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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四大名著 陈众议 作为学人，在外国文学的海洋里遨游需要本国文化的滋养与绥化；同样，藉他国文学或文学理论的点滴之惠反观本国文学，或许也会别有滋味与鲜见。笔者近来重读儿时的“四大名著”并怀想当初，不免感慨系之；遥望他山，也便有了点厾之言。 一、少读《三国演义》 这里所谓的少读，是指本人儿时的阅读。我最早听说（而不是读到）《三国演义》是在故乡的街头。仲夏夜，江南闷热，家家户户搬几把竹椅、摊一张凉席、点一炷蚊香或一把艾草在门口熬伏。于是，总有一些老人自告奋勇，在那里讲“三国”，说“水浒”。当时我还小，几乎搬不动一把椅子，但故事却听得懂了。稍长便不屑于听了，遂找来书看。 曾几何时，逆反心理作祟，我最喜欢的人物居然是睁眼睡觉的张飞。如今想来，张飞称得上是《三国演义》中最富有谐趣意味的一个。而较之于悲剧人物，小孩子往往更喜欢喜剧人物。但凡喜剧，皆有戏谑性和颠覆性，这也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时期喜剧何以在新兴市民阶层广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话说张飞身长八尺（即使以当时度量也堪比姚明），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声若巨雷，势如奔马，使一柄丈八蛇矛，这兵器很古怪，又名丈八点钢矛，重五十余斤。首先这长度令人惊诧，按三国时期的度量也得四五米啊！那不是晾衣竿吗？矛头还是蛇形的，据言其在百万军中取敌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人说矛头“曲尽其妙”，似火焰炽烈，犹张飞性格。在虎牢关、葭萌关和瓦口隘，丈八矛霸气尽展，怎一个霹雳神兵了得。张飞遇害后，它被传至张苞，后者在东吴会战中直杀得孙权割地求饶。嗣后，它也就光辉不再了。小时候总爱将小说与历史混为一谈，后来才听说“写（编）书的是骗子，演（说）戏的是疯子，看（听）戏的是傻子”及诸如此类的说法，也就慢慢懂得了一些道理，譬如小说者，小说也，有真实，更有夸张、有虚构，是对历史的补充、演绎，甚至反动。于是我想，也许张飞本不该使蛇矛，而当用板斧，譬如程咬金和李逵。何也？理由很简单，张飞“世居涿郡，颇有庄田，卖酒屠猪”。一个杀猪的，挥舞板斧岂啻顺手？！况这厮生性鲁莽，不拘小节，抡起板斧砍砍杀杀，似更像他哉。但转而又想，板斧利于步将。于是，我又对张飞的骑术产生了怀疑，一个杀猪的，何来此等骑术？再转而一想，小说者，小说也。用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归属尚有争议。此话即或出自德里达之口，仍有学者认为他这是对结构主义的指摘。）的话说，是谓“文本之外，一切皆无”。当然，这是用绝对的相对性取代相对的绝对性，其形而上学取向不言而喻。 然而，一如猪八戒，张飞这个人物亦庄亦谐，我儿时诚所以对他情有独钟，也许正是因为他乃唯一经常可以开小差、喝小酒、不听话的。但他并不傻，甚至可以说他有狡黠的一面。就说他义释严颜、醉诱张郃二节吧，都不是一般二般的聪敏。在那个乱世，仅有匹夫之勇或万丈豪情是寸步难行的。我还曾由此及彼，联想到李逵那厮，甚至远在西班牙的桑丘·潘沙。对于道统而言，这些人物多少具有“陌生化”效果。 再说《三国演义》中各色人等在我儿时心目中个个伟大，但真正称得上可爱的为数不多。我常想，诸葛亮不是人，他是神。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人物具备了所有伟人的优点，简直神了。就像有人不明白缘何蒲松龄笔下的美丽女鬼总是爱上书生，而非权贵、商贾。哈哈，书乃书生所著。这有点像脑筋急转弯。但是，孔明哭周郎的把戏始终不能打动我幼小的心灵。恰恰相反，我将它与刘备的“侠义”联系在一起。他刘玄德无勇无谋、何德何能，凭啥让关羽、张飞和赵云，当然还有诸葛亮如此这般地效忠于他？此其一。其二是关羽，侠胆忠肝得让人无话可说，然他那是曹操眼里的“妇人之仁”，说穿了有点不知是非轻重。 后来我才明白，文人小说，人文使然，用布莱希特的话说是“间离”或“熟悉化”。你想啊，诸葛亮是文人，自然被倾注了文人的人文情怀。正因为如此，《三国演义》并非只有题词宣达的看破，它浸润着一般文人的基本情愫。由是，它表现人物并不拘于孔孟之道、程朱理学。它还有释道，甚至更多：譬如侠义。老实说，在我不变的心中，罗贯中笔下最毋庸置疑、无可挑剔的人物其实只有两个，一是小乔，二是大乔。作者对这对姐妹花着墨不多，却无意间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儒道释精神。加之有周郎和孙策这么两瓣由衷的绿叶衬托（他们的感情对美化“二乔”起到了强烈的化学反应），这对姐妹花简直成了双仙下凡。关键是她们不像诸葛亮，不必为了什么宗室、什么皇叔、什么大业忍辱负重，惺惺作态。因此，她们是纯粹的，没有像其他诸多女性人物（包括貂蝉）那样被溅满污泥、泼满脏水。我因此不能不想到可怜的潘金莲，那真叫“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稍有出轨，她也便成了千古罪人，固非祸国殃民，至少也是祸水：害了武大害西门，害了西门害自己。正所谓：“遭人唾弃百年千载，一朝平反尸骨无存。”当然更不知道她魂归何处。真是比窦娥还冤！ 再后来有人批《三国演义》，谓它是中华民族劣根性的表征，充满了肮脏的权术和阴谋。呜呼！要那么说，孙子也是个罪人。然而，鲁迅曾极而言之，用两个字概括了所有历史：吃人。 批《三国演义》容易，殊不知经典是民族认同感和向心力的基础，不可轻易铲除，何况历史如斯！更何况《三国演义》承载的是文人气节和草根性情，且人心如斯！而经典作为历史的产物，总不能用当今西方价值的这一个天平来衡量吧？即使在西方，你也很难用一杆秤、一把尺来度量古代文学。同样，我们也不能一味地用当代女性主义来否定《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的某些指涉，何况小乔和扈三娘是所有人物中最无可挑剔的完美形象，更何况我们的祖先一直浸淫在夫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之类的箴言和“三纲五常”当中。不过想想欧洲中世纪女性的命运吧！反言之，无论历史如何，经典何如，都不妨碍我们取精用宏，更不妨碍我们批判地继承。 二、今读《水浒传》 有关梁山英雄的民间传说是《水浒传》的基础，经无数说书人的演绎加工，也便成了这番光景。这是学界共识，但这并不否定施耐庵、罗贯中的贡献。 我姑且先撇开《水浒传》，来看一下“四大名著”的共性。用最简约明了的话说，“四大名著”的最大共性或神奇之处或在人物描写。相形之下，《西游记》最简练，但不仅师徒四人性格迥异，就连天上神仙、地下妖精也一个个“似而不同”。当然，最重要的是师徒四个，唐僧善得几近东郭先生，让人又爱又憎；孙悟空火眼金睛，猴气十足；沙僧宅心仁厚，属于弃恶从善、立地成佛那一类贤人；八戒则大可与《三国演义》中的张飞、《水浒传》中的李逵相媲美。如拿“佛”字作画解，那么唐僧是前面最大化的单立人；孙悟空和沙僧就像他身边的两竖；而猪八戒则是那个弯弯绕，是说书人和吴承恩时不时可以拿去幽上一默的。且说八戒还真有点农夫相，尽管他曾经是天蓬大元帅。这家伙跟张飞和李逵一样，经常出个岔子、闹个笑话；但与后两位不同的是，他对所持之信（较之张飞或李逵的义）不够虔诚。《三国演义》虽源自历史，却不拘于历史，其人物也是个个鲜活样，心在跳、身在动。然而，作为我国第一部真真正正的长篇历史小说和演义之王，《三国演义》的夸张无疑是京剧脸谱的鼻祖之一。它对主要人物的描写均达到了某种极致：谓刘备两耳垂肩，双手过膝；孙权碧眼紫须，生有异相；曹操长眉细眼，身高七尺；孔明八尺之躯，却面如冠玉；周瑜仪容秀丽，英姿勃发；张飞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关羽身长九尺，髯长二尺，面如重枣，唇若涂脂……至于性格，那更是表现得出神入化。刘备好歹知人善用，动辄泪如雨下，令人不得不怜、不得不从；孔明运筹帷幄，从容不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关羽智勇双全，义薄云天；张飞勇猛过人，莽中有细；曹操足智多谋，赏罚分明，挟天子以令诸侯，是谓一代“奸雄”；孙权深谋远虑，顾全大局，年少万兜鍪，素有凌云志（“生子当如孙仲谋”是辛弃疾援引曹操赞美孙权的名句）；《三国演义》诸公虽皆悲剧人物，然以瑜为甚：“既生亮，何生瑜”，是为天问，其与小乔的爱情更乃千古绝唱。相形之下，孔明被神化了，而周瑜却是羽扇纶巾、雄姿英发（苏轼语）的人杰：虽不乏小心眼，却关键时刻胸怀大局。至于《红楼梦》则何啻世态人情之画廊！不仅十二金钗一个个美若天仙，各不相同；遑论府第内外各色人等！ 回到《水浒传》，仅一百单八将就够人做一辈子学问的。话说他们皆“梁山好汉”，或谓“贼寇”（就看从什么角度），又何啻栩栩如生，简直人如其面、各不相同，尽管他们当头有一个共同的义字。说书人讲水浒，讲得最多的是豹子头林冲、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及时雨宋江、黑旋风李逵，抑或还有青面兽杨志、浪子燕青等等。燕青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人物之一，他最出彩的是谦逊忠诚；虽说绰号浪子，然机敏而老成、倜傥而胸怀大义、不失矜持，连李逵都怕他几分。他和御妓李师师的艳遇发乎情、止乎礼（或谓大义兼小义），令人动容。我最不喜欢的人物是宋江和林冲。这是因为施耐庵的价值取向很明显，首先是他对宋江这个人物颇有保留，甚至很不以为然。小押司施点小钱、行点“方便”，居然收买了许多豪杰，且有了“及时雨”的美名。然他何德何能，竟令众英雄慕名而归、生死相随？谋招安简直使我等咬牙切齿，犹如麦克白的王冠！其次是林冲的优柔寡断、死而后已的性格也多少令人唏嘘、不以为然。武松身手不凡、勇武过人自不待言，说他仁义也不为过，但我总觉得他对潘金莲太绝情。说他念在叔嫂关系拒绝爱情固可，说他真君子坐怀不乱也好，然无论如何，他都不应该对潘金莲这么一个可怜的女子如此不留情面，以至于她最终红杏出墙。他完全可以用更智慧、更委婉的方法，譬如逃之夭夭，给人留一点余地、一点尊严、一点希望。当然，这是我小时候的天真想法，也算是一种怜香惜玉吧。诚然，孔孟之道、程朱理学在那儿呢，潘金莲怪不得施耐庵，也怪不得武松，怪只怪她生不逢时。还有李逵，杀人如砍瓜切菜，颇让人联想起“9·11”，从而怀疑革命与恐怖主义的界限。反之，美英等西方国家对伊拉克等伊斯兰国家的手段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那哀鸿遍野、生灵涂炭的情景今犹未绝，又何啻历历在目？！ 总之，水浒人物不论着墨多寡，几乎个个出彩。女性也不都是潘金莲那样的冤魂、阎婆惜那样的祸水，或者顾大嫂、孙二娘那样的悍妇。一丈青就很是可爱，有勇有谋、才貌双全，为人为武不同凡响，只不过一个“义”字将她这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这未免夸张，并让人唏嘘之余更加地不屑于为了所谓的“义”字而乱点鸳鸯谱的宋江其人。 再说《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一样，不断成为批判的对象；概而括之，一曰满篇权术，二曰文皆盗义，三曰贬斥女性。这并非毫无道理。首先，它们远非十全十美，谋篇布局相当任意，甚至可谓虎头蛇尾，几个人物占去大半篇幅，厚此薄彼所在皆是；其次，它们是时代的产物，自然具有时代所赋予的诸多问题，而今人则往往用现代眼光加以苛责，甚至拿现代西方人道主义大肆鞭笞。这不仅缺乏起码的历史观，而且无视芸芸草根的基本诉求。当然，鲁迅说得在理：“‘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然而，无论如何，水浒人物令人过目不忘的事实足以让今天的作家感到汗颜，尽管后者有意无意地不再那么关注人物，甚至轻视了人物的塑造。这是历史的过错。文学走到今天，其各色人物从蹒跚学步到长大成人，及至老去……不是哪个作家可以改变的；尽管一个个经典作家都在努力改变之，是为逆水行舟。 在西方，亚里士多德曾经十分关心人物的作用，他在《诗学》中将情节界定为悲剧（和史诗）的首要因素，而情节也即人物的行为过程。诗（文学）的崇高和庄严都必须通过人物得以呈现。嗣后，达芬奇作为文艺复兴运动的代表，同样视人物为一切艺术的灵魂，并认为人物的形态和表情应表现人物的内心。十九世纪，恩格斯在总结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时提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等著名论断。二十世纪，高尔基又将文学命名为“人学”。人物塑造从天神压迫或提携下的“孩子”慢慢成长，直至出落成文艺复兴运动和十九世纪的“真正的人”“大写的人”，比如堂吉诃德、哈姆雷特、鲁滨逊、简·爱、冉阿让，等等。即使是吝啬鬼，如夏洛克（《威尼斯商人》）、阿巴贡（《吝啬鬼》）、葛朗台（《欧也妮·葛朗台》）和泼留希金（《死魂灵》），也各有各的吝啬；即使是二十世纪初的小人物如高脱弗烈特舅舅（《约翰·克里斯朵夫》）、格里高利（《静静的顿河》）、好兵帅克、阿Q等，也各有各的以小见大。但是好景不长，现代主义很快放弃了对人的塑造，于是变形和抽象取代了入木三分的精雕细刻。这是有原因的，我在别处说过，这里就不重复了。需要添足的是关于李逵做官，因为它使我想到了桑丘。后者也是个地道的农夫，他跟随堂吉诃德，就像李逵追随宋江、张飞结义刘备。有趣的是，他俩做官都是一场游戏。在坐堂一节中，作者拿李逵当笑柄，好生嘲笑了一通，读者则从中提炼出歇后语，谓“李逵断案——强者有理”，但其中也分明有他的狡黠。桑丘固然扮演了木偶一样的角色，却无意中显示了愚钝的反面：机敏。 至于说杀戮、暴力等等，则必须置之于历史语境而论，否则一定是拔起萝卜不带泥的唯文本论或以今之道苛求古人。再说，美国何时不在杀戮？再再说，没了“三国”或“水浒”中人的那一股血性，中华民族也许早就灰飞烟灭了。当然，历史不能假设，该清算的糟粕也必须清算。因此，我们要做的只能是不断穿梭于“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之间，不可太过“单向度”罢了。 三、话说《西游记》 话说《西游记》被戏说、恶搞，乡贤章金莱（六小龄童）颇为愤懑，以至于不惜“以身试法”、对簿公堂。我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作为声援，也便有了这段短文。 不像如今娃娃，看着《大话西游》长大；我辈不幸，从小没电影看，却也是万幸。因此，我看《西游记》是在“文革”后期，当时邓小平复出，而我在中学读书，并自告奋勇到图书馆当义务管理员。这一当不要紧，居然从封存的书堆里找到了不少好玩意，其中就有《西游记》。老实说，我看《西游记》一直在笑，笑唐僧迂（苦笑不迭！），笑猪八戒黠（可气可笑！），笑孙悟空精（服膺的笑！），笑沙和尚憨（会心的笑！）。当时我十二岁，以为自己已经长大。后来真的长大了，慢慢多了些阅历，便开始拿师徒四人比附国民性或有了诸如此类的认同：谓唐僧像儒，八戒像商，悟空像侠，沙僧像民。他们之外的那一拨神仙是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而白骨精们是为非作歹的匪。 一如蒲松龄是书生，因此美丽的女鬼都爱上了书生；吴承恩也是书生，所以妖怪都喜欢唐僧。而唐僧又何尝不是书生？！他所做的其实是现代意义上的“洋插队”——先留学，而后译经传学。吴承恩无非是夸大了儒生的迂腐劲儿。要说信仰这东西就是厉害，无论释道儒侠，还有各色主义，一旦信了，也便使你身不由己。于是，唐僧心心念念的是他那一亩三分地。但他是幸运的，因为他成功了。而许多儒生却成了范进。孙悟空是侠义的化身，义肝忠胆、火眼金睛，却不乏逆反心理；讲道义、有信仰，但不墨守成规。他是孩子德育教学的好范例，盖因他是非分明，乃古来忠臣名士的代表。沙僧是芸芸众生，他勤勉敦厚、任劳任怨，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轻易出手。八戒的两面性，甚至多面性则最可用来比附一般意义上的国民性，甚而劣根性。他狡黠，但只是小聪明；贪吃贪色，却又惰性十足、不思进取；时不时地占点便宜、开个小差，吃亏时不是阿Q似的自我安慰，便是蛮不讲理地怨天尤人。 话说孙悟空代表正义，但总是先吃亏后胜利。初读《西游记》，总觉得吴承恩他老人家的逻辑有点问题。想他孙大圣如此了得，大闹天宫，搅得玉皇大帝及众仙无计可施，但到凡间却每每被妖怪捉弄，而且那些个妖怪不外乎诸位神仙的坐骑、宠物、童仆，甚至器物罢了。这样的“逻辑问题”《水浒传》《三国演义》中多少都有。 这且罢了，但说师徒四个少有时代特征。这是中外一干名著所稀有和罕见的。他们可以从魏晋南北朝一直“活”到大清帝国，甚至更早或更晚。若非大唐皇帝封了唐僧一个“御弟”，那么我的推想是完全可以成立的。说到这一点，我不禁想起英国文学史上的一次争论。那是在塞缪尔·约翰逊和威廉·布莱克之间进行的。在前者看来，一流的诗人写永恒、写普遍，二流的诗人写现实、写特殊；而后者的观点恰好相反，认为永恒是不存在的，只有暂时和个别才是真实的、可靠的。而我的前辈钱锺书先生似乎更倾向于支持约翰逊，于是他在《围城》的序言中开宗明义，要写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我想他老先生之所以喜欢《西游记》胜于《红楼梦》的根本原因，也在于兹。 诚然，作为审美意识形态，文学名著妙就在妙在它们是说不尽的。卡尔维诺对名著的界定就是这个向度，而且简单直接：它们是那些能反复阅读，并每每使人有所心得和新得的作品。这自然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西游记》在这方面是个例外，譬如我可以无数遍地阅读《红楼梦》《儒林外史》《三国演义》，甚至《水浒传》，却再无重读《西游记》的冲动了。也许是自己真的长大了，甚至老了。问题是它又明显老少咸宜，就像《米老鼠和唐老鸭》；也许它太让人过目不忘了，因此无须读第二、第三遍也未可知，除非是为了研究。同样，《聊斋志异》也是我钟爱的名著之一，但自年轻时读过后，也就没了重读的雅兴。说到后者，我也许还可以为这样的名著加上一条无须再读的理由，那就是它们的故事多少有些重复，譬如《聊斋志异》中遇到狐仙丽鬼的总是书生，而《水浒传》四十回之后及至招安之前的每一个前来攻打水泊梁山的皆有万夫不挡之勇或奇招异器，但一旦上了梁山也就基本默默无闻了；再有一比，那便是美妙的侦探小说，一旦机关破解，你知道了它的结局，阅读的快感也便消失殆尽矣。 诚然的诚然，我最近忽然又萌发了重读《西游记》的兴致，诱因很简单：得了章先生（六小龄童）所赠《六小龄童品西游》。他对《西游记》的执著拥戴确实令人感动。我想他不仅是因为在荧屏上的成功表演，还兼有猴戏世家对美猴王的价值和审美认同，更由于孙悟空在他眼里心中承载了中华民族对真、善、美的基本界定。就我本人而言，虽喜欢程度有别，但对民族经典的守望是与之相同的。盖因它们是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的基础，一如中文和乡情。打倒了经典、忘却了乡情、废黜了中文，也就打倒了中华民族，取而代之的必定是别人的语言、别人的经典、别人的一切。 四、也说《红楼梦》 最近，《红楼梦》在西方文艺刊物的一项民调中当选“最难读”的文学作品之一，而且名列榜首。紧随其后的是《尤利西斯》和《百年孤独》。说后两者难读难懂情有可原，盖因乔伊斯原本就没想让人轻易读懂，而马尔克斯那没完没了的魔幻也着实令人目眩。然《红楼梦》是写人情世故的（用冰心的话说是家长里短、儿女情长），再加一点释道与儒的纠葛，有文化的不应该读它不懂，除非你太不了解中国。问题是，在二〇一三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一次抽样调查中，《红楼梦》同样被我们的青少年读者推上了“死活读不下去”的榜首！因此，我又不禁自问：你还了解我们的孩子吗？ 说到了解，我倒是真遇到过不少把中国想象成“远古国”或“外星国”的。想当初我有幸跻身于“文革”后第一拨留学生，稀里糊涂地出了国。经法国，再到美国，而后还到了墨西哥。一路上着实招徕了不少老外的好奇目光，甚至有老外问到中国女人还裹不裹脚，我们的头发是否因出国才被迫剪掉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至于《红楼梦》，知道的少之又少，读过一点的更是凤毛麟角。 当然，也有博尔赫斯那样的蠹书虫。他老先生不仅知道嬴政母亲那一出，而且确实读过《红楼梦》。他说秦始皇筑长城、焚书坑儒是为了从空间和时间双重意义上阻断历史，使自己获得永生。他还说《红楼梦》是一部幻想小说，而其中令人绝望的逼真只不过是为了使幻想变得更为可信而已。照他这么一说，这幻想也太“酷”了点儿。首先，《红楼梦》基本不写好人，这姑且可以看作“梦中人”林黛玉林妹妹的了悟吧。既无好人，哪来好事？即或有之，那也是暂时的，是无数悲剧叠加之因。说到悲剧，王国维拿叔本华的悲剧理论评论《红楼梦》是有道理的。在他之前，梁启超也曾说到一个悲字，谓《红楼梦》《水浒传》有余悲，有余怒，有浸力（他曾用“熏、浸、刺、提”四字对应孔子的“兴、观、群、怨”）。且说王国维完全用悲剧理论解析《红楼梦》，他的《〈红楼梦〉评论》第一章援引老庄思想，即“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大块载我形，劳我以生”。第二章颇具佛教精神，谓“玉”即欲，也即痛苦，让人想起“色即为空，空即为色”；“红”在解脱，艺术之务在写人生之苦难及其解脱之道。第三章写叔本华的悲剧三分法：恶人作祟、命运作弄、人自作怪（或曰人际关系），《红楼梦》属第三种。第四章写《红楼梦》的伦理价值，谓世界各大宗教均意在解脱，《红楼梦》也一样，而且它的伦理价值恰恰在于摆脱一切伦理束缚。虽然蔡元培用“索隐三法”看到了《红楼梦》的政治：宝玉即胤，“石头记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意在反清复明。而胡适却从另一个角度“考证”了（曹雪芹）“自传”说。他的考证法为周汝昌等后来者所推崇。但《红楼梦》的悲剧说一直没有遭遇强大的反诘。当然，《红楼梦》也不尽是悲剧。首先，《红楼梦》的丰富性提供了不同的读法，用鲁迅的话说，“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其次，刘姥姥的搞笑不可谓不喜剧。正因为如此，金克木先生认为刘姥姥在大观园的所作所为不合情理，这反证了我的判断：曹雪芹有意搞笑，同时又藉此获得了什克罗夫斯基所谓的“陌生化”效果。她虽然有些不合情理，但宝钗的圆融、黛玉的才情也有些不合情理。然而两位及众姐妹乃“天仙下凡”，是来还债的，自然与常人不同。但既与常人不同，她们又缘何处处为人情世故所累，不能自拔？这就怪不得俞平伯先生要说《红楼梦》不可续了。倘使在八十回上打住，那么后面的结果就不是这个结果了，它应该是开放的，是没有结果的结果：似梦非梦，亦真亦幻。那样一来，作品的情理也便十分圆合、内在逻辑也便更加严谨了。不过那样一来，老外和我们的一些青少年恐怕就更读不懂它、不喜欢它喽。 再则大多数读者依然喜欢看到结果，无论它是悲剧宿命还是喜剧团圆。至于《红楼梦》的人物描写，则信手拈来，个个出彩！这一个焦大、这一个薛蟠，或者这一个平儿、这一个晴雯……遑论十二金钗！总之，书中随便哪个都够人瞧的。然而，我自小觉得唯有一个人物不太可信，那便是秦可卿。若说她是天仙下凡，却何以委曲求全、既受辱又自侮，难道仅为诲宝玉云雨之事、喻凤姐家破之祸？这么一位兼有宝钗之惠、黛玉之美，鲜艳妩媚、婀娜多姿的“妥帖之人”（贾母最中意之人）竟又是“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的角色。何也？倘非神差，及彼先见，她必是古来第一淫妇，大小通吃，淫得够乱；然神差者，包括红楼梦中诸人的“在天之灵”乃曹雪芹“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写照。也是他老人家虚虚实实、神来之笔的显证。想想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如此这般苦心孤诣地借用叔本华悲剧理论以彰曹雪芹心志，也算是慰了后者及太虚中人的痴情。 再说影视，面对《红楼梦》这样的小说，永远都是遗憾的和吃力不讨好的。随便举个例子，我等一看到林妹妹变成了陈晓旭或任何一个演员，就索然寡味、味同嚼蜡矣。这也是文字张力与影视定格固化的最大区别。其中的想象力和判断力之异不知道能让后来者做多少篇博士论文！ 综上所述，除了林黛玉在我不同年龄段有过全然不同的窑变，对其他人物事件的理解几乎自小在心里打上了烙印。林林总总的现当代外国文学理论奈我之何？这当然是玩笑话，文学经典其所以古往今来、从小到大言说不尽，正是因为它们有艾柯、布鲁姆、卡尔维诺、巴尔加斯·略萨们所谓的“自我再生能力”。这何尝不是一种道而不尽？！而形形色色的狭义和广义理论恰似其中的春雷时雨抑或疾风冰雹，终难改变童年的精神味蕾。 （转载时有删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