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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江南区域史研究中心主任孙竞昊教授主要研究明清时期区域环境、经济、社会历史及近现代变迁。他在长期研究生涯里，探析“江南”和“华北”，考辨“运河”，注意对“江南”和“华南”展开比较。在他看来，从历史上看，中国东部（胡焕庸线以东）的开发沿循了由北向南的序列，即在华北、江南、华南次第展开。当下，环境史学的视野和方法有助于江南区域史研究的拓宽和深化。近日，孙竞昊教授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专访，围绕相关研究的问题与方法分享了自己近期的思考。  2011年春，孙竞昊教授在杭州张苍水墓前。江南区域史研究中心/供图 理解“区域”的谱系 中国社会科学网：当前，学界面临着如何进一步推进区域史研究的问题。请您简要评述关于“区域”的理解及其研究谱系。 孙竞昊：重点区域的历史一直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如作为“五朵金花”之一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把明清时期的江南、岭南等少数发达地区作为试验场。但平实地说，国内区域史研究的真正崛起是在1980年代初以后，这时的区域史研究还与多个宏大叙事的主题连在一起。但1990年代初以来，带有实证性质的经验主义研究成为主流，尤以江南、岭南历史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厚。 如何推进区域史研究？不妨先回顾一下关于学术界理解“区域”的谱系。 何为“区域”？区域指的是地理空间。一个特定的区域共同体内有着一体化的同质性，并与其他区域以疆界体现出彼此之间的差别。 地理空间的单位分割有多种标准，首先是地理区位及其相关的自然条件。古往今来空间界域变动不居，但如年鉴学派所言，自然环境的变化通常是缓慢渐进的，所以区域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相对固定，故以“长时段”名之。但环境也有突变的情况，特别是随着人力干预自然的力度增大和偶然事件的发生。 这就显现出自然地理界定的局限，即依据自然生态条件的僵直的地理区划，无法充分、及时容纳人类千姿百态、千变万化的活动——人们的生存、生活、发展中有着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质量的改造自然界的行为。其中，在人类文明史上，政区的设置通常考虑了自然因素，但政治权力更多地侧重管理、治理的角度，所以政区的划分常常与自然地理的区域空间不尽契合。 施坚雅模式迄今依然是中国区域史研究的基点。他从地文学（physiographical）出发，以晚清城市市场层级结构为参照，把“中国本部”（“China Proper”）划分为八个大区（macroregion）。施氏理论的可贵之处在于突破了自然地理、行政地理的藩篱，强调市场机制的经济因素对区域的重新塑造。如被称为“江南”的长江下游大区在明清时期成为粗具“近代”意义的经济区，地理范围跨越了今天的江、浙、沪的省市界域。斯波义信认为：在人文地理学科中，有均质区域（formal or uniform region）和功能区域（functional or nodal region）的区分；施坚雅先生的大区相当于后者。 今天，方兴未艾的环境史的视野和方法可以进一步拓展我们对“区域”的理解。与自然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相比，“环境史”不仅仅是研究“环境的历史”，而是更看重人的能动性、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从而对时空单位进行界定。如此形成和划分的区域是功能性的，区域之间的地理界标存在一定的弹性。 从现代环境史的一个源头边疆学派，到环境史的几位奠基人，他们的关注大都集中在美国西部，着眼于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及其后果，但对于作为“边疆”“区域”的西部的地理界限的看法并不一致。克罗农先生在其研究芝加哥与大西部关系的名著《自然的大都市：芝加哥与大西部》中，以城市市场与其腹地的关系为主线，颇似施坚雅的层级市场逻辑，但他把重心放到了作为城市供给方的乡村的自然系统上，展示区域城市与乡村生态的动态的交换。这对我们理解“区域”结构提供了非常深刻的鉴示。 中国社会科学网：区域史对研究理解中国有何方法论意义？ 孙竞昊：关于区域史研究的方法和范式，我和一位学生曾合作发表过3篇笔谈或学术札记，讨论到了从局部理解整体、从区域理解国家的意义。而且，区域史本身即是一种历史研究的方法论。 总的说来，由于秦统一后依赖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制度和汉初以降儒学的主导，“多元”与“一体”并存。国家的历史体现在各个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区域里，同时又由于各个区域在国家视域中的角色不同，与国家互动的力度、维度、方式不尽一致，并进而影响到各区域内部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注重区域在国家范围和层面的位置，既有助于我们用不一样的视角及重点关注理解个性不同的区域，也有利于我们理解各个不同的区域所统合成的国家。 “江南史”的开拓 中国社会科学网：具体到“江南”，海内外学界相关研究成果颇多，请您评述下学界的代表性研究。 孙竞昊：江南区域史研究迄今最为显赫的成果是在社会经济史领域，范金民教授著有《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入门》一书。江南史研究的一个传统是大问题情结，我和一位学生曾专门写过《江南史研究与问题意识》一文，检讨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以前的“资本主义萌芽”讨论，因为需对传统中国社会作历史定位的评析，所以明清时期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江南区域的材料受到格外重视，并引发对江南区域品格的研究，这在吴承明先生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里得到集中的体现。该书在1985年代中期出版。 我的第二位导师王家范先生告别农民战争史研究后，致力于中国古代经济结构的研究，并把江南区域作为其考察的主要区域。他在1984年初发表的《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初探》一文，启始了江南史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当然之前有傅衣凌等前辈先生的草创之功，又有我国台湾刘石吉先生《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专著1984年底在大陆的出版，一时间市镇史成为显学。家范师还开拓了明清江南消费现象和结构的研究。他本人曾对我说：“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学问家’”，内中自谦姑且不论，重点突出了自己研究的思辨取向。 1990年代以来，与国内史学界的其他领域一样，江南史领域以经验主义的个案研究及具体问题为主。20世纪60年代以来，北美为主的西方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中，“江南”就是重点关注所在，一是因其本身的重要性，二是因其丰富的资料。近20年来，王国斌、李中清、李伯重、彭慕兰等就江南的经济、资源、人口、社会组织与国家都进行了颇有新意的研究或再研究，使得诸如“近代早期”“早期工业化”等话语范式更具影响力。他们将“江南”置于中、西比较的系统里，精湛地提出了世界历史进程中主要文明之间异与同的几多创见，也促使国内学者反省“碎片化”状况。江南区域也在社会史等其他领域的研究中占据首要位置，涌现出如卜正民、森正夫、滨岛敦俊等多位江南史名家。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王家范先生（1938—2020）致力于中国古代经济结构的研究，把江南区域作为其考察的主要区域。图为孙竞昊教授2020年初夏探望导师王家范先生。江南区域史研究中心/供图 环境史的突起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前面提到环境史，环境史的视野与方法如何拓展江南区域史研究？ 孙竞昊：近年来江南区域史研究的一个主要风向是环境史的突起。尽管以往的历史书写对环境多有关注，但环境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学分支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海外学者最早地从事中国环境史的研究，《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收录了他们的一批早期成果。其中的两位作者伊懋可、马立博后来出版了中国环境史的专著。在《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中，伊懋可先生选取了三个区域“特例”，其中的一个典型是“从物阜到民丰”的嘉兴。 这十几年来中国国内的环境史研究，其领军学者是进行成功学术转型的六零后的几位，其出身背景或者是历史地理，或者是农学史，或者有灾害史研究的积淀。至于新生代，也即近十年把环境史作为博士论文选题的研究者，大都做的是区域环境史，尤以江南史为重。他们年轻，有活力，学术追求争奇斗艳，如对GIS、数字人文等新知识、新方法的运用。 关于江南区域环境通史，以王建革教授的《江南环境史研究》最有分量，该书显示了作者农学史背景和自然科学知识积累的优势。我曾在开设的环境史研讨课上使用过该书，学生们对书中关于生态环境的丰富、精微的观察和分析赞佩不已，但对占全书四分之一篇幅的正文最后一部分，专写士人诗文来表达“生境认知与生态文明”颇感费解。我这样解释道：环境史是一门交叉学科，学者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专长选择自己的重心和走向。王国斌、彭慕兰都主张政治经济的方法。彭氏的论文《中国环境的变迁：1500—2000》即是一个范例。而环境史宗师之一的沃斯特先生近年来的环境史研究，不仅充满着人文主义的全球维度的现实关怀，而且从哲学的高度思考“星球”的命运。 探析“江南”与“华北”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研究经历里侧重“江南”与“华北”。请介绍下您的“江南”和“华北”研究，以及在您的研究中南、北这两个区域如何关联到一起？ 孙竞昊：明清时期，除了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北部运河地区的商品化、城市化也高度发展。与我以前的江南研究不一样，我的华北研究以一个运河城市济宁为案例，试图“以小见大”，来阐明一部分北方城市和区域的一般性特点。 冀朝鼎把取自“基本经济区”的漕运看作决定统一与分裂的基础，指出分裂时期相争的统治者“往往借助水利工程的建设来加强其力量”；而“这种建设性活动的竞争”通常催生新的基本经济区。中国最早的“基本经济区”在黄河流域，所以早期强大的政权和发达的文明多在北方。秦、汉两朝是中华帝国的奠立阶段，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依然在北方。汉末以来连绵、剧烈的战祸，破坏了北方的经济和生计，环境也因开发和战争日益恶劣，于是大量人口南迁，在南北朝分裂时期发生了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江南日渐成为“基本经济区”。全国性的大运河在隋唐统一时代出现，旨在把南方的漕粮等贡物运到北方政治中心和边防要地，这是帝国政治经济编程的重要内容，也解决了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地理分离问题。历五代十国、宋、元，至明清时期，“重赋”的江南成为王朝的主要财源，而作为南北运输主动脉的大运河成为帝国的生命线。同时，运河沿岸的地区对国家安全和安定十分重要，国家于是加强了对沿运各个区域的控制。 国家大运河战略的一个副产品是北部运河地区的商品化和城市化，这是一条源自运河运输和贸易的“外植型”的模式。而在长江三角洲，起自最基层的商品化导致了可以被中心地模式所表述的以广大农村市场为起点的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层级体系，这是一条可以称为“内生型”的商品化和城市化模式。 济宁课题里的几个部分曾以中、英文论文形式发表，其城市社会史和社会经济史性质的内容已被改进为一本题为《经营地方：明清时期的济宁士绅社会》的中文书稿，将于近期出版。 运河南部与北部运河的生态、环境的不同，体现在“治水”等技术和设施及其效果和后果中。目前我正在将济宁课题中涉及运河的内容扩展成一本题为“Local Identity and State along the Grand Canal: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Jining, 1289-1855”的英文书稿。在这部已完成大半的项目中，“环境”不再单单是历史叙事的一个“背景”，而是复杂、纠结的生态环境——生产技术——基础设施——社会组织——政治权力——政权更替等多种多重关系中的一个具有能动性的因素。在处理运河问题上，不同于姚汉源先生的工程学角度、陈桥驿先生的历史地理考稽、李文治和黄仁宇先生的漕运发凡，我的落脚点还是放在环境改变的政治经济分析上，从而思考自然与人范畴里若干带有普遍性的宏观议题，比如国家在环境转变中的关键作用，以及这种国家政策导致的环境转变在不同时段和不同空间——也即不同区域里的不同后果。沃斯特教授审读过该书稿的梗概后，给予了鼓励。我仍需一些时间把剩下的部分做完。  2019年冬，孙竞昊教授与匹兹堡大学马瑞诗（Ruth Mostern）教授、淮阴师范学院李德楠教授等学术同仁在洪泽湖地区考察。江南区域史研究中心/供图 比较“江南”与“华南”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对“江南”和“华南”曾作比较研究和思考。请介绍下您近来的相关思考。 孙竞昊：谈到“江南”和“华南”。“华南学派”倡导的自下而上的路数与对资料来源的开拓，与西方的中国史学者更倾心于非官方资料的精神旨趣接近。但走进“历史现场”的田野调查、对非正史地方文书的运用是各区域史研究的相同或通用之法。以江南史为例，1980年代王家范老师多次领着本科生和研究生在江南城乡走街串巷，在现实中感知历史的延存。 开埠前的珠江三角洲，或曰狭义上的华南，从经济上说也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海上贸易又是其卓有的地方特色。从历史上看，中国东部（胡焕庸线以东）的开发沿循了由北向南的序列，即在华北（中国北方，包括中原）、江南、华南次第展开。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先后被开发为鱼米之乡，最大限度地发掘了土地等自然资源，并带动了区域商品化和城市化。环境史学的视野和方法都有助于江南、华南区域史研究的拓宽和深化。 但江南与华南在全国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区位和地位不同。与华南学派所归纳的华南“王化”路线不一样，江南虽然不是大一统政权的中央政府所在地，但却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无论是隋唐时期的大江南——长江中下游地区，还是明清时期的狭义上的江南——长江三角洲地区。而且，始自六朝时期中国的经济中心南移，江南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区，其在统一时期与北方政治权力中心的关系也是异常紧密。 另外，江南作为中国乃至东亚最发达、最先进的地区，不仅在全国经济网络以及对外经济联系中扮演着领头羊的作用，而且在经济与文化领域里出现了一些“新”气象，被归结为 “江南道路”或“江南模式”，或可与“英格兰道路”对比，以探讨中、西之间的“合流”与“分流”。而江南等东南沿海的发达没有带动起传统社会的异变和突破，即便其在开埠以来现代化成功并没有带动起整个国家的成功转型，又推动我们对区域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思考。 建设江南史研究的学术平台 中国社会科学网：请向学界介绍下江南区域史研究中心近年来的学术工作，中心编辑的《江南区域史研究论丛》刊物，以及你们团队今后的发展方向？ 孙竞昊：我们江南区域史研究中心更多地是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近年来，我们举办了多次江南史、环境史的会议和工作坊。其中，2012年，与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合办了“传承与创新：浙江地方历史与文化”学术研讨会，集中于浙江地方史的议题。2018年，与《浙江社会科学》杂志社合办了“江南区域环境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这是学术界第一次以江南环境史作为主题的会议。2019年，与德国马普科学史研究所、《浙江社会科学》杂志社合办了“历史上景观变迁的管控：人类世中的自然、技术与权力（Historical Management of Changing Landscapes: Dynamics of Nature, Technology, and Power in the Anthropocene）”国际学术会议，旨在探讨历史时期（人类世）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促进环境史与科技史之间的对话。  江南区域史研究中心编辑出版的《江南区域史研究论丛》第一辑。江南区域史研究中心/供图 江南史中心的另一项比较重要的学术工作是邀请海外专家来华进行学术交流，近年来仅环境史的讲座就有10余场次，收到师生们很好的反响。中心的老师和研究生也多次到国外高校或学术机构访问、访学。 此外，我们中心以书代刊，编辑、出版了一本论文集和一部《江南区域史研究论丛》，收录了江南区域史研究的一些成果。 江南区域史研究中心越来越突出环境史研究的主旨，以区域环境史研究作为江南史研究的指向，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