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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推陈出新中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要真正服务和引导读者，就须重新提出和审视历史观问题。每种批评方法都有相应的文学观和批评观，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而言，“历史”是其文学观和批评观的标识性概念之一。 有论者认为，文学批评中的历史观问题过于陈旧，已不适应今天文学批评特别是批评理论创新的需要。这种意见值得商榷。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是当代中国居于主导地位的批评方法，但客观地说，在与其他批评方法的竞争中，其价值和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凸显。就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自身来说，在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上莫衷一是，也许是影响其功能发挥的原因之一。并且总体上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批评实践上缺少实绩。此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意义不是以新旧为判断标准的，仅以时序区分新旧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点。 法国思想家福柯的历史研究对我国文学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且持续至今。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吸收福柯历史理论的同时，也需要辨析与反思。例如，在福柯看来，变化等于剧变，变化是灾难性的，新质产生即意味旧质消亡。这一观点应当斟酌。美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詹姆逊就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新旧是并存的和同时出现的，而非新质从旧质的“废墟”中形成。国内主流史学界对新历史主义包括后现代史学都持较为审慎的态度，而福柯的历史研究拒斥意义阐释，英美权威史家对他的疯癫研究也敬而远之。当然，福柯特立独行的研究对拓展边缘史学颇有贡献，但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而言，应批判地吸收其历史观。尤其是在今天，关于历史真实这一范畴及引发的各种问题，亟待重新研究。本文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应坚持历史本体论，历史可以叙事形式存在，但历史不能等同于叙事。把历史完全等同于叙事，这种认识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所反对的。 历史概念有多副面孔，且极具包容性，历史学和历史哲学对此已深有研究，这里不赘。本文意图强调，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的“历史”不同于史学和史料，它突出的是历史作为历时态人类社会实践的意义。作家苏童也曾借评论小说《河岸》表达自己的历史观。他说：“所有的历史都只有一个真相，但之所以一代代人都在以各自的立场书写记录历史，是因为历史借助于人的公正性甚至是倾向性得以书写，容许改写，或者留下了改写的空隙，历史因此是有活力的。”苏童的历史观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鲜活的分析实例。 史学乃求真之学，历史真实却是个颇为纠结的概念。尽管真实有多种测度，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不应否认存在历史真实，因此，部分新历史主义思潮把历史真实仅看作叙事效果的观念需要反思。历史总是处于运动中的，不可复制，但人们可通过文物和文本接近或逼近历史真实。然而，历史不等于历史记录与历史书写，历史是人在时间序列中的活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坚持时间是历史最根本的维度，没有时间，历史不可能发生；时间是不可见的，也是无目的的，历史基于时间，但绝非任何时间之流都构成历史。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对历史目的论及相关的历史趋势、历史主体等问题应具体分析。历史有没有目的？很难下一个判断，因为几乎所有关于历史目的的追问都是“事后诸葛”。这就说明，历史是一次性的，即使时间被证明可以扭曲甚至倒流，历史也不可能再次上演同一幕剧。历史趋势或历史的必然性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分析的重点，但这一分析须借助历史解释，没有历史解释，也就没有对历史必然性的认识。不过，处于历史川流中的个人和集体，要想测准未来历史蜿蜒的轨迹，殊非易事。这样说不是排斥历史主体的能动作用，而是为了表明，主体参与创造历史的过程本身就是历史的。另外，哪些群体或集体构成历史主体，哪些则被逐出历史主体的范畴，历史主体的活动是否意味着历史的惟一，诸如此类，这些提问也都是历史的。故历史主体是历史中的主体。历史一定是主体的历史吗？似乎未必。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有一著名观点：个人是历史的人质，这种说法既合理又片面。尽管不是每个个人都能成为主体，非主体的个人就一定不能参与历史吗？恐怕也不尽然。进一步说，阿尔都塞的历史无主体论亦应被置于历史中才能得到解释，因为历史无主体论同样是历史的产物。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还应思考个人史与历史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所说的历史主要不是指个人史，而是指集体主体创造的总体的历史。这种历史观并非无视个人史的作用，而是主张个人只能看和看到历史，即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历史，但仅仅通过个人去考察历史的做法是偏颇的。詹姆逊的名言“永远历史化！”为中国学者和批评家所熟知，但甚少有人进一步追问，是否一切都可以历史化？历史中的一切和一切的历史，都能用历史的观点去看吗？历史化是否认了绝对真理的存在，还是把自己变成了绝对真理？等等。关于这些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需要继续探讨。简言之，历史有多种可能性，未来也是历史的一部分，观察真实的方式有很多，但历史真实只有一种。 可以说，苏童的历史观是在历史的混沌虚无中寻找历史真实。但近年来，他似已逐渐放弃历史真实，相关研究者不妨对此加以跟踪和观察。苏童是位擅写女性特别是女性心理的作家，但在他的不少小说如《妇女生活》中，一代代妇女命运都是相同的，最终走向虚空和无意义。其中，历史看上去在变，其实是循环甚至静止的。苏童的女性观即是他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与法国学者克里斯蒂娃在《妇女的时间》一文中的观点类似：妇女的时间是环状时间。在苏童的小说中，时间与变化只是表象，历史始终停在那里，就像他笔下的女性，外婆、母亲、我、女儿，一代又一代，重复着一成不变的命运。时空在变，环境在变，生活也在变，但历史中的人，特别是人性，都是不变的。为何作家会在作品中透露这样一种历史观，它是否成为了目前文学创作中的常态？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应该思考这些问题，并做出自己的回答。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历史观注重理论建构，而核心范畴是批评理论建设的基础。除前文逐一论及的“历史”“历史本体”“历史真实”“历史的必然性”“历史主体”“历史化”等范畴外，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还需更新人们对历史动力的惯常理解。詹姆逊《批评的历史维度》一文或可为此提供必要参考。他指出，“任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阐释都必须坚持两个老的且很熟悉的基本术语：商品生产和阶级斗争。也许有人会提及那些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幽灵或者苏联教条主义，那么我就会列出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辉煌著作来反驳。就在昨天，阿多诺还在向人们证明商品形式是20世纪现代主义的核心。至于阶级斗争，它本身无孔不入地存在于我们社会的个人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这一点正是马克思主义教科书首先要告诉我们的。如果说没有这样的体验和这样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就名不副实。”可见，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应全面、辩证地看待阶级史观的价值。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不同于其他社会历史批评，更不是一般的文学社会学。詹姆逊曾说，“同构类推这种方法虽然得出的结论不一定是虚假的，但却是静止的和实录性的，完全来自于观念的历史，也就是说，它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社会学方法”。他以高乃依的悲剧与保罗·贝尼舒对其剧本的阐释为例，说明“高乃依的悲剧就不仅仅是社会阶级和作品之间、社会形态和思维模式之间相互关系的文献，它首先是一个事件，一个能够体现历史上特定时期的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事件”。“高乃依的例子还说明，这样一种矛盾状态也可以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并存于一部文学作品中。作为在人类历史漫长的阶级斗争中的一个极端重要的历史事件，实际上并非存在于‘投石党’运动那个时代的历史书里，而是存在于文学形式的骨髓中。如果用这样的观点来审视艺术作品，那么文学批评的方法便在历史真实的领域找到自己的最终根基。由此，文学作品再次向我们展示了它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价值。”借鉴詹姆逊的说法，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历史观认为，历史不是背景，不是文献，而是真实的人类社会活动。基于此，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将历史真实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中“历史”的基本规定。并且，这种批评不是摈弃形式因素和形式分析的批评，恰恰相反，它认为历史就在文学形式的骨髓中；形式也不是一个容器、一个空壳，形式本身就是有质料、有内容的。 重新关注和思考社会历史的特殊性问题，也应提上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议程。恩格斯认为，历史是过程的集合体，而非事物的集合体。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评，在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前提下，需要为历史“解绑”，即将特定和具体的社会历史从普遍和抽象的历史哲学中解放出来。唯此，才能进行因地制宜、有的放矢的社会历史批评，因为社会是历史中的社会，社会不是抽象概念，历史是社会的历史，不是自然史。易言之，社会与历史这二者是互为限定的。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历史观应把“历史”视为一个关系范畴，同时注意辨清其与相关范畴的联系与区别。这里只简要谈两点。首先是历史与文本。前文述及，人们可通过考察历史和其他文本逼近历史真实，但历史与文本能等同吗？其实，不论历史是阿尔都塞的“缺场的原因”或拉康的“实在界”，历史都不是文本，因为历史本质上是非再现和非叙事的。不过，正如詹姆逊所言，只有通过文本化和再文本化才能接近历史。当然，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反对过分强调文本的能动作用，因为这样会使历史最终无法指涉；也反对过于被动地处理文本，因为这种做法会滑入庸俗唯物主义。故此，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对历史与文本的关系持辩证立场。其次是马克思主义史纂学与编年史。詹姆逊借评论本雅明的《德意志悲剧的起源》，对二者的区别做了阐发。“因为编年纪事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历史性：‘无论巴罗克式的意图多么深刻地穿透历史的细枝末节，它那琐屑细微的分析，在被视为纯阴谋的实体中，永远也没有停止在政治上的苦心求索。巴罗克式诗剧所认为的历史事件，只是谋划者的堕落活动。在无数叛逆者中，没有哪一个具有一息真实的革命信念，他们出现在巴罗克时代的君主面前，而君主自己也固定于基督式殉道者的姿态之中。不满——这就是行动的古典动机。’而且，这种历史时间只是更迭相续而没有发展，实际上是隐秘的空间性的，它把宫廷和舞台当成了特殊空间的体现。” 是故，马克思主义史纂学与编年史存在本质区别，两者的时间观和历史观迥异。马克思主义史纂学对历史时间的认识，不把历史时间看成封置在稳定不变的容器中的时间，历史时间不是空间化的凝固的时间。后现代历史观恰恰把时间向空间转化看成历史的必然，以此达到消解时间乃至历史时间的目的。取消了时间，就取消了历史。 总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历史观须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新的、有价值的思想。这给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创新带来了挑战，如何从历史观入手，强化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指导地位，以期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更好地阐释和评价文学现象，从而推动社会进步，将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工作者的责任与使命。 （姚一诺，《文艺报》2020年7月1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