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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宫元旦筵宴，无论是宴会的礼仪典制，还是筵宴的举行与否，入关前后存在明显的差别。入关前的元旦筵宴，其政治目的非常明确，不轻易取消。入关初期的元旦筵宴经历了过渡时期，一方面仍然保留着入关前的一些习惯、另一方面通过确立宴会礼仪树立皇帝的绝对威严。典制具备的清宫元旦筵宴弥漫着皇权至上的气氛。 关键词：入关前后；清宫典制；元旦宴筵 一 纵观清宫元旦筵宴，入关前后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本文试图对举行元旦筵宴的时间、地点、参宴人物、筵宴的筹备、筵宴的程序以及筵席情况和停办元旦筵宴的原因等方面进行考察，阐述清代统治者举办元旦筵宴的目的不仅仅是体验新年的欢乐气氛，更为了进一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确立和保证君权至上的封建道德观念。 清宫元旦筵宴的举行时间、地点、参宴人员是筵宴的关键因素。参宴人员在宴席上所应遵循的礼仪的变化，反映着清代宫廷秩序的封建化程度、君权的权威性在宫廷中逐步绝对化的过程。 时间 从努尔哈赤的后金时期元旦汗在宫中赐宴开始，清宫元旦筵宴基本上是在中午进行。天命九年（1624）新年：“至巳时出宴于八角殿，未时散”[2]；崇德元年（1636）：“辰刻，汗御殿，备陈百戏。大宴毕，申刻，汗入宫”[3]。在《沈阳状启》的记录中，朝鲜王世子入宫参加元旦庆贺活动后返回馆舍的时候，一般是在“日没”“日幕”时刻[4]，即申刻、下午四点左右。这里没有具体的设宴时间，从上午十时开始到下午二时或上午八时到下午四时为止的庆祝活动中，筵宴应该在午刻左右开始。但偶尔也有不在中午开始的时候，如崇德六年（1641）“正月初一日，……，向晚复会大衙门，行宴礼，而世子、大君皆入殿内参宴为白谴”[5]，也就是说，这一年的元旦筵宴大致是从申刻、即下午四点左右开始的，是在晚饭前开始的元旦筵宴，当属特例，不是普遍现象。入关前举办元旦筵宴的时间是约定俗成的事情，最初作为典制规定下来是在雍正四年（1724），“定元旦宴仪，是日巳刻，内外王、公、台吉等朝服集太和门，文武各官集午门”[6]，然后，午刻正式开始筵宴。从此以后的元旦筵宴，无论是太和殿的国宴还是乾清宫家宴，都非常严格地在午刻进行。 地点 天命七年（1622），后金刚入辽阳，东京城尚未建立，所以努尔哈赤居住在前明辽阳都司袁军门、袁应泰的衙门内，这一年的元旦筵宴是在此“衙门”里举办的。[7]而天命九年（1624）的元旦筵宴是在辽阳东京城皇宫的八角殿里举行[8]。后金迀都沈阳之后，整个皇太极时期元旦筵宴都是在大政殿前举办。虽然有在“笃恭殿”[9]“衙门”[10]“大衙门”[11]“大政殿”[12]等地举办的不同记录，但这指的都是盛京皇宫的大政殿[13]。入关后元旦筵宴基本上是国宴在太和殿、家宴在乾清宫举办。 参宴人员 因入关前后时代的差别以及国宴、家宴的区别，参加清宫元旦筵宴的人员成分发生变化。在努尔哈赤时期，后金国的主人们对“国”与“家”的概念很模糊，家宴和国宴没有区分。天命七年（1622）的新年，努尔哈赤在“集诸贝勒、诸大臣、尼堪、朝鲜的官员等、蒙古的诸贝勒”和蒙古的喇嘛[14]等人员举办元旦筵宴的时候，努尔哈赤的福晋们和其他一些家人也参加筵宴。 皇太极登极后，进行了深入的国家建设，完成了从部落到国家的过程。筵宴礼仪制度也与其它典章制度一起被确立。天聪六年新年，皇太极在举行家宴时“命贝勒……往召大贝勒代善、命……往召贝勒莽古尔泰。既至，上迎之宫门外，逊雨贝勒先进。上御座时，让代善居中，代善以越分，辞，请上中坐。上曰：出殿而坐，朝仪也；兹居宫中，行家庭礼，兄当中来……中宫及众妃以元旦礼拜代善……上曰：我一家主人也，拜兄之时，不宜同坐”[15]。这样，后金在元旦筵宴第一次将“殿”与“宫”分开、第一次有了国宴与家宴的概念。当时，皇帝与贝勒、大臣之间在国宴与家宴应遵循的礼节是有区别的，即在国宴遵“朝仪”，确立了皇帝的最高地位；但在家宴皇帝与臣之间也要“行家庭礼”，皇帝要以“兄礼”待代善等其它四大贝勒。后妃和其他没有官爵的家人不再参加大政殿的元旦皇帝赐筵。入关后的家宴也行家人礼，“循长幼为坐次”，但这“长幼”指的是除了皇帝之外的宗室、王公之间，大家对皇帝是要绝对尊敬，皇帝在任何时候都是至高无上的。即使是权倾朝野的多尔衮在元旦筵宴上，对顺治皇帝要行三叩九拜礼。 二 清代宫廷元旦筵宴制度的最终形成是在乾隆年间（1736～1795）。 从乾隆十五年（1750）以后，清朝对元旦举办太和殿国宴与乾清宫家宴有严格的规定。太和殿国宴“每遇十年国庆”或“恭逢圣寿正庆之年”举办，其他年份举办乾清宫家宴。 筹备 元旦太和殿国宴，由内务府和光禄寺共同承办，并由诸王、大臣捐纳宴席所需之物，乾清宫家宴由内务府单独承办。临近新年，太和殿国宴由“礼部疏请举行宴礼，简派进爵大臣。既得旨，乃编布诸司公备。届日，尚茶庀茶，尚膳庀御馔，王以下、入八分公以上进馔筵牲酒，光禄寺具酒宴”[16]；乾清宫家宴由“宫殿监预期奏闻。既承旨，饬诸司供备”[17]筹办元旦太和殿国宴筵席上的食物，继承入关前习惯，初期由八旗的诸王和贝勒全部承担，后来由内务府、光禄寺以及入八分公以上诸王共同承担。这种捐纳宴席的习俗，说明了清初八旗制度对宫廷典章制度的影响。 规模 清宫元旦筵宴的规模没有定制，从几十桌到几百桌甚至几千桌不等。努尔哈赤天命七年（1622）有“摆百桌”的记录[18]。皇太极天聪六年，有“是宴也，每旗各设席十，……总兵官职诸员设席二十，……共一百席”[19]的记录。 据《盛京吏户礼兵四部文》档案记录统计，入关前宴席标准是：“圣汗”赐宴一桌宴席一瓶酒；礼部设宴二桌宴席一瓶酒；“七家”请客三桌宴席一瓶酒，而且每一桌宴席四人参宴[20]。以此类推，入关前元旦筵宴参加人数比较多的时候为四百人左右。一般情况下，入关后太和殿国宴的情况大致也如顺治三年（1646）正月初一日“以元旦礼，备茶三桶、酒五十瓶、土产酒一百五十瓶、杀鹿五十只、牛十头、羊百只筵宴。”共二百瓶酒[21]，即二百桌宴席。入关后宫廷宴席每一桌为二人，如此类推参加宴会人数应该为四百人。元旦乾清宫家宴的参加人数一般比太和殿国宴的人数要少一些，在一百至二百人左右。所以，又称乾清宫家宴为“曲宴宗室宴”[22]。 食品 宴席上的食物变化，是清宫元旦筵宴在入关前后发生的主要变化之一。筵宴上的食物包括主食、副食、酒、茶、果品。主食，无论入关前后，都以满族的传统食品各种“饽饽”为主。副食，在入关前以食肉为主，尤其是狍、鹿、“公野猪”等野兽肉是当时元旦筵席的特色。入关后，食物趋于丰富。康熙年间定：改“燔炙为肴羹”[23]，菜肴的加工方式发生了变化。主副食之外，宴席上还需要茶和酒。在入关前，饮茶是在正式的筵宴开始之前。饮茶之后，皇帝有时返回宫内休息一会儿，然后再“出殿御宴”。入关后的饮茶，是筵宴过程中的一部分，即以进茶、进酒、赐果、赐馔（主、副食）的顺序进行筵宴[24]。清宫元旦筵宴上饮用的茶水是奶茶。 器皿 关于入关前元旦宴席上使用的器皿，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从当时后金国中使用的器皿上分析，汗使用的应该是金、银、瓷器，诸王使用的是瓷器。入关后元旦太和殿筵宴，“内务府掌仪司设坫案于幕次，尊、爵、金卮、壶、餐具”[25]。美食美器，是封建统治阶级显示其至高无上地位的手段之一。太和殿筵宴中君与臣、臣与臣使用的餐具有严格的等级差别。乾清宫筵宴时，除了帝后，其它人的食器相同。康熙二十三年（1684），有元旦筵宴“去银器”的记录[26]。之后，元旦筵宴中皇帝用的餐具为金、镀金和瓷器，大臣们用的是铜、锡、瓷器。 三 清代，为了迎接新年，民间在除夕夜竖灯笼杆，高悬红灯，由除夕至初六，夜夜不息。清代宫廷里，从“岁十二月朔”皇帝即已开始书“福”字悬内宫、赐给大臣。清代皇帝颁赐“福”字的习俗，开始于康熙年间，“至雍正年间，遂着为恩例”[27]；“岁十二月二十四日，总官内务府大臣率员役由乾清门舆灯杆进，安设天灯于丹陛下左右，安设万寿灯于丹陛上左右”[28]而且，百姓人家为了迎接新年，大人、小孩有做新衣裳的习俗。入关前，皇帝（汗）向重臣和前来献新年礼物的外藩王公赐新蟒袍，让其在元旦穿着[29]。入关前后始终不变的是元旦前夕外藩向宫廷献新年礼物，他们的到来往往给清宫元旦增添不少喜庆气氛。 程序 入关前，在努尔哈赤时期程序比较简单：卯时诣堂庙，后来又加“叩拜神主”，然后努尔哈赤升殿受贺，这些元旦礼仪结束之后，接着筵宴开始。天聪年间，皇太极在开始筵宴之前“以兄礼”幸代善、莽古尔泰、哈达公主等第行拜礼，留下了鲜明的时代特征[30]。然而，进入崇德年间开始取消了这一礼节。入关初年，皇帝在元旦清晨，先诣堂子，接着还宫拜神，然后依次诣太皇太后宫、皇太后宫行礼。完毕，皇帝御太和殿受贺，之后筵宴正式开始。乾隆初年开始，元旦礼仪比较公式化。先是“上诣奉先殿行礼”“诣堂子行礼”，接下来皇帝率王以下诸臣庆贺皇太后、皇帝御太和殿受贺，然后，还要诣大高殿、寿皇殿行礼。最后，如果是国宴皇帝御太和殿“赐王贝勒、贝子、公、文武大臣官员、蒙古外藩、朝鲜和琉球国使臣宴”；如果是家宴皇帝御乾清宫，赐“皇子、皇孙、亲王等宴”。 元旦早晨，内务府、礼部、乐部、光禄寺，各行其事，将御筵、大臣宴席、中和韶乐和丹陛大乐、百戏等安置妥当。筵宴开始，皇上在中和韶乐声中升入太和殿。筵宴的第一个程序, 是在丹陛清乐的伴奏下向皇上进茶。然后是不断的跪、拜行礼及丹陛乐伴奏下，开始上酒、果、馔等，每次都是先进皇上、后赐群臣。 舞乐 自古“钟鸣鼎食”，以显示就餐者的高贵身分。清宫元旦筵宴中自始自终伴随着各种音乐。太和殿筵宴，是日“乐部设中和韶乐于太和殿檐下、丹陛大乐于太和门内，茄吹、队舞和杂技、百戏于殿外东隅。”[31]这种典制，起源于入关前的“备陈百戏”。入关前的乐舞，形式非常生动、活跃。崇德四年（1639）元旦出演的“百戏”内容，包括：于木头上打筋斗、于地上打筋斗、骑木马、歌唱、作瓦尔喀舞、弹满洲三弦琵琶、吹箫、弹胡琴、扮大鬼脸、扮女鬼脸、踢缸、踏独绳、含刀、跳高、登梯作舞、执盘作舞、扮熊、扮猴、弹汉人三弦琵琶歌唱等[32]。以至于汉人梅勒章京张存仁曾经上奏对这种难登大雅之堂的表演提出过异议，他说：“元旦之辰，众人拜贺，大体所关，耍鬼脸、打筋斗等杂剧，非为汗者所戏者。臣亦知汗未曾好此，不过因蒙古所无者，聊以观之。宜于岁前二三日，设宴迎春，备陈各项杂剧，与蒙古人观之。至元旦之日，众臣拜贺毕仍照旧例，八旗设宴，止准唱戏，此亦君臣之太平之乐也。”[33]皇太极对此建议并未釆纳。因为，此时需要的除了皇上的体面与尊严之外，更需要的是与蒙古等藩属国之间的理解与亲近。入关后的节目形式比较文雅，虽然也有朝鲜、“藩部”的歌舞，但己没有了民间杂耍等取乐性节目。 四 《清太宗实录》中记有：“国制，每于除夕、元旦，备陈乐舞、设大宴”[34]，但是努尔哈赤时期并不是一开始就每年都举办元旦筵宴。后金天命年间（1616～1626）举办元旦筵宴的记录，有据可查的有三次，即天命七年（1622）、天命九年（1624）、天命十年（1625），也就是从天命末年开始举办元旦筵宴。后金至清，入关前清朝非常重视举办元旦筵宴，在一般情况下不轻易取消。入关后，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举办元旦筵宴的次数相对少。康熙、雍正年间经常取消元旦筵宴，康熙执政六十一年，共举办十五次；雍正执政十三年，只举办一次。乾隆朝以后基本上恢复到入关前状态，除了在皇帝出宫、圣躬违和以及避痘、国丧、日蚀、祈谷等特殊情况外，基本举办元旦筵宴。 国丧“三年之丧，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无贵贱一也”[35]。“三年之丧”，指的是二十七个月。清代除了努尔哈赤是因为建国、嘉庆皇帝是因为乾隆皇帝当了太上皇帝而登极之外, 其它皇帝的登极是继皇考的崩逝，所以新帝即位之初国丧期间的元旦是“不升殿受贺”“免行庆贺礼”或御殿受朝也是“乐设而不作、不宣表”，元旦筵宴自然停办。有清一代除了皇帝，只有皇太极的孝庄文皇后由其皇孙康熙皇帝“……定制服三年丧，不忍以日异月”定丧期为二十七个月外，皇后丧期为一年，即九个月，其间遇新年要停止筵宴。另外，光绪皇帝的本生父、本生母去世后的光绪十七年（1891）与二十三年（1897）均停止元旦赐宴。多尔衮是清代唯一一位生前享有皇父摄政王称号的亲王，由于他在清王朝的特殊地位，他与福晋的丧仪依照国丧，他们死后的来年——顺治七年（1650）与八年（1651）的新年，由于在丧期内，所以这两年的元旦取消了筵宴。 皇帝出宫，清入关前，由于皇帝出宫停止举办元旦筵宴的记录有两次，第一次是天聪四年（1630）元旦，皇太极正率军赴山海关与明作战；第二次是崇德二年元旦。皇太极亲率十万大军攻入朝鲜，是日正逗留于朝鲜汉城附近的军幄中，没能举办筵宴。入关后，因皇帝不在宫内而取消元旦筵宴的记录有：顺治十五年（1658），因为皇帝在南苑而取消元旦筵宴；咸丰十一年（1860）元旦，咸丰皇帝“恭值驻跸热河,……，停止筵宴”；光绪二十七年（1901），由于八国联军侵入，中国大清国的朝庭不得不躲避到西安，二十六年（1900）十二月，慈禧下旨：“现在驻跸长安，本年万寿及明年元旦，应行礼节，均经停止。本年除夕辞岁礼节，亦着停止”[36]。 避痘 入关前，在避痘期间宫中仍然举办元旦庆贺活动，也设立宴席，但是包括皇帝在内未出过痘的人要回避或限制人员出席。崇德三年（1638）正月初一，“时因国中出痘者多，上戒之，未御大政殿。上仍命熟身之王、贝勒、贝子等率众于大政殿作诸种耍戏，设大宴毕，皆行一跪三叩礼”[37]。最大限度减少未出痘人群中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而入关后则为了避痘经常取消元旦筵宴，如：顺治六年（1649）、九年（1652）、十三年（1656）等。 圣躬违和 清代皇帝偶尔也因为健康状况不佳而影响举办元旦筵宴。崇德八年，简单进行元旦筵宴是因为皇太极的健康原因所致[38]。入关后，乾隆五年因乾隆皇帝身染风寒停止过元旦筵宴[39]。 日蚀 康熙二十九年（1690），康熙皇帝曾经下谕：“自昔帝王敬天勤民，凡遇垂象示儆，必实修人事以答天戒顷钦天监奏，推算日食，当在三十一年正月朔日。夫日食为天象之变，且又见于岁首，朕兢惕靡宁，力图修有，大小臣工务精白乃心各尽职业，以称朕钦承昭格至意其元旦行礼筵宴，着停止”。[40]清代统治者对日蚀、月蚀等自然现象冠以神的意念，每遇日蚀停止元旦行礼、筵宴，这种记录经常可以见到，如：乾隆五十一年（1786）、乾隆五十八年（1793）、乾隆六十年（1795）、道光三十年（1850）等新年元旦也都“适值日食”“着行停止筵宴”。 祈谷 皇帝为祈求五谷丰收而进行的斋戒活动叫祈谷。清代，经常由于新年适逢祈谷斋期而延期“行元旦庆贺礼”。此时，取消元旦筵宴。 * 李淑贤：就职于沈阳故宫博物院。 [1] 本文原载于《满族研究》2005年第1期。为学习交流，特转载此文，在此向作者鸣谢！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上），第570页。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下），第1361页。 [4] 辽宁大学历史系：《沈阳状启》，第11、47页。 [5] 辽宁大学历史系：《沈阳状启》，第223页。 [6] 《清史稿》卷八十八，“志六十三·礼七·嘉礼一·大宴仪”中华书局，第2627页。 [7] 辽宁大学历史系：《重译满文老档》第1分册，第37页。 [8] 辽宁大学历史系：《重译满文老档》第3分册，第103页。 [9] 《清太宗实录》“崇德五年”“崇德六年”正月初一日均有记载。 [1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注：《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光明日报出版社，第49页。 [1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注：《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光明日报出版社，第130页。 [12] 季永海，刘景宪：《崇德三年满文档案译编》，辽沈书社，1998年。 [13] 铁玉钦：《盛京皇宫》，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第41页。 [14] 辽宁大学历史系：《重译满文老档》第1分册，第88页。 [15] 《清太宗实录》卷一，“天聪六年·壬申春正月·巳亥朔”，台湾华文书局。 [16] 《国朝宫史续编》卷四十，“典礼三十四·宴赉四·太和殿元会宴仪”，第318页。 [17] 《国朝宫史续编》卷三十七，“典礼三十一·宴赉一·乾清宫家宴仪”，第304页。 [18] 辽宁大学历史系：《重译满文老档》第1分册，第88页。 [1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下），“天聪六年·壬申正月初一日” 。 [2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4辑，中华书局，第110～136页。 [2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顺治三年初一日”，光明日报出版社。 [22] 昭琏：《啸亭杂录·续录》，卷一“曲宴宗室”，中华书局，1980年。 [23] 《清史稿》，卷八十八“志六十三·礼七·嘉礼一·大宴仪”，中华书局，第2627页。 [24] 《国朝宫史续编》，卷四十“典礼三十四·宴赉四·太和殿元会宴仪”，第318页。 [25] 《国朝宫史续编》，卷四十“典礼三十四·宴赉四·太和殿元会宴仪”，第318页。 [26] 《清史稿》，卷八十八“志六十三·礼七·嘉礼一·大宴仪”，中华书局，第2627页。 [27] 《国朝宫史续编》，卷四十六“宫规二·宫中事例一·书‘福’颁赐”，第359页。 [28] 《国朝宫史续编》，卷四十七“宫规三·宫中事例二·上灯”，第367页。 [2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光明日报出版社，第48、128、131页。 [30] 《清太宗实录》天聪五年、天聪六年、天聪七年、天聪八年、天聪九年均有此记录，台湾华文书局。 [31] 庆桂：《国朝宫史续编》，卷四十“典礼三十四·宴赉四·太和殿元会宴仪”，第318页。 [3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4辑，中华书局，第121页。 [3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光明日报出版社，第220页。 [34] 《清太宗实录》，卷一“天聪元年·丁卯春正月巳己”，台湾华文书局。 [35] 《清史稿》，卷九十二“志十七·礼十一·凶礼一·皇帝丧仪”，第2689页。 [36] 《清实录·清德宗实录》，“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中华书局出版，1985年，影印本。 [37] 季永海，刘景宪：《崇德三年满文档案译编》，辽沈书社，1998年。 [38]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明日报出版社，第503页。 [39] 《清实录·清高宗实录》，“乾隆五年·庚申春正月”，中华书局出版，1985年，影印本。 [40]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百九十七，“礼部·朝会”，第9063页。 注：本文转载自《圆明园研究》50期，转发请联系作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