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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陈平原 现代文学 原标题：“千年文脉”视野中的“现代文学”——陈平原学术关怀与研究方法述略 摘要：探讨晚近三十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及其可能性，陈平原是绕不过去的关键人物。他的治学个性体现为“古典趣味”与“现代意识”的相互滋养与涵育。他以“现代文学”为专业，但不时思接千载；他不断跨越学科边界，但又始终抱有对于“现代中国”的关怀。在“千年文脉”的视野中重新发现“现代文学”，是陈平原重要的学术贡献。而文体、制度与精神三者的彼此辨证，则是其主要的研究方法。  陈平原教授2017年在北京 探讨晚近三十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及其可能性，陈平原是绕不过去的关键人物：从1985年参与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述，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重建奠立至关重要的学术基石；到此后数年在小说史研究领域深耕细作，完成《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897—1916）》等著作，重绘了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再到1990年代以降转向学术史研究，先后贡献出《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与《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三部巨制，不但重写了现代中国学术史，并且也深度介入了当代人文学术的展开进程；至于从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出发的教育史研究，则更是揭橥了影响中国文学、学术、思想与社会现代转型的一大根本因素，同时直指当下教育变革的潜力与限度；而从“触摸历史”到“思想操练”的对话“五四”之旅，具有发凡起例之功的晚清画报研究，以及以“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为支点重构“中国文学史有待彰显的另一面相”的积极尝试，也无不成为了世纪之交以来现代中国研究中可圈可点的实绩。出身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他，在其迄今已愈三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上下求索，在学术史、教育史、古典文学与当代文化等诸多领域中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以开阔的视野与思路推动了“重建‘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论与实践。[1] 早在1990年代中期，樊骏先生就已在其名文《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中将陈平原作为“具有较为完备的学识结构的新型学者”的代表加以论述。在他看来，“陈平原在古代文学史、学术史、文化史方面，都有广博的知识修养”，“即使探讨的是现代作家、现代学者，行文立论都注意旁征博引，重在追本溯源，以大量史实把问题梳理得清清楚楚，进而把道理阐释得头头是道”，“任何材料都似信手拈来，每有立论总能水到渠成，显示出深厚的学识根底”。[2]樊骏此语，不仅精确概括了陈平原的治学特点，更为重要的是，他是在“我们的学科”的历史脉络中认识陈平原的出现所具有的意义与价值的。 樊骏坦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门范围很小的二级学科”。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封闭的学术思想与教学体制，分割得十分琐碎乃至于绝对化了的专业分工与课程设置，更把许多人的视野与学识限制在狭窄的天地里”。但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中国现代文学”，却是“一种处于急遽变革中的文学”，“它的发生成长始终与中国传统文学（文化）和外来文学（文化）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于是也就造成了“原来那样的理解与分工，有悖于客观的历史事实，对学科建设必然打来极大的限制”的局面。[3]王瑶与唐弢等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都曾在1980年代指出这一问题。[4]而陈平原尤其令樊骏欣赏的地方，正在于他“完备的学识结构”、“广博的知识修养”与“深厚的学识根底”。樊骏认为：“以这样的知识结构研究现代文学课题，必然会提高这门学科的学术水平，因而同样应该充分估计这对整个学科建设的多方面的深远影响。无论对学者个人还是学科总体，这都是走向成熟、孕育着更大发展的重要标志。”[5] 是故，阶段性地回顾与总结陈平原的学者生涯，特别是考察其独到的学术关怀与研究方法，不但旨在揭示其成就的学术史意义，还希望接续樊骏先生的志业，清理一代学人在学科史上的认识价值，进而继续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方向”这一大哉问。[6]而“学人”与“学科”也恰是陈平原眼中的当代学术史研究的两大可行路径。[7] 在陈平原一代“新型学者”中，有擅长以西学修养突入思想史研究的核心营垒者，有精于传统辞章而在士人心态或者古典诗学抉发中独树一帜者，而陈平原的治学个性更多体现为“古典趣味”与“现代意识”的相互滋养与涵育。他以“现代文学”为专业，但不时思接千载；他不断跨越学科边界，但又始终抱有对于“现代中国”的关怀。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虽四处游走，最用力且较有心得的，依旧还是文学史研究”，“而且还是‘中国现代文学’”。[8]在“千年文脉”的视野中重新发现“现代文学”，是陈平原重要的学术贡献。而文体、制度与精神三者的彼此辨证，则是其主要的研究方法。 一 古典趣味与现代意识 言及陈平原治学游走于“古典”与“现代”之间，令人不难想起其博士导师王瑶先生。王瑶早年以中古文学研究名世，日后又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旗帜。在陈平原看来，纵横“古代与现代”正是“先生一生的学术追求及长处所在”。[9]而在王瑶一辈学人中，陈平原格外心仪的还有任访秋、金克木、程千帆与王元化等诸家，他们无论具体立身于哪一专业，也都是古今贯通之人。 其实早在中山大学读书时，陈平原即已形成跨越近代与现代的知识视野与文学感觉。[10]到北大求学，他的这一治学风格得到更进一步发挥。之所以强调陈平原的师承背景，是想要勾勒出学术史上的一条潜在线索。这也是陈平原以其学术史家的敏感做出的提示。他认为，包括自己在内的1980年代登上学术舞台的一批学者，在问学谱系中实则是“隔代遗传”的。也就是说，他们“借助于七八十岁的老先生，跳过了五六十年代，直接继承了三十年代的学术传统”，而当时“每所大学里，都有一批老先生，在学术上起薪火相传的作用”。[11]北大之王瑶与中大之吴宏聪（陈的硕士导师）等，在1980年代的校园与学界中便是这般“路标”式的存在。[12]落实到陈平原这里，不仅表现为他对于王瑶诸人学术的“传薪”，[13]更体现在他借助考证“师长”与“师长的师长”（朱自清、闻一多、杨振声等）之间的思想连结，[14]建立起了自己与“五四”一代学人之间内在的精神关联。但这绝非“托大”之辞，而是他以高度的使命感与责任心对于某种一度隐而不彰的学脉的自觉承担。 “考古但不囿于古，释今而不惑于今，着力在博古通今上做文章”，这是陈平原对于“五四”一代学人的认识。[15]具体到中国文学研究而言，王瑶指出朱自清的“古典文学研究确实具有某种‘现代感’”。[16]而朱自清在浸淫古典诗文的同时，还是兼治“新文学”的文学史家与批评家，他关于现代文学的论述充满了一种别样的历史感。[17]“古典”与“现代”的交相辉映，乃是“五四”一代学人重要的学术经验。陈平原曾经概括师从朱自清的王瑶的学术眼光：“以现代观念诠释古典诗文，故显得‘新’；以古典修养评论现代文学，故显得‘厚’。求新而不流于矜奇，求厚而不流于迂阔，这点很不容易。”[18]当然，这并非某一师门的专长，在“五四”到“三十年代”的学人中，其实是相当普遍的学术追求。陈平原就特别表彰过与王瑶同辈的古典文学专家程千帆先生作为“古典学者”的“当代意识”。[19]  1997年10月与程千帆先生及其弟子合影 对于王瑶与程千帆的学术气象的把握，既是陈平原对于现代中国学术史上某种传统的理解，无疑也是他步武前贤的理想方向。陈平原的治学路径，在这点上可谓渊源有自。而这一传统在很长一段时期中相对边缘，甚至几乎被隐去，则与中国学术在“五四”前后迅速与全面地进入专业化时代有关。正如钱穆所说：“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治学大相违异。”[20]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陈平原以胡适为例，专门讨论过“专家与通人”这一传统命题的现代命运。[21]其间蕴含的张力，在具体情境中通常聚焦于专业学者如何面对学科边界的问题。 作为学术史家，陈平原自是十分明白专业化的大势所趋及其历史合理性，但由于深切领会了“五四”到“三十年代”学人的目光如炬，所以他在评述前人的选择时，采取了“学科的建设固然值得夸耀，对于学科边界的超越，同样值得欣赏”的态度。[22]著史当需谨慎、公允，至于个人的学术姿态，陈平原显然更愿置身后者之林。在他看来，“谈‘学问’而过分看重‘学科’与‘边界’，这可不是好现象”，因为“学者一旦‘进入状态’，问题意识、论述对象、思想方法、文章趣味等交相辉映，左冲右突，‘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这才是理想的学问境界”。[23]其“古典趣味”与“现代意识”的互相生发，即是这一学术观念的自然流露。 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甫一问世，即大获好评，[24]被誉为“火山遗迹的勘察者”，[25]从而一举确立了陈平原的学术地位。而《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897—1916）》紧随其后，一样备受学界瞩目，[26]不仅堪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念最为成功的学术实践，而且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版图。陈平原的这两部著作在学科建制的层面上将“清末民初文学”引入“现代文学”，自此“晚清”作为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身份得到了确认。由是悄然发生变化的不但有现代文学学科的边界与价值尺度，更联动了学界看待“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关系问题的眼光，进而为找到更为恰当的谈论“现代文学”的方式提供了关键的学术支撑。除去阿英“导夫先路”的远缘，[27]海外汉学新鲜刺激的外因，[28]“晚清”在晚近三十余年的中国文学研究史上迅速崛起，实与陈平原的率先垂范直接相关。 “与晚清结缘”作为陈平原重要的学术思路，从他的小说史研究出发，旁及其涉猎的学术史、思想史、教育史，乃至图像、声音、文化记忆等多个领域。他围绕“晚清”取得的学术成就已然蔚为大观。经过时间的淘洗与检验，《中国小说叙述模式的转变》更被奉为经典。[29]而“从晚清说起”，也成为了他带给当代人文学术一大重要的认识论与方法论资源。[30]对此，学界多有定论，无需赘言。 陈平原的“古典趣味”与“现代意识”的交融，其晚清研究当属最佳证明。但其实他走得还要更远，早在1990年代便已由发现晚清上溯至对于明清文学，甚至整个中国文学史的重新探讨。他在这一方面的成绩，集中表现在《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中国散文小说史》与《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三书的撰写与《中国散文选》的编纂中。[31] 《千古文人侠客梦》等皆可谓“成一家之言”之作。无论是他对于文学类型的研究，对于文本形态的分析，还是对于贯通古今的文学主题的勾稽，对于压在纸背的士人心态及其古今流变的考掘，都不乏精彩之处，不仅能予现代文学研究者以视野与方法启迪，而且也得到了其跨界所至学科的肯定。程千帆就对于陈平原“相当欣赏”。[32]据其弟子回忆，程先生是把陈平原与专门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葛晓音、陈尚君并置的，他们三位当年均系“受到千帆先生重视的青年学者”。[33]精通古史与兵法的李零对于《千古文人侠客梦》曾有过十分中肯的解读，[34]陈平原以为“深得我心”。[35]而《中国散文小说史》中的若干章节，还曾在古典文学专业门槛颇高的刊物《文学遗产》上发表。[36]凡此殊为不易。当代学界尝试“跨界”者不少，但在专业分工日益细密的当下，既能弗失自家治学本色，又能于跨进之地收获掌声与会心微笑的，其实寥寥。陈平原则必居其一。  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更为难得的是，陈平原的古典文学研究不只追求做“到”、做“像”，还希望能与前辈及同行展开对话，做出自己的学术面貌。换句话说，他期待达致的，原本就不止于“博学”与“通识”，更有自立新说。一如其在编纂《中国散文选》时所言，面对浩瀚如海的古典散文与琳琅满目的历代文论，“除非你愿意因循守旧，那倒是‘易如反掌’”，“若想出奇制胜，则绝非易事，真的是‘遍地陷阱’”。陈平原自然不愿“因循守旧”，所以他特别强调其研究与编纂“忠实于自家眼光”，而且表示“这么一来，对‘操选政者’的学识、眼光与趣味，当有更为严苛的要求”。尽管谦称“能否入方家法眼”，“我实在没把握”，[37]但其间透露的“出奇制胜”的抱负，实则相当笃定。 站在现代文学学科的立场上，不难欣赏陈平原的“古典趣味”及其力学深思，但与此同时，更应分辨的无疑还有其“现代意识”。后者才更是他在贯通古今时得以超拔时侪的关键。陈平原在1990年代初期投身武侠小说研究，其中固有心情寄托，但更多还是基于学术判断做出的选择。如其所说，研究武侠小说在是时“还不时兴”，而他千里走单骑，“绝不仅仅是出闷气或故作惊人之举”，因为“这事情迟早要做，只不过因外在环境的变化而提前罢了”。[38]参照其数年之后撰写的《“通俗小说”在中国》一文，便可知他何以认定“这事情迟早要做”。“通俗文学”的崛起以及“雅俗对峙”格局的形成，是理解现代中国文学史与学术史的主脉之一。作为小说史家，陈平原深感这正是自家学术的“题中之义”。而进入1990年代以来，“面对当今世界的世俗化潮流，面对尽领风骚的‘通俗文学’，面对诸如金庸小说进入大学讲堂和文学史著这样不大不小的难题，乃世纪末中国学者所必须承受的命运”。[39]了解了《千古文人侠客梦》背后的这一学术考量，也就可以明白此书何以既能“畅销”，又能“长销”。因其并非只是一部与特定历史情境纠缠的“应时”之作，更在学术史上具有“预流”品质。 对于百年“小说史学”的清理与反思，是陈平原的拿手好戏。[40]其武侠小说研究与《中国散文小说史》中小说部分的撰写，都直接得力于此。更不必说其声名更盛的晚清小说研究了。而如何面对“古典散文”，也是现代文学史与学术史上的一大挑战。[41]陈平原对此同样别有心得。《中国散文小说史》中的散文部分，即是他的回应。《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更是其以“现代意识”穿透“古典趣味”，并且通过两者的互相校正形成更为通达的文学史观的代表。陈平原尝言此书原拟以“明清散文十八家”为题，所针对的乃是陈独秀的“十八妖魔”之说。在“现代文学”的振领提纲之作《文学革命论》中，陈独秀呼吁向有明一代前后七子及清代文坛上的归、方、刘、姚四家“宣战”。[42]陈平原表示，出身现代文学专业的他“对这‘十八妖魔’说的来龙去脉及其利弊得失，自是了然于心”，而重探明清散文的究竟，“也算是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打扫战场’，呈现当初情急之余，被当作脏水泼掉的‘明清之文’的另一侧面”。[43]当然，与陈独秀对话，只是陈平原的“话头”，一旦进入具体研究，其旨归便绝不限于“打扫战场”。他从修正“五四”一代学人勾画的蓝图与航向入手，落脚在更趋稳健而又别具只眼的对于明清散文史的“重写”实践上，其作为文学史家的体贴与超越在该书中结合得恰到好处。 借用冯友兰的名言，陈平原的研究不是“照着讲”式的，而是意欲“接着讲”。[44]“古典趣味”使他知道即便研究的是“现代文学”，也不能一切只从“五四”说起；而“现代意识”则让他明白，面对古典世界，甚或更需一份历史眼光与时代关怀。“古典趣味”与“现代意识”在陈平原手中最为出色的融合，是他对于“千年文脉”在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进程中的“常”与“变”的系统清理。而与他以古典文学为主要对象的著作相比，这一部分工作才更是他的学术生涯中的重心所在。 二 “千年文脉”的“常”与“变” 陈平原的所有古典文学研究著作几乎都有一个显著特征，即以古今流变作为核心线索，纳入现代文学的相关部分，与古典文脉相互参照。《千古文人侠客梦》从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一路写到金庸等人的新派武侠小说。在论述这一文类的演进脉络时，陈平原将“20世纪武侠小说”与“唐宋豪侠小说”、“清代侠义小说”鼎立三足，并峙综观。而更能说明其“古今齐观”的学术关怀的，[45]则还有《中国散文小说史》的框架设计。此书原是《中国文化通志·艺文志》中的一卷（《散文小说志》），后又成为“专题史系列丛书”中的一种。两者都规定把话题截至辛亥革命，但陈平原“要求延伸到1940年代末”，“目的是让古今之间‘血脉贯通’”。[46]这一构想实现出来，虽然仅是增加了《从白话到美文》与《中国小说之转型》两章，陈平原也自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并非本书描述的重心”，可之所以坚持如此，是为了体现其学术追求。具体而言，也就是“力图贯通古今”，此中“涉及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进程的理解，即强调在‘从古典到现代’的文学变革中，传统依旧以某种形式发挥积极作用”，“不管是借‘活着的传统’沟通古今，还是以‘传统的转化’体现发展，关于中国散文与中国小说的历史叙述，都不应该终止于晚清”。[47]对于“古典”与“现代”一以贯之而非分而治之，正是陈平原与绝大多数中国文学研究者（不管现代、古典）不同的地方。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传统依旧以某种形式发挥积极作用”，这是陈平原治史的大判断。“千年文脉的接续与转化”命题的提出，便最大程度地承载了他的这一思考。而其拈出的“千年文脉”概念，至少具有四重意涵。 一是考察任何一种文学现象（无论作家作品、流派社团，还是思潮运动、媒介形态），都应取一种“长时段”的视野。“千年”虽非确指，却意味着对于诸种画地为牢的理论模型与认识界限的自觉反思，追求起码在“三五百年”的范围内评述问题。就“现代文学”研究来说，不能轻易“截断众流”，而必须将之放回到“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中，“顾及全篇”。[48] 二是把对于历史“连续性”的考辨作为重要的研究目标，亦即陈平原所言，“承认经由晚清‘文学改良’与五四‘文学革命’的努力，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之间存在巨大缝隙，同时，关注那深层的历史联系”，“也就是说，谈论‘传统’与‘现代’，兼及表层的断裂与深层的继承，在‘断裂性’与‘连续性’之间，主要着力于后者”。[49]值得一提的是，在陈平原这里，强调“连续性”不是一种先在立场（比如文化保守主义），而是一种学术眼光。对于“五四”造就的“断裂性”的意义，他同样抱有深沉理解。[50]“常”与“变”乃是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一体两面，陈平原对于“连续性”的发凡同时兼及“常中之变”与“变中之常”。 三是既然在具体研究中更为着重“连续性”的呈现，那么对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历史与理论动因的阐释，也就在“西学东渐”之外，还关注“旧学新知”的一面。毫无疑问，“西学东渐”之于“千年文脉”从传统到现代的移步换形，具有至为关键的触发与推进作用，但“传统”本身在“现代”如何调适、承接、延续，以至完成转化、走向新生，也需要认真勾陈。把“旧学新知”提到与“西学东渐”等量齐观的地位，自然就将论述焦点从“西学”转向了“中国文学”。 这便是“千年文脉”概念的第四重意涵。陈平原凭借对于古典资源的激活，重新定义了“文学”。在他看来，所谓“文学”，“兼及古今，包孕文史乃至教育”。因此他的研究“偶尔涉足学术史、教育史或文化史”，在思考“‘中国文学’的特色、境遇及前景”方面“不但不会妨碍”，“还可能促进”。[51]而“兼及古今，包孕文史乃至教育”的“文学”，此即“文脉”之“文”。这是“千年文脉”视野带来的一种新的（实为“旧的”）认识范式。尽管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西方“文学”观念逐渐定于一尊的过程。但陈平原重建传统的“文”的概念的努力，无疑为更加全面与立体地把握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学”的内里与外缘打开了诸多新的面向，对于重新释放“中国文学”（而不仅是中国“文学”）的活力具有重要启示。而后者也是他多次谈及的，中国文学研究，尤其是“对文学史的叙述与建构”，是能够“直接介入当下”的。[52]这既是历史经验，也是现实关怀。 在陈平原的学术工作中，最能展现其“千年文脉的接续与转化”学说的立意与用心的，是他对于“晚清—五四”文学转型进程的研究，以及由此建立的“两代人的合力”理论。如果说他的晚清研究的学术与思想价值已为学界公认的话，其并论“晚清—五四”的思路便如他个人所说，“目前在学界仍属边缘”。[53]  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自“晚清”重新“浮出历史地表”以来，学界在过去几十年间为“晚清”、“五四”究竟孰高孰低争得不可开交，其间纷纭迄今未尝消歇。一个饶有意味的现象是，大多数热衷论辩此事者，在研究方向上或专于“晚清”，或长于“五四”，却极少有人对于这两个时期同时做过精深了解。而陈平原恰是在“晚清”与“五四”研究中皆有系统成就的一位。他的晚清研究自不必说，其《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也已成为“五四”研究的典范，《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更是在当下为“五四”发声的重要文本。[54]可就是这样一位对于这一论争深具发言资格的学者，却几乎从未就此发表过议论。何以故？因为陈平原的研究已然说明“晚清”与“五四”实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是他着眼于这一时段在“千年文脉”——整个中国文学、学术、思想与教育进程——中的位置与作用得出的结论。所以非要拆开来说两者到底孰是孰非，其实意义不大。[55] 当然，或许也是由于立论不够“激烈”，拒绝选边站，从而无法获得论战某方群体音量的加持，陈平原平视“晚清”与“五四”的努力至今仍是一种“个人观点”。他曾自谓“采取这一学术立场的”，只有“美国学者张灏以及始终生活在中国大陆的我”。[56] 思想史家张灏先生以“转型时代”概念的发明为世所重。“所谓转型时代，是指1895—1925年初前后大约30年的时间，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先启后的关键时代。在这个时代，无论是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或者是思想的内容，均有突破性的巨变。”[57]从1970年代起，张灏便在历史学界突出重围，开始了其围绕“转型时代”的思想探索。在经过三十余年的不断充实、修正以后，终成此说。[58]历史学界如今已大都接受了张灏的论述，并且将“转型时代”作为通行的专业概念确定下来。 陈平原对于“晚清”与“五四”关系问题的探讨也有一个过程。但与张灏主要是在思想史中反复检验与调整“转型时代”概念的具体界定不同，陈平原的思考则跨越了不同学科。他曾在《“新文化”如何“运动”——关于“两代人的合力”》一文中“自述学术次第”，梳理了自家“两代人的合力”观点的形成路径。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他详尽考察了晚清“新小说家”与“五四”作家的历史联系。他交代自己的研究思路是“把梁启超、吴趼人、林纾为代表的‘新小说’家和鲁迅、郁达夫、叶圣陶为代表的‘五四’作家放在一起论述，强调他们共同完成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59]进入学术史研究之后，他的这一思考再次得到确认。他发现是“晚清和五四两代学人的‘共谋’，开创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新天地”。[60]到了《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中，陈平原更进一步重申，自己“谈论五四时，格外关注‘“五四”中的“晚清”’；反过来，研究晚清时，则努力开掘‘“晚清”中的“五四”’”。这是因为“正是这两代人的共谋与合力，完成了中国文化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61]至此，其“两代人的合力”论述由文学史，而学术史，再到文化史，表述完备。 一再发挥“晚清”与“五四”在“千年文脉的接续与转化”中扮演了“合力”角色，并非无视两者之间的差异。陈平原当然知道这两代作家“从思想意识到具体的艺术感受方式”都有“很大差别”。[62]而与此同时，“五四那代学者，对上一代人的研究思路与具体结论，都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63]陈平原所谓“合力”，其实更多是指“接力”，其中涉及“人际关系、学术传统、文化思潮、政治议题”等诸多层次。在“晚清”与“五四”之间，“越是进入具体领域，‘承前启后’的痕迹就越明显”。[64]这也就无怪乎对于“晚清—五四”文学—学术—文化转型进程的阐发，堪为展示“千年文脉”之“常”与“变”的绝佳案例。 在陈平原的“两代人的合力”理论背后，是其“淡化‘事件’（如‘戊戌变法’或‘五四运动’）的戏剧性，凸显‘进程’的漫长与曲折”的史观。[65]熟悉其著作者，当可想到“淡化/凸显”一说脱胎于他撰写《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897—1916）》时自定的笔法——“注重进程，消解大家”。[66]这是他在“综合考量变革的诸多面向，如社会动荡、政治剧变、文化冲突、知识转型、思想启蒙、文学革命等”以后做出的裁断。[67]这一从文学史研究发轫的新见，[68]经由学术史、文化史、教育史与思想史的互参，已在在可见其有效与有力。而称其为“新见”，只不过是与时见相比，恐怕说其道出了“千年文脉”现代转型的“本来面目”，方才更为准确。 三 文体、制度与精神 陈平原透过“晚清—五四”文学转型进程把握“千年文脉”之“常”与“变”，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上的主要对话对象有二：“显”的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决定性影响”，“隐”的则是“五四新文化人的精彩表现与自我塑造”。[69]前者是整个学科自1980年代以来努力突破的束缚，陈平原参与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述即在此之外提供了另外一种想象与叙述“现代文学”的方案。不过，与强力的意识形态话语对于学科生长的制约较易为人察觉不同，审美眼光、文学趣味与文化心态的内在规定性其实更加根深蒂固，并且不易被人发现。这便是陈平原一直致力相对化的后者。而对于“五四新文化人的精彩表现与自我塑造”的历史化与问题化，正是他的一大学术贡献。 陈平原对于“五四”一代自我经典化的动力、机制、进程与影响的深刻解读，[70]皆属重要的学术创获。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他的这一系列研究又都与其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学科的自觉反思有关。他先后撰写了《走出“现代文学”》《学术史上的“现代文学”》与《重建“中国现代文学”——在学科建制与民间视野之间》等文章。用他自己的话说，“一再辨析‘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陷阱与生机，希望经由一系列的反省与批判，实现创造性的‘重建’，可见，本人虽不时有反叛的举措，其实还是对其相当迷恋”。[71]这也就将其最为核心的问题意识和盘托出，即以“千年文脉”为视野，但更为关注“现代文学”在其中的命运、实绩、潜力与未来。概而言之，“千年文脉的接续与转化”主要乃是一个“现代”命题，是对于“现代文学”的可能性的一种反诘与追问。 陈平原曾经概括自己在小说史与学术史之后的“现代中国”研究具有四重视野，即“大学”、“都市”、“图像”与“声音”。[72]他的这些工作，一如其将“晚清”引入现代文学研究，都在一点一滴地拓展着学科边界，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更新了同人看待与理解“现代文学”的眼光、趣味与心态。而陈平原得以取得如是成就，除去樊骏称道的“完备的学识结构”、“广博的知识修养”与“深厚的学识根底”，还与他以文体、制度与精神三者的辨证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有关。而这也是决定与彰显“千年文脉”在现代中国的“常”与“变”的三条基本线索与三个根本层面。 1980年代，标榜回归文学本体的形式分析思路受到文学研究界的青睐。陈平原既从中获得启发，又与之形成区别。与时贤热衷借鉴西方理论重审中国文学不尽相同的是，陈平原还尝试对于理论本身加以改造，使之与研究对象更加契合，更为中国化。而这实为中国现代学术的重要经验，但时人大都只顾赶路，无暇沉淀。陈平原的特出之处在于一方面追求“走向世界”，另一方面又能够沉潜到本国的学术传统之中。他的历史性与理论性兼备的文体研究方法，即可谓一种成功实践。 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陈平原并不讳言热奈特与托多罗夫的叙事学理论在自己结构研究思路时的重要作用，但他同时指出：“作为文学史研究者，我不能不更多考虑中国小说发展的实际进程，而不是理论自身的抽象性与完整性。”[73]不是以方法裁剪对象，而是以对象翻转方法，坚持“法从例出”，这是陈平原的研究既能“立潮头”，又能“接地气”的关键所在。到了《千古文人侠客梦》，他的文体研究方法更趋成熟，明确提出要“兼顾历史性描述与理论性分析”。而该书也正是这样做的。“这不只体现在该书的结构上”，上半部是“发展过程描述”，下半部系“形态特征分析”，“而且作为一种理论眼光渗透到每一章节的具体论述中，尤其注意在共时性的形态分析中引入历史因素，在历史性的发展脉络中扣紧类型特征”。[74]此举不仅保证了其研究的历史品格，甚至还被认为反哺了理论，“开创了中国学术界的类型学研究的先例”，“无疑是对原有的类型学理论的又一个重大突破”。[75]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陈平原的文体研究有两大显著特色，其一是兼及历史与理论，其二是平视边缘与中心。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后果之一是不同文体的等级秩序重新调整，小说由边缘跃居中心，散文由中心退居边缘。反映在文学研究中，即小说研究大热，而散文研究相对冷清。但若以“千年文脉”为参照，则不难发现这只是相当晚近才出现的变化。作为研究者，固然有必要阐明“二十世纪”何以是一个“小说的世纪”，[76]却也不应厚此薄彼。一窝蜂的小说研究除了说明“此中”的确“有真意”，恐怕还见证了部分学者的“短视”与“畏难”。而陈平原的眼光独到便在于他始终持平地面对文体升降。在小说研究中，他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散文研究中，他同样投入了极大心力。[77]其实与小说相比，散文是更能凸显“千年文脉的接续与转化”的文体，在展开对于中国文学的“连续性”与“中国特色”的思辨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认识价值与思想意义。 陈平原的小说研究中依稀可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方法启示，[78]而其散文研究中则不时浮现出周作人论述的侧影。陈平原表示，周作人对于现代散文的判断——“现代散文好像是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是他思考的起点。[79]他由此追问，“这条‘河’为何埋入地下，怎样重获新生”，“如此既古又新，日后生机何在，该如何向前流淌”，以及“作为当代学人，我们是否有可能‘介入’，以至影响其流向与流速”。[80]其散文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于这些问题的回应。陈平原的文体研究可以视为周氏兄弟在这一方面工作的接续与推进。而他的示范也说明了包括周氏兄弟在内的现代中国文人与学者的文学思想，其意义不亚于现成的西方理论。 从周氏兄弟筚路蓝缕的探索中采撷洞见，是陈平原兼理学术史，为其文学研究打开的视野。如果说不为一时的文体等级秩序所惑体现了他的文体研究的历史眼光的话，那么将“述学文体”纳入“现代文学”研究则让人见识到了其文学观念的开放。对于现代中国“述学文体”的研究，几乎是陈平原治学的“独家发现”。在他之前，有学者零星论及，但不够系统；与他同时，也有学者对此感慨良多，可远不如他自觉，并且作为重要课题长线经营。在他看来，晚清以降，“我们不仅已经改变了观念与思想，而且改变了思维习惯；不仅改变了学问的内容，而且改变了讨论的方式”。[81]学问如何表达，涉及思想、精神，也关乎语言、文体。陈平原的“述学文体”研究把原本属于“文”的范畴的“学术文章”请回“文学研究”的殿堂，找到了文学史与学术史的最佳接榫。而此项研究更大的意义还在于其“白话学术”与“白话文学”并驾齐驱的学术思路，[82]极大地丰富了谈论“现代文学”与“现代学术”的方式、方法与方向。 “既基于文体又不限于文体”，[83]是陈平原对于自家治学路数的概括。面对“千年文脉”的现代转型，他主张“不好简单地归功或归咎于某突发事件”，因为“这里的起承转合、利弊得失，不是三五天或一两年就能‘水落石出’的”。[84]他之所以这样说，理由的一部分来自文体演进绝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而另一部分则源于支撑文学变迁的制度变革也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在文学研究中引入制度视野，是陈平原的又一重要方法。 具体就“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而言，关键性的制度因素有二，一是传播媒介，二是教育基础。关注“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自1990年代以来，已经逐渐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主流范式。在这一浪潮的涌动过程中，陈平原多有先知先觉。2001年，他写出《文学史家的报刊研究——以北大诸君的学术思路为中心》，倡导以“报刊研究”推动现代文学研究，断言“理解大众传媒，不仅仅是新闻史家或媒体工作者的责任，更吸引了无数思想史家、文化史家以及文学史家的目光”。[85]但更为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此番宏论之前，早在1980年代撰写《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时，便已把传播媒介的改换与小说叙事模式的改变两者的相生相成作为论述重心；[86]而当报刊研究大行其道以后，他又率先对此做出反思，在2008年发表《文化史视野中的“报刊研究”——近二十年北大中文系有关“大众传媒”的博士及硕士论文》，既清理成绩，也提醒其间“可能存在的陷阱”，[87]避免后来者走向“为方法而方法”的弯路与误区。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陈平原不只一次说到，“在20世纪的中国，‘新教育’与‘新文学’往往结伴而行”。[88]1990年代后期以来，陈平原以很大热情从事教育史，特别是现代中国大学史的研究。他曾回忆，同样是在撰写《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时，自己就意识到了“没有‘新教育’，就没有中国现代小说”。[89]彼时的他虽然无力处理这一话题，却坚信“谈新文学或新文化运动，必须将其与新教育联系起来”。[90]直到在大学史研究中积累有加，陈平原才正面进入对于“新教育”与“新文学”的密切关联的清理中去。思考“教育”与“文学”的关系问题，“文学教育”是当仁不让的重头戏。在陈平原看来，“谈论肇始于晚清、成熟于五四的‘文学革命’，时贤多关注报刊书局之鼓动风潮”，这当然不错，他也做过不少相关研究，但还需“另辟蹊径”，“从新式学堂的科目、课程、教材的变化，探讨新一代读书人的‘文学常识’”，[91]如此方堪完善。循此，他认真考察了清末民初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的文学教育的建立过程，“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国文系的教育实践状况，并且以竭泽而渔的精神重构了二十世纪中国大学“文学课堂”的形成、坎坷与辉煌。[92]这三步连环，将“文学教育”对于文学生产、传播与接受的重要意义一一道出，反过来也论证了“文学”之于“教育”的不可或缺。 在陈平原的研究中，文体与制度并非“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而是相互发明，彼此成就。只不过在不同阶段，面对不同课题，基于不同目标，侧重点有所区分罢了。 文体有虚实，制度有软硬，所以陈平原格外注意拿捏论述与评判的分寸。而分寸感的达成，则与“精神”也是其研究方法的重要一维有关。陈平原认为，文学与文学研究从来都不仅是“知识”与“技能”，还必须要有“情怀”。[93]他的目标是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方式，“呼唤那些压在重床叠屋的‘学问’底下的‘温情’、‘诗意’与‘想象力’”。在陈平原的眼中，这“既是历史研究，也是现实诉求”。[94]或许可以再补充一句的是，对于他来说，文体、制度与精神三者的辨证，同样既是研究方法，也是学术关怀。其研究著作，大都真气灌注又文气淋漓，便是他在“历史”与“现实”以及“方法”与“关怀”之间相互穿透的结果。 当代学界不乏具体领域的专家，亦时有面对不同学科均有发言兴趣之人。但像陈平原这样涉猎既广，钻研又深的，却着实不多。陈平原治学之可贵，除去“慧心”与“妙思”，更由于其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在深知其学术经历者看来，陈平原的每一次腾挪转移或者触类旁通，“其实都经历了漫长的准备”。[95]正因如此，他才能留下“亦开风气亦为师”的坚实足迹，[96]启迪他人，嘉惠学林。 如樊骏所言，学人的“知识结构的调整充实，必然会开拓研究思维的空间，改变价值观念与研究方法，即使对同一研究对象，也会有新的发现新的理解，从而深刻地改变研究工作的内容与面貌”。[97]陈平原的研究便是此语的生动写照。他融会“古典趣味”与“现代意识”的学术视野，考究“千年文脉”在现代中国的“常”与“变”的学术志业，兼及文体、制度与精神的学术方法，既是其出众的个人成就，也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不断“走向成熟”。 陈平原的意义当然不为学科所限。有关注当代中国的学术进程的学者，就认为“论新时期人文学术思想史，不能不设陈平原一章”。[98]若如是观，尝试对于陈平原的学术关怀与研究方法述其大略，自然也就包含了为当代学术“成史”贡献一份心力的意愿。 2020年7月30日，于京西芙蓉里南窗下 注释： [1] “重建‘中国现代文学’”是陈平原自觉的学术追求。与19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潮流不同，陈平原提出“重建”目标“不是关于具体作家作品的重新评价，而是对这一学科（包括教学方式以及著述体例）的功能、地位以及发展前景的整体思考”。参见陈平原：《重建“中国现代文学”——在学科建制与民间视野之间》，《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06—521页。 [2] 樊骏：《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上卷第498页。 [3] 樊骏：《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卷第496—497页。 [4] 参见王瑶：《研究问题要有历史感——在〈文艺报〉座谈会上的发言》，《润华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19页；唐弢：《艺术风格与文学流派》，《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159页。 [5] 樊骏：《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卷第500页。 [6] 不仅高度关注学科发展的樊骏先生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方向”问题念兹在兹，陈平原也就此发表过专论。参见陈平原、王德威、藤井省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方向》，《学术月刊》2014年第8期。樊、陈二位先生的思考显示了他们的自我定位，也启示我们循此踵事增华。 [7] 参见陈平原：《“当代学术”能否成“史”》，《学术随感录》，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40页。 [8] 陈平原：《小引》，《千年文脉的接续与转化》，（香港）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2页。 [9] 陈平原：《念王瑶先生》，《当年游侠人：现代中国的文人与学者（增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351页。 [10] 中大六年（1978—1984），在学术上影响陈平原较大的学者包括吴宏聪、黄海章、陈则光与饶鸿竞等。其中，吴、饶二位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多有建树，黄海章则是古典文学批评史专家，陈则光以其《中国近代文学史》作为名山事业。参见陈平原：《花开花落浑闲事——怀念黄海章先生》，《怀想中大》，花城出版社，2014年版，第127—141页；《此声真合静中听——怀念陈则光先生》，《怀想中大》，第158—169页。 [11] 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46页。 [12] “路标”语出陈平原对于1980年代王瑶的学术史意义的概括。参见陈平原：《八十年代的王瑶先生》《大学新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74—297页。 [13] 陈平原对于王瑶的学术承传，是论者乐道的话题。参见夏中义：《清华薪火的百年明灭——谒王瑶书》，《九谒先哲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406—410页；刘克敌：《沿着鲁迅的道路——对王瑶与陈平原之学术研究的不完全考察》，《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0期。 [14] 参见陈平原：《六位师长和一所大学——我所知道的西南联大》，《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37—267页。 [15] 陈平原：《念王瑶先生》，《当年游侠人：现代中国的文人与学者（增订版）》，第353页。 [16] 李少雍：《朱自清古典文学研究述略》，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6页。 [17] 参见王瑶：《念朱自清先生》，《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重排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5—330页。 [18] 陈平原：《念王瑶先生》，《当年游侠人：现代中国的文人与学者（增订版）》，第351页。 [19] 参见陈平原：《古典学者的当代意识——追忆程千帆先生》，《当年游侠人：现代中国的文人与学者（增订版）》，第337—345页。 [20] 钱穆：《序》，《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页。 [21] 参见陈平原：《专家与通人》，《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155页。 [22] 陈平原：《导言：西学东渐与旧学新知》，《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第15页。 [23] 陈平原：《小引》，《千年文脉的接续与转化》，第1页。 [24] 参见《〈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书评摘录》，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1—327页。 [25] 王飙：《火山遗迹的勘察者——读〈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文学评论》1989年第6期。 [26] 参见《〈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讨论纪要》，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0—260页。 [27] 参见陈平原：《社会概观与小说艺术——关于〈晚清小说史〉及其他》，《文艺争鸣》2020年第6期。 [28] 参见陈平原：《瓦格纳：为学术的一生》，《文汇学人》2020年3月13日。 [29] 2017年12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荣获在学界声誉甚高的“思勉原创奖”。这是首部正式获得该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此前，范伯群先生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曾获提名奖） [30] 参见贺桂梅：《“从晚清说起”——读解陈平原的学术史研究》，《思想中国：批判的当代视野》，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53—261页。 [31] 除此以外，陈平原撰写与编纂的古典文学著作还包括《看图说书：中国小说绣像阅读札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胡适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鲁迅、吴宓、吴梅、陈师曾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负责鲁迅部分）、鲁迅《（名著图典）中国小说史略》（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负责点校、导读）与《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其以晚清文学作为主要对象的著作，均未列入。 [32] 陈平原：《古典学者的当代意识——追忆程千帆先生》，《当年游侠人：现代中国的文人与学者（增订版）》，第338页。 [33] 张伯伟：《南京大学档案馆藏〈程千帆友朋诗札辑存〉题记》，《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34] 参见李零：《侠与武士遗风》，《读书》1993年第1期。 [35] 陈平原：《我与武侠小说研究——新世界出版社“典藏版”后记》，《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97页。 [36] 陈平原：《从言辞到文章 从直书到叙事——秦汉散文论稿之一》，《文学遗产》1996年第4期；《百家争鸣与诸子遗风——秦汉散文论稿之二》，《文学遗产》1997年第5期。这两篇文章收入《中国散文小说史》时，即全书第二章《史传之文与诸子之文》。参见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52页。 [37] 陈平原：《后记》，《中国散文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971—972页。 [38] 陈平原：《我与武侠小说》，《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增订本）》，第6页。 [39] 参见陈平原：《“通俗小说”在中国》，《假如没有“文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41—258页。在1980年代后期撰写的《通俗小说的三次崛起》一文中，陈平原即已触及这一话题。参见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第239—242页。 [40] 参见陈平原的《小说史学的形成与新变》（《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增订本）》，第404—427页）等文、《假如没有“文学史”……》中的“另一种‘小说史’”一辑（第199—237页），及其正在撰写的“小说史学面面观”系列文章（《文艺争鸣》2020年第4期开始连载）。 [41] 参见陈平原：《古典散文的现代阐释》，《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增订本）》，第428—445页。 [42]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1917年2月）。 [43] 陈平原：《后记》，《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65页。 [44] 参见冯友兰：《新理学·绪论》，《三松堂全集（第三版·第五卷）·贞元六书》，中华书局，2014年版，上卷第11页。 [45] 参见陈平原：《“今古”何以“齐观”》，《依旧相信》，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21—24页。 [46] 陈平原：《生命中必须承受的“重”——〈中国散文小说史〉新版后记》，《中国散文小说史》，第395页。 [47] 陈平原：《绪论：中国散文与中国小说》，《中国散文小说史》，第15页。 [48] “顾及全篇”是鲁迅对于时人论学的提醒。参见鲁迅：《“题未定”草（七）》，《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4页。 [49] 陈平原：《小引》，《千年文脉的接续与转化》，第3页。 [50] 参见陈平原：《何为/何谓“成功”的文化断裂——重新审读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7—139页。 [51] 陈平原：《小引》，《千年文脉的接续与转化》，第1页。 [52] 陈平原：《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增订本）》，第1页。 [53] 陈平原：《序言》，《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第1页。 [54] 对于自家的“五四”研究，陈平原以“从‘触摸历史’到‘思想操练’”做出过勾勒。参见陈平原：《从“触摸历史”到“思想操练”》，（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通讯》第29卷第1期（2019年3月）。 [55] 陈平原在研究中并论“晚清—五四”，并不是说他在现实情境中没有自己的发言态度。他坦言“既不独尊‘五四’，也不偏爱‘晚清’”，但也“正因为兼及‘五四’与‘晚清’”，使得他不得不“左右开弓”：“此前主要为思想史及文学史上的‘晚清’争地位；最近十年，随着‘晚清’的迅速崛起，学者颇有将‘五四’漫画化者，我的工作重点于是转为着力阐述‘五四’的精神魅力及其复杂性。”参见陈平原：《小引》，《千年文脉的接续与转化》，第4页。此文撰写于2008年。 [56] 陈平原：《“新文化”如何“运动”——关于“两代人的合力”》，《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第32页。 [57] 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时代的探索》，（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37页。 [58] 关于张灏“转型时代”理论的发展过程与重要影响，参见丘为君：《转型时代——理念的形成、意义，与时间定限》，王汎森等著：《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507—530页。 [59] 陈平原：《导言》，《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第29页。 [60] 陈平原：《导言：西学东渐与旧学新知》，《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第6页。 [61] 陈平原：《导言：文本中见历史 细节处显精神》，《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4页。 [62] 陈平原：《导言》，《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第29页。 [63] 陈平原：《导言：西学东渐与旧学新知》，《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第6页。 [64] 陈平原：《“新文化”如何“运动”——关于“两代人的合力”》，《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第46页。 [65] 陈平原：《“新文化”如何“运动”——关于“两代人的合力”》，《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第36页。 [66] 陈平原：《卷后语》，《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38页。《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出版之后，因为其他各卷始终未能完成，所以陈平原将此书改题为《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单独刊行。 [67] 陈平原：《“新文化”如何“运动”——关于“两代人的合力”》，《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第36页。 [68] 对于陈平原“注重进程，消解大家”的文学史研究方法的讨论，参见解志熙：《文学史的新写作及其理论问题——从〈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说开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2期。 [69] 陈平原：《“新文化”如何“运动”——关于“两代人的合力”》，《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第29页。 [70] 参见陈平原的《五月四日那一天——关于五四运动的另类叙述》《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经典是怎样形成的——周氏兄弟等为胡适删诗考》（《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第10—58、59—139、245—313页）、《“少年意气”与“家国情怀”——北大学生之“五四记忆”》（《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第78—126页）与《在“文学史著”与“出版工程”之间——〈《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导读》（《“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90—241页）。 [71] 陈平原：《小引》，《千年文脉的接续与转化》，第2页。 [72] 参见陈平原：《“现代中国研究”的四重视野——大学·都市·图像·声音》，《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13—228页。 [73] 陈平原：《导言》，《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第4页。 [74]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增订本）》，第22页。 [75] 吴晓东：《文化视野中的小说类型学——评陈平原著〈千古文人侠客梦〉》，《文学遗产》1993年第6期。 [76] 参见陈平原：《怀念“小说的世纪”——〈新小说〉百年祭》，《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8—158页。 [77] 陈平原现代散文研究的重要成果，有《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第273—335页）等。 [78] 陈平原曾经系统总结鲁迅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尤其是其小说史研究的经验与遗憾。参见陈平原：《清儒家法、文学感觉与世态人心——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增订本）》，第323—358页；《鲁迅的小说类型研究》，《小说史：理论与实践》，第176—191页。 [79] 周作人：《〈杂扮儿〉跋》，《苦雨斋序跋文》，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29页。 [80] 陈平原：《小引》，《千年文脉的接续与转化》，第3页。 [81] 陈平原：《关于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学者的人间情怀：跨世纪的文化选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111页。 [82] 参见陈平原：《学术演讲与白话文学——1922年的“风景”》，《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2020年版，第95—143页。 [83] 陈平原：《“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第209页。 [84] 陈平原：《“新文化”如何“运动”——关于“两代人的合力”》，《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第36页。 [85] 陈平原：《文学史家的报刊研究——以北大诸君的学术思路为中心》，《假如没有“文学史”……》，第25页。 [86] 参见陈平原：《小说的书面化倾向与叙述模式的转变》，《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第254—284页。 [87] 参见陈平原：《文化史视野中的“报刊研究”——近二十年北大中文系有关“大众传媒”的博士及硕士论文》，《假如没有“文学史”……》，第285—294页。 [88] 陈平原：《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增订本）》，第1页。 [89] 陈平原，《导言》，《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第21页。 [90] 陈平原：《我的“大学研究”之路》，《大学有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 [91] 陈平原：《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增订本）》，第2页。 [92] 参见陈平原的《新教育与新文学——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知识、技能与情怀——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国文系的文学教育》与《“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三篇文章（《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增订本）》，第1—195页）。 [93] 陈平原：《知识、技能与情怀——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国文系的文学教育》，《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增订本）》，第118页。 [94] 陈平原：《增订本序》，《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增订本）》，第4页。 [95] 王风：《陈平原先生旁论》，《名作欣赏》2019年第1期。 [96] 参见季剑青：《亦开风气亦为师——陈平原的文学史研究》，《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18年第1期。 [97] 樊骏：《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上卷第499页。 [98] 夏中义：《陈平原的学人角色自觉》，夏中义、刘锋杰：《从王瑶到王元化：新时期学术思想史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图片均为陈平原教授提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