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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郭沫若、侯外庐在1940年代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墨学，却分别以“天志”“尚贤”作为其核心思想进行诠释。郭沫若认为，墨子代表“王公大人”的立场，是反动、反人类和不科学的；侯外庐则认为，墨子代表觉醒的“国民人类”利益，侧重从知识论、人类观、民主观、天道观发掘其合理成分。两人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社会史视角进行研究，结果却得出迥异结论，可谓“同途殊归”。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解和运用不同。 关键词：郭沫若；侯外庐；墨学；马克思主义；同途殊归 作者简介：徐国利（1966—），男，安徽祁门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史学史及史学理论、中国文化思想史、区域社会史研究；陈晨（1990—），男，河南南阳人，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博士生，主攻马克思主义史学史。 20世纪上半叶墨学研究的兴盛，既是阐旧学以辅新命的时代命题，又是一个关涉不同学术流派的思想史现象。新史学派梁启超、新考据派史家胡适和傅斯年、新儒家冯友兰和钱穆等，以不同立场和方法来阐释墨学，各成一派。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则以马克思主义研究墨学，郭沫若、侯外庐是重要代表人物。郭沫若1923年6月13日即在《创造周报》发表《读梁任公〈墨子新社会之组织法〉》。1935年所写《先秦天道观之进展》对墨子的思想颇有论述。但是，他对墨子的系统研究是在1940年代，1943年8月写出《墨子的思想》（收入《青铜时代》）；1944年8月写成《孔墨的批判》（收入《十批判书》）。侯外庐对墨学的系统阐述，反映在1944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两人均以马克思主义研究墨学，观点却大异其趣，可谓“同途殊归”。然目前尚未见这方面的专门研究，仅少数著述有所涉及。全面梳理1940年代郭、侯墨学研究之异同，探讨其研究“同途殊归”的学理根源，既可深化对20世纪上半叶墨学研究之认识，亦可促进对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一、同途：墨学研究的相同视角 郭沫若和侯外庐都主张以社会史的视角考察思想的发生与演进，这是由于他们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在本质上属于社会史观。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的考察和研究，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进化论史观，以“社会（形态）”为单位，将人类社会历史视为从低级向高级有序发展的五大社会阶段（即形态），这一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论）或唯物史观。这种社会史观认为，历史是以由经济关系决定的社会物质生活为基础的，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建立的政治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所构成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能动作用于社会存在。这种社会史观既有别于中国传统以家天下的“王朝”为历史记载和研究单位的王朝史观，也有别于近代以来以民族国家为考察和研究单位的民族国家史观，以及以文化（或文明）作为历史考察和研究单位的文化（明）史观。郭沫若和侯外庐的墨学研究建立在对先秦社会经济有深刻把握的基础上，开创了墨学研究新境界。张岂之说，“在上个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不再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不必言必称希腊，他们努力将历史唯物论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进行创造性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郭沫若接受并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始于留学日本期间，称辩证唯物论给自己“精神上的启蒙”。1928年2月，他流亡日本，开始研究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继而展开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1930年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对商周社会史作了系统论述，明确提出西周为奴隶制社会的论断。之后，他在《青铜时代·后叙》中说：“有了这个结论，周秦之际的一个学术高潮才能得到说明；而那个高潮期中的各家的立场和进展，也才能得到正确的了解。”然而，他的《墨子的思想》发表后却受到包括同一阵营史家在内的学者的普遍非难，这使他大为刺激，但并未动摇其研究路径，反而决心要“彻底整理古代社会及其意识形态”。1944年，《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的完成为其进一步研究周秦诸子奠定了基础，他说，“社会机构得到明确的清算，从这里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然后才能清算得更明确。”由此可见，郭沫若非常强调从社会史的视角出发研究思想史，始终坚信这种研究路径的合理性。这种自信和学术理念驱使他迅速完成《孔墨的批判》一文，并坚持对孔墨的原有态度。对梁启超和胡适等的周秦诸子研究，他称之“游离了社会背景而专谈逻辑”，意谓那只是从理论上研究和阐述，声称：“我是不满意这种办法的。无论是怎样的诡辞，必然有它的社会属性，一定要把它向社会还原，寻求得造此诡辞者的基本立场或用意，然后这一学说或诡辞的价值才能判断。” 侯外庐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资本论》的翻译，并将其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称为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他晚年回忆说：“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我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主要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社会史研究；二是思想史研究。我向来认为，社会史与思想史相互一贯、不可或缺，而‘研究中国思想史，当要以中国社会史为基础’。”1934年，侯氏写的第一部史学专著《中国古代社会和老子》已体现出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路径。具体到《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他称此书研究的首要特征即是“始终注意社会史与思想史的关联”，并说该书与《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为姊妹篇，两书“互相贯串，互为补充，后者是前者的基础”。侯氏将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分为三阶段，每个阶段的论述都紧扣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展开，如阐释第二阶段由春秋邹鲁缙绅诗书传授之学批判地发展为孔墨显学时，便紧密结合春秋氏族贵族的凌替和国民阶级的初起。在解决学术疑难，如墨子的国民自觉问题时，尤善于“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特别运用政治经济学的金钥匙作了解答”。 总之，1940年代，郭沫若和侯外庐的墨学研究均建立在对先秦社会发展深入认识的基础上，即先探得墨子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再对墨学进行阐释和评价。具体而言，如两人均坚持“西周奴隶论”，并认为先秦诸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代，相同的研究视角和认知基础表明两人的墨学研究可谓是“同途”。 二、殊归：墨学阐释的严重分歧 郭、侯两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均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和阐释墨子的思想，在研究方法上均采用社会史之路径，然而对墨子思想的核心观念、阶级属性和学说性质的阐释与定位却大相径庭，在墨学研究上可谓是“殊归”。 （一）对核心观念的把握不同 郭沫若的墨学观，以“天志”为脊椎。有学者认为郭沫若的墨学观是以“明鬼为墨子其他学说的基础”，笔者认为此论不妥。实际上，关于墨子思想的核心，郭沫若的认识是有变化的。如在《读梁任公〈墨子新社会之组织法〉》和《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两文中的确指出墨子十论是以“明鬼”为中心。然而，到1944年写《孔墨的批判》时则说“天志”是墨子思想的脊梁，“抽掉了这条脊梁，墨子便不能成其为墨子”。在谈到自己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史学观点的变化时，郭氏曾说：“在见解上每每有些小有出入的地方。在这样的场合自当以年代较晚者为准。”也就是说，郭沫若曾明确表示以后来的观点作为正确观点。再者，从郭沫若墨学观的内在思想逻辑来看，根据他对西周以来二元并立宗教观的认识可以看出，“明鬼”所代表的祖先神崇拜是依附于“天志”所代表的至上神崇拜的。所以，从根本上讲，郭沫若是将“天志”作为墨学核心观念来认识的。他既反对将“天志”解读为“神道设教”，也不同意将其视作墨子对百姓渴望制裁诸侯权力的回应。因为，“神道设教”是儒家的办法，墨子作为宗教家，对上帝是极端崇拜的；而百姓对诸侯权力制裁的渴望并不符实。郭氏从宗教思想的理解出发，称墨子言“天志”是要在现实世界的等级秩序之外构建出一个精神世界的无形枷锁来控制百姓。就其本质而言，“天志”便是“王志”，是专制的代言。据此，郭沫若完成了对墨子十论的完整解读，“尚同”和“尚贤”是“天志”与“明鬼”在现实世界的映射，是人道世界的法规；“兼爱”和“非攻”是为保护私有财产，“节用”和“节葬”是为增加私有财产，都是在私有财产观念出现的历史背景下对代表“天志”的王公大人切身利益的维护；“非乐”和“非命”更是在天道观上，对“天志”作了进一步的肯定。 侯外庐的墨学观，则是围绕墨子的“尚贤”思想展开的。他自称，“著者研究墨子，以尚贤篇为其基本思想”。之所以如此，主要受其对先秦诸子思想特质认识的影响。他认为，与“希腊古典的古代”的“智者”思想不同，中国古代思想（即先秦诸子思想）采取的是“贤人”的路径，并称“就历史的属性上看，中国的‘贤人’与希腊的‘智者’，同为古代国民的思想代表”。具体到墨学而言，墨子所处的战国初期是“国民阶级的地位已经很高而旧传统束缚行将终结的时候”，因此，墨子提出的“尚贤”顺乎时代潮流，表现出对新国民阶级的支持和对旧贵族的抵制，即“所谓尚贤者，尚国民之资格，以反对了氏族制”。不同于郭沫若对墨子“十论”逐一批驳的方式，侯外庐围绕“尚贤”这一核心，从知识论、人类观、民主观和天道观诸方面对墨学作了系统阐释。在知识论上，强调认识对象的国民性以及认识法则的国民尺度；在人类观上，直指国民新人类的觉醒，力图塑造“尚贤”的平等社会；在民主观上，强调同情人民、生利于民，使民尚同于贤；在天道观上，破除西周旧的天命观，附加“尚贤”于神鬼之上，将其世俗化为现实社会的法则。质言之，在侯氏看来，墨子的“尚贤”便是“不尚氏族”。 （二）对阶级属性的理解有异 郭氏称墨学是代表王公大人立场的学说。他统计出《墨子》的10篇中提到“王公大人”的多达67次，从而称“他的十篇东西整个在为王公大人说话”，“在替统治者画治安策”。但仅以此判定墨学的王公大人立场还是不够的，他进一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证：其一，墨学表现着对王公大人政治权力的捍卫。他指出，墨子既然承认鬼神的权威，必然也早就承认王公大人的权威，因为，“天老爷的存在是地上王的投影”。墨子将国家、人民、行政和社稷都视作王者的私有，一切行政都是自上而下的绝对统治，以贵者和智者统一天下的思想，不允许有言论、思想的自由，“简直是一派极端专制的奴隶道德”。其二，墨学表现着对王公大人经济利益的保护。他说，尊重并保护私有财产权是“兼爱”和“非攻”的核心，“兼爱”从正面呼吁要互相尊重财产所有权，“非攻”则从侧面倡导要互不侵犯财产所有权。在私有财产权还未十分稳固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墨子以“兼爱”和“非攻”使其神圣化，最有利者必然是占据私有财产最多的王公大人。他还说，墨子既已承认天下之人客观存在着强弱、众寡、富贫、贵贱和诈愚之别，却又号召“兼爱”，是让“多数的不安乐者去爱那少数的安乐者”，“而少数的安乐者也不妨作一点爱的施予而受着大多数人的爱了”。因此，“兼爱”实际是对于王公大人的偏爱。其三，在思想领域强化了王公大人的绝对权威。郭氏对“非命”的解释是建立在颂儒基础上的，认为儒家所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命”并非宿命，而是偶然或必然，“天”也非上天，乃自然界的理法，故儒家有命说不是让人懈怠，而是教人积极进取。而墨子“非命”之“命”恰恰是作为宿命来说的，即非除掉上帝鬼神之外的任何必然性或偶然性的支配，将人民的思想牢固束缚在对上帝鬼神权威的绝对崇拜之上。而王公大人作为上帝鬼神在人间的代表，对无形权威的彻底皈依，即是对有形权威的绝对服从。 侯氏称墨学是代表国民新人类的学说，这一点从其对“尚贤”的认识上即可以判定。其国民阶级的立场体现在：其一，在人类思想上，墨学体现了国民新人类的觉醒和对平等的追求。他指出，墨子认清了社会矛盾的根源“归根于氏所以别贵贱之‘别’义”，因此期望通过“尚贤”将客观的“义”的标准代替原来的主观心理标准，力图打破依照氏族区别人类异质的先天鸿沟。墨子将“贤”的范围从君子扩大至“古典社会的自由民、手工业者、奴隶、家奴”，反映了时代变革之际新兴阶级对政治权力的诉求，“客观上是国民人类的觉醒”。他进而强调，墨子的国民觉醒乃是化别为兼，“他主张把不当作人看待的奴隶变成和氏族贵族的人一样”。质言之，国民人类的觉醒就是追求新旧阶层在社会地位上的平等。其二，在社会理想上，墨学发展了其人类思想中袒护人民的因素。《墨子》诸篇表露着对人民寄予的同情，以及对当时不仁不义社会的严厉批判。例如，墨子尖锐指出，百姓杀一人十人，为罪不义；贵族攻国杀千万人，反无罪为义。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反差，皆是奴隶社会先天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故此，墨子倡导生利于民，这集中反映在非乐、非攻、非礼和节葬等学说中。其社会理想被归纳为：一是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即不做空耗财力和不能生利于民的事；二是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即反对旧贵族的不劳而获，提倡劳动平等；三是有财者勉以分人。 （三）对学说性质的判定各异 郭氏强调墨学的反动性。他对墨学有一句总评判：“他的思想充分的带有反动性——不科学，不民主，反进化，反人性，名虽兼爱而实偏爱，名虽非攻而实美攻，名虽非命而实皈命。”该评判明确将墨学定性为一种反动学说，具体而言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以“非乐”为解释对象，批评墨学不科学。郭沫若反对将墨子“何故为乐”的议论视为其科学精神的体现。他从训诂学的角度指出，墨子在应对儒家的辩难时利用“乐”的两种解释进行诡辩，其目的只是寻机非难儒家。他说：“中国古代的学问，认真够得上称为有点科学性质的，只有音乐的乐律和历法。这两种东西儒家都看得很重。在墨子方面呢？历法不曾提到……音乐则极端反对。”他还称墨子认识事物的“三表法”也不是科学方法，只是浅薄的经验，不能作为真理的标准。其二，以“尚同”为解释对象，批评其不民主。他反对以近代西方“民约论”来理解“尚同”，指出“尚同”的主体并非人民，而是墨子宗教化的“天”。尊天与尚同相对，“尊天既是绝对的神权统治，尚同便是绝对的王权统治”。其三，以“节用”为解释对象，批评其反进化。郭沫若认为，反对繁文缛礼是社会发展的应有之义，但片面强调节用，不积极增加生产，“那只是阻挠进化的契机”。他还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阐释“节用”，称其只是缓和社会矛盾的工具，其目的无非是期望王公大人节约一点，避免因过渡榨取百姓而引起社会动乱。在他看来，只有积极增加生产，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是革命的社会进化论。其四，以“节葬”为解释对象，批评其反人性。他说，墨子最不近人情之处是对男女婚嫁之年的规定违背了人的生长规律。究其原因，即在于墨子根本没有把人当人看，而是看作王公大人的所有物，看作双重“生产工具”，既生产物质财产，又生产劳动力财产。墨子提倡“节葬”，避免因久丧耽误人口繁殖，主张“非攻”，避免战乱损失人口，其目的皆是为了使“生产工具”发挥最大作用，这些都是“没有人情”和“反人性”的。 侯氏则肯定墨学的进步性，称它表现在认识论和政治思想上两大方面。首先，墨学的认识论具有唯物主义的特征，并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从认识对象上讲，墨子的知识论是“取材”的。墨子所处的时代正是“新人类寻得经济生活而旧人类传统犹自束缚的时候”，故墨子知识论的取材“多实际社会的人类基本生活”，是对孔子以“能思”为特征知识论的批判，表现出一定的唯物主义特征。二是从名实关系讲，墨子的知识论是“取实予名”的。他说，在墨子那里，“存在与不存在要视可否是感觉的”，并“就存在的事物行为，取其所以然者，予之以名”。他还从孔墨的区别上来作分析，指出孔子更在乎“应然”，肯定西周的形式，主张“循名以责实”；墨子则关注“实然”，认为形式不必拘古，应“取实以予名”。可见，墨子知识论的“实变名迁”具备了发展的意蕴。三是从判定认识的准则讲，墨子的知识论有一定革命性。该准则就是墨子的“三表法”，即以“古者圣王之事”、“众人耳目之实”和“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作为解拆事理的仪法。该准则体现了其知识论的客观性，与孔子和老庄秉持的形上之道有大不同。“三表法”将“人类皆等化而为国民，否定了氏族人类先天的鸿沟”，而以“贤能”区别贫富贵贱，是对传统习俗的强烈批判。墨子亟于创立新的评判标准，反对过往的主观主义，走向了否定情感的唯利极端，是“大胆的古典国民前锋的思想”。 其次，墨学的政治论具有民主特质。侯氏从“尚同”中还揭示出百姓人民尚同于天子和天子尚同于天的含义。但不同于郭沫若将“天”理解为宗教的至上神，侯外庐是视其为理性法规。结合西周以来天命论的发展，他认为从墨子思想的整体上看，这一理性法规的“天”是被分作两步来阐述的：“第一步分作两截，以命为欺愚之物故弃之，以天鬼为庶民所无之物故置之；第二步复分而合，使无命的条件附加于天鬼之意志中，而成为没有命定的天鬼，一按他的‘方法’执行赏罚。”易言之，第一步是“破”，否定西周以来的旧天命论，揭露其欺骗庶民百姓的本质；第二步是“立”，把天和鬼神都附带上条件，这样天和鬼神就不再是精神主宰，而是方法和尺度，“这把尺度是平等的，亦可以量度王公大人，亦可以量度百姓庶民”。因此，墨子的“尚同”是以“尚贤”为基础，“与尚贤篇以贤能之同义而代替氏族别义者同一道理”。他说，“墨子所主张之平等，兼与同，乃古典社会的形式民主”，虽与近代资本主义的形式民主不同，但突出表现了人类社会政治思想的一贯性，故仍“富于民主精神”。 综上可见，郭沫若和侯外庐对墨学核心观念与阶级属性的认识均不相同，对墨学的评价更截然相反。由于核心观念是研究墨学的逻辑起点，两人对此认识不同，直接导致他们的墨学观在整体上出现严重分歧。因对墨学阶级属性认识的不同，又直接导致他们对墨学性质地位认识的歧异。郭氏以“天志”为脊椎的墨学观，视墨学是反对乱党和代表王公大人的学说，故对其加以批判。侯氏则以“尚贤”为核心的墨学观，声称墨学是代表显族利益和反对旧贵族的学说，故对其以肯定为主。 三、“同途殊归”的学理分析 郭、侯二人研究墨学的路径相同，观点却相异。正如郭沫若所言：“我们的方法虽然彼此接近，而我们的见解或所得到的结论有时却不一定相同。”同为马克思主义者，理论工具相同，何以有不同的墨学阐释呢？笔者认为，思想史的结论既然从社会史中来，那么关于思想史认识分歧的根源也应回到社会史中去寻找。事实上，他们都承认中国存在奴隶制社会，认为春秋战国是中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期。然而，同中又有异，即他们对历史唯物论的理解和运用不同，由此导致对先秦社会发展的认识存在很大差异，最终影响了对墨子思想本质和意义认识的同途殊归。 郭氏是从普遍社会形态下的人民解放潮流来考察和评判墨学。郭沫若祖述摩尔根、恩格斯和马克思，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适性，这使他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套在中国的历史上面”。《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便是借鉴摩尔根—恩格斯的社会进化公式，尝试将殷周历史置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框架中，认为“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甚么不同”，同样经历了从原始氏族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的演变。而社会形态演进与发展的衡量标准便是是否促进了人民的“解放”和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的利益及要求，即他所主张的“人民本位”论。郭氏将此作为其研究和评判中国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根本标准：“批评古人，我想一定要同法官断狱一样，须得十分周详，然后才不致有所冤曲。法官是依据法律来判决是非曲直的，我呢是依据道理。道理是什么呢？便是以人民为本位的这种思想。合乎这种道理的便是善，反之便是恶。”郭氏对于先秦诸子思想的分析和评判，即如此。 那么，墨子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时代潮流中呢？根据郭沫若的研究，当是人民解放的潮流。郭氏认为当时的人民是作为奴隶的“被剥削者的大群”，因此人民的解放便是奴隶的解放，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人民身体的解放，从奴隶身份中解放出来；二是精神意识的解放，从统治阶级构建的天道观念中解放出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他确定春秋战国时期是“由奴隶制确切的变成封建制度的时代”，即“革命的时代”。在这个革命时代，一方面是现实领域臣仆革贵族的命，另一方面是思想领域打破由《周易》所固化的鬼神世界与人类世界，复活辩证法，排斥鬼神。再者，他从《诗》和《书》中总结出春秋战国时宗教思想的动摇以及阶级意识的觉醒，即天被怀疑和否定，人被发现和肯定等。为此，他赞扬老子、庄子和韩非子的思想带有这种革命性，并称他们为革命派思想家，把孔子称为折中派，而墨家的“宇宙观根本是固定的，非辩证的，宗教的，他根本是迷信鬼神”，“在当时完全是反革命派”。实际上，1923年他便说：“周秦之际的学者大都是反对宗教的无神论者，而于墨子独发生出一个例外。”1943年其《墨子的思想》开篇仍坚称：“墨子始终是一位宗教家。”1944年其《孔墨的批判》则较系统阐述了“天志”为墨学脊椎。将墨子定位为宗教家，无疑就否定了墨学在其所处社会潮流中的价值。此后在《古代社会研究的自我批判》中，郭氏结合井田制的流变对人的解放有了新的认识，认为西周末期以来私田不断开垦，井田制遭到破坏，新旧阶层矛盾的对抗愈演愈烈，互相争夺作为被剥削者的人民作为同盟军，“人民就是在这样的契机下从奴隶的羁绊得到解放的”。继而他在《孔墨的批判》中再度确定墨子是这一时代潮流的违背者，其方法是，从《墨子》的《非儒》篇探得儒墨对于“乱党”，即比较能够代表民意，即符合人民解放潮流的新兴势力的不同态度，从而指出“孔子是袒护乱党，而墨子是反对乱党的人”。 侯氏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独特历史路径下民主思想的产生来考察和评判墨学。其治史路径受《资本论》理论结构与早年从事翻译工作的影响。与郭沫若不同，侯氏更强调从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去探寻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路径。他认为古代社会的文明路径是多样的，与希腊“古典的古代”不同，古代东方文明走的是一条特殊路径。正如方光华所说：“氏族贵族所有的生产资料和家族奴隶的劳动力二者紧密结合，土地地域化的私有制及国民阶级具有巨大难产性，形成了古代东方国家的‘维新路径’或‘亚细亚道路’。”新的社会仍然被氏族血缘所联结、维持和束缚，“思想意识的生产，亦当然不是‘国民’的，而是‘国有’的”。因而，与古希腊完全以地域取代氏族、以国人代替族人的革命路径所产生的“古典的民主”不同，中国古代思想在维新路径下走出的是一种不完全的民主。这是侯氏从中国文明独特路径出发考察先秦诸子思想的关键所在。 侯氏认为，孔墨的时代奴隶社会既已产生，氏族旧制只会日益束缚着社会发展，并衍化出“公子与‘富子’的内部争夺”。其结果是，一方面生产资料所有权开始由大氏族向小宗族转变；另一方面，由氏族贵族所控制的西周“文化典章”，“已经不是有血有肉的思想文物，而仅仅作为形式的具文，背诵古训教条罢了”。春秋战国之际，随着中国古代社会转入不完全典型的显族时代，土地私有制日益确立，国民阶级逐渐觉醒，“不论人类性的问题，社会的国民富的问题，以及天上宗教的问题，都发生了变革，因此哲人思想便以私事（国民资格）出现”，这便是孔墨显学的主潮。他说：“在当时（春秋末）的人类觉醒上应是反氏族的，‘孔墨毕起’（《庄子》），一在人类情操上，一在人类理性上，开展了知识的自觉。”侯外庐从该角度认识和评价孔墨，自然就无意分辨孔墨孰对孰错，而是意在说明两者都是为了打破仪法与社会实际不符的矛盾状况，只是路径不同罢了。孔子重在以修复旧的仪法来改造社会，修正氏族贵族专政理论；墨子重在以打破旧仪法和创建新仪法来适应社会，否定氏族贵族专政理论。因此，其研究墨学便以“尚贤”为核心，重在挖掘墨子思想中代表新国民阶级的成分。侯氏在论述孔墨思想时曾说，“著者对于孔墨无好恶左右袒，欲以古人之真知还诸古史之实际而已”；对于梁启超先扬墨抑孔和后扬孔抑墨，胡适偏爱墨学和曲解儒学，主观情感之掺杂及冠“革命者”“反革命者”头衔于墨子者，他认为均应改正研究态度。这些充分说明，侯氏是以先进和反动与否来评述诸子的思想，旨在客观揭示社会史演进与思想史演进的辩证关系，即从中国独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社会史揭示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真实面貌。 两人墨学研究的同途殊归，还与其学术指向和学术思维有关。1940年代，两人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战线的工作者身处抗战后方，其学术指向都强调经世致用，关注革命现实，然而两人学术指向涉及政治的广度与深度不一。郭沫若治史重在应时用世，其墨学研究常借历史来批判现实。侯外庐的思想史研究虽然也意在扩大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声势，但往往不与政治指向直接挂钩，其学术研究保持了相对独立性。解启扬亦持类似看法：“郭、侯二人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之所以结论大相径庭，是由于二人的个人风格及具体学术方法不同所致。”此外，郭沫若的学术研究富有艺术性思维。余英时在《谈郭沫若的古史研究》一文中说：“郭沫若以新诗人一变而为甲骨文、金文的专家，大家都说他聪明绝顶。他的聪明自是不在话下，其实他以殷契周金治史正得力于他是诗人。”其实，郭沫若的史学研究和叙述也是充满艺术性的。这种艺术性的思维使他获得了许多独创性认识，但亦使其思维和论述易失之严谨。侯外庐的学术研究则富有科学实证性和理论思辨性，不凭想象作无根据的推断。1986年，他总结了自己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三条基本原则，其第二条原则即是：“谨守考证辨伪的方法。考据学是一门专门学问，我从来反对虚无主义地对待考据学。”故其论证和观点更加严谨和合理。 （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