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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邵飘萍 京报馆 位于西城区魏染胡同的京报馆，是著名报人邵飘萍所创《京报》的办公地旧址。历经百年沧桑，报馆楼门上方邵飘萍亲笔所题的“京报馆”三个大字至今仍清晰可见。它们，见证了那个动荡年代“铁肩辣手”的时代良心，见证了北方地区革命舆论阵地的重要使命，更见证了一位秘密共产党员用生命追求光明和真理的奋斗足迹。 “铁肩辣手”是京报馆的魂 魏染胡同30号、32号是一栋坐东朝西的灰色二层小楼。夹在鳞次栉比的平房中，这栋小楼颇为显眼，头回路过此地的人常被楼门上镌刻的“京报馆”三个大字所吸引，进而萌发探寻这家老报馆前世今生的想法。 时光倒流103年。 那时的中国正值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封建军阀的连年混战令国家遍体鳞伤。32岁的邵飘萍辞去《申报》驻京特派记者一职，决心自己办报，以笔为枪，宣传真理，抨击邪恶，唤醒人民的觉悟。 1918年10月，邵飘萍创办的《京报》诞生了。《京报》的创刊词掷地有声：“时局纷乱极点，乃国民毫无实力之故耳”“必从政治教育入手，树不拔之基，乃万年大计，治本之策……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为作也！”邵飘萍还亲手写下“铁肩辣手”四个大字，悬挂在编辑部的墙上，与报社同仁共勉。 起初，京报馆位于前门外三眼井38号，后迁到琉璃厂小沙土园胡同。1920年9月，因报馆房屋窄小，京报馆迁到了魏染胡同。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京报》问世后，讲求新闻的时效性，注重时政报道和评述，反帝反军阀旗帜鲜明，很快在读者中树立起正义与进步的形象。办报不到一个月，《京报》的发行量就从300份增至4000份，最高时达到6000份。这在当时的北京是首屈一指的。除了每天出两大整张报纸外，《京报》还相继出版了《京报》副刊、《莽原》等10多种副刊。鲁迅就是这些副刊的作者之一。至今脍炙人口的众多名篇，如《灯下漫笔》等杂文、小说，都是通过《京报》的这些副刊发表的。 对五四运动起到直接推动作用 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无理决定传到中国后，全国人民怒不可遏，纷纷举行集会表示强烈反对。《京报》于1919年5月2日撰文疾呼：“山东存亡的问题，就是全国存亡的问题，这不是晴天霹雳，同胞应该一齐惊醒的么？” 1919年5月3日晚，北京大学和北京专科以上各校学生1000多人，在北大法科礼堂举行集会。在这次集会上，邵飘萍以《京报》社长的身份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现在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在场学生悲愤交加，纷纷上台发言。发言者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北大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中指，裂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悬挂在会场的前台，表示反帝爱国的决心。会议气氛极为悲壮，大家纷纷要求严惩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 次日，3000余名学生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揭开了中国近代历史上新的一页。《京报》对于这场伟大运动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 向传播马克思主义转变 五四运动爆发后，《京报》连续发表《外交失败第一幕》《速释学生》《研究对外之办法》《再告工商实业界》等文章，以强有力的舆论声援学生和各界的反帝爱国运动，引发了反动当局的极大恐慌。北洋军阀政府以“扰乱京师治安”“侮辱政府”为名下令缉捕邵飘萍，并查封了《京报》。 迫于险恶局势，邵飘萍不得已东渡日本。在日本期间，邵飘萍工作之余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读书，涉猎多为社会学、经济学问题，诸如《资本论大纲》《世界大革命史》《社会主义论》等。这一时期，他认真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社会状况，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写成《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和《新俄国之研究》两部专著，简明扼要地向国人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重大意义，同时指出，研究社会主义应时时勿忘中国实情。 1920年4月，《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书稿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同年8月，《新俄国之研究》也在国内出版发行。当时，国内缺少系统而客观宣传社会主义以及介绍新俄国的专著，邵飘萍的这两本著作一经问世便引发关注，两部书都再版多次印刷。毛泽东在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时，为教学开列的参考书中就有《新俄国之研究》一书，足见当时的社会影响之广泛。 躲避政治迫害、东渡日本的时期本是人生的一段苦难，但邵飘萍却以新闻记者特有的政治敏锐以及对社会的极强洞察力，认真研究了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思想上有了一次重大飞跃。马克思著作“明示社会发达之倾向，社会主义社会有必然实现之趋向，而说明真理之路”，俄国十月革命开创“世界历史上之一新纪元”……这些思想对《京报》的办报思路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京报》开始向传播马克思主义转变。 马列特刊从京报馆送到读者手中 邵飘萍从日本回到北京后，四处奔走设法复活《京报》。1920年9月，在李大钊等人的全力协助下，《京报》得以复刊。此后，《京报》以崭新的面目，成为北方地区最令人瞩目的革命舆论阵地之一。 1922年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成立。一周后，《京报》以《苏维埃国大联合正式成立》为题加以报道，后又陆续刊登多篇文章对苏联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加以详细报道。1923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105周年纪念日，《京报》以四版篇幅出版《马克思纪念特刊》，这期特刊不仅详细地向读者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及学说，还醒目刊出了马克思和夫人燕妮的照片。特刊免费赠送读者，在当时堪称破天荒的举动。1924年3月30日，《京报》又发行了一期《列宁特刊》。 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并积极开展各项斗争，邵飘萍与北京的共产党组织成员交往甚密，《京报》开始积极配合共产党的活动，凡《京报》宣传有关中国共产党人的重大活动，或介绍马克思主义和苏俄的文章，邵飘萍都亲拟标题、安排版面。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创刊后，每一期的详细目录都在《京报》以广告形式刊登，并配有热情洋溢的文字加以推介。 《京报》这块阵地，已不再满足于一般的宣传报道，而是以实际行动投身到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斗争激流中，积极主动地配合中国共产党北方组织工作。 派出记者报道工人学生运动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举行成立大会，遭到军阀吴佩孚的武装阻挠。为表示抗议，总工会发动了总罢工。罢工期间，《京报》密切关注着工人斗争的发展，与中共党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派出摄影、文字记者多方采访。2月6日，《京报》以《京汉路工人昨起大罢工》的大字标题发布消息。2月7日，《京报》刊发各界人士支持工人斗争的宣言及通电。震惊全国的二七惨案发生后，《京报》以醒目的大字标题刊出《昨日长辛店枪击工人大惨剧》一文，报道了惨案发生的经过和工人浴血搏斗的情况。2月9日，《京报》又刊出《第三国际慰问京汉路工》的消息。之后，《京报》冒着再次被查封的危险，从舆论上和道义上给罢工失败的工人阶级以支持。为了总结工人斗争的经验教训、纪念二七运动中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中共北京地委指派罗章龙、高君宇等人编写了一部《京汉工人流血记》，这本书在邵飘萍的全力协助下秘密出版，发行量数以万计。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段祺瑞执政府的卫兵肆意开枪射杀手无寸铁的请愿学生，造成死47人、伤200余人的大血案，举国震惊。《京报》立刻派记者赴现场调查采访，并发表了题为《世界之空前惨案——不要得意，不要大意》的讨段檄文。此后几天，《京报》及副刊连续刊出声讨文章，不到半个月时间，共刊发各种有关惨案的文章200多篇，沉重打击了反动当局。 这一时期的《京报》，本着对光明和真理的追求，通过纸和笔与革命先驱者们一起冲锋陷阵，成为中国共产党有力的思想传播阵地。 京报馆的办报风格影响了一代人 《京报》创刊后，邵飘萍得知北京大学要设立新闻学研究会，于是致函北大校长蔡元培，极力促成此事。 1918年10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邵飘萍被聘为讲师。这是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此后，邵飘萍每周日去北大红楼讲授一小时的课程，除了讲解新闻学专业知识，他还讲授关于劳工运动、工人疾苦、同盟罢工的调研报道。比如，他曾经给学生开列过多达29项的调查研究纲目，希望学生们能在深入采访中了解社会。为了提高学生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他专门邀请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讲演社会问题，为学生创办练笔的园地《新闻周刊》，帮助学生们在实践中成为有用之材。 听课的学生中有不少进步青年，其中包括毛泽东、高君宇、罗章龙等人。那一时期，毛泽东与邵飘萍有过很多交往，曾多次造访邵飘萍位于北京羊皮市的家。回到湖南后，毛泽东便创办了《湘江评论》。 邵飘萍不畏强权、秉笔直书，对军阀、政客毫不留情的风采，对年轻的毛泽东产生了巨大影响。毛泽东本人也一直对邵飘萍心存敬意，他在陕北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曾高度评价：“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1925年春天，经李大钊、罗章龙二人介绍，邵飘萍在北京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他的社会地位与名望，党组织要求他以其特有的身份开展工作。 1926年4月26日，邵飘萍被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宣传赤化”的罪名杀害。直到牺牲，他的共产党员身份都没有公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笔批复，确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1986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经过调查核实，正式确认了他的中共党员党籍。《京报》社长61年不为人知的中共秘密党员身份终于公之于天下。 时光荏苒，沧海桑田。 今天的京报馆旧址已重新修缮，正进行展陈布设，即将以全新的面貌向社会开放。 我们不会忘记，20世纪初新闻事业的先驱者们，通过他们的新闻实践在完成思想、文化启蒙的历史使命的同时，还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了救国救民的早期探索，积累了追求真理、改造社会的宝贵经验。他们，不愧为时代的先行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