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德占胶州湾事件发生后，在“决不动兵”的战略决策下，清政府出于对《中俄密约》签订后中俄同盟关系的信赖，将联俄视为解决胶案的重要筹码，于是便有了李鸿章与翁同龢的联俄努力。然而，俄国围绕胶案的决策却始终没有顾及中俄同盟。从其国家利益出发，最初俄国的决策经历了由派舰赴胶到取消俄舰赴胶的转变。而后，当中方求俄未果、决定暂不求助俄国时，俄舰却不请自来，以中俄同盟为借口，实则意在占领旅顺、大连，清政府欲拒不能。这显示，俄舰来华与否，与清政府的请、拒无关。对照俄国的相关决策可见，清政府围绕胶州湾事件展开的对俄外交，不仅暴露了弱国外交的屈辱与无奈，更暴露出了主持外交者的懵懂与无知。而由此引发的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则预示着清政府的外交已步入山穷水尽的绝境。 关 键 词：清政府/胶州湾事件/联俄/拒俄 作者简介：贾小叶，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101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七日(1897年11月1日)，德国天主教传教士韩理、能方济在山东曹州府巨野县张家庄被大刀会所杀，史称巨野教案。德国以此为借口，出兵占领胶州湾，是为胶州湾事件。胶州湾是德国觊觎已久的军港，①巨野教案只不过为其实现此一目标提供了借口。胶州湾事件是继《马关条约》之后又一起激发中国民族情绪的事件，对晚清政治、思想的影响既深且巨。目前，学界对胶州湾事件已有一些研究，相关成果重点关注该事件与维新运动的关系，及德、俄在事件中的勾结，对于清政府针对胶州湾事件展开的对俄外交虽有所涉及，但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②鉴于有关胶州湾事件的档案资料(包括大陆和台湾)均已刊出，俄、德方相关资料也有部分翻译出版，本文拟利用这些已刊档案及相关人物的文集、日记，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比对俄国的相关决策，对清朝决策层围绕胶州湾事件展开的对俄外交进行深入剖析，以期揭示清政府此期对俄外交的得失。 一、“决不动兵”与初次联俄未果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三日，清廷收到德国驻华大使海靖为巨野教案发来的照会，当日总署致电山东巡抚李秉衡询问详情。十五日，李秉衡遵旨说明原委；十七日，遵旨派司道赴巨野查办；十九日，又“遵旨将县摘顶”，限期半月拿获凶盗；二十日，再次电奏已拿获凶犯四名。③这一时间表充分显示，清政府对巨野教案的处理不可谓不及时。二十二日，清廷电谕李秉衡，称： 胶澳一事……德国图占海口，蓄谋已久。此时将藉巨野一案而起，度其情势，万无遽行开仗之理，惟有镇静严扎，任其恫喝，不为之动，断不可先行开炮，致衅自我开。李秉衡所请添调招募各营，均著照办。凶盗已获四名，尚为迅速。④ 可见，当巨野教案初发之际，清廷对德国借教案之机“图占海口”的阴谋有所洞察，之所以严饬李秉衡以最快速度拿获凶犯、惩处县令，并谕令驻德公使许景澄第一时间向德方道歉，正是为了不给德国提供生事的借口。而且，衡情度势之后，清廷决定任其恫喝，不“遽行开仗”，还特别强调了不能衅自我开。但从“李秉衡所请添调招募各营，均著照办”一语可见，此时的清廷尚有备战的意图。 然而，德国的强势进逼并没有因为清政府的及时处理而收敛。二十日，德国远东舰队已占领胶州湾。二十二日，清廷接到山东方面的奏报，称“德兵船入胶澳，占山头，断电线，勒我守兵三点钟撤出，四十八点钟退尽”。翁同龢等人当即草拟两道电旨，“一饬李秉衡勿先开炮，一令许景澄向德外部理论”。虽然翁同龢对该案给予了高度重视，但此时他对问题的复杂性仍预料不足。在接到李秉衡的奏报后，翁同龢认为“幸巨野已获凶盗四名，尚可辩论耳”，当晚约了张荫桓、李鸿章到总署商讨对策。等到总署后，他才发现事态的发展超出了自己预期，“警报迭至，章高元两营退扎四方山，又胶州电局德令发洋信，不准接华信。”面对德国的无理要求，翁同龢意识到问题的棘手，他本来庆幸的“巨野已获凶盗四名”，其实并不能成为与德国辩论的资本，当夜未眠。次日，朝堂之上，光绪帝再度强调两宫在胶澳问题上不战的态度，“上意力持不战，述慈圣言，甚忧劳也”，并“电饬李秉衡毋轻言决战贻误大局”。⑤当天，清廷发给李秉衡的谕旨再度强调“决不动兵”，称：“敌情虽横，朝廷决不动兵，此时办法，总以杜后患为主，若轻言决战，立启兵端，必致震动海疆，贻误大局，试问将来如何收束耶？……新募之营，固属乌合，适足以起戎心，著毋庸招募。”⑥尽管德国的行为愈加横暴，但清廷“决不动兵”的态度却更加坚定，前一天谕旨中还同意李秉衡招募新勇，此时竟明确加以否决。其实，在经历了甲午战败的伤痛之后，不战是当时绝大多数人的共识。于是，问题的解决只能依赖外交谈判。接下来便是翁同龢、张荫桓与德使海靖艰难的谈判过程。与此同时，俄国也成为清朝决策层积极联络甚至影响谈判进程的重要对象，这缘于清政府对《中俄密约》背景下中俄同盟的信赖。 俄国觊觎胶州湾由来已久，早在光绪二十一年就向总理衙门攫取了俄舰在胶州湾过冬的权利，随后俄舰连续两年在此过冬。这即是日后俄国反复强调的胶州湾驻泊“优先权”。所谓“优先权”，按照俄驻华署理公使巴甫洛夫的说法，即：如果中国政府能坚持拒绝其他国家的舰队停泊胶州湾，那么俄国就维持这种现状，避免外国政府以任何借口强迫清政府开放胶州湾；但假使中国决定将此港开放给其他外国军舰或商船，则俄国就坚决要求在胶州湾有优先权，中国允许俄舰选择适当的土地作为建筑煤栈及其他仓库、码头。⑦可见，只有在中国将胶州湾开放给其他外国军舰或商船时，俄国才要求其优先权。也正是因为俄国的这一“优先权”，当德国决定用武力夺取胶州湾时，首先考虑的是探明俄国的态度。在德方多次向俄国官员探听却得不到满意答复之后，德皇威廉二世决定亲自出马，于光绪二十三年七月访问了俄国，就胶州湾问题探询了俄皇尼古拉二世的态度。两位皇帝的相关谈话记录称： 对于德国皇帝陛下的问题，俄国对胶州湾是否有所企图，俄国皇帝陛下答称，事实上俄国所关心的是，在它还没有获得更北一点的海港(这样的港口它已有所考虑)之前，它要保证自己在上述海湾的入口。对于德国皇帝的问题，假使德国船只在必要时，并且获得俄国海军当局的同意以后在胶州湾停泊，尼古拉皇帝是否认为有所不便，俄国皇帝陛下答称，没有。⑧ 这里，俄皇虽不反对德国进入胶州湾，但表示在获得更北一点的海港之前，仍然要保证自己在胶州湾的权利，这意味着俄国对胶州湾优先权的期限是不确定的；而且德舰进入胶州湾，也需要“获得俄国海军当局的同意”。 也正因如此，当巨野教案发生后，德皇便首先致电俄皇，称：“中国人不久以前突然进攻在我个人保护下的在山东的德国天主教教会，并且完全是杀害及抢劫。我一定要依照我国在彼得荷夫的私人谈话来惩罚这些中国人。我相信您会赞成我的舰队进征胶州，以便由此据点向劫掠者行动。这是惟一合式的港口。”⑨对于德皇的知会，俄皇在复电中答复道：“十分感谢你预先以私人资格通知我……我既不能赞成，也不能不赞成你派遣德国舰队到胶州去，因为最近才知道，此一港口只是在一八九五—一八九六年暂时归我国应用而已。”⑩俄皇如此答复，似非信口开河，因为此时俄国已经在考虑比胶州湾更北一点的港口了。但俄皇明确表示胶州湾只在1895-1896年暂时归俄使用却有点出人意料，这与他会晤德皇时所说的在“没有获得更北一点的海港之前”对胶州湾拥有优先权大不相同。既然俄皇已承认“优先权”只是1895-1896年的暂时权益，那么德国便可以放心占领胶州湾。俄皇的答复彻底消除了德国占领胶州湾的顾虑，这也成为日后德国驳斥俄国所谓“优先权”的重要依据。 然而，俄国外交部对胶州湾的态度与俄皇有所不同。早在巨野教案之前，当听说德国有意进入胶州湾时，外交部就指令驻华署使巴甫洛夫向清政府声明俄国在胶州湾有“优先权”。为此，巴使向总署声称：“如果任何外国舰队，尤其是德国舰队……进入胶州并在该处停泊，则我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应立即受命与他所指挥的舰只开赴该港口，并利用业已给予我们的一切优先权。”(11)之后，他又复电外交大臣，说：“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又一次对我确证说，中国政府坚决决定拒绝其他国家要求把胶州对其海军开放的任何企图，中国政府方面完全承认，在这方面的优先权无论如何应属于我国。”(12)巨野教案发生后，在看到德皇致俄皇的电报后，俄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又译默兰维夫、穆拉维夫等)当天致电海军代理大臣特尔督夫，要求俄国军舰准备开往胶州。为了争取时间，他连夜上奏俄皇，于次日获得批准，给驻华巴使发出训令，称：“根据您已用帝国政府名义给中国人的照会，在德国舰队真正侵入胶州湾时，我国也许必须派遣我国太平洋舰队若干船只所组成的队伍到此一海湾去。”(13)但俄舰来华，目的并非助华，“那么十分明显，我国舰队进入该处，不是参加敌对行动，而目的专门是在确证停泊的优先权。”(14)显然，外交大臣的目的仍然属意于所谓的“优先权”。而且，与俄皇所说的1895-1896年胶州湾暂时权益不同，俄外交大臣所说的优先权没有时间限定。(15)可见，俄外交大臣对胶州湾的态度与俄皇给德皇的答复相去甚远。而且，此时俄皇批准了外交大臣发给巴使的训令，与他给德皇的答复相违背。这反映出俄皇在胶州湾问题上矛盾的心态。(16) 接到训令后，巴使便于十四日赴总署，转达了俄外交部的意思。对于总署大臣们的反应，巴使复电外交部，说：“大臣们自己诚恳地请求，如果德国舰队进入胶州，我国的船只亦立刻开赴该地，答应通知我进一步的发展及竭力依从我们的劝告。”(17)可见，总署大臣们在巨野教案发生伊始，就对俄国寄予厚望，不仅允许俄舰开入胶州湾，而且答应进一步提供信息和听从俄国的劝告，这与清政府的联俄外交相一致。 二十一日，当清政府接到德国舰队开入胶州湾，陆战登陆，并勒令章高元退守的消息时，李鸿章当晚“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向巴使求助。据巴使十月二十二日发给俄外交大臣的电报说：“昨天晚上很晚时分李鸿章来我处，将总理衙门才接到的由胶州附近中国军队统领拍来的下列电报转交给我……李鸿章以中国政府名义恳切地乞求忠告，支援他们以便不使德军用强力占领港口。”(18)二十四日，俄使到总署，“言得其国电，已派水师提督由海参崴带兵船赴胶澳，将与德诘难。问其办法，则云以船镇之，讲解则仍在本国也，三刻去。临去云此两国之事，不第为华谋。天黑归，樵野候我，云藉俄伊不谓然，若俄德称兵，法必来助，东方起战事，岂中国之利耶，今日不赴会晤，盖有深虑云，其言亦有理。以吾观之，战事未必起，恐不占胶澳，两国皆别有要求。”(19)俄国介入胶案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李鸿章的求助只不过在时间上与俄国派舰赴胶的决定相吻合，双方在目的上有本质的区别。但包括李鸿章、翁同龢在内的总署大臣们都不明白，在俄舰赴胶问题上，俄中之间竟有“确证优先权”与“求俄助华”之别。从“将与德诘难”、“问其办法”两语可见，此时的翁同龢并不排斥俄国的介入，而是认为俄国介入是帮助中国，但俄使“此两国之事，不第为华谋”一语，却明示俄国的介入是为谋求本国利益，不是“为华谋”。当天，翁同龢将此一信息转达给张荫桓，张虽不看好“藉俄”的办法，但他并没有看清俄国介入的本质是为了自身利益，而是担心双方战事起，对中国有害无利，其实，俄国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根本没有与德开战的想法。 由于没有认清俄舰赴胶的本质，当得到此一消息时，总署大臣们为之兴奋，这甚至影响到了二十六日与德使海靖谈判的态度。据翁同龢的日记云：“到总署，已而两邸郡公毕集，未正三德使海靖挟参赞贝威士、翻译福兰格及一武官来……恭邸首责以兵占胶澳，言非退兵不能讲，语峻而圆转直截。彼云万不能退。又与刚柔并用，不失体亦不失言。”(20)会谈中，恭亲王奕?态度强硬，表示非退兵不能讲，之所以敢如此表态，与二十四日俄使带来的俄舰将赴胶的消息有关。 据巴使致俄外交部电所言，总署大臣们的强硬态度，正是在他说明了俄舰将来的消息之后，“显然是受了此种影响，即热烈希望我们政府方面的积极援助”，“完全因为希望第三国家可能的辩护行为及调停，才促使恭亲王在答复德国公使时用这样坚决的口气，并提出一定要在德军撤出中国领土以后才讨论德国的要求。”(21)本来，俄舰赴胶意在争取俄国的“优先权”，而非助华，但总署大臣们却错误地视之为与德谈判的重要筹码，进而影响了他们与德使谈判的态度。 出人意料的是，三天后，俄国的主意变了，据张荫桓写给翁同龢的信说：“今日仪公(即李鸿章——引者注)在署言，曾晤俄署使，谓德船并非久占胶澳，俄船不往云……十月二十七日。”(22)俄舰不来，张荫桓为之释然，此前的顾虑可就此放下。但李鸿章的感受却与张荫桓不同，据巴使说，当他把俄国不派舰赴胶的消息告诉李鸿章时，“李鸿章本人及其他大臣都大为失望”。(23) 而俄国态度的变化始于十月二十三日，对此，海军代理大臣特尔督夫致电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称：“我在十一月五日(即中国农历十月二十三日——引者注)上皇上奏，论及在目下不宜派遣海军少将杜巴索夫舰队中的一两艘船只去胶州湾，因为它已被德人所占领。皇上陛下御批：‘同意您的意见，即在目下不宜派遣我国船只去胶州，请通知穆拉维夫伯爵’。谨将皇上的此种命令通知阁下。”(24)可见，俄皇态度的改变缘于海军代理大臣的建议。次日，穆拉维约夫便将此一决策变动电告了巴使，称：“由于德国舰队在胶州采用暴力措施，目下我们不宜派遣我国船只到此一海湾去。我们认为中国当局所容许的不合法情况是不会延长的，海湾中很快将恢复正常的秩序。可是上述情况并不改变我们对于在胶州驻泊问题的主要看法。”(25)这里，外交大臣虽然仍在强调胶州湾的驻泊“优先权”，但已不得不接受俄皇的决定。对于穆拉维约夫与俄皇在胶州湾问题上的分歧，德国外交大臣布洛夫看得很清楚，他曾如是说：“默兰维夫伯爵显然感觉不痛快的是，一方面他已经为祖国保留的一块肥肉——胶州湾——竟会到了嘴边而被他人抢走；另一方面，正因这样一个机会把他个人的观念与他的皇帝的观念之间的矛盾也揭穿了。”(26) 关于俄国态度变化的主要原因，海军代理大臣在上述电报中已有清楚的说明——“因为它已被德人所占领”。的确，当巨野教案发生后，德皇第一时间征求了俄皇的意见，在得到俄皇的许可答复后，德舰才决然占领了胶州湾。然而，俄外交部与俄皇的意见出现分歧，但在征得俄皇同意后，外交大臣仍坚持俄在胶州湾的优先权，并多次通过俄驻德大使向德皇转达此意。对此，德方多次坚决表示否认。其中，十月二十一日，当看到俄国的相关照会后，德首相再度致函俄驻德大使，表示： 在斟酌您授命给我的照会以后，我并没有忽略其重要性，我很抱歉，认为自己不能改变我们的观点，我们的观点可归结如下：一切能作为任何一方对胶州湾争执论据的声明都发生在电报以前，在电报中尼古拉皇帝陛下声明说，在最近的消息以后，他已完全不关心此一问题。以前的声明，不论它们是怎样的声明，由皇帝此一宣言均应视为完全失效。(27) 这里，德国再度强调了俄皇复电的效力。而且，对于俄国派舰队到胶州湾可能引起的纠纷，德方表示概不负责。尽管俄皇对德国的强硬态度表示不满，并于次日，通过俄外交大臣给俄驻柏林大使发电，就其对胶州湾的看法照会了德皇，(28)但这也只是解释而已，根本无法逆转德占胶州湾的事实。收到照会后，德首相认为俄皇自相矛盾，是“俄皇的利己心”作祟，当即提议“暂时用敷衍的办法处理该问题”。对此，德皇批示道：“完全赞成您的提议。这个臭名远扬的投锚优先权绝不因我们的占领及日后的占有而受损害。俄人可以留在该处，停泊在该处，一直到他们变黑了或黄了为止。但是，这妨碍不了我们在该处建筑一个储煤站及船坞。”(29)这里，德皇态度坚定，表示即使俄国有投锚“优先权”，也改变不了德国占领胶州湾的决定。正是德国占领胶州湾的既定事实与强硬态度成为促使俄国改变主意的主要原因。(30) 此外，俄海军代理大臣还认为，胶州湾作为俄国在中国永远占领的港口并不是最合适的，因为它距离俄国海参崴港太远，(31)俄国已经在考虑获得更北一点的海港了。这一点，早在德皇访俄时，俄皇就曾有所暗示。在与德国发生矛盾的情势之下，海军代理大臣主张放弃胶州湾，这实际上也是俄皇最初的想法。 基于上述原因，俄国放弃了胶州湾。但放弃胶州湾只是俄国策略的改变，绝不意味着俄国放弃物色不冻港，事实上，俄国已经酝酿在中国获取更大的利益了。更为重要的是，在德国得到俄国放弃胶州湾的确切消息后，德外交大臣第一时间便通过驻圣彼得堡大使拉度林向俄外交大臣转达了德国的谢意及与俄国的友谊，表示德国“将不把单独的胶州湾问题看得如具有世界决定意义的德俄友好邦交一样地重要……随时准备通过对俄国的酬答来平衡德国因此而获得的利益”。(32)有了德国的承诺，俄国在华的势力扩张便有了可靠的同盟。而这些都是不谙国际局势、不懂近代外交的清朝大臣们所不知道的。 至此，由李鸿章积极主导的初次联俄以俄国决定不派舰赴胶告终。其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李鸿章对俄干涉胶州湾目的的懵懂、无知，甚至在俄使告知“不第为华谋”后，依然一厢情愿地认为俄舰是来“助华”的。而这种认识似乎又是总署大臣们的共识。可以说，此时的清朝决策层对俄没有太多的防范心理，在中俄同盟的背景下，不仅李鸿章对俄充满期待，包括翁同龢在内的总署大臣们都对俄国的期待远远大于防范。 二、胶事恶化与再度联俄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胶州湾事态恶化的消息传到清廷，翁同龢记曰：“是日东抚、北洋皆报章高元事，皆谓宜饬总署及许使力争。”东抚与北洋所报的“章高元事”，是指德国逼迫胶澳总兵章高元的守军限时退到崂山以外地方，且不准带出武器装备。至二十五日，章高元在节节退守二十余里后，仍然未能让对方满意，德提督要求章高元前去“商论”移扎地方，却以“限期已至”为由拘押了章高元。随后，“德提督携大炮入胶州，一宿乃去。”德国的咄咄进逼，令清廷大为震动，光绪帝“谕将两电抄交总署，以此事办照会问海靖，我兵屡次迁移，胶州民心惶惑，若激生事端，中国不能任咎”。“庆邸谈次激昂流涕”，翁同龢本人也为之惊惧，谈及德提督入胶州事，称：“阅之发指。夜不眠。”(33)惊惧之余，翁同龢也想到了俄国。 二十九日，翁同龢召集总署人员入署商讨对策，并建议“宜发俄电”，以便得到俄国的帮助。但因为有人不同意，主张“且少待”，未果。次日，即十一月初一日，翁同龢“抄俄约密件致恭邸，前此办约时无一件不抄，致不知庋置何处，故重抄耳”。(34)这说明，恭亲王也有“发俄电”之意，因此要看“俄约密件”。至于总署的“俄电”发于何日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十一月初三日，清廷收到了驻俄公使杨儒的复电，称：“国电敬译面交外部，据云京电仍愿俄效力，中俄休戚相关，不但德事当效劳，以后迩事，均同一例。俄现已预备一切，欲其如何办理，务希详示意旨，俾使尽力措置。并以巴代办力量，海使职分，恐嫌未足，德在俄有头等驻使，伊愿代面商较为得力等语。谆嘱转达，聆其议论，颇有担当，未敢壅闻。”(35)透过杨儒该电文可知，此时俄国在胶州湾问题上的政策与前述不派舰赴胶已有不同(详见后文)，再度显现出来华的意愿。鉴于“中俄休戚相关”，俄外交部表示效劳胶事理所应当，但究竟如何办法，尚不明确。杨儒就此认为俄国“颇有担当”，可见作为驻俄使臣，杨儒对俄国干涉胶州湾的本质也不明了。 十一月十一日，总署再度接到杨儒来电，称：“外部称：德事愿效力，而难措词；或请中国指定海口，俾泊俄舰，示各国中俄联盟之证，俄较易藉口，德或稍敛迹。已电署使，仍嘱转陈。叩以德果否因此就范，亦无把握。胶役俄先事知情，貌示交好，恐不足恃。”(36)杨儒该电虽短，但信息量很大。首先，俄外交部表示为德事助华“难措词”。其次，俄外交部提出了新办法：另指海口，俾泊俄舰，以示中俄联盟之证。正是基于中俄联盟，总署大臣们才钟情于联俄，而俄国也才有另指海口的借口。再次，另指海口的新办法，俄外交部已经电告巴使。这说明新办法已是俄外交部的既定方针。最后，杨儒对俄外交部的此次答复并不看好，认为俄“无把握”，且他已隐约感到俄德之间的联络，因此表示“恐不足恃”。但对俄国提出“请中国指定海口，俾泊俄舰”背后的阴谋并无洞察。翁同龢看到杨电后，透过其中的“难措词”、“无把握”、“不足恃”等信息，也认为是“杨使述俄不肯与胶事”，(37)不免失望。 这是中方为德占胶州湾事件再度求助俄国，而这次是在翁同龢的倡议下通过清朝驻俄公使杨儒进行的。这里，翁同龢与杨儒都对其中的“指定海口，俾泊俄舰”及“已电署使”等信息未加重视，但这些又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它意味着俄国正在改变其不派舰来华的决定，所谓“指定海口，俾泊俄舰”的新办法已不是一个由俄外交部提议、供中方取舍的办法，而是“已电署使”的既定方针。 关于俄国在胶州湾事件初起时的态度及决策变化，驻德公使许景澄曾写信给总署，进行了解释。该信较长，但很重要，且鲜有征引，故引述如下： 俄外部模哈惟亦夫久充驻德头等参赞，意主联络俄德。……故冀由吴克托穆密叩俄君意旨，再为请助。旋据吴克密告，伊以上月二十七日具函请于俄君，为外部所驳，弟因以俄君自商德主之策导之。复据吴克谓，德主曾电询俄主将占胶州，想无不愿。俄主电覆“我无不愿，亦无愿，但用兵与土人相仇亦非所以护教”。次日，德兵即登岸，因此两君之交稍疏，难再商劝。然我又上书详论大东事局，户部威特亦持此论，俄主意动据吴克有俄主允竭力设法保全中国土地之语。复令外部筹办，户部请饬俄兵舰开赴胶澳守泊，鸣炮敬礼中国旗帜，以示不认德船踞澳之意，俄主允之。此事于月之初六日定议，嗣后外部邀我面晤，谓前悉中国不愿俄舰赴胶，故此策难行，遂有另请中国指一海口以泊俄舰之说。外部与户部不洽，并忌我，故不肯照户部原议。然另指海口，将他国亦可看样，未免转令中国多一为难矣。……但外交权在外部，模哈既存意见，诚知俄助实不可恃……(38) 许景澄之所以于胶事初起时托吴克探听俄君的意旨，是因为十月二十三日收到了李鸿章关于“联合俄、法各驻使，设法排解”的电报，该电称：“德借端夺踞胶澳，先无只字知照，逐出防营，各国皆不直所为，俄尤嫉之。似宜联合俄、法各驻使，设法排解。”(39)二十五日，许复电表示：“各使排解须奉国命，联合不易，拟请由师密电吴克私叩俄君肯否调处，再由使臣商外部。”(40)于是，李鸿章致电吴克，恳求他“代恳大皇帝出为调停，婉辞相劝”。(41)如此看来，托吴克探听俄君态度，是由许景澄提议，李鸿章、许景澄共同执行的。探听的结果是，二十七日吴克请于俄君，被外交部所驳，即不加干预。这与前述李鸿章二十七日从俄巴使处得到的答复是一致的，这即是俄国第一次拒绝介入胶案。而且，其中提到的俄皇给德皇的答复也基本属实。而后，许使重点强调了俄外交部与财政部在派舰赴胶州问题上存在的分歧，但他所说的外交部一直抵拒派舰赴胶，显然与史实不符。如前所述，不派舰队赴胶是海军代理大臣奏请的结果，外交大臣也是不得已而服从。但外交大臣随后提出的另指海口之说，的确遭到了财政大臣维特的反对，维特的主张一度影响了俄皇的态度，外交大臣的奏请也一度被搁置(详见下文)。因此，许景澄的这封密信，应当是写于俄国决定停止派舰赴胶而“另指海口”说又被搁置之际，中方因此也暂时打消了依托俄国帮助的念想。 许景澄的上述消息不够准确，他强调俄皇与俄财政部对中国的友好与援助态度，显然是被其表象所误导；他虽然注意到了俄外交部提出的“另指海口”说，且认为“另指海口，将他国亦可看样，未免转令中国多一为难矣”，但并没有真正读懂其背后的阴谋， 因此未能为朝廷决策提供有益之助。然从这封密信可见，许景澄本人在联俄这一点上也是非常积极主动的。 上述分析表明，胶州湾事件初发之际，求助俄国不仅是李鸿章的个人意愿，也是包括翁同龢、恭亲王乃至驻德公使许景澄等人在内清朝决策层的共同愿望。这一点为以往的研究所忽视。而俄国决定不派舰队赴胶后提出的“另指海口”之说，从杨儒到许景澄再到总署大臣们虽均有所闻，却都没有加以重视，他们只是从中国自身的需要考量，认为无此必要，但根本不知道俄国此一方案背后所隐藏着的阴谋。 三、俄舰不请自来与清政府欲拒不能 在求助于俄廷的希望破灭后，翁同龢、张荫桓便集中精力与德使谈判，不再坚持“非退兵不能讲”。十一月十日，二人到德使馆与海靖理论德国提出的六条，有了大致眉目。次日，以此会谈为基础，翁同龢等人定照会稿给海靖，“海云无不合者，然须留译。”此时，北洋奏报，说德兵于初四、初五日强横无理，恭亲王“谓仍宜照会诘问”，翁“力阻之”；章高元致电李鸿章，说德兵“枪毙哨官一民人二，遗失军械无算”，总署大臣们“群议哗然，皆云宜诘问”，而翁同龢、张荫桓又力排众议，力主静候德国对六条的回复。十四日，翁同龢、张荫桓再赴德馆，问照复如何，德使表示大致相同。翁同龢就此判定“看此光景，胶澳可开通商口岸，或澳中多划地段为屯船屯煤之用，或他处另指一岛亦可了结，有无变计，非所逆料”。(42)可见，此时德国表面温顺的假象误导了翁同龢，使他误以为胶案基本在他的掌控之中。十一月十三日，总署致电杨儒，称：“佳电悉。外部意可感，此事德国胶案先未商办，遽调兵船踞胶澳，本违公理，中国不愿开衅，仍与和商以期善了。中国亦不愿俄因华事与德失欢，至中俄应办之事，决不因德事懈弛，望婉谢外部。”(43)此中表达了中国愿与德国和谈结案、不愿俄德因华事失欢及中方不会因德事懈弛俄事三层意思。这也透露出了翁同龢等人对解决胶案的信心。 但就在他“潇洒以为无事”之际，翁同龢接到了张荫桓的来信。据翁氏日记，张信“云今日俄巴使到署，李相竟托代索胶澳，彼即应允发电，廖欲尼之，而许助李说，直情径行，且曰此事非一二人所能口舌争也。事在垂成，横生枝节，可叹可叹”。(44)“托代索胶澳”，也曾是翁同龢的愿望，因此有前述总署发电杨儒的联俄之举。但此时，当翁认为胶案进展顺利之时，便不再愿意俄国插手了，虽然他并不清楚此次俄舰来华究竟驻泊何处、如何助华，但已经改变了此前的联俄之想，在得知李鸿章“托代索胶澳”后，竟发出“事在垂成，横生枝节”的悲叹。这显示，翁同龢在胶州湾事件上经历了一个从联俄到拒俄的态度转变，这一点为以往的研究所忽视。张荫桓的原信称： 今日甫到署，仪公接晤俄署使后，意兴甚豪。云托以代索胶澳，俄署使欣然发电。此澳决非尔两人所能索回。恳以稍缓需(须)臾，容我两人索不回时，再设法(此系公法——原文夹注)。仪公不允。筠丈和之。当会晤时，仲山婉阻，(筠丈嗔目视之——原文夹注)不纳。仲山即回西堂，续阅回答。托俄之言甚切实，恐生波澜。仪公又言，我一人主意，有乱子我自当之。(45) 筠丈，指总理衙门大臣许应骙；仲山，指刑部尚书廖寿恒，在总理衙门行走、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这里，张荫桓强调了两点：一是李鸿章托巴使“代索胶澳”；二是李鸿章的兴奋情状。对于后者，张荫桓的说法虽有夸大之嫌，但事出有因。因为联俄是李鸿章的夙愿，俄使愿意“助华”，李鸿章为之兴奋自在意料之中，毕竟他并不了解俄国“助华”背后的阴谋；张荫桓本就反对求助俄国，而今“事在垂成”，他自然更加担心“生波澜”，但将“代索胶澳”说成是李鸿章“托”俄，却与史实不符。证之以俄方的决策及当日总署大臣与巴使的会谈节略可见，俄国的此次介入其实是不请自来，“代索胶澳”也是俄国主动提出来的，李鸿章不过接受而已。 如前所述，十一月十日杨儒在给总署的电报中已经指出，俄外交部请中国另指海口以泊俄舰，且已电告巴使。就在杨电发出的当天，巴使便赴总署与大臣们就此会谈。会谈伊始，巴使便说：“兹接外部来电，德兵船到胶上岸，中国兵毫无拒敌之意，且闻德国云，中国已将胶澳让与他，本国外部闻之甚为骇然不解。”显然，德国占领胶州湾已让俄国羡慕不已，急于插手。随后，巴使出示了外交部愿帮中国的电文节略，并说：“惟须许定俄兵船在何口岸停泊方易为力，我们水师提督兵船到时，总须请贵国电饬地方官照应一切。”这里，巴使事实上已经在暗示总署大臣们，俄舰此来将不驻泊胶州湾，而是另有图谋。但这并没有引起大臣们的警惕，只是答以：“俟接到你们确信，我们即当电饬照料”，根本没问俄舰打算停在何处。随后，巴使提出了帮助中国的条件：许定俄船在何口岸停泊，俄船到时，中国当电饬地方官照应一切；北省所用德国及他国教习，必须一概撤退，换用俄员；吉林及京都东北各铁路建造时，用俄人及俄款；松花江行船，中国必先准照办。李鸿章等答以“你们只要令德即退胶澳，所说各条非不能商”。(46)四天后，俄使再来，要求总署就上述条件表态。李鸿章等人表示，如果俄国能叫德国退兵，中国即可答应上述条款。得到总署的肯定答复，巴使心满意足，还再三强调这都是为了帮助中国，并非格外多求。据此可见，俄国此次的确是不请自来，而且是来者不善，不仅要满足上述利益要求，还要获得更大的利益——占领旅、大。这与总署大臣们所期盼的“令德即退胶澳”可谓大相径庭。 其实，早在十月二十三日，当俄皇决定不派舰赴胶州时，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便不肯善罢甘休，于十月二十九日(11月23日)上奏沙皇，提出俄国必须在太平洋占据一个“完全合于作过冬站、设备完美及供应充裕的海港”。而在放弃胶州湾之后，他便将旅顺、大连作为目标，说：“无论如何，关于我们在太平洋上获得可靠的支柱一事，至今有权的机关还没有其他更确定的指示，特别由于山东的已成事件，看来我们应不失时机，即由我国舰队(假使我国舰队今日已具有既足以达到所计划的目的，而且还足以防止可能发生纠葛的巨大力量)占领大连湾(由外交部的材料看来目前无疑是有明显优越性的港口)，或者依照我国海军部所指示的另一港口。”不仅如此，他认为此时利用中国政府急需俄国保护的心理，很容易取得信任，“中国政府对于德国在胶州的坚决行动方式感到惶惑不安，并且请求我们保护。因此我们在北京很容易解释，我们所以占领大连湾是希望为我国舰队获得坚固的支柱，以防太平洋上万一发生对中国更不利的事件。”(47) 穆拉维约夫的这一奏请一度遭到俄财政大臣维特的反对，维特认为“既然德国已经进入胶州湾并企图霸占胶州湾，而这一行动对我们是有害的，那么我们理所当然应当对德国施加压力”。同时，他认为“不能这样做，还因为德国与中国没有同盟关系，而我们与中国是同盟国”。(48)可见，中俄同盟不仅是清朝大臣们寻求联俄的逻辑起点，也是俄国财政大臣反对俄占旅、大的原因之一。由于维特的反对，穆拉维约夫的主张未能在十一月三日(11月26日)的特别会议上通过，但会后不久，俄皇便改变主意，决定采取穆拉维约夫的建议，趁机占领旅、大。(49)于是便有了十一月初十日俄使与总署大臣们的会谈。显然，此时俄舰的再来是不请自来，其预定到达的港口已不是胶州湾，而是旅、大，“保护中国”不过是个借口而已。 尽管此次俄国介入是不请自来，但翁同龢、张荫桓却认为是李鸿章“托”俄的结果。因此，翁同龢对李鸿章的“横生枝节”大为恼怒。十六日早朝时，翁同龢与恭亲王谈及此事，邸“亦甚诧”。见起时，“论昨事，上曰遣奕劻即往告李鸿章，速寻巴使，云缓数日，俟续电，勿遽动。天语决断，非臣工所及。退与庆王言之，王毅然任之。”可见，当胶澳谈判略有眉目之际，从光绪帝到恭亲王都不希望俄国介入，担心节外生枝。光绪帝当机立断，谕令庆亲王转告李鸿章去找巴使，说明“缓数日，俟续电，勿遽动”。同一天，翁同龢、张荫桓发电给驻德公使许景澄，“详告原委，令转电杨使咨外部，中国不欲俄为华事与德失欢，若议不成再电告，此时勿调船云云。”(50)但这一切都已无济于事。当天，李鸿章奉旨前往俄使馆，向巴使说明暂缓来华之意，巴使不许。李鸿章为此写信给庆亲王，说：“申正往晤俄使，告以我国正与海使议结教案，并胶澳退兵之事，倘该国允结案而不允退兵，再烦俄廷帮助力劝。渠谓：以友谊而论，俄国故不能漠视；以大局而论，俄尤不容其久踞。姑少缓再说，再电报其外部酌办。该使颇以英水师提督来胶为疑，谓：若英、德一气勾结，此事将不易了。”(51)俄使态度坚定，为了自身的利益，俄国已改变了此前不介入胶案的决定，非李鸿章所能阻挡，“友谊”在此仅是一个冠冕堂皇地攫取中国利益的借口。 二十一日晚，巴使再访李鸿章，告知两艘俄舰明日到旅顺。当晚，李鸿章致函翁同龢，转告俄舰将到的消息，同时解释了俄舰来华的目的：“顷俄巴使来言各情，已详致北洋电内。据称接外部及水师提督电，已由长崎起碇赴旅，明晚可到。侄不得不速发密电详告北洋，俾无误会。希转呈邸鉴。旋叩以杨使电意，巴谓外部尚未详及，恐杨有误听误传之处，俄意实不愿德久踞胶，更不愿英窥旅、大。英船现集烟台而窦使讳言之，殊叵测也。询以德于胶澳若有骑虎难下之势，可否将胶澳作为各国公共通商口岸。巴谓此亦调停之法，但欲借酬德人归辽美意，或于胶岸觅一屯煤设栈之地，如长崎亦通商口，日人另给地与俄屯煤，仍无碍各国通商，即当将此意电告外部，相机与德廷商之。”(52)这里，李鸿章提到的“杨使电意”，指的是十一月十日杨儒发给清廷的“述俄不肯与胶事”之电，该电当是包括翁同龢在内的高层阻止李鸿章“托索胶澳”的重要理由。李鸿章就此向巴使求证，巴的答复称：当时外务部还没有讨论到插手胶案的问题，恐怕杨儒是误听误传。这显然与杨儒前电所言不符，也与许景澄密信中所言俄国态度的变化不合。在解释了杨儒的来电后，李鸿章进一步解释俄舰之来，“实不愿德久踞胶州，更不愿英窥旅、大”，目的正是助华阻德、英。李鸿章在给北洋的密电中也强调了俄舰来的目的：“顷据俄巴使来言，接本国电，闻英欲窥伺旅顺、大连湾，已调俄水师提督列吴诺福带铁舰三艘，由长崎往旅顺暂驻，约二十二日晚、二十三晨必到。一杜英人窥伺，一催德退胶湾。”(53)其实，俄国干涉胶州湾主要的目的在于占领旅、大，但是在中俄同盟的幌子下，俄国公开宣传的上述两个目的似也合情合理，因此李鸿章深信不疑。翁同龢阻止俄来，也是基于对自身办理胶案进程顺利的估计，不愿“横生枝节”，但对俄国的野心和企图没有足够洞察，张荫桓甚至“恳以稍缓需(须)臾，容我两人索不回时，再设法”。 俄舰来了，但没有进驻胶澳，而是以“英欲窥伺旅顺、大连湾”为由，分驻于大连湾、旅顺，这引起了时人的疑虑。翁同龢记曰：“俄既来，英尤忌之，恐开争局矣，谋之不臧可畏哉！……与樵深谈各国局势，恐借俄之举必起波澜，计无所出。”对于翁同龢的忧虑，李鸿章多次进行释疑，十一月二十六日，李鸿章甚至告诉翁同龢：“今日巴使见访，深谈胶事，极言开通是第一办法，急电本国赞成此事，言似靠实，与德实不协。”(54)无论是“开通是第一办法”，还是“与德实不协”，其实都是巴使用来敷衍李鸿章的谎言。 驻防旅顺的宋庆致电李鸿章，请阻俄舰：“前英船由长崎来，探问有俄船到否。英提督已于二十日由胶澳开去，如俄船遽来，诚恐英人借口复图据大连湾，殊难调停。可否婉商俄使暂缓来旅，潜阻英谋。”(55)对于宋庆的忧虑，李鸿章认为“该提督实无他意，务须以礼接待”，而且接“罗稷臣电，密探英无踞大连湾意。俄、英相忌，若知俄船来旅，更无远图”。(56)罗稷臣，指驻英公使罗丰禄。这里，李鸿章再次强调，俄舰之来正好可以阻止英国的图谋。 当得知俄舰驻泊大连湾而非胶州湾时，许景澄也致电李鸿章说：“吴克请代达俄主原定调舰泊胶示助意，外部改议，另索海口，失本旨，无实益。现请勿声请俄舰至中国海口，免他国借口。如巴使催询，可设词延宕之。 此系户部意，切请秘密，勿令巴知等语。”(57)许景澄转达吴克的意思，认为“另索海口”，已失去助华本旨，没有任何好处。因此，希望中国不要声张，免致他国借口。两天后，李鸿章复电许景澄说：“请转电吴克：俄舰分驻旅顺、大连湾，巴使于船到先一日始声明暂住，候胶议。英、倭已有烦言，现议胶作各国通商口，准德择地屯煤，两全体面，能速赞成为妙。胶议定后，俄船必应撤退，免他国借口。”(58)此时，李鸿章对俄舰的判断已经与两天前对宋庆的答复有了很大的不同，不但表示英、日已有烦言，而且开始强调俄舰必应撤退的问题，对于巴使于船到前一日才告知暂驻旅、大表示不满。但此时巴使继续隐瞒其占领旅、大的阴谋，声明只是暂住，并再次提及胶州湾开埠通商的解决方案。而事实上，不但德国不可能接受胶州湾开埠通商，而且“俄外部不以开口岸为然”，巴使多次及此，不过是用以欺骗李鸿章的谎言而已。 鉴于俄国的反反复复，十二月初三日，翁同龢诘问李鸿章“俄船究能退否”，“伊自保必退，盖前日巴使密告断不占我尺寸土地也。”巴使继续隐瞒，李鸿章继续信以为真。初五日，翁同龢在与德使谈判时，以“恐他国助我归辽者又将援索”为由，拒绝德使的要求，不料德使竟说“俄已得旅顺何再索为？”德使此语令翁同龢“始悟俄实与德通，令海前驱耳”。(59)次日，俄巴使晤总署大臣，蛮横无理，“先以松花江章程立刻商定，语亦极横。李相诘以旅大退兵当在何日，伊反诘胶州如何办法，言外胶若德踞，我常泊彼也，可恨可恨”。(60)至此，尽管巴使一再隐瞒，但在德使的提示下，总署大臣们已感受到俄舰驻泊旅、大的背后似有阴谋。于是，驻俄公使杨儒便向穆拉维约夫探问真相，穆回答说：“德国为其庞大的商业，所以绝对需要一个海港，现在已占有了一个。俄国目前不需要海港，因为它的商业有限。俄国已有一个海港(大约指海参崴)，这已够了。两个海港太费钱。”(61)十二月初六日，总署大臣在与巴使会谈时，巴使也表示：“俄国实无久据旅顺、大连湾之意，贵衙门何以不相信？”大臣们“答以：并非不信，有路透电、新闻纸，许多谣言，总要贵国政府宣明本意，并请巴大人来一照会，以释群疑”。(62)尽管穆拉维约夫曾就俄舰赴旅顺口一事通告德、英、法、日等国，表示只是“暂时驻在旅顺口”，(63)但各国对其占领旅顺口的阴谋，已是心知肚明，不但路透电、新闻纸公然揭出，德皇当即致电俄皇，表示祝贺，(64)只有清朝大臣们不明就里，甚至在得到外界信息的提示后，不是去研究问题、寻找对策、灵活应变，而是希冀向俄方求证消息的真伪，结果是继续受骗。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遵照总署的指示，离任清朝驻德公使许景澄赴俄觐见俄皇，再提俄舰退出旅、大问题，俄皇表示：“俄舰借泊，一为胶事，二为度冬，三为助华防护他国占据，而于退船一层不答。”许景澄再“婉叩”，俄皇“始云：俟春暖拟离口，或留小船照看，惟冬令尚须回泊……并云：我真心关切中国，前后无异，请中国勿疑”。(65)可见，在占领旅、大问题上，俄政府从上到下，口径一致，极尽隐瞒、欺骗之能事，直到德占胶州湾尘埃落定时，巴使才原形毕露，和盘托出其占领旅、大的阴谋。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一日，俄巴使到总署，“专言旅大租地及造支路达黄海两事，以为其君决定要办，限五日照复。”(66)为此，清廷次日即派许景澄为专使留俄交涉。十三日，李鸿章致电吴克，历数了巴使在中国的百般要挟，称：“前嘱许景澄转托旅顺、大连湾退船事，贵爵尽力帮助，实深铭感，今巴署使忽称，奉外部电要将旅、大两口划分地段租给，由该处造枝路通至伯都讷干路，限五日回复，二十六日立约画押，否则即毁弃前年所订密约。与许景澄前奉大皇帝面谕迥不相符，我举朝均为骇诧。两国数百年来和好最笃，自订密约后睦谊有加，何遽有此举动，似巴署使欲借以立功讨好，不顾大局。我大皇帝特派许景澄为头等钦差驰回贵国，再谒皇帝，面呈国电，务祈贵爵即日先代密奏，请饬外部俟许景澄到后，和衷妥商一切，并令巴署使勿为无礼之逼迫，共保东方和平之局，是为至幸。”(67)本来是希望俄国的同盟保护，结果却成了巴使的无理要挟；本来是想通过联俄外交显示自己的外交正确，换来的却是强租旅、大的屈辱，李鸿章迷惑不解，致电吴克，意在确认巴使的无理要求是个人行为。李鸿章显然太过无知，面对俄使的逼迫，六天后，李鸿章再次致电杨儒、许景澄，希望他们问明俄君的态度，问明巴使“日催定议大略，依期画押”，究竟“通融者何在？”(68)二十日，巴使再来总署，“大闹，谓旅大租地开通铁路断不能改，已奉训条在此议论，限一日复，至缓两日”。同一天，许景澄与俄外交大臣会谈后，致电总署，表示“旅大事与外部言难挽回”。(69)二十三日，俄皇接见许景澄，许景澄提出巴使所告限期太促，须展缓从容商议。俄皇表示：“俄国在东方不能不有一驻足之地，现在外部所定条款及画押期限，我们早经筹定，实难改动。惟望转达贵国政府，早日允办。”而后许景澄再谈此事，俄皇非但不答，竟问及“贵使几时回去？”(70)显然巴使所为乃俄皇旨意。二十七日，总署接许电，获悉巴使已被俄派为专使，“外部语甚决绝”。(71)既然巴使已为专使，其所作所为自然非个人行为。二十五日，许景澄再与俄外交部会谈，外交大臣坚称：“但须在三月初六前订定，过期无覆，俄国即自行办理，不能顾全联盟交谊，请速电总署定夺……俄计已决，无论何国出阻，均所不计。”(72)二十九日，翁同龢阅许电，认为“皆外部决绝之词”。(73)至此，清廷在俄租旅、大问题上已商无可商、阻无可阻，李鸿章也终于明白了巴使是奉君命行事。 三月初一日，光绪帝召见李鸿章、张荫桓，据张荫桓记曰：“上询合肥：‘俄事如此，尔去年密约如何立的？’合肥奏言：‘现事不决裂，密约仍有。’随请旨作何办法，上谕‘尔们打算怎样？’合肥奏言：‘皇上曾商太后否？’上谕‘尔们都无办法，如何能商量太后？’合肥伏喘无言。上谕‘荫桓有办法么？’当奏言‘容通筹妥当，请旨遵行。’上谕‘要请旨么？’徐奏言‘商量后奏明办理。’上词色略霁。”(74)当《中俄密约》签订后，李鸿章回国，曾信誓旦旦地表示“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而今，密约墨迹未干，俄国竟如此勒索同盟国，光绪帝不禁怒从中来，责问李鸿章“密约如何立的”。面对俄国赤裸裸的掠夺，李鸿章的回答已很难自圆其说，只能弥缝敷衍。既然皇帝都无办法，只能等待大臣们筹商办法后请旨办理。据翁同龢三月初一日日记云：“庆邸来谈，稍闻昨日入见语，然实无措置，今日李、张起，上亦不能断也……衡量时局，诸臣皆挥涕，是何气象，负罪深矣。退时庆、李、张邀谈，大约除允行外别无法，至英、日、法同时将起，更无法也。”(75)“诸臣皆挥涕”已是没有办法的表现，“允行”是诸臣筹商后的唯一办法。次日早朝，翁同龢“沥陈现在危迫情形，请作各海口已失想，庶几策励力图自立，旅大事无可回矣。上云璇闱忧劳之深，转未将此事论及，则蕴结可知矣”。(76)“无可回”，这是君臣所能想出的最后方案，各自内心的痛苦已无以言表。据此亦可见，同意俄租旅、大是清朝决策层的集体决策，并非某一人的个人意志。就在俄国规定的最后期限三月初六日，李鸿章、张荫桓与巴使签订了《旅顺大连租地条约》。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巴使奉命要挟、逼迫清廷就范时，穆拉维约夫向德驻圣彼得堡大使拉度林表达了对德国最诚挚的谢意，拉度林向德首相报告此事说：“默兰维夫伯爵借这个机会暗示，虽然在开始时俄国无疑地因为我们在胶州的迅速行动而感到不快——这个情绪现在已经完全消除——但它现在只能对陛下政府表示感激，因为有了胶州的占领才使旅顺口、大连湾的迅速占领成为可能，否则在这方面就难于找到一个口实。这个占领——与大臣以前所提海参崴对俄国已经足够的口号相反，他才初次指称为必要——将无限期的延迟，如果我们不先驶入胶州的话。”(77)穆拉维约夫亲口道出了德占胶州湾与俄租旅、大之间的内在联系，道出了中俄同盟的本质不过是伺机攫取在华利益，这是清朝大臣们倡导联俄时连做梦都想不到的。 甲午战后的“三国干涉还辽”本质上是俄、德、法与日本争夺在华利益的结果，胶州湾事件正是德国扩张其在华势力的重要一步，其结果必将是列强在华的新一轮角逐。而清政府却误认为“三国干涉还辽”是其外交策略的成功，之后，清朝甚至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走上了与俄“结盟”之路。在胶州湾事件中，清政府的对俄外交正是在中俄同盟的背景下展开的。基于对中俄同盟的信任，事件发生之初，总署大臣们都有联俄的念想，并循此展开对俄外交，于是便有了李鸿章和翁同龢先后相继的联俄努力。然而，对于俄国而言，中俄同盟不过是其对华外交的装饰，同盟之下包装的是俄国的切身利益。因此，当胶州湾事件初发、李鸿章向俄国提出求助时，俄国已经决定派舰赴胶，但其目的不是助华，而是为了践行在胶州湾的“优先权”。而后，由于德国独占胶州湾的态度坚决，加之俄海军部认为胶州湾距离俄国太远、不适合做港口，俄国便决定放弃向胶州湾派舰。这说明，俄舰赴胶与否，与中俄同盟无关，因中俄同盟而期盼俄舰相助不过是清朝大臣们的一厢情愿。 然而，就在总署大臣们两度求助俄国未果之后，俄国却不请自来，主动提出助华。且这次俄舰来华，不再赴胶，而是驻泊旅、大，这背后隐藏的是俄国不可告人的目的——占领旅、大。对于俄国的助华承诺，李鸿章深信不疑，甚至为俄能帮助“索胶”而感到兴奋。但此时，翁同龢、张荫桓却因与德使谈判顺利，不愿俄国介入。可以说，在胶州湾事件中，李鸿章的联俄是一贯的，这既是基于对他亲手缔造的中俄同盟的信任，也有借俄国势力东山再起的野心。(78)而翁同龢在胶州湾问题上的对俄态度却经历了从联俄到拒俄的转变。当然，翁同龢态度的转变并非出于对俄来华本质的洞察，而是基于对自己办理胶案的信心。翁同龢态度的转变影响了光绪帝，光绪帝遂下令李鸿章劝阻俄舰来华。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俄舰坚决要求来华，且驻泊旅、大，清政府欲拒不能。本来打着“同盟”幌子而来的俄舰，最终步德占胶州湾的后尘，以欺骗、要挟等手段如愿占领了旅、大。事实证明，俄舰的来与不来，与清政府的“请”与“拒”无关，是以俄国自身的利益为转移的，中俄同盟不过是其攫取在华利益的遮羞布。 透过清政府围绕胶州湾事件展开的对俄外交，可见清朝决策层根本未掌握俄方干涉胶州湾的真实意图，更缺乏支撑其决策的可靠信息来源，甚至对已经获得的有用信息不加分析、视而不见，其决策基本停留于主观臆断、被动接受的水平。这其中体现的不只是弱国外交的屈辱与无奈，也是主持外交者对国际局势的懵懂与无知。弱国外交之可能，有赖于决策者的智慧与对外交大势的把握，而清朝的外交决策者懵懂无知，根本不了解对手方的所思所想，其在外交中之被动与屈辱便不言而喻了。 俄租旅、大，后果严重。赫德二月十六日到总署，谈及旅大事，就曾“谓各口尽被外人所占，此即割裂也。”(79)随之而来的英租威海卫、法租广州湾等瓜分狂潮，正是俄租旅、大带来的恶果。对此，不仅当时的知识界，即使负责办理此事的翁同龢、张荫桓也有所料，许景澄觐见俄皇，提出拒租旅、大的理由即是担心引起各国效仿。然而，就在清廷决定同意俄租旅、大之际，杨虞裳告诉翁同龢一个联俄以抵制他国之谋的方法。他在日记中记曰：“杨虞裳来，欲乘此时告俄联德、法、中四国密约，以戢他国贪谋，其言切挚，然未敢信为可行，舍此又何策耶？”(80)虽然“未敢信为可行”，但在无可奈何之下，翁同龢还是采纳了杨虞裳的建议。之后，当英使来索威海卫时，翁同龢便把他的这一想法告诉了英使，说：“吾联数大国立约定为大和会，三事为纲，一不占中国之地，一不坏各国商务，一不侵中国政权。”(81)在经历了胶州湾事件德俄狼狈欺凌的屈辱后，翁同龢、李鸿章等人应该对俄国的本质有了清楚的认识，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走向拒俄，仍然认为联俄是未来外交的出路。翁同龢没有将胶州湾事件中的拒俄拓展为他此后的对俄政策，而是仍将联俄而成的“大和会”视为抵制列强瓜分中国的不得已之举，李鸿章更是认为“现事不决裂，密约仍有”，这显示，在胶州湾事件处理过程中，清政府决策层虽然经历了由联俄到拒俄的政策变化， 但事件结束后不久，便又回到了联俄的故态，这不无讽刺地展示了清朝外交决策者的无能，也预示着清政府的外交方略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只剩下“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了。 注释： ①早在“三国干涉还辽”期间，为了扩大在远东的利益，德国就准备在中国获得一个储煤站及军港，胶州湾即在考虑之列。其后，德国政府内部在地点选择上出现分歧，经过反复讨论后，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底，德皇威廉二世最终将目标锁定为胶州湾。为此，德国驻华公使海靖两次向总署(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租借胶州湾，均被拒绝，德皇随后决定用武力夺取。关于德国占领胶州湾的决策过程，参见A.J.艾玛：《胶州湾的获取(1894-1898)》，田君译，江德钧校，连载于《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3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7—42页；《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4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4—65页。 ②孔祥吉《胶州湾危机与维新运动的兴起》(《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一文，着眼于胶州湾危机与维新运动的关系，其中使用翁氏后人收藏的翁同龢与同僚来往信函，分析了李鸿章的联俄，但对李鸿章之外清朝决策层其他成员的对俄外交没有涉及。马勇《胶州湾事件与戊戌变法》(《江淮文史》2017年第4期)，侧重点也在胶州湾事件与维新变法的关系，文章从“三国干涉还辽”讲起，突出了德国在胶州湾问题上的图谋及德俄之间的勾结，没有涉及清政府的对俄外交。张丽在《折冲樽俎——维特远东外交政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9—117页)中，以俄财政大臣维特为中心，探讨俄国的远东外交政策，涉及俄国在胶州湾问题上的决策，但对清政府的对俄外交没有涉及。此外，一些中俄关系史的专著中也多涉及德、俄对胶州湾的决策，但对清政府的对俄外交一般涉及不多，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沙俄侵华史》第4卷(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鲍里斯·罗曼诺夫著《俄国在满洲(1892-1906年)》(陶文钊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等。 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18)，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6、208、210、215页。 ④《军机处寄山东巡抚东秉衡电旨》，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1897年11月16日)，青岛市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胶州湾事件档案史料汇编》(上)，青岛：青岛出版社，2011年，第81页。 ⑤《翁同龢日记》第6册，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陈义杰整理，北京：中书华局，1998年，第3058—3059页。 ⑥《军机处寄山东巡抚李秉衡电旨》，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1897年11月17日)，青岛市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胶州湾事件档案史料汇编》(上)，第83页。 ⑦《驻北京代办巴夫洛夫致外交大臣穆拉维夫急件》，1897年11月1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七日)，《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张蓉初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87页。 ⑧《德帝国首相何亨洛致外交大臣穆拉维夫函》，1897年8月10日(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十三日)，《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83—84页。 ⑨《尼古拉二世致外交大臣穆拉维夫伯爵电》(该电的内容即威廉二世的来电——引者注)，1897年11月7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三日)，《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88页。 ⑩《尼古拉二世致威廉二世电》，1897年11月7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三日)，《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89页。 (11)Зaхвaт Γepмaниeй Киao-Чao в 1897 г.//Кpaсный apхив 1938.T.2.C.36.该条史料由辽宁师范大学的张丽教授提供，特此感谢。 (12)《驻北京代办巴夫洛夫致外交大臣穆拉维夫急件》，1897年11月1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七日)，《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87页。 (13)《外交大臣穆拉维夫伯爵致驻北京代办巴夫洛夫密电》，1897年11月8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四日)，《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92页。 (14)《外交大臣穆拉维夫致柏林代办巴伦伯爵电》注3，1897年11月9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五日)，《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93页。此外，11月8日，穆拉维约夫在给巴伦的另一封电报中也强调了“优先权”，称：“……同时已命令在太平洋上的我国海军提督，如果德国舰队开入胶州时，就派我国舰队到此一港口去，因为由一八九五年起我们在该处有停泊优先权。”(《外交大臣穆拉维夫致驻柏林代办巴伦电》，《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91页。) (15)对此，德驻圣彼得堡代办在电报中，说：“默兰维夫伯爵说：‘关于俄国对胶州湾的权利，他除从中国获得自一八九五至一八九六年间暂用该港的权利外，也曾获得投锚优先权’；也就是获得这样的诺言：即使该海港一旦让渡给外国，无论如何俄国也保证有优先权。为保证这个权利，已对俄国东亚舰队总司令下令，只要德船进港，也就立即派俄船到该处。”见《外交副大臣罗登汉男爵奏威廉二世电》，1897年11月10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六日)，《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孙瑞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151—152页。 (16)俄财政大臣维特认为，俄皇之所以没有拒绝德皇有关胶州湾的提问，是“因为德皇是贵宾，所以不便断然拒绝他，不过这件事使他很不愉快”。(谢·尤·维特：《维特档案——访问记笔记》第1卷上，李晶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578页)维特的这一解释似有为俄皇开脱之嫌。事实上，俄皇决不会因为德皇贵宾的身份而牺牲国家利益，这从俄皇后面的反应中也可见及(见后文)。 (17)《驻北京代办巴夫洛夫致外交大臣穆拉维夫电》，1897年11月12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八日)，《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95页。 (18)《驻北京代办巴夫洛夫致外交大臣穆拉维夫伯爵电》，1897年11月16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02—103页。 (19)《翁同龢日记》第6册，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第3059页。 (20)《翁同龢日记》第6册，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六日，第3060页。 (21)《驻北京代办巴夫洛夫致外交大臣穆拉维夫急件》，1897年11月24日(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13—114页。 (22)该札系翁万戈先生提供，原文未署名。转引自孔祥吉：《胶州湾危机与维新运动的兴起》，《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第29页。 (23)《驻北京代办巴夫洛夫致外交大臣穆拉维夫急件》，1897年11月24日(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12—113页。 (24)《海军代理大臣特尔督夫致外交大臣穆拉维夫函》，1897年11月17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03—104页。 (25)《外交大臣穆拉维夫致驻北京代办巴夫洛夫电》，1897年11月18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04页。 (26)《外交大臣布洛夫的记录》，1897年11月30日(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七日)，《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182页。 (27)《驻柏林大使奥斯登·沙根致外交大臣穆拉维夫电》，1897年11月15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01页。 (28)外交大臣在电报中如是说：“皇帝对其致威廉皇帝私人的非常清楚的电报所受到的解释极为惊讶。……当陛下说：‘基于中国政府的宣言，我们应该认胶州湾是对外国海军封锁的’，他并没有就此表示放弃对该湾的兴趣。由于我们于一八九五年就获得该港的投锚优先权，所以当外国船只进入胶州时，我们就不能放弃该港；尤其因为，正象我们在彼得霍甫所已经说过的，暂时俄国在那边还没有任何海港。我们的主上令您把上述观点转给威廉皇帝。”《俄国外交大臣默兰维夫伯爵致俄国驻柏林大使奥斯登萨根伯爵电》，1897年11月16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167页。 (29)《帝国首相何伦洛熙公爵奏威廉二世手稿》，1897年11月18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168—169页。 (30)穆拉维约夫后来上奏俄皇时，也曾说：“无论如何，山东的既成事实使我们对于德国在此一海岸所追求的目的已毫无意义，由于业已造成的情况，目下我们已不宜派遣我国舰队前去胶州。”《外交大臣上沙皇奏》，1897年11月23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82页(原文将1897年11月23日误写为1897年11月11日——引者注)。他事后对维特解释放弃胶州湾的原因时，又说：“由于我国不慎已经同意德国采取这一措施，所以就不能对德施加影响了。”谢·尤·维特：《维特档案——访问记笔记》第1卷上，第596页。 (31)俄海军代理大臣曾说：“和平时期我们不需要胶州湾，假使甚至可能永远占领它，那么把它建立为我们的港口是不合式的，因为离海参崴既遥远，而且完全与俄国隔绝。”见《外交大臣上沙皇奏》，1897年11月23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82页。 (32)《外交大臣布洛夫致驻圣彼得堡大使拉度林公爵电》，1897年12月2日(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184页。 (33)《翁同龢日记》第6册，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第3060—3061页。 (34)《翁同龢日记》第6册，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十一月朔，第3061页。 (35)《出使俄国大臣杨儒致总署电》，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青岛市博物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选编(1897-1898)》，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67页。 (36)《出使俄国大臣杨儒致总署电》，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十日，青岛市博物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选编(1897-1898)》，第273页。 (37)《翁同龢日记》第6册，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第3065页。 (38)《胶澳专档》，光绪二十三年-民国元年，台北：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1981年，第180页。 (39)《寄柏林许使》，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辰刻，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26《电报六》，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88页。 (40)《附：许使来电》，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酉刻到，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26《电报六》，第389页。 (41)《致俄京吴王克托》，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午刻，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26《电报六》，第388页。 (42)《翁同龢日记》第6册，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十三日、十四日，第3065—3066页。 (43)《总署致出使俄国大臣杨儒电》，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青岛市博物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选编(1897-1898)》，第276页。 (44)《翁同龢日记》第6册，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第3067页。 (45)致翁同龢函，原件，原函未署名，翁万戈先生提供。转引自孔祥吉：《胶州湾危机与维新运动的兴起》，《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第30页。 (46)《俄署使巴布罗夫与李鸿章等会谈节略》，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十日，青岛市博物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选编(1897-1898)》，第162—163页。 (47)《外交大臣上沙皇奏》，1897年11月23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82、185页。 (48)谢·尤·维特：《维特档案——访问记笔记》第1卷上，第593页。 (49)关于维特与外交大臣在德占胶州湾与俄租旅、大问题上的分歧，参见张丽：《折冲樽俎——维特远东外交政策研究》，第117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沙俄侵华史》第4卷(上)，第62—64页。 (50)《翁同龢日记》第6册，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第3067页。 (51)致庆亲王函，原件(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翁万戈先生提供。转自孔祥吉：《胶州湾危机与维新运动的兴起》，《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第29—30页。 (52)《致翁叔平宫保》，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戌正，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36《信函八》，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61页。 (53)《寄直督王》，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戌刻，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26《电报六》，第398页。 (54)《翁同龢日记》第6册，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第3070页。 (55)《附宋宫保来电》，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酉刻到，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26《电报六》，第399页。 (56)《复宋宫保》，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复宋宫保》，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巳刻，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26《电报六》，第398、400页。 (57)《附许使来电》，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未刻到，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26《电报六》，第400页。 (58)《寄柏林许使》，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辰刻，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26《电报六》，第401页。 (59)《翁同龢日记》第6册，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三、初五日，第3073、3074页。 (60)《翁同龢日记》第6册，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第3075页。 (61)《驻圣彼得堡大使拉度林公爵致外部电》，1897年12月29日(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209—210页。 (62)《俄署使巴布罗夫与李鸿章等问答节略》，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青岛市博物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德占胶州湾史料选编(1897-1898)》，第178页。 (63)《外交大臣穆拉维夫致驻柏林、巴黎、伦敦及东京大使奥斯登·沙根、莫伦根、斯台尔及罗逊电》，1897年12月11日(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21页。 (64)电文称：“请接受我对于你的舰队抵达旅顺的贺忱。俄国与德国在黄海口可以说好象圣佐治与圣迈可在远东保卫神圣的十字架及亚洲的门户。我愿你能完全实现你常常对我揭示的计划；必要时，我决不吝我的同情与协助。”《威廉二世致俄皇尼古拉电手稿》，《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206页。 (65)《出使德国大臣许景澄致总署电》，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青岛市博物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选译(1897-1898)》，第332页。 (66)《翁同龢日记》第6册，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一日，第3098页。 (67)《寄王爵吴克托》，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三日辰刻，顾延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26《电报六》，第423—424页。 (68)《致彼得堡杨许使》，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九日未刻，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26《电报六》，第425页。 (69)《翁同龢日记》第6册，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日、二十三日，第3101页。 (70)《照录问答节略》，《许文肃公遗稿》(五)，卷九，函牍五，《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集部，第1564册，第629页。 (71)《翁同龢日记》第6册，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第3103页。 (72)《许文肃公遗稿》(五)，卷十，电报，《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564册，第645页。 (73)《翁同龢日记》第6册，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九日，第3103页。 (74)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19—520页。 (75)《翁同龢日记》第6册，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一日，第3104页。 (76)《翁同龢日记》第6册，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二日，第3104页。 (77)《驻圣彼得堡大使拉度林公爵上帝国首相何伦洛熙公爵电(译文)》，1898年3月13日(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230页。 (78)对于李鸿章的这一野心，俄巴使看得很清楚，曾在致俄外交大臣电中如是说：“李鸿章的目的是拟利用目下的机会重新恢复其在最近时期略为动摇的威信，并明白地证明他是如何的正确，他坚持应无条件地最密切地与俄国接近，在艰难的时候只有俄国才是中国政府唯一可以依靠的国家。”《驻北京代办巴夫洛夫致外交大臣穆拉维夫急件》，1897年11月24日(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12页。 (79)《翁同龢日记》第6册，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六日，第3100页。 (80)《翁同龢日记》第6册，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一日，第3104页。 (81)《翁同龢日记》第6册，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二日，第310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