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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重视和开展中国边疆环境史研究具有积极的学科意义，既可以推动中国边疆史研究进一步深入，又可以促进中国环境史学的自身建设和发展，故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有重要价值。中国边疆环境史是对中国边疆史和中国环境史的继承与创新，多措并举协力推进，使之成为史学研究与边情认知相观照的有力载体，是新时代历史学科实现融合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因此，除了从理论与方法、研究对象和内容进行探讨外，学界还应更加重视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和挖掘、研究队伍的构建和完善等方面。 关键词：中国边疆环境史；环境史；中国边疆史；中国特色环境史学理论体系 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鼎革·变迁·融合：清至民国广西县级行政与地方基层社会治理研究”（项目编号：16XJC770002）的阶段性成果 “边疆”一词在传统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民族等领域因研究视野不同而各有旨归。环境史研究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处。相较于成果丰硕的中国边疆问题研究和环境史研究，从一定程度上而言，“对不断内地化的边疆各民族地区的环境史，被大部分主流学者在有意无意中漠视了”。1因此，开展中国边疆环境史研究具有积极的学科意义，既可以推动中国边疆史研究进一步深入，又可以促进中国环境史的自身建设和发展。另外，传统意义上的“边疆地区因种种原因成为物种入侵危机的高发区”而“具有了自然生态属性”，2致使边疆地区的生态安全成为新时代国家安全体系构建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基石。可见，开展中国边疆环境史研究，不仅是对中国边疆史和中国环境史的继承、创新与发展，更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参考和实践应用价值。因此，笔者撰此拙文，以期学界重视和深入推进中国边疆环境史研究。文中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中国边疆研究概述 19世纪以降，中国边疆研究顺应时代要求经历两次研究高潮，唤起了国人对边疆地区的极大关注，为20世纪中国边疆研究留下珍贵的历史遗产。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边疆研究掀起第三次高潮，构筑“中国边疆学”的呼声不断涌现，并被付诸实践，形成中国古代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中国边疆研究史三足鼎立的研究格局，大大拓宽中国边疆研究领域，同时还与当代边疆现状相结合，产生了较多选题深化且有积极意义的研究成果。2009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期组稿“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专栏”刊发8篇专稿，从不同角度评述了60年来的中国边疆研究状况。4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避免与2009年刊发的相关内容重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2期特别推出“新世纪中国边疆研究回顾与展望”系列文章，选取时间段为1998—2018年，分别从中国边疆学构建路径5、东北边疆6、北部边疆7、新疆8、西藏9、西南边疆10、海疆11等方面对20年来中国边疆研究的进展进行了回顾与展望，以助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进一步推动中国边疆学学科健康发展。 梳理学界有关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从学科视野对中国边疆研究进行学理性阐述，探讨其学科内涵、社会功能、研究理论与方法等，为构筑“中国边疆学”提供理论支点；12二是考察历史时期中国疆域的时空演进过程，探讨古代中国疆域理论问题，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提供历史依据；13三是开展历史时期边疆治理研究，主要探讨中国历代边疆政策和多面相的治边活动，为新时期边疆治理和开发建设提供历史启迪；14四是剖析历代王朝边疆民族政策，特别是关注汉、唐、元、清诸朝，为新形势下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给予启发；15五是分析中国边疆地区的安全问题，尤其是探讨周边外交、近代以来中国边患与陆地界务问题，为制定周边国际政策和强化国防建设提供参考；16六是考察中国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族等问题，为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反对民族分裂发挥重要作用；17七是持续开展和深化海疆史研究，在维护我国海洋领土主权、海洋权益、海上安全、海上划界问题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18八是从史学史和学术史角度梳理与研究开展近代中国边疆研究的思潮、群体和学者，为推动边疆学科进一步深入发展发掘和整理丰富的学术资源。19 以上诸多研究成果表明，近些年来的中国边疆问题研究已取得长足进步。但是，既有研究还不能完全适应现实需要，甚至部分领域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薄弱环节。就边疆史而言，方铁指出：“目前我们研究中国边疆史，比较重视探讨事件、制度等方面的内容，较少关注人物的思想观念与行事动机。进一步深化中国边疆史研究，需要认真探讨后者，这样不仅可以让历史人物走到前台，让展现的历史更加生动鲜活，也有助于了解历史事件、制度的源起及演变。”20 边疆治理离不开人与环境两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在边疆开放开发中，人与环境、经济、资源等问题联系密切。因此，在边疆史地研究深厚学术积淀的土壤上开展中国边疆环境史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呈现边疆治理和生态环境变迁互动的历史图景，而且还可以通过剖析“人物的思想观念与行事动机”，清醒而深刻地认识和关注当代边疆社会治理中的发展与稳定、边疆多元文化视域中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等问题，从而发挥新时代边疆治理与史学应用有机契合的积极作用，助力创新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体系，为维护和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构筑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出谋划策，最终实现丰富中国边疆史研究和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学科价值。 二、中国边疆环境史的定义 美国学者R.纳什于1972年发表《美国环境史：一个新的教学领域》最早提出“环境史”名称，标志着环境史研究的兴起。随后，环境史快速地进入国际史学主流，在全球范围内掀起研究高潮，继文化史之后成为西方历史编纂学的新类型。对此，王利华指出：“最近40年来，环境史研究在西方发达国家发展迅速，如今已然独立成‘学’，大批学者介入这一研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学者不仅研究本国、本地区的环境史，而且关注亚洲、非洲和南美的环境史，甚至探讨极地、海洋的环境史，相关研究日益具有全球视野，成果蔚为大观。”21 1987年，侯文蕙发表《美国环境史观的演变》22一文，分三个阶段论述了美国人环境观念的演变历史，是国内史学领域最早关注环境史研究的代表作。进入90年代，高岱等人进一步介绍了美国环境史的研究概况，并在分析研究现状后指出了当代美国环境史研究进一步深化的方向。23可惜的是，这些文章虽有将环境史引入国内的开启之功，在当时却并未引起国内学者的热烈响应。正如王利华所指出的那样：“客观地说，中国学者明确打出‘环境史’这个学术旗帜是最近10年中的事情，直到1999年‘环境史’才作为一个专门史学术语正式被介绍到我国。”24进入新世纪，我国环境史研究成果陆续涌现，其异军突起入选“2006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25 毫无疑问，环境史研究在我国的兴起是三十余年来国内史学发展进程中最为耀眼的学术新生领域之一。“环境史在中国的总体面貌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其中最突出的，是从引介评论外国学者研究外国环境史，到以中国学者为主体来研究中国环境史。从中国学者默默地国内实证研究，到结合环境史理论方法的国际对话。经过学者们的悉心培育与艰辛耕耘，‘环境史’从不为人知的稚嫩幼苗，成长为群芳争艳的百卉千葩。”26因此，用“方兴未艾”来形容当前繁荣的研究现状可谓恰如其分。回顾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学科发展历程可以看到，有关环境史定义的争论、研究对象与内容的探讨、理论与方法的运用的代表性成果不断问世。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展开不同层面和角度的学术梳理，产生了质量和数量均颇为可观的成果，27为学界多面向地不断厘清和剖析环境史的定义、拓展研究对象与内容、探讨理论与方法的运用等提供了肥沃的学术土壤。 自环境史诞生以来，由于学科背景、研究视角、理论方法的差异，国内外环境史学者们并未在研究实践中形成学界普遍接受的环境史定义，我们从上述丰硕的研究成果中即可一窥。对此，周琼在梳理学界对环境史学科的不同理解后指出，“环境史研究对象的探讨是学界迄今最复杂、最难统一的问题”，“国际环境史学者的定义主要集中在人、自然等两个核心要素上，这些界定及观点经由侯文蕙、包茂红、梅雪芹、高国荣等学者译介到中国，促进了中国环境史的发展”，“中国环境史学者的各类界定，表述虽各不相同，但大多认为环境史是研究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历史”。于是，她主张从四个层面探讨环境史的研究对象，包括“自然环境相互关系史”“自然界生物及非生物个体及群落与人类个体、群体及其社会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历史”“环境史学科的社会责任及使命，需要重点关注并研究环境史学科的理论、方法及范式”“历史环境社会学及历史环境人类学层域的不同论题及内容”。28 环境史因其自身明显的跨学科特征使众多学者在研究对象的探讨上各抒己见，见仁见智。王利华强调：“环境史运用现代生态学思想理论、并借鉴多学科方法处理史料，考察一定时空条件下人类生态系统产生、成长和演变的过程。”29笔者以为，遵循以上诸多学者的主张，可以将“中国边疆环境史”界定如下：中国边疆环境史主要探讨的是我国不同历史时期边疆地区各种生态系统（由生态学视角生发的跨学科研究，如可以将制度、思想等视为一种“另类的生态系统”）产生、成长、演变及其相互影响的过程，侧重研究内容在不同视角下时空层面的问题探讨。 三、中国边疆环境史研究的展开 中国边疆环境史研究需要有计划、分步骤地展开。总体上而言，可以从中国环境史、中国边疆史中汲取营养拓展新方向、研究新问题；具体地说，则要基于中国边疆环境史研究的特殊性，主要从理论与方法、研究对象和内容、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和挖掘、研究队伍的构建和完善等方面展开。 第一，尽可能全面地梳理中国边疆环境史研究现状，为探寻学科发展的内部动力奠定扎实的文献基础和学术储备。通过掌握一系列丰富文献进行学术史回顾和梳理，把握国内外环境史研究的相关动态和前沿问题并进行描述、分析和探讨，有助于从理论与方法两个维度为拓展中国边疆环境史研究寻找到学科发展的基点和起点，从而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劳动。自环境史研究相关理论与方法被引介至今三十余年，中国环境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众多研究者围绕各自关注的研究选题勾勒出较为清晰的学术脉络，以及各种环境史主题会议研究综述，为持续推进中国环境史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然而，就笔者目力所及，中国环境史学界以往相关成果对边疆学科关注的议题展开环境史视野的系统考察却着墨不多。事实上，中国边疆地区的环境问题历来受到关注，人类学抑或民族学、农业史、历史地理学等诸多学科，对诸如北方农牧交错带等边疆问题探讨较多。对此，国外学者反而予以了关注，比如拉铁摩尔。论者认为：“在20世纪早期学者中，拉铁摩尔的著作对中国环境史研究有着最持久的影响……他在有关中国东北、新疆、西藏、内蒙古和其他边疆地区的大量著作中，探讨了汉族与绿洲、森林和草原等边疆地区的民族相互接触的文化史。”30究其原因，由于中国环境史学正在不断深入推进之中，身在其中的中国史学理论界还没有对中国环境史学发展的历史材料进行系统梳理和全面总结，并提高到“三大体系”的高度来思考和认识。从某种程度上看，国际环境史学界对中国环境史学发展的材料收集、经验总结与理论分析倒是占了先机。31当然，国内部分研究者对中国环境史学的发展历程和研究取向已有所关注。32正是在此学术氛围中，有关中国边疆环境史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可谓迫在眉睫、势在必行。所以，通过搜集整理相关资料推动中国边疆环境史研究的展开，不仅可以为中国环境史学向纵深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而且也为边疆学提炼新观点、创建新理论提供了必要前提。更重要的是，从学术史视野对这些文献进行阅读与解释，将其蕴含的信息和价值提炼出来，在呈现和表达中国边疆环境史学发展过程中探讨叙事意义与价值、话语逻辑与演进结构等，使其成为构筑中国特色环境史学理论体系的依据材料和基石，从而为中国环境史学派融入世界史学潮流、传播中国特色“环境史话语权”叙事提供丰厚的学术土壤。 第二，拓展中国边疆环境史研究议题，书写中国边疆地区的环境史叙事。如前所述，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取得长足发展，实现了三大突破，其中之一是持续展现“中国话语”，在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态与知识话语等重大学术理论问题上持续发力。33正是因缘于中国边疆史研究学人经世致用的学术担当和优良传统，新时代“有关边疆历史的书写，已不再仅仅是文献、书斋的历史叙事，而是凝聚了家国关怀的时代阐释”。34而中国环境史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其兴起和迅速发展更是顺应了史学研究服务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要求，众多学者通过研究实践和诸多理论探讨，希望为中国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智慧。因此，从学理探究与现实需要相结合的视角看，中国边疆史与中国环境史在坚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的理路层面可谓异曲同工。于是，在这种学术格局中，围绕“三大体系”建设，中国边疆环境史研究大有可为。以中国近代边疆环境史为例，我们可以参考国际环境史研究最新动向、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设想，在融通中国边疆史研究的过程中开展以下课题的探讨：（1）不同群体（包括人物、政府机构、社会团体）的边疆开发活动与环境问题及其社会影响；（2）近代以来交通建设（尤其是铁路建设）对边疆地区社会与环境的影响；（3）近代（侵略）战争、革命活动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环境影响；（4）近代以来城市化的兴起和转型与环境问题及其影响；（5）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方性环境知识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差异化比较；（6）边疆地区卫生观念传播、卫生制度的建立与环境变迁；等等。这些话题的探索，有助于我们汲取中国边疆史研究的丰厚学术涵养，增强中国环境史学的国际学术话语权。当然，除了这些课题外，边疆视野在环境史研究的常见论题中也不应缺席，如：气候变化、疫病、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影响；农业现代转型、工业现代发展与环境问题及其影响；等等。总之，中国边疆环境史研究的描述与建构，有赖于对中国边疆史和中国环境史进行材料整理与书写，由此呈现“边疆环境”的历史记忆。在此，需要指出的是，难点在于“环境”是历史与现实的重叠和交集，不同研究者有各自的学科背景与关注视野，如何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书写叙事，实属不易却又不能忽视。 第三，尽可能地充分搜集整理和挖掘相关资料，抢占创建主题数据库之先机。史料是开展史学研究的基础。梅雪芹撰文提出了中国近现代环境史研究的25个课题领域，强调“要下大力气整理相关史料，包括进一步挖掘已有资料的内容”。35可见，重视并着手进行相关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是大数据时代加强和推进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必然举措。我国传统文献类型多样，36除编年体、纪传体、典志体、纪事本末体外，还有学案、图谱、档案、地方志、文集、笔记小说、碑刻，以及近代以来的各种日记、调查报告、报纸杂志、影像、访谈口述等，均大量涉及环境的各个要素和众多环境事件，为创建中国环境史史料数据库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史学研究以史料为支撑，史学数字化转向大大提高了历史学搜集和整理史料的效率，降低了研究成本。37中国边疆环境史作为后起之秀，史料建设需要学界同仁共同努力挖掘和综合利用，理应在创建主题数据库的潮流中占据一席之地。中央电视台于2010年推出大型栏目《远方的家》重点推介边疆风土人情，此后又相继推出《边疆行》38《沿海行》《江河万里行》《长城内外》等电视专题片，以不同角度和方式向观众介绍了内地和边疆的自然、社会和人文情况。丰富的史料记载了历史时期边疆治理的理性思维、开展的实践活动和创造的文化成果。我们可以把这些影视作品作为切入点，访古探今，由点及面地创建中国边疆环境史主题数据库，然后进一步搜集和整理各种相关历史文献，实现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文化与现代实践转换，为边疆民族地区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供启示。 第四，激发学科发展内生源动力，不断壮大结构更为合理的研究队伍。对于正在持续发展的中国环境史而言，进一步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具有积极的学科建设意义。2007年，王玉德指出：“环境史是一门尴尬的学科。在国家公布的学科设置中，没有环境史的应有地位。历史学的八个二级学科中根本就没有环境史这个分支。绝大部分高校都没有环境史这门课，整个中国从事环境史研究的学者屈指可数。”39令人欣喜的是，环境史这种“尴尬”局面近年来已有所改观，尤其是在“2008年5月30日在南开大学建立的‘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心’和‘环境史’正式列入南开大学硕士培养二级学科目录”40之后，中国环境史被视为中国历史学的新型分支学科名称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认同。41《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史学月刊》《学术研究》《南开学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报纸杂志成为发表环境史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多次开辟环境史专栏。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云南大学、山西大学、辽宁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等科研院所和大学先后成立环境史研究中心（所），系统开展环境史的教学研究、人才培养、国际交流工作和网络建设，不同规模和层次的环境史会议的召开成为常态。另外，从事民国史、社会史、农史以及传播学、教育学等社会科学的中国学者，从各自研究角度重新审视环境史问题，反映出环境史辐射范围的扩大和影响程度的深化。事实表明，中国环境史已经在更广阔的范围上影响着其他历史学分支学科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然而，在这一次发展热潮中，环境史研究的基本格局虽初步形成，但却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区域不平衡性——研究队伍北强南弱。究其原因，则主要在于目前中国环境史教学和人才培养等涉及学科建构的因子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和不平衡性。42这种情况在中国边疆环境史研究领域更加突出。我们从国内主要的环境史研究相关机构即可一见。具体情况如下表：  从表中可以看到，在这十个机构中只有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辽宁大学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心两个机构地处边疆地区。当前，从事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大陆学者大多具备农业史、历史地理学、灾害史等学科背景，这种本土性学术渊源使各学科的研究理路在一定程度上移植到了中国环境史研究领域，为开拓和创新中国环境史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与此同时，学科差异性视野的不足亦显而易见。因此，对于中国边疆环境史研究而言，完善学科建设规划，打造一支稳定的具有边疆学科视野的代表性研究人才队伍，具有极其重要的实践意义——研究队伍的壮大和相对明确的分工构建，不仅是保证史料数据挖掘稳定性、可靠性的重要环节和必然要求，也对进一步推动中国环境史和中国边疆史研究不无裨益——故可谓势在必行。 以西南边疆环境史研究为例，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周琼教授不仅在国内环境史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而且还指导和培养多名博硕士研究生开展了有声有色的云南环境史研究，特别是通过申报项目带领学生进行环境史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田野调查和口述史研究，为云南争当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讲述环境史故事”、贡献“云南方案”，实现了史学研究与边情认知的有效契合。反观目前的广西环境史研究，则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两地有如此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即在于云南环境史研究既有资深的领军人物和重要领域的学科带头人，又有足够的后备研究生队伍——不仅传承了云南边疆史研究的深厚学养（如方国瑜先生、方铁教授），还开辟了边疆环境史研究的新领域（以周琼教授为代表）。由此可见，中国边疆环境史研究学科要长远发展，相关人才培养是关键。对此，王利华的梳理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力证。43 结 语 “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 系”，44是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的殷切希望，为我们前承中国优秀史学传统、后启新史学未来指明了方向。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边疆安全”，无疑将推动边疆研究掀起新一轮热潮。中国边疆研究学术史表明，秉承“经世致用”的优良治史传统，中国边疆史地学人积极开展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研究，自觉“将学术旨趣与时代要求紧密结合，从理论建构、学术创新、话语表达等方面及时回应国家和社会关切”，为维护国家主权、创新当代边疆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借 鉴。45 中国边疆环境史学，是年轻的中国环境史学的重要分支，其发展壮大植根于中国环境史学的迅速发展，是对新时代中国边疆研究的积极回应，故可谓是在深厚的学术氛围中对中国边疆史和中国环境史的创新与发展。进一步来说，从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观之，中国边疆环境史研究内容丰富，多维度多面向进行思考、讨论和实践，是新时代丰富和推进中国边疆史和中国环境史研究必不可缺的重要一环，有助于建构中国特色环境史学思想知识体系，使中国环境史学派在世界范围内的“环境史话语权”占有一席之地。在研究方法、资料搜集整理与利用等方面，新时代的中国边疆环境史研究应取国内外边疆史与环境史等相关领域之所长，通过不同视角对各种生态系统进行时空层面的问题探讨，建立历史与现实的关联，从而承担学术理论创新与现实关怀的双重时代使命，回答“变化中的边疆”重大核心理论问题。2018年，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史专业委员会首届年会在厦门大学召开，掀开中国环境史学发展的新篇章。进入2020年，王利华、梅雪芹、周琼、滕海键等人纷纷撰文，46为今后持续推进和深入开展中国环境史学建言献策，开启了中国环境史学理论探讨的新一轮热潮。笔者相信，假以时日，在学界众多同仁的共同努力耕耘下，中国边疆环境史研究必将愈益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新论迭出。 注释 1.周琼：《中国环境史学科名称及起源再探讨——兼论全球环境整体观视野中的边疆环境史研究》，《思想战线》2017年第2期。 2.周琼：《环境史视域中的生态边疆研究》，《思想战线》2015年第2期。 3.马大正：《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2—73页。 4.厉声、贾建飞：《60年来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吕文利：《新中国成立60年来北部边疆研究评述》；于逢春：《60年来东北边疆研究论衡》；张永攀：《边疆史视野下西藏研究60年》；方铁：《西南边疆史研究60年的回顾与展望》；李国强：《新中国海疆史研究60年》；刘清涛：《60年来中国历史疆域问题研究》；孙宏年：《中国边疆与周边地区关系史研究60年》。 5.吕文利：《新世纪中国边疆学的构建路径与展望——兼论中国边疆理论的三个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2期。 6.范恩实：《新世纪中国学界东北边疆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2期。 7.阿拉腾奥其尔：《新世纪北部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2期。 8.许建英、阿地力·艾尼：《新疆历史研究评述（1998—2018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2期。 9.张永攀：《西藏研究20年评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2期。 10.孙宏年：《新世纪中国西南边疆研究回顾与展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2期。 11.侯毅、项琦：《中国海疆史研究评述（1998—2018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2期。 12.步平：《让中国边疆学具有更强的时代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1期；吴楚克：《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马大正：《深化边疆理论研究与推动中国边疆学的构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1期；方铁：《论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2期；李国强：《中国边疆学学科构筑的透视》，《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方铁：《试论中国边疆学的研究方法》，《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郑汕：《中国边疆学概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邢广程：《关于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4期；周伟洲：《关于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几点思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1期；周平主编《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马大正：《关于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学术思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2期；吕文利：《构建中国边疆学需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3期，等等。 13.马大正总主编“中国边疆通史丛书”（《中国边疆经略史》《东北通史》《北疆通史》《西域通史》《西藏通史》《西南通史》《中国海疆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2003年版；林荣贵主编《中国古代疆域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李大龙：《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14.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方铁、方慧：《中国西南边疆开发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王双怀：《中国西部开发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15.田继周等：《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余梓东：《清代民族政策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龚荫：《中国土司制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熊芳亮：《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16.郑汕、傅元祥主编《中国近代边防史（1840年—1919年）》，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吕一燃：《中国近代边界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齐鹏飞：《大国疆域——当代中国陆地边界问题述论》，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 17.周平：《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周平、李大龙主编《中国的边疆治理：挑战与创新》，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周平主编《国家的疆域与边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 18.吕一燃主编《南海诸岛：地理·历史·主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安京：《中国古代海疆史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李国强：《南中国海研究：历史与现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王日根：《明清海疆政策与中国社会发展》，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9.马大正、刘逖：《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撰写：《中国近代史与边疆史地学科前沿研究报告（2010—201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马大正：《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20.方铁：《抓住重点问题推进中国边疆史研究》，《人民日报》2016年11月14日。 21.田丰、李旭明主编《环境史：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叙述历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序第2页。 22.侯文蕙：《美国环境史观的演变》，《美国研究》1987年第3期。 23.高岱：《当代美国环境史研究综述》，《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8期；张聪：《美国环境史研究问题》，《世界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1期。 24.田丰、李旭明主编《环境史：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叙述历史》，第4页。 25.《光明日报》理论部、《学术月刊》编辑部：《2006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光明日报》2007年1月16日。 26.钞晓鸿主编《环境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 27.张国旺：《近年来中国环境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3期；陈新立：《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2期；潘明涛：《2010年中国环境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年第1期；薛辉：《文献计量学视野下大陆地区环境史研究现状与展望（2000—2013）——基于CSSCI的统计和分析》，《保山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邢哲：《近十年（2004—2013年）区域环境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1期；李明奎：《近四十年来中国环境史史料研究的回顾与思考》，《鄱阳湖学刊》2017年第4期；王凛然：《改革开放时期环境史研究刍论》，《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期；米善军：《2011年以来中国环境史研究综述》，《鄱阳湖学刊》2018年第2期；王洋：《当前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研究述评》，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编《社会史研究（第五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45—287页；汪东红：《近五年来中国环境史史料研究综述》，《昆明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等等。 28.周琼：《中国环境史学科名称及起源再探讨——兼论全球环境整体观视野中的边疆环境史研究》，《思想战线》2017年第2期。 29.王利华：《生态环境史的学术界域与学科定位》，《学术研究》2006年第9期。 30.濮德培：《万物并作：中西方环境史的起源与展望》，韩昭庆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03—104页。 31.濮德培：《万物并作：中西方环境史的起源与展望》。 32.梅雪芹：《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史学月刊》2009年第6期；杜丽红：《四十年来的中国环境史及医疗史研究》，张海鹏主编《中国历史学40年（1978—201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25—352页。 33.冯建勇、厉声：《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科的繁荣与发展》，《人文杂志》2018年第10期。 34.冯建勇：《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通变与励进》，《历史研究》2020年第1期。 35.梅雪芹：《中国近现代环境史研究刍议》，《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36.瞿林东：《中国传统史学的多样性、社会性和时代性》，《中国古代史学十讲》，北京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 37.王鹤：《数字化史料与史学研究效率》，《北方论丛》2016年第2期。 38.《边疆行》以纪实手法，用边走边观察的方式，深度呈现了广西、云南、西藏、新疆、甘肃、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等辖有陆地边界的9省区130多个县市一幅幅真实生动的边疆图景。 39.王玉德：《试析环境史研究热的缘由与走向——兼论环境史研究的学科属性》，《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7期。 40.陈志强：《大胆创新稳步前进——2008年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报告》，高翔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2008～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88页。 41.周琼：《中国环境史学科名称及起源再探讨——兼论全球环境整体观视野中的边疆环境史研究》，《思想战线》2017年第2期。 42.薛辉：《文献计量学视野下大陆地区环境史研究现状与展望（2000—2013）：基于CSSCI的统计和分析》，《保山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43.王利华：《中国环境史教学和人才培养的现状与展望》，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四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9—325页。 44.习近平：《习近平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01/03/c_1123942672.htm[2019-01-04] 45.冯建勇：《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通变与励进》，《历史研究》2020年第1期。 46.《史学集刊》2020年第2期刊发“环境史理论与方法研究”笔谈4篇文章，分别为王利华《“盲人摸象”的隐喻——浅议环境史的整体性》；梅雪芹《生态生产力标准——环境史研究中历史评价尺度的创新及其意义》；周琼《区域与整体：环境史研究的碎片化与整体性刍议》；滕海键《论经济史研究的生态取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