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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于“中华民族”结构的理解与认知，是中国叙述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也影响到中国历史和当下的诸多议题。如何通过不同的视角，全面理解和认知“中华民族”概念及其结构的历史生成与流变，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重要的知识基础。从边疆的关系维度出发，具体理解中国历史上各边疆区域之间的相互关联网络，并思考这种关联网络如何与历史上中国各民族群体形成系统性契合，将为我们构筑一种基于关系维度的“人-地”框架，从而得以更具针对性地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逻辑问题。本文从边疆思想史的研究路径出发，通过分析思想史维度下的空间、民族以及“天下”秩序问题，认为有必要重点关注和揭示中国疆域版图与各民族生活空间之间的系统关联，并分析这些系统关联的内在生成机制，经由对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多元”网络形成意义的揭示，以及对考古学意义上“满天星斗”和“重瓣花朵”中的“星斗间”和“花瓣间”关系的重视，深入理解“多元间关系”和“连续性时空”，在揭示基于“人”的团结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基于“地”的团结，将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华民族”结构的内在动力与古今关联问题提供新的框架与可能。 关键词：多元间关系；连续性时空；中华民族；思想史；路径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度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经验研究”（编号：2019-GMC-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袁剑（1981—），江苏苏州人，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教育部基地）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边疆民族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边疆民族、清史与中亚问题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理解思想史下的空间与民族关系结构 如何理解中国及其相关概念，构成了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行的当下，思考和理解我们共同认同的重要前提与基础。它不仅事关一个具有数千年文明传统的大国的凝聚力，更涉及在当代大变局的语境下如何理解现实并面向未来，进而在已经日趋明朗的大国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就要求我们回到一个关于中国本身及其内在精神的问题上面，去追寻与把握连接历史与当下的中国思想及其发展逻辑。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数千年来，中国各民族经由共同发展而形成的中华民族及其共同体结构，作为中国悠久历史所形成的、被我们所公认的一种元认知，有着深远的历史与哲学意义，同时也构成了我们理解历史与当代中国语境下国家与民族关系的一般框架。其中，对民族的定义及其相关讨论构成了理解这种关系框架的重要内容，经过历代学者筚路蓝缕、孜孜以求，已经形成了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有力地推进了相关问题的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民族是由人所构成的，而人又是生活在土地之上的，土地则构成了国家的现实版图基础。因此，当我们结构性地去揭示国家-民族的整体关系时，只有理解了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所具备的思想性基础及其地缘结构，才能更好地认知建立在这种思想与地缘之上的群体关系及其内在动力问题。而“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结构，恰恰也是我们继承至今的疆域版图与群体关系这两大要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国有一国之时代精神。梁启超先生曾这样说道：“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故欲觇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1]1学术思想之变迁，构成了我们理解国家内部政治、社会与文化转变的重要切入点，同时也成为观察国家文明程度与文化实力的重要标志，它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形塑着我们对于内部群体秩序及治理传统的整体认知。这种变迁，与中国历史上的人-地关系息息相关。为此，梁启超继而指出，如果要概观某一时代的学术思想，就必须对作为整体的民族的一切道德、法律、制度、学艺的源头进行深入的研究，而在其中，“天道”“人伦”与“天人相与之际”，构成了进行理解的重要基础；而“天然”与“人为”两部分，则成为理解时代思想的两大因素[1]9。理解这种“天然”与“人为”之间的相互关联以及在这过程中所呈现的基于地理的思想变迁，就构成了我们理解国家及其内部关系结构的重要基础。对于这一点，思想史大家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在其《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一书中提出了充满洞见的佐证。他认为，古代中国各家思想具有三种共享的认知预设，其一是以宇宙论为基础的、普遍王权为中心的、包罗万物的社会政治秩序观；其二是涵盖天人的、具有某种超越性的秩序观；其三则是一种具有“内在论”（immanentist）色彩的整体观[2]425-426。这三种普遍的认知共识非常重要，因为它为我们理解和思考中国思想空间的历史连续性及其内在统一性提供了前提与可能，并在某种程度上构筑了我们超越特定种族、涵盖天人的秩序框架与基础。与此同时，史华慈又进一步指出：“在所谓的西方式的断裂实际发生以前，西方思想和中国思想都曾在古代世界已经创造出的解决问题的步骤和问题意识的框架中运作过，对于它们两者来说，人们都能够谈论一种有意义的、富于创造性而又令人深感繁复的思想史[2]432。”由此可见，思想史并不是西方所独有的东西，与西方一样，中国本身同样具有自足和自洽的思想史空间与可能，并在其思想史空间的历史演进中，实现具体理念与地理结构的周期性调整与互动，最终形成兼具历史经验与当下实践的整体思想图景。作为理解和认识中国的关键内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也是这种整体思想图景的一个重要表征。 在我们理解这种整体思想图景的过程中，对地理的理解成为构筑时空联系性的关键要素之一。如何理解中国历史上的南-北与东-西关系，以及这些关系所传递出来的民族关系结构与思想史路径，就成为值得加以关注的重要切入点。在我们的历史认知中，对于中国历史上围绕农耕-游牧结构所展开的南-北关系的探讨，始终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历史上的地理关系并不局限于此。傅斯年先生在记述中国古代历史变迁时就曾指出：“自东汉末以来的中国史，常常分南北，或者是政治的分裂，或者由于北方被外族所统制。但这个现象不能倒安在古代史上。……在这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而无南北之限。历史凭借地理而生，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而非南北。”[3]2当然，撇开其中某些过于绝对的论断，他的论述还是提醒了我们，除了认识中国历史的南北关系之外，还须关注古代史上的东西关系议题，这既是一种学术观点，同时也是那个寻找民族自信的时代所呈现的一种学术期许。这实际上就提示我们，在理解中国历史及其内部群体秩序的纵向结构之外，还有必要理解其中隐含着的某种横向关系，也就是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边疆内部各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相互关系可以概括性地表述为“多元间关系”。 在涉及历时性的演进方面，梁启超则提到了必须时常注意“集团”外之关系。在他看来，“以不可分不可断之史迹，为研究方便而强画为集团，原属不得已之事。此一群史迹不能与他群史迹脱离关系而独自存在，亦犹全社会中此以群人常与他群人相依为命也。故欲明一史迹集团之真相，不能不常运眼光于集团以外。”[4]107这实际上涉及我们在认知问题方面的区域性及跨区域视的问题。在梁启超看来，当处理“史迹集团”的相关议题时，必须将眼光放到“集团以外”来加以观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围绕“史迹集团”有更为完整的理解与认知。在具体的分析方面，梁启超还对“时间线之外”和“空间线之外”的情况做了进一步阐述：例如，我们要理解历史上所谓“五胡乱华”的相关内容，虽然其主要时间段集中于晋朝，但在认知其内在关系线索的过程中，必须将其带入汉代保塞匈奴，曹魏三辅徙羌的相关语境，这是超出“时间线”的例子；而在理解超越“空间线”的方面，我们也完全有理由去思考关于超越所谓“五胡乱华”的局限性地理空间，而从自公元3世纪开启、持续近四400年之久的欧亚大陆民族大迁徙运动来加以整体性的考量。 有鉴于此，当我们理解整个中华民族及其所处的地理环境的过程中，就有必要在既有的南-北关系之外，来更深入地理解其内部的某种东-西关系，尤其是作为一般意义上的边疆区域的较为泛指性的北部地理空间内部的东-西关系（当然，在特定的历史和现实语境中，往往呈现为东南-西北关系）[5]。而要更好地理解这种关系的生成与发展路径，我们就需要去发掘和揭示这些边疆区域的内部关系结构及其内在动力机制，这就引出了对于这种结构与机制的思想史解释可能，对此，“边疆思想史”就承担着提供这种可能解释的任务。正如笔者在之前的相关论述中所指出的，在我们系统性地对中国边疆的历史框架及其动力机制进行整体考量的过程中，作为一种并非局限于区域指向的结构化思想叙述方式，“边疆思想史”并不局限于对中国历史上中央政权对于边疆地域以及生活在这些地域之上的诸民族群体的具体治理政策及其思路的专门化梳理与考察，而力图从整体上揭示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中原-边疆关系认知框架，以及在这种认知框架下的内部群体活动逻辑，及其在政策实践下形成的互动关系。在关注重点方面，更侧重于中央政权边疆政策在边地的创造性转换与在地化实践问题，及其在这一转化与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内部关系网络。经由对边疆地区内部的关系网络及其内在生成机制的揭示，边疆思想史的路径将能够超越对于边疆的区块化认知格局，从而在重新审视中原-边疆关系的历史轴向基础上，理解和阐释边疆空间如何进入中国的整体叙述[6]。在我们历史性地理解“中华民族”结构的过程中，这种新视角的切入，或许会提供一种新的解释路径与可能。 二、“天下”秩序与近代转型 空间秩序感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特征。在具体的实践中，人类往往将自身周边的环境加以神圣化与绝对化，进而塑造一种由中心至边缘的空间秩序。关于这一点，地理学家段义孚有过相关的学理论述，他指出：人的生理层面的需求是建立在某一个大小适宜的地域上的，如果这个地域刚好又是一个自然地理单元，那么，人们与其就能够确立一种更为紧密的关系。在帝国时代，由于其版图往往是一个凭权力拼合起来的聚合体，内部的异质性较强，因此人们的情感常常无法覆盖整个帝国。但是，与帝国相对的那片故土（Pays），却有着历史的传承性。这种故土可以是一个较小的地理单元，人们对其有着自然的亲近感。而现代国家则是一种处于“帝国”与“故土”之间的独特形态，它同样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历史延续性。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现代国家的分权结构，权力不再成为将民众维系起来的最为有力的纽带；同时，现代国家的版图又十分庞大，人们也无法依靠个人的力量来加以感知[7]150-151。虽然现代国家本身存在着与古代结构所不同的状态，但是，我们可以经由对文明历史的重新审视，去追寻经由“人-地”关系的连接可能。经由这种关联，特定的空间秩序转变为某种“天下”结构，在人类的古代史中渐次呈现，并在近代出现重大转变。 总体而言，“天下”结构并不是一种文明的独有状态。正如20世纪最具原创力和影响力的奥裔美籍哲学家埃里克·沃格林（Eric V?gelin）提示我们的，一直到亚历山大大帝发动对印度的战争之前，西方人在认知和构想文化意义上的天下时，依然将北方和南方的游牧部落排除在外。而这种认知，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世纪以前希罗多德的构想。沃格林进而指出：“在亚历山大之后，那些普世-帝国符号的意义开始发生微妙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出，不可能使一个帝国的司法管辖范围，同正在扩展中的文化层面和现实层面的天下完全吻合。当亚历山大在拥有马其顿、希腊和埃及的王权之后，又取得亚洲的王权时，他仍然能相信自己业已建立起涵盖整个天下的帝国。当印度河以外的天下的广袤范围得到认识以后，这种构想便发生了动摇；一到分别位于‘亚洲’东部和西部的孔雀帝国和罗马帝国开始联合时，这种构想也就必然烟消云散了。在后亚历山大战争之后，当塞琉古一世取得亚洲之王的称号时，由一个单一的普世帝国向现实层面的天下之内的多个帝国的转变过程，就已经开启了。”[8]292-293从这种意义上说，在整个欧亚大陆，对连贯性空间的想象与追求一直以来都是一种重要传统，欧亚区域的“天下”并不是突兀的存在，而是呈现为一种较为普遍的思想史现象。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基于中国历史自身的实践传统与地理环境，中国思想认知中的“天下”是连续的，是一种具有“大一统”理念的天下框架。这种独特的“天下”秩序是一种历史空间的连续体，也表现为现实层面的地理空间的继承性结构。由此，这种“天下”的中国化必然会伴随着所生活在这片大地上的人群结构的历史延续，同时也包含着这片大地本身的地理空间聚合与变动。正如赵汀阳所指出的，中国自身所拥有的一种兼具国家性（Nationality）和天下性（Cosmopolitism）特质，赋予了古代中国的生长性，也使之成为一个开放性与伸缩性并存的实体化存在。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文明与认同的中国，始终处在一种连续性演变的状态当中，并以“易”（万变而不变之道）作为其存在的方式。此外，以这种连续性演变来观察的话，“大一统”本身就不仅是政治权力的追求形式，而且也是万民和平生息的经济需求。在历史现实层面，万民安居乐业、大国的资源基础、经济的多样互补性、人口数量的巨大优势，构成了这种政治实践背后的经济实利[9]24-25。在这种意义上，中国的这种“天下性”并不仅仅局限于群体与地理空间的稳定性，而更多地体现在群体结构及其内部关系的延续性与长久性，以及构成这些结构的地理与社会经济基础的稳定性与发展性上。群体和地理的这两种关系，构成了我们理解古代中国天下秩序及“中华民族”古代形态的重要基础。 当然，对于中国而言，近代又构成了我们指向当下的一面，这是因为近代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国家化过程，既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国家转型，又对古代中国的天下秩序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同时还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周边与域外认知框架。在此过程中，清末西北史地学的关注主题也曾经历内在的转变。“以道光中叶为界，前期的西北研究多从开发、稳定的角度关注王朝对边地的统治，研究者关注的是作为中原腹地向外扩延的边疆；随着边疆危机的加深，后来的研究者何秋涛等人已经意识到边徼之地的边防意义。”[10]291这表明，由边务所带来的边疆议题的现实性与紧迫性，直接影响到作为整体的王朝认同与群体认同（例如关于逃人的认定与遣返以及在划界过程中确定那些部族是境内的、哪些是境外的，等等）。而后，随着王朝时代的终结，在既有的“天下”秩序逐步转变为近代周边与国际关系、宗藩结构逐渐呈现为边疆议题的大背景下，关于民族与国家的议题也以新的概念得以呈现：“中华民族”作为一种兼具历史与现实的群体标志，进入知识界与公众舆论的讨论空间。如黄兴涛教授所言：“它是20世纪初现代性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生成之后，特别是清王朝临近崩溃之际和最终覆亡之后，在中国逐渐产生发展起来的具有政治、社会文化符号意义的民族观念凝结物”。[11]1在近代转型的语境中，“中华民族”观念也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曲折的历程。围绕这一观念的变迁，学界已有充分论述，本文不再展开。 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古代中国在群体和地理层面的历史连续性，我们无法全然转变为欧洲式的单一民族国家，而必须在古代中国的既有资源与传统中寻求一种协调式的结构，以求得古代、近代与当代之间的某种合理承接与阐释。对此，正如赵汀阳所言：“中国区别于民族国家的理由必须是中国的政治概念或原则，即作为中国政治基因的天下概念或其‘配天’‘无外’和‘协和’等根本原则。因此可以说，中国是天下的缩版（Microcosm），是一个以天下为内在结构的国家（a World-pattern State）。如果非要以民族国家作为对应概念，那么，内含天下性的中国似可称为‘万民国家’（Inclusive State）。以上概念只适用于古代中国。至于现代中国，另有其双重性质：传统中国性质加上现代国家性质。”[9]31而随着近现代世界流动性的增强，人员的广泛跨界流动成为一种日常现象，在这种情境之下，要理解“中华民族”结构的表现形式，就必须兼顾古代中国“天下”秩序结构下的群体关系以及现代中国主权与跨国关系框架下的群体关系（其中就包括跨界民族现象）。这种“古代传统+现代国家”的独特性，及其所衍生出来的内部关系秩序，构成了我们思考与理解“中华民族”结构及其呈现方式的制度化背景。 三、“多元间关系”与“连续性时空”：“中华民族”历史的地理基础 无可否认的是，中国的空间结构具有其历史传承性，这一中华文明的“故土”，其横向的空间拓展与纵向的历史关联构成了我们当下理解中国历史与未来的基础，同时也在这种认知中形成了我们对于整体性的认同。在这当中，“多元间关系”与“连续性时空”，构成了我们认知“中华民族”历史的地理基础。 在历史上，这种基于内部区域的相互关联具有广泛的实践基础。秦代所开创的郡县制为地理空间的制度化衔接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正如钱穆先生所言：“秦人于内则努力于新首都之创建，外则岁时巡行郡县，同为当时抟固一统局面之政策。”[12]18以此为基础，地域空间也得以初步奠定并进一步发展，“中国版图之恢廓，盖自秦时已奠其规模。近世言秦政，率斥其专制。然按实而论，秦人初创中国统一之新局，其所势力，亦均为当时事势所需，实未可一一深非也。”[12]20而在具体的政策操作中，都城的建设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因其不仅构筑了对于王朝京畿重地的朝圣式行政框架，更进一步构筑了“帝都王域”之想象。这种认识图景一旦形成，则一时的分裂无法影响整体意义上的统一之势：“然始皇李斯十余年来为全国努力建设新首都，使社会民众从此有一集中之视听，其精神影响，已有成效，不可磨灭。项王不愿居关中，而亦不肯使沛公居之，是其心中亦隐然已存一咸阳为帝都王域之想，故不敢畀之畏敌也。可见一统之局已成，纵使一时崩坏，其势不能仍归于分裂。”[12]37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秦汉时期实为这一时代精神的开创期，“秦末之乱，生民涂炭。然次特一时政治之失调。若论其时中国民族精神，则正弥满活跃，绝无衰象。故及汉之兴，休养生息，未及百年，而已元气磅礴，蔚为极盛。秦有谪戍之法，移民边徼。及秦乱，中国之民，又相率避地奔亡。然皆能自立塞外，播华族之文风，化榛莽为同域。”[12]39此外，“至于汉高之诛锄功臣，韩信彭越黥布陈豨之徒，相继杀戮。高后大封诸吕，亦遭失败。此不过为前代封建思想反动之余波。统一之机运既开，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大局所趋，中央政府自臻稳定，割据政权必难安立。历史大趋如此，亦不尽由于人谋也。”[12]54而这种群体精神一直延续到钱穆先生所处的那个时代：“今考中华民族，于其内部乱离之际，奔亡迁谪，救死不遑，而声威远播，日转开拓。凡此亦非无故。当时民族自身内部之活力，盖极有可注意者。”[12]42 在钱穆看来，西汉初年的改革，“此辟山泽之虞，实当时社会经济变动一主要成分也。山泽本为禁地，至战国而逐渐公开，此种辟山泽之虞，已不为封建贵族封君特设御用之职，而变为社会自由工商业中主要凭籍，此实中国古代社会剧变一要项。”[12]54而“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畏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怀生之物，有不浸润于泽者，贤君耻之。……夫拯民于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继周氏之绝业……”[12]142钱穆以这段论述代表了汉武帝时期的整体边疆理念，而如果进一步来说的话，这在事实上也构筑了一种由秦汉所开启的建基于对群体关系（“拯民于沉溺”）与地理空间（“反衰世之陵夷”）双重继承基础上的王朝边疆治理框架。它既有时代性，同时又维系一种传统（“奉至尊之休德”）和“故土”意识（“继周氏之绝业”）。当然，这个过程并不是孤立出现的，而是与考古学证据存在明显的关联性，正如徐苹芳先生所指出的：“秦汉以后，中央集权制政治体制建立，全国一统的政治因素大大加强，它对中国历史考古学文化分区起了决定性作用。”[13] 如果说秦汉时代代表了中国历史空间及其整体认同的真正发端的话，那么，隋唐时代则在制度与实践层面呈现出了对于边疆传统的汇融。例如，陈寅恪先生曾就隋唐都城建筑有过如下的论述：“唐之宫城承隋之旧，犹清之宫城承明之旧……然隋创建新都大兴城，其宫市之位置与前此之长安不同，世有追究其所以殊异之原因，而推及隋代营造新都者家世之所出，遂以为由于北魏胡族系之实行性者。寅恪则谓隋创新都，其市朝之位置所以与前此之长安殊异者，实受北魏孝文营建之洛阳都城及东魏、北齐之邺都南城之影响，此乃隋代大部分典章制度承袭北魏太和文化之一端，与其以北魏胡族系之实行性一点为解释，无（毋）宁就杨隋一代全部典章制度立论较易可通，或竟以太和洛都新制归功于河西系汉族之实行性，似尚可备一说，以资参考也。”[14]62在对府兵制的判断上，陈寅恪先生指出：“府兵制之前期为鲜卑兵制，为大体兵农分离制，为部酋分属制，为特殊贵族制；其后期为华夏兵制，为大体兵农合一制，为君主直辖制，为比较平民制。其前后两期分划之界限，则在隋代。”[14]140这为我们揭示了隋唐在极为关键的军事群体构成方面所逐渐呈现的南北兼容的特征，这种制度性的影响至为深远，堪称开启了后续新的交融与发展时代。因此，“唐代不能不说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高峰。它的特色也许就在于它的开放性和开拓性。这和民族成分的大混杂和大融合是密切相关的。”[15]16 随着元明清三朝的制度性实践，至清代中期，中国的古代历史空间最终成型，并在此基础上构成了中国历史疆域版图的标准空间，以及这种标准空间下的群体基本分布态势与相互间关系结构[16]。尽管之后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近代转型，但古代中国所延续下来的历史空间并没有出现大的变化，如《清史稿·地理志》所载：“外涉瀚海，阻兴安，东滨黑龙江，西越阿尔泰山，为外蒙古。重之以屏翰，联之以（婚）昏姻，此皆列帝之所怀柔安辑，故历世二百余年，无敢生异志者。”[17]这一经由历史传承延续下来的疆域版图，既成为当代中国提供了现实基础，更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地理场域。而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15]6 费孝通先生进而指出，“中华民族成为一体的过程是逐步完成的。看来先是各地区分别有它凝聚中心，而各自形成了初级的统一体。……经过多次北方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及中原地区的汉族向四方扩散，才逐步汇合了长城内外的农牧两大统一体。又经过各民族流动、混杂、分合的过程，汉族形成了特大的核心，但还是主要聚居在平原和盆地等适宜发展农业的地区。同时，汉族通过屯垦移民和通商在各非汉民族地区形成一个点线结合的网络，把东亚这一片土地上的各民族串联在一起，形成了中华民族自在的民族实体，并取得大一统的局面。”[15]35因此，我们必须在这一过程中充分理解这种关系结构的内在生成动力，尤其是游牧统一体及其对应地理区块之间的关系演进逻辑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说，围绕边疆地域各区块以及生活在这些区块之上的各民族群体之间的“多元间关系”，就成为我们理解“中华民族”结构的思想史路径之一。在此路径之下，我们需要弄清楚的是：其一，这些边疆地区诸区块之间的相互间关系是如何逐步确立起来；其二，边疆地区如何逐步与中原形成一种密切的结构性关系。在具体的关注层面，如果借用一些经典论述来加以化用的话，那就是，它着眼于“多元一体”中的“多元”间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与“一体”之间的结构性互动；它着眼于“满天星斗”中的“星斗”间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整个星空格局的影响；它着眼于“重瓣花朵”中的“重瓣”间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整朵花盘所产生的影响[18]。 此外，费孝通先生还指出：“中华民族的家园坐落在亚洲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的这一片广阔的大陆上。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地理单元。这个地区在古代居民的概念里是人类得以生息的、惟一的一块土地，因而称之为天下，又以为四面环海所以称四海之内。这种概念固然已经过时，但是不会过时的却是这一片地理上自成单元的土地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中华民族就是在这个自然框架里形成的。”[15]4-5理解这种生存空间的历史连续性，也就是认知生活在这一生存空间之内的中华民族内部各群体，在同一时空范围内的历史连续性问题。从关注重心来说，这种连续性并不是仅仅强调历史上各民族在中国历史上某一朝代的历史互动及其交流融通的关系史，而是要进一步注意到，这些关系史所具有的超越某一朝代甚至特定区域的整体互动问题，从而形成我们对于“中华民族”时空连续性重要而现实的地理与区域认知。 基于上述论证，可以说，作为我们认知“中华民族”结构的两种思想史路径，“多元间关系”与“连续性时空”这两大要素，构成了理解“中华民族”历史的地理基础。而在这中间，基于历时性联系的“人”的团结与“地”的团结，最终构成了“中华民族”这一作为中国大地上生活着的人群共同体的两大基础。此二者缺一不可，如果缺失其中的任何一方面，都会对我们理解和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性和现实性产生不利的影响[19]。有鉴于此，在既有的诸多对于“中华民族”中基于“人”的关联研究之外，我们还应该确立起基于关系维度的对于“中华民族”结构的新认知。在具体的议题上，重新理解“四海”与“河山”论述，将为我们提供一种认知“中华民族”结构内外呈现形式的独特叙事方式①。 四、理解整体与变动：作为有机体的“中华民族”结构 历史与现实总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费孝通先生在论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时候曾鼓舞我们：“中华民族不仅有它辉煌的过去，还必然有它更辉煌的未来。我们回顾过去的目的是在为创造未来作准备。我们民族的祖祖辈辈在东亚这片大陆上形成了这一个优秀的民族是付出过无数代价的。为了前进，为了在今后年代中能使我们中华民族继续成为世界上一个优秀民族。为人类的不断发展作出贡献，我们的任务比祖祖辈辈更为艰巨，也更为伟大。”[15]43他的这段话，在当前面向新时代、面向世界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头，也激励着我们继续思考“中华民族”结构的内在动力及其具体的历史-地理因素，从而真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是历史生成的。深厚博大的中国历史为其提供了生存的根基与养料；在此基础上，中华民族又是整体性的，因为我们无法将其从古代、近代和当代中国的实践中加以抽离和分隔；中华民族更是变动发展的，因为其内部复杂的“多元间关系”无法用一种机械的、固定的素材来加以固化，而需要在面对新出的历史资料和活跃的当代实践时，寻找一种充满思想动力的解释可能，寻找到当代的、民族的时代精神。而与此同时，作为其中的一分子，我们对于中华民族的认知始终是需要面向未来的，这既是其“连续性时空”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我们在思考和理解的过程中最需要关注的。因为，只有体认和理解了当下的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我们才能够谈得上对于历史层面的这一共同体的理解与体悟。由此可见，在认识中国历史及其疆域版图的统一性与连贯性的基础上，去理解整体与变动，我们才能在认知作为有机体的“中华民族”结构中，真正感受到一种共同体意识的存在与生成。 ①对此，笔者将有专文论述，此处限于篇幅，不再展开。 参考文献 [1]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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