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对考古学意义与今后发展方向进行的深刻阐释，必将对新时代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必将成为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一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考古学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弘扬工作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将考古工作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相联系，与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联系，极大地提升了考古工作的地位和作用，促使全社会加深了对考古工作重大意义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对近百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艰辛探索，为研究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作出的贡献进行了全面阐述，指出“经过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作为考古人，应该深刻领会讲话的重要精神，认清考古学对于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重大意义，认清中国考古学肩负的时代使命，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考古学回答了“我从哪里来”的重要问题 近百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考古工作者在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及发展过程、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中华文明的世界贡献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考古发现证实距今200万年前的中华大地上已有古人类活动，在安徽、山西、云南等地发现距今200万年到170万年的人类活动遗存。这些成果说明中华大地是世界上早期古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距今50万年前古人类遗址的发现揭示了古人类的生活场景，北京周口店发现距今50万年前后丰富的猿人生活遗址。用火痕迹的发现表明当时的人类已学会用火。这一时期形成了一套石器制作工艺传统。 考古新发现和体质人类学研究驳斥了“夏娃理论”，论证了东亚地区现代人是北京猿人的后代。20世纪80年代，国际遗传学界出现了一种观点，即根据世界各地的现代人体内都存在一种共同的DNA，认为原来生活于世界各地的古人类在距今7万年开始的末次冰期期间都灭绝了，只有生活在非洲中东部的古人类——智人得以生存下来。从大约距今6万年开始，他们中的一部分从非洲扩散到世界各地，成为全世界所有现代人的共同祖先。这一理论就是著名的“夏娃理论”。对此，中国考古学和古人类学学者提出，中国的古人类和旧石器时代文化呈现连续进化的形态，不见旧有传统的断裂和被新的外来文化传统取代的现象。针对国际学术界“夏娃理论”的支持者提出的“中国缺乏距今7万年到3万年之间古人类活动遗址的考古发现，所以不能构成否定东亚地区现代人的祖先来自东非证据”的观点，近年来，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学者组织力量，在我国中原地区和华南地区等地对距今10万年至3万年的多个遗址开展考古发掘，获得了丰富的人类活动遗迹与遗物。发掘结果证实，在这一年代段中，中国北方和南方地区都有古人类生活。他们的石器制作技术和生活行为等方面仍然沿袭了本土自北京猿人时期已经形成的以石片石器为主的文化传统，没有出现原有文化传统被新的外来文化取代现象，只是在新疆和山西等地的少数遗址发现外来工艺传统制作的石器，表明外来的人群可能少量进入到了中国西北地区，但并未占据主流，并未出现对原有人群及其文化传统的取代。体质人类学的研究也表明，距今4.5万年前后东亚地区的现代人中，有铲形门齿的占比高达80%以上，沿袭了蓝田人和北京猿人时代已经形成的特点，而非洲的古人类中，铲形门齿占比还不到10%。考古研究和体质人类学研究都表明，中华大地上的古人类及其文化是连续进化的，以元谋猿人、蓝田猿人和北京猿人为代表的古人类确是现代中国人的祖先。 考古学展现了中华史前文化的辉煌 考古证实中国史前文化本土起源。20世纪30到50年代，围绕以距今约7000~5000年期间的仰韶文化彩陶为代表的中国史前文化究竟是本土起源还是从外部传入问题，曾发生激烈争论。一些外国学者根据仰韶文化陶器表面的彩绘纹饰与西亚地区史前文化的彩陶有相似之处，提出“仰韶文化西来说”。中国考古学家经过近百年的发掘和研究，以大量实物资料和研究成果证明，中国史前文化虽与同时期外部文化发生过交流，但中国黄河、长江和辽河流域的史前文化都是本地区土生土长的，具有从一万年前发展至今的清晰的自身发展脉络。中国境内彩陶出现的年代要早于欧亚大陆，两者是各自自成体系的。考古发现使中国史前文化西来说不攻自破。 考古展现中华史前先民的发明创造。1.3万年前制陶术的发明。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表明，早在距今13000年前后，中华大地南方和北方的先民都已掌握了陶器烧制技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地区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陶器的地区，制陶术出现比被认为文明发生最早的西亚地区早了四五千年。世界最早的稻、粟、黍的栽培。在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发现了距今一万年前的定居村落，出土了栽培稻以及陶器、石器等大量生活用具。考古发现表明，稻、粟、黍的栽培以中国为最早，是中华民族史前先民们对世界文明作出的卓越贡献。九千年前玉器的出土。在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距今9000年前的墓葬中发现迄今最早的玉镯、玉耳环和玉坠等玉制装饰品，表明我国的玉文化源远流长。九千年前的彩陶和特殊符号。在浙江乌镇桥头遗址，出土的陶器有的造型十分美观，有的陶器表面通体涂红，还有多件陶罐表面在红彩上用白彩绘出多条彼此平行的短直线段，与商周时期的八卦图案十分相似。八千多年前的骨笛和龟甲上的刻画符号。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八千多年前的村落和公共墓地。少数墓葬随葬使用以鹤类翅骨制成的七孔骨笛，经过测音，音非常准，可以吹奏乐曲。这是世界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笛子，在国际考古学和音乐学界产生轰动。贾湖遗址部分墓葬中出土乌龟壳，有的底部有刻划符号，有的符号与商代甲骨文“目”的象形字形态十分相似，为探讨甲骨文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八千多年前被驯化的家猪。经过动物考古学家对贾湖遗址出土猪骨进行的分析，认定其已是被驯养的家猪。这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家猪。八千多年前酒的发明。经过对贾湖遗址出土的部分陶器中残留物进行检测，发现了以大米为主要原料、并用山楂和蜂蜜做辅料酿造的酒。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酒，是中华民族先民的杰出发明。八千年前的独木舟。在浙江杭州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了距今约8000年前的独木舟，长度近八米，说明当时已具备远离岸边的水上航行能力。八千年前髹漆技术的发明。在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了表面髹漆的弓。这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利用漆的实例，表明当时已经掌握了漆的特性，发明了髹漆的技术。中草药的发明。跨湖桥遗址出土的陶罐中，发现残存的煎制过的中药。把中华先民对中药的利用提早到距今八千年前。遗址中还出土了茶树籽，不排除当时可能已经开始了对茶的利用。养蚕缫丝。贾湖遗址出土了八千多年前的麻织物残片。近年，在河南荥阳青台遗址，出土了距今约5300年的丝织品残片。在同时期的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出土了用兽牙制成的蚕形饰。河南和山西夏县西阴村还曾出土这一时期的蚕茧实物。最近，在山西南部运城地区发现了两件距今6000多年的蚕蛹形石雕制品。这些发现说明，至迟在距今6000年前，黄河中游地区的先民已经掌握了养蚕缫丝的技术。高温制陶技术的发明。早期制陶的方法是将陶坯放置于地面，周围覆盖柴草进行烧制，温度不超过600度，火候也不均匀。距今约6500年前，黄河流域出现了可以达到800度左右高温的陶窑，烧出的陶器质地坚硬。在距今约4000年左右，长江下游地区出现了用瓷土为原料，烧制温度能达到1000度左右的高温陶窑。轮轴的发明。大约距今6000年左右，出现了用轮轴技术加工玉器的工艺。在距今7000年前，黄河下游地区出现了用旋转的轮盘修整陶器口沿等部位的技术。到了距今5000年左右，出现了用快轮制作陶器的技术，使陶器的成型更加规整、精致。距今4300年前，黄河下游地区的制陶技术达到顶峰，其代表作是“蛋壳陶”黑陶杯，杯体颜色乌黑发亮，器壁最薄处仅0.3毫米，堪称奇迹，至今难以复制。它们多出土于龙山文化高等级墓葬中，说明其已成为身份尊贵的人才能使用的“礼器”。犁的发明。距今5500年前后，在长江下游地区崧泽文化晚期遗址中，出现了装在木制犁具上的石犁头。良渚文化遗址中石犁的出土数量显著增多，表明犁耕逐渐普及。煤的应用。近年在新疆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发掘了距今约3500年前后的村落。在居住址里发现了制作铜器遗留下来的煤块和煤渣。这是世界上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以煤为燃料的发现，把我国古代使用煤的历史向前提早了近两千年。铜容器铸造技术的发明。大约距今5000年前，冶金术从西亚经中亚传入我国西北地区。大约距今4500年左右传入黄河中游地区后，冶金技术取得了显著进步。利用此前烧制陶器已经掌握的达到高温的技术，由铸造铜铃技术发展而来的铜容器铸造技术取得发展。在山西陶寺遗址出土了距今4200年左右的迄今最早的铜铃和铜容器残片，为夏商周青铜礼乐文明奠定了基础。 考古揭示史前先民的宇宙观。在浙江乌镇桥头遗址，发现在涂红色陶衣的陶器表面用白色绘出的太阳纹图案。在距今6000年前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的一座等级较高的墓葬中，墓主人的身体东西两侧用贝壳堆塑出龙和虎的形象，与战国到汉代流行的东青龙、西白虎的方位观完全吻合，表明中国古代的很多信仰可能具有久远的史前渊源。在距今约5300年前的河南巩义双槐树和荥阳青台遗址，出土了多件表面绘有八角星彩陶图案的陶罐。特别引人瞩目的是，还发现了把九件陶罐按照北斗星形状埋在一起的现象。北斗星的斗柄随着春夏秋冬季节的变化而分别指向东南西北，暗示当时中原地区的人们已经对日月星辰的运行以及所表示的农事季节有所了解。在距今5500~5000年的牛河梁遗址祭祀遗址群，发现了呈三重圆形的祭坛，与中国汉代以来用于祭天的圜丘在结构上十分相似。在陶寺遗址发现了距今约4300~4100年的巨型城址,从其年代、位置、规模和布局等来看，极有可能是尧都平阳。在城内东南端发现了疑似以太阳光照射的位置判断农事节气的观象台，经过与天文学家合作开展模拟观测和研究，证明这个遗迹确实可以通过观测太阳从东侧升起时阳光照射角度来判断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重要农事节气，从而证明早在距今4200年前，黄河中游地区先民就已了解农事节气，印证了《尚书》中尧“观象授时”的记载。 考古学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 近些年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取得的成果是中国考古学实现其肩负重大使命的典型例证。该工程秉持“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方针，以考古学为基础，多学科联合攻关，汇集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生物学、天文学、地质学、计算机科学等多种学科，对中华大地各地文明起源、形成和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历史格局形成过程，以及导致这一过程的环境背景、生业基础、发展动力与机制等进行综合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 浙江良渚、山西陶寺、陕西石峁、河南二里头等一系列都邑性遗址的发掘和多学科综合研究，把中华文明形成的时间由距今4000年左右的夏王朝提早到距今5000多年， 向前延伸了一千多年。“中华文明五千年”从传说被论证为可信的历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追溯出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过程、揭示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展现了各地区文明起源、发展和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过程，为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提供了历史滋养和学理支撑。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历史和实际相结合，摆脱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三要素”即文字、青铜器和城市的束缚，以社会严重阶层分化、出现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王权和国家作为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根本标志，列举了从考古材料中辨识的王权和国家的物化标志，即都城或其他大型公共设施的兴建、高等级的建筑——宫殿的出现（往往与城内其他区域相隔离的大型高等级建筑群）、随葬品丰富且有彰显墓主人尊贵身份的器具——礼器的大型墓葬、贵重资源和高等级物品的生产和分配为统治者所掌控、战争和暴力成为社会常见的现象、王权所控制的稳定的分层级区域社会的形成等，其中最核心的是国家的产生。正是按照这一标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论证了中华文明具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文明“三要素”并不是世界上所有文明不可或缺的要素，如中美洲的玛雅文明就没有制造和使用金属器，没有出现冶金术。因此，我们提出的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新标准也符合世界其他一些原生文明，具有普遍意义，是中国考古学对世界文明研究作出的理论贡献。 “我国古代历史还有许多未知领域，考古工作任重道远”。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中国考古学发展指明了方向。考古工作者应该以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考古学为己任，更清晰地揭示中华文化的辉煌成就、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及其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努力让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优秀成果更好地为民众所了解，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同时，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也是向国际社会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让世界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考古工作者乃至整个历史文化学界要加强国际学术交流研讨，为加深国际社会对当今中国的认知和理解，营造良好国际舆论氛围，推进文明交流互鉴作出应有的贡献。 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河南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光明日报》（ 2020年11月09日 14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