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庚子年已过，肇始于一年前的新冠肺炎疫情依然没有停歇。几百年后的电子时代，疫情汹涌，天涯咫尺，见或不见，阴差阳错，竟也暗合了古风，更是不堪回首的切肤之痛。一些习以为常的惯性、习焉不察的常例都可能因之生变，而疫情下的春节是个不错的时间节点与观察样本。2020年3月始，新冠肺炎事件灾害民族志课题小组对医生、志愿者、患者、疑似感染者及家属、普通市民、海外留学生与华人等不同类型的人群共70多人展开采访，从中得以窥见疫情之下民众关于生命、生活观念的微妙变化。 庚子年的春节照例在“春运”人流中拉开了序幕。据学者黄景春介绍，明清时期的大运河上已出现过年前大塞船的景象，但“春运”一词正式进入大众的视野，始于1980年的《人民日报》，形象揭示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特别的春节景观。“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团圆守岁是早已根植于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精神世界的文化惯习。“聚散总有时，再见亦有期”，生活就这样在无奈与希望中交替、循环。如果不是疫情突发，庚子年春节也该是平常之一了，但疫情打破了惯例，打乱了节奏。因交通封锁或医学隔离，使得团圆或分离都变得不那么容易，“家庭”这一概念被前所未有地彰显和放大，迫使民众在时间的静止（全社会被按下暂停键）中重新理解、体会“团圆”的本质。 因返乡而滞留的群体对故乡“大家”有最深切的体认。2020年，因湖北全省封闭，封城、封村、封路，被迫滞留家乡的人除了获得空前的意外假期，还有了另外的特殊体验，如家风、孝道传承、家庭和谐、生命教育等方面—— 一位定居在河北石家庄的公司老总，携妻女回湖北后，与兄弟姐妹等几个小家庭一起滞留崇阳县近三个月，感受尤其深：“今年过年的感受有一点比较深，哪一年给你这么长时间？你自己愿意也不行，这是逼的（放了这么长的假）。这个时间长也有好处，平时的话说是过年，来回在路上跑，没有几天，我们做父母的50来岁的人这个感觉几十年也习惯了，但是对孩子们来说，第一，无形之中可以延长与家人和长辈相处的（时间），第二，可以了解村里面生活的艰难等很多问题，比如说种地、养鸡、上山砍柴等农活。一块菜地，看着简单，实际上让你真正去操作一把是非常累的，也很难，但这对他们成长、对（培养）家庭孝顺等观念非常有好处。如果没有这个疫情，咱们这一块的成长估计还得花很长（时间）。” 一位定居在广州的大学教授，携幼儿回乡过年后，滞留湖北蕲春2个多月，他表示：“城里小孩天天关在家里，长达一个月没有任何人玩，小孩要出问题。在隔离方面，乡村医疗没有城市来得方便，但是它相对安全，可以去门外去呼口气，到菜园扯扯菜，我教他认识菜，这是可以的。对小孩首先就是自然教育，而不是生化科技。我特别受用在乡野里面的时候，这让我感到很幸福，也是这一次疫情我能够熬下去的一个原因。这次事件确实让很多人真正地明白，生命到底是什么，金山银海又怎么样，如果一味追求物质，人类肯定是走错路了。如果你真实地感觉到每天早上起来是健康的，笑一笑，拍拍脑袋我还活着，这不是很幸福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指疫情）来得虽然很残酷，但是对中国人应该有教育。冲击之下，更觉得应该珍惜（家庭），几十岁的人，珍惜后半生的生活，好好地把家里头搞好。” 没有返乡但也被迫宅家过年的人，可能“因祸得福”，重新找到了“小家”的乐趣与价值—— 一位祖籍广东的北京市民表示：“从三口之家的小家来讲，我觉得是因祸得福了，因为从孩子大学开始这几年很少一家三口有这么一个高频的持续在一起，太太荒废了20年的厨艺重新捡起来，所以我觉得也挺好，无非就是少了一些社交。” 一位因武汉封城，女儿和公公婆婆被分割在同城另一个小区的湖北高校教师表示：“我也蛮喜欢这个春节的，排除掉疫情这些不好的、消极的方面，我觉得有更多的时间跟家人，还有跟孩子相处。以前我老公上班很忙，每天都是晚上才回来，家务事什么都是老人在做。前段时间（指2020年过年封城的期间）老人都不在，中间有四五十天的时间就是我和老公、儿子三个人在一起。‘爸爸’难得在家里，琢磨一下美食，做饭、陪孩子玩什么的。除了辅导孩子的学习问题，这段时间我们相处是非常融洽的。经历了这一次之后，就越发地觉得一定要珍惜当下，把自己手头该做的事情做好，对待家人、子女都要更好一些。” 家庭不是想象的共同体，空间也不是家的唯一安放，因为疫情无法返乡或同城却不能团聚的，也在分离中认识到“家人”的含义与彼此的价值—— 一位2020年春节前出国旅游，因返程航班取消被迫改道广东，并就地隔离、过年的武汉市民说道：“我跟妈妈说飞机被取消了，哭得特别惨，说完了我回不了家了。我妈当时说：‘其实你这样我松了一口气，你别哭，你现在回不来，我觉得开心了，起码我们家有人在外面是安全的。’回国后，我才知道那时我舅舅、舅妈都在发烧。” 一位因留校写毕业论文、赶上武汉封城无法回家的广州高校研究生，自称因为这场疫情反而治愈了她的“焦虑症”：“我其实是一个比较容易焦虑的人，担心毕业，担心工作，后来又特别担心家里。之前，我有点犹豫要不要回，但我妈非要我回家，还特别生气，因为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不回家过年的情况。武汉解封后，她反而劝我不要着急了。经过这个事情之后，对于一些事情还是稍微看开了一些，觉得生命挺脆弱的。” 另外一位武汉市民虽与父亲同住一城，因疫情无法团聚和前往照料，封城期间只能靠微信视频嘘寒问暖。事后得知与父亲一起生活的阿姨一度成为疑似患者，在困苦中坚强自救，并与老父相濡以沫，最终挺过难关。内疚之余，她对这位一直疏远的“家人”满怀感激与敬佩。 过年是维系人际关系的重要方式，“串亲戚”拜年自是必不可少的惯例，因为“禁足”，不能见面拜会，没有了鲜活的面对面的氛围，缺少生动的现场感，但也由此引发出一些意想不到的变化：有人为之庆幸，有人感到惋惜，共同之处是发现年原来还有另一种过法。 一位在广州工作却因回家过年滞留在湖北宜昌2个多月的理发师说：“我觉得今年这个春节最好，希望以后都这样过。没有人情往来多好，轻松了，还省了好多钱，以往总要迎来送往的。” 因武汉封城，女儿和公公婆婆被分割在同城另一个小区的那位湖北高校教师说道：“每回去亲戚家，就是在那里吃饭，他们打牌，我们还是一样带孩子，其实也没有什么意思，会觉得很累，今年一家都不用去了，觉得轻松很多。但是……又有一点点的遗憾，随着老一辈人离去，平辈之间的感情好像越来越淡了，这次因为封城又不能有这种走动了。” 一方面感叹“年味越来越淡”，另一方面又对传统过年的繁文缛节心生厌倦，觉得电子化抢红包、视频拜年别开生面，“我亦随人投数纸”，欲迎还拒的纠结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得以化解，竟有歪打正着的欢喜。研究灾害记忆的学者王晓葵在访谈中提到：“灾害常常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打破了人的日常性构造，你开始自觉地反思，马上会有一个冲动，要重新建构下一个生活，首先就是要恢复你原来的状态。所以，灾害常常提供一个反思的契机。灾疫可能会产生新的节日（形式）。”在网络时代，果然有了“世情嫌简不嫌虚”的生动注脚。 庚子年岁末，中国各地陆续出台“非必要不离境”“非必要不返乡”“非必要不入境”等规定，提倡就地过年。面对无妄之灾，民众理解聚集与抗疫的两难，也愿意付出迫不得已的牺牲，但正如阿斯曼指出的：一个家庭与其出生及埋葬的那片土地的久远的联系，在人类与乡土之间创造了一种亲情纽带，这与那地方任何迷人的景色或道德的环境毫无关联，这不是爱，而是一种本能。团圆是一种习俗传统，不仅是家人团聚，更是精神返乡，呵护这种朴素的情感是必要的。相比“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的中华典雅，“今天到处乱跑，明年坟头长草”“带病回乡不孝儿郎，传染爹娘丧尽天良”这样的标语所传递的蛮性十足，我们似乎更应警惕“硬核”抗疫带来的次生伤害。毕竟，“总把新桃换旧符”的老礼儿，蕴含着民族的勃勃生机啊。 （储冬爱 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广东省民协副主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