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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明清易代，经历了鼎革之变的清初学者，在反思历史兴亡的同时反思学术精神，出现了学术史编纂的热潮。这些学术史著述基本表现出三类明显的思想取向：一是尊程朱而贬陆王，强化门户意识，捍卫理学的道统正宗地位，以重振理学；二是把汉唐经学家纳入学术史视野，贯通理学和经学，重新梳理理学源流，同时折衷朱陆，淡化理学宗派意识，以挽救理学颓势；三是冲破传统道统论范式，以学术宗旨为核心，博采兼收，共尊程朱陆王，试图挣脱学术一统的枷锁，建构新的道统谱系和学术体系。清初学者对学术史的多元建构，以及在儒学框架内对学术源流的多元探索，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关 键 词：清初/学术史/学术反思/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经学 作者简介：王记录(1964- )，男，河南范县人，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历史文献学(河南 新乡 453007)。 明清易代，天崩地解，清初学者开始从多个层面反思明亡教训、省察过往历史。在这一过程中，政治和学术是他们反复提及的话题。清初学者由批判总结历史而批判总结学术，由分析政治得失而辨析学术精神，学术之于政治的重要性成为他们探讨的重要问题。在此背景之下，他们从不同角度思考学术发展的历史、现状及旨趣，形成了学术史编纂的热潮。据统计，顺、康两朝编纂刊行的各种学术史著作就有32种之多①，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绝无仅有。对这一学术现象，学界虽有探讨，且颇多精义②，但笔者认为，清初的学术史撰述，是对中国传统学术发展的重新建构和阐释，价值取向和撰述旨趣极其复杂，涉及学脉源流、学术异同、学术门户等诸多问题，值得深入探究。 一 尊程朱辟陆王与理学史的编写 明清易代在思想领域造成的最大影响，就是理学的合法性地位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危机之下必有反弹，为挽救理学发展的颓势，人们编纂了诸多理学史著述，试图以史立则，强化理学宗派意识，推尊程朱，贬抑陆王，捍卫道统，重振理学雄风。 (一)严分体例，为理学明统定位 清初学术史编纂，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通过特定的学术史编纂之“史法”，辨别正闰，区分内外，褒贬高下，把程朱、陆王两派思想对立起来，尊朱贬陆，强化理学宗派意识，为程朱学派明统定位，确立其思想与学术的“正宗”地位。熊赐履的《学统》、张夏的《洛闽源流录》等都体现出这样的特点。 熊赐履著《学统》，核心任务就是“尊朱子，辟阳明”③。他解释《学统》之“统”云：“统者，即正宗之谓，亦尤所为真谛之说也。要之，不过‘天理’二字而已矣。”在熊赐履看来，学术“正宗”和“真谛”就是程朱理学所提倡的“天理”，《学统》之作就是要探究孔子以降两千余年间“道术正邪与学脉绝续之故”，梳理学术正宗，寻找学术真谛，“究其渊源，分其支派，审是非之介，别同异之端，位置论列，宁严毋滥”，让学术“归于一是”④；“人心之不正，由于道统之不明；道统之不明，由于学术之不端。……《学统》一书，继正脉而扶大道，阐千圣之真谛，正万古之人心”⑤，其宗旨就是要阐明道统所归，“继正脉而扶大道”，排斥那些“乱吾学”“害吾道”的学术“异端”。 首先，在编纂体例上作文章，通过体例编排来扬程朱、抑陆王，树立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学统》以传记的方式网罗古今学术人物，把自先秦至明代的“学脉”分正统、翼统、附统、杂统和异统五大类。“正统”以孔子开其端，收录孔子、颜回、曾子、子思、孟子、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9人，原因就是孔子“为万世宗师”，其后8人“皆躬行心得，实接真传，乃孔门之大宗子也，故并列正统焉”；“翼统”收录闵子骞、冉雍、端木赐至明代薛碹、胡居仁、罗钦顺等23人，此乃“能羽翼经传、表彰绝学者”，是道统之功臣，故称翼统；“附统”收录冉伯牛、子路至明代邓元锡、顾宪成、高攀龙等178人，此乃“圣门群贤，历代诸儒”，“皆得与于斯文者也，名曰附统”；“杂统”收录荀子、杨雄、陆九渊、王阳明等7人，“必为之正其辜，使不得乱吾统焉，故揭之曰杂统，明不纯也”；“异统”则收录老、庄、杨(扬)、墨及释、道二氏，“曰异统，明不同也”。“杂统”和“异统”离经叛道，均为道统之乱臣贼子，“或明叛吾道，显与为敌；或阴乱吾实，阳窃其名，皆斯道之乱臣贼子也”⑥。很显然，熊赐履将古今学者各归其类，以程朱理学为“正统”，以继承、弘扬程朱理学者为“翼统”和“附统”，以陆王心学为“杂统”，以儒家之外学术为“异统”，竭尽全力树立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李振裕云：“《学统》一书，断自邹鲁，迄于有明，厘为五类：曰‘正统’，犹族之有大宗也；曰‘翼统’，犹小宗也；曰‘附统’，犹外姻也；曰‘杂’，曰‘异’，则非我族矣。”⑦很形象地把古代学术比作一个大家族，作为接续孔孟正统的程朱理学是这个家族的“大宗”或“正宗”，而陆王心学则直接被排除在儒学大家族之外，成为“非我族矣”的异类。 其次，通过篇末“按语”的方式表达尊程朱的学术立场。熊赐履称赞二程：“二程子既以一敬接千圣之传，而伊川则特为主一无适之解，又从而反覆发明之，庶几学者有所持守，以为超凡入圣之地。朱子称程氏之有功于后学，最是主敬得力。”⑧褒扬朱熹：“孔子集列圣之大成，朱子集诸儒之大成，此古今之通论，非一人之私言也。……盖居敬穷理之言，实与尧舜精一、孔颜博约之旨，先后一揆。……夫朱子之道，乃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颜、曾、思、孟、周、程之道也。”⑨斥责陆九渊：“引释乱儒，借儒文释，其笔锋舌锷，尤足以驾伪而灭真。……陆氏之学，诚足以祸万世之人心而未有艾。”⑩批评王阳明：“不惮以身树禅门之帜，显然与邹、鲁、洛、闽为敌，而略无所忌”，导致“自有明正嘉而降，百余年间，斯文为一大沦晦焉”(11)。 《学统》通过特有的体例形式，区分古今学术流变，彰扬程朱，贬抑陆王，理学宗派意识极其浓厚。无独有偶，张夏的《洛闽源流录》也以类似的体例形式明示学术正闰，与《学统》异曲同工。该书按“正宗”“羽翼”“儒林”把明代学者分为“三品”，学术最醇正者为“正宗”，其次为“羽翼”，最后为“儒林”，褒贬之意寓于史书编排之中。张夏云：“私纂故明一代诸儒学行梗概，溯统程朱，故题曰《洛闽源流录》，盖为程朱后人作也。”(12)简言之，张夏辑《洛闽源流录》，核心目的就是要“溯统程朱”。 围绕“溯统程朱”这一观念，《洛闽源流录》褒程朱、贬陆王，将程朱学者前置，或入正宗，或入羽翼，或入儒林；将王门学者后置，或入羽翼，或入儒林，无入正宗者。所谓“以洛闽为宗主而标儒宗以示准的，次时代以镜盛衰，分支派以定正闰，俾后学一览廓然”(13)，充分体现出以程朱理学为宗主、以阳明之学为异端的为理学张目的思想。该书贯彻“欲正之以孔孟，不若即正之以程朱；欲正之以程朱，不若即正之以学程朱之真儒”(14)的原则，目的就是要告诉世人，程朱理学为学术正宗，不能被陆王异端之学淆乱和湮没，“大旨阐洛闽之绪，而力辟新会(陈献章)、余姚(王守仁)之说”(15)。张夏极力贬斥王阳明，将其排除在“正宗”“羽翼”之外，理由就是阳明之学“所得不中不正，且自信太过，语言之失甚多，上得罪先贤，下开误后学，迄今祸尚未艾”(16)。要之，该书以正宗归程朱，以儒林归阳明，尊朱辟王的理学宗派意识十分鲜明。恰如黄声谐所言：“其书上稽洪、建，下迄启、祯，别派分门，不差毫发，将以扶王道，正人伦，翼圣真，解愚惑，用意良至诚。”(17) (二)专述道学，树立“道统正宗” 专门选取理学中人，编纂成书，为“道统正宗”修史立传，是清初学术史编纂中凸显程朱理学的又一种形式。窦克勤《理学正宗》、张伯行《道统录》《道南源委》《伊洛渊源续录》、魏裔介《圣学知统录》、耿介《中州道学编》等都是这类作品。 窦克勤的《理学正宗》只收录了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杨时、胡安国、罗从彦、李侗、朱熹、张栻、吕祖谦、蔡沈、黄斡、许衡、薛碹等15人，全是著名理学家。该书“止录正宗”，不录那些“儒行驳而不纯者”(18)。所谓“正宗”，即濂、洛、关、闽诸大师，“理学正宗，无逾于此者也”(19)，“圣道尽在《六经》《四书》，而周、程、朱子之功亦尽在《六经》《四书》，此道统之正传，百世不易者也”(20)。至于陆王之学，“驳而不纯”，属于异端邪说，“举异端邪说为吾道害者，悉扫荡而廓清之”(21)，自然不在收录之列。 窦克勤极为推崇程朱理学，认为“后世溯道统正传必以宋儒为断，而宋儒称孔孟嫡派必以周、程、朱子为归。……所以直接薪传，而浅学曲儒不敢望其项背”(22)。周、程、朱子不仅接孔子之后“道统正传”，而且发扬道统，“拥讲席以圣道诏天下者，程朱两家而已”(23)，地位至为崇高。因此，《理学正宗》通过学术史的梳理，指出：“接孔孟之心传者濂洛关闽，而朱子集诸儒大成脉络于龟山、豫章、延平、勉斋，而以许、薛直接紫阳道统，正宗确乎其不可易也。若康侯、九峰之羽翼圣经，东莱、南轩之丽泽讲贯，均为有功圣道。”(24)同时，该书“崇正以黜邪”(25)，斥责阳明心学，“一部《正宗》，于宋元明诸儒品评悉当，斥金溪、姚江之非，使邪说不至害正，一归于廓清”(26)。尊朱抑王，是窦克勤撰著《理学正宗》的重要目的。 与《理学正宗》相比，张伯行撰辑的《道统录》更是通过梳理自伏羲至程朱的学脉发展，建构了完整的道统谱系。《道统录》所收皆道统传承人物，分上卷、下卷、附录三部分，上卷载伏羲、神农、黄帝至子思、孟子15人，下卷载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5人，附录载皋陶、稷、契至谢良佐、尹惇15人。“道统”经唐代韩愈明确提出来以后，意义逐渐凸显。尤其是宋明以来，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等人，皆以接续孔孟道统自任，致力于构建一个完整的儒家道统传承体系。但张伯行在《道统录》中构建的道统体系与韩愈等人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儒家道统只追溯到尧，而皋陶等人不在其列。张伯行却将道统追溯到伏羲、神农、黄帝，并且将陆王完全排斥在外。在张伯行看来，“道”既包含事功，又包含理论。伏羲、神农、黄帝及皋陶、稷、契等人属于君、相，“有行道之权”，“故继天立极，赞襄辅翊，而道以位而行”；而“孔子虽不得位，然集群圣之大成，古今性命事功不出其范围，后之言道者，必折衷焉”；孟子、颜回、子思等人穷理著书，“任明道之责”，“故穷理著书，授受丁宁，而道以言传”。张伯行对“道统”之“道”陈义甚高，“是道也，正纲维，立人极，端风化，开泰运，曲学杂霸不得假，百家邪说莫能乱，昭著流布于两间，真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者也”。(27)其备极推崇，前无古人。 张伯行撰著的《道南源委》是对闽学传承的记载，收录二程、杨时、游酢、胡安国、胡宏、朱熹等近450人事迹；《伊洛渊源续录》收录罗从彦、李侗、朱熹、张载等252人事迹，比较完备地记载了程朱一脉的传承。从张伯行的系列学术史著述中可以看出，他奉濂洛关闽为正学，尤尊程朱一脉为正统，斥荀子、董仲舒和陆王为异端，甚至认为“陆王之学不熄，程朱之学不明”(28)。 魏裔介撰写的《圣学知统录》亦专门为阐明圣学道统而作。该书收录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到周公、孔孟等古代圣贤19人，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宋代学者5人，许衡、薛碹等元明学者2人，共26人。该书“博征经史，各为纪传，复引诸儒之说附于各条之下，而衷以己说”(29)。和张伯行一样，魏裔介也把道统追溯至伏羲，“由尧舜而前，始自伏羲，以明知学之本子天；由孔子而后，终于许、薛，以明知学之不绝于人”，意在说明道统本于天而续于人。魏裔介认为，自秦、汉至明代，异端邪说盛行，致使圣学晦蚀、道统湮没，所谓“自孟轲氏既没，圣学晦蚀，火于秦，杂霸于汉，佛老于六朝，诗赋于唐。至宋乃有濂溪、程、朱继起，伊洛渊源，粲然可观。其后为虚无幻妄之说，家天竺而人柱下，知统遂不可问矣”。鉴于这种情况，《圣学知统录》严格以维护醇儒正统地位为标准筛选入传人物，严守儒家正统，摒弃任何泛杂学说。该书坚持以孔、孟、程、朱为道统正脉所系，排斥荀子和陆王心学，“发大中至正之极则，而功利杂霸、异端曲学之私，不敢一毫驳杂于其间”，“亦欲存天理，遏人欲，息邪说，放淫辞，稍有助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也”。(30) 与以上诸书相比，耿介辑纂的《中州道学编》则专门考察理学在中原地区的发展演变，以突显二程在中州道统传承中的地位。耿介梳理中州道学源流，指出从秦焚书坑儒到唐末五代千余年间，中州学术“或骛于记诵词章，或流于异端曲学，支离破裂，圣道湮晦”；到宋代，周敦颐“以《太极图》授两程子，而洛学兴焉”，周、程诸子继承孔孟衣钵，是中州道学发展的关键，“由是洛伊统宗直上接孔孟不传之绪”，千余年间“中绝”的孔孟道统被周、程诸子续接。二程弟子杨时“载道而南”，把理学传至东南，中经罗从彦、李侗再到朱熹，闽学崛起，“此闽学所以继洛学也”；金末元初许衡继承二程朱熹学说，崛起中州，传播理学；明代曹端、薛碹“皆谨守程朱，体认精深，践履笃实”，不断光大中州道学，代有传人，“从此文献之传，仍归中原矣”。二程洛学发祥中州，《中州道学编》考察理学在中州的授受源流，便以二程开其端，至清初陈愹止，入传者57人，所谓“取程门以下诸儒之裨正学者，汇次成编”。(31)对此，耿介好友李来章认为，“开列圣之统而不能不始于伏羲，开诸儒之统而不能不始于二程”，二程是开宋、元、明诸儒之统的关键人物，因此《中州道学编》“以二程为首，犹之述列圣之统而必以伏羲为首，盖天下之公论”(32)。 耿介以阐明和推尊“道学”为己任，其《中州道学编》只著录中州程朱传人，摒弃中州陆王传人，“首列二程，示所宗也。其次诸儒，显者详之，隐者显之。人从其代，传统于人。……纚纚洋洋，遂使中州儒宗括于卷帙森罗之内”，“先生之编是书也，存道脉也。存道脉则专录道学，非道学自不得旁及，例也。先生之编是书也，为中州存道脉也，为中州存道脉，则专录中州道学，非中州道学亦自不得旁及，例也”(33)。耿介通过书法义例凸显程朱理学在中州道统传承中的地位，可谓用心良苦。 总之，熊赐履、张夏、窦克勤、张伯行、魏裔介、耿介等人通过学术史的体例编排，彰显自己的学术主张，为理学的“道统正宗”张目，反映了理学在清初所遭遇的危机以及人们应对危机所作出的学术回应。 二 经学与理学的会通与经学史的编纂 清初学者在编修学术史时，往往要面对理学“道统”的承继问题。坚持“卫道”的理学家，力主程、朱直接孔、孟的道统论，把汉唐经学家摒弃在道统传承之外，认为从孔、孟到宋代的千余年间是“道丧千载”。这样的认识，实际上是割断了道统思想发展的连续性，置历史事实于不顾。有鉴于此，清初不少学者在为理学修史的同时，开始把汉唐经学家纳入学术史的视野，打通理学和经学的联系，尊经重道，重新梳理理学源流，视野更加开阔。 (一)会通经、道，折衷朱、陆 清初为理学争正统的学术史撰述，只承认程朱上接孔孟，两汉、魏晋、隋唐的学术人物均不述及。这样的认知，遭到不少学者的抵制。这些学者通过编纂学术史著作，会通经道，把经学家与理学家汇为一史，同尊经学与理学为“正学”，同时折衷朱、陆，将程朱与陆王同编，试图打破学术门户，对学术发展进行重新清理。汤斌的《洛学编》、魏一鳌的《北学编》、万斯同的《儒林宗派》等，均为此种学术史之作。 汤斌和魏一鳌都是清初北学泰斗孙奇逢的学生，深得夏峰北学真传。史载，孙奇逢撰写完《理学宗传》后，深感大河南北学术绵远深厚，“前有创而后有承，人杰地灵，相需甚殷”(34)，于是命汤斌和魏一鳌分别编辑《洛学编》和《北学编》。汤、魏二人编辑《洛学编》和《北学编》，除了受老师学术思想影响外，还受到冯从吾《关学编》的启发。明末关中学者冯从吾撰《关学编》，专门梳理关中学术脉络，其最大的特点是会通经学、道学，兼综程朱、陆王，“盖统程、朱、陆、王而一之，集关学之大成者”(35)。这一编撰思想对《洛学编》和《北学编》的影响很大，“昔冯少墟先生辑《关学编》，其后中州则有《洛学编》，汤文正公所订也；畿辅则有《北学编》，魏莲陆先生所集也”(36)。 汤斌辑《洛学编》一书，由“前编”和“正编”两部分组成，以人系史，较为系统地记述了自汉迄明洛学的授受源流。“前编”意在表彰经学，收录汉唐经学家6人；“正编”意在表彰理学，收录宋明理学家48人。纵观中国儒学发展史，洛学占据核心地位。因此，梳理洛学源流，对于正确认识儒学演化意义重大，“盖洛之有学，所以合天地之归，定先后之统，所关甚钜也”(37)。 作为一部学术史，《洛学编》有自己的编辑特点。纵向上，其熔汉唐经学家与宋明理学家于一炉，主张“经道合一”；横向上，重视程朱，兼顾陆王，倡导“朱王合一，返归本旨”。此书以汉唐诸儒为“前编”，以宋明诸儒为“正编”，既突出宋明理学家，又不弃汉唐经学家，“虽以宋儒为主，而不废汉唐儒者之所长”(38)，主次分明，“揭示了经学与理学之间的关系，即经学是理学发展之前导，而理学则是经学发展起来的”(39)。此书“前编”中的杜子春、钟兴、郑众、服虔皆为汉代经学大师，治学重经义训诂和家法师承；唐人韩愈极力复兴“古文”，以继承“道统”自居；宋人穆修传陈抟《易》学，力倡古文经学。诸如此类，都是经学史上的重要人物。汤斌认为，在《宋史》设立《道学传》之前，只有经学、儒学之名，而无理学、道学之名；《宋史》从“儒林”中析出“道学”，立《道学传》，“道学经学自此分矣”；但实际上，道学与经学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夫所谓道学者，六经四书之旨体验于心，躬行而有得之谓也，非经书之外，更有不传之道学也。故离经书而言道，此异端之所谓道也；外身心而言经，此俗儒之所谓经也”(40)。《洛学编》通过将经学家入“前编”，理学家入“正编”的编纂方式，梳理经学家、理学家的授受源流，揭示了经学与理学问的承续和依存关系，“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汉唐时期中州经学源流演变的大致情况”(41)。 有宋一代，中州实为二程洛学之天下，《洛学编》“正编”首述二程，次述邵雍、吕希哲，后述尹焞、谢良佐、张绎等二程及门弟子，把中州理学的开端、分支、传衍梳理得清清楚楚。元代则述姚枢和许衡事迹，以明元代理学发展之统续。明初，由于统治者提倡朱子之学，一时间，中州诸儒也多为朱学传人，薛碹、曹端为其首，薛碹门人或私淑弟子如阎禹锡、何塘、崔铣、鲁邦彦等亦一一表彰，以明其授受源流。可是，自明中叶以后，阳明心学崛起，宋、元、明初程朱理学一统中州的局面发生了改变，中州出现了“阐明阳明之学”的王学传人，如尤时熙、孟化鲤和徐养相等。对此，《洛学编》亦为之立传，其弟子附传，揭示他们的学术渊源及特点，显示了“程朱陆王合一”的折衷态度。汤斌认为，尤时熙“为说大抵祖文成‘致良知’”，“有功文成”(42)；孟化鲤师事尤时熙，“仕以达道，学本无欲”(43)；徐养相初宗濂洛之学，后转信阳明，“盖得阳明之心传者也”(44)，均为中州王学中坚。《洛学编》关注王学传人，“笃守程、朱，亦不薄陆、王”(45)，体现了汤斌调和程朱陆王的思想。 与汤斌类似，魏一鳌辑《北学编》，专门考察畿辅地区(今河北省)自汉迄明的学术渊源流变。该书上起汉，下迄明，既收录董仲舒、韩婴、毛苌、卢植、束皙、刘献之、孔颖达、李翱等汉唐经学家，又收录邵雍、刘安世、刘安礼、高伸振、邵子文、刘因、苏天爵、黄润玉、鹿善继等宋明理学家，加上附载人物，共41人。在魏一鳌看来，自宋以后，学术界出现了将经学和道学判为二学的现象，所谓“夫学自宋儒而后，几判为二：曰经学，曰道学。尊汉儒者以道学为空虚，尊宋儒者视经学如糟粕”。因此，魏一鳌秉持“经道合一”的宗旨，打破经、道两分的学术局面，坚持同尊经学与理学为孔孟“正学”的新道统观，把经学家与理学家熔于一史。恰如补刊者所言：“登斯编者，自汉迄今，代不乏人，要皆经书湛深，事功卓著，立身制行非托空谈。……盖合经学、道学而一之，正学也，亦实学也。”(46)魏一鳌对汉唐经师评价甚高，称颂董仲舒治经“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夸赞卢植“其学无所不窥，研精而不守章句，更不好词赋。性刚毅，有大节，负济世之志”，表彰李翱“独求端于性情，动静之际以发诚明之要”(47)，其目的是彰显汉唐经学的传道之功，说明经学与理学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其出处隐见，立言致行虽有不同，要皆愿学孔子、不待文王而兴之人”(48)。 魏一鳌与汤斌一样，亦极力淡化宗派意识，折衷程朱陆王。其师孙奇逢言：“董、韩而后，若器之、静修、伯玉，学本朱程，克恭、侪鹤、伯顺，力肩陈王。因念紫阳当五星聚东井之际，及其身不免子伪学之禁。阳明功在社稷，当日忌者夺其爵，禁其学。非两先生之不幸，诚世道之不幸也。我辈生诸贤之后，自待岂宜菲薄？”(49)魏一鳌对乃师的学术思想心领神会，在《北学编》中极力弥合程朱陆王之旧痕，矫正党同伐异之成见。刘因学尊程朱，鹿善继潜心陆王，都被编入《北学编》中，力破“分门别户，党同伐异之弊”(50)，试图通过调停程朱陆王来实现卫道续统的目的。 万斯同的《儒林宗派》亦是熔经学、理学于一史的学术史著作。该书共16卷，以时代发展为经，以学派衍生为纬，以史表为形式，别具一格地把经学、理学等诸多学术人物有序组合起来，“纪孔子以下迄于明末诸儒授受源流，各以时代为次。其上无师承，后无弟子者，则别附著之”(51)，梳理了先秦迄于明诸儒之间的师承关系和各学派的分立嬗继，所载人物之多，时间跨度之长，在清初学术史编纂中都是少见的。 《儒林宗派》在处理汉唐经师与宋明理学的授受源流时，采取的形式略有不同。其记载汉唐经师，重视家法师承，以“五经”中各经的授受源委为线索，每经又分出各家，表列先后，以明师承源流。如该书卷三表列东汉经学传授，《易》分施氏、孟氏、梁丘氏、京氏、费氏五家；《尚书》分欧阳、大夏侯、小夏侯、古文四家；《诗》分鲁、齐、韩、毛四家；《礼》分小戴、庆氏两家；《春秋》分公羊严氏、公羊颜氏、公羊、左氏、谷梁五家。每家后面罗列传授者，以明师承关系及授受源流。此外，传《国语》《周官》《礼记》《孝经》《孟子》以及兼通五经者均一一表列其传授者，其余通经学但无学派归属者也表列出来，让人们看到经学在东汉的发展概况。(52)其记载宋元明理学，则通过分门别派的方式，表列理学家之间的师承授受关系，区分学术源流，明其统属。无论是程朱学派，还是陆王学派，均表列其师承渊源，绝不厚此薄彼，更无门户之私。如“程子学派”，表列二程及程氏门人；“张氏学派”，表列张载及张氏门人；“朱子学派”，表列朱熹及朱子门人；“陆氏学派”，表列陆九渊及陆氏门人；“薛氏学派”，表列薛碹及薛氏门人；“王氏学派”，表列王阳明及王氏门人等。那些没有明显师承渊源关系的，则通过“诸儒博考”表列其姓名，以示绝无遗漏。 《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消弭门户、纠正明代理学之弊，是《儒林宗派》的撰述目的和学术价值之所在。论曰：“明以来谈道统者，扬己凌人，互相排轧，卒酿门户之祸，流毒无穷。斯同目击其弊，因著此书。所载断自孔子以下，杜僭王之失，以正纲常。凡汉后唐前传经之儒，一一具列。除排挤之私，以消朋党。其持论独为平允。”(53)而实际上，《儒林宗派》以表为文，重在反映诸儒授受源流，以明诸儒学问异同之故。简言之，万斯同用“学术源流图表”的形式，述学者家法师承，明学派渊源流别，使千百年间学术嬗递了然于篇卷之间。在为2000多年学术清理学脉的过程中，万斯同对学术人物的取舍，对学派分合的整理，都反映出他不再斤斤于学统、学派的区别，并力图消除门户的学术倾向，“万斯同虽不是为消弥门户而撰《儒林宗派》，但这部著作在客观上却反映出万斯同绝少门户之见的为学旨趣”(54)。 要之，汤斌、魏一鳌、万斯同的学术史著述，虽编纂形式有所不同，但在梳理古代学术发展的渊源流变、会通经道、折衷朱陆方面，却存在惊人的一致。他们既注意到理学与经学的联系，试图矫正明代以来学术上重“道”轻“经”的流弊，给经学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尊经重道，把经学和理学皆视为“正学”，又能够突破程朱陆王的学术壁垒，历史地再现学术发展的整体面貌。他们力图将经学、理学、程朱、陆王熔为一史，重构理学，挽救理学的颓势，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体现了清初学术史编纂以及学术思想的新特点。 (二)专为经学家修史，彰扬经学为“正学” 在清初众多学术史著作中，陈遇夫的《正学续》是朵奇葩。该书独辟蹊径，专为汉唐经学家修史立传，以经学的连续相承统贯全书，旗帜鲜明地把经学视为“正学”。《正学续》共四卷，以人系史，卷一为西汉，立传人物有贾谊、董仲舒、兒宽、王吉、匡衡、龚胜(附龚舍)；卷二为东汉，立传人物有杜林、郑众(附郑兴、陈元)、鲁恭(附鲁丕)、卢植、赵岐、郑玄、邴原、诸葛亮；卷三为晋、北朝、隋，立传人物有虞溥、贺循、范宣(附范宁)、陶潜、游肇、李谧(附李郁、李玚)、王通；卷四为唐，立传人物有王义方、杨绾、陆贽、郑余庆、韩愈、李翱；附宋儒崔与之。全部为汉唐间经学家，不涉及宋明理学家。陈遇夫在每朝代开篇撰有序言，每位人物传记后撰有评论，表达自己对经学发展及经学家的看法。 宋明理学家普遍认为，“自汉迄唐，圣人之道，几于熄灭。学圣人之学者，几于绝响。将千百余年之间，惟是黄老之虚无，佛氏之糟粕，刑名杂霸之纷纭，横流充塞，而莫可救正”(55)，“孔孟而后，至有宋直接其传，而他无闻”(56)。也就是说，自汉至唐的千年岁月里，孔孟道统没有人接续，属于“道丧千载”的状态；只有到宋代，程朱等大儒直接接续孔孟，道统才得以延续。对这样的道统论，陈遇夫是怀疑的，“余少时，常阅宋明儒者弹驳汉唐之说，心窃疑之，以为圣贤之道，如日月丽天，遗经具在，岂自汉至唐，一千年好学深思，得圣贤之旨者，仅一二人而止？”为了说明汉唐间经学传授源流清晰可见，“道丧千载”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他在广泛搜罗史实的基础上，“自汉至唐，编传二十有七，赘以所见，为书四卷，名曰《正学续》”(57)。所谓“正学”，乃“学以行道也。学正学，所以行正道也。道生天地，而行乎天地。天地不能离道，则丽于人，人亦不能离道”(58)。所谓“续”，“续者，续其绝也。绝者续之，其不绝者可无续也”(59)，“续正学，所以续道也。唐续晋，晋续汉，圣人之道，行于天下未尝绝也”(60)。“正学”即孔孟的儒家经学，“续”即经学的接续和演变。也就是说，要通过对经学史的重新梳理和构建，展现经学的渊源流变，驳斥只有宋儒才能接续道统的不实之词，“不韪宋人道丧千载之说，检搜全史，得汉唐大儒二十有七人，人立一传，述其学之所由来，行之所造极，加以论评，名曰《正学续》。续者何？续孔孟也。曷丧焉？是书成，使百世下诸儒先，身没而名不彰、道不显，一旦重开生面，如闻其语，如见其人。先生有功于诸儒，亦即有功于删述。经济学术，因是可窥见一斑，岂不伟哉”(61)。 宋明理学家的道统论具有明显的黜汉唐经学、尊程朱理学的学术宗派意识。陈遇夫“撰《正学续》，以明汉唐诸儒学统相承，未尝中绝”(62)，目的就是要表明汉唐经学家上有所承、学有渊源，破除宋明理学家尊道学、贬经学的道统论。故此，该书只为汉唐诸儒立传，意在说明其经学是直接孔孟的“正学”，表彰他们在经学方面的“续道”之功。陈遇夫高度评价汉儒在中国经学史上的“传经”“续道”之绩，认为汉儒“得所考据，旁搜远摭，而诸经毕集，圣道复明……记诵拾遗，皆有功于圣门，不可没也”(63)。汉儒和宋儒治经，一为“始事”，一为“继起”。而“天下始事者难为功，继起者易为力”，汉儒“始事”，解经虽有“不如宋人”之处，但就此断言“汉儒穷经总无见于圣人之道”，实属一叶障目。由此，《正学续》将“汉儒穷经”与“圣道复明”联系起来，肯定汉儒是“圣道复明”的继统者，根本不存在所谓“道丧千载”之说。“若汉唐诸儒，则皆湛深经术者也。辄言道丧千载，夫谁信之？”(64)有鉴于此，何溶认为，该书“不独为汉唐诸儒功臣，实孔氏功臣也”(65)。 《正学续》除了表彰汉唐经学在续接孔孟道统中的重要作用外，还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反对学术门户。陈遇夫对朱、陆因异同之辨而争诘不已的现象非常不满，对明代学术门户之争更是反感，尤其是明代学者因学术之争而结成朋党，就更让人感到惋惜。他说：“盖理学一途，自宋以来，朱、陆殊趋，至明而薛、王异派，嘉、隆以来，争辩日甚。争辩不已，各分宗旨，宗旨既分，遂成门户，党同伐异，可为三叹。”(66)明代学派林立，各标宗旨，有河东、崇仁、白沙、甘泉、姚江以及江右、泰州、三原、楚中、闽粤、止修、东林等学派，“附者尤众，而攻者蜂起，遂成朋党，梯怨阶祸，可胜惜哉！”(67)陈遇夫对学术派别并不反感，他反感的是因学术派别而立学术门户，相互排斥，党同伐异，致使学术偏执，无益于学术事业的发展。二是提倡学术关注社会，经世致用。陈遇夫认为：“夫学术者，治术所从出也，必道德一而后风俗同。”(68)在他看来，学术应该有益于治术，其在道德建设和风俗美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正学续》对汉唐儒者的事迹有明确的取舍标准，最为关注“儒者分内事”和“名教大节”，“行必衷诸经义，言必发明圣教，订讹补缺以承先，著论立训以启后，致君必本于王道，立身必谨于进退，达则正学校而育人材，穷则授门徒而化里闾。此儒者分内事，必谨书之。至于经世安民，事关军国，见危授命，志在忠孝，必属名教大节，乃备举其详”(69)。陈遇夫注重对经学家“经世安民”行为的记载，恰恰反映了他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他还指出，“古人以经为学”，是为了“正心修身以至治国平天下”，但后世儒者“通经”，只是“析理”，失去了“古人穷经致用之学”的本旨(70)。他作《正学续》，也隐含通经致用、扭转虚妄学风、批评理学脱离实际的意蕴。 三 道统论范式的破坏与学术史编修 打破门户，共尊程朱陆王，冲破传统道统论范式，构建新的道统谱系和学术体系，是清初学术史编修的第三种情况。这类学术史著作不把程朱与陆王相对立，而是强调两派思想的互补和兼容，重视学术宗旨和学术流变。孙奇逢的《理学宗传》、范鄗鼎的《理学备考》、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都属于这类学术史著作。 (一)共尊程朱陆王，重构道统谱系 孙奇逢是清初北学的代表人物，“北方学者，奉为泰山、北斗”(71)，影响巨大。《理学宗传》乃孙氏一生心力所萃和心得所在。该书共26卷，收录历代诸儒近170人。“是编有主有辅，有内有外”(72)，即通过“主”“辅”、“内”“外”的立传方式，把历代诸儒与道统传承的亲疏远近关系展示出来。所谓“主”，乃理学宗主，立传11人，分别包括宋儒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朱熹、陆九渊以及明儒薛碹、王守仁、罗洪先、顾宪成，“直接道统之传”的程朱陆王两大派四大家均在其中；所谓“辅”，乃传承儒学、辅翼道统有功的历代诸儒，分别以“汉儒考”“隋儒考”“唐儒考”“宋儒考”“元儒考”“明儒考”的形式立传，其中在“宋儒考”中专列“程门弟子”“朱门弟子”“陆门弟子”，在“明儒考”中专列“王门弟子”，表彰程朱陆王门人。所谓“内”，就是把“主”“辅”诸儒看作道学内之人；所谓“外”，即以“补遗”的形式，收录那些“与圣人端绪微有不同，不得不严毫厘千里之辨”的学者(73)，共有张九成、杨简、王畿、罗汝芳、杨起元、周汝登6人。总之，孙奇逢面对“理学真传，后世不得其统宗，而是非同异罔所折衷”的现实，有为而发，“乃取古今醇儒可历代俎豆不祧者，得十一人，人各一传，又裒集其著述，条缕训断，成十一卷。其余自汉迄元以来名儒以儒学著称，或功存于笺注，或附见于师传者，凡数十人，合十四传，为十四卷。又有学行精醇，见解超别，在诸儒品评微有水乳之未合，而不得不以俟后人论定者，因补遗六人为一卷，共二十六卷，名曰《理学宗传》”(74)。 《理学宗传》的体裁为类传体，按人物分类立传，然后节取诸儒著述言论，并加以案断，“构成了传记、学术资料选编、评笺三位一体的编纂新格局”(75)。该书的使命就是要重构儒学道统体系，所谓“《理学宗传》叙列从古名儒修德讲学之事，明道统也”(76)。孙奇逢云：“学之有宗，犹国之有统，家之有系也……今欲稽国之运数，当必分正统焉；溯家之本原，当先定大宗焉；论学之宗传而不本诸天者，其非善学者也。”(77)他认为论学之宗传(道统)犹稽国之运数、溯家之本原，非等闲之事。缘此，他“身任道统，既辑《理学宗传》，以明道之会归，并成《中州人物考》，以见道之散殊”(78)。可以断言，《理学宗传》是一部以道统重构为旨趣的有为之作，集中表达了孙奇逢对儒家道统的新见解。 首先，孙奇逢确立了程朱陆王在道统传承中的共同的正统地位，尊程朱而不薄陆王。他在《理学宗传》自叙中以《周易》元、亨、利、贞相况，比喻道统的发展，“近古之统，元其周子，亨其程、张，利其朱子，孰为今日之贞乎？……盖仲尼殁至是且二千年，由濂、洛而来且五百有余岁矣，则姚江岂非紫阳之贞乎！余谓元公接孔子生知之统，而孟子自负为见知。静言思之，接周子之统者，非姚江其谁与归”(79)，非常明确地指出了王阳明学派是直接周敦颐、朱子道统的儒学正宗。孙奇逢之所以把陆王心学也归于道统正宗，是有自己的理论根据的。在他眼里，程朱陆王均源于“本天”之孔孟圣学，“道原诸天，体天之理而有道之名，尽天之实而有学之名。……以‘宗传’为名，宗诸天也”(80)。孔子以降，“地各有其人，人各鸣其说，虽见有偏全，识有大小，莫不分圣人之一体焉”(81)。程朱陆王入门不同，但都能“分圣人之一体”，殊途同归，均以阐明儒学精义为旨归。“孔孟是大德之敦化，诸儒皆小德之川流。流者，流其所敦者也；敦者，敦其所流者也。亘古来只此一物，亘古圣贤只此一事。端绪稍异，便是异端。周子主静，主此也；程子识仁，识此也；朱子穷理，穷此也；陆子先立，立此也；王子致知，致此也。所谓各人走路，疾徐远近虽不同，毕竟有到的时候，所以云：殊途而同归”(82)。在孙氏看来，“文成之良知，紫阳之格物，原非有异”(83)。正是因为这样，孙奇逢认为程朱陆王的思想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不可专尊一家而贬抑另一家，他的《理学宗传》就是要调和两派对立，折衷两派异同，同尊程朱陆王为理学“大宗”。所谓“仆所辑《宗传》，谓专尊朱而不敢遗陆王，谓专尊陆王而不敢遗紫阳。盖陆、王乃紫阳之益友忠臣，有相成而无相悖”(84)。 孙奇逢在《理学宗传》中极力论证程朱与陆王之间的互补和兼容。他认为，在朱陆异同问题上，人们只知其异，未窥其同，朱熹“教人先博览而后归之约”，陆九渊“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熹“偏于道问学”，陆九渊“偏于尊德性”，确有很大不同。但是，“博后约，道问学正所以尊德性也；约后博，尊德性自不离道问学也。……二公毕竟皆豪杰之士，异而同，同而异，此中正好参悟”(85)。程朱陆王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不能将其截然对立。他还说：“愚谓阳明之致知，非阳明之致知，孔子之致知也。紫阳之穷理，非紫阳之穷理，孔子之穷理也。总不谬于孔子而已矣，何至相抵牾分水火乎？”(86)朱熹的“穷理”，王阳明的“致知”，都源于圣人，和圣人之意不相违拗，并非水火不容。正因如此，《理学宗传》专门为程朱陆王的门人立学案，不分高下，同入翼统之列，试图完成儒学道统谱系的重塑。 其次，视汉唐经学诸儒与宋明理学诸儒为一脉相承，为汉唐“传经之儒”立传。学术的发展总是前有所承、后有所继，但程朱学派的道统论却拒不承认汉唐诸儒在传经翼道中的作用。孙奇逢对此深为不满，他从道统传承的历史实际出发，在《理学宗传》中为董仲舒(附申公、倪公、毛公)、郑玄、王通(附门人董常、程元、薛收、仇璋、姚义)、韩愈(附门人李翱、赵德)立传，虽然人数不多，却“给汉唐诸儒在道统谱系中安置了一个合法的位置”(87)。孙奇逢说：“颜子死而圣学不传，孟氏殁而闻知有待。汉、隋、唐三子衍其端，濂、洛、关、闽五子大其统。”(88)在他看来，儒学道统由孔子及其以上诸圣王创立后，汉唐传经诸儒董仲舒、王通、韩愈等“衍其端”，宋代理学大家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大其统”，这是一个一脉相承的连续的发展演变过程，不能割裂。 孙奇逢对汉唐经学家评价较高，他在《理学宗传·汉儒考》中论董仲舒：“制策三篇，洋洋乎天人古今之统也。匠心独诣，无所蹈袭，醇儒也哉。”论申培、兒宽、毛苌三人在汉初崇尚黄老的时代背景下彰扬儒术，“薪传之功，岂容易视之耶”！对于宋儒贬低郑玄，他提出批评：“著述之富，莫过康成，而以学未显著改祀于乡，盖因宋儒以训诂目之，未许其见道，遂没其传经之功。”他评价王通：“以洙泗之事为事，粹然无复可议者。”(89)评价韩愈：“噫！学术关乎气运，益令人思韩子之功也。”(90)评价李翱：“翱之时，诸儒未起，理学未明，而凿凿然以四子为归。……此而非儒也，谁可以当儒者哉？”(91)凡此种种，无非是要表彰汉唐诸儒的道统“薪传之功”。 与孙奇逢《理学宗传》相类的学术史著作，还有范鄗鼎的《理学备考》。范鄗鼎，字汉铭，号彪西，学者称娄山先生。《清儒学案》赞他“巍然为清代山右儒宗”(92)。在学术史编纂方面，主要有《理学备考》《广理学备考》等。其学术史著作对孙奇逢多所继承，“《理学备考》一书，亦夏峰《宗传》之亚也”(93)。同时还吸纳了辛全《理学名臣录》、熊赐履《学统》、张夏《洛闽源流录》、黄宗羲《明儒学案》等相关内容，不断增补，加以己意，于康熙三十三年完成定本34卷。范鄗鼎还撰有《广理学备考》，与《理学备考》成为姊妹篇。其中，“《备考》系明代理学诸儒传记汇编，以人存学，《广备考》则专辑诸家语录、诗文，以言见人，先行后言，相得益彰”(94)。 范鄗鼎究心濂、洛、关、闽之学，“知主河津(薛碹)而辅余姚(王阳明)，由河津余姚连类求之”(95)，撰成《理学备考》《广理学备考》。《理学备考》所收为有明一代学者，书中既有程朱学派人物，又有陆王学派人物，无门户之见。在范鄗鼎看来，“从来理学不一人，学亦不一类。……薛、胡之学为一类，王、陈之学为一类。细分之，薛与胡各为一类，王与陈各为一类”，但是，“薛、胡之学，参以王、陈，而薛、胡明；而王、陈之学，亦因薛、胡而益明也”。他承认明代理学内部各学派之学术存在差异，但同时又认为薛碹、胡居仁之理学与王阳明、陈献章之心学可以相互参证，并且只有相互参证，才能更加明了各自的主旨。在他眼里，程朱陆王进入圣门的路径虽然不同，但阐明儒家道统的努力是一致的，“入门路径，微有不同，而究竟本源，其致一也”，因此“备列其人，以俟大君子考之也”。(96)《理学备考》之名，便由此而得。 对于清初一些理学史著作任意轩轾程朱陆王的现象，范鄗鼎极为不满。他说：“近人汇辑理学，必曰孰为甲，孰为乙；孰为宗派，孰为支流；孰为正统，孰为闰位。平心自揣，果能去取皆当乎？多见其不知量也已。”他不否认理学内部各学者之间学术思想存在差异，但又认为这只是学术宗旨的不同，不能因此而强分高下，“理学诸君子，有标天理者，有标本心者，有标主敬穷理者，有标复性者，有标致良知者。进而上之，有标仁者，有标仁义者，有标慎独者，有标未发者。……三代以降，学术分裂，夫子出而提仁，孟子出而增义，宋儒出而主敬穷理，文成出而致良知。……合而观之，其不能不标立门户，提掇宗旨，既有然矣。鼎岂谓理学诸君子果无甲乙，果无宗派支流，果无正统闰位？但鼎自揣，委不敢甲之乙之。鼎即甲之乙之，当世未必以鼎之甲乙为甲乙也。”(97)秉持此一宗旨，《理学备考》平等看待各派学术，以薛、胡、王、陈四家领袖群儒，不事甲乙，“大破世儒门户之藩篱”，“辑录诸儒，不别宗派，不分异同”，“直令有明一代理学尽无遗珠”(98)。当然，由于《理学备考》参照前人著述较多，前后历时数年，去取与夺，难免存在一些问题。李颙对此多有批评，认为：“《备考》一书，去取布置及中间书法，多有可商”，“虎谷(王云凤)、虚斋(蔡清)、月湖(杨廉)、可久(段坚)诸人，虽以理学著声，其于理学实未深入，议论似无足观”(99)。李颙所论，既指出《理学备考》去取不严，存在滥收现象，也反映了他与范鄗鼎学术观点的不同。 总之，孙奇逢、范鄗鼎等人试图挣脱传统道统论的束缚，尊程朱而不薄陆王，将程朱陆王都看作是儒学正宗，通过学术史的编纂，重新构建新的道统传承谱系，折射出清初学术思想的新变化。 (二)挣脱道统束缚，重建宋明学术史体系 清初学术史的编写，无论是为道统争门户，还是消弭门户，抑或打通经学和理学，都还没有完全脱离道统观念。可是，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以及由他发凡起例，由黄百家、全祖望等人编纂的《宋元学案》已经明显具有摆脱道统束缚、向真正的“学术史”发展的迹象。 笔者曾对清初所纂学术史著作的序、跋、凡例等进行过分析，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之外的学术史著述的序、跋、凡例中，频繁出现的词汇是“道统”“道学”“理学”“正宗”“正学”“正统”“续统”“卫道”“圣学”“正传”等，几乎全是和学术门户相关的词语，这说明无论是“立门户”还是“破门户”，都在围绕“道统”这一核心观念打转转。但是，反观《明儒学案》的序、跋、凡例，情况则大不相同(100)。在《明儒学案》的11篇序、跋和1篇“发凡”中，“道统”一词只出现了2次，“道学”“正宗”“正学”“正统”“卫道”等概念均未出现，出现最多的词汇是“学术”“学人”“学问”“宗旨”“学脉”“师说”“师承”“源流”等。古人为自己的著述作自序，或者为他人的著述作序、跋，往往要点出著述的旨趣，其所使用的概念和词汇常常反映了该著述的宗旨。《明儒学案》序、跋中所频繁使用的“学术”“学问”“学人”“宗旨”等概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书已开始超脱于当时的“道统”之争，真正上升到学术史的高度看待学术的离合、演变与发展。 要之，《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不在“立门户”或“破门户”等“道统”问题上纠缠，而是总结宋元明学术发展的历史，明学术盛衰，察学术利弊，抓学术宗旨，明显突破了理学宗派的局限和道统观念的束缚，立足于学术史更为广阔的背景，超拔于诸多学派之上，俯瞰学术发展的全局，“分其宗旨，别其源流”(101)，分析学者的学术宗旨，考察学派的渊源流变，探究学术转化的因缘际会，总结学术论争的是非得失。两部《学案》通过书写宋元明理学的发展演变，构建完成了新的学术史体系，具有了近代意义上的学术史意蕴。 其一，从学术宗旨入手，考察学术渊源流变。与清初大多数学术史著述不同，《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冲破道统门户的樊篱，站在学术宗旨的高度看待学术发展。换言之，黄宗羲等人言学术宗旨而不言道统门户，立足于学术宗旨这一核心，来反观宋元明学术的演变。 对于学术宗旨，黄宗羲相当看重并反复提及。他批评周汝登《圣学宗传》以“一人之宗旨”代替“各家之宗旨”，批评孙奇逢《理学宗传》批注各家学术，“未必得其要领”(102)。这里的“要领”即“宗旨”，学术宗旨成了他衡评各家学术史著述的标尺。对于明代“诸先生学不一途，师门宗旨，或析为数家，终身学术，每久之而一变”(103)的现象，黄宗羲说他要做的工作就是“分其宗旨，别其源流”(104)，“为之分源别派，使其宗旨历然”(105)。黄宗羲说：“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也。”(106)很清楚，在黄氏看来，学术宗旨是学术精神的体现，是学术思想的核心，源于学者自身的切身体悟，是学者最具特性的思想观念。《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在考察宋元明学术渊源流变时，抓“宗旨”而不尚谈“道统”，眼光高远，所谓“分别宗旨，如灯取影，杜牧之曰：‘丸之走盘，横斜圆直，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知是丸不能出于盘也。’夫宗旨亦若是而已矣”(107)。学术演化无论多么复杂，只要抓住宗旨，就能提纲挈领，纲举目张。一句话，学脉学派由宗旨而分，学术流变因宗旨而定。正是因为这样，黄宗羲等人超越门户之见，直接从“理一分殊”、“万殊总为一致”的哲学高度看待学术的异同和衍化，认为：“学术之不同，正以见道体之无尽也。”“夫道犹海也，江、淮、河、汉以至泾、渭蹄趻，莫不昼夜曲折以趋之，其各自为水者，至于海而为一水矣。”(108)学术流变犹如百川汇海，起始于“一本万殊”，结束于“万殊总为一致”。如果没有各种思想的涓涓细流，就不可能有学术的汪洋大海。思想的各种支流枯竭，大海也就不复存在，所谓“不待尾闾之泄，而蓬莱有清浅之患矣”(109)。黄宗羲从“一本万殊”的观念出发，强调各种学术和学派的存在都具有合理性，尽管各学派在学术宗旨、治学路径、治学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异，但都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类思想的体察。学术研究本来就应该百家并存、多元发展，那种标榜门户，以自己为正宗，以他人为“离经叛道”，试图将学术定于一尊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明儒学案》的每一学案基本上都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总论(序文)，意在考述学派源流，理清学脉，梳理案主及所在学派的师承演变、思想变迁、学术精要、地位或影响等；二是案主传记，记载案主言行，以知行为主，尤其注重提炼案主的学术宗旨；三是案主的学术言论选辑，所辑言论纂要钩玄，撷英采华，意在反映案主“一生之精神”和为学宗旨。《宋元学案》在《明儒学案》基础上更加完善了学案体体例：一是在每个学案前增加了“学案表”，表列该派学术授受源流；二是在案主传记和论著选辑以外，增加“附录”，以补充与案主相关的学术资料和学术传授关系；三是书前有全祖望的“序录”，简明扼要地阐述各学案立案之依据及渊源传授关系。由于《宋元学案》编纂时，黄宗羲已经去世，故而该书所完善的学案体体例，更重视对学术师承流变的考量，宗旨意识稍差。正如侯外庐等人所说：“如果说，《宋元学案》的编纂和论述，侧重于理学源流和学统师承的辨析，那么《明儒学案》的编纂和论述，则侧重于对理学不同流派的学术宗旨和学术思想的概括。”(110) 其二，穷源竟委，博采兼收。《明儒学案》与《宋元学案》继承了学术史上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并发扬光大，善于在各种学术交汇发展、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中讨论学术的源流，“穷源竟委，博采兼收”(111)，把各个学派置于宋元明学术发展的大背景下，把握其发生、发展、衰变的过程，从而展示思潮变动的趋向。 两部《学案》都以究明各家学术源流为基础，从整体上呈现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譬如，之前人们讨论理学史开端，总是归之于濂洛之学。《宋元学案》论理学源流，则以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为开端。该书在周、邵、张、二程等北宋五子之前设立“安定”(胡瑗等)、“泰山”(孙复、石介等)、“高平”(戚同文、范仲淹等)、“庐陵”(欧阳修等)、“古灵四先生”(陈襄等)、“士刘诸儒”(士建中等)、“涑水”(司马光等)七个学案，以反映濂、洛之学兴起前学术界的实际情况，所谓“庆历之际，学统四起，齐、鲁则有士建中、刘颜夹辅泰山而兴；浙东则有明州杨、杜五子，永嘉之儒志、经行二子，浙西则有杭之吴存仁，皆与安定湖学相应；闽中又有章望之、黄晞，亦古灵一辈人也；关中之申、侯二子，实开横渠之先；蜀有宇文止止，实开范正献公之先。筚路蓝缕，用启山林，皆序录者所不当遗”(112)。在《宋元学案》作者看来，濂、洛、关、闽之前，“学统四起”，这是宋代学术发展的实际，也是濂洛之学的发端。这种将濂洛之学的兴起置于更为阔大的学术视野中进行考察的做法，非斤斤于道统正宗者所可比，已然是真正学术史的写法。《明儒学案》的视野更为宏阔，从立案学派来看，明代众多思想流派，几乎无所不包。有崇程朱者，有宗陆王者，有调停程朱陆王者，有自成体系者，亦有无以名家者，尽皆纳入书中。该书开篇便描述明初朱学的发展，设《崇仁学案》，表彰薛瑄、吴与弼、胡居仁等朱子学者。到陈献章，设《白沙学案》，明代的理学开始发生变化。由陈献章而王阳明，王学兴起，并很快形成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中诸王学后劲。无法归入理学或王门者，则以“诸儒学案”反映之。该书以学术宗旨为主线，不分门户，纵向梳理明代学术流变的大势，横向考察各学派之间的关联和影响，把整个明代学术发展的面貌呈现了出来。 两部《学案》都非常注重梳理各家思想脉络，辨析不同学派之间和同一学派内思想的差异。《宋元学案》考察二程学术，认为二程虽师承周敦颐，但“不尽由于周子”(113)，显然有自己的创造。朱熹师事诸家，胡宪、刘勉之、刘子翚、李侗皆为其师，且上溯谢良佐，但他不名一师，集理学之大成。陆九渊“兄弟自为师友，和而不同”(114)，学无师承，但王苹、林季仲诸人“皆其前茅”(115)，朱陆学统同源。薛季宣“其学主礼乐制度，以求见之事功”(116)，为永嘉功利学派开山。黄宗羲《明儒学案》考察明代学术，更重视于细微处辨差异。吴与弼和薛碹同守朱学家法，但吴与弼重“涵养”，薛碹重“践履”。同为江右王门诸先生，邹守益主“戒惧”，罗洪先“主静”，聂豹主“归寂”，在信守师门宗旨的同时又各有发挥，同中有异。黄宗羲论王阳明学术前后三变，前三变是“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最后“出入于佛、老”，终于通过领悟“格物致知之旨”而转向心学，“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其后三变是：龙场悟道以后，“尽去枝叶，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为学的”；江右以后，“专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习不虑，出之自有天则”；居越以后，“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更无假借凑泊，如赤日当空而万象毕照”。(117)此乃“学成之后又有此三变”。相关分析，细致入微，无以复加。 总之，两部《学案》通过对宋元明学术发展的考察，以学术宗旨为核心，察其源流，辨其异同，析其分合，挣脱道统论的束缚，以博大的胸怀建构了熔各家学术于一炉的新的学术史体系。从这一点上说，这两部《学案》在清初诸多学术史著述中具有开风气的意义。 四 结论 清初学术史编纂出现高潮，最直接的动因就是明清易代的强烈刺激。明亡清兴，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易代改姓之民族危机对深明“春秋大义”的知识分子的刺激是极其强烈的。清初学者认识到，明朝灭亡，原因众多，学术上长于空谈、寡于治道的空疏学风亦不能辞其咎。程朱理学之“封己守残”，陆王心学之“游谈无根”，均流弊重重，无补于世。由此，无论是程朱派学人，还是陆王派学人，都开始对理学与心学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批判，纷纷撰述学术史，试图通过对学术源流的清理，重新阐释学术精神，思考学术发展，从学术层面认识社会治乱兴衰。 清初的学术史编纂，不仅是客观学术历程的梳理和呈现，更是编纂者建构的结果。学术史作为一种叙事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叙事者建构起来的，体现的是叙事者的思想观念。就清初学术史著述而言，虽然同样面对明清易代之社会剧变所提出的学术问题以及几千年儒学发展的客观实际，但人们在清理学术源流时却拿出了不同的学术史：或强化理学门户、尊程朱贬陆王，为理学明统定位；或会通经学与理学，折衷朱陆，淡化理学宗派意识；或共尊程朱陆王，突出学术宗旨，重构道统谱系和学术体系。可见，不同学术阵营的学人在回应现实关切时，均根据自身的需要“复原”学术史。什么在学术史上更重要，学术史想凸显什么，都蕴含了编纂者自身的学术理念。清初不少学术史著述专尊程朱，强化理学门户者，把一部学术史写成程朱理学发展史，漠视程朱之外儒家各派的历史价值，试图以此维护程朱理学的道统正宗地位。这实际上是编纂者在话语建构时进行了故意的凸显和遮蔽。有怎样的编纂者，就有怎样的学术史，编纂者的门户之见，必然会阻碍他从更广阔的视野中审视学术的发展，并进而提出有价值的学术见解。 清初所编学术史，有着价值取向不同的多元探索，但又未能挣脱整个儒学大框架。中国古代学术发展有一个从多元走向一元，然后又挣脱一元走向多元的过程。先秦时期，百家横议，学术多元；两汉以后，儒术独尊，学术逐渐走向儒学一脉独传的道路，百家学说受到抑制；唐宋以后，道统说盛行，学术更是被局限在“程朱直接孔孟”的狭隘道统论的天地中，与之不同的一切学说都被排斥在学术正统之外；及至清初，这一状况发生了变化，学术史编纂明显出现了试图挣脱孔孟道统而进行多元探索的新气象。汤斌、魏一鳌、万斯同、陈遇夫等人把汉唐经学家纳入学术史，会通理学和经学，给“道丧千载”的道统论以一击。孙奇逢等人把陆王及其门人纳入道统之中，共尊程朱陆王，破除道统论强烈的宗派性和排他性，重构道统体系。黄宗羲等人从学术宗旨入手，博采兼收，开始公正对待思孟学派以外的儒家各派的价值，尊重学术发展的多元特质。所有这些都程度不同地反映出这一时期学术史编纂试图挣脱学术一统的枷锁，进行多元探索的努力。当然，清初的诸多学术史都自觉把释、道排除在外，说明他们考镜源流，区分异同，勾勒和呈现的仍是中国古代儒学发展的谱系，而包含儒学之外各种学说的整然一体的中国学术史的编纂，此时尚未出现。 注释： ①有学者统计，清初的学术史著作共26种(参见：史革新《略论清初的学术史编写》，《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笔者根据文献记载重新梳理，共得32种，分别是孙奇逢《理学宗传》，黄宗羲《明儒学案》，黄宗羲、全祖望等《宋元学案》，张能鳞《儒宗理要》，杨庆征《衣南堂教学渊源录》，胡时忠《孔庭神在录》，魏一鳌《北学编》，魏裔介《圣学知统录》《圣学知统翼录》，朱显祖《希贤录》，汤斌《洛学编》，耿介《中州道学编》，刘宗泗《中州道学存真录》，费纬裪《圣宗集要》，范鄗鼎《理学备考》《广理学备考》《国朝理学备考》，熊赐履《学统》，万斯同《儒林宗派》，窦克勤《理学正宗》，张伯行《道统录》《伊洛渊源续录》《道南源委》，沈佳《明儒言行录》，汪佑《明儒通考》，王心敬《关学续编》，陈遇夫《正学续》，张夏《洛闽源流录》，钱肃润《道南正学编》，蒋垣《八闽理学源流》，朱搴《尊道集》，张恒《明儒林录》等。 ②参见：卢钟锋《论清初的社会思潮与学术史的编修》，《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史革新《略论清初的学术史编写》，《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4期。 ③唐鉴撰辑《清学案小识》卷6《守道学案·熊敬修先生》，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97页。 ④熊赐履《学统自序》，熊赐履《学统》，徐公喜主编《理学渊源考辨丛刊》，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17页。 ⑤《王新命序》，熊赐履《学统》，第11页。 ⑥《学统凡例》，熊赐履《学统》，第18页。 ⑦《李振裕序》，熊赐履《学统》，第13页。 ⑧熊赐履《学统》卷8《正统`程伊川先生》，第140页。 ⑨熊赐履《学统》卷9《正统·朱晦庵先生》，第168-169页。 ⑩熊赐履《学统》卷47《杂统·陆象山》，第499页。 (11)熊赐履《学统》卷49《杂统`王阳明》，第523页。 (12)《凡例》，张夏辑《洛闽源流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委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23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2页。 (13)黄昌衢《校刻洛闽源流录题后》，张夏辑《洛闽源流录》，第11页。 (14)张夏《洛闽源流录序》，张夏辑《洛闽源流录》，第8页。 (15)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上册卷63《洛闽源流录》条，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67页。 (16)张夏辑《洛闽源流录》卷15《王守仁》之“按语”，第240页。 (17)黄声谐《洛闽源流录序》，张夏辑《洛闽源流录》，第6-7页。 (18)窦克勤《理学正宗凡例》，窦克勤辑《理学正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委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4册，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592页。 (19)耿介《理学正宗序》，窦克勤辑《理学正宗》，第583页。 (20)窦克勤《理学正宗序》，窦克勤辑《理学正宗》，第587-588页。 (21)耿介《理学正宗序》，窦克勤辑《理学正宗》，第584页。 (22)窦克勤《理学正宗序》，窦克勤辑《理学正宗》，第587页。 (23)窦克勤《理学正宗凡例》，窦克勤辑《理学正宗》，第591页。 (24)耿介《敬恕堂文集》第8卷《寄窦静庵先生》，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52-453页。 (25)汤右曾《征仕郎翰林院检讨静庵窦公墓志铭》，钱仪吉纂《碑传集》卷46，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288页。 (26)耿介《敬恕堂文集》第8卷《寄窦静庵先生》，第453页。 (27)张伯行《道统录序》，周汝登、张伯行《圣学宗传`道统录》，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399页。 (28)张师栻、张师载编《张清恪公年谱》下卷“康熙五十二年十二月”，《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55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26页。 (29)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上册卷63《圣学知统录》条，第566页。 (30)魏裔介《圣学知统录序》，魏裔介《圣学知统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委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20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17页。 (31)耿介《中州道学编序》，耿介辑《中州道学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委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21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9页。 (32)李来章《中州道学编序》，耿介辑《中州道学编》，第2页。 (33)窦克勤《中州道学编序》，耿介辑《中州道学编》，第3-4、3页。 (34)孙奇逢《孙征君原序》，魏一鳌辑、尹会一等续补《北学编》，《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51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3页。 (35)柏景伟《关学编小识》，冯从吾《关学编(附续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9页。 (36)尹会一《序》，魏一鳌辑、尹会一等续补《北学编》，第58页。按：引文中的冯少墟，即冯从吾；魏莲陆，即魏一鳌。 (37)孙奇逢《洛学编序》，汤斌《汤斌集》下册，范志亭、范哲辑校，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933页。 (38)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上册卷63《洛学编》条，第566页。 (39)王记录、许二凤《〈洛学编〉探析》，《历史文献研究》总第32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9页。 (40)《汤子遗书》卷3《重修苏州府儒学碑记》，汤斌《汤斌集》上册，范志亭、范哲辑校，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页。 (41)卢钟锋《中国传统学术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8页。 (42)《洛学编》卷3《尤西川先生时熙》，《汤斌集》下册，第1551页。 (43)汤斌辑《洛学编》卷3《孟云浦先生化鲤》，《汤斌集》下册，第1555页。 (44)《洛学编》卷4《徐涵斋先生养相》，《汤斌集》下册，第1559页。 (45)徐世昌等编纂《清儒学案》卷9《潜庵学案》，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35页。 (46)王发桂《补刊北学编序》，魏一鳌辑、尹会一等续补《北学编》，第57页。 (47)魏一鳌辑、尹会一等续补《北学编》卷1，第63、66、68页。 (48)孙奇逢《孙征君原序》，魏一鳌辑、尹会一等续补《北学编》，第63页。 (49)孙奇逢《孙征君原序》，魏一鳌辑、尹会一等续补《北学编》，第63页。 (50)王发桂《补刊北学编序》，魏一鳌辑、尹会一等续补《北学编》，第57-58页。 (51)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上册卷58《儒林宗派》条，第528页。 (52)万斯同《儒林宗派》卷3《东汉》，永瑢、纪昀等编纂《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29-534页。 (5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上册卷58《儒林宗派》条，第528页。 (54)杨艳秋《关于万斯同〈儒林宗派〉的几个问题》，虞浩旭、饶国庆主编《万斯同与〈明史〉——纪念万斯同诞辰3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资料汇编》，宁波出版社2008年版，第373页。 (55)姜朝俊《正学续序》，陈遇夫《正学续》(一)，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第3323册，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3页。 (56)陈世绾《弁言》，陈遇夫《正学续》(一)，第1页。 (57)陈遇夫《正学续叙》，陈遇夫《正学续》(一)，第8页。 (58)陈遇夫《正学续叙》，陈遇夫《正学续》(一)，第7页。 (59)陈遇夫《论略》，陈遇夫《正学续》(一)，第2页。 (60)陈遇夫《正学续叙》，陈遇夫《正学续》(一)，第8页。 (61)周陈鳌《正学续后叙》，陈遇夫《正学续》(一)，第6页。 (62)阮元修、陈昌齐等纂《广东通志》卷286《陈遇夫》，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4944页。 (63)陈遇夫《正学续》(一)卷1《西汉》，第1页。 (64)伍崇曜《跋》，陈遇夫《正学续》(二)，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第3324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24页。 (65)何溶《谨识》，陈遇夫《正学续》(二)，第123页。 (66)陈遇夫《白沙语录后序》，转引自：毛庆耆主编《岭南学术百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39页。 (67)陈遇夫《论略》，陈遇夫《正学续》(一)，第4页。 (68)陈遇夫《论略》，陈遇夫《正学续》(一)，第4页。 (69)陈遇夫《论略》，陈遇夫《正学续》(一)，第2页。 (70)陈遇夫《论略》，陈遇夫《正学续》(一)，第3页。 (71)徐世昌等编纂《清儒学案》第一册卷1《夏峰学案》，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页。 (72)《义例》，孙奇逢《理学宗传》，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17页。 (73)孙奇逢《理学宗传叙》，孙奇逢《理学宗传》，第16页。 (74)程启朱《跋后》，孙奇逢《理学宗传》，第536页。 (75)陈祖武《中国学案史》，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版，第93页。 (76)孙奇逢《日谱》卷12，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下)，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62页。 (77)孙奇逢《理学宗传叙》，孙奇逢《理学宗传》，第15页。 (78)郑元善《畿辅人物考序》，孙奇逢《畿辅人物考》，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79)孙奇逢《理学宗传叙》，孙奇逢《理学宗传》，第15页。 (80)张沐《理学宗传叙》，孙奇逢《理学宗传》，第13页。 (81)孙奇逢《理学宗传叙》，孙奇逢《理学宗传》，第15页。 (82)孙奇逢《日谱》卷6，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下)，第233页。 (83)孙奇逢《四书近指》卷1《大学之道章》，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上)，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78页。 (84)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7《与魏莲陆》，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中)，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727页。 (85)孙奇逢《理学宗传》卷7《陆子文安》，第129页。 (86)孙奇逢《理学宗传》卷22《明儒考·尤季美公时熙》，第407页。 (87)孔定芳《孙奇逢〈理学宗传〉的道统建构》，《清史论丛》2016年第1辑(总第3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80页。 (88)孙奇逢《理学宗传叙》，孙奇逢《理学宗传》，第15页。 (89)孙奇逢《理学宗传》卷13《隋儒考·王文中子》，第231页。 (90)孙奇逢《理学宗传》卷14《唐儒考·韩子》，第244页。 (91)孙奇逢《理学宗传》卷14《唐儒考·韩子·李翱》，第244页。 (92)徐世昌等编纂《清儒学案》第二册卷28《娄山学案》，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077页。 (93)徐世昌等编纂《清儒学案》第二册卷28《娄山学案》，第1077页。 (94)陈祖武《范鄗鼎与〈理学备考〉》，《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76页。 (95)范鄗鼎《五经堂文集》卷2《李礼山达天录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委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42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4页。 (96)范鄗鼎《序》，范鄗鼎辑《理学备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委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21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743、743、744页。 (97)范鄗鼎《又序》，范鄗鼎辑《理学备考》，第745页。 (98)曹续祖《读理学备考后识》，范鄗鼎辑《理学备考》，第742页。 (99)李颙《二曲集》卷18《答范彪西征君》，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98页。 (100)因为《宋元学案》除了全祖望的“序录”外，其序、跋均为道光时期学者所作，不足以代表清初的学术观念，故在此不作讨论。 (101)黄宗羲《明儒学案》上册《明儒学案序》，沈芝盈点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页。 (102)黄宗羲《明儒学案》上册《明儒学案发凡》，第17页。 (103)黄宗羲《明儒学案》上册《明儒学案序》，第7页。 (104)黄宗羲《明儒学案》上册《明儒学案序》，第8页。 (105)黄宗羲《明儒学案》上册《黄梨洲先生原序》，第10页。 (106)黄宗羲《明儒学案》上册《明儒学案发凡》，第17页。 (107)黄宗羲《明儒学案》上册《明儒学案发凡》，第17页。 (108)黄宗羲《明儒学案》上册《明儒学案序》，第7页。 (109)黄宗羲《明儒学案》上册《明儒学案序》，第7页。 (110)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下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21页。 (111)黄宗羲《明儒学案》上册《冯全垓跋》，第3页。 (112)黄宗羲、全祖望等《宋元学案》卷6《士刘诸儒学案·祖望谨案》，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3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14页。 (113)黄宗羲、全祖望等《宋元学案》卷12《濂溪学案下》，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3册，第643页。 (114)黄宗羲、全祖望等《宋元学案》卷57《梭山复斋学案》，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5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57页。 (115)黄宗羲、全祖望等《宋元学案》卷58《象山学案》，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5册，第275页。 (116)黄宗羲、全祖望等《宋元学案》卷52《艮斋学案》，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5册，第50页。 (117)黄宗羲《明儒学案》上册卷10《姚江学案》，第18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