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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典文学 《诗经》 《左传·桓公六年》的记载中有一段关于命名原则的描述：“公问名于申繻。对曰：‘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1] 鲁桓公在得子后向大臣询问命名的注意事项，大臣申繻详尽阐发了一套 “五可六不可”的具体要求，将命名的是非原则清晰地表述出来。由此可见古人很早就对“命名”行为进行了细致思考与严谨总结，并将自身的美好希冀与祝愿寄寓在了命名之中。 在申繻提及的五项命名方式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二项“以德命为义”所代表的“以祥瑞意象命名”之意。相较于其他几项涉及“出生异象”“类似事物”“父辈情况”等命名方向，显然选用吉祥字词命名的方式更具普遍性，成为前人在命名中最常使用的方法手段。 如何选取祥瑞意象决定命名出处？传统典籍在其中发挥了显著的参考作用。在命名方面，中国自古便有“女《诗经》男《楚辞》，文《论语》武《周易》”之说，典籍文献中深厚的文化精神蕴藏为命名提供了取之不竭的灵感支持，特别是在命名过程中引用《诗经》内容命名的现象，尤为引人瞩目。 前人引《诗》命名，背后隐含的思考逻辑是对于《诗经》中美好诗旨的接受与重新阐释。从《诗经》文本中选取最能够代表自身希冀的文化符号融入命名中，意味着这些美好诗旨得到了古人的认同与接受，成为了传递文化信念的最佳载体。具体分析古人引用《诗经》命名的典型例证，可以看到其中包含三种迥乎不同的引用思路，也正对应了前人解读阐释诗旨的三个不同层面。 运用诗旨原本义，寄寓美好祝愿 首先最普遍也最常见的一种引用类型，便是严守“以德命为义”的本意，从《诗经》文本中选取代表祥瑞意象的字词，直接使用其原本义，借以寄托命名者的美好祝愿。此类命名征引大多使用没有明确指向、意蕴较为宽泛的名词、形容词，因而具有极强的泛用性与普适性，其中包含的文化意蕴范围也最为广阔。 例如北宋著名词人周邦彦，其名字由来便是这类命名的典型代表。“邦彦”出自《郑风·羔裘》，原句为：“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彦兮。”诗句中“晏”的本意为天清，引申为柔暖貌；而“三英”则指的是将豹皮镶在袖口的三排装饰，形容的是羔裘装饰的华美。[2] 能穿着这样华美服饰的，便是被称作“邦之彦兮”的国家俊杰。《毛传》中有“彦，士之美称”[3] 之说，羔裘也被认为是大夫等级官员才能穿着的服装，这都说明有一定身份地位的君子才能被称为“邦彦”，这样的命名显然饱含着命名者期望后代成长为国家栋梁之才的美好希冀。 关于《羔裘》诗篇的意旨，古来便有两种常见说法。《毛序》称其“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风其朝焉”[4]，认为这是一篇通过赞美古代君子表达对当朝讽喻的作品；另一种较为公允的说法见于朱熹《诗集传》，认为诗篇“盖美其大夫之词，然不知其所指矣”[5]。两说区别在于是否相信诗篇含有讽喻之义，但均认同内容本身是借描绘羔裘表达了对国之君子的赞美、褒扬之义，因此引“邦彦”二字命名便是使用了其在诗篇中的原本含义，以此表达美好祝愿之意。 再如北宋开国名将高怀德，其名字由来也同样借鉴了《诗经》中的美好意旨。“怀德”二字来源于《大雅·板》，原句为：“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按照程俊英先生的解读，此两句意为“以德行团结贤人民众和诸侯宗族，就是国家的安宁”[6]。此处“德”指代“德行、品德”，而“怀”则具有“和、团结”之意，因此“怀德”便理解为“以德行团结众人”，同样是美好意旨的代表。 相较于风诗作品，雅颂类诗篇往往表现出更为明显的政治内涵，这篇《大雅·板》也不例外。前人多认同《毛序》中“板，凡伯刺厉王也”[7] 的说法，将其理解为借批评同僚为名表达讽喻规劝的作品，诗篇亦因此饱含深情。作者在“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一句中使用连串譬喻，由浅入深地述说贤人（价人）、民众（大师）、邦国（大邦）、宗族（大宗）等均是周天子维系天下的屏障所在。而在整个逻辑链条中，德行无疑居于抟和一切的中心地位。周人强调“德治天下”，对于德行的追求构成礼乐制度的内在精神，因此“德”也是《诗经》文本中最为内核的文化符号。选择征引“怀德”来命名，同样借鉴使用了其在诗篇中表现出的原本含义，充分体现出命名者希望后代能够成为有德之人、借德行服众的美好愿望。 借鉴诗旨指向义，强调具体期望 《诗经》篇目中存在大量含有美好寓意的字词。结合诗旨来看，表述美好原本义的字词往往成为命名的热门选择。除此之外，另一种常见的引《诗》命名方式，则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虑诗篇的具体内涵，在命名时使用的是字词特定的指向含义，以此表达命名者更为具体的期望与祝愿。 例如著有《儒林外史》的清代小说家吴敬梓，其名便是使用了字词的特定指向意义。“敬梓”二字出自《小雅·小弁》，原句为：“维桑与梓，必恭敬止。”这两句诗属于陈述部分，意为见到父母所种植的桑树与梓树，一定要表现得恭恭敬敬。这种对树木表现出的恭敬之义，背后隐藏的则是人伦礼教中的孝道要求。 诗篇中提及的桑树与梓树，在古代往往种植于住宅旁。这些父母亲手种植的树木，某种程度上也就成为家庭的象征，具有家宅安宁的指代意义。子女看到桑梓便难免会见物思人，进而联想到父母的养育恩情。《毛传》称：“父之所树，己尚不敢不恭敬。”[8] 子女感受体悟父母养育恩情借由日常生活中的事物表现出来，对树木的恭敬实际代表着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激，这正是传统人伦孝道的鲜明体现。   [日] 细井徇撰绘：《诗经名物图解》（节选），嘉永元年（1848） 马瑞辰在《毛诗传笺通释》中述此句“ 覩其树，因思其人也……后人相沿，遂以桑梓为故里”[9]，正是受这首诗篇的影响，“桑梓”一词后来固定为“故乡”的代称，并引申出“反哺桑梓”的说法。由此再看吴敬梓的得名由来，可见“敬梓”二字所指向的孝顺父母之意才是命名用意所在，意味着命名者希冀后代能够敬重父母、恪守孝道。 再如清代著名学者王引之，其名字由来同样饱含命名者关于延续家族传统的希冀。“引之”二字来源于《小雅·楚茨》结尾，原句为：“子子孙孙，勿替引之。”“替”在此处为“废止”之意，“引”的意思是“延长、延续”，而“之”则是代词，代指的内容是诗篇中提及的祭祀礼节。 与之前提及的《诗经》作品性质不同，《小雅·楚茨》是一首周王祭祀祖先时使用的乐歌，因此诗篇内容围绕祭祀仪式展开。吕祖谦在《吕氏家塾读诗记》中认为：“《楚茨》极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之节，致详致备，所以推明先王致力于民者尽，则致力于神者详。”[10] 祭祀典礼的完备寓意着生者对于死者的追念，对于前代周王施政理念的坚持与延续，因此诗篇结尾落在了对于后辈的训诫上，希望后辈能够将这样的传统代代延续下去。由此可见在命名时使用“引之”一词，正着眼于其中继承家族传统的指向义。而王引之在研究领域能够做到子承父业，学术成就不在其父王念孙之下，“引之”之名可谓是名副其实。 发挥诗旨引申义，表达深沉希冀 引《诗》命名的第三种类型，则是结合诗旨内涵对诗篇字词进行深入阐发，在命名过程中借用其引申含义。相较于前两者使用的原本义与指向义，借用引申义的命名往往包含着更为深沉复杂的思考与希冀，满怀着命名者的殷切期望。 前文提及宋代名将高怀德得名取自《诗经》，而其父后唐齐王高行周的名字同样来源于《诗经》。“行周”二字出自《小雅·都人士》，原句为：“行归于周，万民所望。”其中“行归于周”若按照字面意思理解，便是“将要回归镐京”之意，看似并无深刻内涵，因此要理解这一命名内涵，还需对诗旨进行深入分析。 关于《都人士》的篇章主题，古来便有诸多不同意见。《毛序》称其主旨为“周人刺衣服无常也，古者长民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则民德归一，伤今不复见古人也”[11]，认为这是一首充满感伤色彩的讽喻作品。朱熹在《诗集传》中则摒弃讽喻说只认可这是怀旧之作：“乱离之后，人不复见昔日都邑之盛，人物仪容之美，而作此诗，以叹惜之也。”[12] 两说的相通之处在于均认可诗篇内容的怀旧基调，因此“行归于周，万民所望”这句对于过去景象的描述，也就带上了慨叹追忆的色彩。 西周末年，统治者日益昏聩，原本起到凝聚社会作用的礼乐制度也逐步废弛，周王朝走向了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黑暗的社会现实引发了人们对过往生活的集体追忆，《都人士》中称“行归于周”为“万民所望”，也正基于此种怀旧情绪。在诗篇昔胜于今的回忆基调下，“行归于周”这一符合“万民所望”的行为，除了字面上的“返回西周故都镐京”外，还能再读出一层“回归周家旧传统，回归礼乐制度”的深层含义。而这层更为深沉的内涵，便是引用“行周”来命名的目的所在，其中同样蕴含着命名者对传统礼乐精神的向往与渴望回归之情。 再如唐代名相杜如晦，其姓名由来同样借鉴了诗旨的引申含义。“如晦”二字来源于《郑风·风雨》，原句为：“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单看这两句似乎难以把握引其命名的原因，“晦”意为“昏暗”，《说文解字》称：“晦，月尽也。”[13] “风雨如晦”一句也就是风雨大作而导致天色昏暗之意。“已”意为“停止”，在阴晦的风雨天中鸡鸣不止，原本只是风诗采用的起兴手法，并无特殊的指向含义，但前人的解读却为这句诗注入了新的引申意义。 《毛序》称：“《风雨》，思君子也。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14]以惯有的讽喻眼光看待诗作，而“风雨”与“鸡鸣”等意象也就由此获得了新的内涵。“风雨”象征乱世，而在“风雨”中仍旧“不止”的“鸡鸣”则成为君子面对乱世仍旧“不改其度”的象征。这种理解赋予了《风雨》篇章新的诗旨，“如晦”中的“如”字又含有一层“仿佛、宛如”之意，增添了虽然似乎身处晦暗之中但却依然向往光明的昂扬含义，成为由《风雨》诗篇引申而出的意象。这一意象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很多士人虽处“风雨”之境，仍以“鸡鸣”自励。例如抗战时期阿英（钱杏邨）便以“魏如晦”为笔名发表作品。[15] 而名相杜如晦的得名，同样也借用了诗篇中的这层引申含义，寄寓着命名者希望后代可以不改其度的深沉嘱托。 上述列举的都是古人取名时借鉴引用《诗经》的例证，实际上类似的借鉴方式还广泛存在于其他命名行为中。例如，在地名中也多有参考诗旨引申含义命名的实例。囿于篇幅所限，此处简单举两例为证。日本明治维新后开创“鹿鸣馆时代”的外交场所鹿鸣馆，便由诗篇《小雅·鹿鸣》而得名，取“《鹿鸣》，燕群臣嘉宾也”[16] 之意，恰如其分地展现了鹿鸣馆的外交宴会作用，寄托了借其调和交际的美好愿望。再如明治时期教育家近藤真琴于1863年创办的攻玉塾，名称取自《小雅·鹤鸣》中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化用其中借他人磨砺自身之意，生动形象地表现出学习的重要性，命名可谓意旨深远，切中《诗经》意蕴之要。  日本鹿鸣馆 以上从三个不同层面分析了引《诗》命名的不同类型。不论是撷取原本义、参考指向义还是发挥引申义，背后均反映出命名者对《诗经》文本的熟稔及对其中美好诗旨的接受。命名行为看似微小，实则是寄寓命名者殷切期望的庄重之事，以此为切入点，揣摩、观察前人阐释化用诗旨的具体例证，某种意义上也为我们理解前人对《诗经》意旨的接受提供了新的思考角度。 注释： [1][清]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清嘉庆刊本·七·春秋左传正义·卷第六·六年》，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801-3802页。 [2] 程俊英、蒋见元著：《诗经注析·十五国风·郑风·羔裘》，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34页。本文有关《诗经》文本的解读均引自此书，下文注释从略。 [3][4][清]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清嘉庆刊本·三·毛诗正义·卷第四·羔裘》，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718页。 [5][宋] 朱熹撰，赵长征点校：《诗集传·卷第四·郑·羔裘》，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79页。 [6] 程俊英、蒋见元著：《诗经注析·二雅·大雅·板》，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847页。 [7][清]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清嘉庆刊本·三·毛诗正义·卷第十七·板》，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182页。 [8][清] 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 清嘉庆刊本·三·毛诗正义·卷第十二·小弁》，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971页。 [9][清] 马瑞辰撰，陈金生点校：《毛诗传笺通释·卷二十·小雅·小弁》，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44页。 [10] 黄灵庚、吴战垒主编：《吕祖谦全集·第四册·吕氏家塾读诗记·卷第二十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85页。 [11][清]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清嘉庆刊本·三·毛诗正义·卷第十五·都人士》，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182页。 [12][宋] 朱熹撰，赵长征点校：《诗集传·卷第十五·都人士》，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61页。 [13] 王平、李建廷编著：《说文解字标点整理本·弟七·日部》，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版，第168页。 [14][清]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清嘉庆刊本·三·毛诗正义·卷第四·风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729页。 [15] 程俊英、蒋见元著：《诗经注析·十五国风·郑风·风雨》，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51页。 [16][清]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 清嘉庆刊本·三·毛诗正义·卷第九·小大雅谱》，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860页。 （作者单位：香港岭南大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