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今天有学者提出废除汉字，那一定被指斥为荒唐。然而，20世纪前期，钱玄同、鲁迅、蔡元培、陈独秀、傅斯年、胡适、郭沫若、吴玉章等各派学术领袖在废除汉字的诉求上却惊人的一致，并付之行动。这并非是孤立的现象，打倒孔家店，更是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展开。 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与制度，革命成为主流思潮，其影响贯穿包括清代经济史在内的20世纪学术界，在不同程度上延续到现在。不过由感性到理性，由偏激到缓和，由片面到全面，由主观到客观，由主导到多元，各种偏差与认识误区仍然广泛存在。20世纪史学偏差症结何在，是哪些原因所致，21世纪应如何进一步反思，研究范式、思维路径、重大问题将发生什么变化？本文集中于清代经济史抛砖引玉，以期高明之论。 一、20世纪中国学界的主流思潮：对传统的否定与革命 第一，土地产权制度被视为近代中国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但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社会上普遍认为土地私有制造成土地买卖，导致土地兼并与集中，农民破产流亡，社会经济衰败直至崩溃。另一种学术观点恰好相反，认为传统中国缺乏私有产权制度，因此不能像英国圈地运动之后确立私有产权制度进而推动工业革命。还有一种观点则臆测中国为土地国有制，每个新朝代都要重新分配土地。这些迥异的观点，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都是基于近代中国经济落后的推测与想像。但它们都是偏颇的，甚至是错误的。土地集中严重，一直为全社会所诟病，1948年狄超白《中国土地问题讲话》估计地主富农占有68%的土地，此后长期俗称为百分之七八十，但现在连教科书都改为约百分之五十了，而不少学者仍未改变认知，更没有看到前沿成果，我们根据土改普查的准确数据，最新成果考证土改前夕南方前10%的乡村富有阶层占有土地约为30%左右。 第二，未能像英国一样源发性地产生工业革命，既表明清代经济的滞缓，也是近代经济落后的根源。与此相似，国际学界也探讨了法国、西班牙、印度、穆斯林世界为什么没有产生工业革命的问题。事实上，英国之外的其他地区，都是通过学习和模仿“英格兰模式”而实现工业化的。没有出现自发性、源生性的工业革命，并不能由此说明中国传统经济的停滞与缺乏活力，更不能以此全面否定中国传统制度与文化。 还应该注意的是，英国之所以原创工业革命，并非其民族素质、传统文化与制度所致，更非希腊、罗马文化传统所决定，而是两百多年对自身的革命之后，集西欧各国之大成，通过长期的制度变革形成了的新制度。 第三，中国人缺乏自组织能力，缺乏民主与自由的传统，加之专制政府控制了一切，难以形成现代制度；与此相反，最近的一种观点认为清朝政府能力太弱，在近代化过程中没有发挥西欧前近代政府那样的作用。“中国人一盘散沙”、“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变成虫”，这些说法曾深入人心。福山《信任》断言，中国是一个低信任度的国家与民族，而英国、美国、日本则是高信任度的国家与民族。尽管此书的历史考察可谓满纸荒唐言，却不影响福山成为中国政界与学界的座上宾，备受最高礼遇。 事实上，清代民间组织等微观主体自发或政府授权提供基层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甚至公共管理。多为非政府、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以法人产权拥有独立的财产，以董事会制度公开透明地经营，可以持续上百年、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地持续下去。通过这种制度，士绅在民间组织中发挥作用，具有较强的自组织性和朴素的民主机制。只是在20世纪的革命后，民间自发力量几乎被政府所替代了。 第四，朝代更替，循环往复，导致经济与社会缺乏活力（不过清朝统治长逾两个半世纪）。有人认为皇帝或专制中央集权的政府控制资源和配置资源，但基于历史上交通运输、信息、金融技术条件的天然限制，它并不能主导资源的控制和配置。相反，对基层社会多实现经济自由主义，在濮德培、墨子刻等看来，清廷是一种有限政府（limited state）。就社会剩余掌控的税收体现来看，李伯重考证清朝江南一带税收仅占GDP的5%左右，远低于西欧近代国家的水平。清政府直接经营的领域很少，仅限于盐等极少数专卖品。 大一统政府缺乏效率，腐败丛生，此类论述很多，但这种状况的根本改善只是出现在二战之后的西方国家。黄仁宇认为中国缺乏数目字管理，社会治理效率低下，历代政府在征税方面所体现出来的组织效率低下。但只要与西欧比较，就会发现这并非症结所在。西欧各国是在近代财政军事国家形成过程中，征税能力逐渐增强的，而且其政府规模仅相当于中国一两个省。黄仁宇亲历抗日战争，退伍后赴美留学，深切感受到落后挨打，深刻影响了其史观，可谓20世纪后期中国史观的代表。 当今腐败杜而不绝，在政府控制资源的前提下，权力与市场的结合，催生了腐败与寻租。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全面控制和配置资源，按等级、以身份分配。在传统时期奉行藏富于民，反对“与民争利”，政府控制资源有限，从源头上减少了腐败。 第五，关于中国历史上的“恶”。曾经流传一种说法，中国的地主剥削最严重，中国的皇帝最残暴。满清以外族征服华夏，征服过程及维持统治的暴力与血腥，留下一段罪恶的历史。但也应该看到，暴力政权可以说是东西方的通病，直至选举获得民众授权的现代政府才算划上句号。一些黑恶因素，即使在近现代的西方仍然存在，直到19世纪中期美国仍盛行黑奴制，直到20世纪60年代黑人仍受到公开的歧视，公共厕所分黑白，公交车上黑人女性要给白人男子让座。直到今天某些歧视仍未完全消失，以至新冠疫情期间发生袭卷全美的Black Life Matters的激进运动。另一方面，恶创造历史，欧洲战争与竞争不断，但由此也推进金融制度、工具与技术的进步，客观上为资本主义发展准备了条件。 二、披沙沥金，比较视野下挖掘和提炼历史遗产 传统经济、制度与文化导致了清代的落后，20世纪的这种史观之下，传统制度遗产的挖掘受到忽视，或有所偏差。正本清源，挖掘和整理历史遗产，从比较视野寻求中国传统经济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应该而且已经成为21世纪清代经济史的着力点。 第一，清朝通过简炼的文官体系维持大一统集权统治，西欧则在财政-军事国家形成与竞争过程中不断制度创新。 朝廷以持续执政和稳定税收为要。虽然皇帝似乎是可以任性的，影视剧给人的印象影响了学者的思维与想像，但另一面，更多的皇帝勤勉理政以延续祖宗基业，也存在谏官等约束自身的某些制度。皇帝的意旨主要通过官僚体系来实现。从委托-代理的角度，作为皇帝的代理人，官员有可能以其权利中饱私囊，鱼肉民间，因此朝廷实现严厉的管制，成体系的考核、激励与约束机制，尽管克服激励不相容难度很大，以致出现朱元璋恨不能摧毁自己亲手建立的官僚体系，允许民间将贪官绑赴入京的极端做法。皇帝与朝廷对官僚体系的控制是极为严厉的，贬谪、抄家、乃至杀头，但这种严酷主要不是针对普通百姓与商人。清朝官僚通常都有自家的田产，辞官回家仍可当一个足谷翁，保持自身的独立，所以偶有犯颜力谏者。当然，中西方的传统政治制度都不可能杜绝腐败与寻租，这是现代民主国家的使命。 不过，通过文官体系维持大一统，这在王朝时期大体上实现了。朝廷直接管制的文官体系与政府直接征税的体制，体现了清朝国家能力的特征。王国斌比较西欧与中国的差异，在西欧民族国家中央集权体制形成之前，文官体系在中国已存在两千年，而西欧的文官体系通常只能覆盖数百万至千万的人口，中国则是覆盖全欧的地域。一是小而精的有限政府，明代1427个县，5800多名地方官维持了大一统，清朝与之相若。二是基层自主之下委托代理链条简短，尽可能克服信息传递扭曲和信息不对称。应该说，中国文官体系的遗产，相比较西欧近代国家确立过程中形成的文官体系，其历史之长、规模之大，仍是值得挖掘的。 西欧议会成为权力约束的制度，是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制衡的产物。最初是国王与其所属的封建领主、自治市镇商议征税等事务而形成的制度。因为国王不能在分封出去的领地上征税，国王和领主也不能在其授权出去的自治市镇随意征税，随着社会剩余增加，国家开支的增加，于是与领主和市镇商谈征税等事务。在英国，新兴的财富拥有者进入议会，辉格党人逐渐主导了议会，呼应了航海拓殖、圈地运动带来的社会流动，推进了产权及相关制度的形成。过去感性地归功于西欧文化、基督教乃至言必称希腊罗马，并由此反思中国缺乏对应的推动要素，显然走向了歧途。 政府权力受到限制并不意味着财政能力就不能得到提升，只有那些既实现了财政体制的中央集权化（Fiscal centralization），同时政府行政权力又受到制度约束的国家（limited government），国家能力才能得到更大地提升。二者的同时作用才是西欧兴起的真正原因。在16—18世纪西方各国的竞争中，财政动员能力（税收和公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英国与联省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使其税收更具合法性基础并提升了其公债信用，从而能够更好地动员民间财政资源，西班牙和法国则相形失色。由封建制孕育出来的王权约束制度特别是议会制度，西欧具有例外性（European institutional exceptionalism）。 战争与冲突是国家能力形成的关键动因，促使西欧国家建立中央集权的税收制度与融资渠道。[6]相比之下，满清完成军事征服之后，依靠官僚体系维持大一统，战争远不如西欧各国兵连祸结，其目的也不是通过战争掠夺财富，而是防御守土，大体是财政有钱才打仗，以消除隐患。 第二，基层自发秩序及其制衡力量 清政府对基层社会及其公共领域实行间接统治。农民与士绅拥有独立的私有财产，民间组织拥有独立法人产权的财产，士绅、民间组织提供基层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政府允许或授权民间组织对基层社会实行间接管理，官不下县，缩短了委托代理链条，从而低成本实现大一统。但另一方面，由于基层自立，导致政府在公共建设方面缺位，未能推动公共经济与财政制度的变革，法律体系更未能走向独立和成熟。而20世纪的大势，就是政府控制逐渐强化，日益深入基层社会，与清代形成对照和反差。 士绅与民间组织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官僚体系形成制衡作用。基层自主自立提供公共品，政府在这方面鼓励、支持甚至仰仗民间力量。不少士绅帮助百姓与政府交涉甚至诉讼，让官员颇为头痛，斥之为“刁生劣监”。这实际上是基层社会对官僚体系的一种制衡，反映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任何制衡与博弈，必然会体现于为了各自利益的争吵不休，现代民主体制下更是如此。这又牵涉国人对于民主的误区，或斥之为资产阶级的民主，或以为民主就是高大上，认为民主是西方概念，传统中国不存在民主因素。其实朴素民主并不“高雅”，在草根阶层维护自身利益的公共事务中自然出现，民间组织的“首士”“董事”都是由民主推选而成，公开透明的运作，抑制了寻租与腐败。过去常说中国人缺乏素质与公德，并以今匡古地推测传统时期基层社会缺乏自主性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显然是偏颇的。 第三，产权制度构成社会的基石，也是中国传统经济具有一定活力的原因。 从普遍和长期的角度，私有产权以契约为表达，农民的土地房宅产权，不受朝代更替的影响。而民间组织数十年、数百年延续， 法人产权基本上不受侵扰。就工商业而言，家族企业在清代一二百年历史不在少数。 不少学者提出，传统中国虽然有契约，但不可执行。民间契约可被任意撕毁，当然是指来自政府或官吏不受约束的强权，但近20年来遍览契约与刑科题本（司法档案），还绝少看到这样的具体事例；民间纠纷不少，官府概以契约条文为仲裁。契约大体上是得到法律和政府的认可和保护。深居紫禁城的皇帝当然不可能亲自去践踏契约、掠夺民财，相反皇帝担心其代理人官员强权侵扰地权市场，于是规定官员任内禁止购买房宅。地权交易由民间自由进行，已经形成较成熟的契约格式、中人保人、违约惩罚机制。当所有权交割时，必须到政府办理手续，与政府鱼鳞图册相一致。鱼鳞图册以图与文载明地块四至，载明业主与承粮户，《汤溪鱼鳞图册》从清代延续至民国，未曾中断。政权鼎革基本上不影响产权延续与契约的效力，不仅包括所有权，也包括田面权、典权、永佃权、租佃权。 汉唐“官从正典，民从私契”的传统表明，官府着重于官僚体系典章建设，民间自主，根据各方契约行事，所谓“任依私契”。官府不重视民法建设，但绝非不保障契约与产权，相反高度尊重民间惯例，甚至还有抵赦条款。但土地所有权转让涉及征税，政府不敢马虎，官契格式和手续还是严谨的。 产权体系的确立被视为英国工业的制度基础，但与议会制度一样都是各利益群体博弈的产物，并非其既有传统。18世纪以前的英国法律体系很难说是鼓励创新的，英国的产权体系十分僵化，无法应对市场需求的变化灵活地调整产权配置。在圈地运动的过程中，新兴财富阶层通过议会制订一系列新的法律，18世纪之后才逐渐改观。 比较中国与西欧前近代的产权形态与经营方式，发现传统中国的特征——基于土地私有产权与市场交易的个体农户经营，具有低门槛、可分割性、可复制性、易恢复性，造就了农业时代庞大的农民中产阶级，保障了经济与社会的相对稳定。这种稳定性和本质属性的自我强化，另一方面抑制了变革和异质因素的成长。由此解释了中国传统经济的本质特征及其与西欧经济发展道路的分异。 第四，商业与金融 “重农抑商”一直备受诟病，并被视为阻碍中国资本主义因素成长的政策与制度。然而张亚光的最新考证，此四字连用在古籍中是找不到的，“重本抑末”连用也很少，“抑商”单独出现的也很少，三四十余处而已。可见，这一被根深蒂固地视为传统中国的弊端，也是20世纪学界所渲染层累放大的。事实上，宋代开始系统性征收商税，打击商人对政府本身并不有利。 虽然中国也有世界最早的纸币，清代的钱庄与票号，但现代金融工具的滋生与资本的发育的确远逊于前近代西欧。但也应看到，现代金融工具在西欧的形成，直接而强大的推动力是政府为战争融资而借贷特别是发行公债。国家信用与政府合法性因权力受到约束而增强，借贷和发行公债具备更强的信用基础。议会对预算和国债进行管理，国王的信用显著提升，政府借助国债或短期证券融资的能力大大增强。中央银行的先声是1694年诞生的英格兰银行，也是政府授予特许权的股份制公司，但其设立的初衷也是为政府融资，直接的目的在于开辟市民储蓄渠道，用以筹集对路易十四战争的军费。 儒家文化阻碍资本主义，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的主要论据其实已被儒家文化地区经济崛起的事实所证伪，但仍然为人们津津乐道。而且，就资本放贷而言，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教旨都是禁止放贷收息的，马丁路德仍坚持这一原则，直到加尔文进一步改革之后。中国历朝可能抨击高利贷，但并不会禁止这些经济活动。与西欧国家不同，中国通常是多元宗教与民间信仰，其中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迥异，寺庙普遍经营放贷。朝廷、地方官府经常以其资金通过民间金融机构“发典生息”，但极少借贷，直到晚清战事频发，而1898年的第一支国债，变成了贵族官员的摊派。 商人依赖于政府，或者被政府任意宰割，被20世纪现实刺激所造成的先入为主的历史想像与夸大。商人对朝廷的捐输，主要集中于盐商、十三行等特许权商人群体，而西欧特许权商人与政府的关系可能更为密切。粮食、纺织品、铁器、药材、文化用品等大宗商品流通，并不依赖政府，因为政府并不控制资源与配置资源。在洋务运动之前，依赖政府的商人与企业的确存在，但并非一种普遍性的、一般性的存在。 第五，清朝以稳定为取向，抑制了动荡与变化，与竞争中不断改变的西欧迥异。 农业社会基础上的清朝大一统政权，其政治经济文化在周边世界形成一个高地，其首要的追求是稳定，而不是改变自身，变换成另一种制度。历史上，制度变革的最强驱动力，往往不是发生在稳定的制度高地，在欧洲也突出发生于英国这样的后起之秀。西欧各国处于竞争甚至战争中，相互借鉴与学习，不断改变自身，以期在竞争中处于优势，获得战争的胜利，于是新的制度不断出现和演进，英国集其大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17-18世纪的英国，就是一个变革中的国家，而同时期的清朝，则呈保守性取向。大一统很可能抑制了竞争，减缓了变化，但它带来的规模效应等优势则不可忽视。以其减缓了变化而处处苛求，也就是因为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就认为它一无是处，恰恰是20世纪史学的盲区。 农业社会，土地是资源配置的轴心。在此基础上稳定发展，是清代政府和社会的追求主旨；而不是说这一制度要自我否定走向以资本为轴心的社会，才能表明其具有活力。探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或地权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固然重要，但应切忌陷入迷思，因为它没有否定自身，所以它一无是处，或弊端丛丛，并由此而忽视制度遗产的挖掘与整理。 三、走出误区的清代经济史研究创新 走出中国史观的20世纪偏误，其实学界早已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新成果不断涌现。主流思潮也受到冲击，但其新观点、新范式仍有待拓展。 1.方法论启示 中国史观的20世纪偏差与误区，首要的根源在于近代中国落后挨打，仁人志士奋起求索，也在学术上有急切的反映。其次，对西方制度的历史渊源缺乏深刻的认知，八九十年代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达到历史最低点，与欧美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别较之20世纪初更为突出，进一步刺激了国人的神经。其三，以今度古的思维虽然考虑了历史与文化的连续性，但忽视了20世纪底朝天式革命之后的深刻变化，与革命前的传统社会迥然相异、截然相反的现象与制度比比皆是。 研究清代经济与制度史，首先应该从普遍性、一般性的现象出发，当然也不能忽视其特殊性、偶然性、个别性现象。打江山和失江山的王朝交替时期，不是这个王朝的一般性的表现，但往往对后人产生深刻的印象，特别是清末，正逢千年未有之变局，其动荡对国人的影响很大，并以此推及有清一朝乃至历朝。 现代学术概念对历史的解释是学术研究之本。有人认为市场、产权、法人等概念都是现代的或西方的产物，不能以此去描述和解释清代历史。这种警醒是必要的，但学术研究就是以现代学科体系的文字、概念、范畴去解释历史。另一方面学术研究还需要理论提升，不可缺少概念范畴与体系的支撑。当然，对于现代学术概念的使用，应该是在本质上、内核上基本具备的情况下进行，但与现代或西欧相比，这些学术概念落实于历史空间的表现形式可以多种多样。 2.近代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 近代中国落后挨打，其根源并非土地私有制，更不是汉字和儒家文化，最大和最直接的影响是长期战争，最根本的原因是经济转型的失败。 19世纪中国经济在外部刺激之下急剧地相对落后，而近代国内战争与外部侵略频仍，无有宁日，对经济衰败雪上加霜。英法联军、太平天国、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就战争对经济的破坏程度、范围和延续时间来说，抗日战争与太平天国，是无与伦比的巨大灾难，导致严重的长期经济负增长。1850-1887年长达27年间的年均-0.54%左右；1936-1949年更达到惊人的年均-2.87%，连续14年的全面战争，经济与社会满目疮痍。长期战乱之下超过40年的经济负增长，需要多少年的成倍的正增长才能恢复到原有水平。S.Broadberry等考察千年来经济增长发现，成功的国家不在于几十年的快速增长，关键在于能否避免经济收缩（shrinking）。 长期转型阶段难以避免动荡而导致贫穷落后。一方面原有经济结构被打破，旧的经济秩序处于混乱之中；另一方面，新的经济结构与秩序迟迟未能建立和稳定下来，经济凋弊，民生困苦。与此相对照，早已完成近代转型的西方经济快速增长，西方商品与资本强势进入中国市场，相形之下，中国的停滞与落后显得尤为突出。近代经济转型期的痛苦、混乱，英国、法国在近代转型时期都经历了这样的阶段，在世界范围来说是一种普遍规律，但近代中国尤为突出。 此外，落后挨打是因为国际规则的不完善，武力规则起主导作用，这是清末与民国改革开放不成功的原因。近代中国从开放中获得的收益有限，相反本国经济与人民生活受到的冲击要大得多，于是排外情绪更为普遍和强烈。在当今世界平等交易的WTO规则之下，改革开放获得有利的外部环境，而落后国家与小国也并未遭受挨打的命运。 3.非市场思维及其渊源流变 20世纪中国主流思潮是趋向于排斥或缺乏市场思维的。无论是对土地私有产权的非议，对地权交易的担忧，还是自耕农最优论、租佃制不公平与低效率论、平均地权等为人们所信奉，其片面性都是缺乏市场思维所致，都是建立在土地等生产要素不流动前提下的静态思维，对市场配置资源的疑虑和否定。 中国经历了朴素的市场经济演进，应该说具有一定的历史传统。即使近代经济转型艰难，但到1937年前的十年，中国经济逐渐走上正轨，走上市场经济发展的探索轨迹。全面抗战期间的战时经济体制，政府控制经济空前强化；抗战胜利后没收敌伪资产，国有经济力量占居主导地位。当解放战争胜利，再次没收敌产与外资后，国有经济已经居于优势地位。长期战乱后百废待兴，20世纪中期强化政府控制的经济学主流思潮与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遂在中国全面展开。 尊重历史而不盲从先贤。20世纪国人在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下，很难以当今的市场经济逻辑去思考传统经济的特点，去探寻近代经济落后的原因。相反，无庸讳言，20世纪中国甚至许多国家的主流思潮是非市场经济的乃至反市场经济，这可以理解历史时期的选择，但不能以前人特定历史下的思潮与选择来限制今天的现实，甚至以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混乱现象来否定市场经济。如果那样，我们既无法准确把握清代经济特征及其落后的根本的原因，可能也无法全面理解今天市场经济建设的道路。21世纪的今天，以市场经济的历史视野去反思，可望更好地把握历史渊源流变与长期趋势。 本文所论中国史观的20世纪偏差与误区，荦荦大端，发乎宏阔，但多已经或有待严密论述，其未来创新空间与学术进步，不论是对清代经济史，还是对21世纪的史学，或中西比较研究，都令人期待。 原文刊载于《清史研究》2020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