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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为加强防御，在北部边疆长期建立了长城防御体系，明代在海洋空间面临实质性挑战后，在东部近海地区也开始构建了长城防御体系。长城一方面起到了有效的防御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被动特征，无法彻底解决来自北方族群与东部海域的威胁，反而产生“反噬效应”，造成巨大的财政负担与社会动荡，甚至带来全方位的政权危机，这是影响中国古代历史变迁的重要因素。长城虽然是政权之间的界限，却并非族群之间的界限，而是一条生态过渡区的界限。 关键词：长城；北方族群；“反噬效应”；生态界限 作者简介：赵现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长城史。 如同任何有机体一样，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在条件具备、实力强大时，都尽可能地开拓生存空间，尤其在政权处于上升期的王朝前期阶段，表现得最为突出与明显。但当中原王朝步入中后期，政权逐渐陷入制度烦琐、官僚腐败而导致的低效困局，经济收入被各种权势集团侵占，自然灾害造成人口流徙，军队战斗力下降，边疆开拓便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往往转而在边疆地区采取防御政策。不仅如此，中国古代中原王朝由于是农业政权，时常在条件具备之时，也会出于政治利益的考量，往往在大规模推广农业经济的临界点，转而采取保护胜利果实的防御立场。也就是说，中国古代中原王朝在相当时期，甚至部分王朝在大部分时期，在整体上其实一直处于防御立场。为加强防御，中国古代在陆地边疆尤其北部边疆，长时期、大规模修筑长城。明代以后，面临海上的挑战，中原王朝在东部沿海同样构建了长城防御体系。长城虽然在中国古代长期保护了中原王朝的“基本盘”，却一直未能主动解决来自边疆的威胁，由之所带来的“反噬效应”反而加剧了中原王朝的财政危机、社会危机，最终造成全面的政权危机，成为中国古代历史变迁的重要因素。 一、中国古代长城防御体系的立体特征 在防御思想影响之下，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为了防御北方族群，在北部边疆，长时期、大规模地修筑长城。中国古代之所以修筑长城，是出于战术、财政、政治等多种考虑。在古代世界，骑兵以其快速迅捷的特点，具有很强的冲击力与机动性，在作战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在中国古代，北方族群凭借骑兵战术，在与中原王朝的战争中，一直占据着优势。明中期李杰在奏疏中指出：“臣尝深思之矣，西北二边，境土辽远，虏一鸣鞭，即抵城下。欲战则势力不敌，欲守则刍粮罕继。且其来如焱风，去如收电，我方出兵策应，彼已虏获而归。”[1] 为应对北方族群的冲击，中原王朝不仅要解决步兵如何抵御骑兵的战术问题，而且还要面对北族骑兵战略上的声东击西，与“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2]的灵活性所带来的飘忽不定，以及中原军队千里寻敌所带来的粮饷、物资供应问题。明成化六年(1470)五月，陕西巡抚马文升指出蒙古“侵犯我边，曾无虚岁。每我出兵，虏辄遁去，徒费粮刍”。[3]在古代社会，由于交通运输条件较为落后，战争所必需的后勤供应对于财政有限的古代政权来说，是一项巨大的负担。明丘濬指出：“况边塞之地，馈饷为难，内地米一斛至边，计其费不止三斛也。”[4]不仅如此，中国古代中原王朝由于建立在农业经济之上，对于战争所引发的社会动荡与劳动力减少，更显得缺乏耐受力。因此，对北方族群的作战，不仅是一项军事问题，还是一项财政问题，最终是一项关系政权全局的政治问题。 为此，中原王朝尝试以长城加以应对。长城具有五种战术功用，能够有效克服北族骑兵的冲击力与机动性。首先，长城最外层是连绵的烽火台，守台士兵看到北族骑兵，便可以通过传递烽火、狼烟等形式，将敌情传递给长城沿线军队，使其可以根据来犯敌军数量、进攻方向，进行有针对性的调动与部署。 其次，烽火台以内是边墙。边墙以一道墙的形式，直接御敌于国门之外，从地形上阻挡了北族骑兵，从而保护了中原王朝统治的“基本盘”，保障了正常的农业生产。北方族群如果要穿过边墙，势必要挖墙，或者寻找薄弱环节，其快捷的机动性便会有所下降。同时即使北族骑兵挖墙而过，进入长城以内之后，中原士兵可以再次修补边墙，北族骑兵回来时，便只能再次采取挖墙的方式，容易遭受中原士兵的围追堵截。比如成化十年(1474)，余子俊修筑了榆林长城，这一功用很快便体现了出来。“子俊之筑边墙也，或疑沙土易倾，寇至未可恃。至十八年，寇入犯，许宁等逐之。寇扼于墙堑，散漫不得出，遂大衄，边人益思子俊功”。[5] 第三，长城除边墙外，还包括壕堑、镇城、营堡、城寨、墩台，是一种立体防御体系。中原王朝修筑边墙时，往往从墙外取土，从而在边墙外形成了一道壕堑，相当于城墙的护城河，增加了北族骑兵越界的难度。由于北部边疆多山，地形不平，因此北方族群南下时，往往采取沿河谷而行的方式，这样不仅可以利用河谷的平坦地形，而且马匹还可以饮水吃草。中国北方降雨较少，农业种植需要借助河水灌溉，因此中原王朝的农业区也呈现沿河分布的格局。为保护农业区、防御北方族群，中原王朝往往在河谷旁修筑镇城、营堡、城寨、墩台等长城设施，在北族骑兵到来时，利用依山面河的有利地形，层层阻截，机动开展战争，从而弥补了步兵的短处，有效地遏制了北族的骑兵优势。比如成化七年(1471)四月，陕西巡抚马文升指出北族骑兵利于在平坦地带驰骋，汉人士兵利于依托险阻以防御。“御戎之道，以守备为本。况胡马利平地，而汉兵利险阻”。鉴于榆林地区缺乏地理险阻，“今榆林一带城堡，多平川旷野，无险阻可守”，[6]从而奏请在榆林西南的环县、庆阳群山分布的地区，构建长城防御体系。 环庆迤北，重山复岭，深沟陡壑，古迹城堡，往往尚在。虏每入寇，必循大川而行，西则黑城沟，东则铁鞭川。臣按行西路，环县城临大川，傍有高山，中有环河，即古长城旧址，宜于此筑垣墙、敌台，并修本钵古城。虏入以神铳、火炮御之，可以断其咽喉。东路铁鞭川，乃官军刍粮所由，因无烽堠，多被虏掠。古有铁鞭城，最为险阻。宜修完之，则士卒有所屯聚，亦可绝虏深入之路。[7] 第四，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不仅修筑长城设施，而且在北族骑兵进犯之时，将附近民众、牲畜、物资收容进镇城、营堡、城寨、墩台，实行坚壁清野的战术，防止人口、物资被北方族群抢掠，实现阻止敌军的战略目的。同时还倡导民众修筑民堡，在广阔的北部边疆，普遍修建起城堡，不仅最大限度地实行坚壁清野的战术，而且还将民众武装起来，进行军事训练，从而实现了北部边疆社会的普遍“军事化”，使北方族群进入长城地带后，面临着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比如成化六年(1470)三月，延绥镇巡抚王锐便奏请设立民堡，在陕北地区建立起广泛的防御网络。 团堡以卫民生。谓榆林一带地方，既添兵以分守，又设险以御寇。然其军民所处，多临边塞。乞敕所司，就于居民所聚之处，相度地宜，筑为砦堡，务为坚厚，量其所容，将附近居民聚为一处。无事之时，听其耕牧；遇有声息，各相护守，则寇盗无从剽掠，地方可保无虞。[8] 第五，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修建墙体并非一道，也不只是横向的，而是有多道纵横的墙体，从而将北部边疆切成一个个包围圈，北族骑兵一旦进入，便很难出去。比如明代榆林南北分别有大边长城、二边长城，二边又称“夹道”。“内复堑山湮谷，是曰‘夹道’”。[9]西部又与宁夏镇有一道南北走向的界墙。 总之，中国古代中原王朝通过在广阔的北部边疆，利用有利的地形，构建起立体的长城防御体系，不仅有效地克服了北方族群的骑兵优势，而且将自身步兵的短处充分掩盖起来，在防御中实行局部的进攻，将自身的战术优势充分地发挥出来；不仅通过坚壁清野，充分保障了边疆民众的生存、经济生产与生活物资，而且破坏了北族骑兵“因粮于敌”的战术和抢掠民众、物资以壮大自己的战略目的；不仅克服了北族骑兵的冲击力与机动性，保住了自身统治的“基本盘”，而且减少了军事调动、战争所带来的巨大财政开支，有利于自身的社会稳定与政权稳固。概而言之，在解决北方族群问题上，长城是一项具有多种功能且现实有效的军事工程。 二、中国古代关于长城的政治争议与政治取向 但在中国古代，围绕长城的争议，自其修筑之始，便长期存在，一直伴随长城修筑之始终。对于长城的争议，主要来自于军事理念、财政观念与政治文化等层面的质疑。 首先，从军事理念而言，长城由于是被动性的军事防御设施，从而不是具有开拓疆土愿望的政权所优先选择的军事方案。在具备一定军事实力的情况下，中国古代中原王朝还是更为倾向于通过进攻形式，彻底解决军事威胁，开拓边疆，彰显尊严。 其次，修筑长城需要耗费大量财力，劳役民众，这对于主张从“民本”思想出发，节约财政、爱惜民力的儒家士大夫集团来讲，具有一种内在的冲击。中国古代实行“量入为出”的财政制度，修筑长城的巨大开支，是每个政权在开展这项工程之前，都必须考虑的问题。而反对违反季节规律、征发民众赋役的思想，也很早便已产生。记载两周史事的《逸周书》，主张“无夺农”是君主应行的九项政治行为，即“九德”中的一德；将“劳休无期”，即频繁地征发劳役，作为君主应该戒除的九项政治行为，即“九戒”中的一戒。[10] “葛其农，时不移”，[11]文王将敬重农事，不改易农时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准则，并认为不按照季节，违背农时，征发赋役，即“动不时，民不保”，[12]将会导致百姓生存无法获得保障，政权也将最终走向灭亡。“昔者有洛氏宫室无常，池囿广大，工功日进，以后更前，民不得休，农失其时，饥馑无食，成商伐之，有洛以亡”。[13] 大规模修筑长城所带来的赋役征发，不仅有可能对正常的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的冲击，而且也容易引发社会动荡与民众叛乱，从根本上威胁政权的稳固。秦末叛乱群体便将秦修长城作为秦朝恶政之首。“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财匮力尽，民不聊生”。[14]司马迁批评秦朝在平定六国之后，“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即不致力于安定民众，而是修筑长城。同时司马迁认为迎合秦始皇这一政策的蒙恬最终被诛，是理所当然之事。“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15] 最后，中国古代“内政为本”的政治观念，对于包括修筑长城在内的所有军事方案，都从根本上呈现出强烈的政治伦理批判。这种政治观念认为解决好内政问题，是维护政权的根本措施。孔子所倡“节用而爱人”，便是这一政治观念的具体体现。明人韩邦奇对此也深表赞同，认为：“有足国之大本，有强国之大本。食货者，足国之道也，而其本在于节用。戎兵者，强国之道也，而其本在于安民。用既节而国不期足而自足，民既安则国不期强而自强。”[16]治国者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将会导致民穷而国危。“苟务国之不足而不本于节用，吾知所入者不能给其所出，虽头会箕敛，民力愈竭而用益不足矣。务国之强而不本于安民，吾知本既先拨而戎狄乘之，良民善众亦且化而为大盗矣”。[17] 王莽新朝时期，将领严尤劝谏王莽不要讨伐匈奴。他首先指出在处理边疆族群问题上，不应采取征伐方案。“臣闻匈奴为害，所从来久矣，未闻上世有必征之者也”。[18]周朝、秦朝、西汉虽皆曾北征，但都未能取得好的效果，甚至适得其反。“后世三家周、秦、汉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19]秦始皇修筑长城，导致民力匮竭，政权覆亡，是最为失策的方案。“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轻民力，筑长城之固，延袤万里，转输之行，起于负海，疆境既完，中国内竭，以丧社稷，是为无策”。[20] 三、长城的“反噬效应”与历史影响 中国古代围绕长城的争议，还有另外一种考虑，即长城终究是一项防御方案，无法主动、彻底解决北方族群的威胁，从而使中原王朝与北方族群的战争，呈现长期对峙的状态。不仅如此，伴随防御日久，中原王朝军队战斗力逐渐下降，长城防御的实际效果也就大打折扣，长城防御便逐渐陷于被动态势。比如万历时期，到北京朝贡的朝鲜燕行使，注意到了辽东镇长城士兵的畏懦之状。“而例遇小贼，辄伏城头，不敢发一矢，以致恣意虏掠，坐看系缚鱼肉而已”，[21]这不仅给中原王朝带来了巨大的军事压力，而且也给长城边疆社会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并最终形成“反噬效应”。 所谓“反噬效应”，指长城边疆所在的地区是生态环境较为恶劣、生态灾害易发的“生态高危区”，经济方式较为单一、经济条件较为落后的“经济落后区”，国家财政长期处于危机状态的“财政危机区”，但却是大规模战争连绵不断，社会长期处于“军事化”的“军事风险区”。简单地说，便是长城边疆在处于灾荒多发、经济落后、财政匮乏的同时，长期支撑着大规模战争与军事化社会，从而成为中原王朝地缘政治版图中最为脆弱、风险系数最高的区域社会。在正常条件下，长城边疆社会已经处于风声鹤唳、危机四伏的社会困境，一旦各种社会危机同时爆发，长城边疆社会便会迅速崩溃。由于长城边疆社会呈现高度的“军事化”局面，一旦社会崩溃，被武装起来的长城边疆军民便会揭竿而起，他们所拥有的组织性、战斗力都会成为政权的巨大威胁。 长城“反噬效应”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明朝灭亡于长城周边的军民叛乱与清军入侵。在榆林明长城防御体系构筑不久的成化末年，延绥镇已是北疆诸镇中财政最为困窘者。成化二十二年(1486)，右副都御史黄绂巡抚延绥镇，便目睹了这一现象。“绂偶出，望见川中饮马妇片布遮下体”，于是提前拨付士兵军饷。“大惭，俯首叹息曰：我为延抚，令健儿家贫至此，何面目坐临其上？亟令豫出饷三月”，从而改善了榆林士兵的生存条件。 由于榆林明长城防御体系立足于防御，而未主动、彻底解决河套问题，蒙古逐渐南下河套、固定驻牧，对榆林构成越来越严重的威胁，延绥镇财政危机从而一直存在，并不断加剧。万历《延绥镇志》记载了晚明延绥镇军事防御与财政之间的严重冲突。“今榆沙深水浅，耕无菑获，渔无钓饵，百不一产，障二千里之长边，拥数十万之大众，费之不赀，如填溪壑，倍蓰他镇”。[22] 为建立抵御河套蒙古的长期有效机制，明朝将整个榆林社会发动起来，征召民众进入军队、驿站等军队体系，并倡导民众修筑民堡，实行自卫，榆林从而形成高度“军事化”社会。明末陕北发生大规模旱灾，明朝为应对财政危机，缩减开支，从而大规模裁减延绥镇军队体系的外围部分。包括驿卒李自成、士兵张献忠在内的大量榆林居民揭竿而起，借助其军事经验，驰骋大半个中国，最终灭亡了明朝。 而结束明末农民战争、取代明朝的军事力量来自于明辽东长城外侧的建州女真。建州女真是辽东长城边疆原属明朝的羁縻卫所，这一地缘特征在努尔哈赤发布的讨明檄文——“七大恨”中，有明确表述。用满文记述的《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记第五恨曰：“许多世代看守皇帝边境而居住的柴河、法纳河(范河)、三叉拉等三个地方，珠申耕耘的粮食，不令收获。尼堪出兵驱逐，此五恨。”[23]其中的“许多世代看守皇帝边境而居住”，清楚地揭示了建州女真居于边墙外侧，充当明朝抵御更北的女真部落的地缘角色。而建州女真也确实长期担负了守御边境之责，比如第二恨曰：“虽然杀我父祖，我仍愿修好，使立石碑盟誓说：‘无论尼堪、珠申，凡有越过皇帝边境者，看见越境者就要杀死。若是看见而不杀，要罪及不杀之人。’尼堪背此誓言，派兵出境助守叶赫，此二恨。”[24]从这一地缘位置出发，努尔哈赤在第六恨中，将叶赫称作“边外的叶赫”，[25]可见将自身定位为介于明朝、其他女真部落之间的角色。而用汉文书写的《天聪四年木刻揭榜》，更是直接指出建州女真负责为“大明看边”。“金国汗谕官军人等知悉：我祖宗以来，与大明看边，忠顺有年”。[26]在第一恨中，指出建州女真负责为明朝看边，与明朝开展朝贡贸易。“我祖宗与南朝看边进贡，忠顺已久，忽于万历年间，将我二祖无罪加诛。此其一也”。[27]在第六恨中，指出建州女真长期在“近边住种”。“我部看边之人，二百年来，俱在近边住种。后南朝信北关诬言，辄发兵马，逼令我部远退三十里，立碑占地，将房屋烧毁，口禾丢弃，使我部无居无食，人人待毙。所谓恼恨者六也”。[28]建州女真借助长城外缘的地缘优势，不仅能够长期得到明朝送来的生存物资，不断招徕汉人翻越长城，进入东北平原，而且不断招降草原上的汉人。凭借多族群的优势，清朝建立起强大的军事实力，最终取代明朝，统一全国。 可见，长城长期保护了中原王朝的“基本盘”，维护了中原王朝的社会稳定与稳固。但长城作为防御方案，无法主动、彻底地解决北方族群的威胁，守军在长期消极因循中，反而呈现战斗力下降的战略劣势，最终在长城边疆社会的“反噬效应”下，政权瓦解。因此，对于长城的评价，应从中国古代的历史背景出发，多角度地客观分析，而避免落入单纯地肯定或单纯地否定的窠臼。 关于这一问题，丘濬指出应从客观角度，对长城进行公允的评价，并运用合适的方式修筑长城。在丘濬看来，长城之所以不断得以修筑，在于长城能够弥补地形所存在的缺陷，隔开华夷，维护了他理想中的族群地理格局。“盖天以山川为险隘，限夷狄，有所不足，增而补之，亦不为过”。不过修筑长城应掌握力度，不应过度劳役民力，这样反而会造成政权不稳，历代修筑长城之所以招致非议，便在于未能很好地把握这一关节。“然内政不修，而区区于外侮之御，乃至于竭天下之财，以兴无穷已之功，是则不知所务矣”。在丘濬看来，历代修筑长城，也都是为保障民众出发。“虽然，长城之筑，虽曰劳民，然亦有为民之意存焉”。只不过长城之修筑，应循序渐进，陆续修筑。“设使汉之继秦，因其已成之势，加以修葺；魏之继汉，晋之继魏，世世皆然，则天下后世，亦将有以赖之限隔华夷，使腥膻桀骜之虏，不得以为吾民害矣”。因此，丘濬对部分王朝鉴于秦朝灭亡与长城修筑有关，从而完全废弃长城的做法，表达了批评态度。“奈何后之人，惩秦人起闾左之失，虑蒙恬绝地脉之祸，而废其已成之功，岂不可惜哉！”丘濬主张在前朝基础上，完全用士兵，而非民众，慢慢修筑长城。“后世守边者，于边塞之地，无山川险阻之限，而能因阨狭之阙，顺形势之便，筑为边墙，以扼虏人之驰突，亦不可无也，但不可速成而广扰尔。若就用其守御之人，而限以三十年之久，徐徐而为之，其成虽速，犹胜于不为也”。[29] 四、作为生态界限而非族群界限的长城 关于长城是否是中国的边界，国内外长城研究者一直存在激烈争论。但对于长城是否是汉人与其他族群的界限，绝大部分研究者除提出北朝长城、金界壕是北方族群之间的界限之外，对于这一问题基本是持认可态度的，但历史事实却并非如此。 虽然中原汉地农业经济较为发达，但普通民众却承担着沉重的赋役，尤其北部边疆的民众劳役更重，且时常遭受边疆战乱的冲击。为逃离这一困苦的生活环境，北疆不少汉人越过长城，潜逃至草原地带。这一现象西汉时期便已出现，汉代不少汉人越过长城，投奔匈奴。[30] 而在明代，这一现象愈发严重。正德时期，给事中毛谏奏：“臣又闻虏中多半汉人，此等或因饥馑困饿，或因官司剥削，或因失事避罪，故投彼中以离此患。”[31]这一时期发生在宁夏镇兴武营的一场对话，便揭示了这一历史现象。正德年间，陕西三边总制王琼命宁夏镇粮食运往甘肃镇。边墙之外的蒙古听到边墙以内不断运输的声音，派遣五名部众前来侦查。而这些部众本为宁夏镇韦州人，只是因为“韦州难过，草地自在好过”，才脱离明朝，北入草原。“又言：‘我原是韦州人，与你换弓一张回去为信。’墩军曰：‘你是韦州人，何不投降？’贼曰：‘韦州难过，草地自在好过，我不投降。’举弓送墙上。墩军接之，不换与弓，贼遂放马北奔”。[32]相似的一幕，在嘉靖十五年(1536)的山西再次上演。当年十一月，蒙古大举进攻宁武关，明军追至三马营，包围了蒙古骑兵。蒙古骑兵见明军势盛，从而亮出自身大同人的身份，请求通过。“敌见兵马强劲，内一人勒马答话：‘我是大同人，你是那里人？’马令通事回答：‘是偏关并老营堡人马’”。[33]如果说这还无法判断这是个人行为，还是其仅是大批加入蒙古的汉人中的一员，那么下面一段话便可揭示出他只是众多叛逃到草原的汉人中的一员。“其人说：‘不曾抢了你地方，你将我大头儿父子都杀了，又杀了我许多兵卒，众人号泣讨路，放过去罢！’”[34] 遁入草原的汉人，聚居于明长城之外，从而形成了大片定居农业聚落，被称为“板升”。[35] “明嘉靖初，中国叛人逃出边者，升板筑墙，盖屋以居，乃呼为‘板升’”。[36] “‘板升’者，华言城也”。[37]后来用“板升”指代蒙古草原上的汉人。板升规模很大，“有众十余万，南至边墙，北至青山，东至威宁海，西至黄河岸，南北四百里，东西千余里，一望平川，无山陂溪涧之险”。[38]他们将蒙古高原的游牧经济方式一改而为农牧结合的复合经济，推动了明清时期蒙古高原的经济转型。“耕种市厘，花柳蔬圃，与中国无异，各部长分统之”，[39] “蜂屯虎视，春夏耕牧，秋冬围猎”。[40]不仅如此，逃至蒙古高原的汉人，还有白莲教徒。 大同右卫大边之外，由玉林旧城而北，经黑河二、灰河一，历三百余里，有地曰丰州，崇山环合，水草甘美，中国叛人丘富、赵全、李自馨等居之。筑城建墩，构宫殿甚宏丽，开良田数千顷，接于东胜川，虏人号曰：“板升”。[41] 这些教徒造反不成，从而有组织、成规模地进入蒙古草原，由于具有一定的政治野心，从而成为明后期挑动明蒙战争的政治势力。 (丘)富等先年皆以白莲教妖术诱虏，导之入寇，教以制钩杆、攻城堡之法，中国甚被其害。是时，虏酋俺答引众西掠且二年，留部虏千余人于丰州守。其老幼虏不耐暑，每夏辄徙帐大青山口外避之，而富等居板升如故。[42] 板升内部分为多个部落，形成自我统属体系，而其中才智之士则被任命为各部酋长。在这之中，赵全统辖部众最多，所居之地被称为“大板升”。据赵全自称，所统部众有一万余名。 (赵)全住大板升，节年抢掳汉人并招集逆教白莲教人等约一万余名，分立头目一十二名，冯世周、孟大益、李山、潘云、陈钺，并见在虏营逆犯大罗、小罗、杨廷夏、杨廷智、刘豸、张豪杰、瓦四，各管七百名不等，俱属全总管。[43] 但当时大同镇巡抚方逢时却记载赵全统辖三万余名部众。“赵全有众三万，马五万，牛三万，谷二万余斛”。[44]与赵全相比，其他板升势力要弱小许多。比如仅次于赵全的李自馨与周元，所领部众仅有数千人。“李自馨有众六千，周元有众三千，马牛羊称是”。[45]由于势力较大，赵全与李自馨被俺答“俱加为酋长”。[46]赵全又被称为“驸马”，李自馨、周元又被称作“秀才”。“彼中称全为倘不郎，华言驸马也；李自馨、周元为必邪气，华言秀才也”。[47]而其他板升规模较小，“余各千人”。[48] “小板升”有32处，由32名小头目分别管理。 外仍有小板升三十二处，小头目三十二名，东打儿汉、火力赤、张榜势、毛榜势、打儿汉、小则火同智、海代首领、俺黑儿器、长腰儿、火里智、丫头计、大笔写气、力郎、小则磨毒气、打儿汉、刘栋、锁合儿、韩侯儿、王铣秀、石秃八儿党、小则红眼子、则徐先儿、李自荣、火力赤老汉、代锁合儿、冯通、小则火里智老汉、五合器、李只害、萧牌子、高洪、马洪名下，各管汉人八百或九百余名，各在丰州川分地住种。[49] 板升为蒙古进攻明朝积极出谋划策，“每大举进寇，俺达必先至板升，于全家置酒大会，计定而后进”。[50]同时为蒙古指点破解明军防御之法，并加入战争中来，推动蒙古军队的组成与战法进一步丰富。嘉靖十六年(1537)，山西巡抚韩邦奇指出蒙古作战方式与之前有所不同。 臣等再观近日敌之入来，深谋秘计，与昔不同。向也无甲胄，今则明盔明甲，势甚剽疾矣；向也短于下马，不敢攻穵城堡，今则整备锹钅矍，攻穵城堡矣；向也不知我之虚实夷险，虽或深入不敢久留，今则从容久掠，按辔而归矣；向也群聚而入，群聚而出，忽若飘风，今则大举，决于一处，分掠各边，使不暇应援也；向也兵无纪律，乌合而来，星散而去，今则部伍严肃，旗帜号令分明矣；向也不焚庐舍，今则放火焚烧矣。[51] 在他看来，这一变化根源于大量叛逃的明人、明军的出谋划策。“其故何哉？有中国之人为之谋划，有中国之人为之向导，有中国之人为之奸细，有中国之人遗易之铁器。况事变之时，投入敌中者，又皆惯战有勇之人也”。[52] 而在草原政治生活中，板升竭力推广汉人政治体制。嘉靖后期，俺答汗已自立为蒙古可汗，板升集团又进一步鼓动他模仿汉制，登基称帝。“嘉靖四十四年间，全与李自馨、张彦文、刘天麒各又不合献谀，将俺答汗僭称皇帝伪号，驱使被掳汉人，于大板升迤东与俺答修城一座，采打木料，于内起盖长朝九间”。[53] “全为俺达建九楹之殿于方城板升，自为屋室，僭拟王侯，丹青金碧，照耀龙庭”。[54]定国号为“金”。包头现存明万历时期敕建美岱召(汉名寿灵寺)太和门门额，镌刻着万历三十四年(1606)的铭文： 元后敕封顺义王俺答呵嫡孙钦升龙虎将军天成台吉，妻七庆大义好五兰妣吉，誓愿虔诚，敬赖三宝，选择吉地宝丰山，起盖领觉寺泰和门，不满一月，功城圆备，神力助造，非人为也。皇图巩固，帝道咸宁，万民乐业，四海澄清。大明金国丙午年戊戌月己巳日庚午时建。 李漪云认为俺答在赵全等人支持下，以丰州滩为中心，东起蓟辽边外，与兀良哈三卫、察哈尔部接界，西至甘肃边外，南至长城，北至漠北与喀尔喀蒙古接界，在广大漠南地区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具有汉式统治体制的“金国”政权，并以赵全为把都儿汗，命其以“汗”的名义建开化府，统治板升汉人。[55] 板升集团不仅拥立俺答汗称帝，而且建议他攻占、统治长城边疆，模仿五代时期石晋故事，建立与明朝平分秋色的政权。“全与李自馨各又不合谋危社稷，日与俺答商说，分遣各虏攻取大同、宣府、蓟州一带，与南朝平分天下”。[56] “赵全言于俺达曰：‘自此塞雁门，据云中，侵上谷，逼居庸，朵颜居云中，而全居太原，效石晋故事，则南北之势成矣”。[57]胡钟达认为赵全等人此举，意在造成一个“南北朝”的局面。[58] 可见，长城一直都不完全是汉人与北方族群的界限，在历史上，汉人与北方族群不断有跨越长城，加入对方族群的行动。这些人越过长城的形式与动机虽有多种，但其中最为主要的原因，都是为了摆脱原先的困苦生活，过上另外一种生活。可见，长城所隔开的不是族群，而是生活方式。也就是说，长城其实更体现了生态环境及由此造成的经济方式上的差别与界限，而非族群与政权之间的界限。从这个角度来看，称长城为“生态长城”，更能揭示长城最为根本的角色。 五、明代东部沿海长城防御体系的构建 中国东临广阔的太平洋，拥有绵长的海岸线，凭借这一地理条件，中国古代官方很早便与远隔重洋的其他国家建立了政治上的往来，民间更是很早便开始了远洋航行与海外贸易。但从地缘政治而言，中国古代官方一直呈现重陆轻海的地缘选择，地缘重心一直指向西北内陆，而非东亚海域。这源于东亚海域诸岛国势力分散，力量弱小，基本是中华文明的接受者，而非威胁者。由于长期缺乏来自海洋上的敌人，元代之前，中国古代一直缺乏对于海疆的军事经营，军事重心一直是在北部陆疆，而非东亚海域。 在元代，处于战国时期的日本列岛，在长期的战乱中，不断有武装浪人进入东亚海域，元人将之称为“倭寇”。“倭寇”不断骚扰中国东部沿海，这一问题一直延续到了明初。为解决“倭寇”问题，明朝建国之初，朱元璋便开始在东南近海地带，修建了类似于长城的各种军事设施，比如营堡、墩台等，从北至南，沿东部沿海地带，绵延分布。[59]主持此事者是开国功臣汤和。而汤和所倚重者，是元末红军的一支，起家于海盗的方国珍的侄子方鸣谦。“既而倭寇上海，帝患之，顾谓和曰：‘卿虽老，强为朕一行。’和请与方鸣谦俱。鸣谦，国珍从子也，习海事，常访以御倭策”。[60]方鸣谦从近海防御立场出发，提出在东部沿海设立卫所，并设水陆军队，获得了朱元璋的认可。“鸣谦曰：‘倭海上来，则海上御之耳。请量地远近，置卫所，陆聚步兵，水具战舰，则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傅岸。近海民四丁籍一以为军，戍守之，可无烦客兵也。’帝以为然”。[61]汤和从而在浙江海岸广设卫所。 和乃度地浙西东，并海设卫所城五十有九，选丁壮三万五千人筑之，尽发州县钱及籍罪人赀给役。役夫往往过望，而民不能无扰，浙人颇苦之。或谓和曰：“民读言矣，奈何？”和曰：“成远算者不恤近怨，任大事者不顾细谨，复有读言者，齿吾剑。”逾年而城成。稽军次，定考格，立赏令。浙东民四丁以上者，户取一丁戍之，凡得五万八千七百余人。[62] 由此，明清时人认为中国古代海防起源于明代。“海之有防，自本朝始也，海之严于防，自肃庙时始也”。[63] “海之有防，历代不见于典册，有之自明代始，而海之严于防，自明之嘉靖始”。[64]而在嘉靖时期防御“倭寇”的时代背景下，戚继光进一步在东南沿海普遍修筑边墙，由此构建起东部沿海长城防御体系。“又闻戚继光之备倭于南方也，沿海筑墙，间设烟台，自淮东至于广西，无不如是，而守备甚固，倭寇以此不敢下陆云”。[65] 结论 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为加强防御，在北部边疆长期建立起长城防御体系，明代在海洋空间开始出现实质性挑战后，在东部近海地区同样构建了长城防御体系。长城无法彻底解决来自北方族群与东部海域的威胁，反而产生“反噬效应”，造成巨大的财政负担与社会动荡，甚至带来全方位的政权危机。可见，长城不仅在中国古代边疆社会打上了明显的烙印，而且是影响中国古代历史变迁的重要因素。长城虽然是政权之间的界限，却并非族群之间的界限，而是一条生态过渡区的界限，成为追求另一种生活方式的民众跨越的障碍。 参考文献： [1](明)李杰：《李□□奏疏?论西北备边事宜三》，(明)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九○，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807页。 [2]《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79页。 [3]《明宪宗实录》卷七九，成化六年五月癸巳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1541页。 [4](明)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一五二《驭夷狄·列屯遣戍之制》，周伟民、王瑞明、崔曙庭、唐玲玲点校：《丘濬集》第5册，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第2376页。 [5]《明史》卷一一八《余子俊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738页。 [6]《明宪宗实录》卷九○，成化七年夏四月癸亥条，第1753页。 [7]《明宪宗实录》卷九○，成化七年夏四月癸亥条，第1753页。 [8]《明宪宗实录》卷七七，成化六年三月辛卯条，第1492页。 [9](清)谭吉璁：(康熙)《延绥镇志》卷一《地理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27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288页。 [10]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黄怀信修订，李学勤审定：《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卷四《文政解第三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78、385页。 [11]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黄怀信修订，李学勤审定：《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卷三《酆保解第二十一》，第203页。 [12]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黄怀信修订，李学勤审定：《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卷三《大开武解第二十七》，第265页。 [13]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黄怀信修订，李学勤审定：《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卷八《史记解第六十一》，第970页。 [14]《史记》卷八九《张耳陈余列传》，第2573页。 [15]《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第2570页。 [16](明)韩邦奇：《苑洛集》卷九《正德八年山西乡试》，魏冬点校整理：《韩邦奇集》，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25页。 [17](明)韩邦奇：《苑洛集》卷九《正德八年山西乡试》，魏冬点校整理：《韩邦奇集》，第1525页。 [18]《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24页。 [19]《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第3824页。 [20]《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下》，第3824页。 [21](朝鲜)赵宪：《朝天日记》，弘华文主编：《燕行录全编》第1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册第266页。 [22](明)郑汝璧等修，(明)刘余泽等纂，陕西省榆林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万历)《延绥镇志》卷二《钱粮上·边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27页。 [23]广禄、李学智译注：《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版，第80页。 [24]广禄、李学智译注：《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第79－80页。 [25]广禄、李学智译注：《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第80页。 [2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文书档案图鉴》，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20页。 [2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文书档案图鉴》，第20页。 [2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文书档案图鉴》，第20页。 [29](明)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一五○《驭夷狄·守边固圉之略上》，周伟民、王瑞明、崔曙庭、唐玲玲点校：《丘濬集》第5册，第2344页。 [30]王子今：《论西汉北边“亡人越塞”现象》、《汉代北边“亡人”的民族立场与文化表现》，《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3－95、431－448页。 [31](明)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一九○《毛给谏文集·陈言边患疏》(毛宪)，第1973页。 [32](明)王琼：《北虏事迹》，四川大学图书馆《中国野史集成》编委会：《中国野史集成》，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621页。 [33](明)韩邦奇：《苑洛集》卷一五《北敌大举深入官军奋勇追杀斩获队长徒众首级夺获战马军器等事》，魏冬点校整理：《韩邦奇集》，第1643页。 [34](明)韩邦奇：《苑洛集》卷一五《北敌大举深入官军奋勇追杀斩获队长徒众首级夺获战马军器等事》，魏冬点校整理：《韩邦奇集》，第1643页。 [35]曹永年利用呼和浩特万部华严经塔明代题记，讨论了这一问题。参见曹永年：《呼和浩特市万部华严经塔明代题记探讨》，《内蒙古大学学报》(历史学专集)，1981年增刊。 [36](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四《山西六·大同府·青山》，《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006页。 [37]《明世宗实录》卷四八六，嘉靖三十九年七月庚午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8100页。 [38](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四《山西六·大同府·青山》，《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第2006页。 [39](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四《山西六·大同府·青山》，《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第2006页。曹永年考察得出嘉靖时期俺答汗与汉人板升共同推进了丰州农业开发。参见曹永年：《阿勒坦汗和丰州川的再度半农半牧化》，《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3期合刊。 [40](明)方逢时撰，李勤璞校注：《大隐楼集》卷一六《云中处降录》，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6页。 [41]《明世宗实录》卷四八六，嘉靖三十九年七月庚午条，第8100页。 [42]《明世宗实录》卷四八六，嘉靖三十九年七月庚午条，第8100页。 [43](明)佚名：《赵全谳牍》，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2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5页。 [44](明)方逢时撰，李勤璞校注：《大隐楼集》卷一六《云中处降录》，第266页。 [45](明)方逢时撰，李勤璞校注：《大隐楼集》卷一六《云中处降录》，第266页。 [46](明)佚名：《赵全谳牍》，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2辑，第110页。 [47](明)方逢时撰，李勤璞校注：《大隐楼集》卷一六《云中处降录》，第266－267页。 [48](明)方逢时撰，李勤璞校注：《大隐楼集》卷一六《云中处降录》，第266－267页。 [49](明)佚名：《赵全谳牍》，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2辑，第115页。 [50](明)方逢时撰，李勤璞校注：《大隐楼集》卷一六《云中处降录》，第266页。 [51](明)韩邦奇：《苑洛集》卷一六《钦遵敕谕因时察势益兵据险以防敌患以卫中华事》，魏冬点校整理：《韩邦奇集》，第1658－1659页。 [52](明)韩邦奇：《苑洛集》卷一六《钦遵敕谕因时察势益兵据险以防敌患以卫中华事》，魏冬点校整理：《韩邦奇集》，第1659页。 [53](明)佚名：《赵全谳牍》，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2辑，第113页。 [54](明)方逢时撰，李勤璞校注：《大隐楼集》卷一六《云中处降录》，第266页。 [55]关于“大明金国”，详见李逸友：《土默川上第一座明代城寺——美岱召》，《内蒙古文物考古》，1981年第1期；李漪云《“大明金国”考》，《内蒙古社会科学》，1982年第6期。 [56](明)佚名：《赵全谳牍》，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2辑，第110页。 [57](明)方逢时撰，李勤璞校注：《大隐楼集》卷一六《云中处降录》，第267页。 [58]胡钟达：《丰州滩上出现了青色的城——阿勒坦汗和三娘子·古丰州经济的恢复和归化城的诞生》，《内蒙古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0年第1期。 [59]关于明初海防，可参见邸富生：《试论明朝初年的海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年第1期。 [60]《明史》卷一二六《汤和传》，第3754页。 [61]《明史》卷一二六《汤和传》，第3754页。 [62]《明史》卷一二六《汤和传》，第3754－3755页。 [63](明)茅元仪：《武备志》卷二○九《占度载·海防一》，《四库禁毁书丛刊》本，子部第26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308页。 [64](清)蔡方炳：《广治平略》卷三六《海防篇》，《四库禁毁书丛刊》本，史部第24册，第697页。 [65](朝鲜)赵宪：《东还封事·城基之固》，弘华文主编：《燕行录全编》第1辑，第4册第34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