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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闻一多 梁实秋 王康 文人交往 一 1947年7月，闻一多先生殉难周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了史靖所撰《闻一多的道路》。两个月后，1947年9月，天津《益世报》发表了梁实秋的回忆文章《闻一多在珂泉》。 其时，一书一文的两位作者都在北平。前书的作者是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学部研究生王康，“史靖”是其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助教期间，担任《时代评论》周刊发行人时所用的笔名。后文的作者梁实秋时为北平师范大学教授，是闻一多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同学。就此而言，两位作者及传主可说是清华校友，不过王康是晚辈。1919年10月王康出生之时，在清华园读书的闻一多、梁实秋已是热血澎湃的五四青年。闻、梁二人放洋美国期间，王康尚在南京实验幼稚园中发蒙。 梁实秋是闻一多青壮年时期的挚友，清华、美国、青岛等地的同窗、同事，大江、新月的同仁。从梁实秋考入清华，至闻一多离开青岛大学的十几年间，两人志趣相投，真情相交。闻一多离开青岛后，回清华园中执教；两年后，梁实秋也离开了青岛，应胡适之邀赴北京大学任研究教授兼外文系主任。抗战军兴，闻一多由长沙临时大学而昆明西南联大继续任教，梁实秋则经汉口而重庆，在国民参政会、中小学教科用书编写委员会、国立编译馆等处任职。 王康是一多先生的学生、晚辈，1940年考入西南联大，1944年由联大社会学系毕业后，进入云南大学社会系担任助教，直至1946年秋回到北平。在昆明，王康和一多先生“过从甚密，思想亦极相投”[1]，吴晗在为《闻一多的道路》撰写的《序》中说“一多先生住在昆明西仓坡联大宿舍的几年，经常来往的客人中，作者是其中之一。昆明每次有一多先生出席的演讲会、座谈会、讨论会，作者无不在场”。 因着梁实秋、王康与闻一多的亲密接触，在众多书写闻一多的作者中，此两作者可谓是当之无愧“最有资格”来写一多先生的人了。由这样两位作者来写闻一多，相得益彰，正好还原一多先生的一生。 闻一多先生殉难后的三四十年间，王康、梁实秋陆续发表和出版了若干回忆纪念闻一多的作品。由于两位作者与闻一多交往的时期不同、两人所处的阵营不同，因而两人的落笔各有侧重，但都在社会上和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二 闻一多殉难后两小时，美国驻昆明领事馆负责文教的副领事Roser开车将王康、费孝通、张奚若、潘光旦、尚钺等民主人士接到领事馆避难。进入领事馆避难的第4天，王康的未婚妻禄厚坤来到美国领事馆找到王康。王康换上禄厚坤带来的长衫，两人一同回到云南大学。几天后，王康携禄厚坤离开昆明，途经武昌家中小住。9月，王康接到清华大学联络处通知，与禄厚坤同赴北平。王康在清华研究院社会学部师从潘光旦先生，禄厚坤就读北京大学。 清华研究院学习期间，王康在社会学研究之余，继续参加民主运动，同时倾注满腔激情为一多先生立传。1947年清明节，清华大学新斋，《闻一多的道路》完稿。此时的王康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血气方刚的激进的理想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他要为自己认定的正义事业和为正义事业献身的英雄呼喊，诚如王康在书前所说“这些文字，实在不足以表现一个崇高圣洁的灵魂，除了表示一个青年对于一多先生的纪念和敬意之外，但愿能把这种纪念和敬意展延到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人的心里，展延到民族永恒的纪念里”。 该书选取传主一生中几个重要时期、几个关键事件，将一多先生一生所走的道路、一多先生自由与民主之思想、独立精神与人格，生动地展现在大众面前。作者的爱和憎、敬和痛，从笔端喷泄而出。 抗战胜利后，梁实秋于1946年秋回到北平，任北平师范大学教授，同时也为天津《益世报》编辑副刊。1947年9月，梁实秋的《闻一多在珂泉》在《益世报》副刊上发表，该文笔触细腻地记述了他和闻一多留美期间在珂泉朝夕相处的一年。只因梁实秋寄去的12张珂泉风景片，“没想到，没过一个星期的工夫，一多提着一只小箱子来了”。他们在宿舍里炒木樨肉、煮饺子，被人发现，他俩居然以一碗饺子打动了管理员，使得管理员准许他们烧东西吃。两人一同上西洋文学课，一门是“近代诗”，另一门是“丁尼孙与伯朗宁”。“我和一多在这两门功课上感到极大兴趣，上课听讲，下课自己阅读讨论。”一多参加画展，还缺一张风景画，梁实秋主动开车送他上山写生，不幸车被两颗松树夹住了，他们求助当地一名西班牙人，才将车子拖了出来。这一件件细小的往事，映衬出两人的深厚友情。 《闻一多在珂泉》写作时，距闻一多被刺已一年多，虽然梁实秋在重庆北碚家中听到闻一多被刺的消息十分悲痛，然全文无一字提到闻一多的死。作为闻一多的挚友，梁实秋对一多惨遭暗杀未发一声，对国民党当局使用这么卑劣的手段杀害一位杰出的诗人、学者、民主斗士的行径竟然没有一丝谴责之意，实在令人欷歔。 同样是闻一多留美时的好友熊佛西，悼念闻一多却十分动情：“我以为，你真正伟大不朽的，而永远存念在中国人民心里，而为世世代代子孙歌颂的，不是你以文字写的《红烛》与《死水》，而是你这一次因争取民主而流的血写成的诗篇。你的‘行动’才是真正的不朽的诗篇啊！” [2] 三 1948年夏，王康离开清华大学赴武昌中华大学任社会学系讲师、教授。新中国成立后，王康先后在武汉、北京从事青年工作，工作之余，仍继续他的闻一多研究。为纪念一多先生殉难12周年，1958年6月，王康所撰《闻一多》一书，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署名仍是史靖。 《闻一多》主要介绍抗战期间闻一多在昆明西南联大的生活和工作，“以及在党的教育帮助下，如何由一个不问政治脱离群众的知识分子，终于成了一个坚强不屈的民主战士的始末”[3]。该书对闻一多的出身、求学、抗战以前的教学等经历以及新诗创作及学术研究等叙述较为简要。书后附录长文《忆昆明》，回忆西南联大的生活及昆明的学生运动。 1948年冬，北平解放前夕，梁实秋离开北平，辗转南下广州，在中山大学英语系任教。半年后抵达台湾，执教台湾师范大学，后任文学院院长兼英语系主任。其间主持编撰多种英汉辞典和英语教科书，并继续他的莎士比亚作品翻译。 自1949年6月赴台后，梁实秋再也没有回到故乡北京。年岁渐增，思乡怀旧之情日浓，他写下了多篇回忆故旧老友的文章，并出版了《谈徐志摩》[4]。 在台湾生活了十多年，梁实秋深感，台湾的“年轻一些的人对于死去不过刚二十年的闻一多往往一无所知。在美国，研究近代文学的人士对于闻一多却是相当注意的”。因此，梁实秋要向台湾青年介绍他的老友闻一多。闻一多殉难20周年，梁实秋写了《谈闻一多》，梁先生申明，本书谈的是“抗战以前的闻一多，亦即是诗人学者的闻一多”。 1967年1月1日《谈闻一多》在台北出版，书中有这么一段话： 我看过一本小册子（史靖：闻一多），有这样的记述，闻一多“随着许多达官贵人和豪门望族的子弟一道，走进了美帝国主义者用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庚子赔款堆砌起来的清华留美学校”。这真是左派八股！清华有多少“达官贵人和豪门望族的子弟”？这真是胡说霸道！至于说清华是用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庚子赔款堆砌起来的，可以说是对的，不过有一事实不容否认，八国联军只有这么一个“帝国主义者”退还庚子赔款堆砌这么一个学校，其余的“帝国主义者”包括俄国在内都把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囊括以去了，也不知他们拿去堆砌成什么东西了。[5] 此处梁实秋耿耿于怀王康书中所说的那些清华的“达官贵人和豪门望族的子弟”。所谓“达官贵人和豪门望族的子弟”，就一般读者的理解，是那些家长有一定社会地位，家境殷实、其家族有较高社会声望的家庭中的子弟，与梁实秋同期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梅贻宝、顾毓琇、梁思成、吴景超等，以及不同级的吴国仪、孙立人等大概都可入此之列。 梁实秋生于北京一个仕宦之家，祖父通过科举走上仕途，在广东做了十几年的地方官，官至清朝四品，返京后购房置业。梁实秋父亲是前清秀才，京师同文馆一期生，供职于京师警察厅。梁家亦投资经商，是“厚德福”饭店的大股东。梁家内务府街20号人称“高台阶”，民国开元梁家即安装有电灯、电话、电扇[6]， 绝非一般市民家庭所能享用的，十足的高门宅第富贵之家。 闻一多出生书香门第，“相传浠水闻氏为南宋抗金名相信国公文天祥后裔”[7] 。闻氏一门耕读传家，家族中有人做生意，开货铺，亦当地豪门望族矣。闻一多父亲是清末秀才，早年参加过一些维新变革活动，后退隐家园教读儿孙。闻氏族人较早接受新思潮，清末，闻氏几房共同出资在武昌租房（后置得房产），供闻家子孙在省城各个新式学堂读书。闻一多与其五六位堂兄入读两湖师范学堂附属高等小学校，民国元年，闻一多“复晋省，入民国公校，旋去而之实修学校”[8] 。这在当时只是少数大户人家子弟才能享有的“福份”。 清华学生中，即使是“达官贵人和豪门望族的子弟”，每个人的表现却也不同，他们之中有许多优秀分子，也有许多纨绔子弟。当年闻一多即对他身边的各式同学做过比较分析。1920年闻一多发表在《清华周刊》上的《旅客式的学生》[9]，对“旅客式的少爷学生”即“除了打球，唱戏，‘雅座’，售品所以外，不知道别的”的贵胄子弟进行了抨击；对“旅客式的书虫学生”则提出了忠告“鼓励他们，劝他们，把读书底勇气，分一点到书本外头来”。对那些还要带着听差来替他们铺床叠被、收检衣服，请高等科的学生当他们的“指导员”的“旅客式的孩子学生”，则建议他们“最好是不要来”。 从这里尽数的各式同学看，无怪时人称清华为“贵族学校”。尽管清华是官费，但凡能够考上的，都是各省前几名。清末民初教育远未普及，能够接受良好教育的，非一般平民百姓子弟。史靖书中说闻一多“随着许多达官贵人和豪门望族的子弟一道”走进清华，“许多”“一些”“不少”等只不过是表示概数的常用词语，梁先生指斥史靖“这真是左派八股！清华有多少‘达官贵人和豪门望族的子弟’？这真是胡说霸道！”似无多少道理，实则醉翁之意。 至于梁实秋所说包括俄国在内的其余“帝国主义者”没有用庚款堆砌这么一个学校，实属弦外之音，特别提出“俄国”不过是一种对“左派八股”的情绪宣泄，况且梁先生说这句话是有前提的“至于说清华是用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庚子赔款堆砌起来的，可以说是对的”。 然而，有学者据梁先生此说批评史靖： 这个说法，现在的人们已经不大相信了，因为这不符合历史。梁实秋在他回忆闻一多的文章中就曾对此说有过批评，他的意思是，八国联军中只有美国一家在中国办了清华学校，而其他的帝国主义，包括俄国，却什么也没做 [10]。 历史是怎么的？难道清华留美学校不是“美帝国主义”用庚子赔款堆砌起来的？难道清华留美学校没有许多达官贵人和豪门望族的子弟？ 至于其他帝国主义用庚款做了什么，实不属王康此书要做的考证。而梁先生应当清楚包括俄国在内的这些帝国主义用庚款做了些什么。其他不论，抗战期间，“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用英庚款在抗战后方的几所大学设立讲座，资助科研，选派中国留英学生之举动，梁实秋自当心知肚明。然而《谈闻一多》某些表述过于含蓄，语焉不详，致使有些读者、学者很难咀嚼出其中的深意和味道。 四 梁实秋与闻一多的交往是从清华园开始的，新诗是两人共同的兴趣爱好，两人的友谊肇始于“清华文学社”。《谈闻一多》字里行间寄托着梁实秋对好友的深深眷念。 五四运动之际，闻一多埋头苦干，拟通电、写宣言、制标语，做的是文书的工作。“至于在墙上写岳飞的《满江红》，则不是什么有特殊意义的事。[11]” 而在王康看来，闻一多此举意在“用那深印在中国人民心中的爱国诗篇激励着自己的同学”[12]。 五四之后，“一多最活跃的是在文学方面，尤其是新诗。在清华园里，他是大家公认的文艺方面老大哥。一九二○年，我的同班的几位朋友包括顾一樵、翟毅夫、齐学启、李涤静、吴锦铨和我共六个人，组织了一个‘小说研究社’，……后来我们接受了闻一多的建议，扩充为‘清华文学社’，增添了闻一多、时昭瀛、吴景超、谢文炳、朱湘、饶孟侃、孙大雨、杨世恩等人为会员”。 梁实秋赞赏闻一多的新诗创作及新诗理论研究之成就。“一多对于新诗的爱好几近于狂热的地步。《女神》《冬夜》《草儿》《湖畔》《雪潮》……几乎没有一部不加以详细的研究批判。[13]” 闻一多的《冬夜评论》是他学生时代最有代表性的论文，闻一多早年的文学思想在这篇文章中显露无遗。同样，梁实秋对新诗也很有兴趣，他立即写了一篇《草儿评论》，二稿合刊为《冬夜草儿评论》[14]，列为“清华文学社丛书第一种”，由梁实秋父亲资助印制。 梁实秋说闻一多的诗歌，饱含着爱国之情，特别是留美期间的亲身感受融进了他的新诗之中，表达了他的炽烈的对祖国的爱。“他的作品发表在《大江季刊》上的，我记得就有《我是中国人》《长城下之哀歌》《醒呀》《七子之歌》《洗衣曲》《南海之神》等等。[15]” 诗歌理论方面，梁实秋赞叹，闻一多强调新诗的形式不可长久留在“自由诗”的阶段，必须注重音节，而音节须要在整齐中有变化，在变化中有整齐，这“确是新诗进展的一大步”，并认为“一多的《死水》远胜他的《红烛》，就因为《死水》一集的诗都有谨严的格律”。 《死水》出版后，闻一多与新月社同仁创办《新月》月刊，闻一多在《新月》上发表不少译诗和诗论，在研究英国近代诗的同时开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到武汉大学之后，闻一多开始专攻中国文学，梁实秋认为，这是一多一生中由诗人到学者的一大转变。到青岛大学后，闻一多开始研究《诗经》，“他的研究的初步成绩便是后来发表的《匡斋尺牍》。在《诗经》研究上，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作品，他用现代的科学的方法解释《诗经》。他自己从来没有夸述过他对《诗经》研究的贡献，但是作品俱在，其价值是大家公认的”[16]。在清华大学，闻一多的研究范围扩大到诗经、楚辞、唐诗、乐府、中国古代神话乃至古文字等方面，其独到的见解引起学术界重视。 从梁实秋讲述的闻一多中，可以窥见到他们的友情，其对闻一多学术成就的评价是中肯的。但是由于梁实秋作《谈闻一多》时，与他和闻一多相处的时代去日已多，两人早已不属同一营垒，梁实秋赞赏的是诗人学者的闻一多，而不是“斗士”的闻一多。 同样是怀念闻一多，谈闻一多的诗作和学术成就，朱自清先生的态度极其明朗：“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惨遭暗杀，激起全国的悲愤。这是民主运动的大损失，又是中国学术界的大损失。关于后一方面，作者知道的比较多，现在且说个大概，来追悼这一位多年敬佩的老朋友。[17]” 佩弦先生的刚正不阿与高风亮节真真使人敬佩。 五 爱国，和新诗一样，原本是梁实秋和闻一多的共同志趣。当年放洋美国，他们二三十位清华同学组成“大江会”，凝聚他们的核心精神便是国家至上，“我一向觉得国家至上，国不但高于党，而且还高于什么‘国际’之类的东西。我爱我的祖国，我的祖国是中国”[18]。这本是梁实秋闻一多他们这些“大江会”成员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但是，身处国共斗争的漩涡中，这些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个人处境和思想意识，促使他们做出倾向完全不同的选择。 抗战爆发后，闻梁两位挚友分离，闻一多在昆明执教，梁实秋赴重庆任职，其时两人在思想上政治上已渐行渐远，分属两个阵营。 1937年6月，梁实秋得到由北平市长秦德纯转来的蒋汪请柬，应邀出席由蒋介石、汪兆铭联名召开的庐山谈话会。与会者300余人，皆为文化、教育、学术界名流。 1938年7月，“由民社党主席张君励推荐，梁实秋被膺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出席7月6日至15日在汉口两仪街20号上海大剧院举行的第一届第一次参政会，从此，参加了该会每一届毎一次会议，直到抗战胜利，参政会解散。从遴选为参政员起，便‘一直支领参议会一份公费’，相当卖力地工作”[19] 。到重庆后，梁实秋出任教育部中小学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主任，“他那时是国民党的国民参政员，又是国社党领导人之一，主编《再生》月刊，社会活动很多，每周只来办公处一次” [20]。 梁实秋是国家社会党执行委员，《再生》系国社党机关刊物，抗战爆发后，该刊由北平迁往汉口，再迁至重庆，由月刊改为周刊，梁实秋主持编辑工作，每期周刊均有梁实秋发表的“时评”“时论”及论文、译文，甚或一期发表多篇梁实秋用本名或笔名撰写的文章。 1944年抗日战争由战略相持转入战略反攻，9月，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在重庆举行，国共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一些报刊纷纷发表社论、评论，希望并支持国共合作，一致对外，争取抗日战争的最胜利。岁末年初，梁实秋在重庆《华声》半月刊上连续发表了《我对于中共问题的一个看法》[21] 和《再谈中共问题——公开答复一封匿名信》[22] 两篇长文。他站在国民党一边，认为国共两党的矛盾完全是由共产党制造的： 如果共产党有诚意接受行政院领导，使边区成为‘中华民国一个组成部份’何以边区之内自发钞票，自成教育系统，一切都特殊独立？所以‘陕甘宁边区’之存在，老实讲，中央既未承认，共产党亦未真心求其承认。 显然，此时梁实秋的立场与闻一多已是大相径庭，两人政见各异。 1937年7月，北平沦陷前10天，闻一多离开了清华园，带着家眷回到故乡。不久收到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请他前往长沙临时大学任教的来信，闻一多立即动身去长沙临时大学报到，11月开始上课。1938年初，长沙临时大学改为西南联合大学，学校迁往昆明之前，闻一多先行回家看看。在武汉，他遇到了老友顾毓琇。顾毓琇当时已从长沙临时大学征调到汉口国民政府教育部担任次长，欲请闻一多到正在组建的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工作，但闻一多拒绝了。闻一多说今生不愿做官，也不愿离开清华，随后即赴长沙加入“湘黔滇旅行团”，步行至昆明。其间，闻一多组织旅行团的学生们一起对沿途兄弟民族的风俗习惯、服饰用品、语言、民谣情歌、神话传说等分门别类进行调查研究，一路上看到听到感受到沿途民众生活的辛酸困苦，对贫苦百姓寄予深深同情。 1938年4月28日，“湘黔滇旅行团”平安抵达昆明。初到春城，闻一多依然埋首故纸堆中，在蒙自时，甚至得了一个“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雅号。他教书治学勤奋严谨，得到青年学生的尊敬与热爱。战时生活艰辛，为补贴家用，闻一多除到中学兼课，还捉刀治印。对于国民党的腐败和压制民主，闻一多表现出极大的愤慨。他接触到一些民主人士和中共地下党员，看到了《新民主主义论》《新华日报》《群众》等书籍报刊，对解放区怀着憧憬，得知两个侄儿去了延安，便期望到“那边”看看。1944年闻一多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满腔热情地投入到他所认定的为自由民主而斗争的正义的事业中去，由诗人学者转变成为民主自由“做狮子吼”的“斗士”。 六 梁实秋怀念故旧老友，但他的政治立场十分坚定。为了他所信仰所认同的“道”，可以和故旧好友“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 梁实秋、闻一多发轫于“清华文学社”的文学活动，一开始便与郭沫若及创造社诸君结下了难解之缘。在“五四”时期涌出的大量白话新诗中，两人最为推崇的是郭沫若的《女神》。闻、梁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刊行后，第一个写信给梁实秋盛赞这一处女作的，是他俩佩服得五体投地的郭沫若，这给闻、梁两人之后的文学道路以巨大的鼓舞。 多少年后，梁实秋仍念念不忘“这一小册子的出版引起两个反响，一个是《努力周报》署名‘哈’的一段短评，当然是冷嘲热骂，一个是创造社《女神》作者的来信赞美。由于此一契机，我认识了创造社诸君”[23] 。梁实秋还记得“我的第一首情诗，题为《荷花池畔》，发表在《创造》季刊，记得是第四期，成仿吾还不客气的改了几个字”[24]。1922年夏和1923年春，梁实秋两次路过上海均去拜晤了创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诸君，他们之间时常还有信件往来。在对文学的看法上，他们的见解十分一致，且郭沫若对梁实秋的身体小恙也十分关心。 尽管梁实秋与郭沫若及创造社的成仿吾、郁达夫等曾有往来，且也念及郭沫若在他离沪赴美时抱着孩子到船边送行，以及在珂泉收到郭沫若给他和闻一多的回信，郭沫若关切地问及他“你的病曾就医否？”但最终因政见不同分道扬镳。 抗战期间，沫若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主管宣传。这时候他已经不复是创造社时代的他，他参加了左翼的阵营。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在抗战时期，同在重庆，我竟没有和他有过一面之缘[25]。 尽管也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但梁实秋对曾经的好友，才华横溢的一多仍是惺惺相惜： 文人不得已鬻印，亦可慨已！然而一多的脊背弯了，手指破了，内心闷积一股怨气，再加上各种各样的环境的因素，以至于成了‘千古文章未尽才’，这怪谁？[26] 梁实秋实在难以理解这位曾经和他同是大江、新月挚友的闻一多如何转变为坚定的“民主斗士”，他们曾是一个阵营的同人，他如何想象得到闻一多将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沉的爱转变为为民主自由奋斗的行动，他以为闻一多的爱国热情仅仅表现在浪漫的诗作中。他哪里体会得到闻一多目睹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目睹“皖南事变”后西南联大一片死寂，目睹滇缅公路上发国难财者的车队，目睹路边倒下的“病兵”和“瘦丁”时对政府的失望和愤怒，又怎能有闻一多“国家糟蹋到这步田地、人民痛苦到最后一滴血都要被榨光，自己再不站出来说公正的话，便是无耻的自私”的勇气和胸怀。他宁愿相信“闻一多肚子饿慌了才变得这么偏激”的流言。他心底为这位挚友惋惜，惋惜他的老友受到“环境”的影响，走错了路，站到民主阵营中去，以至招来杀身之祸，却不对他那一阵营中杀害他挚友的法西斯分子发出质疑和谴责。 闻一多遇刺之后，作为老友的梁实秋莫不一声，闻一多殉难二十年后，当年的好友梁实秋却不知“这怪谁”，更表示“闻一多如何成为‘斗士’，如何斗，和谁斗，斗到何种程度，斗出什么名堂，我一概不知”[27] 。 毕竟闻梁两人友谊太深，1970年代，梁实秋在短文《再谈闻一多》中，说到他对好友一多的遇害似有预感：“一多遇害是在三十五年七月十五日。那一天是云南大学礼堂开李公朴追悼会。自从李公朴一死，我在四川北碚就为一多担忧，在他遇害的前一天就好像有预感，恐一多将有不测。果然遇害的消息来了。”可知梁实秋对闻一多“如何斗，和谁斗，斗到何种程度”不仅知晓，而且担心，且对国民党杀害民主人士的法西斯行径心知肚明。 至于闻一多如何成为“斗士”，梁实秋说： 杨今甫从昆明到重庆来，告诉我说闻一多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据告，一多非常热心政治，好像是和民盟一帮人关系密切。他的这一变化，我能了解。因为我知道他是性情中人，激烈刚肠，喜作不平之鸣，好几位同学都是民盟中坚分子，如罗努生、潘光旦，他曾受他们的影响；同时，抗战期间生活艰苦，尤以薪水阶层为然，一多一家六口，其困难可以想见。[28] 梁实秋还真是了解闻一多，短短几句话，即把闻一多如何转变为“斗士”的缘由道清了。梁实秋说的这些倒也是实话，但是他把闻一多的被害归结为“他未能认清当前的局势，以至于一时激奋而终于未能免于杀身之祸！”作为老友，梁实秋到底没能完全了解闻一多，而是自始至终站在他那个营垒中固守己见，不肯承认国民党的法西斯行径，反而为闻一多没有同他一样站到国民党现有政权一边而痛惜。 七 闻一多殉难后，回忆、纪念、研究闻一多的众多亲友、同学、同事、学生中，从20世纪40年代书写到70年代的作者要数一多先生的朋辈梁实秋和晚辈王康了。恰是这两位作者，呈现给世人闻一多多姿多彩的一生。 梁实秋说：“闻一多是我清华同学，在美国又同学一年，在青岛又同事两年，我们有过深厚的友谊。抗战开始，我去重庆，他去昆明，彼此遂无来往，通讯也很少。[29]”“所以，闻一多如何成为‘斗士’，如何斗，和谁斗，斗到何种程度，斗出什么名堂，我一概不知。我所知道的闻一多是抗战前的闻一多，亦即是诗人学者之闻一多。我现在所要谈的亦以此为限。‘闻一多在昆明’那精采的一段，应该由更有资格的人来写。” [30] 的确，有资格写闻一多的人很多。闻一多殉难后，很多他曾经的学生、同事、友人，共产党人甚或国民党人，悼念闻一多的诗文铺天盖地，以至梁实秋感叹闻一多的死“轰动中外”。 然而，不知是历史选择了王康，还是王康选择了历史，这位闻一多已是“五四”青年时才出生的晚辈，有幸在昆明西南联大这座民主堡垒中与一多先生密切接触，以他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来写“‘闻一多在昆明’那精采的一段”。 王康没有辜负时代赋予的使命，继《闻一多的道路》《闻一多》之后，1964年写成30余万言的《闻一多传》初稿。“文革”结束后，1978年，《闻一多颂》先行出版。1979年闻一多先生诞辰80周年之际，《闻一多传》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时作者已是年届六旬的花甲之人。 如果说王康写的前三部传记落笔多在闻一多“斗士”方面，《闻一多传》则是一部着笔闻一多一生经历的传记。闻一多在昆明那部分，细致地记叙了梁实秋所不知的“斗士”闻一多。 《闻一多传》触及到一多先生从童年到殉难所经历的各个时期：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三·一八惨案、北伐战争、四·一二政变、一二·九救亡运动、抗日战争、一二·一惨案、李公朴遇刺，由此展示一多先生由“五四”时期的热血青年到“作狮子吼”的民主战士的思想基础，展现一多先生从诗人、学者到斗士的光辉一生。 王康笔下的诗人闻一多，“五四”前后开始“用新诗的形式来表白自己要求民主进步的思想”，“五四”运动之际，闻一多拟宣言、写传单、制标语，在闻一多看来，清华是洋人控制的学校，清华的学生更要显出中国人的骨气。 闻一多写新诗，留美期间在郭沫若协助下，第一部诗集《红烛》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闻一多写诗论，他在《创造》季刊上发表《〈女神〉的时代精神》，高度评价《女神》的成就。《〈女神〉的地方色彩》，则对当时流行的欧化倾向提出了恳切的批评。闻一多注重新诗的格式和节奏，是中国近代新诗坛最早倡导格律的诗人，他的“格律论”是对新诗建设的重要贡献。 闻一多在《大江》季刊和《新月》杂志上发表过诗作和诗论。他的诗作，从爱国主义出发，努力实践他的新诗格律化的主张。他的第二部诗集《死水》中的诗，格律严谨，艺术上显示出深厚的造诣，内容上表现了诗人对祖国命运和人民疾苦的关心。 对于学者的闻一多，王康细致地梳理了一多先生学术发展的脉络及其成就。他以社会学家的独到眼光，注意到闻一多学术视野的广阔。闻一多由中国文学而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文化史学等多学科联系起来，进行跨领域的考察研究。他和一些研究社会学的教授往还甚密，了解到社会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思考如何解决社会上存在的许多实际问题，其思想由书斋逐渐延展至社会。诗人、学者的闻一多渐渐站到了民主阵营一边。 于是，从1944年的“五四”到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殉难，王康浓墨重笔将“‘闻一多在昆明’那精采的一段”，一个为民主献身的“斗士闻一多”展示给世人。 1944年的“五四”纪念活动，成为昆明学生运动、民主运动的新起点。西南联大学生举办的每场座谈会、文艺晚会、讲演报告会闻一多都出席了，并且都做了鼓舞志气的演讲。 不久，闻一多正式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同潘光旦、费孝通、吴晗等民盟盟友一起成为“民主堡垒”的中坚，民主活动的范围已由联大扩展到整个昆明。 闻一多坚定执着，只要是他认定的事情，便会义无反顾地去做。他顶着别有用心的人的造谣中伤，不顾威胁恐吓，冒着“解聘”风险，参与筹备民主运动的各项活动，起草或修改各种会议或重大事件的宣言、声明，就连约人开会、找人签名、刻钢板、送通知这样的事都亲自为之，写文章、办刊物就更是他份内的事了。 1945年8月，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闻一多刚剃掉了与抗战相伴的美髯，内战的消息就传来了。来不及沉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闻一多又投入到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群众运动中去。 闻一多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民盟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兼任民盟机关刊物《民主周刊》社社长，为开展反内战宣传，扩大民主力量，10月2日晚，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办公室，闻一多邀请了张奚若、楚图南、闻家驷、费孝通、尚钺、费青、向达、吴富恒、吴晗等教授和几位青年教师开会，商议组成《时代评论》周刊编委会，由费孝通任主编、史靖（王康）任发行人。正是这个《时代评论》，为高级知识分子参与民主运动提供了论坛，且在昆明“一二一”血案后冲破国民党新闻封锁，公开报道事实真相。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罢联提出严惩凶手，撤办李宗黄的严正要求。闻一多、潘光旦、费孝通、吴晗等教授站在学生一边，支持学生的罢课行动。 为平息事态，时为西南联大常委兼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奉命从重庆飞到昆明处理罢课事件。12月7日蒋介石的《告昆明教育界人士书》一发表，闻一多连夜赶写了一篇题为《人·兽·鬼》的短文，控诉反动派杀害学生的罪行，并形象地描绘出各色人等对待学生遭遇的不同态度。 在讨论解决学生罢课问题的教授会上，围绕“先惩凶还是先复课”，闻一多据理力争，与傅斯年争得面红耳赤，毫不让步。在这空前的学生运动中，闻一多始终和学生站在一起。复课后，应学生之请，闻一多撰写了《“一二一”运动始末记》，记述了这次斗争的经过。 “一二一”运动后，昆明一些特务小报四处散布谣言，对闻一多进行谩骂、污蔑，甚至风传悬赏四十万元暗杀闻一多。学生们同事们为他愤愤不平，也为他的安全担心。倒是闻一多反过来安慰大家：“至于那些恐吓，就让他们恐吓吧，除非躲起来不干民主，要干民主就得准备挨打挨骂。[31]” 闻一多坚持“我还是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吧！”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在新校舍图书馆前举行结业典礼，由闻一多书额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在全体师生在欢呼声竖立起来，西南联大正式宣告结束，三校师生开始分批北返。尽管闻一多也快要离开昆明，却始终没有放松承担的工作。他说：“我留在昆明一天，就要战斗一天！” 日益严峻的国内局势，使得昆明的形势越发紧张。6月27～29日，民盟连续召开了三场座谈会。潘光旦、费孝通、闻一多、楚图南、李公朴等多位先生的讲话，得到了到会许多人士的赞同，也使好些人打消了顾虑，在《和平宣言》上签了名。国民党反动派看到这么多人签名的《和平宣言》，恼羞成怒，叫嚣要对昆明的民主运动进行“整肃”，蓄谋已久的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等民主人士的阴谋动手了。 7月11日晚，李公朴先生被刺身亡。闻一多怀着无比的愤恨，不顾自己已成为国民党下一个暗杀目标的极度危险，12日一早即来到民主周刊社，召开民盟紧急会议，发电通告全国，向云南警备司令部送交抗议书，组成“李公朴先生治丧委员会”，主持追悼及善后事宜，并为《学生报》号外题词“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下去，也可看得见千百个继起的！” 7月15日，又有牵挂闻一多安全的人士劝告他千万小心，不要外出。闻一多略作深思，随手从桌上拿起几天来接连收到的一堆匿名恐吓信，说道： 我只要一息尚存，就一定要和反动派拼到底。如果因为反动派放了一枪，就吓得畏缩不前，以后叫谁还愿意参加民主运动？叫谁还信赖为民主工作的人？[32] 闻一多昂首跨出了家门，来到会场。本不准备讲话的闻一多，看到台上报告的李夫人泣不成声，台下一千多听众愤然泪下，而混入会场的特务大声说笑、无礼取闹，纠察队一再制止也无济于事时，闻一多再也压制不住满腔的愤怒，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大声痛斥： 争取民主和平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决不怕牺牲！我们每个人都要像李先生一样的，跨出了门，就不准备再跨回来！[33] 下午，还有一个记者招待会要开。闻太太担心他的安全，他安慰道，不要紧，这个会就在民主周刊社开，不过百十步远，一会儿就走到了。 下午两点，楚图南先生来了，两人说了一会儿话，便一同朝民主周刊社走去。 记者招待会上，闻一多义正辞严地回答了各路记者的提问。招待会结束，送走了客人，闻一多又和社里的同人谈了会儿工作。五点半，闻一多走出民主周刊社，在门口和几个朋友告别，叮嘱大家提高警惕注意安全，便和前来接他的长子闻立鹤一同往家走去。可就是这短短的百十步路，特务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用美制冲锋枪向闻一多头部射击，长子立鹤也多处中弹。 梅贻琦校长闻此凶讯，在当天日记中写道：“而查其当时情形，以多人围击，必欲致之于死，此何等仇恨，何等阴谋，殊使人痛惜而更为来日惧尔。”[34] 闻一多惨遭杀害，海内外为之震惊，中共中央和其他各政治团体与各界人士、闻一多生前友好、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校的教授以及《新教杂志》均发来唁电，同时通电抗议国民党的暴行。闻一多的死确如梁实秋所说“轰动中外”。 八 王康的《闻一多传》，一方面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叙写了闻一多先生的一生。闻一多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曲折的心路历程，清晰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另一方面，该传从传主所处的时代背景，阐释了闻一多由诗人学者转变为民主斗士的外在因素。闻一多身边有一批志同道合的民主教授，他们是西南联大这个“民主堡垒”的中坚；闻一多身边有众多热血激情的青年学生，他们是昆明学生运动的主力。闻一多身边还有共产党人，他们虽处地下，但一直关注着闻一多，并适时引导着闻一多。 该传对闻一多在昆明几年中所参加的民主运动的详细描写，正是对梁实秋关于“闻一多如何成为‘斗士’，如何斗，和谁斗，斗到何种程度，斗出什么名堂”的正面回答。 日本学者楠原俊代教授在其书评《王康〈闻一多传〉》[35]中谈到王康书中未提及梁实秋1967年出版的《谈闻一多》，楠原俊代教授推测王康可能没有读到这本书。 楠原俊代教授还谈到，王康在本书中极其细致地描写了闻一多所经历的各个时期，特别是昆明的最后几年。然而，书中一次也没有出现过王康本人，楠原俊代教授认为这大概是作者出于公正客观地记录事实的缘故。 是的，《闻一多传》采用第三人称叙写，其中许多当事人，包括作者自己的名字都未出现。读过此传的人，只要稍微了解一点儿当时的情况，便大致可知所书其人其事。书中出现的许多场景，都是作者亲身经历的。许多活动，作者不仅参加了，经常还是主持人或大会主席。书中写到的“那位学生”、“一位青年教师”就是作者本人。 “春天的一个正午，一群青年学生来到了司家营，敦请闻先生做‘联大新诗社’的导师。” [36]何达就是这群学生的领头人。 “去年‘社会学会’请来李公朴先生讲了一次话，因为介绍的是解放区的情况，去请的那个同学就受到了警告。[37]” 那个“受到警告的同学”就是王康。 “同学们在秘密的条件下，在学校附近文林街的一间小阁楼上，经过连续20多个小时的紧张突击，把一张约高二丈宽四丈英文壁报编成了。[38]” 这里的“一间小阁楼”，便是王康的住处。 “当时正巧社会学系有两位从国外归来不久的年轻教授，一个是搞社区研究的，一个是搞体质人类学的”[39]， 这个“搞社区研究的”年轻教授是费孝通，“搞体质人类学的”年轻教授是陶云逵。 1945年10月2日晚，由闻一多主持，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办公室召开《自由评论》周刊编委会会议，出席的几位青年教师是张之毅、袁方、胡庆钧、王康。 1946年2月17日下午，在联大新校舍联合召开的“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抗议重庆二一〇惨案、坚持严惩一二一惨案祸首大会”，大会主席闻一多宣读的《大会宣言》，便是当日上午一多先生嘱王康在民主周刊社内赶写、先生亲自润色的。 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王康的西南联大同学何达在为王康的港版《闻一多传》所写序言中说： 记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做了许多事。这一部《闻一多传》，实际上，也是我们的历史，是我们在历史中的一个片段。 闻一多先生、王康、我……我们，千千万万在世界各地的人民都决心与世界任何地方的法西斯战斗。我们要民主！ 我们走的，也就是闻一多先生的道路！[40] 《闻一多传》是王康留在世间的一笔财富。 同样，梁实秋的《谈闻一多》也记录了一个时代，记录了他们那代人读书、留学、工作的经历，也是留给世人的一笔财富。 只是由于王康、梁实秋两位作者的年龄、经历、情感和立场的差异，其作品所表现的方面各有侧重。这样两位曾经与闻一多先生有过亲密接触的作者的作品，在社会上和学术界都曾产生广泛的影响，为读者、学者和书者关注和借鉴，从不同侧面影响着人们对闻一多先生及那段历史的解读。 （作者单位：江汉大学人文学院） 注释： [1]闻黎明、侯菊坤：《闻一多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60页。 [2]熊佛西：《悼闻一多先生——诗人、学者、民主的鼓手》，《文艺复兴》1946年第2卷第1期。 [3]史靖：《闻一多》，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内容介绍”。 [4]梁实秋：《谈徐志摩》，远东图书公司1958年版。 [5]梁实秋：《谈闻一多》，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4～5页。 [6]宋益乔：《梁实秋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7]闻立树、闻立欣编撰：《拍案颂：闻一多纪念与研究图文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 [8]闻一多：《闻多》（自传），《辛酉镜》清华辛酉级级刊。 [9]闻一多：《旅客式的学生》，《清华周刊》第185期，1920年4月24日。 [10]谢泳：《不能承受之变 闻一多》，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0~11页。 [11]梁实秋：《谈闻一多》，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8页。 [12]史靖：《闻一多》，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页。 [13]梁实秋：《谈闻一多》，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8页。 [14]闻一多、梁实秋：《冬夜草儿评论》，清华文学社1922年版。 [15]梁实秋：《谈闻一多》，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61页。 [16]梁实秋：《谈闻一多》，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86页。 [17]朱自清：《中国学术的大损失——悼闻一多先生》，《文艺复兴》1946年第2卷第1期。 [18]梁实秋：《再谈中共问题——公开答复一封匿名信》，《华声》半月刊1945年第一卷第五·六期。 [19]王锦厚：《梁实秋抗战时期几件史实》，《新文学史料》2014年第2期。 [20]李清悚：《忆梁实秋杂谈往事》，北京《团结报》，1984年7月7日。 [21]梁实秋：《我对于中共问题的一个看法》，《华声》半月刊1944年第一卷第二期。 [22]梁实秋：《再谈中共问题——公开答复一封匿名信》，《华声》半月刊1945年第一卷第五·六期。 [23]梁实秋：《清华八年》，重光出版社1962年版。 [24]梁实秋：《槐园梦忆》，远东图书公司1974年版。 [25]梁实秋：《旧笺拾零》，载《看云集》，志文出版社1974年版。 [26]梁实秋：《谈闻一多》，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111页。 [27]梁实秋：《谈闻一多》，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2页。 [28]梁实秋：《再谈闻一多》，载《看云集》，志文出版社1974年版。 [29]梁实秋：《再谈闻一多》，载《看云集》，志文出版社1974年版。 [30]梁实秋：《谈闻一多》，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2页。 [31]王康：《闻一多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8页。 [32]王康：《闻一多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3页。 [33]王康：《闻一多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7页。 [34]梅贻琦：《梅贻琦日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5]楠原俊代：《王康〈闻一多传〉》，《中国文学报》1981年第10期。 [36]王康：《闻一多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8页。 [37]王康：《闻一多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7页。 [38]王康：《闻一多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1页。 [39]王康：《闻一多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8页。 [40]何达：《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王康〈闻一多传〉港版代序》，香港《新晚报》1980年2月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