修的基本情况。随着以上《实录》相继完成，编修北宋后四朝国史的条件已经具备。于是早在绍兴二十八年八月，朝廷设置国史院，先诏修神宗、哲宗和徽宗三朝正史。此后到孝宗淳熙十三年十一月，《四朝国史》完成上进。⑥同样，其他有关北宋后四朝宝训、圣政、会要以及玉牒等编修工作亦同时进行，在此不再赘述。 与官方积极从事北宋后四朝史编修相呼应，私家亦在积极总结、纂述北宋史。如高宗绍兴九年春正月，王铚上奏《元祐八年补录》及《七朝国史》，此系私家有意补足官方史书缺略之举。又到孝宗淳熙十三年八月，王称进献《东都事略》130卷。⑦同时，孝宗淳熙十年，李焘上奏《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和《举要》68卷。十一年十二月，熊克进呈《九朝通略》168卷。又徐度撰有《国纪》百余卷、李丙撰有《丁未录》200卷，⑧以及王炎撰有《东都纪年》30卷。⑨在以上诸书中，除《丁未录》仅叙述北宋后四朝史事外，其他均系论述整个北宋九朝史事的重要史著。它们与此间编修的时段性鲜明的官修北宋史相比，在叙事范围上大多涉及整个北宋九朝，具有明显的贯通纪事的优势。它如汪藻撰有《靖康要录》16卷，徐梦莘撰有《三朝北盟会编》250卷。此系仅述一朝或者属于专题性史著。同时，就编撰目的而言，在以上史著中，如李焘在隆兴元年进呈《续资治通鉴长编》(太祖朝)奏状中明确指出：“臣尝尽力史学，于本朝故事尤切欣慕，每恨学士大夫各信所传，不考诸实录、正史，纷错难信。……臣辄发愤讨论，使众说咸会于一。”⑩由此可见，他旨在以官修史书为主体，广泛参考私家著述，系统总结北宋历史，以期达到使众说“咸会于一”的目的。而他的这种编撰目的，也是当时诸多史家撰史的共同意愿。应该说，受北宋亡国现实强烈刺激，南宋前期是朝廷上下总结、反思北宋历史，尤其是北宋后期历史最为集中、史著编撰成果极为显著的时期，并且它为人们认识北宋历史尤其是北宋亡国史奠定了基调。 与此同时，官、私方对南宋前期中兴史编撰进展迅猛。其间，朝廷于孝宗淳熙十五年三月开修，至宁宗嘉泰二年正月完成《高宗实录》500卷。宁宗庆元元年七月和嘉泰元年二月，又分别诏修孝宗朝和光宗朝《实录》，至嘉泰三年四月，《孝宗实录》500卷和《光宗实录》100卷得以同时完成。同时，嘉泰二年二月，在《高宗实录》完成后不久，朝廷下诏编修《高宗正史》，由此拉开了编修《中兴四朝国史》的序幕。(11)同样，其他如宝训、圣政、会要以及玉牒等亦在同时修撰。与官方修史相呼应，私家也在积极撰修南宋前期史。如熊克撰有《中兴小历》41卷，赵甡之撰有《中兴遗史》60卷，李焘撰有《思陵大事记》36卷和《阜陵大事记》2卷，李心传撰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12)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40卷。其中对于《建炎以来朝野杂记》，陈振孙评论道：“盖南渡以后，野史之最详者。”(13)其他如章颖撰有《四将传》4卷，系“建炎中兴名将刘锜、岳飞、李显忠、魏胜之传也”。(14)凡此等等。总之，由以上史著成书状况不难看出，官方在《实录》等编修方面成就突出，私家撰述高宗中兴史成果显著。应该说，该时期是记录、撰述南宋前期史，尤其是高宗中兴史最为集中的时期，它为此后人们认识南宋重建与高宗中兴形象奠定了基础。 其次，南宋前期史学创新成就突出，史学思想颇为丰富。受北宋亡国与南宋中兴等多重因素促使，重在记述、总结王朝兴衰的编年体受到时人推崇。其间，尤其是在《春秋》学与《资治通鉴》直接推动下，由袁枢在撰修《通鉴纪事本末》时所创立的纪事本末体，以及朱熹在主导编撰《资治通鉴纲目》时所创立的纲目体，均产生于此时。以上两种新体裁体例的出现，不仅打破了编年体和纪传体长期主行天下的传统修史格局，而且由于它们自身具有叙事简明、便于检索等独特优势，所以依照其体例撰史者日渐增多，如章冲就撰有《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5卷等。(15)此外，由朱熹编撰《伊洛渊源录》所派生的学案体，亦出现于此时，它带动了学术史著述的编撰。(16)应该说，后世主行的主要史书体裁体例在此时已基本齐备。 与此同时，该时期史学思想丰富而多元。除不少史家恪守以史为鉴传统观念之外，如郑樵倡导“会通”思想，他尤为强调：“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17)由此展现出他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眼光。又如理学家朱熹以天理作为其历史哲学的核心，他的史学思想具有“以理阐史，以史证理”的鲜明特色。(18)再如胡安国、胡宏和胡寅分别撰有《春秋传》《皇王大纪》和《读史管见》等，由此他们“从历史认识、史书编纂和史学评论三个层次逐步将义理渗透于史学中”，从而形成了颇具自身特色的“义理史学”。(19)其他还有吕祖谦、叶适、陈傅良以及陈亮等，他们均有着独具特色的史学思想。(20) 最后，南宋前期，随着地方、书坊乃至私家等刊印史书数量与种类增多，原本由中央刻书占主导地位的固有格局被逐渐打破，史书刊行与社会影响力日益扩大。如四川转运使井度主持刊刻有眉山七史，(21)表明地方官员积极投入到了搜集、汇聚以及刊行有关正史之中。又坊刻《史记》二家注、三家注合刻本得以出现，(22)以及书坊主导的《汉书》和《后汉书》精校精刻本问世，(23)等等，无不表明以国子监刻本为主导的正史刊本格局受到挑战，时人在购买、参阅正史时有了多样化选择。同时，受科举等因素促使，《资治通鉴》等多种改编本、节要本广为刊行，它们成为了广大士子参阅或者备考时的必要参考。如沈枢撰有《通鉴总类》20卷，清四库馆臣评论道：“然《通鉴》浩博，猝难尽览。司马光尝言：‘惟胜之曾读一过，余人不能数卷，即已倦睡。’则采摭菁华，区分事类，使考古者易于检寻。其书虽陋，亦不妨过而存之也。嘉定中锓版潮阳，楼钥尝为之序。”(24)由此可知，四库馆臣虽不甚满意沈氏改编，但却承认其具有“易于检寻”等实用效果，并且该书刊刻时还得到名家推举。又如江贽撰有《少微通鉴节要》50卷，江镕在该书《序》中指出：“《通鉴》一书，易纪传而为编年；上下数千百载，兴亡治乱了然在目，诚史学之纲领也。然编帙甚繁，未易周览，后之君子固尝节其繁，而取其要也。其间详者犹失之泛，略者又失之疏，学者病焉。少微先生江氏家塾有《通鉴节要》，详略适宜。于两汉、隋、唐则精华必备，于六朝、五代则首末俱存，点抹以举其纲，标题以撮其要，识者宝之。其后建宁公默游晦庵先生门，尝以此书质之，先生深加赏叹。自是士友争相传录，益增重焉。”此后该书被收藏者附益润色，并得以刊传。(25)可见颇为简明化的该书经朱熹褒扬后，便受到士友争相传录、刊布，其社会效应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北宋亡国的悲惨现实以及南宋重建时的曲折历史，均极大地激发了官私方总结、编修本朝史的热情。伴随着史书数量与种类迅速增加，在南宋前期形成了史书编修的兴盛局面。不仅如此，纲目体和纪事本末体的产生，以及学案体的出现，使得史家在史书编撰体裁体例方面有了多样化选择。加之南宋前期地方官刻、坊刻乃至私家刻书日渐活跃，这更为史书编修与流传增添了新的活力。由此可见，在现实环境促使下，思想多元的治史者与史籍刊刻者、传布者一起，共同促进了南宋前期史书编修与传布的兴盛。 二、南宋前期的疑经思潮与各学术流派的学术风气不仅直接影响着史家的思想观念，而且还波及到著史做法，它们无疑成为了该时期史学得以在思想观念等领域不断发展的助推器。 一方面，南宋前期疑经思潮较为兴盛，并且它对史学发展有所触动。如清四库馆臣在吴澄《书纂言》解题中指出：“《古文尚书》自贞观敕作《正义》以后，终唐世无异说。宋吴棫作《书裨传》，始稍稍掊击，《朱子语录》亦疑其伪。”(26)这是宋人敢于打破此前官方定论，开始质疑《古文尚书》的情况。又如郑樵指出：“《诗》、《书》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27)此则是郑氏对《尚书》纪事可信度做出的非同寻常的评判。同样，对于《诗序》辨疑状况，朱熹言道：“《诗序》实不足信。向见郑渔仲有《诗辨妄》，力诋《诗序》，其间言语太甚，以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后来细看一两篇，因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果不足信。”(28)对此，王应麟进而指出：“朱子《诗序辩说》，多取郑渔仲《诗辩妄》。”(29)可见朱熹经进一步考证，终能信从郑樵之说，确认《诗序》之伪。不仅如此，南宋前期疑经还涉及《周易》《礼记》以及《孝经》等，疑经者则有郑樵、朱熹、吴棫、吕祖谦、叶适以及王质等等。(30)从中不难看出，其间还包括一些对史学有较深涉猎与研究的知名学者。 又南宋前期因受所处现实环境等因素促使，讲求攘夷之义的《春秋》学大盛。其间，受官方推崇的胡安国《春秋传》影响非凡。在该书《序》中，当胡安国谈及撰述目的时，他言道：“虽微辞奥义，或未贯通，然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正人心，用夏变夷，大法略具，庶几圣王经世之志，小有补云。”(31)正是由于该书旨在阐发尊王攘夷思想，以义理解说《春秋》，故当上奏给宋高宗时，高宗褒奖道：“安国明于《春秋》之学，比诸儒所得尤邃。”(32)又据陈振孙言：《春秋传》30卷，“绍兴中经筵所进也。事按《左氏》，义采《公》、《榖》之精，大纲本《孟子》，而微旨多以程氏之说为证。近世学《春秋》者皆宗之。”(33)可见备受高宗看重的《春秋传》，对当时学风影响甚巨。同时，如叶梦得、吕祖谦以及陈傅良等不少学者撰有《春秋》学著述，并且一些还存流至今。(34)不过，《春秋》学虽则极为盛行，但在疑经思潮影响下，一些时人对先儒阐释《春秋》之说提出了大胆质疑或者尖锐批评。如郑樵在《通志·灾祥略序》中明确指出：“仲尼既没，先儒驾以妖妄之说而欺后世，后世相承罔敢失坠者，有两种学：一种妄学，务以欺人；一种妖学，务以欺天。”其中“凡说《春秋》者，皆谓孔子寓褒贬于一字之间，以阴中时人，使人不可晓解。三《传》唱之于前，诸儒从之于后，尽推己意而诬以圣人之意，此之谓欺人之学。”可见他不仅不认可三《传》之说，而且还认为后人多假托《春秋》有褒贬笔法，歪曲其原意，实以阐明己意，为欺人之学。正因为如此，他作《春秋传》，“专以明王道，削去三家褒贬之说，所以杜其妄”。(35)同样，朱熹虽然承认《春秋》存在褒贬之义，并且认为其主旨明确，但他却极力反对先儒所言的《春秋》“字字有义”说。他指出：“《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义也。”(36)由此可见，郑、朱二氏并未依从定论与众说，而是对《春秋》有着自己的解读。 不惟如此，在对《春秋》经、史属性与所记内容的认识上，叶适指出：“盖笺传之学，惟《春秋》为难工。经，理也；史，事也。《春秋》名经而实史也。”(37)叶氏在此表明《春秋》兼具经、史双重属性。又有人问朱熹：《春秋》当如何看?他言道：“只如看史样看。”他又言：“以《三传》言之，《左氏》是史学，《公》、《榖》是经学。”(38)在此朱氏对如何看待《春秋》所记以及《左传》属性做了解读。 正因为以上知名学者对《春秋》和《左传》属性有史学方面的定位，由此说明一些时人对于《春秋》经传有着非同一般的认识，于是以多种形式改编《春秋》经传者便不在少数。如章冲撰有《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5卷，他以《春秋左氏传》为取材对象，以鲁十二公加以划分。每公之下，按年依次类聚史事，每事一篇，自为起讫。总共选择汇聚有上自鲁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下至哀公二十七年“越子盟于平阳”和“晋荀瑶伐郑”等共357件大事。书末附载灾异、力役、时政、列国兴废及器物等事。谢谔在该书《序》中言道：“近收天台使君章冲茂深书，且以《左氏事类本末》为寄，于是恍然见所未见。盖《春秋》之法，年为主而事系之；使君之法，事为主而年系之。以事系年而事为之碎，以年系事而事为之全，二者不可一废。纪年也，故以事系而年全；纪事也，故以年系而事全。事系年而年全者，史法也；年系事而事全者，考史法也，乃相为表里欤?”(39)在此谢氏阐明了他对编年与纪事本末编修做法的认识，并以此说明纪事本末的地位与价值。清四库馆臣则评论道：该书“遂变经义为史裁，于笔削之文渺不相涉。”(40)在此四库馆臣对于章氏改编《春秋》经传的现实学术意义给予了深刻揭示。该书存留至今，它对同类著述如清人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53卷)等的编修产生了直接影响。又如程公说撰有《春秋分记》90卷，“以《春秋》经、传仿司马迁书为《年表》、《世谱》、《历》、《天文》、《五行》、《地理》、《礼乐》、《征伐》、《官制》诸书。自周、鲁而下，及诸小国、夷狄，皆汇次之。时有所论发明，成一家之学。”(41)可见该书系参考司马迁纪传体表、志等编修而成，并且“自成一家”。清四库馆臣评价道：该书“条理分明，叙述典赡，所采诸儒之说与公说所附序论，亦皆醇正，诚读《春秋》者之总汇也。”(42)在此四库馆臣高度赞扬了该书的参阅利用价值。再如邓名世撰有《春秋四谱》6卷，“名世以经、传、《国语》参合援据，为《国谱》、《年谱》、《地谱》、《人谱》。”(43)此属邓氏以独特分类形式改编《春秋》经传。凡此等等。以上史著对于后人从不同视角参阅、研究甚至传播《春秋》经传提供了便利。 总之，以上对《春秋》经传的认识以及改编状况表明，南宋一些学者敢于挑战经典、权威，表明自身观点，它既是当时疑经思潮的具体体现，也是疑经思潮影响史学的重要表现。 同样，疑经思潮促使一些时人能改变固有观念，不迷信、不盲从，对历史以及现实问题做出切合实际需要的解释。突出者如与北宋国家处境相比，南宋王朝偏安一隅，这样的处境使得北宋正统之论已难以说明南宋问题，于是一些时人不再沿袭北宋时的固有说法，而是在解读有关三国正闰问题时有了新做法、新认识。其间，如朱熹主编《资治通鉴纲目》时，据王应麟记述：“三国鼎峙，司马公《通鉴》以魏为正统，朱子《纲目》以蜀汉为正统。”(44)这正是朱氏不满司马光做法，有意改编《资治通鉴》的最主要原因。又如理学家张栻编撰《经世纪年》，“直以先主上继献帝为汉，而附魏、吴于下”。(45)再如萧常撰有《续后汉书》，“起昭烈章武元年辛丑，尽少帝炎兴元年癸未，为四十二卷，吴、魏君臣并为载记，列于后。”它如李杞撰有《改修三国志》67卷，“尊昭烈、后主为《汉纪》，魏、吴次之。”(46)凡此等等。以上诸人之所以未沿袭北宋有关三国正统问题的说法，而是力主正蜀之说，实质是立足于南宋王朝所处地位，为南宋政权合法性寻求理论依据。对此，清人章学诚结合当时客观历史环境揭示道：“昔者陈寿《三国志》，纪魏而传吴、蜀，习凿齿为《汉晋春秋》，正其统也；司马《通鉴》仍陈氏之说，朱子《纲目》又起而正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应陈氏误于先，而司马再误于其后，而习氏与朱子之识力偏居于优也。而古今之讥《国志》与《通鉴》者，殆于肆口而骂詈，则不知起古人于九原，肯吾心服否邪?陈氏生于西晋，司马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江东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天统也。诸贤易地则皆然，未必识逊今之学究也。是则不知古人之势，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47)在此章氏以设身处地视角对该问题做了准确解读。 另一方面，南宋学术文化发达，学术流派众多，各流派的学术风气不仅各具特色，而且相互间往往有较多联系以及影响。对于一些学术派别主要人物在当时的学术活动以及影响状况，楼钥指出：“乾道、淳熙间，儒风日盛。晦庵朱公在闽，南轩张公在楚，而东莱吕公讲道婺女。是时以学问著述为人师表者相望，惟三先生天下共尊仰之。”(48)叶适亦指出：“初，朱元晦、吕伯恭以道学教闽、浙士；有陆子静后出，号称径要简捷，诸生或立语已感动悟入矣。以故越人为其学尤众。”(49)可见朱熹、张栻、吕祖谦和陆九渊等在不同区域的学术影响力与感召力非同一般。不仅如此，叶适还具体论述了程朱理学发展变化状况。他指出：“昔周、张、二程考古圣贤微义，达于人心，以求学术之要，世以其非笺传旧本，有信有不信。百年之间，更盛衰者再三焉。乾道五六年，始复大振。讲说者被闽、浙，蔽江、湖，士争出山谷，弃家巷，赁馆贷食，庶几闻之。”(50)可见到孝宗时期，正是程朱理学得以重振复兴的重要时期。同样，对于永嘉学派发展演变之情，叶氏总结道：“昔周恭叔首闻程、吕氏微言，始放新经，黜旧疏，挈其俦伦，退而自求，视千载之已绝，俨然如醉忽醒，梦方觉也。颇益衰歇，而郑景望出，明见天理，神畅气怡，笃信固守，言与行应，而后知今人之心可即于古人之心矣。故永嘉之学，必兢省以御物欲者，周作于前而郑承于后也。薛士隆愤发昭旷，独究体统，兴王远大之制，叔末寡陋之术，不随毁誉，必摭故实，如有用我，疗复之方安在!至陈君举尤号精密，民病某政，国厌某法，铢称镒数，各到根穴，而后知古人之治可措于今人之治矣。故永嘉之学，必弥纶以通世变者，薛经其始而陈纬其终也。四人，邦之哲民也，诸生得无景行哉!”(51)由此可见，历经周行己、郑伯熊、薛季宣和陈傅良四人的艰辛努力，永嘉学派的治学特色更为鲜明了。 具体就永嘉学派与史学间的关系而言，如陈傅良语“当是时，永嘉郑伯熊、薛季宣皆以学行闻，而伯熊于古人经制治法，讨论尤精，傅良皆师事之，而得季宣之学为多。及入太学，与广汉张栻、东莱吕祖谦友善。祖谦为言本朝文献相承条序，而主敬集义之功得于栻为多。自是四方受业者愈众。”可见陈氏不仅能从本学派师长处获取学识，而且还善于吸取其他学派学术之长。正因为陈氏能博采众长，具有渊博的学识与深厚的学术功底，史载陈氏“自三代、秦、汉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必稽于极而后已。而于太祖开创本原，尤为潜心。”(52)可见他为学讲求古今贯通，并且善于追根溯源，尤其重视探究本朝创建之源。同样，对于永康陈亮，叶适在《龙川集序》中论述道：“同甫文字行于世者，《酌古论》、《陈子课稿》、《上皇帝四书》，最著者也。……同甫既修皇帝王霸之学，上下二千余年，考其合散，发其秘藏，见圣贤之精微常流行于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以开物成务，其说皆今人所未讲，朱公元晦意有不与，而不能夺也。吕公伯恭退居金华，同甫间往视之，极谕至夜分，吕公叹曰：‘未可以世为不能用，虎帅以听，谁敢犯子!’同甫亦颇慰意焉。”(53)可见陈氏除世人所熟知的史论外，他在探究皇帝王霸之学时，能借助史以明其义，其论还深得吕祖谦赞许。因此，元人吴莱在《石陵先生倪氏杂著序》中总结道：“自东都文献之余，天下士大夫之学日趋于南。或推皇帝王霸之略，或谈道德性命之理，彬彬然一时人材学术之盛，不可胜纪。盖东莱吕公本其伊洛义理之学，且精于史；永康陈公同父方与之上下，颉颃其议论，而独贵于事功。”(54)该论重在表明吕祖谦与陈亮的治学特点。 对于理学家朱熹和吕祖谦等，他们不仅有自己的学术专长，并且往往能重视史学，甚至利用史学，为其学术体系服务。对此，清四库馆臣在《十七史详节》解题中指出：“然南宋诸儒大抵研究性命而轻视史学，故朱子作《贡举私议》，欲分年试士，以《史记》、两《汉》为一科，《三国》、《晋书》、《南》、《北史》为一科，新、旧《唐书》、《五代史》为一科，盖虚谈无实之弊，朱子亦深虑之矣。祖谦虽亦从事于讲学，而淹通典籍，不肯借程子玩物丧志之说，以文饰空疏。故朱子称其史学分外仔细。附存其目，俾儒者知前人读书，必贯彻首尾。即所删节之本，而用功之深至可以概见，则此二百七十三卷者，虽不能尽诸史之全，而足以为宋儒不废史学之明证也。”(55)在此四库馆臣借论吕氏节抄之书，以表明吕祖谦和朱熹等理学家对史学的态度。现今依据目录著录以及现存状况，可知吕祖谦、朱熹、张栻、陈傅良、叶适以及陈亮所撰重要史著如下：吕祖谦撰有《大事记》27卷、《新唐书略》35卷、《历代制度详说》12卷以及《左氏博议》25卷等，朱熹撰有《资治通鉴纲目》59卷和《八朝名臣言行录》24卷等，张栻撰有《经世纪年》2卷、《通鉴论笃》3卷以及《诸葛武侯传》1卷等，陈傅良撰有《建隆编》1卷、《两汉博议》14卷以及《历代兵制》8卷等，叶适撰有《名臣事纂》9卷和《唐史钞》10卷等，陈亮撰有《三国纪年》1卷和《通鉴纲目》23卷等。(56)以上所举实例足以表明，当时许多学术流派主要人物并未轻视史学。 此外，多由理学家或者崇奉者发起的立祠建堂等尚贤活动，对于时人熟知名贤事迹、了解相关历史知识乃至有关学说极为有益。如孝宗淳熙十六年，赵彦操于平江府府学建五贤堂，纪念陆贽、范仲淹、范纯仁、胡瑗和朱长文。(57)该举措旨在表彰唐宋时期平江府所涌现出的贤达之士。又如詹仪之(字体仁)，史载：“乾道间，张宣公守乡郡，吕成公分教，公方占家食，日以问学为事。淳熙二年，公知信州时，朱文公、吕成公俱在鹅湖，往复问辨无虚日。及帅广东，首以濂溪旧治立祠曲江上，张宣公为之记。”(58)可见詹氏作为理学传人，不仅广得理学名家指点，而且当他为宦治政时，将敬仰理学先贤置于首要地位。再如宁宗嘉定五年春正月，天台郡学始建四先生祠，纪念周敦颐、二程和朱熹。(59)凡此等等。以上做法往往因有理学传人主导或者参与，由此带动了此后立祠建堂举动的广泛开展。总之，这种通过名贤祠堂以宣扬历史人物事迹及其学说的做法，不仅直观效果极为显著，而且还能扩大历史教育的受众面。在该时期，它成为了不少理学家及其传人宣扬先贤事迹及其学说的重要平台。 综上所述，在疑经思潮影响以及南宋不同学术派别自身需要促使下，具有不同学术文化背景的学者往往能积极参与到各类史学活动中。其间，他们或者质疑固有认识，挑战权威说法，或者改编经典著述，借助史学为学术以及现实服务，或者通过名贤祠堂宣扬与推广著名人物事迹及其学说，由此使得南宋前期的史学发展不仅在不同学术领域得以拓展，而且在社会层面有所扩散，史学影响的深度与广度得到了有效提升。 三、南宋前期关涉国家对外方针政策与地方社会治理稳定的政治风气，直接影响到官僚士大夫的历史观念与颇具时代特色的史著编修，它是不少官僚士大夫具有强烈现实关照以及史学服务于现实的直观体现。 其一是南宋前期，宋、金和战始终是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朝廷内外重点围绕该议题来商定“国事”。正是在这种政治氛围感染下，一些史家欲运用史学知识与历史经验，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借鉴方案，为此他们撰写有着明显启示作用的军事类史著。其中，面对宋、金双方所呈现出的南北对峙格局，一些史家积极搜集、汇编有关三国六朝战事、军事地理形势以及战略战术等，以便为朝廷备战和决策提供有益借鉴。如王逨“世家宛丘，生十有一岁，当建炎戊申，北兵破陈，为其所俘，转徙河朔者十年。戎马中，编简荡然，仅得《春秋左氏传》、班固《西汉书》，昼夜诵之，一字不遗。和议成，间道归。……入太学，益从师友尽读诸子百家，日万余言。遂擢进士第，凡中原所亲历，平昔所讲画，敌已在其目中。又从知己视师荆襄，然后南北形胜，表里洞达，落笔辄数千言，举天下事如指诸掌。”(60)他还专门“编集南北战争事实为《南北龟鉴》”。(61)可见饱尝过战争苦难的王氏，不仅能亲身体察当时南北形势，而且还注重总结历史上的相关战事，为现实决策服务。又如赵宋宗室赵善誉，在任职常州通判时，史浩就极力赞扬且推举道：“宗子之秀，学问、文采俱有可观，吏材尤高，不在彦逾下。”(62)由此表明赵氏治学与理政均具有突出才能。他撰有《南北攻守类考》63卷，“以三国、六朝攻守之变，鉴古事以考今地，每事为之图。”(63)可见他旨在以图示方式阐释三国六朝攻守形势，并有意标明今地，其现实鉴戒之意更为明晰。同类著述还有李焘的《南北攻守录》30卷、(64)胡寅的《三国六朝攻守要论》10卷，以及王漻的《六朝进取事类》等等。(65) 同样，在南宋朝廷对外攻守主张往往争论不休的现实环境促使下，一些史家通过撰述同类史著，不仅表明自身主张，更是为自身说法寻找历史依据。如在高宗绍兴末，宋、金关系日趋紧张，战事将起。其间，张敦颐于绍兴三十年担任江南东路安抚使干办公事时，撰成《六朝事迹编类》14卷，主要记述六朝三百余年兴衰之迹。(66)清四库馆臣指出：“又《总叙门》内《六朝保守》一篇，历数自吴以来南朝不可北伐，北伐必败，即幸胜亦不能守。盖亦南渡之初，力主和议之说者。”(67)可见张氏借论史事，以表明自身对当时战守和问题的立场。又如史家李焘在孝宗励精为治，急于“经营北方”之时，他“请先自治以待时”。(68)这是他针对当时宋、金双方实力与所处环境提出的政治主张。不仅如此，他还专门撰有《六朝通鉴博议》10卷。在该书《序论》中，他明确指出：“自古帝王之一天下，必先为胜天下之具。君者，胜负之主；地势、民心、兵、将、事机，皆其具也。”欲实现“制敌国、一天下”目的，则需做到“地险而便，民悦而附，兵劲而义，将勇而贤，机至而乘”，历史上的六朝之失，恰在于这“五具”未能兼备。因此，他希望当政者能汲取历史教训，“监彼之失，而求吾之所以得。”(69)正是由于该书与南宋事势关系密切，故四库馆臣指出：“此书详载三国六朝胜负攻守之迹，而系以论断。……此则得失兼陈，法戒具备，主于修人事以自强。”(70)可见李焘以史论为政论，借评判史事劝诫当政者不能盲目冒进，需自强待时，以实现恢复大计。 其二是面对南宋王朝偏安一隅、疆土面积急剧减小的客观现实，朝廷极为看重地方社会稳定与治理，提倡编修地方志便是现实举措之一。其间，主由地方官主持、官府僚属与乡贤等参与的地方志编修活动，不仅可以帮助任职者熟知所辖地区的山川地貌、人口风俗以及古今历史，而且还能及时记述与宣扬他们在该地的政绩。因此，就某种程度而言，修志活动已成了一项地方行政职责，由此调动了不少地方官的积极性。也正因为如此，南宋前期，地方志编修成效明显。仅以现存该类史著而言，就有范成大所撰《吴郡志》50卷、张津等撰《乾道四明图经》12卷、周淙所撰《乾道临安志》3卷、梁克家所撰《淳熙三山志》42卷、刘文富等撰《淳熙严州图经》3卷、施宿等撰《嘉泰会稽志》20卷、卢宪等撰《嘉定镇江志》22卷，以及陈耆卿等撰《嘉定赤城志》40卷等等。具体如镇江府在南宋时军事地理位置极为特殊，《嘉定镇江志》编修者特意在该书卷三专门设立《攻守形势》门，其间对于高宗建炎三年、四年，绍兴八年和三十一年此地江防战事做了较详细记述，由此表明了该地的战略地位。又在该书卷二十二《杂录·武事》中，所记内容大多反映南宋初战事，内涉采石和海州之战等。由此可见，该书在编修体例与内容构成上均凸显着时代特点与地方特色。又如《乾道四明图经》由时任知州张津主持编修，在该书卷一《总叙·贤守事实》内，就专门记述有孝宗乾道五年，张津率群僚与士大夫于州庠行释菜仪，并且“自此遂为常规”。又在该书卷九收录有王伯庠所撰《州学序拜田记》，其中言道：“礼成拜既，风动千里，莫不砥砺澡濯，期毋负贤太守敦教化厚风俗之美意。呜呼，盛矣!……公今礼成于一日，而长幼尊卑之分，昭然可见，皆率服之，故能不令而行，政平讼理，其视劫劫于米盐细故而日不暇给者，固有间矣，其可不书以告来者?”可见该志不仅将任职者张津定性为了“贤守”，而且突出了他在兴学教化方面的政绩。总之，这些著述不仅在编修体例、内容构成以及史料价值等方面突出了地方特色与政治功用，而且为此后其地地方志编修、续修奠定了坚实基础。 综上所述，具有现实借鉴意义以及参考利用价值的军事类和地方志类史著的编修，充分表明以上史学活动并非仅属单纯的学术文化活动，而是渗透着编修者明确的政治理念与政治目的，它是当时政风直接影响甚至主导下的产物。 总体而论，南宋前期正是当时史风、学风和政风交融发展兴盛的时期，该时期在内、外诸多因素共同激荡促使下，出现了史学发展的兴盛局面。其间，在现实政治与学术文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当时诸多史家在编撰各类史书时能够自觉继承传统甚或大胆创新，史学自身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与此同时，许多具有不同学术文化背景的官僚士大夫们往往能够积极投身于史学领域，他们或者热心宣扬、传布历史，或者有意编写史著，或者直接表达对历史问题的看法，由此使得该时期从事史学活动的人数明显增多，史著数量与种类日益丰富，著史者的创新意识突出，史学思想多元，史学对社会乃至朝政的影响明显。加之印刷业与科举制等对史学传布助推作用显著，由此便造就了南宋前期史学发展的兴盛局面，并且该局面对南宋后期以及元代史学均产生了直接影响。 注释： ①按：本文所指的北宋初期是指太祖和太宗时期，中期是指真宗、仁宗和英宗时期，后期是指神宗、哲宗、徽宗和钦宗时期；南宋前期是指高宗、孝宗、光宗和宁宗时期，后期是指理宗、度宗和瀛国公时期。又就南宋前期史学研究现状而言，突出者如吴怀祺先生不仅从史学思想角度出发，将南宋史学思想发展分成了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而且他还着重指出：“南宋孝宗乾(道)淳(熙)之际，史学思想相当活跃，一批重要史学家先后展现独有的风彩。郑樵、王偁、朱熹、吕祖谦、李焘、李心传、洪迈父子兄弟等一批史家关心社稷，关心现实，写出了一批有影响的大著述。这是中国史学史上一个光辉的时代。”可见他对孝宗时期史学发展状况给予了充分肯定。参见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宋辽金卷)第二编“绪言”，黄山书社，2002年，第221页。其他对于南宋前期史家、史著等相关专题研究成果颇多，在此不再赘述。不过，近年来对南宋史学研究领域与范围也在不断拓展，突出者象对历史教育多有关注，如汪高鑫撰有《朱熹历史教育思想的主要特征》(《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程源源撰有《吕祖谦的历史教育理论与实践》(《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等。 ②蔡戡：《定斋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57册，第565页。 ③韩淲撰，张剑光整理：《涧泉日记》卷中，《全宋笔记》第6编第9册，大象出版社，2013年，第114～115页。 ④李心传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卷76“高宗绍兴四年五月癸酉”，中华书局，2013年，第1450～1451页。 ⑤王应麟撰，武秀成、赵庶洋校证：《玉海艺文校证》卷14《实录》，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660～663页。 ⑥⑦以上均见王应麟撰，武秀成、赵庶洋校证：《玉海艺文校证》卷12《正史》，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570～571，570、573页。 ⑧王应麟撰，武秀成、赵庶洋校证：《玉海艺文校证》卷13《编年》，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634、637、635页。 ⑨王炎：《双溪类稿》卷25《东都纪年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55册，第725页。 ⑩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93《经籍考》“续通鉴长编举要”解题，中华书局，2011年，第5611页。 (11)王应麟撰，武秀成、赵庶洋校证：《玉海艺文校证》卷14《实录》，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663～664页；《宋史》卷38《宁宗纪》，中华书局，1985年，第729、731、733、731页。 (12)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9～220页。 (13)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58页。 (14)赵希弁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读书附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34页。 (15)参见燕永成《论纪事本末体在南宋的创立及运用》(《中华文史论丛》第7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和《试论纲目体在南宋时的创立及运用》(《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4期)。 (16)参见陈祖武：《朱熹与〈伊洛渊源录〉》，《文史》第39辑，中华书局，1994年；卢钟锋：《论朱熹及其〈伊洛渊源录〉》，《孔子研究》1990年第3期。 (17)郑樵：《夹漈遗稿》卷3《上宰相书》，见吴怀祺：《郑樵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8页。详参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宋辽金卷)第7章第3节，黄山书社，2002年，第273～275页。 (18)参见汤勤福：《朱熹的史学思想》第7章，齐鲁书社，2000年，第252～275页。 (19)参见曹宇峰：《南宋义理史学研究》第2章，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0～66页。 (20)按：该方面研究成果较多，可参阅吴怀祺：《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宋辽金卷)第二章“吕祖谦的史学思想”，黄山书社，2002年，第343～390页。 (21)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5“宋书”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84页。 (22)参见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结语”，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37、339页。 (23)杨绍和：《楹书隅录》卷2《史部》，《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926册，第595～606页。 (24)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5，中华书局，1981年，第578页。 (25)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01页。 (26)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2，中华书局，1981年，第96页。 (27)周孚：《蠧斋铅刀编》卷31《非诗辨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54册，第682页。 (28)黎靖德辑，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80，《朱子全书》第2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747页。 (29)王应麟撰，孙通海整理：《困学纪闻》卷3《诗》，《全宋笔记》第7编第9册，大象出版社，2016年，第103页。 (30)具体可参阅叶国良《宋人疑经改经考》(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0年)第六章“结论”、杨新勋《宋代疑经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第三章“南宋疑经论述”，以及杨世文《走出汉学：宋代经典辨疑思潮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六章第二节“经典辨疑思潮的深化”等。 (31)胡安国著，钱伟强点校：《春秋胡氏传》，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页。 (32)李心传撰，胡坤点校：《要录》卷109“高宗绍兴七年三月丙子”，中华书局，2013年，第2051页。 (33)(41)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4、68页。 (34)参见宋鼎宗：《春秋宋学发微》，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第55～99页。 (35)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下册《灾祥略》，中华书局，2009年，第1905页。 (36)(38)黎靖德辑，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83《春秋》，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831、2841页。 (37)叶适著，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点校：《叶适集·水心文集》卷12《徐德操春秋解序》，中华书局，2010年，第221页。 (39)朱彝尊：《经义考》卷188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79册，第504页。 (40)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49，中华书局，1981年，第437页。 (42)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27，中华书局，1981年，第222页。 (43)王应麟撰，武秀成、赵庶洋校证：《玉海艺文校证》卷6《春秋》，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280页。 (44)王应麟撰，孙通海整理：《困学纪闻》卷13《考史》，《全宋笔记》第7编第9册，大象出版社，2016年，第356页。 (45)周必大：《文忠集》卷53《续后汉书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47册，第562页。 (46)王应麟撰，武秀成、赵庶洋校证：《玉海艺文校证》卷13《杂史》，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597页。 (47)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内篇二《文德》，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36页。 (48)楼钥撰，顾大朋点校：《楼钥集》卷52《东莱吕太史祠堂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970页。 (49)叶适著，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点校：《叶适集·水心文集》卷17《胡崇礼墓志铭》，中华书局，2010年，第338页。 (50)叶适著，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点校：《叶适集·水心文集》卷13《郭府君墓志铭》，中华书局，2010年，第246页。 (51)叶适著，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点校：《叶适集·水心文集》卷10《温州新修学记》，中华书局，2010年，第176页。 (52)以上均见《宋史》卷434《陈傅良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12886页。 (53)叶适著，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点校：《叶适集·水心文集》卷12，中华书局，2010年，第207～208页。 (54)吴莱：《倪石陵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52册，第21页。 (55)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5，中华书局，1981年，第579页。 (56)详参燕永成：《南宋史学研究》附录《南宋主要治史者史著著录存佚目录》，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37～359页。 (57)范成大撰，陈振岳校点：《吴郡志》卷4《学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8页。 (58)郑瑶等：《景定严州续志》卷3，《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4376页。 (59)林表民：《赤城集》卷8刘爚《四先生祠堂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356册，第682页。 (60)周必大：《文忠集》卷52《王致君司业文集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47册，第553页。 (61)楼钥撰，顾大朋点校：《楼钥集》卷94《国子司业王公行状》，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655页。 (62)史浩：《鄮峰真隐漫录》卷9《陛辞荐薛叔似等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41册，第604页。 (63)陈振孙撰，徐小蛮、顾美华点校：《直斋书录解题》卷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66页。 (64)王应麟：《玉海》卷16《地理》，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第305页。 (65)王应麟：《玉海》卷25《地理》，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第511页。 (66)张敦颐撰，王进珊校点：《六朝事迹编类序》，南京出版社，1989年，第5、7页。 (67)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70，中华书局，1981年，第624页。 (68)周必大：《文忠集》卷66《敷文阁学士李文简公焘神道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47册，第703页。 (69)李焘：《六朝通鉴博议》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86册，第96～97页。 (70)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88，中华书局，1981年，第75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