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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心理念：研究纲领及其硬核 几乎所有的科学哲学研究都认为学派的形成是以“共同的理论与方法”为前提的，但是，“共同”的界限在哪里？同一个学科，或者共用一套民俗学基础教材，这算不算拥有共同的理论与方法？如果算的话，那么，只要在民俗学科内讨论学派问题，就不必再强调理论与方法，因为大家都是一样的；如果不算的话，我们又该把界限划在哪里？ 事实上，今天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很少会在实际工作中死守着一套理论与方法，即便是研究领域专一如刘守华，也一再声称其转益多师：“吸取和改进芬兰学派以历史地理方法深入考察民间故事，对母题、类型解析的集中尝试、故事生活史的追寻及口头文学表演理论在故事学领域的实践等方面，交叉运用多种方法。”而同为实践民俗学者，除了吕微、户晓辉主要取法康德之外，其他学者都各有自己的西哲渊源。 既然是学派，当然首先得有不同于该学科其他同业者的“派”的学术标志，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来说，这种学术标志并不必然是一套完整的理论假设与实验方法，关键是特色鲜明，而又在学理上立得住。武林中不是只有少林武当这些高门大户才能称派，只要特色鲜明，峨嵋派也是派。 那么，确认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派标志是什么？是一套可持续操作的“科学研究纲领”。按英国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的定义，科学研究纲领包括硬核、保护带，以及作为方法论的启发法。 首先是硬核。硬核是共同体成员对研究旨趣的共同的自我约束，是研究纲领中不容置疑、不可动摇的部分，是一种兼具理性与信仰的学术执念。与科学研究纲领的硬核必须有一套“基本理论假设”不一样的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纲领的硬核既可以是（a）一套完整的理论假设，但也可以是（b）一种矢志奋斗的学术信念，或者（c）一个有独特研究范式操作的专门学术领域，总之，是标示其独特性的共同学术旨趣。硬核可以有调整但不可被动摇，一旦硬核被否定或公认为没有学术价值，也就意味着学派解体。而对于学派成员来说，一旦质疑其硬核，也就意味着脱离该学派。 比如，口头传统研究的硬核就是“回到声音”：口头传统从活形态的口头史诗起步，从声音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理解民众的文学活动，从声音的文学上发现诗学、建立诗学，“口头诗歌始于声音，口头诗学则回到声音”。而实践民俗学的硬核则是“一个有着自身内在的实践目的的民俗学”，吕微将之解释为：“其实也就是民自身内在的实践目的，而民自身内在的实践目的就是：成为自由的公民。”其核心研究范式为：“以认识普遍立法的自由意志的民俗‘法象’为诉求的纯粹实践理性的学术范式。”正是这些硬核，让学者们有了相同的思维起点和目标，通过相互激励、往复讨论，成果不断丰富，理论日趋完善。 其次是保护带。保护带是研究纲领的防护层，是硬核的辅助假设，相当于库恩（Kuhn）科学哲学概念中的常规研究。保护带具有灵活性和多样性的特征，既用来支撑硬核，也是硬核的具体落实和应用，它可以被反驳、被修正，甚至被部分放弃。 当研究纲领与经验观察发生矛盾时，学者们可以通过调整辅助假设来规避经验观察对硬核理念的直接冲击。以地理堪舆的民俗理论为例，形势派主要是通过地表特征来勘龙点穴，但是，形势理论常常遭遇期望失验，这时，就需要借助数理手段来进行弥补和修订，将三维形势空间拓展到四维理气空间，使之更具灵活性和解释力。形势是硬核，理气就是保护带。堪舆界有句老话“无形势不灵、无理气不验”，指的就是形势理论需要借助数理手段加以辅助调整。 一般来说，保护带的修正，主要是通过学派内部的论争得以实现的。没有内部的论争和修正，优者无以凸显，劣者无从淘汰，学派就会失去活力，丧失其在学科中的话语权。在一个学派的成长过程中，任何一项具体的研究成果，在得到学派成员的一致确认之前，都是辅助假设的保护带，是可以被质疑、被修正的。而保护带中得到共同体一致确认的部分，就会成为该学派的理论定理，或者填充到硬核当中，使硬核变得更充实更完整，或者成为硬核外部的分核，成为学派内部新理论的生长点，从而丰富和发展学派的理论体系。 再次是启发法。这是研究纲领的形成方法。“纲领由一些方法论规则构成：一些规则告诉我们要避免哪些研究道路（反面启发法），另一些告诉我们要寻求哪些道路（正面启发法）”。无论是正面启发还是反面启发，都是对于学派内部成员的约束方案。 所谓反面启发法，是一种禁止性的规定，警示其成员“切勿误入歧途”，以免危及硬核。比如，口头传统理论家泰德洛克《朝向口头诗学》通篇在于阐明哪些是无益于口头诗学建设的工作：“从排除常见错误现象这个立足点出发，他开篇就指出：若是从阅读荷马起步，则我们无法建立有效的口头诗学；从阅读由那些早期的民族学家和语言学家记录下来的文本起步，也不能建立有效的口头诗学；从惯常所见的对书写文本作结构分析起步，也无法建立有效的口头诗学。”同样，实践民俗学也明确反对认识论的民俗研究，其倡导者吕微就说：“作为认识论的民俗学只能视民俗为社会现象甚至自然现象，以认识其中的社会规律甚至自然规律，进而认识民在社会规律甚至自然规律中外在于民自身内在目的的他律存在条件，用理论民俗学的认识论话语来说，就是通过俗来认识民。其结果是，如果我们研究的民只是服从社会规律乃至自然规律的他律的客体，那么民就不再是自律的自由主体，随之，民自身内在的自由目的、自律目的，也就烟消云散了。”正是基于这一反面启发法，所谓科学主义、实证研究，都是受到实践民俗学旗帜鲜明反对的。 所谓正面启发法，则是一种鼓励性的规定，号召其成员“行此金光大道”，以进一步筑牢、完善其保护带，增强研究纲领的学术竞争力。这种启发法可以是方法论的，也可以是目的论的。比如，口头诗学是从方法论上指导学者们使用程式、典型场景、故事范型等结构性层次，以分析和确立口头叙事的故事构造规则是如何形成并发生作用。而实践民俗学则是从目的论上为民俗研究指明方向，吕微说：“有了对人自身的自由权利与道德能力的自由信仰在先，当我们说到人的其他信仰例如民俗、民间信仰的时候，我们才有充分的理由坚持说，民俗、民间信仰也自有它天赋的自由权利。于是，我们民俗学根据自身内在的实践目的论应该且能够做的事情，就不再仅仅是教育民如何俗、教育民间如何信仰；我们只是先验地阐明，民有俗的自由权利、民间有信仰的自由权利。” 拉卡托斯认为，理论科学是相对自主的，正面启发法通常既不顾忌经验事实的反例，也不顾及同行的反驳，“把反常现象列举出来，但放置一边而不管它们，希望到了一定的时候，它们会变成对纲领的证认”。吕微正是这么做的，他坚定地相信实践民俗学的理论正确性，从不顾忌“实践民俗学难以转化为民俗学实践”的质疑，甚至自豪地声称：“我为此再多死多少脑细胞也无悔，以无愧于独立之学术、自由之精神。” 四、核心人物：擅长学术经营的学派领袖 学派与党派不一样，不必有执政党、反对党、在野党，但是，每一个学派都一定会有学术领袖或核心学者。“凡属郑重的学派，总是先有一位或几位学者，在某一门或一系列学科的研究中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进行了反复的严肃的论证，从而提出了不同于众的精辟见解，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学术体系和独特风格，在一定的时代条件下和学术范围内给人们以启迪，因此吸引和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后来者，赢得了他们的崇奉和支持，再经过他们的不断补充、匡正、加深、加细，蔚然而成独树一帜的学派”。学术领袖也即学术组织者，可以是学科带头人、项目负责人、学术活动家、会议召集人、专栏主持人。但是，学派对其领袖的要求会更高，学派领袖不仅要具备学术领袖的社会地位，还必须有独到的理论思想。学派有异于行业学会，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社会组织，学派是思想、风格、理念的聚合，是一个开放的思想磁场，学派领袖如果没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就无以凝聚学派成员，无法为学派成员解惑答疑，指引方向。 学派领袖的个人品德在学派建设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科学史上几乎找不到一个才高八斗却品格低劣的学派领袖。学派领袖是精神领袖，他必须且只能依靠其充满魅力的学术思想和个人品德（而不是行政职务或导师身份）团结一批科学工作者为一个共同的学术目标而奋斗。一个吹毛求疵、专注个人名利、热衷个人宣传、缺乏服务精神的“学科带头人”是很难得到周围学者拥戴的。几乎所有的科学史在论及学派领袖品德的时候，都会以伟大的实验物理学家卢瑟福为例：“卢瑟福是那么的关心帮助学生，尊重个性发展，即使是一个平凡的人，在这里学习研究几年，也会找到自己的科研目标，并成长为一流的科学家。”以致于他的学生、量子物理学家玻尔称之为“我的第二个父亲”。玻尔继承了他的高贵品质，创立了著名的哥本哈根学派。 学派领袖必须擅长学术经营。杜正胜在评论现代史学“重建派”的建设时说：“傅斯年先生深切体会到现代学术不容易由个人作孤立的研究，要靠团体寻材料，大家互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订正，要集众工作才易收效，故创办了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和维护一个学术共同体是学派建设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无论这个共同体是实体的学术机构还是学术理念的精神聚合。一个处于成长期的学派，学派领袖为了吸引年轻博士的加入，往往会在各种讲座和会议上介绍、称赞、推荐同派学者，在学术论文中大量引证、阐释同派学者的学术成果，营造一个共同体的良好氛围。 在这一点上，吕微是做得最好的第三代民俗学者。吕微酷爱西方哲学，数十年的比较阅读之后，他最终选择了康德哲学，最初是小范围内开设了康德哲学读书班，后来又坚持不懈地应用康德哲学进行民俗研究。吕微不仅勤奋于哲学阅读，还特别关注新近学术成果，尤其擅长发现同行的学术优点，从康德哲学的角度对同行的学术成果进行理论提升和重新阐释。吕微特别注重“学术对话”，他的每一次富于激情的演讲、每一篇长篇大论的宏文，都会点面结合地反复引证同行学术成果，尤其是引证高丙中、户晓辉的学术成果。随着实践民俗学队伍的扩大，吕微反复引证的学者名单也在不断扩充。吕微的理论提升让那些被点名的学者感动，也让许多年轻学者感到佩服，许多原本处于学界边缘的年轻学者都是在吕微的提点和引导下，逐渐地被吸引到实践民俗学的阵营当中。 相比之下，第二代民俗学者大部分都没有培育学派的意识。以理论素养最为深厚的刘魁立为例，他是第二代民俗学者最重要的学术领袖，学术演讲机会特别多，但他几乎从不在这样的场合公开评议同行的学术成就，很少鼓励，更不会批评，“不谈学术是非”。他的论文也曲高和寡，很少引证同代学者的学术成果。这种孤傲的学风使他的杰出成果长期得不到学界应有的重视与呼应，更遑论模仿与追随。其故事学代表作《民间叙事的生命树——浙江当代“狗耕田”故事情节类型的形态结构分析》发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得不到任何回应，直到他的几个学生在学界站稳脚跟，反复推介之后，才逐渐奠定了该成果在中国民俗学史上的经典地位。 另一位学术领袖乌丙安的风格则与刘魁立完全相反。他的弟子数量和成才率在民俗学界可谓仅次于钟敬文，他特别擅长夸奖和扶植后辈学者，十分注意照顾同仁、奖掖后进，令人热血沸腾。可惜的是，乌丙安的理论源泉主要继承自钟敬文，他没有在理论和方法上做出革命性的突破，也没有建构新的研究纲领，所以，团结在乌丙安麾下的学术队伍虽然庞大，但依然无法构成学派。 学术领域有一些独行侠，以其精湛的学术操作，可能会赢得众多“粉丝”（fans），成为学术偶像。但是，偶像若无学派意识，再多的粉丝也只是一盘散沙，他们就像一群观戏的影迷，只是远远欣赏，叫好，并不参与偶像的学术游戏。刘宗迪是民俗学界公认粉丝最多的学者，可是刘宗迪并没有一套适合粉丝效仿的研究范式，他甚至在多次会议中公开声称论文有三不写：“第一，别人写过的他不写；第二，别人虽没写过，但能写得和他一样好的，他不写；第三，没有智力含量和挑战性的，他不写。”这种高冷学风无异于在学派建设上“自绝于粉丝”。 大凡学派领袖都很注重扶持、奖掖自己的学术追随者。一方面适当地提出些研究方向的建议，组织专题、派发任务；一方面积极地为他们联系出版或发表，推介其成果、褒扬其成绩，甚至关心其生活，推荐合适的工作岗位。学派领袖总是会努力地利用自己的学术影响力，为追随者们创造尽可能好的学术条件，充分激发他们的学术创造力。与此相应，普通学者拥护一些与自己研究范式相近的学术权威，抬高其身价，本质上也是对自己观点和范式的肯定。普通学者对权威学者的引述，以及与权威学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有利于加大普通学者的话语力量，以便在资源分配中获得更加有利的位置。 五、自觉的共同体意识：共同理念的生成基础 所有的共同体概念都是相对的、分层级的。“科学家共同体”最早被英国科学社会学家波兰尼提出的时候，指的是所有科学研究工作者所组成的具有共同信念、遵守共同规范、具有科学自治意识的社会群体。可是，这一概念在半个多世纪的知识变迁中，越来越倾向于收缩到更小的学术领域，如今常常被用在同一学科，甚至同一学派。 学派形成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自觉的共同体意识”。这是一种学派意识和共同理念的习得过程，学者们为了更好地融入一个学术共同体，会自觉地养成一系列相近的观察社会、理解社会的基本观点和角度。 在物理学上，一个系统往往同时存在多个共振频率，当受到一个外界激励时，系统会自动选择一个相应的共振频率随之振动。学术共同体也一样，除了共同的研究纲领，还有其他许多共同理念。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这些理念可能包括相近的政治观点、社会理想，甚至相似的治学风格、相同的体育爱好、共同厌恶的某类行为或某个公众人物，等等。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学派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具有拟亲情的特点”。但这种共同理念并不是在学派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而是在学派成员的互动交流过程中，因自觉的共同体意识而逐渐形成的。此类共同理念的生成途径主要有六点：1.师承关系，这是最直接、最明确的生成途径，主要来自导师的言传身教。在学术界我们常常看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现象，如果一个导师特别擅长拿项目、争课题，其门下弟子多半也会精于此道；如果导师是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其门下弟子就很难是个自由主义者。2.学术成果的相互引证和相互阐释，这是最有效的跨时空学术对话。“为什么越是年轻学者越爱批判权威学者？因为他仔细阅读了权威学者的著作；而他之所以这样做，又是因为他尊重权威学者及其观点”。无论批评、对话还是引证，其前提都是阅读和理解，否则不会有商榷的冲动。吕微就特别擅长发现别人学术成果中的优点和闪光点，而且总是能把这些闪光点往实践民俗学的理路上靠。那些被他引证并阐释出来的学术意义，有些是别人论文中未曾说透，或未曾表达的意思，有些甚至是别人论文没想讨论的问题。北京大学教授陈泳超就曾多次说到，吕微从他的书里看到的那些东西，其实并不是他想讨论的，但吕微那么分析，他也觉得很有道理。对于那些学术理念尚未成型的青年学者来说，觉得有道理就会有认同，反复强化的认同，就会逐渐生成相近的学术理念。3.开设学术专栏，组织学术专栏是培育青年学者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在民俗学界，朝戈金、巴莫曲布嫫、吕微、高丙中、张士闪、安德明、杨利慧、赵宗福、陈泳超等人都擅长组织学术专栏，为相近学术理念的青年学者提供发表平台。朝戈金就在《西北民族研究》史诗学“开栏语”中“热烈欢迎国内外史诗研究者和平行学科的学者的加盟和支持”。青年学者一旦秉持这一学术理念、使用这一研究方法踏入这一研究领域，很可能在后续的研究工作中沿袭这一学术进路继续向前推进，从而成为该学派的一分子。4.专题的学术会议或讲习班，学术领袖通过对同领域学术成果的阅读海选，会大致圈定一个“统战对象”专家库。时机成熟的时候，学术领袖就会调动手中的学术资源，召开具有学派性质的专题研讨会。会议主办者广撒英雄帖的同时，还会定向邀请那些“统战对象”一起共襄盛举。会议邀请函上的会议主题、宗旨、议题，以及主办者特别选定的会议总结人对会议宗旨的阐释与强调，每个步骤都是对共同理念的一次宣教与强化。事实上，所有以实践民俗学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都会由吕微做大会总结。而在口头传统领域，“为召集全球范围内不同学科及研究领域的学者共同研讨当前史诗研究中的前沿问题，民文所继举办两届‘国际史诗工作站’之后，创办了长线发展的口头传统研究跨学科专业集训项目‘IEL国际史诗学与口头传统研究系列讲习班’……在学位教育、学术交流及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预期效果”。5.项目合作，在西方科学界，学者通过共同的研究项目来习得相近的共同理念是很常见的现象，但在中国学界，许多项目合作者其实只是在课题申报时挂名友情出演，并不参与项目执行，因而能够经由项目合作而习得共同理念的，多数仍然体现为实际参与项目的师徒关系，或同事关系。6.虚拟的日常交流平台，对于科学家来说，科研团队的合作需要密切的相互配合，但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个体之间的独立性显得更强一些。但这并不意味着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学派成员的互动关系就会减弱；相反，其共同理念不仅不会止步于学术范畴，还会因为更加广泛的兴趣爱好和社会关注，延伸到政治、经济及文化的方方面面。 通讯技术的发展为学派的建立提供了更加便利的交流平台，微信群使学者之间的思想沟通变得更加频密。几乎每一个学派，都会有一两个微信群。但是，大家很少在微信群中讨论严肃的学术问题，因为学术问题需要精密的思考、严谨的文字，而微信聊天更多的是即兴的想法和简洁的表述。那些未经深思熟虑的粗糙的辩论很容易造成误解、产生裂痕，讨论学术问题是有风险的。所以，一个活跃的微信群，其“求同存异”功能总是大于“辨章学术”功能，学者们发言的时候，会最大限度地考虑到什么样的观点能够得到多数人的认同，利用本学科或本学派最具共识性的理论和方法评论社会文化热点，是这种微信群最常见的话题，剩下的就是插科打诨，融洽气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