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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0年的初冬并没有特别的肃杀，北京的街市太平，今冬的天空格外明澈。互联网上，美国大选的硝烟尚在，双十一的买卖双方依然摩拳擦掌。然而，历史在这一年中发生了深刻的变革，2020将成为全世界史家不断回顾、反思的一年。在人类的过往中，从来没有任何一刻，我们如此深切地意识到整个世界的亲密联系，也没有任何一刻，如此之多的学者开始重审人类在广阔的地球生态中的位置。美国《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在今年四月间邀请世界各洲共计20位环境史学者撰文思考新冠之于历史的意义，其中包括两位中国学者，中国人民大学的陈昊与侯深。这些学者的观点各异，甚至多有抵牾，一部分学者强调这场疫情凸显的环境与社会不正义，另外一些学者则呼吁在生态的网络中重审人类与其他物种，包括病毒的纠缠关系。无论他们从哪个角度介入这场讨论，新冠肺炎和它所带来的这场全球生态-社会危机都将推动历史思维的根本性变革。这一组笔谈刊登于《Environmental History》杂志2020 年第四期，读者可以通过此链接（https://academic.oup.com/envhis/article/25/4/595/5922265）阅读全文。此外，我们组织数位研究生翻译了杂志主编的编者序言，并撰写了各篇文章的摘要，以飨读者。（侯深）  （本期《环境史》杂志封面） 编者序言 主编：马克·D· 赫西，斯蒂芬·布莱恩 （Mark D. Hersey & Stephen Brain） 在2020年3月，随着COVID-19大流行的范围与规模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我们联系了环境史领域的一些重要学者——一些年长，一些年轻，来自除了南极洲之外的所有大洲——并询问他们是否有兴趣从他们的视角将其对这种病毒意义的思考撰写成文。我们希望收集到的文章可以为理解全球历史现象提供些许有用的背景，并且还可以作为一种时间胶囊，封存在自然世界以如此激烈的方式闯入人类世界之时，环境史家所关注的问题。捕捉环境史家所认为的在自然世界以戏剧性的方式闯入人类世界之时的值得注意之处。大家的回应令人鼓舞——尽管由于病毒迫使中小学与大学关闭，我们中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都被打乱，但几乎每一位受邀者都同意撰文。虽然我们是以私人通信的方式沟通的，但在这里我们要感谢他们的慷慨、专业与勤奋。 他们努力的成果就是以下多元化的、发人深省的文章合集。我们给每位撰稿者的要求指示都很宽泛言简意赅：简单地向我们的读者传达理解全球性流行病（pandemic）的重要信息即可，并保持简短。于是，撰稿者们的路径各异；一些侧重于地理区域，一些侧重于不同主题，还有一些考虑COVID-19病毒的流行病学或微生物学。有些人依靠科学，而另一些人则依靠个人经验；一些人平心静气，而另外一些人则指责民选领导人未能对危机作出充分反应，或指责整个社会对全球性流行病如此鲜明地置于我们面前带来的问题的容忍。综上所述，这些文章提供了一幅全景图，展示了一个正在应对疫情蔓延的世界。 我们按照字母顺序排列这些文章，其中只有一个例外：最后一篇总结文章是欧洲环境史学会主席同时也是COVID-19幸存者的马可•阿米耶罗（Marco Armiero）所撰写的作品。正如其文章所揭示的那样，马可与该病毒的接触比任何人希望想的都要近得多。将此文置于前文的语境之中其贡献是在之前的背景下作出的，它们共同强调了环境史的核心观点：人类与非人类世界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忽视这一联系，我们将面临危险。（郑坤艳 译） All of Us, Animals Peter Alagona 《我们都是动物》是新冠疫情之下，关于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的思考。阿拉戈纳认为，我们终归只是动物，和其他动物一样，是整个生物种群中的一员，与其他物种共享基因、栖息地乃至寄生虫。人和其他动物和之间存在着不同深层次的联系，对此彼得给出了五个方面的路径教我们如何去探索这些联系。 首先是动物作为病菌携带者的身份与人类种群之间的联系。他谈到人类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占领以及野生物种的贩卖和走私，急剧增长了人们接触病原体的危险性。其次，作为人类的食物，动物集约式工业规模养殖为传染病的爆发创造了理想的条件，也反映出当前动物工业综合体的脆弱性。第三，作为人类的邻居，疫情期间野生动物在疫情期间在城市重现，收复城市失地。第四，人们往往会从人的角度出发，将动物符号化来作为人类情感表达的符号。这种创造在疫情期间达到了新的高度。最后，动物以人类伙伴的身份与人类发生的密切联系。疫情加剧了人的孤独，而收养动物则是驱散孤独的有效途径。宠物与情感、心理健康和环境历史值得环境史家的关注。（陈双志 编译) 作者简介：彼得·阿拉戈纳(Peter Alagona)，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环境研究副教授。 Looking at Butterflies Jane Carruthers 《看蝴蝶》是针对疫情结合南非环境历史和环境现状做出的思考。卡拉瑟斯谈到：人类历史往往是由环境因素和人类自身以外的生命形式和物种所主导的。西班牙大流感的历史表明，当今的大流行对于南非政府而言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糟糕的经济状况、落后的卫生设施、数量庞大的贫困人口等种种因素令南非政府面临极大的疫情风险。国家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但结束仍旧遥遥无期。环境史需要发掘更多疾病与环境正义之间的联系，探讨人类与其他物种的关系。 最后，卡拉瑟斯认为人们对全球性流行病的思考不应限于宏观的全球视角，还应看到日常的、细微的自然之美。让自然顺其自然，让人的感知调节到微观。（陈双志 编译） 作者简介：简·卡拉瑟斯(Jane Carruthers)，南非环境历史的先驱，在环境历史和环境正义等许多方面发表了大量文章，目前是南非科学杂志的主编。 Nonhuman Animals in a Human Pandemic: Past and Present Chen Hao 《人类流行病中的非人类动物：过去和现在》一文，从历史和现实角度分析了人类流行病中非人类动物扮演的角色和被污名化的困境。 陈昊指出，无论在历史还是现实中，对于病毒起源的探索很快就演变为一场针对病毒的物种源头和谁该为病毒的跨物种传播负责的猎巫行动，进而在一场广泛的野生动物恐慌中，引发残忍而灾难性的动物管理方法。在灭杀“恶棍”动物，拯救“无辜”人类的同时，也引发进一步的生态灾难。 对于防止流行病引发的生态破坏行为，陈昊认为科学家与历史学家等应当合作。新冠肺炎揭示了缠绕于人类与非人类、身体和景观、地方和全球生态之间流动的、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关系，能够让我们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度过这场大流行，在这种方式中，非人类动物和生态系统可以与我们一起恢复。（陈双志 编译） 作者简介：陈昊，中国人民大学医学史方向副教授。最新著作有《身分叙事与知识表述之间的医者之意：6-8世纪中国的书籍秩序、为医之体与医学身分的浮现》和《疾之成殇：秦宋之间的疾病名义与历史叙事中的存在》。 Reveal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nvironment: Connecting the Dots in Montreal Michèle Dagenais 在《揭示环境之重要性：在蒙特利尔连点成线》一文认为，不管从全球还是从地方性的视角来看，这场由新冠病毒引发的瘟疫都揭露了根植于现有权力机制与社会结构之内的社会、政治与环境不平等现状，并为我们提供了对其进行深入观察的孔道。在主流的公共健康与流行病学的视角下，这场瘟疫被简化为了一系列感染数字与疾病政策的集合，瘟疫变成了仅仅在人体与病毒之间发生的较量，抗疫是一项为了“人类存续的最高利益”而进行的普世的、非历史的医学事业。 然而，这种视角忽视了与这场瘟疫爆发相关的，政治、经济与环境层面上互相缠结的复杂现实。要真正理解新冠瘟疫的流行，需要一种新的、生态学和历史学视角。在这一视角下，健康不仅是人体与病毒的二元对抗，而与它们所处的环境和政治息息相关。作者以蒙特利尔为例，揭示了生态学视角和环境正义对理解当地疫情的重要性：蒙特利尔本地的南北地形差异、下水道与工厂废弃物等有毒物质的排放方式形塑了该城的人口分布与社会地理，并导致了2020年五月中旬新冠疫情在该城相对弱势与贫困人口中的猛烈爆发。（方文正 编译） 作者简介：米歇尔·达格奈斯（Michèle Dagenais）教授任教于蒙特利尔大学，出版过《蒙特利尔，水之城：一部环境史》（Montreal, City of Water: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蒙特利尔与多伦多城中的享乐公共文化空间》（Espaces publics de loisirs et de culture a Montreal et Toronto），参与编撰过《都会中的自然：蒙特利尔的环境史》等著作。 The Blooming of May in a Firestorm of Stupidity: Pandemic, Environment,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Brazil Sandro Dutra e Silva 《五月鲜花于愚行炽焰中绽放：当代巴西之瘟疫，环境与政治》一文激烈批判巴西政府在瘟疫中的糟糕表现，并对其背后的右翼民粹政治潮流，及其对环境之危害进行了深刻反思。作者指出，原本象征明亮秋日到来，为全巴西所珍视的五月时节在笼罩全国的瘟疫阴影中变为了一场噩梦。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巴西国内部分地区糟糕的公共卫生条件，但应负更大责任的是政治治理上的失措。 在作者看来，新冠瘟疫的蔓延昭示着巴西国家治理所面对的严重危机。让整个国家在病毒面前如此脆弱的力量，同样也在严重威胁着该国脆弱的新生民主政治制度。纵观历史，对疾病的失当处理并不鲜见，但如巴西这般将肆虐的瘟疫当作意识形态工具巩固其反智统治者实属未闻，堪称当代民粹统治者的创新。这场瘟疫于事实上强化了政府本已在诸多重要事务上贯彻的反科学策略。在这个五月，为痛苦中的巴西人带来仅有希望的，恐怕只有如期绽放的鲜花了：无论现政权犯下何种愚行，自然至少今日仍遵循其原有步调运行。（方文正 编译） 作者简介：桑德罗·杜特拉·席尔瓦（Sandro Dutra e Silva）教授任教于巴西戈亚斯州立大学，出版过《西部的土地与天空：巴西内陆的农业边疆》（No Oeste, a terra e o ceu, a expansao da ~Fronteira Agrıcola no Brasil Central），参与编撰过《环境史：自然，社会，边疆》（Historia Ambiental: Natureza, Sociedade, Fronteira）等著作。 Travels to St. Hubert: Remembering a Public Health Past and Constructing a Future during COVID-19 Gerard J. Fitzgerald 圣休伯特岛上的马丁·艾罗史密斯在《新冠时代铭记公共健康之过去，创建未来》以独特的文学性视角描述了一位身处瘟疫大流行中的环境史学者之情感体验。作为疾病史研究者，他曾遍览描写疾病爆发惨烈景象的著述，其中尤为令他印象深刻，深受震撼之作是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1925年的小说《艾罗史密斯》（Arrowsmith）。该书中，卓有成就的病理学家艾罗史密斯博士前往一座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加勒比岛屿，圣休伯特岛，治疗一场由中国传来并在当地爆发的瘟疫。这场行动以彻底的失败告终，艾罗史密斯痛失爱人与挚友，岛屿之上人口骤降，他对自身与医疗科学的信仰也以彻底崩塌告终。 但是，作者提出，环境史学者不能为这种困惑与混乱之情所击倒，而应与医疗史学者展开合作，致力于揭晓我们所处世界运转的复杂机制，应像凯特·布朗（Kate Brown）在其著作《钚托邦》（Plutopia）中所做的那样，不仅成为她所书写的历史的记录者，同样成为其忠实的见证者。（方文正 编译） 作者简介：杰拉德·菲茨杰拉德（Gerard J. Fitzgerald）正于乔治梅森大学访学，他正在撰写著作《打开灯光：美国的空气传播疾病之研究与预防史，1930-1965》（Turn on the Light: A History of Airborne Disease Research and Preven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930–1965） In the Name of Health Hou Shen 《以健康之名》一文反思了人类长期追求健康的行为，呼吁环境史学家关注人类以健康之名为地球带来的意料之外的后果。她认为，虽然“健康”是一个流动的历史概念，但是作为人类共有的追求，它始终未受到严肃的、批判性的反思。史学家关注的仅是健康获得过程中成功、失败，或者不公正性，但是鲜少认识到健康同样是一种消费，它源于我们对自然界及其危险的恐惧，同样是一种对权力的追求和对自然的征服。 她赞同奥尔多·利奥波德和蕾切尔·卡森的观点，他们都认为身体健康不应仅仅是人类的需要，而应通过野生动物的数量、多样性和稳定性以及人类生命数据来衡量健康。我们也应该和他们一样认识到人类的动物性，以及人类与自然界共享的共同进化和脆弱性。（葛蔚蓝 编译） 作者简介：侯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著有《The City Natural: Garden and Forest Magazine and the Rise of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即将出版《无墙之城：美国历史上的城市与自然》。 Tracking Animals in a Pandemic Dolly Jorgensen 《追踪新冠大流行中的动物》一文探讨了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历史与动物如何交织的问题。作者分析了在新冠疫情中人和动物交织的现象：首先，当动物成为疾病携带者，并成为根除计划的目标时，它们通常被看作是罪魁祸首；其次，对抗新冠病毒的疫苗也是人与动物联结的结果，例如猕猴就被用作新冠疫苗的试验对象；第三，新冠疫情揭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人们疫情期间一直抢购宠物，因为动物的陪伴有助于消除社会疏远和隔离的孤独感；第四，在疫情导致的隔离中，野生动物入侵了空荡的城市街道上，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最后，动物园中的动物因为封锁而出现了一些问题。 作者对今日人类与动物的关系作了总结，动物一般是人类社会中的病毒宿主、实验体、家庭伴侣、城市入侵者、神圣的居民和被俘虏的对象，而这一关系建立在历史的联结中。她认为动物将继续在大流行故事中留下痕迹。（葛蔚蓝 编译） 作者简介：多莉·约根森（Dolly Jorgensen）是挪威斯塔万格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她最近的著作是专著《现代失落物种的恢复：渴望与归属的历史》（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19年）和合编的《银衬：艺术与科学中的云》（Museumsforlaget，2020年）。 A Matter of Time Claudia Leal 《时间的故事》讲述的是克劳迪娅·里尔在疫情期间关于环境史与时间尺度之问题的思考。在她同她的宠物狗共同走过封城的日子中，她反思环境史将人类的如何将人类的时间框架与自然过程和实体的时间框架相结合。她提出了两种关键的时间尺度：一方面，在过去半个世纪，人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了地球；另一方面，在10亿至20亿年前，我们所知的生命开始进化。环境史在某种程度上结合了这些尺度，强调了人们和社会长期以来想要忘记的一点：人类也是自然的一部分。 作者最后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以地位独特的环境史视角来理解当下发生的事情，并实现更广泛地理解历史，是否会为该领域提供一个机会，像病毒一样扩散和传播到其他地方，并变得更加强大？（葛蔚蓝 编译） 作者简介：克劳迪娅·里尔（Claudia Leal）是波哥大洛斯安第斯大学历史与地理学系副教授，她是《自由景观：在西哥伦比亚雨林中建立后解放社会》（亚利桑那大学出版社，2018年）的作者，并与约翰·索里里和何塞·奥古斯托·帕杜阿合编了《过去的生活：现代拉丁美洲的环境历史》（柏格恩书籍，2018年）。 Bats, Battiness, and the COVID-19 Pandemic John R. McNeill 《蝙蝠，蝠性，与新冠肺炎大流行》一文从蝙蝠这一新冠病毒的宿主切入，指出它们是一种群居于拥挤群落中的社会性生物（social creatures），兼具飞行能力，这两个特性使蝙蝠成为各类病毒（包括新冠病毒）的有力传播者。相比之下，人类原本并非病毒的最佳宿主，早期人类聚落规模小且不断迁徙，使得病毒无法大面积传播。随着5500年前人类采取新的定居社会模式，而后乡村与城市逐渐充斥大量人群。在人畜共居的模式下，病毒得以通过牲畜传染给人类，并因人群熙攘得以进一步扩散。伴随人类社会的演进，动物有越来越多的机会与人类接触，各种病毒也借机跨越物种，传播给人类。新冠病毒也是来源于此，然其传播之迅速，却与人类在演进过程中表现出的蝙蝠性（Battiness）有关。 当今人类居住于拥挤的城市之中，青睐于飞机旅行，这两点类似于蝙蝠的习性，为病毒扩散制造了更多的机会，也因此新冠肺炎传播之广远胜于03年的非典。作者还提及了新冠肺炎流行所体现的另外两个可以置于环境史视野下进行思考的问题：一是新冠肺炎中环境不公正现象（environmental injustice），主要表现为不同人群感染病毒的风险存在差异；另一个是许多国家在此次疫情中应对失败，国际公益（public good）事业亦大受挫折。（蓝大千 编译） 作者简介：约翰·R.麦克尼尔（John R. McNeill），美国乔治顿大学环境史教授，主要著作有《太阳底下的新鲜事》（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蚊子帝国》（Mosquito Empires）、《大加速》（The Great Acceleration，与彼得·恩格尔克合著）等。 The Unruliness of a Virus Gregg Mitman 《病毒的不羁》提到新冠肺炎的大流行对人类生命造成严重威胁，全球诸多疫情高发的热点地区（hotspot）因而备受关注。在因疫情爆发出现的一批热点地区之外，或因一场大火，或因全球气候变化，或因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一声“我不能呼吸”引发的“黑命攸关”运动（Black Lives Matter），都会引燃新的热点。米特曼指出在这些热点地区所遭受的苦难背后，体现的是种族资本主义（racial capitalism）的暴行。他反对将新冠疫情视为仅仅是一场生态危机的观点，认为这一解释模式下容易导致疫情爆发的初始地区蒙受耻辱，例如发达国家往往将人畜共患类的疾病，如SARS、埃博拉、寨卡病毒等视为欠发达国家自身的问题。事实上，诸多热点地区的诞生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态制度的产物，由资本主义对廉价土地和劳动力的贪欲所催生。这些热点地区暴露的实质性问题是结构性种族主义、不平等的环境负担与不同种族的健康差距，也正是全球资本、劳动力不均衡、种族差异的运作造成了热点地区分布的不均衡性。（蓝大千 编译） 作者简介：格雷格·米特曼（Gregg Mitman），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Vilas Research and William Coleman杰出教授环境史、医疗史学者。他的新作《费尔斯通橡胶种植公司建立的世界：资本主义、美帝国与利比里亚被遗忘的承诺》即将完成出版。 A Can of Beans: Food Systems and COVID-19 Gabriella M. Petrick 曾经于酒馆担任过厨师的加布里埃拉·佩特里克在《一罐豆子：食品体系与COVID-19》一文中提到疫情期间，堪萨斯城中参与“黑命攸关”运动的抗议者向警察扔了一罐黑豆，以示对系统性种族主义（systemic racism）的不满。抗议者选择一罐黑豆作为投掷物，表明种族不平等同样存在于罐头所代表的食品体系之中，该行为同时意味着对食品正义和环境正义的呼吁。作者举证了全美食品体系的诸多实例，来说明根植于食品体系中的不平等现状：食品体系中生产、加工到出售每一环都存在着垄断，食品体系内的工人遭受剥削，在获取健康食品方面也存在着结构性不平等。这样一种食品体系也影响到了生产食品的环境本身，不仅仅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野生土地被进一步开发用于农牧业生产，生物多样性随之不断减少。新冠疫情的爆发使当前食品体系的脆弱性与不公正暴露无遗，食品体系下的一线工作人员（essential worker）感染新冠肺炎的概率更高。受到疫情冲击，他们在获取健康食品与社会服务方面也愈发艰难。COVID-19迫使我们面对食品和种族正义，敦促我们寻找更具恢复力、可持续性和生物多样性的食品体系，建立一套更加公正公平的系统，以维持人民生计和生态系统正常运转，防止暴乱再次发生。（蓝大千 编译） 作者简介：加布里埃拉·佩特里克（Gabriella M.Petrick）是斯塔万格大学的玛丽·柯里（Marie S.Currie）研究员，目前正编写一本关于葡萄酒工业的全球化与气候变化的书。她的研究兴趣为食品体系的工业化、食品加工史、味觉的感官史。 Pandemic Relations Liza Piper 在《流行病的关系》一文中，丽萨·派珀从病原体和疾病史的视角谈论了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人类的不平等关系是如何与非人类自然产生联系并被其所塑造的。她重新诠释了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在《生态帝国主义》中的核心概念“处女地流行病”，认为“处女地流行病”的前提是新大陆土著居民面对旧大陆病毒侵袭时的脆弱性，并进一步指出，殖民地的权力机构是产生新的生态关系必不可少的部分。此外，作者还指出，随着新冠时代的到来，人们开始更多地思考病毒对不同生理与社会人群影响的差异，理清发病率和死亡率之间差异的因果关系十分关键。人类生活的环境条件在国家内部和国家间都存在着不平等。而在当下，这些决定性因素伴是随着权力的不同和环境产生的。 作者认为，环境史学家有着后流行病叙述所必需的技能，我们需要从病菌入手，了解它的习性、偏好、衰退与爆发的规律及其与其他病菌和物质世界的联系，在用生态的视角审视病毒极其复杂的关系时，也要兼顾塑造了人类历史的社会文化关系。（刘叶 编译） 作者简介：丽萨·派珀（Liza Piper），加拿大亚伯达大学环境史与疾病史学者，其代表作是《加拿大亚北极地区的工业转向》（Th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of Subarctic Canada）（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8）。 Bunkering down in the New Normal Libby Robin 在《新常态下的庇护》一文中， 莉比·罗宾叙述了她在家隔离期间的感受。 她指出，新常态是不断变化的危机，人们正在经历一系列新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我们无法处理好一场危机，也无法预料距离下次危机的到来还有多久。不同的危机彼此倾轧，更加剧了痛苦。她谈到了澳大利亚在最近三年连续经历的危机，干旱少雨、山林大火、雹暴、新冠蔓延、洪水，大学关闭，商店停业，建筑受损，人们被迫呆在家中。作者认为，如果疫苗可以解决新冠危机，那么人新世的困境则需要其他的东西来解决。这些危机带来的不仅是健康的问题，更是道德上的困境。环境本身的概念和全球化的概念已问世多年，然而全球性的反省则经历了一个转向。在人类作为一种病毒和行动着的地理因素的世界中，这个星球的道德是什么样的？ 最后，作者指出，新冠带来的冬眠给了我们更多的选择和不同的思考之地，我们不仅要思考在新冠结束后什么需要被重启，更要从一个长期的、更加生态的视角去探讨我们面临的人新世困境，以及过往和现行的政治和经济系统是如何创造出了这些困境，人新世的不安全和动荡需要人们尽早作出更多的改变。（刘叶 编译） 作者简介：莉比·罗宾，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环境与社会学院的名誉退休教授。其最近的著作为与保罗·沃德、西弗克·索林合写的《环境：一部观念史》（The Environment: A History of the Idea）（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18年）。 Coevolution in a Time of Coronaviruses Edmund Russell 《在冠状病毒时代协同演化》一文回溯了自2003年冠状病毒第一次引起人类警觉至今，病毒群体与人类群体协同演化的过程。他开篇便指出，新冠病毒是两个群体共同进化的偶然副产物，是两个群体的行为模式重复变化以回应彼此的结果。自从SARS和MERS出现后，人类群体便开始与塑造了他们的病毒群体共同进化。虽然这些疾病致死的人太少以至于无法造成人类基因型明显的演化，但是它们依然促成了人类文化特性的演化。科学家对冠状病毒的关注、公众和出版物对病毒准确名称的提及都相应地增加了，到了新冠时代，类似的变化还在继续。同时，人类的行为与作为冠状病毒源头宿主的蝙蝠和鸟越来越相似，他们可以前往世界各地，居住在密集的社区，这便加速了病毒的传播。在当下和未来，人类与病毒的彼此碰撞和协同演化仍将持续，并深刻影响到后世应对病毒爆发的防治和治疗策略。（刘叶 编译） 作者简介：埃德蒙·拉塞尔（Edmund Russell），卡耐基梅隆大学科技与社会变化学院David M. Roderick教授和美国环境史学会主席，他最近的著作是《灰狗国度：一部英格兰协同演化史，1200-1900》（Greyhound Nation: A Coevolutionary History of England, 1200–1900）（剑桥大学出版社，2018）。 Back to the Future Christopher Sellers 在《回到未来》一文中，克里斯托弗·塞勒斯从公共卫生史课程谈起，希望环境史和医学史学家更多关注微生物的环境史。作者认为新冠肺炎在提醒我们，微生物、病毒、古生物和其他物种的居住环境远早于我们，无论在历史还是现在，这种微小的生物都造成过非同寻常的破坏，这使得我们自身物种与微生物本身的永久共存更加难以忽视。人类仍然被锁定在一个古老的斗争中，而这种生理脆弱性非常需要我们运用人类知识文明对生态社区或微生物群落进行研究。作者进而呼吁，新冠疫情时代公共卫生的不足带给环境和医学历史学家提出了许多共同关心的问题，环境历史学家更要注意公共卫生系统在保护我们免受传染病侵害中的作用。最后，克里斯托弗·塞勒斯教授对美国20世纪公共卫生"无声的胜利"的程度和持久性提出了严重质疑，他认为美国公共卫生系统在私人实践的临床医学方面正在失去很多基础。（孙一洋 编译） 作者简介：克里斯托弗·塞勒斯（Christopher Sellers），现任石溪大学（Stony Brook University）海洋与大气科学学院教授。他致力于浮游生物生态学、河口的生态功能和营养状态、浮游植物对水生生态系统营养物质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 Marking the Boundaries of Contagion: Vietnam and COVID-19 Mart A. Stewart 《标记传染边界：越南与新冠肺炎》的作者马特·斯图尔特在今年二月，新冠爆发期间身处越南，他见证了该国抗疫的举措及其人民对这些举措的配合，并且肯定他们的成功。但是，对于西方主流媒体而言，越南在新冠疫情防治中是一个边缘化的存在。在少量的报道中，对越南抗击疫情的成功有两个具有代表性的质疑：一是质疑越南政府在报告流行病学数据时的透明度；二是将成功归因于越南威权政府强迫所有人齐心协力前进的能力。但作者认为，之所以有此理解，既在于西方媒体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个国家的人民对于大家庭关系的注重和责任，也源于他们无视草根阶层对于公共健康政策的非正式支持背后的深层次历史原因。与此同时，他关注到越南政府还希望在外交方面输出他们在面对新冠疫情上成功：越南在努力将死亡率控制在零，并希望这种努力得以成为获得威望的新方法，从而帮助越南在东南亚国家联盟中担任新的领导角色。（孙一洋 编译） 作者简介：马特·斯图尔特（Mart A. Stewart）教授来自西华盛顿大学（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他最近的出版物是一本共同编辑的卷本：《水与电：下湄公河流域的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战略》（Water and Power: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Strategies for Sustainability in the Lower Mekong Basin）。 In Order to Understand COVID-19 , Historians Need to Leave Their Academic Silos Frank Uekötter 弗兰克·乌科特（Frank Uekötter）在其文章《为了理解新冠肺炎，历史学家需要离开他们的学术筒仓》中，指出在新冠肺炎爆发后，所有亚领域的历史学者似乎都可以为此事件作出自己的解读，但是他提醒道，这一事件，同历史上任何一种与社会、经济、政治、权力相纠缠的生态危机一样，都有着多维度的复杂面相。21世纪深刻纠缠的复杂世界所面对的张力与冲突，并非仅是邪恶的资本主义或者不负责任的政府制造的结果。如果各亚领域的历史学者仅仅在自身的学术谷仓中炮制关于新冠肺炎爆发的直白叙事，则此事件将被解释为病毒、医疗、经济、外交、福利国家等线性的、分裂的叙事。如此叙事得以出现的原因，其一在于它可以提供道德上的清晰性而非对一个复杂事件的真正理解；其二在于历史学科内部愈加细化，学者们仅专注于自身所在的狭小领域。然而，新冠肺炎的历史并非多个分裂的、互不相干的故事，而是一整部多维度的，将看似不相关的议题联系起来的历史。在乌科特看来，环境史学者对多元历史参与者的认识和对生态学的复杂性的理解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撰写这样的历史。新冠肺炎为历史学者提供了新的契机，去理解一场全球流行病，更去理解在这个小小的、深刻联系的星球上存在的全体生命。（孙一洋 编译） 作者简介：弗兰克·乌科特（Frank Uekötter）是英国伯明翰大学（University of Birmingham）环境人文学科教授。他目前的研究兴趣分为三个内容：一是继续研究德国及其他地区的环境问题。二是有关全球现代性的环境史，三是正在建立一个世界范围的研究小组，旨在了解为什么在现代世界，从中欧的针叶林到巴西的大豆，全世界的生产系统都倾向于依赖单一作物。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the Time of COVID: History from within the Whirlwind Conevery Bolton Valencius 在《新冠时代的环境史：旋风内部的历史》中，科尼弗利·博尔顿·瓦伦修斯简述了《希伯来圣经》中一位先知的经历：他在旋风等灾害后留下的寂静中聆听上帝指示，从而知晓如何继续向前并讲述其故事。瓦伦修斯认为，历史学家习惯于在这样的“寂静”中回溯过去，但是目前我们正处于这样的旋风中，并且不知道剧变过后会是何种情景。由此，历史学家必须跨越一步，从旋风内部讲述我们的故事。以下是关于这项任务的内容。 “即使面对怀疑与否定，也要继续分享有关过去的事实”。保持“寻求讲述大故事的勇气”。历史学家需要挖掘细节，并书写大故事。虽然大故事鲜有简单而幸福的结局，但是仅仅证明故事在继续——叙事在继续——就是对真理和希望的有力维护。“我们这些有幸拥有可以施展自己的技能的全职工作的人应该支持那些被训练为历史学家但却被迫寻找其他谋生方式的人” “当痛苦和不公正压倒我们时，我们需要温柔对待自己和彼此”。 因此，瓦伦修斯倡议，每一位能够保持写作、研究、理解过去的人都可以继续他们的工作，因为这是历史学家的工作，是历史学家本身，也是历史学家给世界的礼物。言语具有力量，事实至关重要，作为当今的先知，历史学家可以向这个被旋风撼动的世界提供故事。（郑坤艳 编译） 作者简介：科尼弗利·博尔顿·瓦伦修斯（Conevery Bolton Valencius）任教于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研究美国西部的健康与环境，以及美国内部的地震。目前她与科学记者安娜·库奇蒙（Anna Kuchment）共同写作地震与水力压裂热潮的历史。 COVID-19, the World, and Me Marco Armiero 马可·阿米耶罗在《COVID-19，世界与我》一文中反思了自身罹患新冠肺炎的经验，重申了他对双重不公正的批判。第一重不公在于全球南北之间的不公，第二重则存在于所有社会的阶级、性别与种族之中。他反对全球北方（Global North）的他者化（Othering）叙事谬论，认为这个星球上并没有“别处（elsewhere）”，至少在全球化的时代中没有。他暗示了这种病毒不是消除任何不平等的最终均衡器（ultimate equalizer）。在冠状病毒与其他任何东西中，阶层、性别与种族三者都有交集。一个结构上不公平的世界造成了伤害与保护的不平等分配。整个疫情机制揭示了一个通过使不公平正常化来复制特权的系统。 病毒并不是大自然的报复，而是体现了主导性的社会—生态系统是不可持续的，它正在自我复制，使一些人与非人可以被随意处置。因此，阿米耶罗经常提到“废新世（Wasteocene）”是指“浪费关系的时代”，即通过生产被浪费的人与地方而不断（再）产生特权的关系。（郑坤艳 编译） 作者简介：马可·阿米耶罗（Marco Armiero）是瑞典皇家理工学院的环境人文实验室（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Laboratory, KTH Roy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主任，目前担任欧洲环境历史学会主席。 【注：陈双志、方文正、葛蔚蓝、蓝大千、刘叶、孙一洋、郑坤艳翻译。为便于编辑，略去配图，原文见“历史的生态学畅想”微信公众号2020年11月17日推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