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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十年的努力，我和赵莉共同主编的《龟兹石窟题记》终于出版了，这是件让人高兴的事，但也有悲伤和遗憾。在这部书产生的过程中，有不少人热情相助，其中我所感念的一位先生，就是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张平，等到我们的书出版时，他已不在人世。我手捧着三册装饰精美的著作，欲送无门，欲哭无泪，过去几十年的交往，一起涌上心头。 一 张平原本是一个铁路工人，我从小生长在天津新港，对于整天在铁道线上扳道岔、挂钩、巡视路基的这些工人，十分熟悉，知道他们很能吃苦，又耐得住寂寞，而这些正是一个考古人应当具备的素质。大概受舅舅宋兆麟先生的影响，张平很早就喜欢考古。也应当是因为宋兆麟与穆舜英是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55级的同班同学，所以1974年张平得以调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文物考古队，跟从穆舜英、吴震、王炳华诸位先生学习田野考古技术，并曾参加吐鲁番地区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虽然没有机会读科班的大学，但他和诸位先生所学到的，却是真正的考古本领。 1982年到1983年，张平有机会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进修，他是辽宁沈阳人，和宿白先生是老乡，所以得到宿先生的特别关照，可以上宿先生开的各门课程（一般人是不准听的），并参加其他相关的考古实习。与此同时，他也得到当时还在北大的俞伟超等先生的关照，并向张广达先生请教西域史方面的问题。在北大的进修，对于他的考古专业素养来说，无疑进了一大步。而我们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认识，并且经常交往起来。他生于1947年，长我十多岁，以“小荣”相称，因为都在一起听课，所以我也把他当作老学长，称他为“老张”。记得他租住在当时还没有围墙的圆明园里，大概在长春园一带的农户中，我时常到他那里去聊天，向他了解有关新疆的历史、考古和现状。他当时急于看到一些西方探险队的新疆考古报告，我就从北大图书馆借出来给他，有时也帮他翻阅或翻译一些材料。 1983年秋，我第一次有机会随张广达先生入疆考察。记得10月初的时候，我们从敦煌到乌鲁木齐，此时张平已经从北京回来，他和我见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带我到当时的红山巴扎，吃红柳枝烤的羊肉串，看我一口气可以吃多少串。现在虽然已经忘记吃了多少，但记得他表示我还行，可以下南疆考察了。说实话，我长这么大，好像是没怎么吃过羊肉的，口内的羊肉很羶，我从不进口，但没想到新疆的羊肉这么好吃，一口气吃了不知多少串。我们在乌鲁木齐办理去南疆的手续，而且要租车，我除了跟着张广达先生到各个朋友家吃请之外，主要就是跟着张平跑，因为除了在新疆社科院中亚所工作的北大同学王小甫之外，我在乌鲁木齐只认识张平，而我投宿的社科院宿舍，距离张平家所在的铁路局也不远。记得正赶上乌鲁木齐要军演，让各家各户用木板子把窗户封好，免得玻璃震碎。我没有见过真枪真炮，部队打靶的那天，张平带我在铁路局的一个平房顶上，看着乌鲁木齐两边的山上不时冒出一股浓烟，随后一声巨响。我不知道炮弹是从什么地方打过来的，但第一次在电影之外见到炮弹爆炸，听到枪炮声响，真是过瘾。 此后，张平先生就是我了解新疆考古情况的最重要窗口和信息来源。最早出版的《新疆文物》1985年第1期，也就是创刊号，就是张平送给我的，封皮上写着“小荣指正，张兄”。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其中有他撰写的《瓦石峡元代文书试析》，介绍并考释了1979年他在新疆若羌县瓦石峡第三组居住遗址发现的两件元代文书。我当时哪有资格指正，而近年来读《马可波罗行纪》，了解马可波罗行程，这些年代在至元二十一年（1284）至三十年（1293）之间的文书，倒又翻出来拜读，因为它们是真切反映元朝统治塔里木盆地的重要实物证据。 记得在90年代时，侯仁之先生把我和林梅村招到燕南园的家中，和王北辰先生一起讨论《中国国家地图集·沙漠图卷》的古代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绘制问题，他希望梅村和我能根据考古资料，把这个图的草图弄出来，梅村兄负责汉以前，我负责汉唐时期。这事如何着手，我只能求助于张平先生了。他为我提供了当时还没有出版的所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二次文物普查的资料，一个个档案袋装着，密密麻麻的图表。我花了很长时间把这些包含经纬度的遗址表格弄懂，然后把一个个点点到沙漠草图上，加上此前西方探险队的考察结果，全部绘制在图上，交给侯先生（侯先生作古多年，这个图卷好像还没出版）。如果没有张平先生的帮助，侯先生交给我的这个任务，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完成的。 二 说到瓦石峡，这是张平做的一个十分艰苦的考古发掘工作，在秋冬季节，他睡在地窝子里，把一只耳朵冻坏了，后来慢慢听力成了问题，我们和他讲话，他常常用另一只耳朵对着我们来听。一个普通考古人的奉献，是没有多少人关注的，但他们的确在默默地奉献着。 几十年来，他围绕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追寻着古人的遗迹；他踏遍塔里木盆地的边边角角，搜寻着埋藏在地下的考古文化。除了率队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二次文物普查的阿克苏地区、轮台地区的工作，他和他的同伴们北上天山，考察温宿县的天山岩画，调查西部天山南麓的石围墓和石堆墓。他主持发掘拜城县克孜尔水库墓地160座墓葬，得以对该区域的考古文化加以详细研究，他先后撰文讨论其中出土的玻璃珠、铜器、人骨，揭示龟兹地区青铜时代的东西方文化交流、早期青铜冶炼，以及人种构成等重要问题。 80年代古龟兹范围内发现过大量龟兹铜钱，1980-1981年轮台县阔那协海尔古城和拉伊苏烽燧戍堡出土汉龟二体五铢钱200余枚，1983年库车县唐王城遗址出土龟兹小铜钱60余枚，1986年库车县墩买里买契特遗址出土窖藏钱币17400余枚，1989年唐王城还出土几十块小铜钱铸范，库车硝里汗那古城、拜城温巴什千佛洞、克孜尔千佛洞等地也都出土多少不等的钱范。张平在当地进行文物普查时，特别关注到这些龟兹铜钱和钱范，撰写过多篇文章讨论它们的形制、文饰、铸造技术、原料来源，以及龟兹王国的货币经济等问题。我还记得某一年他带着汉龟二体钱龟兹文字的拓本来京，让我带他去见季羡林先生，请教钱文的释读。季先生提出他的意见，并把龟兹文的字母表复制送给张平，让他继续探讨。 多年来，张平留下足迹最多的地方，无疑是古代龟兹国的广阔领域，为此他也对这一地区的古城和其他遗址多所留心。他先后发表过对库车县唐王城、新和县通古孜巴什古城、克孜勒协海尔古城、轮台县阔那协海尔古城（乌垒州城）、柯坪县托木里克古城（故达干城）的调查研究成果，也对从焉耆经库车到巴楚的烽燧、戍堡、馆驿、关隘做过系统的普查和考证，包括部分石窟寺和佛寺遗址，都有他自己的见解和收获，是西域史地研究的重要成果。 张平这样一位默默奉献给大漠的考古工作者，常年在野外奔波，又没有什么正经的文凭，许多重要的文章发表在内部发行的《新疆文物》上，外界无法看到，所以成绩很容易被人所忽略。作为他的知心朋友，作为他的小老弟，我深知他在新疆所拥有的学术资源极为有限，所以常常想利用北京良好的环境，为他做点事。那时我在主编《唐研究》，也是唐研究基金会的学术委员，基金会每年年终开会，讨论资助一些专著，列入《唐研究基金会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我曾经鼓动他准备一本书，以便我申报这个丛书出版。但他的文章并不都属于“唐研究”的范围，所以一时没有弄成。到2006年，冯其庸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让我来帮忙。我又鼓动张平编一本书，并且和人大国学院的孟宪实一起，推荐给后来出任所长的沈卫荣教授，得以列入《西域历史语言研究丛书》。经过一年多的编撰、整理，张平的《龟兹文明——龟兹史地考古研究》终于交稿。因为他的文章成于不同时期，发表在不同书刊上，本身也不够规范，所以我自告奋勇，做了一番编辑加工，排版后的校对工作，我也贡献了力量，最后终于在2008年10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部书应当说收录了张平最重要的文章，主要是涉及龟兹的考古文化研究，它的出版，在整个西域历史考古领域，也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因为过去出版的龟兹专著，主要都是和龟兹石窟有关的著作。 三 龟兹位于塔里木盆地北缘，北枕天山，南邻大漠，是孕育了佛教高僧鸠摩罗什的地方，也是唐朝安西大都护府所在地，从各种角度来看，都是最值得研究的课题。但与高昌、于阗相比，学术界投入的力量不多，因为龟兹研究投入大，产出不一定多，有时让人望而却步。 受各种力量的驱使，我从2009年开始，联合北京大学、龟兹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人员，想借助从法国学习“吐火罗语”的年轻学者庆昭蓉与荻原裕敏加盟北大和人大的机遇，进行龟兹石窟题记的调查与研究，特别是那些婆罗迷文字书写的题记。那以后几乎每年我们都去龟兹地区各个石窟寺考察，有时也对周边遗址进行有目的的寻访，其中行走范围最大的一次，是2011年8月5－7日的三天考察，这也是我和张平先生最后一次较长时间的考察同行（此前是1992年一同穿越塔里木盆地），值得特别记录下来，刚好我有当年的考察日志可以参考。 这个时候新疆局势不稳，在南疆考察有一定的风险，我和北大博士后研究员庆昭蓉女史从北京过来，已经邀约了时在新疆师范大学任教的朱玉麒教授，但仍感到有点不安，因为和地方上相关部门不那么熟悉。于是8月4日一到乌鲁木齐，我就在北京路全聚德店设宴，请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于志勇、新疆社科院《西域研究》主编刘国防，还有张平先生吃饭，席间向他们请教新疆最近的考古发现，了解考古历史界学人的近况，以及南疆目前的形势。我表示希望张平先生与我们同行考察，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了。 8月5日上午11时从新疆师大出发，与张平会合，12时到机场，乘12：50天津航空公司航班飞阿克苏，下午2时抵达，朱玉麒的学生来接，在阿克苏吃过午饭后，直奔拜城。傍晚到拜城时，车子的空调烧坏了，只好去维修。乘着修车的时间，张平介绍我们见了拜城县文物局长图逊江先生，商量第二天从黑英山乡到库车城的考察路线。晚上，我们赶到克孜尔石窟，住在龟兹研究院的新宾馆里。 8月6日是星期六，张平先生再次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日，这在考古人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上午，我们从克孜尔出发，在公路上和拜城来的图局长会合。当天的主要目的，是想考察从拜城到库车（龟兹古都）北面的交通道路。我们从克孜尔乡向东北方向偏北前进，经铁提尔，到黑英山乡，转东北偏东方向继续前进。到喀拉果勒村，基本就在天山脚下了。我们在一户农家前停下，树上的杏子还没有掉下来，主人招待我们吃杏子。如若在其他地方，这季节杏子早已熟了，而这里因地势较高，所以晚熟。在喀拉果勒村东面几百米处向北，有山口，据图局长说，进去是草场，拜城和库车的老百姓都喜欢到里面放羊，有古代戍堡和冶炼遗址，从这里可以向北翻过天山。张平曾经在这一带做过文物普查，说起冶炼遗址，津津乐道。 我们继续向东，过了河就是库车县的阿格乡辖境，相较于拜城的石子路，库车显然有钱，已经铺了柏油路，道路比想象得要好得多。路向南偏东，中间经过炼铁厂，还有煤矿，大量的运煤车集中在一个地方，尘土飞扬。一条新的铁路正在修建当中，据说是北京的商人投资，为的就是往外拉煤。我们继续往东南，路沿着库车河而行，到阿艾石窟所在的天山大峡谷区，我们没有进峡谷，而是继续往前。中午我们就在河边野餐，吃西瓜和馕，体验一下张平先生他们考古人风餐露宿的感觉，别有风味。 饭后继续南下，然后上了独库公路，不远即到阿艾古城，又称阿格古城，在阿格乡苏博依村北，城垣基本完整，规模不大，或是镇戍守捉一类的建置。其东门临河，有瓮城。再往南，到阿格乡的康村（“康”是维吾尔语“矿”的音译），听老乡说，南面库车河修了水库，无法直通到兰干村。于是，我们沿217国道，到盐水沟，在高速公路旁停下，登上伯希和曾经发掘的盐水沟关垒遗址，现存两个烽火台式的夯土建筑，张平说原本构成一个建筑。伯希和在此曾发掘到相当于唐初的龟兹国王苏伐叠纪年第20-21年（公元643-644年）的木简，内容是“盐关”检查行人的通行证的情况，证明这里在古代也是一条交通要道。 我们此番调查的一个目的，是想了解从龟兹王城（今库车县城所在的皮朗古城）到克孜尔石窟的道路，因为在克孜尔石窟的题记中，记录了龟兹王及王后前来巡礼或供养的史事，那么他们走的是哪条便捷的道路呢。从克孜尔的渭干河谷可以进入亦狭克沟，龟兹石窟研究专家霍旭初先生曾告诉我们亦狭克沟可以直接和盐水沟相连。我们没有亲自走一遭，所以不知道是从沟里能走得通，还是要到沟顶上才能行。张平说亦狭克沟的西部，在东北方的顶部有戍堡或寺院遗址，1989-1990年他曾前往调查，现在情形不明。我们检看第三次文物普查的材料，他说的应当是坦塔木佛寺遗址。这次我们远远望到亦狭克沟的北部山脚下是一片低地，古代的道路也可以沿雀勒塔格山北麓而行。当天白天的温度高达摄氏38度，盐水关的整片地方在烈日暴晒下，温度在40度以上。我们有点中暑的感觉，只好打道回府。经过盐水沟，走吐哈油田修的小车路，傍晚回到克孜尔石窟宾馆。 晚上，我们与张平先生继续讨论柘厥关问题，这也是我们此行想解决的问题之一。 8月7日上午出发，先到库车县文物局，和张平先生联系的库车县文物局局长吐尔地先生见面，说明我们想考察的道路。然后吐局长陪同我们往城北，先到可以望见克孜尔尕哈烽火台的地方，然后向东，到博其罕那（博特罕那）佛寺遗址。这里位于克孜尔尕哈石窟和苏巴什佛寺中间的位置上，是一个丁字形的佛寺，地面尚有较高的建筑遗迹，张平曾撰文论证这里是阿奢理贰伽蓝遗址（《新疆文物》2005年第1期），其说不无道理。除寺院外，张平说外面还有居民遗址。我们考察完博其罕那，由此东行，经过另一个可能的居民区，即到达苏巴什。 我们没有在苏巴什佛寺遗址停留（这里已经来过多次），就沿着库车河（铜厂河）西岸的路往北，来到兰干村，问了前来迎接的村支部支书，说现在村子有两百多人居住。我们之所以到兰干村，是因为20世纪初德国的勒柯克（A. von Le Coq）发现的一件提到“柘厥趁水”的汉文文书上，标有“L?ng?r”这个出土地点的名称，此名勒柯克在《新疆的土地与人们》（Von Land und Leuten in Ostturkistan）一书中，也称作Su-baschi L?ng?r，即“苏巴什的兰干”，显然这件文书确实出自苏巴什遗址区。吐尔地说维吾尔语“兰干”的意思是走了一天、该歇脚的地方（即客栈、驿站的意思），库车老乡在北面放羊，回来时一般在兰干过夜，所以有此名称。兰干为自然村，主体在库车河西，过去有六家在河东苏巴什东寺向东的地方，前几年并入河西村里。从兰干到库车老城赶集，也需要一天时间。张平认为从兰干向北，铜厂河东西岸边都有路。河东可能是更佳的路线，现在铁路也是选择的东岸，地质构造来说是最稳处，车马可行。吐尔地局长还说到，兰干村周边没有古代遗址，第三次文物普查也没有任何发现。从前人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来看，所谓苏巴什西寺，其实范围非常广阔。这件文书既然可以判断是在苏巴什西寺发现，则西寺范围内也可以容得下柘厥关的关城，迄今还没有全部清理苏巴什各个建筑物，所以性质还难以判定哪些建筑可能是关城遗址。不过，经过此番调查，柘厥关在苏巴什，大概不错。庆昭蓉后来撰文《重议柘厥地望——以早期探险队记录与库车出土文书为中心》（载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6辑，科学出版社，2011年），应当也有张平先生的贡献在其中。 我们在兰干村调查之后，继续往北，登上新修的拦河大坝，北面还没有蓄水，但看上去非常壮观，将来又是“高峡出平湖”，但不知道对下游的苏巴什佛寺遗址会有什么影响。 中午回库车，吐局长请我们吃了便餐。下午，张平带我们继续考察，先到渭干河口东岸的玉其吐尔。张平解释这个遗址有三重，故称“玉其”，维吾尔语意为“三”。他坚持认为这里是以军事系统为主，有马圈和厚厚的马粪；其中第一重靠近314国道的建筑，他说是烽火台。此重建筑之外，还有一个土台，庆昭蓉以为或许就是德国探险队所说的佛塔，现已倾屺，她从出土佛典来看，认为是佛寺。按照这里的位置，靠近道路的地方有军事设施是可以理解的，但往上也可能是佛寺。 随后，我们通过转弯抹角的乡村小路，在张平的带领下找到玉奇吾斯塘乡阔什吐尔村西的“科实吐尔塔”，张平说是烽火台，庆昭蓉也疑为佛塔或佛像。玄奘法师出龟兹西行，见到两个九十丈的佛像，今已不明所在。“科实”维吾尔语是“二”的意思，另一台地在若干年前修水库时毁掉了。 8月8日，我们在龟兹研究院参加“龟兹石窟保护与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而张平先生没有与会，继续他的考察行程。 此后，我忙于各种应酬，和他联系很少，记得曾经把自己新出的《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于阗与敦煌》等书寄给他。记得某年我们路过焉耆的锡克沁佛寺遗址，这里为了配合大遗址保护，把外国探险队发掘殆尽的遗址清理维护起来，张平作为一位退休人员，不辞劳苦，来做监工……他就是这样一位不知疲倦、离不开大地的考古人。 我们俩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19年7月16日我从北京赶往乌鲁木齐参加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举行的“李征先生追思会”上。那一次，张平先生大病初愈，耳朵完全失聪，但他还是赶来参加这次纪念活动，他看上去像是在静听大家的发言，其实他什么也没有听见；他什么也没有说，就以这种静默的方式追念他的前辈。 2020年5月25日晚，接到于志勇微信：“李所（新疆文物考古所李文瑛所长）告知，张平老师突发心梗，刚刚在铁路医院去世。”疫情期间，无法奔丧，也只能黯然神伤，默默祈祷…… （2021年1月15日完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