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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2月08日08:26

http://www.newdu.com 2021-02-08 《传记文学》 陈子善 参加讨论

    关键词:文人交往 张爱玲 陈子善
    屈指一算,我踏进研究中国文学史的门槛已经四十多年了。在这段不短的时间里,由于各种机缘,我结识了海内外不少文坛前辈,或通信求教,或耳濡目染,或仅文字交,但收获均着实不少。这些前辈已先后隐入历史,而我也已步入老年,他们的一些言、若干事,如再不记下来,恐怕真的要随风逝去了。于是就有了写一写“往事漫忆”的冲动。正好《传记文学》编者热诚约稿,那就试着一篇篇写吧,只是我文笔枯涩,希望不致使读者诸君失望。
    —— 陈子善
    
    34年前,当我把“梁京”即张爱玲的中篇小说《小艾》影印件寄给《明报月刊》(以下简称《明月》)编辑黄俊东时,万万没想到《小艾》的重刊会在港台地区引起那么大的反响。随着《书不尽言:张爱玲往来书信集2》(台北《皇冠》文化出版公司2020年9月初版)的问世,当时张、宋之间关于《小艾》重刊的往来通信终于完整地浮出水面。
    《小艾》的发现纯属偶然。我为了搜集周作人集外文而去查阅20世纪50年代初的上海《亦报》,先见到“梁京”《十八春》(即后来张爱玲自己改定的《半生缘》)的连载,接着就见到连载的《小艾》,不禁大为惊讶,张爱玲竟然还写了这么一部中篇,我们以前一无所知。1986 年11 月,我把《小艾》影印本寄给黄俊东。黄俊东是现代文学书话家,他编过张爱玲的《张看》,还与张爱玲通过信。他对张爱玲并不陌生,因此马上回信嘱我撰一评论,与《小艾》一起在《明月》次年元月特大号刊出。我当然遵命,急就《张爱玲创作中篇小说〈小艾〉的背景》一文寄去。《小艾》在香港和台湾地区同时发表,系《明月》联系决定,我当然也无意见。
    1986年12月27日,《明月》1987年元月特大号与台湾《联合报》副刊同时刊出《小艾》(后者是连载)。1987年1月5日,宋淇先生致信张爱玲说:
    兹附上《明报月刊》一月份特大号刊出你在《十八春》(疑脱漏“之后”两字)的连载小说《小艾》,信内一位大学讲师的文章说得很清楚。麻烦的是台湾《联合报》副刊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开始连载……大陆方面的态度在陈子善一文中看得很清楚。我想你站在原作者的立场应该说几句话:现在《明月》和《联副》已将全文刊出,等于泼出去的水,收是收不回来了,文章当然越短越好,话说得越多,越会引起不必要的议论。文中也不必提陈子善一文,否则正中他们的计谋,当作没有这回事好了。
    宋淇信中所说的“一位大学讲师”即指我。他及时向张爱玲通报《小艾》在港台地区重刊,并建议张爱玲对这部小说略作解释。但他认为拙文代表“大陆方面的态度”,是有“计谋”的,显然误解了。拙文只表示我个人的意见、一个普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者的意见,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却无法代表“大陆方面”。宋淇后来一定知道了我是什么人,曾就“褐木庐”藏书票事写长信复我,对后学悉心指点,我一直感铭。1月22日,宋淇又写长信给张爱玲:
    最近《小艾》在港、台同时刊登,因读者好久没有见到你的作品,不免造成轰动,为了这事,我时常接到询问的电话。经我慎重考虑后,不如将你近来发表的作品,汇集成书……我已将(《小艾》)全文和陈子善的《〈小艾〉的创作背景》一文挂号寄上。……《联副》将比较敏感的部分,尤其最后的三分之一,加以删除。现在《小艾》从一个吃尽苦头的女人,变成人见人爱的对象,非出单行本不可了。
    1月23日,宋淇再次致信张爱玲,首句即说:“希望你已收到我于十二月廿九日寄给你的《小艾》和陈子善介绍《小艾》的文章。”(宋淇“十二月廿九日”的信未见,疑为笔误,应为“一月五日”。)到了2月2日,宋淇致张爱玲信中又告诉张:沈登恩“已将《明报月刊》陈子善一文交给《自由日报》发表”。此事我一直不知,34年后的今天读《书不尽言》方才明白。沈登恩是台湾出版家,曾长期主持远景出版公司,他后来与我成为朋友,但从未提起此事。
    二
    为了中篇《小艾》的重刊,宋淇在1987年1月5日至2月2日,接连给张爱玲写了长长短短四封信。但张爱玲因感冒等原因,迟至2月11日才简单作复,信中提到《小艾》只有一句话:“收到信只拣marked urgent 的一封搁在手提袋里,也带出带进好几天后才拆看,完全同意。”这封内容清楚的紧急的信到底指哪一封?已难查考,但张爱玲“完全同意”宋淇的处理方案,却也确切无疑。
    到了2月19日,张爱玲才在第二封关于《小艾》的复信中正式表态:
    我非常不喜欢《小艾》。桑弧说缺少故事性,说得很对。原来的故事是另一婢女(宠妾的)被奸污怀孕,被妾发现后毒打囚禁,生下孩子抚为己出,将她卖到妓院,不知所终。妾失宠后,儿子归王太太带大,但是他憎恨她,因为她对妾不记仇,还对她很好。王太太的婢女小艾比他小七八岁,同是苦闷郁结的青少年,她一度向他挑逗,但是两人也止于绕室追逐。她婚后很像美国畅销小说中的新移民一样努力想发财,共(产——编者加)党来后怅然笑着说:“现在没指望了。”
    之所以抄录这一大段话,一因这是张爱玲对《小艾》的情节唯一的说明和补充,二因后来宋淇把这段话原封不动地移入他起草的《余韵》代序中,而且刊出的是张爱玲此信中这一部分的手迹,只不过把“桑弧”大名隐去,改为“友人”。以前读这篇代序,并未注意这个细节,这次重读,果然发现“友人”两字不是张爱玲的笔迹。
    张爱玲在此信中还请宋淇代托皇冠编辑为她“删改”《小艾》“有碍部分”,并再次明确表示:“出书的计划再妥善也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这样。书名就叫《余韵》。”由此可知,收入《小艾》的张爱玲散文小说集《余韵》(台北皇冠出版社1987年5月初版)是宋淇代为编选并起书名,得到张爱玲的认可的。张爱玲在1987年3月28日致宋淇夫妇信中还特意提到“还是想请Stephen 代写一篇关于《小艾》的短文,不用给我看了,尽快发表”,但宋淇没有另写,只在《余韵》代序中作了简要的交代,不过他也强调此书中“最重要的是中篇小说《小艾》,也是促成出版《余韵》的主要动机之一”。确实,单就篇幅而言,《小艾》就占了《余韵》的一半。
    《余韵》出书前,张、宋通信中还有一次提到我。宋淇1987年3月31日致张爱玲信中对张爱玲笔名“梁京”的来历代作了一番分析(宋的分析已写入《余韵》代序,不赘)之后,又说:
    《明报月刊》四月号转载了《亦报》上的反响,关于《十八春》和梁京的,其中有叔红两短文,陈子善说明叔红是桑弧的笔名,“叔”和“桑”用同一个子音“S”,“红”和“弧”用同一个子音“H”。
    宋淇这里指的是拙作《〈亦报〉载评论张爱玲文章辑录小引》,我在文中透露当年撰写《推荐梁京的小说》和《与梁京谈〈十八春〉》两文的“叔红不是别人,正是著名导演桑弧”,这是柯灵和魏绍昌两位前辈当时向我证实的,而宋淇则从这两个名字“用同一个子音”进一步作了确认。这也导致张爱玲在5月2日回信中作出如下回应:
    梁京笔名是桑弧代取的,没加解释。我想就是梁朝京城,有“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情调,指我的家庭背景。
    原来张爱玲有名的梁京笔名是桑弧代取的,我们以前一直不知道,这段话真太重要了。试想,如果《小艾》晚发现数年,乃至在张爱玲逝世之后才出土,这个秘密可能就成了永久的谜。因此,我应该为自己及时发现《小艾》而庆幸。
    三
    《小艾》事件之后,我按照研究现代作家的一贯思路,继续查找张爱玲集外文,竟然又屡有收获。在张爱玲的中学圣玛利亚女校校刊《凤藻》和《国光》上,在40年代上海《新中国报》《力报》《海报》《大公报》等报纸上,接连发现张爱玲中学时代的小说、散文、评论和正式登上文坛后的散佚作品,接连公之于世,以有利于张爱玲研究的拓展。当然,又惹得张爱玲不快,她1991年4月14日致宋淇夫妇信中说:
    陈子善想必就是发掘出我毕业那年的《凤藻》校刊的人。钱锺书不喜欢人发表他的少作,我简直感激他说这话。
    这真是无可奈何。有必要指出的是,张爱玲所说的“钱锺书不喜欢人发表他的少作”,可能指我1989年发表的《埋没五十载的张爱玲“少作”》一文引用的钱锺书《〈人·兽·鬼〉和〈写在人生边上〉重印本序》中“发掘文墓”这些话。不过,我的发掘触发了张爱玲新的创作冲动,也不容置疑。
    1990年《明月》7月号发表拙作《雏凤新声——新发现的张爱玲“少作”》,介绍张爱玲中学时期所作的影评《论卡通画之前途》和英文散文《牧羊者素描》《心愿》,还介绍了张爱玲高中毕业时所填的“一碗什锦豆瓣汤”问卷,台北《中国时报·人间》立即转载。张爱玲及时看到了,她在当年8月16日致宋淇夫妇信中作出明确反应:
    《中国时报》转载校刊上我最讨厌的一篇英文作文,一看都没有看就扔了。但是“爱憎表”上填的最喜欢爱德华八世,需要解释是因为辛泼森夫人与我母亲同是离婚妇。
    两篇英文散文中哪篇是张爱玲“最讨厌的”,似难查考。重要的是,这是“爱憎表”这个篇名的首次出现。所谓“爱憎表”,即张爱玲中学毕业时填写的那份对六个问题的答卷,因其中有“最喜欢”和“最恨”之类的问题,张爱玲称之为“爱憎表”,十分形象。很可能她那时就起意写《爱憎表》,对所填的这份表格作个必要而形象的说明,也即再一次回顾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因此,她在10月21日致宋淇夫妇信中进一步表示:
    现在先写一篇《填过一张爱憎表》,很长,附录在《面面观》末。
    《面面观》即《张爱玲面面观》,张爱玲与宋淇反复讨论最后定名《对照记》,是张爱玲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由此可见,正在写作中的《爱憎表》原打算作为《对照记》的“附录”。张爱玲12月23日致宋淇夫妇信中又说:
    搁了些时没写的长文(暂名《爱憎表》)把《小团圆》内有些早年材料用进去,与照片无关。作为附录有点尾大不掉……
    可惜的是,《爱憎表》写写停停,直至张爱玲去世,也远未完成,只写出了回答三个问题的初稿和若干草稿。幸好手稿保存了下来,经过整理已经收入大陆和台湾版的《张爱玲全集》。或许可以这样说,没有我当年的发掘,也就没有张爱玲这篇未完成的《爱憎表》。
    《对照记》“附录”无法收入未完成的《爱憎表》,改收我于1993年5月发现公布的三篇张爱玲早期散文《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罗兰观感》《被窝》。令人高兴的是,张爱玲这次承认了这三篇散文并同意作为“附录”编入《对照记》。她在生前未能发表的《〈笑纹〉后记》一文末尾说“这里的五篇散文前三篇是一九四四年的作品,头两篇是我将《倾城之恋》小说改编为舞台剧,上演时写的”,即指此事。如果再联系她在《爱憎表》开首所说的“有热心人发掘出我中学时代一些见不得人的少作”,就不难看出她对自己旧作态度的微妙转变。
    长期以来,常有人问我是否见过张爱玲,是否与张爱玲通过信,答案当然都是否定的。但是张爱玲与宋淇的通信中,两人都数次提到我。时隔多年,这个事实终于可以澄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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