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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石器时代存在战争是毋庸置疑的，既有武器（镞、钺）、防御设施（环壕、城垣）、乱葬坑等方面的考古学证据，也留下了古史传说。从考古学来看，新石器时代规模较大的战争当开始于约公元前4000年，此后的公元前3000年前后、公元前2000年前后也都较为显著，而这恰好是早期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和走向成熟的三个关键时期。那么，战争和文明演进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是战争促进了文明化，还是文明化助长了战争？这是关系到文明演进机制的重要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一 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庙底沟时代，为中国新石器时代（具体当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大规模战争的第一阶段。该阶段战争主要是由中原核心区的迅猛扩张所引发，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涉及范围广大。二是变化程度巨大。三是出现专门武器。 中原核心区文化的对外扩张影响，开始于约公元前4200年东庄类型形成之后，文化扩张过程中应当伴随着人群的移动。比如岱海地区突然出现的仰韶文化王墓山坡下早期遗存，几乎和晋西南的东庄类型文化面貌完全一样，可以肯定是晋西南地区人群沿着汾河北上开拓移居的结果。而此时中原核心区尚未出现显著的社会复杂化现象，只是遗址密度大幅增加。推测当时恰逢全新世中期气候最适宜期，粟作农业得到较快发展，人口急剧增多，从而促使中原人群对外迁徙。稍后进入公元前4千纪，才在河南灵宝西坡、陕西白水下河等遗址，出现数百平方米的大型房屋——公共“殿堂”兼首领人物的居所，意味着中原率先开始强调社会地位差异。而首领人物地位的凸显，很可能就与领导战争有关。 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大汶口文化早期大墓、江苏连云港东山村遗址崧泽文化大墓，显示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地区在公元前4千纪前期开始出现显著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复杂化，这也是仅次于中原核心区而出现文明曙光的地区。大汶口文化早期大墓随葬的花瓣纹彩陶，是其文化上深受庙底沟类型东向影响的实证，推测其文明化进程的启动也与来自庙底沟类型的影响和刺激有关。崧泽文化也曾受到庙底沟类型的影响，庙底沟类型对这些地区的影响可能有战争因素在内。稍后从公元前3500年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开始，尤其公元前3300年以后，在中原和海岱地区的进一步影响带动下，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普遍趋于文明化。除中原腹地的河南灵宝西坡大墓、巩义双槐树宫殿式组合建筑外，标志性遗存还有甘肃秦安大地湾乙址的“殿堂”式房屋、辽宁凌源牛河梁的“庙、坛、冢”祭祀遗存，以及山东章丘焦家大墓、安徽含山凌家滩豪华瘗玉大墓等。 二 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末期，迎来中国新石器时代（具体当为铜石并用时代早期晚段）大规模战争的第二阶段。此时中原文化不如庙底沟时代强势，甘陕黄土高原地区力量增强，北方文化南下，东方文化西进，南方文化北上，呈现出万国林立、逐鹿中原的态势。 北方地区有两个现象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曾经分布着较多仰韶文化海生不浪类型遗存的岱海、黄旗海地区以及更靠北的商都、化德、苏尼特右旗等地，至约公元前3000年后突然变成一片“空白”。二是这个时候的仰韶文化阿善三期类型人群，在鄂尔多斯和陕北地区的山头上突然建起了很多石城堡，一般是三面绝壁，有通道的一面则筑以坚固的石墙、瓮城和瞭望台，军事防御功能十分突出。究其原因，公元前3000年左右，中国东部季风区发生了显著的气候干冷事件，岱海、黄旗海及其以北地区可能很难再发展农业，加上自然灾害肆虐，大概只好选择大规模迁徙，由此自然会引发战争。 东方的大汶口文化和南方的屈家岭文化此时则强势西进北上，大汶口文化的范围一度东扩至豫东大部，尊、杯等因素及于晋南、关中。屈家岭文化北部范围囊括了豫西南、豫东南大部，斜腹杯等因素及于晋南。中原西部的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类型东南向扩展到洛阳地区，篮纹等因素则东达海岱，南抵江汉。这样一来，之前相对自成系统的河南中部地区，基本成了大汶口、屈家岭和仰韶三大文化相互对峙的前沿阵地，这三大文化人群之间彼此发生冲突，战争自在情理之中。 东南的良渚文化应该不会和中原直接发生战争，因为其间还隔着大汶口文化，但良渚文化在北进过程中，与大汶口文化发生激烈战争是肯定的。良渚文化内部的超级中心聚落似乎只有良渚古城一处，至少其兴盛期内部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较小，但在其形成期迅速占据良渚区，不排除也有战争的背景，其大量玉、石钺的随葬也证明军权的重要性。 公元前3000年前后普遍的社会动荡和冲突战争，会进一步突出首领地位，加强军权，扩大社会分化，强化社会组织动员能力，这可能就是当时中国中东部地区普遍趋于文明化的历史背景。其中东方的良渚文化主要致力于内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秩序的治理，大型土木水利工程和灌溉稻作农业强化了首领权利，从而率先发展出单一中心的良渚区域文明，或具有区域王权的“古国”文明。但良渚文化对外扩张战争有限，终究只占有江南一隅。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在对外扩张方面令良渚文化望尘莫及，但其文化内部古城林立，可能并未形成统一中心，城址墓葬规模、贵重物品等都较良渚文化略逊一筹，可能只是站在了初级区域文明社会的边缘。陇东的庆阳南佐大型聚落，出现600多平方米的宫殿式建筑，可见黄土高原的社会发展程度不低于黄河下游和长江中游地区。 当时冷干气候背景下条件艰苦的北方地区贫富分化、社会分工都很有限，但和东部诸文化一样家族组织凸显，而且由于战争而形成了大范围的社会组织。中原地区的情况则介于东方和北方之间。公元前2500年以后，在当地雄厚文化基础上，得益于良渚、大汶口、龙山等东部文明（文化）的贡献，中原和北方地区形成陶寺区域文明、石峁区域文明等原初文明。 三 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龙山时代后期，进入中国新石器时代（具体当为铜石并用时代晚期）大规模战争的第三阶段。这个时候出现了至少三波大规模的文化和人群南下浪潮，在大规模冲突战争中中原地区逐渐重获核心地位。 第一波南下浪潮来自于北方地区的老虎山文化。在约公元前2200年以后极端干冷的气候背景下，老虎山文化后期人群被迫大规模南下，曾经繁荣一时的岱海及以北地区，再次出现文化“空白”。鄂尔多斯、陕北和晋中北地区山头再次涌现出大量石城堡垒，以神木石峁石城最具代表性，其三重城垣、高大城门、瓮城马面等，将防御功能强化到极致，可以想象到在北方人群南下的大背景下，战争是日常大事，连石峁这样的超级中心聚落也必须加强防御。石峁这样的吸取中原精华形成的北方强“国”，对外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也很大，城墙附近发现的多处埋葬青年女性的头骨坑，很可能就是女性俘虏的头骨。当然，老虎山文化南下最清楚的证据，就是将大量陶鬲等带进晋南临汾盆地，使得陶寺文化转变为陶寺晚期文化，在陶寺古城出现屠杀乱葬、凌辱女性、毁掘大墓等暴力现象，在陶寺之外的临汾下靳、芮城清凉寺也同样有毁墓现象。老虎山文化还进一步向南影响，将陶鬲、细石器镞、卜骨等扩散到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 第二波南下浪潮来自于中原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约公元前2100年左右，后期阶段的王湾三期文化向南大规模推进，其结果是将豫西南、豫东南和鄂北大片地区纳入王湾三期文化范围，使江汉平原甚至洞庭湖沿岸文化的面貌也变得和王湾三期文化近似。这一文化变革涉及的范围，比现在的整个湖北省都大。作为原石家河文化主要核心的石家河古城，城垣被毁，出现大量瓮棺葬，曾经极富特色的数以十万计的红陶杯、红陶塑基本消失，显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三波南下浪潮，指公元前2000多年豫东地区的造律台文化形成以后，随即东南向扩展至江淮地区，留下江苏兴化南荡、高邮周邶墩等遗存，并且深刻影响到江浙地区广富林文化的形成。良渚文化的衰落固然有环境变迁的原因，但其灭亡可能与造律台文化南下引起的战争相关。 公元前2000年前后从北向南多米诺骨牌式的文化南进和引发的战争，直接后果就是使得中国文明格局得以重新整合：江汉和江浙地区急剧衰落，中原—海岱—北方三足鼎立式文明主体区形成，中原地区的核心地位凸现。稍后的公元前1800年以后，在中原地区终于兴起二里头青铜文明，其影响及于中国大部地区，中国文明进入成熟的“广域王权”或者“广幅王权”的“王国”文明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元前2000年左右龙山后期的战争，为辉煌的三代文明打下了基础。 四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战争，大体和一些古史传说可以相互印证。总结起来看，中国新石器时代战争和文明起源大致存在这样的关系：适宜的气候条件引发农业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急剧增长，促使中原地区对外扩张和发动战争，促进中原地区文明起源的步伐；中原地区的扩张影响，带动了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西辽河地区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进程；随后干冷的气候背景，引发大规模频繁战争，刺激中国大部地区先后进入原初文明和成熟文明社会。如果着眼于早期中国整体，战争对于破坏旧的大格局、整合新的大格局则有着全局性的作用。 植根于广大深厚农业经济的早期中国文明，短于对外扩张，却长于对内整顿秩序。每一次大规模的内战，就是破坏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一次极端行为。新石器时代的战争提高首领地位、促使阶级分化和社会分工，以粗暴的方式使得广大地区短时间内发生文化和血缘的深度交融，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早期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进程；而文明的成长反过来促使大规模战争的发生，文明化进程每前进一步，战争的程度就升级一次。战争和文明化互为因果、相互促进，因此战争才成为古代中国两件最大的事之一，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10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齐泽垚/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