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九一八”事变后，“书生何以报国”这一问题时刻萦绕在史家心中，“为学问而学问”的新历史考证学被民族主义史学思潮所代替。撰写一部中国通史，从历史深处揭示中华民族的生命力，指示中国历史发展的前途，激励国民爱国心与增强民族自信力，成为史学研究者实现报国情怀的重要方式。在民族主义史学思潮下，中国通史撰述再次出现高潮。 关键词：民族主义史学思潮;书生报国;中国通史撰述 作者简介：赵梅春，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史学史。 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东三省，1937年又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为挽救民族危机，中国人民开展了全面的抗日战争。在国家和民族危机时刻，学术研究者痛感需要发掘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以增强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坚定民众抗战必胜的信念，学术研究风气随之发生巨变。“九一八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引发了学术界对兴起于五四时期的‘整理国故’运动的反思，认为那种为了‘捉妖’‘打鬼’的‘整理国故’，不利于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的树立，于是开始从‘整理国故’转向‘国故整理’，即通过对中国传统学术和文化的发掘、阐释和弘扬，来增强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以抵御日本的侵略，建设民族新文化，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学术风气的这种变化，在史学研究方面表现为民族主义史学思潮代替了新历史考证学思潮，成为史学发展的主流。抗战时期的民族主义史学，是指“通过历史研究，探索救亡之路，解决、回答、解释或论证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自强、复兴所遇到的问题，凝聚人心，激发民族精神，为抗战救国、建国构建思想理论，提供智力与精神支撑，从而形成的一种新型史学”。中国通史因具有展示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绾合现实的特点，成为抗战时期民族主义史学的重要载体。撰写一部中国通史以激励国民爱国心与增强民族自信力，成为诸多学者实现书生报国情怀的重要途径，在新历史考证学思潮笼罩下一度沉寂的中国通史编纂再次出现高潮。 一、国难之际史学思潮的变迁 “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曾在北平学者集会上提出“书生何以报国”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国难之时知识分子共同关注的问题。邹韬奋曾指出，“书生报国无他物，惟有手中笔如刀”。可见，以笔代刀，激励爱国情感，树立民族自信心，批判投降卖国，是书生报国之道。 “书生何以报国”这一问题，动摇了新历史考证学派一向所标榜的“为真理而真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的治学理念。钱穆批评新历史考证派“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实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在他看来，这种脱离现实的史学已经不符合时代的要求，“无当于史学之大任”。民族危机之时所急需的新史学，“厥为一种简要而有系统之通史，与国人以一种对于以往大体明晰之认识，为进而治本国政治社会文化学术种种学问树其基础，尤当为解决当前种种问题提供以活泼新鲜之刺激”。所需的新史家，“其人必具下开诸条件。一者其人于世事现实有极恳切之关怀者。继则其人又能明于察往，勇于迎来，不拘拘于世事现实者。三则其人必于天界物界人界诸凡世间诸事相各科学智识，有相当晓了者。四则其人必具哲学头脑，能融会贯通而籀得时空诸事态相互间之经纬条理者”，只有这样，“而后可当于司马氏所谓明天人之故，通古今之变，而后始可以成其一家之言”。这样的新史学、新史家自然不是新历史考证学所能胜任的。钱穆曾是新历史考证学派之一员，并以出色的考据成果受到顾颉刚、傅斯年等人的推崇。有关新历史考证学的这种批评，以及对新史学、新史家的这种憧憬，表明钱穆已抛弃了新历史考证学的治学方法与理念，倡导民族主义史学。 国难之际，新历史考证学派的领袖傅斯年、顾颉刚等也改变了其治学理念与治学方向，纷纷以弘扬民族精神为己任。针对日本文人提出的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论，傅斯年一改此前考史而不著史的主张，组织学者撰写《东北史纲》。“此书意义在于证明三千年中满洲几永为中国领土”，日人所谓满洲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实妄说也。这是典型的以史致用。最能反映傅斯年治学理念改变的，是其对顾颉刚、费孝通之间有关“中华民族是一个”论争的介入。为粉粹帝国主义与别有用心者分裂中华民族的阴谋，顾颉刚撰文大声疾呼：“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我们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而且久已有了这个中华民族！我们要逐渐消除国内各种各族的界限，但我们仍尊重人民的信仰自由和各地原有的风俗习惯！我们从今以后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费孝通不赞成“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说法，他指出：“谋政治的统一者在文化、语言、体质求混一，即使不是不着要点，徒劳无功，也是有一些迂阔的嫌疑。”他认为：“谋政治上的统一，不一定要消除‘各种各族’以及各经济集团间的界限，而是在消除因这些界限所引起的政治上的不平等。”在傅斯年看来，这种言论十分危险，有分裂边地民族之虞。他认为，费孝通此举是受其师吴文藻的指使，因此致信庚款董事会，要求停止对吴文藻、费孝通的资助，并指出：“夫学问不应多受政治之支配，固然矣。然若以一种无聊之学问，其恶影响及于政治，自当在取缔之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傅斯年在以政治标准衡量学术，甚至要以政治干预学术。对此，傅乐成评价道：“孟真先生对民族问题所持的观点，自然不为某些‘为学问而学问’的民族学者所同意，但如果我们对中华民族的演进历史稍有认识的话，便知道孟真先生的见解，实在是不易之论。而他在信中所流露的爱国爱民族的苦心，更当为我们所体会。”这里所说的“为学问而学问”，正是傅斯年从前所倡导的治学宗旨，现在他却要与秉承此治学理念的学者分道扬镳。这表明面对国家民族危机，傅斯年已经从“为学问而学问”转变为旨在以学问增进民族认同感，从倡导科学的历史学转变为提倡民族主义史学。 抗战时期治学理念的这种变化也反映在顾颉刚身上。顾颉刚曾指出：“我们研究的目的，只是要说明一件事实，绝不是要把研究的结果送与社会应用”，甚至说“就是外面炮声连天，铅子满地，我们的机关里依然可以做大家认为无用的考据工作”。而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他也指出：“当承平之世，学术不急于求用，固当采取‘为学问而学问’之态度，一意探讨真理，其效果如何可以弗问……及至国势凌夷，局天蹐地之日，所学必求致用，非但以供当前之因应而已，又当责以弘大之后效……以我国今日所处地位之艰危，学术上实不容更有浪费，故定其价值之高下必以需用与否为衡量之标准。”这是说，“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理念只适合于和平时期，在国难之时，学术研究必须以是否符合国家民族的需要为目标。基于此，他所发起、创办的《禹贡》半月刊和禹贡学会，由发表学术研究成果的刊物和研究机构转变为“书生报国”的阵地。“同人发起禹贡学会，最初但就学校课业扩大为专题之研究，且搜集民族史与疆域史之材料，分工合作，为他日系统著作之准备耳。而强邻肆虐，国亡无日，遂不期而同集于民族主义旗帜之下；又以敌人蚕食我土地，四境首当其冲，则又相率而趋于边疆史地之研究，满、蒙、回、藏、南洋、中亚俱得其人。”将历史地理研究视为救亡图存的重要内容。“窃维士居今日，欲求经世致用救亡图存之学，其道固有多端，而于吾国地理之研究实居重要项目之一。”人民只有洞悉自己的家园，爱护之心才会油然而生。“生既为斯土之民，长于斯，食于斯，则必于斯土之各种情势均能洞悉，方能尽其爱护之天责。世未有于其田园院舍经界不明而能尽其保守之责者，亦未有于其国家之版图茫无所知而能发动其正确之爱国观念者。”四十多年后，韩儒林回忆禹贡学会时指出：“在顾颉刚先生的倡导下，学会的宗旨是反对‘为学术而学术’，力求把研究地理沿革、民族演进，与发扬光大民族文化的爱国热情结合起来，使这种研究贯穿经世致用的精神。”可见，以史激励民族主义，是抗战时期顾颉刚所倡导的治学宗旨。 顾颉刚、傅斯年等新历史考证学的代表在治学态度和治学方向上的这种转变，标志着民族主义史学代替了新历史考证学成为抗战时期史学的主流。 二、书生报国与中国通史撰述 “九一八”事变之后，萦绕在人们心中的问题是如何确立民族自信心、激励民族精神，以实现民族复兴。历史教育被认为是培养民族主义最有效的方式。高佐良指出：“激扬民族之精神者，则为历史教育。”陈训慈也指出：“人们民族精神之发挥，惟历史最为具体有效之方式。”傅斯年提出“书生何以报国”的问题后，经过讨论，大家认为应编撰一部中国通史，以便使民众知道民族国家之来历，树立民族自信心。不难看出，撰述中国通史成为书生报国的重要途径。诚如学者黄静所言：“在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题，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纷纷寻求济世之良方、探索报国之途径，史学家的选择是——著史以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而最能激发民众爱国热情的，大家公认是中国通史。”“九一八”事变之后，顾颉刚所思考的问题是如何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在他看来，撰写一部中国通史，使各族人民都了解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才能够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粉粹帝国主义的分裂阴谋。“为要激发各族的同情心，使得民族情绪永远保持，我们就必须创作一部新式的中国通史……用平等的眼光记载各族的历史事实，凡是共同的享有的光荣和被迫分受的耻辱都应当详细抒写，而摒去一切的私怨。如此，这部历史流传了几十百年，就成了我们中华民族每一个人的灵魂，再不会给野心国家离间挑拨了。”他曾建议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设立中国通史编纂处，撰述中国通史，以唤起民众的民族爱国情感。“年来国势凌夷愈甚，国人皆知非提倡民族主义将无术自存于世，而以史事知识普及于民众，藉先民保存种族之伟绩与其创造文化之光荣唤起其爱国家爱民族之热忱，实为灌输民族主义最有效之方法，于是中国通史之需乃益亟。”缪凤林认为，“民族兴立，莫盛于史”，“爱国雪耻之思，精近自强之念，皆以历史为原动力。欲提倡民族主义，必先昌明史学”。其所撰写的《中国通史纲要》即以倡导民族主义为宗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他被迫中断了《中国通史纲要》的写作。离乱途中，面对壮美河山，遥想祖先的业绩，他决心通过对祖国悠久历史、先民盛德伟业的表彰、阐发，鼓舞全民的抗战信心。“余忝居讲席，当此神圣抗战之会，既不获干戈以临前敌，苟对我先民盛德宏业，犹弗克论载，罪莫大焉。”于是，在《中国通史纲要》的基础上，他撰写了《中国通史要略》，“就我国族所以开拓广土，团结庶众及历久长存之本原，与其政治文化社会各种变迁之荦荦大者，略述其根柢与趋向，以饷学子。亦书生报国之一端”。可见，在缪凤林看来，撰写中国通史，就是以笔代刀践行“书生报国”之志。 邓之诚指出：“历史进化为一事，因果定律别为一事，而历史所以昭示吾人者，永永不可忘，则又为一事。姑以外患论之，二千年来，外患未尝一日或息，轩黄胄裔，危而复安，弱而能存，灭而再兴者，何莫由群力群策得来。其艰难经历，非史事何由征之。窃以为今后诚欲救亡，莫如读史。诚欲读史，莫如注重事实，先编通史。”这表明，他撰写《中华二千年史》旨在告诉人们中国两千年来所以能危而复安、弱而能存、亡而能复兴的经过与原因，希望人们能够从中华民族的艰难经历中汲取力量，群策群力挽救空前的民族危机。张荫麟指出：“现在发表一部新的中国通史，无论就中国史本身的发展上看，或就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都可以说是恰当其时。就中国史本身的发展上看，我们正处于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转交关头，正处在朱子所谓‘一齐打烂，重新造起’的局面；旧的一切瑕垢腐秽正遭受彻底的涤荡剜割，旧的一切光晶健实正遭受天捶海淬的锻炼，以臻于极度的精纯；第一次全民族一心一体地在血泊和瓦砾场中奋扎以创造一个赫然在望的新时代。若把读史比作登山，我们正达到分水岭的顶峰，无论回顾与前瞻，都可以得到最广阔的眼界，在这个时候，把全部的民族史和它所指向道路，作一鸟瞰，最能给人以开拓心胸的历史的壮观。就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回顾过去十年新的史学研究的成绩，把他们结集，把他们综合，在种种新史观的提警之下，写出一部分新的中国通史，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变时期的自知之助，岂不是史家应有之事吗？”在这里，他从历史与史学两方面阐述了撰写一部新的中国通史的必要性。从史学发展来看，撰写一部新通史是对以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十年所取得的成果的一个总结。而从中国社会发展来看，撰写一部新通史则是为全民族在浴血奋战中创立一个充满希望的新时代以鼓舞，并通过回顾中华民族所走过的历程和道路，帮助人们在中华民族历史的转折时期，认清历史发展的前途。基于这两个方面的认识，他认为撰写一部新的中国通史是史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不难看出，撰写中国通史以激励抗战精神和信心，实现报国情怀，已成为抗战时期史家的共识。这也体现在1940年成立的史地委员会所确立的史学研究计划中。史地委员会认为“:史地教育之重要，要而言之，在使一般受有教育之青年，认识吾民族祖先之五千年丰功伟业，及其奋斗努力之精神；与夫一千一百一十七万方公里之锦绣山河蕴藏之险要，俾皆油然发生爱国爱民族之心情。”史地教育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所讨论的18项议案之一就是“编纂中国通史大学校本案”。 抗战时期，撰写一部中国通史，不仅是史家实现“书生报国”的自觉之举，也是社会对史学研究者的要求。苏雪林针对史地教育委员会改编二十四史的计划，建议先编纂一部中国通史以满足社会的需要。他指出：“现在我们之热切盼望者，则改编廿四史之前，先编一部提纲挈领式的中国通史，以供大中学校采为教材及课外参考和普通民众参考之用。”他认为，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同化力强，又善于学习；拥有广大的土地，复杂的种族，而有共同的言语文字；崇尚忠孝仁义信义和平，爱讲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主义。“我们的国史就应该把上述这些要点加以发挥，使一般国民发生自觉心理，而认识了自己对于国家和世界责任之重大。至于民族的缺点，也不妨坦白叙述，使下一代国民知所鉴改。总之，这部新编中国通史的使命，正如梁任公先生所说：‘在使国民察知现代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而因增加生活之兴味。睹遗产之丰厚，则欢喜而自壮，念先民辛勤未竟之业，而瞿然思所以继志述事，而不敢自暇逸，观其成败之迹，与夫恶果之递嬗，则知耻知惧；察吾遗物之缺憾而思有以匡矫之。’”这是说，史家应撰述一部新通史，使国民了解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和优点，从而激发起其爱国心，自觉地认识到自己对国家民族的责任。王袍冲也指出：“一百多年来，内忧外患，相继不绝，国家天天在惊涛骇浪中，有时痛定思痛，都想翻翻前史，以为当前的借镜。”在民族主义史学思潮的影响下，抗战时期中国通史的编纂出现新的高潮。 三、增强民族认同感，指示社会发展前途 以历史激励爱国主义，增强民族认同感，是民族主义史学思潮下中国通史撰述的重要目标。顾颉刚曾指出：“我想编一部中国通史，不专以汉族为本位，而以中华民族全体之活动为中心……从历史上知道我们中华民族是不可分离的，从文化上证明我们中华民族为一个融化的大集团，使文化与历史永远打成一片。如果我们这种志愿能够实现，则对现在的边疆问题多少可以发生点好影响，由这个影响而产生出强大的团结力量来。”因此，抗战时期中国通史的撰述，一方面通过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历程的阐述，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粉粹帝国主义分化和瓦解中华民族的阴谋；另一方面通过对中华民族以往历程的回顾，揭示其生命力，指示历史发展前途。 缪凤林指出：“国史主人，今号中华民族，其构成之分子，最大者世称汉族。自余诸族，无虑百数……中国史者，即汉族与诸族相竞争而相融合为一个中华民族之历史也。”有关中国历史的这种认识，完全不同于20世纪初基于排满革命立场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当时的学者为推翻满族统治，认为中国史是汉族的历史，历史叙述应以汉人为主，其他民族与汉族有关系的附入其中。所谓“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孰为中国人？汉人种是也。中国历史者，汉人之历史也。叙事以汉人为主，其他诸族之与汉族，有关系者附入焉”，“中国历史者，汉族统治之历史，而非一人之家谱”。抗战时期的史家克服了这种狭隘的民族观念，将中华民族作为中国通史的主体，视中国历史为各族相互竞争而融合成为中华民族的历程，各族都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这是试图通过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叙述，说明“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中华民族是一个”。 叙述中华民族的形成史，必定涉及到民族起源问题。20世纪初，中国民族西来说广为流传，直到20世纪20年代还有学者持这种观点，如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王桐龄《中国史》皆赞成中国文化西来说。抗战时期，中国民族西来说受到通史编纂者的批驳。他们认为中国民族起源于本土，中国历史悠久，这是令人自豪的。金兆梓在其所撰《中国史纲》中以考古发掘资料及其研究成果为据，指出由伯拉克里提出的、再经安特生据甘肃出土的彩陶予以强化的中国民族文化西亚（巴比伦）说，远不如土著说可靠。“由这些新石器时代遗存来说中国文化或民族由西亚传来，还不如说中原人是黄河流域的土著，中国文化是黄河流域的产物，比较上倒说得通。”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对中国民族文化西来说的各种观点逐一进行批驳，如对于流传甚广的中国民族源自巴比伦说，从“地理之阻碍”“人种之不同”“年代之悬殊”“文物之各异”以及有关巴比伦说“论证之不确”等方面，证明此说多凭空臆断。其又根据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论证中国民族文化来自本土，如根据步达生有关奉天沙锅屯、河南仰韶村、史前甘肃居民与近代华北居民在体质上近似的研究报告，以及沙锅屯、仰韶村、史前甘肃居民所使用的器物型范与后世相似这一特点，指出“其为有史人民之远祖，殆无疑义。虽此史前人种之由来，今尚未能质言，然吾民族有史前已生息东亚，有史以来之民族多为土著，其文化亦皆吾祖先所自创，盖不繁言而辨”。在《中国通史要略》一书中，缪凤林再次强调有关中国民族来源的各种说法，“自土著说外，皆已不攻自破”。有学者指出，20世纪初接受中国民族文化西来说与当时人们旨在排满建国以及所接受的西方民族国家观念有关。“‘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显然关涉当时的民族（种族）观念、民族认同等时代命题，也关涉剧变时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走向。”“出于排满革命的需要，清末知识人试图以‘西来说’来确立汉族对自身历史的认同”，而抗战时期“相信土著说，与其说是出于学术追求，倒不如说出于民族的感情，是增强民族自信的需要”。因此，有关中国民族起源说，不仅是学术问题，更是与现实问题相关联，抗战时期中国通史编纂者在有关民族起源问题上的认识也是如此。他们批驳中国民族与文化外来说，强调中国民族、文化为土著，旨在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在日本帝国主义军事侵略中国的同时，其反动文人抛出中国“社会停滞论”，为其侵略张目。说什么只有外力才能打破这种停滞状态，日本的入侵为中国扫除了亚细亚停滞性，给中国一个光明的结果。针对秋泽修二、谷森克己提出的“从汉末到隋的中国社会历史，是‘退化’‘复归’‘倒退’的”之说，吴泽《中国历史简编》通过对三国至隋唐间生产工具、生产方法（生产关系）、劳动者的身份、商品经济的分析，指出：“‘六朝’社会的经济关系或生产关系，是大地主经济的雇役佃耕制，‘六朝’社会，是秦汉封建制社会的继续发展。”他还对秋泽修二提出的“元代是奴隶制的复活”、森谷克己提出的“元代是未成熟的封建制和生产工作者是农奴”之说进行批驳，指出：“我们仔细考察元代具体的历史事实，便知秋泽和森谷的见解，完全是曲解史实的胡说”，“元代社会经济是宋代地主经济的继承与发展，并未‘倒退’‘复归’为奴隶制社会或初期封建制社会”。这是通过对中国历史进程的考察批驳日本文人的侵略理论，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处于艰难抗战中的中国人民迫切希望明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前途，以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正如吴泽所指出的：“‘七七’神圣民族解放战争以来，每个青年关心着民族国家的前途，是殖民地亡国道路呢？是独立自由幸福，新中国复兴前途呢？这个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问题和抗战实践过程中主观努力的方向与任务问题，自必急切要求对中国社会史作正确的研究。”而抗战时期所编纂的中国通史正是以揭示历史发展规律、指示中华民族发展前途为使命。吴泽在《中国历史简编》中满怀激情地写道：‘七七’抗战，全民矢志，万众一心，日寇必败，中国必胜，‘七七’一定是我中华民族新生的纪念日!”“这次抗战，是为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自由的解放战争，是为全中国人民从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敌人手中求解放的战争，同是为世界人类争取正义和平的圣战，抗日民族解放胜利之日，就是新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日，只要我全民族能加强统一团结，彻底实行民主宪政，给人民以抗战权利，使之抗战到底，则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在这里，他们通过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回顾，回答了民族国家的前途问题，体现出对抗战必胜的信心。钱穆则在《国史大纲》中告诉人们，中国虽然处于艰难困苦之中，但其生力尚在。“一民族一国家历史之演进，有其生力焉，亦有其病态焉。生力者，其民族与国家历史所由推进之根本动力也。病态者，即其历史演进途中所时时不免遭遇之顿挫与波折也。人类历史之演进，常如曲线形之波浪，而不能成一直线以前向。”中国现在所遇到的困境，不过是历史发展中的挫折。其所谓的“生力”就是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他满怀深情地说道：“以一年半之艰苦抗战，而国人遂渐知自力更生之为何事。盖今日者，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社会之积病与夫数千年来民族文化之潜力，同时展开于国人之眼前。值此创钜深之际，国人试一翻我先民五千年来惨淡创建之史迹，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必有渊然而思，憬然而悟，愀然而悲，奋然而起者。要之我国家民族之复兴，必将有待于吾国人对我先民国史略有所知。此则吾言可悬国门，百世以俟而不惑也。”钱穆力图通过对中华民族绵延不断的生命力的揭示，期望国人能从国家民族自身寻找到救亡和复兴的力量源泉。在《国史大纲》结尾，他特意列出“抗战胜利建国完成中华民族固有文化对世界新使命之开始”一节，写道：“本节诸项，为中国全国国民，内心共抱之蕲向，亦为中国全国国民当前乃至此后，共负之责任。不久之将来当以上项标题创写于中国新史之前页。”王家范曾指出，钱穆“一生都在思索如何通过史学，寻找到使中国靠自己内部的‘生力’不亡，特别是‘精神’（历史命脉）不亡的根据。一部《国史大纲》就是他用心血凝成的史学‘救亡曲’”。《国史大纲》中表现出的对中国历史发展前途的信心，极大地鼓舞着处于抗战中的人们。据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回忆，北大学生张君，在上海买到《国史大纲》，带到北平，有人将其整书传抄。其时还在对日战争中，滞留在北平的学生，读此书，倍增民族国家之感。 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中华民族将走向何处，这是所有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史学研究者深切感受到，发掘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鼓舞民族爱国精神以及通过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回顾为艰难抗战中的人们指示历史发展前途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故而民族主义史学成为抗战时期史学的主流。在这一史学思潮的影响下，中国通史编纂再次形成高潮。尽管中国通史撰述者所持的历史观以及对有关中国历史的认识不尽相同，但都试图通过对中国历史的系统阐述，从历史的深处回答中华民族发展前途这一时代所提出来的问题，中国通史撰述遂成为这一时期民族主义史学的代表。 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