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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理论及有关族性（Ethnicity）的研究从20世纪30年代之后在西方兴起。中国关于族群认同问题的成果已经极为丰富，但对于族性含义及其塑造的文献有限，且相当部分还限于客观论范式。习俗、集体记忆、语言、宗教、生计等依然可以作为观察和分析族性塑造的重要维度，但差别在于，不应再执着于它们究竟是什么或由什么构成，而是应当转变为探讨它们是如何形成族群意识并引发共同行动的。基于此，本文将运用边界分析方法，尝试融合族性研究的认同、认知和实践三种路径，选取习俗、集体记忆、语言、宗教、生计等族性表征为切入视角，在时代变迁、族际内外、群体与个体等的关联性分析中探析族性的塑造机制。 一、族际边界互动中的族群生成与习俗塑造 在人类社会中，各民族和族群始终在社会生活中保持着与其他群体的互动往来。新的族群及其族性的塑造，常常也是族际边界运动的产物，其产生有两种途径，即两个或更多的现存群体的成员融合而形成一个新族群，或者一个现存群体分裂而形成新的族群。第一种途径表明，族性是在族际深度互动中逐渐交合生成的。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不同起源的族性要素也可能在族际互动中实现跨越、交融，乃至合并为相对统一的群体习俗，进而促进一个族群乃至民族的形成。从第二种途径来看，族性通常是在各族群的边界才愈发清晰，而同宗同源分化出的新的族群更倾向于强调差异迥异的习俗表征。这通常源于同源或相近族群在相邻区域的定期接触，在持续互动中产生了相互区别、建立边界的内在诉求，因此有意识地将那些可能在早期相同或相似的族性表征改造成专属于自身族群的独有基质。 族际边界运动不仅孕育、生成新的民族共同体，同时也催生、维护或更改着族群认同，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塑造具有鲜明特色的族性特征。 二、历史与当下边界互动中的集体记忆重塑 集体记忆是族群历史记录和传承的基本载体，是塑造族性的重要基质。改造集体记忆并运用于族性的塑造，是许多族群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常见方法。其方式是将历史记忆与当下社会实践进行组合、拼凑或替换。这些经过神圣化的符号和记忆构成了他们对本民族认同的强力支撑，并被作为区分“本族”和“他族”的集体记忆表征。集体记忆的原生性含义因此是相对的，它受到历史和当下社会情景的双重规约。具体而言，记忆内容总是具有当下选择性和倾向性；基于族群认同的目标，集体记忆总是具有当下目的性；记忆主体和方式的多样性会导致记忆结果的多样性。在此意义上，集体记忆实质上可视为各族群对自我界定、自我认同的表达，以及当下族群边界意识的一种再现。 各族群的集体记忆总是在不同的具体历史阶段，在与当下现实实践的边界交融、组合、拼凑或替换中，通过个体的、群体的或者族际交流等多种方式被不断重构。 三、语言深度边界互动中的族性关联 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沟通手段和文化符号，是族群成员相互交流和实现文化传承的基本途径，也是各族群建立边界并相互区别的核心表征，还是构筑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手段。语言传承与族群塑造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语言传播边界与族群边界之间表现为并不重合的关系。其一，某一种语言并不能成为构成或辨识某一民族的先决条件。其二，即便在某个族群内部使用不同语言的现象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普遍存在的。值得重视的是，语言对于每个个体的影响却是基本一致的，因为特定语言对于个体族群认同的作用几乎是不存在明显边界阻滞的。边界阻滞极大程度的消失，源于个体的族群身份是从接触、吸纳、融入族群语言中逐步确立的。语言将族群历史、习俗、信仰、生产生活方式等全面符号化，从而促进个体建立共同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不断地实践自我与他者的互动协商，由此持续地再生产自我认同、社会区分。族性及其文化表征借此实现几乎无边界阻滞的互动和传承。 语言是塑造族群认同和族性表征至关重要的核心关键。但应当强调，不能将族群语言轻易视为辨别族群归属的标准，或族性表征的固化标识。 四、宗教与族群边界错位互动中的族性演进 世界上绝大部分族群中都存在形式多样的宗教信仰。在某种程度上，宗教可以赋予一些族群自我认同、身份确认以及社会整合等强大的动力，进而通过其中的宗教活动，将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凝聚成一个有着共同信念的、采取相对一致行为方式和组织形式的整体。但另一方面，宗教与族群之间却随着不同族群、不同时代、不同社会情境的差异，产生了千差万别的边界互动形式及结果。人类学的更多研究表明，众多族群的宗教信仰常常在与其他族群的接触交往中发生改变。宗教与族群边界常常体现为相互错位的关系。从空间边界来看，在世界范围内，不同族群拥有同一种宗教信仰的情况普遍存在；从时间边界来看，一个族群的消亡当然可能导致相应宗教的消亡，但反过来却未必如此，即某一族群即便经历宗教的衰弱、更替乃至彻底消亡，但该族群依然可以继续存在和发展。更深入地来看，宗教信仰边界的突破和重组也并不必然带来族群认同的相应改变或重塑。 宗教在族群起源以及部分族群的发展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宗教并非族群与族性塑造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事实上，由于宗教的传播、流传边界与族群边界并不重合，宗教在族群认同及其族性表征的塑造过程中是可选择、可改变以及可重构的。 五、全球化背景下的族群边界再造与族性碎片化重塑 在步入现代社会进程中，工业化与市场经济的大规模发展并没有导致族群认同和族性塑造的终结。为了谋求更多的权益，人们可能抛弃传统族性表征并重新界定自己的同胞。族群认同在特定社会语境中表现为个体理性选择的能动过程，族性也是人们在当下的社会实践行为中塑造而成的。 而在当代社会中，随着生产要素跨越边界的高速全球流动，尤其是在电子媒介和人口的大规模迁移所推动的“想象工作”的强力推动下，族群的塑造方式及其族性表征再次发生了相当程度的质变。一方面，诸多传统族性表征与其主体进一步脱离；另一方面，各民族、各族群及众多新出现的亚族群的认同需求仍然存在，边界区分仍在延续甚至出现部分刚性强化的趋势。族性的寻根、巩固、重塑便再次成为重要的应对策略。与以往相比，当代族性的塑造更多表现为一种基于阿帕杜莱所提出的“散裂的现代性”之上的、各类族性表征要素的碎片化重塑。不仅如此，某些被认为具有商业价值、符号价值、遗产价值、国家认同价值等的传统族性表征要素，纷纷成为各国、各民族激烈争夺的对象，从而凸显了它们的当代功能特征。 六、结语 虽然血统、集体记忆、语言、生计、宗教、习俗等要素都参与了族群认同的塑造，并符号化为一系列鲜明的族性表征，但它们并不等于族性本身，而是以多样化的动态方式参与着族性的塑造，即始终在族际边界的互动过程中处于连续不断的吸纳与排斥、延续与突变、碰撞与断裂并存的状态。族性由此应当被定义为，促使人们在与他者互动中划分边界并相互认同为某一群体的诸关系的集结。族性本质上是一种主体与客体的对象化互动关系。族性构建要素是帮助我们切入族性的具体表征，以及探析族性的观察视角，而绝非族性的本质。族性的核心塑造机制正是在族际边界互动过程中，通过多种方式将人们联结为一个相互归属且与他者相区别的共同体的一系列关系作用过程。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赛音/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