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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墙报是校党支部局机关报，它由墙报委员会管理，在制度设计、日常管理等方面均按联共党报“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的要求进行。墙报是中大政治生活的重要载体，党支部局对墙委和墙文均有细致的管理，它也因此成为解释党的政策和决议最得力的工具。在中共早期，尤其是苏区时期，中大归国干部积极将中大宣传工作经验应用于全党并予以改造，推动全党改变重组织、轻宣传的思想观念; 推进普及墙报，努力改进党报工作，使中共的宣传工作呈现新的面貌。 关键词: 墙报; 莫斯科中山大学; 党报; 中共 作者简介：孙会修，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1928年5月，莫斯科中山大学( 下称“中大”) 党支部局干部汪盛荻指出: 中大墙报是“党之后身”，应加强墙报工作。所谓“后身”实为“脊梁”之意。墙报之所以被称为党之“脊梁”，因其具有连接党组织和党员、确立中大党组织骨架的重要作用。汪之提法有浓厚列宁主义政党宣传经验背景，建立在“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这一列宁关于党报之经典论述上。墙报经留苏学生传入中国后又名壁报，它不同于黑板报，是办报者将宣传内容写于纸上，后黏贴至交通要道墙壁上的一种极其灵活的宣传工具，时效性高于普通报刊，群众性和动员性亦强，对近现代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大一直努力强化墙报工作，它因此成为学校的舆论宣传中心。学生普遍认同其价值，认为墙报“是党的机关报，是党的宣传机关，是在群众中间解释党的政策和决议最主要的最得力的机关”。可以说，中大墙报既是考察中大党报实施情况和宣传工作的范本，也是探究苏俄宣传模式对中共影响的重要窗口。目前有关中大的研究并未涉及墙报问题。因此，本文以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 －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俄语简写: РГАСПИ) 相关档案为中心，就上述问题展开讨论，以推动相关研究。 一、墙报和墙报委员会 共产主义革命者追求社会变革，街头墙报是他们进行宣传动员的有力工具。早在1795年10月，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巴贝夫即利用墙报宣传和动员。革命者广泛使用墙报并使之产生重要影响，还是始于十月革命结束不久的苏俄。1920年，红军军营中最早出现墙报，它以退伍兵为媒，迅速在全国的工厂、城市社区和政府机关中蔓延。两年后，墙报在农村也已较普遍。据称，苏俄墙报在1921至1925年间“日益蓬勃发展”。1925年10月，苏俄农民新闻报由帝俄时期的4种扩展至146 种，达到160余万份，这都归功于墙报的普及。社会上也随之产生俄语单词 стена( 墙) 和 газета( 报纸) 的合成词стенгазета( 墙报) 。 墙报在苏联快速发展与其严格按照联共党报制度运行有关。该制度确立于1919年3月召开的俄共八大，大会文件《关于党和苏维埃报刊》认定党报“是宣传、鼓动、组织的有力武器，是影响最广大群众的必不可少的工具”。主要表现在: 第一，党报体现党的意志，党委会要“给予编辑部以一般政策的指示，并监督其执行”，党要“任命那些最负责的，最有经验的党的工作人员作党和苏维埃报纸的编辑”；第二，党报内容须“特别注意党的建设问题，它应经常使党通晓全党的生活，应经常领导地方报刊等”；第三，党报的核心功能是组织传播而非大众传播，中央和地方党组织或党报应组织和动员读者学习党报，尽力把每个社会成员都纳入到党的影响中。苏联建有覆盖全国的墙报信息网，构成党报系统的重要部分：各地党报在村落、工厂、矿山、大商店、车站、俱乐部的墙报机构设置通讯部；众多墙报编辑也成为各级党报的地方通讯员，提供本单元的新闻。如《真理报》有“约一万”地方通讯员，其中相当部分是墙报编辑，故联共中央极为重视对墙报通讯员的培训，仅1927年就举办了大量讲习会。正因官方推动，墙报在苏联长盛不衰。1941年，中国研究者苏醒之称当时仅莫斯科一地的墙报即有 25000 余份( 其中500份是日报) ，他因而将苏联报纸分为“中央、地方及墙报三种”。 受此影响，中共派遣的留学生在莫斯科比较早地接受并创办了中文墙报。1921年8月，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下称“东大”) 开始招收中国学生，中共旅莫支部于年底依托东大中国班建立。中国班设中文墙报，由旅莫支部管理。1924年秋季学期，中国班学生积极推动墙报工作，李季在10月份“为墙报作文一小篇，替墙报改正文稿五六篇”。这显示旅莫支部此时已建立起规范的墙报投稿和编辑制度。墙报内容也极为丰富，记录同志们自我批评成绩是重要内容之一。1925年10月，莫斯科中山大学建校，旅莫支部负责管理中大的共产党学生。中大随即开办墙报。蒋经国称其在1925年12月初就已是中大墙报“红墙”的编辑员。 1926年夏，旅莫支部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解散，改由联共中大党支部局负责管理中大学生。作为联共基层组织，党支部局下设宣传部、组织部、公社委员会等机构，它更加重视墙报工作，先让文化委员会负责墙报，旋又成立墙报委员会( 学生习称“墙委”) ，归宣传部管理，由一名副部长直接指导其工作。杨尚昆在1929年秋任宣传部副部长时即负责指导墙报，直至中大被取缔。 中大教学楼位于莫斯科沃尔红卡街 16 号( ул． Волхонка，16) ，共有3层，中俄文墙报分立在一楼大厅的影壁两边。墙报在必经之路张贴，可使每位学生每天都能不限次数地阅读，宣传优势得以最大化。同时，中大的墙报不止一个，俄同志副支部有单独的俄文墙报，少共( 青年团) 支部局也于1929年开办了墙报，两者均有墙委，而中大学生广泛认可的仍是党支部局中文墙报。 中大墙报严格按照联共党报制度运行，墙委行使组织宣传和组织动员职能，“墙报委员会在党部宣传部指导之下，按照党的路线，批评同志们的日常生活一切的倾向、不正确的理论；充分发扬同志们的对党的和政治的认识，以辅助党对群众的教育，并巩固群众对党的信仰”。墙报委员会组织规范、严密。墙委任期 3—4个月不等，主席多由群众大会或墙委会选举产生，是当然的宣传部委员，已知卜世奇( 畸) 、胡铁波、张崇文、沈泽民等人担任过这一职务，他们大多是校内或中共党内的知名干部。若主席外出，则由代理主席负责相关工作。1928年左右，因卜世奇生病，吴伯勋曾代理墙委主席半月，其后他又在1929年暑假再任代职。有时因变动频繁，一届会有多人担任主席。 每届墙委人数不定，主要由墙委委员和通讯员组成。墙委委员由全体墙委成员选举产生，一般维持在10人以上，他们同样由资历较老或理论较扎实的学生担任。墙报编辑委员会以墙报委员为班底组建，成员在墙报工作室轮流值日，收取和编辑稿件。编委会下设编辑、撰述两部，每部设主任一名，另设通讯、艺术、装饰、缮写四组。小组根据各人特长组建，孟庆树写字娟秀工整，刚进校就被推选为缮写组的“墙报抄写员”。另外，为保证文稿质量，编委会设主笔制。 墙委覆盖全校的组织系统，为组织宣传和动员提供制度基础。宣传部规定每班须设一名墙报通讯员，负责向墙委投递关于本班动态的稿件。如原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瞿秋白之妻杨之华到中大后就担任特别班的通讯员。中大学制两年( 1929年改为三年) ，每年级通常有10个班，另有1个理论班和 2—3个预科班，这样各班通讯员总数就已超过20人。另外，各俱乐部、公社委员会、研究组同样设有通讯员。中大同时鼓励学生身兼多职以利训练，一人任多个墙委职位的情况较多，担任多届墙委委员的谢建民同时是翻译班的通讯员。故墙委规模维持在30—40人左右，约占全校总学生数的十分之一，是中大人数最多的部门之一。通讯员是墙报发挥效能的关键，宣传部要求通讯组每月开一次会，并派人旁听。同时，为加强墙委与校内各机关的联系，宣传部规定“各部、公社、学校管委的会议，墙报须派代表参加”，且“与其他各共产大学要有联系”。 支部局以“考察读者数作统计”为主要指标考核墙委，后者亦想方设法使学生参与墙报工作。墙委曾发通知要各班、航空化学会、红色救济会投稿，并“督促副支部同志投稿”，甚至用“悬赏的办法”来动员。对学校各组成单元而言，在墙报上发表文章能宣传本部门工作，故均十分重视投稿工作。有班级即规定:“能写文章的同志须在墙报上写文章。”1929年秋，某新生班要求本班“每个同志应该注意墙报上的文章”，并与各种不良倾向斗争，“作成短论评论”。该班学生多是工人出身，文字水平低，班级党小组并未放弃，规定可将稿件交“中文教员修改”，然后再投至墙报。妇女部最重视投稿，为墙报妇女栏专门成立了“投稿委员会”。一般而言，积极参与党务、校务工作和积极学习者才会写出好稿件，否则会空洞无物，故写稿颇能体现学习效果。 从版面和栏目设置上看，中大墙报分为三类: 正刊、副刊和特刊，前者与后两者的刊期各占一半。正刊类似于综合性报纸，内容包括党的生活、少共生活、政治、教育、妇女、学生、问题讨论、俱乐部、文艺、书画等10 个栏目，涵盖学校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个栏目分别由一至两名墙委委员负责。当某一重大事件发生后，墙报会设临时专栏，予以详细报道和深入分析。1927年上海“四一二”政变爆发后，中大红色救济会就在墙报开辟了由宣传员肖东华负责的“白色恐怖栏”，在全校征求稿件。此外，公社委员会等设有意见箱的机构，也偶尔选择回复一些意见在“意见栏”登出。在1928年以前，正刊刊期并不固定，有时每周一期，有时三四天一期。之后宣传部规定墙报两周一期，遇有副刊和特刊时刊期顺延。正刊的工作流程较为系统化: 先由墙委广泛宣传，通讯员在本单元内积极约稿，“每次出版前四日为截稿日期”；其后学生和通讯员投稿；最后墙委将收到的稿件提出讨论，以定取舍。如墙委委员自撰文章，则由主席交墙委讨论。 副刊单独成刊，不定期出版，“有文章即多登”，内容不受正刊版面限制，以党的生活、中国问题为主。为使学生知晓苏联最新理论动态，副刊经常译介《真理报》或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者的文章。与正刊相比，副刊的主要特点是文章篇幅长，墙委曾规定: 正刊“以一千字为限”，全版不超过一万五千字; 副刊则不限制文字，“但须简单明了、具体化”。遇特别长的理论文章，副刊还可以连载，以保证党内重大理论问题能在墙报上得以全面呈现。 特刊分为三种:第一，重大活动或纪念日特刊。如1928年五月的“五卅特刊”、1929年11月的“十月革命十二周年纪念特刊”等。第二，中大重要会议特刊，主要有每学年结束后的十天大会特刊、1928年7月的中共六大特刊等。第三，针对某一重要问题的特刊。如“争论特刊”、批评教务处及经济部工作的特刊、改造学校特刊等。有时，特刊还会全文刊登或重点节录重要讲话，1930年3月墙报即全文刊登了校长魏格尔关于在校内肃清托洛茨基反对派工作的讲话。特刊专题化、理论化程度强，能全面呈现某阶段内的校内外重大问题，最受学生关注。 二、支部局的机关报 党领导是党报制度的核心，中大党支部局积极践行，掌握墙委人事任命权即为突出表现。中大实行民主集中制管理，除苏联籍党员外，凡中国学生担任的职务原则上要经过选举程序，墙报主席则是选举制与任命制相结合。这样能使支部局对墙报的管理更为直接、灵活，但如何让两种方式平衡并非易事。1929年9月底，两位工人出身的支部局委员批评支部局和宣传部在干部使用中过于偏重任命，至少指定过两人担任主席，导致该届墙委“在工作过程中换了五个主席”。支部局管控墙报还体现在合并汉俄墙委方面。中大的苏联职员人数众多，据统计，1929年秋校内学生是“五百多”，职员则为“四百个”，故俄同志副支部墙委的规模也较大。而俄职员与学生极少交流，仅靠一些俄语好的学生干部居中联系，汉俄墙报之间自然也缺乏沟通。为此支部局在 1928 年曾尝试办“俄华两种文字的统一报纸”，但未成功。于是，它在两个墙委之上新成立了墙报工作委员会，中俄成员人数在新机构大致均等。此举虽未从根本上改变华俄墙报分立的情况，两者的交流确有一定程度加强，中国学生参与俄文墙报管理的积极性提高。俄语墙报上的一篇文章“犯了不允许的错误”被方洛舟发现，他即向支部反映，要求予以审查。 支部局对墙报的管理还体现在审查稿件方面。1926年，支部局明令具有审查权的“传达员要审查墙报上新登的各种文章”。为进一步落实审稿权，1928年秋审查墙报委员会成立，盛忠亮、刘起峰先后担任该机构负责人。但审查委员会毕竟不是专门的编辑机关，工作较为有限。次年3月，郑一俊向支部局反映审查委员会极少工作，建议支部局审查“审查委员会”。在此背景下，墙委对审查稿件极为慎重：遇墙报委员会不能解决的稿件，特别是墙委主席与全体委员意见不同的稿件，将交于宣传部或支部局决定。中大校内政治纷争频繁，反旅莫支部斗争之后，又出现了教务派与党务派之争，反旅莫支部残余、反右派、反第二条路线、反托派之争，这些在墙报上或多或少有所体现。从反旅莫支部残余开始，支部局派一直是参与斗争一方，校园中有许多对支部局不利的消息。宣传部为此要求墙报应“客观地解释不良的传闻”，墙委亦经常否决批评支部局或学校的投稿。一学生向支部局投诉自己的稿件是出于对墙报已成“不良分子主要的宣传工具之一”而作，却被墙委判为“空洞”。该生遭遇显示着墙报在维护党支部局上的坚决态度。一般情况下，涉及批评联共政治经济政策的文章墙报也不刊载。1929年暑假，墙委代理主席吴伯勋打算出一期“改造学校问题”特刊，包含披露苏联、国家银行支部党务问题的内容，另载瞿景白译《真理报》上的批评社论。“支部局藉口审查，始终不许出版”。虽然这些问题在苏联可公开讨论，支部局可能因担心相关文字易使学生产生对党不利的联想而不予刊发。另外，因副刊易登载争议性的文章，墙委曾在1929上半年将副刊停办一段时间，后经整顿复刊。 机关报的重要性在学生方面体现得更为明显。无论从入学到毕业，在校内或校外，学生每天都能看到墙报，时时受其影响; 同学之间讨论学校话题也多从墙报上的内容谈起，特别是在新刊出版时，“读墙报的比较拥挤”。读者对墙报内容极为敏感，有争议的文章很快就能在校内形成公共事件。1929年4月，王静涛在墙报上发表了《党与道德社》的文章，文中用“莫斯科的革命家”一语讽刺部分留苏学生在国内白色恐怖严重之时，只想在莫斯科吃面包，而不回国革命。支部局对此“给以严重打击”，指出“莫斯科的革命家”是白军常用来讽刺联共官僚主义和享乐主义者的常用语，政治干系重大。王静涛马上承认错误，申明自己并非“不要无产阶级的道德”，而是强调无产阶级要有自己的道德，在精神上“不免受一点旧思想的支配”。即便如此，支部局和部分学生对王静涛的批评仍持续了半年之久。 列宁主义政党注重自我监督和批评，以实现组织的自我净化。这与苏联党报制度的要求一脉相承: “凡是人员或机关，其行为被报刊刊载者，应于最短期在同一报纸上作认真合乎事实的反驳，或者检讨已经改正的缺点和错误。如果届时不见这样的反驳或检讨，革命法庭便对该人员或机关提起诉讼。”1929年初，级务主任罗佐夫斯基(Лозовский) 在中俄文墙报上发表了檄文《挂在“羞辱”柱上》，批评刚孕育的女生张克斌、曾耐华、杨凌青在婴儿院撒泼捣乱，将尿布扔到保姆脸上，认定三人已被拴在“羞辱”柱上。三人迅速向支部局申诉，强调她们初到婴儿院，因俄语不好可能与工作人员有误会，但不可能扔尿布，“敢以革命者的人格保证绝对不曾作过这件事! ”三人反过来指责罗氏:“以级务主任的资格，发表在党的墙报上，污蔑被教育的女同志，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她们强调罗氏未找自己核实就草率批评，失去了教育者的责任。三人要求严查，如证实罗氏错误，“请给其处分，并训令他在墙报上作文承认他的错误”；如“文章是翻译翻错了，那么请把翻错的地方同原文在墙报上一起公布，并请翻译者负责”。级务主任的批评可能失实，其文警示教育的作用未受影响，此后中大学生在婴儿院均极谨慎。 其实，学生回应墙报批评也是一种本能。无产阶级政党强调铁的纪律，如墙报批评内容属实，相关学生政治前途将受极大影响。1930年初，一预备班学生发现同学在墙报上批评自己在十天大会发表反支部局的言论，且在“清党会上说墙报是百分之百造谣”，该生急忙向支部局声明并无此事。即便是些许小事，被批者也不会等闲视之。在清党之时，一篇名为《积极分子先消极》的墙文批评2年级2班党小组组长工作消极麻木，后者马上致信支部局予以申辩，并负气地要求“党部赶快解决我的组长责任！”如果被定性为政治敌人，就没有在墙报上回应批评的资格，墙报呈现出的则为单方面讨伐。在反托洛茨基派斗争时，墙报仅刊登托派成员华沛苍的供词，目的是敦促更多托派自首。 中大墙报“最重要任务之一”还在于贯彻苏联党报要“揭露各种人员和机关的罪行，指出苏维埃组织和党组织的错误和缺点”的制度规定。20世纪20年代，随着苏俄政权日渐稳定，联共党员干部中出现了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现象，中大部分干部亦受此风气影响，墙报常予以揭露批判。王宝礼是党支部局副书记，在形式上是中国学生政治地位最高者，日常工作中官僚主义作风极强。他不让学生在宿舍或休养所私下做中餐，自己却多次违反; 有人安排同是中大学生的王妻去工厂作工，“他说我到工厂去就算了”，妻子不必再去；王还怠工，常“为了爱人而不管别的事”。墙报将王的行为公布后，学生反响强烈。王宝礼于是“跑到墙报委员会去大发脾气，说这是个人问题，不应当( 公布) 在墙报上”。 尽管支部局对墙报工作的安排尽量周全，具体工作仍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墙委只有少数人工作，人浮于事现象严重。1928年5月，屠庆祺报告:“墙委主要的缺点，是任何小事都堆总编的身上，而各栏的编辑多不负责”，致常发生误期现象; “大家对于工作，多不感兴趣”，每次开会都有缺席，各部门情况亦不乐观; 宣传部虽屡屡要求加强通讯组的工作，专门会也开了很多，但它一直没有正常运转; 缮写组也存在散漫敷衍现象，有人批评刊发的文章“缮写得比原草稿还坏”。毛远芳发现: 墙委绝大多数人似与墙报无关，“天天只看到墙报主席，课都时常不上，一人在那里干”。之所以如此，原因不一而足：一方面墙委规模较大，而墙报只有一个，每次不大可能人人都搭上手；另一方面墙报技术岗位多，琐碎而繁复，这对胸怀解救中国和世界受压迫阶级理想的中大学生来说有些不能接受，有一女生即厌倦了缮写员的工作，向组织部表示: “我们不能要一个人永远做一样工作！” 其次，墙报在内容和语言风格上众口难调。1928年4月，一党小组向墙委反映本组的意见:有人建议墙报应更多反映校内生活；也有人建议少些互相攻击的文章；还有人建议墙报应多刊登苏联生活。中大学生来源不一，有识字不多的工人，也有大学毕( 肄) 业生甚或大学教授，所以如何改进墙报语言，成为难以解决的问题。有学生主张墙报上的语言要高雅；更多的学生出于共产主义革命要动员底层民众参加革命的考虑，建议墙报多发表“供工人和农民能够领悟的通俗文章”。最终，后者的建议得到支部局支持，雅俗之争定谳。 因校内特殊的政治环境，加上中国革命处在探索时期，中大墙报与最初设想存在一定距离。尽管如此，它总体上执行了学校机关报的职能，是在校学生进行民主集中制、批评和自我评价、自我改造等各方面训练的重要平台，起到了舆论引导和动员的双重作用。难能可贵的是，中大的墙报工作实践让在校学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宣传工作的系统训练，使其养成了重视机关报和宣传动员工作的自觉。随着中大学生归国，中大墙报工作经验对中共早期宣传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墙报对中共早期宣传工作的影响 将写有文字的纸黏贴在墙上广而告之，可能是人类社会普遍采用的宣传方法，中国古代的揭帖和告示即属于此类，但其并不具备现代意义上墙报的报纸特征。中国出现墙报，源于苏俄传入。 与发行量颇大的报刊相比，墙报缺乏标志性且难以留存，现在已很难确定具体的传入者，留苏学生的可能性最大。1925年10月，中共《宣传问题决议案》指出，党应在工人俱乐部中办“种种‘壁报’”，“可以使工作有很好的成绩，有时可以成为我们的宣传很有力的工具”。这是目前可见国内最早出现的“壁报”一词。考虑到政策制定一般稍晚于具体实践，墙报传入应早于1925年10月。而从1924年秋开始，在原旅莫支部书记彭述之( 中共四大当选为中宣部主任) 等人的推动下，旅莫支部归国干部以苏俄党建经验改造中共，大批原东大学生担任中央和各地方要职，墙报很可能经他们之手传入国内。在改造之前，中共宣传工作较为混乱，《新青年》没有正式编委会，“《向导》至少在形式上没有编辑委员会”，中下层党组织的对内对外宣传缺乏规划。中共中央将兴办墙报视作改进措施之一。1926年4月，团济南地委领导一些国民党员在市内“秘密贴墙报”以“驳反动派之宣传”。6月，为宣传“三一八”惨案，团济南地委又指示同志在济南各学校“贴墙报煽动群众”，“结果影响群众非小”。7月，中共上海区委领导人、原旅莫支部支委赵世炎要求党支部的同志须有实际工作，如组织“工会运动、纠察队、自卫队、协作社、济难会”，以及“办墙报”等。此外，中共外围组织亦不遗余力兴办墙报。在1926年初，上海区委外围组织星社“为普及民众常识起见办有墙报一种”。显然，中共在大革命期间已普遍应用墙报来宣传和动员革命。 中共的墙报工作模式也取法莫斯科。1926年6月，上海区委要求各支部对外“尽可能”出版不定期墙报以“成为该支部的机关报”，“记载该支部所在群众的实际生活中所感受的苦痛，并加以批判，以引起群众对我的同情与了解，乐于与我接近，愿意受我领导”。从中不难看出东大、中大墙报工作方法的影子。 中大学生自1926年起陆续回国，其中部分人本是前述墙报工作的重要推动者。当一些学生成为中共重要干部后，中大墙报对中共宣传工作的影响进一步增强。1931年6月至长征开始前，在米夫的推动下，王明、秦邦宪先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中央和地方重要岗位也由中大归国学生负责，中大支部局派得以“独揽中央领导大权”。其中相当部分人有中大墙报工作经历，如墙报主席沈泽民和分管墙报的中大党支部局宣传部副部长杨尚昆先后担任中宣部部长，墙委委员中担任重要职务的也有很多: 袁家镛先后任江苏省委书记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共党团书记、陆更夫任广东省委书记、陈洪时先后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和湘赣省委书记、汪盛荻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加之墙报在中大影响甚大，几乎所有人都参与墙报工作，王明、秦邦宪、张闻天等人均是墙报的重要撰稿人。在他们的推动下，中共的宣传面貌为之改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推动普及墙报，并根据革命需要予以改造。在中大归国干部的推动下，中共中央要求苏区墙报工作要渗入到社会各角落，在“工厂、作坊，或某一条街，某一个村，各训练班及学校”都要兴办墙报。在此过程中，墙报编辑工作得以规范。1932年11月，负责中共宣传工作的张闻天要求“壁报” 也要“组织编辑委员会”。次年3月，苏区中央明确要求党的支部宣传工作须重视“指导俱乐部、列宁小学、夜校、墙报委员会和宣传队”。此前，国内党组织没有“墙报委员会”的概念，这一提法应源自中大经验。该通知也显示“墙委”在苏区已非常普遍。苏区墙报的工作模式也有明显的中大印记。张闻天1933年11月在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发表《怎样做墙报工作》，强调“墙报应该是每个支部或分支部的机关报”，其作用体现在: “( 一) 党领导群众，教育群众，发扬群众积极性的武器；( 二) 具体解释党与苏维埃每一个策略与任务；( 三) 反映群众工作与生活的成绩及弱点。”文中对苏区墙报栏目设置、刊载内容的要求，以及对编辑委员会、总编辑、通讯员等的安排上均能看到中大墙报的影子。经过努力，墙报在苏区迅速普及开来。毛泽东在1932年冬进行社会调查时发现，苏区每个村至少有一个墙报，兴国县长冈乡“每村一个墙报，放在列宁小学。十篇文章中列小学生约占八篇，群众占两篇”; 上杭县才溪乡的上才溪是“每村一处，在日校门外”，下才溪亦是每村一个墙报。据称，当时苏区的“党、团、苏维埃、工会”等“一切机关”都是“红的、绿的纸条贴在四周的墙报”，使人目不暇接。 也应看到，苏区墙报与中大墙报也有明显不同。中大墙报严格依据联共党报制度执行，具有组织宣传和动员、党建等重要职能，其中，党建主要立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也是中大论争比较密集的原因之一。苏区墙报也有组织动员和宣传职能，但党建职能则侧重宣传教育，弱化批评与自我批评，突出舆论监督。1933年秋上杭县才溪乡的下才溪进行乡苏维埃代表选举，各村墙报对160多名候选人进行张榜公布，并允许群众在人名下面标注意见，“受墙报批评的有二十多人”，他们“只知找自己生活、不顾群众利益、工作表现消极的”。此为批评政治人物工作表现，本质上属工作监督，不同于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之所以如此，应与苏区革命斗争形势严峻、不利于将党内各方面的批评或争论公之于众有关。而墙报在苏俄兴起时，联共已取得全国政权，并没有因坦露问题而为敌所趁的顾虑。进言之，联共在十月革命前即有在党报上设“争论栏”的传统，其与孟什维克派的争论也多在该栏进行。中共党报则一向极少刊发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内容，故苏区墙报的做法也在情理之中。 总之，结合联共墙报改造的苏区墙报，对维护中共在苏区的权威，增加凝聚力，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粤军参谋李一之后来考察苏区发现: “‘共匪’所至，字迹不拘大小优劣，必在墙壁遍涂标语，或标贴文字宣传，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此“标贴文字”显然是指墙报。墙报的普遍应用与中共努力推动苏区社会变革相得益彰，群众的识字率、政治认识、组织化程度，以及由共同阅读墙报带来认同感均有增强，这又为促进墙报工作深入发展打下了基础。 其次，推动全党从思想上重视宣传，进而改造党报工作。中共以《新青年》同人为班底建党，本就擅长宣传。之后受革命形势发展，组织规模快速发展等因素影响，中共出现过于重视组织发展、轻视宣传的情况，有相当多的党员以为“实际工作”就是组织工作，甚至把党报也只“看成一种简单的对外宣传品”。更有甚者，如果有党员要读报或写文章反被视为偷懒、不务正业。不少地方对墙报工作也漫不经心。毛泽东在著名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就着重批评了红军的墙报工作: “壁报出得很少，政治简报内容太简略，又出得少，字太小看不清。”张闻天认为这些都是非列宁主义的现象，强调此种情况会导致党的部分干部只会“背诵决议”，“丧失了创造的，自发自动的能力”，易使领导干部陷入“庸俗的事务主义与皮毛的经验主义”之中。在此情况下，中大归国干部以改变党报工作为抓手，推动中共重视宣传。 中共早在1924年5月就根据联共经验建立了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其核心任务是“指导并训练政治及策略问题的全党思想”。八七会议上，又将党报编辑委员会改为“党报委员会”，意图加强党报工作。但党报委员会长时间停留在纸面，1929年6月，中共中央发现从中央到地方均没有将党报委员会和宣传部“划分清白”，在众多省级组织中，后者完全代替了前者的工作。究其原因，除重组织轻宣传的风气外，与当时党内对党报制度不能准确理解不无关系。而在中大围绕墙报进行过党报工作系统训练的张闻天、杨尚昆等人，恰能弥补这一不足。 1931 年1月27日，在六届四中全会刚结束20天，《政治局关于党报的决议》就申明中央党报委员会的重要性，要求各机关报设主笔并由其组建党报编辑处，同时建立“中央党报的通信网”。决议首次把列宁关于党报的论断介绍至全党: “党报必须成为党的工作及群众工作的领导者，成为扩大党在群众中影响的有力的工具，成为群众的组织者。”党报工作负责人张闻天对此予以具体阐释: 党报的内容要具体化，将党的理论、国内外时事与基层组织问题、党的建设相结合；阅读党报、向党报投稿是每一个党员的义务。重要领导人负责党报或担任机关报主笔是党报制度的重要表现，联共中央机关报主笔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往往由党的重要领导人担任，布哈林即在很长时间内是《真理报》的主笔。中共亦进行相应安排，张闻天在1931年3月创办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并任主编。1933年2月，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出版，张仍任主编。同时，他也是这两个机关报的主笔。 通过努力，苏区党报工作明显改观，轻视宣传的情况不复存在。国民党政工干部即慨叹红军能“统一宣传”，“全部红军有整个的宣传计划”。当然，中共党报工作进一步发展，并形成党报思想，还是在延安时期。中大归国干部在其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秦邦宪就是中共党报思想形成的重要人物。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党报思想的核心是文字须“贯彻着坚强的党性”，联共党报表现得相对较弱。中共此举对锻造集中统一的力量具有重要意义，与苏区时期的墙报有某种相似性，也是其学习联共宣传制度并予以创造转化的表现。 结 语 清末以降，中国各类政党层出不穷，多以一个中央机构、一份机关报开展活动，宣传上侧重舆论影响，一直未脱离精英政治或上层革命的藩篱。中共以工人阶级代表的姿态出现后，致力于推动中国普遍的社会革命，宣传贴近大众，社会呈现前所未有的变化，留苏学生传入的墙报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墙报在受众上具有普遍性和互动性，群体共同阅读易扩大宣传和动员效果，能在固定范围内形成稳定的舆论场域；它的内容针对性强，可字亦可图，叙述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利于传播；取材简便经济，运转和维护简单，打破了专业的限制，使人人办报成为可能，又易于广泛应用。 在中共早期，尤其是在苏区时期，墙报被广泛应用并发挥重要影响，并非偶然。作为局部执政者，中共党人在苏区建立较完备的党报体系，既有《红旗周报》《斗争》这样的中央机关报进行理论阐释和政治教育; 也有无数以墙报为主的“地方机关报”，使先进理论与各地具体工作结合，迸发出坚实的革命能量。此种情况符合列宁让宣传工作“富裕”的设想，使报纸“完全能够执行全面揭露和全面鼓动的任务”。在这一进程中，中大归国干部是重要推动力量。中大培养了诸多具有突出马列主义政党宣传本领的革命干部，对注重宣传和群众动员并且处在建党初期的中共来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他们以中大的宣传工作经验为基础，积极让全党改变重组织轻宣传的思想观念，大力推广墙报，努力改进党报工作，使中共宣传工作为之一变。 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