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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5月，上海《点石斋画报》刊登了一幅《斗牛为乐》图：一个栅栏围成的圆形场地，四周坐满了戴礼帽、留八字须的外国绅士，间有一些花冠华服的女郎。场地中央，一头壮硕的公牛，筋肉暴凸，四蹄蹬地，正低头用尖利的牛角攻击一名武士。武士身形矫健，左手持一块斗篷吸引牛的注意力，右手握剑，伺机攻杀。这幅画出自清末民初著名画家张志瀛之手，白描勾勒，又明显汲取了西方画家写实、透视的技法，相当传神。图上配有文字： 大吕宋打剌干拿地方向有斗牛之戏，习俗相沿以为乐也。其法以伟丈夫一人，浑身结束，矫健若猱，一手持利刃，一手挟色帕。一方圈地为场，场外搭盖棚厂为观斗者偃息之所。临时，人与牛俱入圈内，人触牛使之怒，牛逐人，人绕圈奔三匝，既周，箕地驻足，牛至，以色帕拂牛目眩乱，而人即以利刃刺其项，牛亦应手而倒，观者咸称快焉。否则为牛所毙。庄子不云乎：解牛而至三年而目无全牛，其操之也熟矣。顾以取悦于人之故，而以性命为儿戏则愚甚！ 文字约略介绍了斗牛之大概，细节全由画面来交代。作者很排斥这样一种残忍危险的娱乐，人牛相斗，险象环生，尽管斗牛的技巧和庖丁解牛一样可以练得炉火纯青，但为了取悦观众而冒生命危险，实在愚不可及。“大吕宋”即西班牙。1571年至1898年，西班牙曾占据吕宋岛（今属菲律宾），故将西班牙称大吕宋，吕宋岛称小吕宋。打剌干拿，即西班牙萨拉格萨（Zaragoza），是西班牙阿拉贡自治区首府，毗邻法国，是欧洲连接利比利亚半岛的通道。关于西班牙，清人谢清高与杨炳南于1820年合作完成的口述实录《海录》中有《大吕宋岛》一节，只说西班牙“民情凶恶”，只字未提斗牛。关于西班牙斗牛文字记述更早的源头，可以追溯至晚清出使官员的笔下。 1879年12月，黎庶昌任驻西班牙二等参赞。此前，黎庶昌作为郭嵩焘的随员，历任驻英、法参赞，历襄使职，黾勉从公，可谓不辱使命。作为桐城文家、曾门四弟子之一，黎庶昌展现了一个学者和作家独有的眼光，完成一部《西洋杂志》，对西方风物作了细致考察，其中有一篇《斗牛之戏》，将西班牙斗牛的场景首次完整呈现于国人眼前： 骑马者二人，手持木杆，上安铁锥，先入以待。所蹋脚镫，系铁鞋如斗形，牛不能伤。又有数人，各持黄里红布一幅，长约六尺，宽约四尺，诱张于前。牛望见红布，即追而触之。一彼一此，或先或后，使其眩惑，诱至马前。牛辄怒而触马，角入马腹，肚肠立出。若迫近人身，则以铁锥锥之。再诱再触，凡三四触，而人马俱倒于地；马无不死者，而人大率无恙。俟斗伤两马后，即易以人，诱法如前。牛有时不触；或逐急，其人即弃红布于地，而跃出围外。有持双箭者，箭皆以五彩布剪绥裹束，捷出牛之左右，插入背脊隆起处。箭有倒钩，即悬挂于脊上，血出淋漓。如是者三，插入六箭。再易一人，用剑刺之。其人右手持剑，左手持红布一幅，且诱且刺，剑从脊背刺入心腹，牛即倒地。 这段文字画面感很强，斗牛分骑马和徒步，先是骑手执长矛挑逗消耗公牛，人仰马翻，马有时当场毙命。这只是铺垫，接着出场的人牛相斗才是重头戏。作者不愧文章能手：触、逐、弃、跃、持、出、插、挂、刺、诱、倒等动作连续，短句衔接，节奏急促，每一个动词都是一个电光火石的瞬间。这些场景有长镜头的全景交代，还有马腹被牛角刺穿“肚肠立出”，以及牛被刺中后“血出淋漓”的局部特写，让人如临其境。《斗牛之戏》概述了斗牛的场地、仪式和流程，指出西班牙斗牛盛行，举国若狂。国中遍布斗牛场，并从场地形制追溯与古罗马斗兽之间的渊源。从黎庶昌的文字可以一窥斗牛士身着华服，手执长剑，在万人喝彩中徐疾进退，与凶悍的公牛从容搏击的场景，温文尔雅又鲜血淋漓的画面极具冲击力，令人惊心动魄。黎庶昌以桐城古文描绘西方图景，突破了传统古文在题材上的局限，文字精简，富有感染力，达到了古典散文的新高度。作者秉持“主笔客意”的笔法，笔头虽担千钧之力，却举重若轻。当天原定六场斗牛，他只看了四场，在文中不厌其烦地列举斗牛士和马匹的死伤情况，冷冰冰的数字背后是鲜活的生命。结尾处一句：“越五日，闻第六牛所伤之马，骑者亦因马鞍筑胸而死。”看似轻描淡写，其实暗有所指。 1881年秋，蔡钧奉命随郑藻如出使美国、西班牙和秘鲁，1882年3月抵达马德里。5月，蔡钧留任驻西班牙参赞，直至1883年12月，因水土不服患咳血症，销差回国。蔡钧在西班牙驻节两年，完成了《出洋琐记》和《出洋须知》，后由王韬点校，于1885年出版，流传甚广，一度成为晚清官员的出洋指南。蔡钧笔下的斗牛较为简略，如：“牛暴触马腹，人马俱仆，执红绸者导牛至别所。所仆人马，再起与牛斗，牛背被枪三四次，马亦腹洞肠裂而殒。”这些惨烈的细节因有黎文在前，故似曾相识。蔡钧认为西班牙国力衰退，但规制犹存，戏院、公园等娱乐场所遍地皆是，官绅士商以茶会舞会为联络感情的社交方式，通宵达旦，乐此不疲。蔡钧疲于应付，苦不堪言，抱怨西班牙“人多豪爽，好奢靡”，斗牛也是重要的娱乐和社交活动之一，流行不衰，“殆习俗使然欤？” 1887年5月，总理衙门颁布《出洋游历章程》，通过考试选拔，派出十二名游历使分赴亚洲和欧美游历访问。其中洪勋与徐宗培一道，被派往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瑞典、挪威等国，二人于1887年12月出发，1889年回国。洪勋后来完成《游历闻见录》。他对斗牛也无好感，痛陈“斗牛之戏最惨，实无足观，而举国若狂，相沿成习，将欲禁之，几至激变”。十八世纪，入主西班牙的法国波旁王朝腓力五世下令禁止贵族从事斗牛，这项运动遂转入民间，并逐渐衍生出斗牛学校、养殖场、斗牛场和经纪公司等，演变为成体系的娱乐产业。洪勋分析斗牛盛行与西班牙人的性情和体质有关：“胆气粗豪，睚眦必报。身躯不甚魁梧，而体质坚固，生育繁衍，能行长途，不辞劳瘁，饮食菲薄，为欧洲所仅见。”除了人种因素和嗜血的本性之外，可能“盖为此者皆好勇斗狠之流，自诩其能复藉为生计”。洪勋意识到这种残酷的表演背后关系着普通民众的生计，这恐怕才是深层次的原因。 张荫桓是关系晚清甲午至戊戌年间政局变化的一个重要人物。1886年2月，张荫桓奉命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1890年12月回国。这次出洋对他中西大局观的形成无疑是决定性的，也为其日后的宦海沉浮埋下伏笔。张荫桓海外期间的日记既有纷繁的公务交涉，又不避琐屑，记述了生动的生活细节，极富史料和文学价值。张荫桓于1887年5月至7月间访问西班牙，期间观看了两次斗牛。第一次在1887年5月26日，张荫桓初到马德里便被邀请出席斗牛表演，并在贵宾席就座。首领（斗牛场之经营者）特意把打开牛栏的钥匙交给他，请他主持开场仪式，张婉拒。他发现斗牛的仪式感极强，程序考究且等级严密，一如战场。开场的号令由首领手持电话传声筒发出，“亦犹战阵之号令也”。文字展示了作者敏锐的洞察力，绝不仅是看热闹： 初疑两牛自斗以角胜负，岂悟人与牛斗，手持长枪骑马而又浑身自裹铁胁，以有知之人敌无知之牛，已操胜算。人与牛斗，始而长枪，继以短弩，终之以剑，牛无不死，以此示武，诚不解。……马则纯用疲瘦无用之马，日人谓此等马以速死为幸，殆自文其残忍而已。日俗无贫富皆乐观，及刺牛倒地时，观者掷帽掷巾或金银表以犒持剑之人，鼓乐喧和，日人谓以此习武事云。 原以为是两牛相斗，实际是人与牛斗。游戏规则本身不公平，一来人类与低等的牛相斗，已操胜券；二来斗牛士可以骑马，使用长枪短剑，轮番折磨，胜之不武。最后盛装出场的斗牛士扮演了终结者的角色，看似一击致命，但不过是坐享前番众人的胜果。那些无辜毙命的马，则被贴上速死为幸的标签，冷血至极。张荫桓笔下的斗牛，记述的重点已转移到斗牛场外的仪式和规则。与《斗牛之戏》的冷静内敛不同，这里的叙述者径直从幕后走出来，像现场解说，为读者介绍斗牛场的座位配置，观众的激情，以及血流狼藉的场面，同时做出点评，确实犀烛剑剖，一针见血。 张荫桓第二次观看斗牛是离开西班牙前往法国途中。1887年7月24日，张荫桓一行经停山丹巅那，即桑坦德（Santander）。他在现场受到隆重礼遇，观众纷纷向这位远道而来的大清国使臣欢呼致意，作为回报，他对斗牛士进行了犒赏。但因“曩在日都一览，已厌残忍”，于是和在马德里一样，未散场即离席。他发现当地人多贫困，但“窭人虽典衣而观，亦甚自得”。他对西班牙的评价不高：“日俗舍信义而重虚文，似昧本末之理。”这与康有为的看法一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亡命海外十六年，游历欧美三十六国。1906年12月，他曾在西班牙多次观看斗牛，但“频观而厌之”，他也批评西班牙和墨西哥人虽贫苦，却“嗜之甚笃”。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斗牛场之外，试图从西班牙社会风俗和文化精神中寻找答案，但结论并没有比洪勋走得更远。 除了西班牙，古巴也一度盛行斗牛。1511年，古巴沦为西班牙殖民地，直至1898年被美国占领。1879年，清政府在古巴设总领事。广东人谭乾初曾任领事馆翻译，写有《古巴杂记》一书，请老乡张荫桓作序。谭乾初饶有兴味地记载了古巴斗牛，和西班牙大同小异。让他反感的是：“观者或拍掌助兴，或掷帽以颂其奏技之巧，或赏以钱物，以为天下未有如此之神技，未有如此之乐事也者。”当地人对生命的漠视令人震惊，他愤然写道：“夫以杀生为取乐，虐孰甚焉!” 斗牛的场景在外交官笔下不断出现，除了使命相继，述奇逞异的本能之外，还应从更深层次的文化形象来关照。游记作者既是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建构者，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集体想象的制约，因而游记文本中的异国形象就成了集体想象的投射物。旅行者的记录，包含了语言的变化与约定俗成的延伸，表征世界，将世界概念化，最终确认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作者笔下呈现的他者形象就是一面镜子，无论你如何穷形尽相地渲染和描摹，映射出的其实是自我的样貌。也就是说，外交官笔下对斗牛表面上描写的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西班牙，是遥远的“野蛮国度”上血淋淋的场景，揭示了这些外交官内心的道德优越感，毕竟天朝上国素以礼仪之邦自立于世，名教宗国的地位是无可撼动的。联想彼时天朝上国的处境，其实正是一种弱肉强食的现实隐喻：西人残暴蛮横的反面，正是羸弱不堪、任人宰割的晚清帝国，彼时的中国就像斗牛场中那被众人围攻，最后力竭惨死的牛。在文化中心主义与种族主义的双重作用下，斗牛场景的踵事增华，维护了中华帝国在世界秩序中的自我身份认同，即文明高雅与野蛮暴虐的分野。然而在这样一个不可理喻的残暴的他者面前，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是蔑视与恐惧交织的复杂情感。 张荫桓诗文兼善，出使海外期间除了日记，还有诗集《三洲集》行世，以古、近体诗描写异域风情，尝试借助机器、玻璃、电灯、地球等新名词呈现西方近代化的图景，比有“诗界革命之哥伦布”之称的黄遵宪还要早。其中有一首长诗《日斯巴尼亚城观斗牛歌》写的就是斗牛： 此邦风尚乃如此，云以肄武非惨伤。 两角岂足敌丛刃，人能蹂跃能兔藏。 依然斗智匪斗力，徒手难缚吁其怆。 衅钟犹复廑仁术，祆神戒杀空语长。 诗歌刻画了斗牛的种种惨状，批评西人野蛮冷血，恃强凌弱的恶行。结尾引出齐宣王以羊易牛行衅钟之礼的典故，阐明儒家之仁心仁术，“君子之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牛羊不论大小，都是供人驱使的生灵，要善待它们。只有“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天下方可运之掌上。这与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人截然不同，他们口口声声宣扬爱护生灵万物的普世之爱，却公然以性命为赌注，杀生取乐，实在是莫大的讽刺。在形象学看来，异国形象具有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两种功能，前者将自我的价值观投射在他者身上，通过叙述他者而取消了他者;后者则相反，由对一个根本不同的他者社会的描写，展开自身文化的批判。在具体文本中，这两种心态其实是交织在一起的，即歆羡（肯定）与轻蔑（否定）的杂糅。西方人形象在晚清国人眼中一直都是异化和变形的，甚至被妖魔化，首任公使郭嵩焘便背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骂名，斗牛这种与人性相悖的运动正与国人心目中的西人形象契合。但西方世界拥有先进的科技，雄强的军力，富庶的经济又是必须承认的事实，道光以降的多次交锋，晚清帝国吃尽苦头。国人对西方世界始终存在既接纳又排斥的复杂心态：光怪陆离的科技固然可称道，但终究不过奇技淫巧；口口声声敬神爱生的西方人，终究难改“暂通禽兽语,终是犬羊心”的本性。对这些出洋官员而言，跨越文化差异的心理边界要比跨越千山万水的地理边界困难得多。 其实对于西班牙，这些晚清外交官还有一层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复杂情感。1887年5月21日，张荫桓在马德里觐见西班牙王后，并递交国书。一位“墨缞端坐”的中年妇人在官员引导下，亲自接过国书，并亲切慰问张荫桓一行。礼毕告辞，王后回顾三次，“曲膝为礼”，可谓盛情殷殷。张荫桓很受触动，返回途中感慨：“日国当尔百年前跨有数洲，南北花旗多其属土，近则只有古巴、小吕宋两处，极弱之甚，日后持服之诚、抚绥之难骤见，不禁恻然。”西班牙王朝于1492年建立，十六世纪末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后来一系列对外战争失利，丢掉海上和陆地军事霸权。十九世纪初，西班牙为脱离法国的殖民统治进行独立战争，海外殖民地丧失殆尽。1837年，伊莎贝拉二世确立君主立宪制，经过短暂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共和国时期，1874年复辟。这位王后是国王阿方索十二世的遗孀，玛丽亚·克里斯蒂娜女大公。阿方索十二世1885年去世后，已有身孕的王后摄政，直到阿方索十三世成年继位。张荫桓觐见的“墨缞端坐”的女王，正是玛丽亚·克里斯蒂娜女大公。1898年的美西战争使西班牙彻底走向衰落。当时的晚清帝国内忧外患，千疮百孔，慈禧太后正以一己之身羽翼幼主光绪皇帝，行摄政之实，与西班牙何其相似。张荫桓触景生情，“不禁恻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西班牙似曾相识的境遇不止一次唤起张荫桓这种同病相怜的感慨，某日，张荫桓与菲律宾总督会晤后，又写道：“小吕宋土人半黄黑，颇类华种，西人每夸属土，若日国近状，则止小吕宋于古巴而已，宜有今昔之感。”西班牙与中国相隔万里，但由盛转衰的现实却大致无二，感同身受，言外之意，不言自明。 1902年，阿方索十三世正式继位。晚清政府派张德彝以出使英法义比四国大臣兼专使西班牙大臣的身份，赴马德里出席加冕庆典。4月14日，张德彝与各国使节一同观看斗牛，当日要连斗八场。种种血雨腥风的场面，使各国专使不忍直视，希腊专使看完第二场就走了。张德彝想中途离场，但考虑到自己的礼服比较显眼，公然离场不好看，一直坚持到第六场才离开。当晚，国王又设晚宴款待外宾，宴会中，阿方索十三与张德彝有一段有趣的对话： 国王亦谢国礼，并问喜观斗牛戏否？余答甚喜看其人之勇敢。王言不以其为残虐耶？余云由此使国人发奋，毅然保国。王闻微笑。 张德彝不愧为在海外浸淫已久的外交官，一问一答，顾左右而言他，既维护了国王的体面，又保留了自己的真实想法，皆大欢喜。 1909年8月，景悫自费出洋，转道日本，先后游历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希腊、意大利、德国、挪威、瑞典、芬兰、俄国等，历时八个月，著有《环球周游记》。这部旅行笔记与黎庶昌《西洋杂志》的体例类似，以时间行程为序，聚焦各国最具代表性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社会风俗或历史人物，以单篇游记独立呈现，其中就有《西班牙观斗牛》。文章先述斗牛风俗的缘起，介绍斗牛场形制，仪式规程，再叙斗牛的盛况，事无巨细，一一罗列，甚至具体到斗牛士漂亮的短天鹅绒上衣： 午后二时，观客咸集。场内已无立锥地，场内一隅，忽走出警察官，以二兵为导，检查场内一周，见准备已完善，始允开演。初时，场内骚扰之声不可遏止，至演技开始，顿觉沉静。警察官等回至原处，闻喇叭声，斗牛与勇士由场之一隅悠然而出。十数助手前导，勇士坐马上，戴黑笠状扁帽，著短天鹅绒上衣及以金银为饰之外套，足下白靴踏镫上，廻行场内一周始入。是为勇士之谒见式。 旁枝末节交代得过于详细，反而到真正的斗牛大戏，语言贫乏，难脱前人窠臼，干脆写道：“勇士仍逞其技术而与之斗，千变万化，五花八门。”文字已明显向白话靠拢，语言繁冗，欠雅洁，可视为事事详备的旅行指南。梅尔维尔说，在某种意义上，“几乎所有的文学都是由旅游指南组成的”，前者自娱且娱人，文字自然讲究，带给读者审美快感；后者则以实用性为目的，文字的优劣退居次席。从黎庶昌到景悫，斗牛这一独特的文化景观完整呈现在中国读者眼前，文字的优劣短长一目了然，但那种久违的旅行的快乐，已从沉重的外交使命跳脱出来，演变试图召唤更多旅人亲历其境的旅行指南。 斗牛一直以来被认为是西班牙的国技，是一项集合了勇气、智慧、技巧与力量的运动。海明威说：“斗牛是唯一一种使艺术家处于死亡威胁之中的艺术。”把斗牛视为一种人类挑战命运的艺术形式，这不禁令人想起那个执着挑战一切，甚至与风车决斗的西班牙英雄：堂·吉诃德。这样的看法并不被晚清外交官认可，西班牙人在斗牛场上展现出的那种骄傲、高贵、荣誉和激情的贵族传统和英雄气质，被视而不见，只有残酷的本性得到强化和张扬。1908年，上海《通问报》第三百零七回《从录》栏目评述西班牙斗牛：“以贵重之生命与牛决，其不知自重而未脱于野蛮时代之陋习，亦可想见矣。”这是近代国人的普遍认同，所以景悫说“故言及西班牙，必联想及斗牛”。关于斗牛的只言片语、游记文本、新闻报道和摄影图像在西行者笔下的不断重复、转述，借助报刊等传播媒介，形成一个张扬互文性的语义场，野蛮的西班牙和残酷无情的斗牛，被绑定在一起，成为约定俗成的“套话”，一直延续下来。 （杨波，学者，现居河南开封，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兼写散文随笔，出版有散文集《雪满山》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