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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建立根据地并形成了区域性的革命治理模式。财政金融在这套革命治理模式中的地位和意义非同寻常。毛泽东曾指出:"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问题,就是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和事业费的供给问题,也就是抗日经费的供给问题。"1949年9月长期主持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的李富春讲道:"四年来,财政工作在支援解放战争上起了很大作用。我们财政任务的完成,东北的全部解放,是经过很多困难的,假如没有财力、物力的合理供给与使用, 基金资助：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中国金融风潮中的非常与日常研究”(18BZS091)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建立根据地并形成了区域性的革命治理模式。财政金融在这套革命治理模式中的地位和意义非同寻常。毛泽东曾指出：“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问题，就是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和事业费的供给问题，也就是抗日经费的供给问题。”1949年9月长期主持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的李富春讲道：“四年来，财政工作在支援解放战争上起了很大作用。我们财政任务的完成，东北的全部解放，是经过很多困难的，假如没有财力、物力的合理供给与使用，即难以发挥战斗力量。战争的迅速胜利和财政工作是分不开的。”他们的论述不仅道出了战时财政对于战争供给保障的重要性，而且提示了根据地财政金融一体两面的特质。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同时进行着政权建设，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财政金融机制。在这套机制中，财政并非独立存在，而是与金融有着密切关系。根据地的财政金融是一个有机的体系，兼顾了财政与税收、财政与金融、财政与银行，较好地解决了战时革命政权的税收、分配、货币发行等问题。其间虽然也出现过诸多问题和挫折，但中共勇于面对困难和错误，积极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革命和中国国情的道路。 长期以来，学界对根据地建设与中共革命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比较明显的是，学界对根据地建设中的党、政权、政治路线、军事等关注较多，对财政金融则相对关注较少。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大批革命根据地货币金融、财政经济史料的整理出版，为根据地财政金融史研究奠定了基础。得益于这些资料的整理出版及整体学术氛围的改善，中共根据地财政金融史研究得到长足发展。近20年来，一些通论性著作相继出版，如冯田夫与李炜光合著的《中国财政通史·革命根据地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姜宏业的《中国金融通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根据地时期》(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这两部著作分别对苏维埃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根据地的财政史与金融、货币史做了系统全面的梳理。各个根据地的财政史、货币金融史专著也陆续推出。 从学术论文的发表状况来看，以“根据地”“金融”作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检索，2004年以前，可检索到的论文每年均在20篇以下；自2004年突破20篇，之后迅速增长；到2011年突破50篇，至今一直保持在每年50篇至90篇。有关根据地财政的研究也是如此，以“根据地”“财政”作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检索，2000年以前可检索到的篇目通常每年在20篇之内，此后稳步上升，到2015年一年即达到123篇。从这些数据可见近20年来学界对于中共根据地财政金融问题的研究在逐渐升温。 基于此，本文以学术论文为主，对21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关于中共根据地财政金融的研究状况作一学术回顾，希望通过梳理既有研究，为寻找进一步深化研究的方向提供一些思路。 一、财经制度、政策及财政收入 21世纪以来，学界围绕根据地的财经制度和财经政策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 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制度肇始于苏维埃时期，中央苏区作为全国苏区的中心，其制度设计和建设相对其他根据地更为完备。有学者分三个阶段梳理了中央苏区财政体系的构建过程，具体而言，即从建立统一的预算决算制度入手；建立完善划一的税收制度；建立会计制度、国库及国家银行制度、关税制度和审计制度。中央苏区在短短不到3年的时间便基本完成了财政体系的构建。该学者还考察了苏维埃时期鄂豫皖根据地财政经济体系的构建过程，认为随着各方面条件的发展，鄂豫皖根据地逐渐开始克服“打土豪办财政”的粗放经营模式，转而以经济建设作为财政来源。虽然战争环境险恶，但是鄂豫皖根据地党组织和苏维埃通过统一财政的努力，建立起预决算制度、会计制度和审计制度，为财政体系的正规化和科学化奠定初步基础。不得不说，苏区时期财政经济制度的建设，只是简单勾勒出了一个正规的财政体系，还远未达到正常和良性运转的程度。 抗日战争时期，为推动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边区政府颁布了农业、工业、商业、金融、财政、税收等一系列经济法规，形成了比较完整、系统的经济法规体系。有学者对此作了专门的论述和梳理，指出这些经济法规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是中共和边区政府在抗战时期领导经济、组织经济、管理经济的重要工具，充分体现了中共在抗战时期的经济政策和经济主张；规范了社会经济秩序，推动了边区经济发展。有学者从资产管理制度的角度探讨抗战时期中共的财政金融管理制度，指出抗日根据地先后颁布了包括统筹统支、预决算、会计、审计、金库、公产管理、粮食管理等在内的各项资产管理制度，制定了严格的惩治贪污措施，并积极予以落实，为支撑长期抗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随着中共在军事上的不断胜利，建立一个崭新的人民政府逐渐提上日程，相应地，建立一套适应新时代要求的财政经济体系和制度也成为必需。有学者具体考察了1949年前后中共中央统一财经的历程：从1947年3月华北财经办事处成立；到1949年7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组建完成；再到1950年3月3日政务院作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要求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管理、统一全国物资管理、统一全国现金管理。在梳理这一过程的基础上，指出这是一个财经体制由分散经营向集中统一过渡的过程；统一财经的实施是金融物价稳定的重要转折；统一财经是一个历史进程，建立高度集中的财经体制是这一进程的终点。在中共中央统一财经的过程中，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及其后的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两者均简称为中财委)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是中共中央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为适应各大解放区财经统一的需要，顺利实现由革命战争到经济建设的转变，采取的一项重大组织措施。有学者从中财委机构的前身、成立过程、组织构成、工作机制的确立四个方面梳理了中财委的来龙去脉，指出中财委在中央人民政府中有着重要的位置，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组织实施中共中央、政务院一系列重大财经方针和政策的重要领导机构。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创建金融机构，发展金融事业，尤其对各根据地的货币体系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改革。有学者对此作了初步梳理，认为中共以自己的财政金融力量有效抵制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和掠夺，最终确立人民币制度，实现了货币主权的完整和币制的统一。有学者则以广东革命根据地为例，着重考察了解放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金融政策，指出中共为解决财政困难，稳定市场，陆续建立了裕民银行、新陆银行、南方人民银行，并分别发行“裕民券”“新陆券”和“人民券”，建立了全新的区域金融体系，不但满足了市场需求，保证了财政稳定，而且抵制和打击了外币和敌币，有利于南方革命根据地金融事业的发展。 关于财政金融的研究，关键是“政策落地”，也就是说，深入探讨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财政收入的具体状况才是研究落实的表现。财政收入直接关系到根据地的生存，向来是中共根据地财政金融史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和难点。 苏维埃革命初期，打土豪、筹款子成为中共解决财政困难最直接的方式。有学者研究了苏维埃时期中共的财政动员，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以统一累进税为经常性财政收入，将纳税重担放在剥削阶级身上，这样的财政政策使得战争动员无法通过增加工农税负的形式实现。基于此，发行公债与借谷运动成为解决财政困难的权宜之计。中央苏区的财政动员逐渐陷入既要保护工农群众的利益，又要依靠工农群众来解决经费不足的矛盾中。根本问题则在于，中共对于如何建立战时财政动员体系还处在不断探索与尝试的阶段。有学者则将苏维埃时期的财政方针分成几个阶段予以观察：初期，针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经济落后而且不太巩固的现实，毛泽东确定了主力红军筹款自给的财政方针，较好地解决了红军和红色政权的给养问题，保障了历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随着土地革命的开展，根据地的巩固与扩大，通过发展国民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有了可能，苏区政府及时调整财政收入政策。但是在经济基础薄弱，又不断遭受敌人军事“围剿”与经济封锁的农村根据地，经济发展不可能立时解决急迫的财政需要。有学者着重讨论了苏维埃时期财政经济建设的成就，指出中央苏区财政政策，本着阶级的和革命的原则，已从单纯的取之于敌，发展为取之于敌、取之于民和取之于己兼有的新形式。财政支出也从纯粹的战争经费、政府行政开支，向社会经济和社会救济诸方面拓展。财政管理的统一，为中央苏区的巩固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抗战研究热潮的兴起，使得抗战时期中共根据地的财政收入等问题，也得到许多研究者的关注。有学者认为，抗战初期，中共武装在抵御日军入侵的大背景下进入华北，并逐渐在华北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根据地，站稳脚跟。中共在华北的进入和发展，演绎了政治力量堪称完美的逆境中求生存的一幕。中共的发展，得益于多方面的努力，其中，财政方面的保障堪称成功。当时中共收入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国民政府的拨款，二是对控制地区的征发，三是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资金支持。有学者考察了抗战初期八路军的粮饷筹措与军事财政，认为军事力量与财政经济是直接关系八路军在前线作战生死存亡的两个重要因素。八路军进入山西之初，重视军事作战，除部分是由国民政府拨款外，多采取临时就地筹措的方式获得粮饷补充。随着军事形势与国共关系的变化，八路军与根据地面临着极大的经济困难，开始更加重视生产和建立财经秩序，财政由自筹自支向统筹统支发展。可以看到，军事紧张与经济困难迫使中共与八路军从无到有、从混乱到有序地创建军事财政体系，而抗战初期财政问题的解决又为八路军扩大自身力量并立足华北提供了有力的基础。 国民政府停止对中共根据地提供财政拨款后，黄金成为中共实现自给自足的重要物资储备。有学者通过梳理各种资料，得出统计数据：抗日战争时期,胶东抗日根据地一共向中共中央输送了约13万两黄金。胶东根据地的黄金斗争，集武装斗争和经济斗争于一体，大大缓解了中共抗日经费的燃眉之急。有学者梳理了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战时财政状况，指出：浙东抗日根据地在财政初创阶段以“灰色隐蔽”为原则，实行让步政策。随着根据地的发展与壮大，田赋公粮及地方税成为主要财政收入来源，财政支出以军费支出为主。在根据地财政建设中，实行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并建立完整、透明、灵活的财政收支与预算管理制度，为抗日根据地提供了经济保障。 中共发展历程中，共产国际的影响巨大，财政方面也是如此。有学者撰文细致考察了中共发展过程中共产国际的财政援助，得出结论：其一，共产国际自1920年起，就一直在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自中共成立之日起，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这种援助是以按月提供经费的形式给予的。之后变成了针对中共所需的临时性的专项拨款的形式。其二，共产国际的这种援助，对于中共特别是其前期的生存和发展，曾经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其经费援助的多少，与中共的活跃程度乃至发展的快慢，明显成正比。其三，由于共产国际是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直接领导之下，其财政援助的力度、形式及其实现的快慢，并不完全符合中共自身发展的实际状况。其四，中共逐渐摆脱对于共产国际财政支持的全面依赖，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根据地的开辟和红军力量的发展，取决于中共逐渐把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并切实在农村站稳脚跟。 二、银行与借贷 银行作为最重要的金融机构，以货币、信用为手段，在保障民生，发展商业贸易，促进经济发展，支持国家政策执行方面发挥着无可取代的作用。战争期间，银行还肩负着保障军队供给、支持革命战争的重要任务。中共早在第一次国民革命时期，就建立了自己领导的金融机构，即成立于1924年的浙江萧山衙前信用合作社。苏维埃革命展开后，中共相继在各根据地设立银行。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决定成立苏维埃国家中央银行。1932年2月，苏区国家银行总行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毛泽民为第一任行长。有学者撰文对此作了较为细致的梳理。 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银行业取得较大发展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研究者对抗战时期根据地银行业作了相对充分的研究。有学者考察了银行业在华北抗日根据地产业革命中的作用，指出：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发展过程中，中共领导人提出了“产业革命”的口号，以改造落后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因此，根据地银行在创建初期，侧重于执行政府职能，推行扩张性放贷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根据地产业的发展，但也带来诸多问题。根据地银行在后期注重加强自身的组织社会化建设，力图转变成自负盈亏的经营实体。这些反映了根据地银行运用市场规律的探索与成长历程。 北海银行是敌后根据地开办较早、影响较大的一家银行，相关研究较为集中且深入。有学者结合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立与发展进程，探讨了北海银行与北海币的历史，指出：北海银行的创立，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统一，是中共善于把握机遇的一个成功例证。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变化，北海币从分区独立发行的辅币逐渐过渡为统一的法定货币。在推行北海币的过程中，中共提出独特的“物资本位论”，并善于运用经济法则和政治力量，使北海币保持了币值稳定，取得了对法币和伪币斗争的胜利。有研究者注意到，在北海银行的带领下，根据地军民创造性地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货币斗争，抵制日伪对根据地的经济侵略和物资掠夺。在开展货币斗争的同时，北海银行发放各种形式的生产性贷款，尽力支援根据地经济建设。 冀南银行是抗战时期中共在晋冀鲁豫根据地领导建立的红色银行，是中国人民银行的主要源流之一，被誉为“新中国金融的摇篮”。有学者梳理了冀南银行的发展史，认为冀南银行在存在的9年时间里，灵活运用货币这一武器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保证了军需民用，为新中国金融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陕甘宁边区银行是抗日根据地建立的第一家银行，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在中共金融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有学者考察了1941年至1942年朱理治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期间的作为，指出他一方面调整贷款、汇兑、存款等银行业务，另一方面完善制度，努力发挥银行在贸易经济中的调剂作用，着力在保障边区财政与经济发展的同时，尽量控制边币发行与物价。 西北农民银行是抗战时期晋绥根据地建立的地方性银行。有学者从农贷角度对西北农民银行做了专题研究，指出：为了扶植根据地农业发展，解决广大军民的吃饭穿衣问题，西北农民银行根据政府规定和农村实际，发放了大量的贷款贷粮。在农贷对象上坚持贫雇农优先贷款的同时，把中农也列入贷款范围。在农贷的发放时间上，尽量做到不违农时、适时发放。在农贷资金上，注意吸收游资。在农贷利率上，基本上是低利或无利政策。在农贷的用途上，强调贷款用于生产，并且要专款专用。在农贷实施过程中，注意针对不同的农贷对象，制定完善的农贷发放程序，以不让农民吃亏为原则。 农贷是近些年根据地研究中的一个重点。有学者通过对中央苏区革命前后民间借贷变迁与农村经济兴衰关系的梳理，从社会发展观的角度探讨了债权变革(财产权变革)与社会经济发展秩序的关系，认为苏维埃革命后，随着“一概废债”的实际运作，贫苦工农虽然免除了“高利盘剥”，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生产条件和生活状态，但乡村金融的复杂性就在于，这又带来了农村金融停滞与农村经济发展所需资金严重短缺等问题。 有学者研究了1938年至1949年中共华北根据地农贷的实施效果，指出：中共各级政府、银行非常重视农贷工作，为此颁布了许多办法和条令。农贷的组织系统，是以银行为中心，党、政、民、合作社相互配合的贷放网络。以贫苦农民为主要农贷对象，以扶助生产为主要农贷用途，是农贷的基本原则之一。低利率是农贷工作的另一重要方针，大部分年度的名义货币利率很低，如与货币发行、物价波动因素联系起来考察，则多为亏本利率。回收农贷，是农贷工作的又一重要环节，在清偿办法上较多地照顾了农民的利益。农贷规模虽较为有限，但对于农业、手工业、副业的发展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另外还指出农贷实施过程中发生的一些偏向，如贷款平均分散、贫苦农民贷款少甚至未贷上、干部徇私舞弊、贷款未用于生产、贷款不及时、有贷无还等，这些不仅影响农贷的效果，而且反映了农贷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研究者还讨论了1937年至1949年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民间借贷政策，认为初期中共民间借贷政策的实施，减轻乃至废除了长期压在农民身上的债务负担，有其积极的一面；同时由于惯行力量的约束，也造成了农民的借贷困难。有鉴于此，1942年后，中共调整政策，实施相对温和的新债利率自由议定措施，借贷政策由此具有了革命、妥协与调和的多面性。 抗战时期中共根据地的公债问题也得到了学界的关注。为筹措抗日经费、开展经济建设和赈灾救灾，各抗日根据地共发行了20余种公债。有学者对此作了系统梳理，指出抗日根据地发行的公债具有新民主主义的性质和战时公债的一些特点：其一，从公债面额的货币单位看，14种公债以法币作为面额单位，另外8种则以各抗日根据地发行的货币和银元作为面额单位。其二，公债发行大多采取政治动员方式进行，由根据地各阶层群众认购。公债按债券面额十足发行，没有任何折扣，而且公债的利率比较低，甚至有的是无息发行。其三，抗战后期法币迅速贬值，为保护持券人利益，各抗日根据地发行的公债中有少数是实物公债。其四，根据地政府对公债偿还认真负责，大多清偿完毕。目前关于近代中国公债史的研究，多集中在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时期，关于中共根据地在抗战时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公债发行，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三、货币与发行 货币是财政金融的核心，货币的稳定直接关系到根据地财政金融的稳定，一直为中共所高度关注。历史证明，中共在货币这样的专业问题上也毫不逊色，且表现出不俗的经营能力。 在传统认知中，红军早期的生存是靠打土豪分田地来维持的。有学者指出，在中央苏区时期中共就尝试进行财政、货币的现代化改革。在战争和封锁的背景下，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始终面临银元外流以及供给不足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苏区银行发行了间接强制性的货币，并推行大量公债吸取银元以维持政权。但是，由于市场被封锁，加之赤白贸易存在价格剪刀差，中共仍然无法克服银元匮乏的困难，无法获取急需的白区物资，同时银元被战争消耗，酿成持续的通货膨胀。 抗战时期，中共根据地货币发行、金融建设大为发展。有学者讨论了晋冀鲁豫边区冀南银行统一币制的问题，指出：冀南银行创建前夕，晋冀鲁豫边区各地金融货币市场十分混乱，严重扰乱了边区市场和金融秩序。边区政府用一年多时间，通过清理各种土票杂钞、收兑根据地内各行政区发行的货币，基本废除了旧的金融秩序，建立了独立统一的冀南银行本位币市场的新金融体系。冀钞是抗战时期敌后根据地覆盖面较广的币种。有学者分两个阶段研究了抗战时期冀钞的发行。将1939年10月到1942年底作为第一阶段，认为该阶段的发行执行紧缩政策。由于军政开支庞大，财政透支占发行总额的一半以上。紧缩发行政策反映了根据地政府对战时通货膨胀的顾忌，导致了开拓冀钞市场力量不足，延缓了货币一元化进程。将1943年到抗战胜利作为第二阶段，认为该阶段发行政策上比较放手，多采取经济发行的方式，注重发展生产。为适应农村经济季节性和区域性的特点，还采取分散发行的办法。有学者关注晋西北根据地的“西农币”，认为初创时期晋西北根据地经济明显先天不足。混乱的币制，又使得经济生产、商品流通受到严重阻碍，省钞落价所引起的金融恐慌更是雪上加霜。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地政府只能采取直接或间接增大货币发行的政策，以弥补财政赤字。晋西北行政公署建立西北农民银行，发行“西农币”，基本原因就在于此。 北海银行发行的北海币是根据地货币研究中的重心之一。20世纪80年代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扎实的史料基础。有学者考察了山东根据地北海币与法币的关系演变，指出：北海币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发行的货币，曾以辅币的形式依附于法币，在币值、信用等方面得到了法币的有力支撑，而北海币亦为法币提供了有力保护，两者相辅相依，共同对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山东抗日民主政府为使北海币信用免受法币贬值的影响，在维持两币同时流通的前提下，以强制法币折价来扭转北海币对法币的依附关系，却遭到市场的强力抵制。有鉴于此，山东抗日民主政府毅然取消法币的合法通货地位，最终使北海币摆脱法币的影响而成为根据地的本位币。有学者从辅币短缺的问题谈起，以山东根据地为例，考察了抗战时期根据地恢复铸币权的历程，认为中共在山东地区建立以北海银行为核心的银行体系，通过发行辅币占领广大农村市场，进而发行本位币，与国民党争夺铸币权，一步步统一了山东地区的货币发行，最终将法币逐出山东，取得了货币战的胜利。长期以来，对于山东抗日根据地物价的波动，一般归结于日伪的金融进攻、国民党敌对势力的干扰等因素。有学者则通过建立抗战时期北海币的发行量与物价变动之间的线性回归分析模型，发现北海币发行量与山东根据地物价具有非常强的相关性，即北海币发行量的剧增客观上推动了物价的上涨。然而横向与国统区、沦陷区相比较，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物价波动则相对较小。这主要因为北海银行出台了一系列调控物价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消融了北海币大量发行给物价带来的刺激作用。 陕甘宁根据地是敌后根据地的大后方，这里的货币状况值得深入探讨。有学者考察了抗战时期陕甘宁的边币发行问题，指出：陕甘宁边区先后发行的货币有光华代价券、陕甘宁边区银行币和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边钞发行的基本方针为平衡贸易、稳定金融、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边钞的发行在陕甘宁边区发挥了重要作用，解决了边区的财政困难，巩固了陕甘宁抗日根据地，扶持了边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使边区建立起了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在战争状态下，财政紧张，资源消耗巨大，通货膨胀难以避免。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也出现通货膨胀，且在边币发行流通的不同时段，通货膨胀的程度有所不同。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陕甘宁边区即出现缓慢的通货膨胀。边币成为边区法定货币后，边区的通货膨胀变得越来越严重，表现为货币发行数量多、速度快，且边区市场对边币的需求量有限，边币贬值严重甚至很多地方拒用，同时还出现了物价暴涨的现象。货币发行量、币值和物价三者之间互为因果、互相影响。只要其中一个超过限度，就会引起连锁反应，最终出现恶性循环。有学者认为造成边区通货膨胀的原因，既有内、外部因素，又有主、客观因素。对发行边币认识和政策上的失误是内部的主观因素。边币发行准备不足，甚至毫无发行准备和以增加发行来解决边区的财政困难是客观因素，也是内部因素。 货币是政权的重要标志之一，发行与流通的区域显示着政权的控制与影响范围，货币斗争是战时敌对双方在经济领域进行的重要斗争。战时的货币战，头绪繁多，精彩纷呈，不仅有中日双方的货币战，国共之间也有货币竞争，这一研究领域吸引了许多学者的注意，可谓近年根据地财政金融研究的重点。 有学者研究了山东根据地的对敌金融货币斗争，认为山东根据地的货币战以太平洋战争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以抵制伪币、保护法币为主要目标；后期以发行本位币、努力摆脱法币影响、建立独立自主的本位币市场为主要目标。山东解放区的货币斗争最终取得了重大胜利，打破了敌伪的经济封锁、掠夺及敌伪的货币进攻，摆脱了法币的影响，稳定了物价，建立了自主的货币体系，推动生产发展、市场繁荣，并为后来的经济工作积累了成功的经验。浙东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战争十分激烈，有学者总结出四种表现形式与攻守、互换两个阶段。斗争方式包括狠抓货币信用、减免赋税、多种斗争配合、信贷服务等。与中共其他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战相比，浙东有其自己的特色，如货币共存而非货币独占、发行金库兑换券等。通过货币战，浙东抗日根据地最终夺回货币战争的主导权，实现了金融稳定、生产发展，并培养、锻炼了一大批金融干部。有学者探讨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战，认为根据地通过建立银行发行抗币，采取措施努力促进抗币成为主流货币，抗击了伪币入侵。这个过程亦非一帆风顺，斗争一度呈胶着状态，伪币在根据地泛滥。最终根据地确立了抗币的本位币地位，并统一了根据地的货币，稳定了根据地市场。有学者从四个角度论述根据地的货币战，即法币与外币的斗争、本币与伪币的斗争、本币与法币的斗争、本币与杂钞及土票的斗争。通过这四个“战场”的货币战争，根据地取得了本币对伪币、法币以及其他杂钞土票的胜利，保持了金融稳定，为经济及生产贸易的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的金融秩序。有学者着重考察了抗战时期中共对日本伪造货币的斗争和应对举措，揭示出抗战时期日本除伪造大量法币外，还伪造根据地边币达30多种。 相较而言，学界对解放战争时期的财政金融研究相对较少，其实这一时期的研究也非常重要。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之间的军事斗争，对中共的财政支持和动员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在军事战场之外，国共之间在货币、贸易、财力、物力等各方面都进行着较量，而这些方面直接影响着战场上的胜负。有学者考察了中共对国民党货币斗争的政策、策略，指出货币斗争的基本形式主要是货币的阵地、比价斗争和外汇管理。在对敌经济斗争中，应将货币斗争与贸易斗争结合起来，货币斗争为贸易斗争服务并服从贸易斗争的需要，贸易斗争应给予货币斗争以物资供给上的支持。有学者以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档案资料为基础，考察了冀南银行以冀钞为利刃，纵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金融斗争，指出冀南银行除了与伪币、法币持久斗争外，还进行了外汇、物资、贸易等方面的斗争。货币发行与物价是紧密相联的。有学者对解放战争时期晋绥边区的物价问题作了考察，研究显示，由于自然灾害、战争、农币过度发行、商人投机、币值不稳、贸易逆差等因素的影响，边区物价短期内一度迅速上扬，平抑物价成为政治、社会稳定的重要要求。边区政府采取多种措施，生产、金融、贸易、财政、流通等领域多管齐下，使物价趋于相对稳定，反映了边区政府在复杂经济问题面前较强的应变和处理能力。 四、财粮征收及税收问题 财粮征收直接关系到根据地财政金融政策的有效性，也关系到根据地的生存发展，近年成为中共根据地财政研究的一个热点，相关研究佳作迭出。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政府为适应敌后游击战争的特殊需要，创设了一整套不同于传统完粮纳税形式的救国公粮制度，主要包括统一累进的征收原则、藏粮于民的储存办法、凭票领粮的支取方式。有学者认为，救国公粮制度的制定与实施，不仅改善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状况，保证了晋察冀抗日部队和政府机关的粮食供给，而且还为其他敌后根据地解决粮食问题树立了典范。有学者探讨了根据地税制的二元结构，认为抗日根据地中的“救国公粮”“合理负担”“农业统一累进税”“统一累进税”等制度在结构方面存在很多共性。在对“纳税人”进行选择时，这些税制形成了一种个人与家户相结合的二元结构，亦即“以个人为计算单位、以家户为征收单位”，此种二元结构对抗日根据地的税制产生了诸多影响。 有学者研究了抗战时期到国共内战爆发胶东地区的公粮征收实态，指出：抗战时期，胶东行署的公粮征收主要依赖地主和富农，致使地富大量抛售土地，地富数量随之大为减少，反过来影响了政府的收入。同时，战时征粮办法也抑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农村均产思想盛行。抗战结束后，胶东行署前后两次制定征粮办法，降低对富农的征收，相应增加了中贫农的负担。内战爆发后，政府财粮紧张，被迫追加征收，胶东各地纷纷反映负担过重，行署及时发还部分公粮，缓解了中贫农的困难。胶东这一个案既体现了中共对民众疾苦的关心，同时也表明即便在内战初期，解放区政府已不得不面对农村资源汲取的困难。 冀中根据地是中共抗战时期建立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对冀中根据地公粮征收的研究显示，冀中根据地的公粮征收经历了从摊派、村合理负担到统一累进税的过程，其实质是从比例走向累进，从纷乱走向整齐的过程。在统一累进税的推行过程中，冀中根据地创造性地发展出了绘制产量地图等调查方法。整齐不乱的统一累进税既能增加财政税收和公粮收入，又不加重人民负担，是冀中农民“不怕拿”的根源所在。该文回答的是中共如何既要保持自身供应，又能充分照顾农民利益的问题。在对晋西北根据地公粮征收的研究中，该学者则回答了中共如何成功地、有效率地完成征收任务，其中的关键是掌握村庄。中共以村庄为中介，巧妙地利用征收公粮的契机，通过把村庄作为公粮征收单位，构建了一个个“封闭的村庄”，并充分利用“封闭的村庄”内部的宗族、租佃关系等矛盾，成功地将国家与农民勾连起来，从而实现对农民的充分动员。陕甘宁边区是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军事指挥中心和战略总后方，在敌后根据地中最早实行救国公粮制度。该学者还研究了陕甘宁边区的公粮征收，认为在整个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救国公粮先轻后重，最后又有所减轻。早期过于仰赖外援，当外援突然断绝之后，救国公粮不得不临危受命，以缓解财政危机。在中共的意识形态里，救国公粮是按累进征收的，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基本上是依靠政治动员来完成，累进条例成为具文。1941年公粮畸重，政治动员遭遇其极限，于是在村和乡的层次上引入民主评议，以此消解公粮畸重问题。但由于公粮在县级层次上的分配不均，村和乡的民主评议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因此，1943年之后，公粮征收逐步走上开展土地调查、强调累进的农业累进税轨道。 近几年学界对民间账簿的挖掘和利用越来越多，资料的多元化也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甘泉账本”是太行山文书所藏晚清民国年间涉县甘泉村的村账。有学者利用1938年的“甘泉账本”考察了涉县甘泉村“财政无政府”状态下的赋税征收实况。研究显示：与战前的田赋征收相比,全面抗战初期“财政无政府”状态下的农村赋税征收在征收方法、科则、征收时间、赋税形式等方面均呈现不同特征；农民负担骤然大幅度增加,使本来就普遍贫困的甘泉村民不堪重负,农户纷纷以输出青少年人口来应对压力。有学者则利用清华大学图书馆馆藏的一批抗战时期村公所账本，对太行、太岳根据地“合理负担”整理工作成效及基层征收实况做了研究。大岩村和明子村的账本，表明太行、太岳根据地基层征收有序，效率很高，农民积极性得到调动。 1946年至1949年，因战争持续及脱产人员激增，解放区多处于财粮紧张的状态。有学者对山东解放区的研究显示，解放区不断强化对农村的征收，不可避免地导致农民缺粮严重，以至发生饥荒和逃荒的情况。但是，山东解放区并没有重蹈中央苏区因人力物力耗尽而失败的覆辙，不仅将战争坚持了下来，而且还靠农村财粮的支持，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其间的原因虽然相当复杂，但中共领导机关身处农村，总能及时发现问题并调整政策，缓和农村出现的危机，理当是关键中的关键。 相比征粮问题，有关根据地税收的研究相对欠缺，但也有一些进展。有学者从地权和税制的角度探讨了根据地的税收，认为土地制度尤其是地权分配体系是形塑农业税收制度演进及其内部构造的基本要素。抗日根据地通过征税实现地权的保护，同时通过对课税对象的选择、纳税主体的确立以及计税标准的设计，有效地将地权持有、地权收益、地权交易等环节纳入征税范围，基本实现不同层次地权享有者的负担相对合理公平，是中国农业税制史上的一大革命。有学者利用陕西省档案馆所编的有关资料，对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税收政策、税收法律制度、税收管理和历史地位作了专门研究，认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建立健全各种税收法律制度，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税收体系，使税收成为皖南事变后边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税收不仅推动了边区工农业经济的发展，而且对边区商业贸易、反封锁和反倾销的经济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学者考察了1939年底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开始普遍征收工商业税遇到的问题及其应对。针对工商业者和干部群众对征收工商业税的不满和抵制，陕甘宁边区政府采取应对举措，并及时纠正出现的问题，保证了征税工作的顺利推行。有学者研究了东北解放区的税收问题，揭示了东北解放区在财政税收方面，由地方自筹自用、自给自足，逐步走向财政政策、制度的基本统一。财政税收来源除在初期依靠接受和清算敌伪财产外，主要是组织税收(包括征收公粮)。这期间，虽然也争取发行公债、通过贸易组织财政收入，但只有税收具有可靠性和稳定性。关于各根据地的税收状况，就既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仍有很大的探讨空间。 五、回顾与前瞻 回顾近20年来的中共根据地财政金融史研究，可以看到取得明显的进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投入相关研究领域，在议题的广度和讨论的深度上都有很大的推进。对货币战、公粮征收等问题的研究，取得的进步尤为明显。相较苏维埃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关于抗战时期财政金融的研究进展更为突出。当然，近20年根据地的财政金融史研究也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一些关键问题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低层次、同质化的重复劳动大量存在，即使是研究相对较多的问题，也仍然有继续深入与提升的空间。 根据地的财政金融史研究，有一定的特殊性，具有跨学科的特点。根据地研究属于中共党史研究的一部分，而中共党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划在政治学、法学的学科范畴，具有较强的政治属性，和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研究有一定的区别，这也相应地反映在根据地的研究中。根据地财政金融的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影响，不少研究成果缺乏核心资料和实际数据的支撑，存在结论先行的问题，重在总结经验教训，而缺乏史学的实证分析。值得欣慰的是，近些年，随着中共党史研究日益重视历史研究方法，这样的文章数量和比例已经在明显减少。 财政金融史研究又横跨历史学和经济学两个学科。历史学出身和经济学出身的学者，在从事这一领域研究时表现出不同的学科特征。从现有成果看，历史专业的研究者比较注重对具体历史过程和个案的挖掘，从中发现根据地财政金融运行的脉络，总体上重实证、重个案。如果缺乏对历史大背景的考察和不能有意识地形成学术对话，就容易出现碎片化。经济学出身的研究者则比较注重综合性的分析，从中提炼可以借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以关照现实。但往往对具体的历史运行实态有所忽视，对历史复杂性的认识缺乏历史学研究者的意识。因此，虽然共同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但是学科分野还是比较明显，从研究成果的大致写作路径便可看出作者的学科背景，因此，二者间应尽量取长补短，共同推进该领域的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在根据地财政金融研究中出现一个重要趋势，即以往大多把根据地财政和金融割裂开来进行研究，近些年逐渐开始将财政金融结合起来看待。无论是历史学背景的学者，还是经济学背景的学者，在研究中都已开始关注到根据地财政金融的一体性。根据地财政金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财粮征收、货币发行、物价平衡、供给保障，这些因素牵一发动全身，因此，应该进一步推动根据地财政金融史的整体研究。 基于上述思考，笔者认为中共根据地财政金融史研究可以在如下几个方面继续努力： 第一，各时段研究有待进一步均衡。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抗战时期及抗战根据地的研究比较集中，相对而言，解放战争时期及解放区的研究还有待加强。抗战时期，中共在根据地建设上取得长足进展，财政金融方面多有创举，学界对这一时段的研究也相对集中。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财政金融建树其实也可圈可点。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后，中共解放区的财政如何实现全面动员，全力支持战争消耗，保障前方供应？解放区金融在战争环境下遭遇了什么样的困难，中共又是如何采取措施克服这些巨大的困难，保持激烈战争状态下的平稳运行？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搞清楚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对解读中共取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二，货币史的研究还有待加强。抗战时期的货币战是近年研究的一个热点，涌现出不少有影响的论著。不过，相对货币战本身的纷繁复杂，现有研究还可更进一步。比如中共各根据地领导者对货币战的决策，货币战的多方制约因素，货币战各个不同阶段敌对方的复杂转换，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深入挖掘。相较而言，学界对于中共各根据地与法币的斗争研究较多，而与伪币的斗争则研究较少。 第三，根据地的财政困难和通货膨胀值得更多关注。关于根据地财政金融的研究，一般多注重中共的成功经验。事实上，无论是苏维埃时期，还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都不同程度地遭遇到财政困难。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根据地都出现过严重的通货膨胀。财政困难和通货膨胀，如何影响到根据地的生存发展，中共又如何克服通胀？尤其在解放战争时期，在同样面临着财政困难和通货膨胀难题时，中共如何成功化解这些危机，在财经战场上取胜，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另外，在研究中还可注意把根据地和国统区对照研究，通过比较来发现问题。国共内战时期，同样陷入激烈战争，同样面临巨大战争消耗，同样遭遇通货膨胀，为什么中共解放区可以成功化解，而国民党恶性通货膨胀却愈演愈烈，各自的理财逻辑、经济运行理路有何不同？这些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第四，根据地发展过程中，财政上既要取之于民，又要休养生息。一方面，强调征收效率，以保障战时供给；另一方面，又强调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以缓解民众压力。那么，中共是如何在特殊的战争时期，既保证了军需供应，又不影响民心支持？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挖掘。中共根据地一直处于战时状态，尽管财政动员的地位和作用尤其重要，但是战争动员包括方方面面，它基于财政又超乎财政，因此，只有把视野放宽，尽可能地将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诸方面因素相结合，才能真正搞清楚其中的运作机制，从而对中共根据地财政金融的运作逻辑有更深切的体会和认识。同时，还应该注意到根据地时期财政金融体系与新中国成立后财政、货币、银行体系之间的承继关系。研究根据地财政金融，应该有意识地在研究时段上往前后延伸，适当打通，为进一步深刻理解新中国成立后财政金融体系提供脉络性的认识与参考。 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