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共产主义者同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亲手缔造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恩格斯在建党过程中做出了特殊贡献，发挥了领导核心和思想灵魂作用：长期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为建党积累经验、奠定基础；同马克思一道创立新世界观、批判错误思想、建立共产主义联络组织，支持马克思到英国考察并与共产主义者联系，为建党做好组织和思想准备；在正义者同盟改组工作中发挥关键作用，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共产党的基本原则；在《共产党宣言》创作中做出特殊贡献，独立争取《宣言》的创作权、创作《宣言》的“胚胎”和初期形态，与马克思一起创作《宣言》。 关键词：恩格斯/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共产党宣言》 作者简介：金民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委副书记、副所长，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改组正义者同盟而创建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开辟了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新时代。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亲手缔造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同此前的各种以小资产阶级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等为基础的政党有着根本区别，它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无可比拟的先进性。正如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中所规定的：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无产阶级运动的整体利益，他们在实践方面是世界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更善于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1]创建这样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政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马克思和恩格斯做了长期的理论和实践准备。一方面，他们创立、发展和不断完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各种错误思想进行坚决斗争，为建党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另一方面，他们密切关注工人运动发展状况，直接深入共产主义运动当中，同共产主义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建立国际性的共产主义者联络组织，为建党做了充分的组织准备。在这个艰苦的建党工作中，恩格斯始终同马克思携手同心，密切配合，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独特贡献。 一、长期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为建党奠定坚实基础 自从完全独立地沿着“另一条道路”[2](马克思语)在思想上走向共产主义之后，恩格斯就长期同英国、德国、法国的共产主义者保持密切联系，自己也长期从事共产主义宣传和组织活动，为创立共产党组织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1842年11月到1844年8月的近两年时间中，恩格斯在英国的曼彻斯特、伦敦等地，同许多国家的共产主义者建立了良好关系，站在工人运动的前沿，研究和把握工人运动的最新动向。特别是从1843年五、六月起，他就同在英国伦敦的正义者同盟建立了联系，结识了卡·沙佩尔、约·莫尔和亨·鲍威尔等同盟主要领导人，为日后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奠定了组织基础和干部基础。这些人在正义者同盟改造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建共产党的主要协作者和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恩格斯晚年回忆起同沙佩尔、鲍威尔、莫尔交往时留下的良好印象，认为他们是三个“真正的人”：沙佩尔身材魁伟，果决刚毅，时刻准备牺牲生活幸福以至生命，是职业革命家的典型；鲍威尔活泼、灵敏而诙谐，身体里蕴藏着机警和果断；莫尔是个中等身材的大力士，具有坚强的毅力和决心以及过人的智慧。[3] 1844年8月底到9月初，在巴黎不过十天的短暂停留期间，恩格斯除了同马克思深入交流，共同拟定《神圣家族》提纲，撰写自己承担的部分书稿之外，还参加了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一些集会，走到实践之中了解法国工人运动的具体情况，并同俄国著名政治活动家米·巴枯宁和格·托尔斯泰交流。 1844年9月到1845年4月初回到德国期间，恩格斯一方面紧锣密鼓地撰写自己的重要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另一方面热心参加莱茵省的共产主义者集会活动，积极进行共产主义的思想宣传工作。他和巴门、爱北斐特、科伦、杜塞尔多夫、波恩等城市的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建立联系，在集会上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参加出版社会主义刊物的工作，积极进行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工作。1844年10月初，他写信给马克思，介绍在德国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情况，并且提出要写一些阐述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原理的小册子为共产主义运动奠定理论基础。1845年2月8日、15日、22日，他参加在爱北斐特组织的共产主义集会，并两次大会上发表演说，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罪恶，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即无政府状态，阐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革命性，阐述了共产主义的必然性。他讲到，在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导致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阶级斗争的日益尖锐，“所有的资本家反对所有的工人，而工人群众也必然要反对资本家集团。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种到处都很混乱、到处都在剥削的现象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4]。无产阶级在斗争的过程中日益觉悟和壮大起来，最终要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共产主义社会；那时，私有制和阶级对立将会消灭，社会生产有计划按比例进行，现代社会制度的缺陷将会消除。 这年10月，恩格斯编写《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述描》一文，向德国共产主义者介绍英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状况。文章利用英国共产主义者在美国建立共产主义移民区的材料，驳斥了共产主义不可能实现的论断，指出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比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更加优越。当然，他所介绍的共产主义移民区实际上是空想社会主义实验。为此，他在文中表示不同意空想社会主义者通过这种移民区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设想，认为这种移民区只是证明在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可以更合理地组织经济生活，而不是改造社会的手段；要实现社会的改造，必须要依靠工人阶级联合起来，进行共产主义革命。[5] 这一时期，他根据自己对德国共产主义活动的实际参与和深入考察，撰写了《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的系列报道，发表在欧文派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新道德世界》上，介绍共产主义在德国发展的情况。他赞扬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速度和成果，特别提到工人阶级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力量，这些工人在反抗斗争中已经觉醒，“不论何时何地工人阶级都应当是社会主义政党所依靠的堡垒和力量，而且工人阶级已经被穷困、压迫、失业以及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工业区的起义所惊醒，他们不再那样昏睡不醒了”[6]。德国的共产主义者首先是一些理论家，但这些理论家已经走向实践，例如马克思、赫斯以及他本人就是这样。他还高兴地介绍了海涅、费尔巴哈等都倾向共产主义的情况，足见德国共产主义理论和运动的蓬勃发展。 这些情况都表明，恩格斯转向共产主义之后，一直积极进行共产主义的思想宣传和组织活动，脚踏实地地为建立共产主义政党做准备。 二、同马克思一道为创建共产党进行多方面准备 随着思想的不断成熟，恩格斯和马克思在创立新世界观的同时，建党的步伐也不断加快。恩格斯一方面同马克思一起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另一方面自己继续深化理论研究，为建党做好理论准备。 第一，迁居布鲁塞尔，与马克思一起为建党做准备。恩格斯在德国的共产主义活动，很快受到了当局的关注。1845年2月25日，他接到地方当局的正式通知，禁止他在爱北斐特举行任何讨论共产主义的集会活动。在此情况下，恩格斯决定迁居到布鲁塞尔，同不久前被法国政府驱逐而迁居此地的马克思一起，携手创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主义政党。 此前，从1844年9月开始，马克思与在巴黎的正义者同盟领导人建立联系并探讨共产主义问题，经常出席工人集会，并同著名的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埃·卡贝建立联络，这些活动引起了法国政府的密切关注。1845年1月16日，法国政府下令驱逐马克思。2月3日，马克思迁往布鲁塞尔。 1845年4月初，恩格斯来到布鲁塞尔和马克思会合后，以巨大的精力投入到建立共产党的活动当中。他们与各国共产主义者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例如，2月—12月同在巴黎的德国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活动家，以及正义者同盟巴黎组织的领导人进行通信来往；3月—5月，计划在德国出版“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力图扩大共产主义的理论宣传；4月—12月，与比利时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活动家以及波兰革命流亡者的代表建立了联系。这些联系实际上构成建党准备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陪同马克思一起到英国考察，同共产主义者建立联络。恩格斯对英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工人阶级运动情况比较熟悉。但是，马克思此时尚未踏入英国这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度，要深入批判资本主义和研究工人运动状况，不到英国进行实地考察显然是个缺陷。为此，在恩格斯的推动和资助下，1845年7月到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到英国进行为期6周的考察，直接和深入地研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状况和英国的经济文献，同英国及各国的共产主义者建立密切联系。 7月12日起，他们启程前往英国，在伦敦、曼彻斯特等地考察；7月下半月到8月上半月在曼彻斯特，深入到工人阶级中调查研究，大量查阅英国的经济文献；8月中旬，到伦敦会见了宪章派报纸《北极星报》编辑乔·哈尼，会见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沙佩尔、莫尔等，同他们互通思想并结下友谊，为后来的深度合作奠定基础。8月下半月，他们经过努力联系和协调，直接促进了英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与在英国的外国政治流亡者代表人物接近。8月20日，他们在伦敦参加了宪章派领袖、正义者同盟领导人以及各国革命民主主义活动家的集会；会议在恩格斯的赞助下通过决议，准备召开居住在伦敦的各国民主主义者的会议，建立一个协会，通过定期的联席会议彼此了解各国事业发展的情况。这项活动实际上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联合的重要步骤，是建立国际性的工人阶级政党组织的重要环节。8月24日，他们从英国回到布鲁塞尔。 这次考察在共产党创建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各国的共产主义者代表进行了广泛交流，向他们宣传了自己刚刚创立的科学世界观，奠定了建立共产主义政党的思想和组织基础。从这个时候起，他们开始有意识地为建立以科学社会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共产主义政党而努力。 第三，继续进行理论研究，为建党做好思想准备。恩格斯从来就是把实践和理论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的。他在英国期间广泛深入的实践活动，在欧洲大陆观察和了解到的工人运动状况，需要在理论上提升并向各国共产主义者传播。为此，考察结束后，他一方面同马克思合写《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另一方面撰写一系列报道和理论文章，发表在英国宪章派报纸《北极星报》上。这些文章都与创建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准备密切相关。 1845年9月，发表《最近发生的莱比锡大屠杀。 ——德国工人运动》一文，一方面深刻揭露了德国萨克森亲王约翰屠杀工人的罪恶，另一方面介绍了德国工人阶级发展的情况。他指出，德国工人阶级在西里西亚工人运动影响下已经逐步觉悟起来：“从西里西亚起义(即通常所谓的1844年6月的织工斗争)开始的无产阶级运动已经蔓延到整个德国……在许多地方的铁路建筑工人中和印花工人中都发生了骚动……共产主义很可能正在工人中传播开来”。工人阶级一旦登上政治斗争舞台，就会进行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他们肯定地不会像他们的雇主自由资产者那样空谈一下就完事”，他们斗争的对象就是那些“靠吮吸工人阶级的血、榨取工人阶级的脂膏来养肥自己”的资产者。[7]工人运动的发展为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阶级基础和现实条件。 1845年10月到1846年4月，恩格斯撰写了一组题为《德国状况》的三篇文章，揭露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阶级本质，批判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分析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区别。他指出：“从1815年到1830年，各国工人阶级的、实质上是民主主义性质的运动都或多或少地从属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运动。虽然工人比资产阶级先进，但是他们还看不出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之间的根本区别，即资产阶级的解放和工人阶级的解放之间的根本区别……只要资产阶级本身还在革命，还在进步，工人阶级就不可避免地要充当资产阶级手里的工具……但是，从资产阶级取得了全部政权、金钱的势力消灭了一切封建的和贵族的特权、资产阶级不再进步和不再革命并且本身已经裹足不前的那一天起，工人阶级的运动就开始领先，并且成了全民的运动。”[8]这就是说，工人阶级首先依附于资产阶级，为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而努力，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力量；但是，资产阶级获得政权成为统治阶级后就走向反动，开始镇压昔日的战友工人阶级；此时，无产阶级就要进行新的独立革命，开展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共产主义运动，而这样的运动需要科学理论指导，需要共产主义政党领导。 1845年底，恩格斯在《在伦敦举行的各族人民庆祝大会》一文中提出，共产主义运动一定要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共产主义者一定要参加实际运动而不是空谈理论；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有着利益的共同性，全世界无产者必须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资产阶级：“全世界的无产者却有共同的利益，有共同的敌人，面临着同样的斗争，所有的无产者生来就没有民族的偏见……只有无产者才能够消灭各民族的隔离状态，只有觉醒的无产阶级才能够建立各民族的兄弟友爱。”[9]他还阐述了共产主义和民主的关系：民主在今天就是共产主义；民主已经成了无产阶级的原则，群众的原则；当各民族的无产阶级政党彼此联合起来的时候，它们完全有权把“民主”一词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各国的无产者能够在共产主义民主的旗帜下真正地结成兄弟。[10]这些重要的理论论断，在不久后都写进了《宣言》当中。 三、批判错误观点，清除建党的思想障碍 在创建共产党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像在创立新世界观的过程中一样，同各种错误思想进行坚决斗争。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反对非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过程。一方面，创建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创建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形成和发展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策略理论；另一方面，不断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思潮、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进行坚决斗争，尤其同蒲鲁东、维特林、海因岑、格律恩、克里盖等人的错误思想进行深入的理论斗争，清除这些思想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为创建共产主义政党扫清思想障碍。 第一，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是1844年到1845年在德国知识分子和手工业者中广泛传播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是费尔巴哈和赫斯的唯心主义的人本主义学说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混合物，是小资产阶级企图在维护现存社会制度下通过改良形式实现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一种空想。1845年底，恩格斯把他翻译的傅立叶著作的片段《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段》公开发表并写了前言和结束语，第一次公开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他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真正的社会主义”做了详尽批判，但这个书稿当时没有出版，为此他们在创建共产党的过程中，多次对这种思想进行批判。 1846年5月11日，在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草拟的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海尔曼·克利盖的通告，指出克利盖所宣传的不是科学的共产主义思想，他企图把共产主义学说归结为关于爱的多情善感的言词，把共产主义变成一种新宗教，极大地损害了共产主义政党的声誉。1846年10月20日，马克思又签发了第二个反对克利盖的通告，继续批判克里盖的错误思想。 1847年1月至4月，恩格斯撰写《真正的社会主义者》[11]一文，作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的补充，比较系统地阐述这种思想的表现和实质。9月，他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中，批判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文学中的小市民的狭隘性、多愁善感、庸俗、市侩气、小心翼翼地向有产者谄媚的行为，指出进步的作家和诗人应是进步思想和革命斗争的喉舌，应当歌颂“倔强的、威严的和革命的无产者”，而格律恩想用小市民的尺度来衡量歌德的企图是十分错误和有害的。 1847年3月，恩格斯在《德国制宪问题》一文中深刻揭露“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质：“‘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全部本领，不过是把德国哲学、德国式的庸人伤感情绪和一些被歪曲了的共产主义口号掺混在一起……它不是进步的革命的因素，而是守旧的反动的因素。”[12]他们决不代表德国共产主义者的党，不代表共产主义者的利益。他们维护的是完全不同的利益，捍卫着完全不同的、在一切方面都和共产主义政党的原则相对立的原则。恩格斯激烈地指出，这种思潮变成了保护德国现存秩序的一道围墙，因此“从头到脚都是反动的”[13]。 第二，批判海因岑的错误思想，阐明共产主义是运动与理论的有机统一。1847年10月，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一文中，批判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海因岑对共产主义的攻击和诬蔑，阐述了共产主义的政治立场和理论主张，强调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被共产主义者做为自己前提的不是某种哲学，而是过去历史的整个过程，特别是这个过程目前在文明各国的实际结果。共产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大工业以及和大工业相伴而生的一些现象：世界市场的形成和随之而来的无法控制的竞争；具有日趋严重的破坏性和普遍性的商业危机，这种危机现在已经完全成了世界市场的危机；无产阶级的形成和资本的积聚以及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共产主义作为理论的时候，那么它就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个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14]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批驳海因岑的唯心史观，指出每个时代的财产关系是该时代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必然结果，现代大工业、资本积聚和无产阶级的形成之间有着紧密联系。恩格斯还阐明了共产主义同民主主义的关系。“在目前条件下，共产主义者不仅根本不想同民主主义者进行毫无补益的争论，而且他们本身目前在党的一切实际问题上，都是以民主主义者的身份出现的。在各文明国家，民主主义的必然结果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是实行一切共产主义措施的首要前提。因此在民主主义还未实现以前，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就要并肩战斗，民主主义者的利益也就是共产主义者的利益。”[15]这个时候，马克思也写了《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论德意志文化的历史，驳卡尔·海因岑》，分期发表于10月28日至11月25日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 第三，批判蒲鲁东主义。恩格斯具有极强的思想敏感性，当蒲鲁东在思想上走向反动不久，他就很快注意到蒲鲁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冲击，对建党工作的影响，致信马克思要批判蒲鲁东。之后，他和马克思在多个场合，撰写多篇文稿和书籍来批判蒲鲁东，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清理小资产阶级思想，为建立共产党创造思想条件。1846年5月5日，马克思写信给蒲鲁东，建议他担任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驻法通讯员并参加工人运动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的讨论，蒲鲁东5月17日的回信后，马克思确信他同蒲鲁东的意见有根本分歧，因而放弃通过蒲鲁东和法国工人运动建立联系的打算，很快他就和恩格斯开始批判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思想。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致信俄国作家安年柯夫批判了蒲鲁东的错误思想，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重要原理。1847年1月—6月，马克思创作《哲学的贫困》一书，全面批判蒲鲁东主义，比较系统地阐明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就在马克思在理论上同蒲鲁东主义进行斗争的同时，恩格斯在实践上同蒲鲁东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1846年8月，恩格斯受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托前往巴黎，在正义者同盟巴黎各支部的工人成员中宣传共产主义，并同魏特林主义、蒲鲁东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斗争。1846年9月16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蒲鲁东所谈的不过是一些关于“人性”的空谈，他拯救世界的宏伟计划不过是以阶级和谐取消阶级斗争的小资产阶级幻想，他所设想的协作社计划是一件超出一切范围的荒唐的万应灵药，同格律恩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一样，“根本是反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和庸人的东西”[16]。10月，恩格斯在巴黎参加德国工人的三次集会上，批评了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格律恩的庸俗思想。由于恩格斯的活动，正义者同盟巴黎各支部的大多数成员摆脱了蒲鲁东主义的影响。 四、创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个政党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领导下创立的，恩格斯在创建过程中做出了极其重要的特殊贡献。 第一，同马克思一起组建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1846年初，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在布鲁塞尔建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随后设法在伦敦、巴黎和德国建立分支机构，力图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团结各国工人运动的先进人物，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准备条件。委员会建立之后，他们就开始同各地的共产主义者频繁通信，建立起密切联系。4月底，他们结识了威·沃尔弗，吸收他加入委员会，沃尔夫在日后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做出了重要贡献。6月15日，他们致信古·阿·克特根，准备在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和乌培河谷的共产主义者之间建立经常联系。7月17日，他们以“在德国的许多德国共产主义者同国外民主主义者进行联系的公认代表的身份”，写信给英国宪章派的领导人、《北极星报》的主编菲格斯·奥康瑙尔，加强同英国工人阶级组织建立联系，提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就要进入决定性阶段，今后的斗争将在两大阶级之间进行，宪章派只有把那些戴着假面具的资产者从自己队伍中清洗出去才能取得胜利。 第二，受委托赴巴黎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为了进一步扩大同各国共产主义者之间的联系，1846年8月15日，恩格斯受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委托前往巴黎， 准备在正义者同盟巴黎各支部的工人成员中间宣传共产主义，组织通讯委员会，并同工人阶级运动中存在的魏特林主义、蒲鲁东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想进行斗争。8月中下旬，恩格斯刚到巴黎就结识了法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埃·卡贝，他后来是也在建立共产党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8月19日，恩格斯致信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介绍在巴黎的德国工人运动情况，明确提出要把魏特琳分子从共产主义组织中清除出去。此后，恩格斯经常向委员会报道法国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发展以及德国工人组织的情况。恩格斯的共产主义活动很有成效，在共产主义组织中产生很大影响，同时引起反动政府的注意，1846年12月，巴黎当局派警察暗中监视恩格斯。 第三，同马克思一起参加正义者同盟。正义者同盟是1836年从“流亡者联盟”中分出来的、由最激进的无产阶级分子组成的秘密同盟。1839年5月法国起义失败后，沙佩尔、鲍威尔、莫尔等人在伦敦重建同盟组织。1843年5月，恩格斯曾与他们有过交流。同盟在伦敦、巴黎等都有较大发展，逐渐从德国的工人组织变成了国际性的工人组织。随着工人阶级觉悟的不断提高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同盟的密谋性质已不能适应形势。特别是，同盟的指导理论远远落后于时代发展，必须要用全新的、科学的无产阶级理论来指导同盟发展，而这个理论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正义者同盟的领导经过比较分析，确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能够指导同盟发展。于是，1847年1月，同盟的代表莫尔先后到布鲁塞尔和巴黎会见马克思和恩格斯，请求他们加入同盟并指导同盟的改组和发展。在确信同盟领导者愿意改组并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意参加同盟。对此，恩格斯后来回忆道：“1847年春天莫尔到布鲁塞尔去找马克思，接着又到巴黎来找我，代表他的同志们再三邀请我们加入同盟。他说，他们确信我们的观点一般正确，也确信必须使同盟摆脱陈旧的密谋性的传统和方式。如果我们愿意加入同盟，我们将有可能在同盟的代表大会上以宣言形式阐述我们的批判的共产主义，然后可以作为同盟的宣言发表；同时我们也将有可能帮助同盟用新的符合当时条件的适当组织来代替它的过时的组织……于是我们加入了同盟。”[17] 第四，在正义者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大会上发挥关键作用。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英国伦敦召开大会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就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马克思因为缺乏经费而没有到伦敦开会。作为巴黎区部代表参会的恩格斯，在大会上坚持和捍卫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各种错误思想进行坚决斗争，赢得同盟领导人的支持和拥护，科学社会主义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基础。 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正义者同盟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旗帜鲜明地亮出了共产主义的旗帜，同其他非共产主义性质的政党划清了界限。对此，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致同盟盟员的通告信讲道：“正义者同盟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一事被通过了……我们的特点不在于我们一般地要正义——每个人都能宣称自己要正义，而在于我们向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私有制进攻，在于我们要财产公有，在于我们是共产主义者。”[18] 大会讨论通过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19]草案，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原则。章程明确提出，同盟的目标是“通过传播财产公有的理论并尽快地求其实现，使人类得到解放”；同盟的支部、区部、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任期、活动等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既强调了民主选举，又强调中央委员会的权威；同盟对盟员提出明确条件，对入盟程序也做出具体规定。大会放弃了“人人皆兄弟”这个缺乏阶级内涵的口号，改为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共产主义方向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口号开宗明义地写在《同盟章程》的最前面，从此就成为全世界共产党的共同口号。 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为大会起草了《共产主义信条草案》[20]，这个党纲草案是《宣言》的最初阶段和“胚芽”形态。草案围绕几个基本问题展开，形成了22个具体问题，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明确了共产党的重要策略思想。例如：共产主义是无产者实现解放的学说；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就是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实现共产主义就要废除私有财产而代之以财产公有；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必须首先启发并团结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完全靠自己的劳动为生的社会阶级；无产阶级是由于采用机器而产生的；无产阶级只有废除一切所有制才能解放自己；共产党人将用实际行动来捍卫无产阶级的事业；实行财产公有的第一个基本条件是通过民主的国家制度达到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这些基本思想后来都写入《宣言》当中。 第五，与马克思一起制定《共产党宣言》，领导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发展。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大会后开始快速发展，这个发展是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分不开的。大会结束后，1847年7月27日，恩格斯从巴黎到布鲁塞尔和马克思研究同盟的发展问题；8月5日，在马克思的领导下，布鲁塞尔成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支部和区部，马克思当选为支部主席及区部委员会委员。1847年10月，恩格斯离开布鲁塞尔到巴黎，并被选为同盟巴黎区部委员会委员；10月22日，他在巴黎区部委员会会议上批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赫斯所拟的同盟纲领草案，委员会委托恩格斯起草新的纲领草案，恩格斯通过这个斗争取得了《宣言》的“创作权”。之后，恩格斯很快就起草了名为《共产主义原理》(以下简称《原理》)的纲领草案，但他很快就向马克思提议，废除《原理》的问答形式，起草一个完整表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党原则的《共产主义宣言》[21]。1847年11月29日—12月8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恩格斯还担任大会秘书工作。大会经过热烈讨论，接受马克思主义为同盟的指导思想。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宣言形式制定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会后二人很快拟定了同盟纲领文件，这就是1848年2月问世的《宣言》。总起来说，恩格斯在《宣言》的创作中做出了极其重要的特殊贡献：他起草了《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形成《宣言》的“胚胎”形式；通过斗争取得了《宣言》的“创作权”，并撰写《原理》，形成《宣言》的初期形式；以自我批判精神否定《原理》的僵化形式，提出创作《宣言》的建议；全程参加并倾心支持马克思创作《宣言》。 1848年2月，欧洲革命爆发后，同盟中央委员会把领导权移交给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随后，马克思于3月初迁居巴黎，迅速在巴黎成立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当选主席，恩格斯也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样，恩格斯不论在思想上还是组织上，都和马克思一样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核心和思想灵魂。 原文参考文献：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4，592-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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