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暴力与救劫——太平天国战争(1851—1864)时期的宗教表现高万桑 罗阳 法国高等实践研究院(EPHE)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 法国高等实践研究院 摘 要：太平天国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西方学界对此却鲜少研究。太平天国运动始于宗教信仰的宣传,其宗教信仰的深层本质在学界引起诸多讨论。本文关注的重点则在于战争期间,属于清政府的忠君派儒家文人的宗教信仰表现方式。流传于19世纪末的末日浩劫说历史悠久,本文回顾了末日浩劫说的历史渊源,着重分析了清代,尤其是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文人辑编的宝卷善书,指出在乩文中,暴力来自于天劫,这种救劫思想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也推动了历史发展。 主题词：太平天国; 救劫; 乩文; 宝卷善书; 太平天国战争(1851—1864)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内战,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官方和民间的想象中,在史书上,这场战争都占据重要地位。然而在西方,除汉学家和外交史学家,鲜有学者进行与太平天国有关的研究。根据对历史文件的客观考察,西方学界对太平天国或多或少下意识地选择忽略,或许跟当时的西方列强,包括法国在内,在这场战争中扮演的不那么光彩的角色有关。美国历史学家裴士锋(Stephen Platt)最近出版的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引人入胜,极具启发性。[1] 本文并不研究战争的历史,而主要探讨战争时期忠君派方面的宗教信仰表现方式。太平天国战争之初,陷入战争旋涡的忠君派无法理解这场运动。而宗教信仰不仅支配着他们的行动,从更广泛层面来看,也影响着他们对于这场战争的理解,引导他们最终找到这场战争的意义。太平天国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宗教的冲突,这一点众所周知。故一直以来研究的重点都在太平军的宗教信仰,而与之对立的捍卫中国传统士人价值观的忠君派们,通常被笼统归为“儒家”。然而他们那为捍卫帝国秩序的宗教价值观,需被置于晚清的思想发展背景下来进行考量。 太平天国宗教信仰的深层本质自战争开始就引起了无数争论,西方观察者、传教士、非宗教人士公开讨论太平天国信仰到底属于正统基督教还是异端邪说,这一点直到今天尚无定论。许多历史学家都指出,太平军领导层的基督教信仰色彩毋庸置疑,然而他们的宗教信仰和行为仍然根植于中国历来信奉的神灵附体说和救世主说。[2]最近一位研究者指出救世说和鬼神说一直也存在于基督教传统中。为了看清被同化和汉化的基督教面貌,太平天国的宗教理论独创性值得被认真对待。[3]无论我们如何阐释太平天国的宗教,重要的是,理解这场战争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认清这一系列事件的救世色彩给太平军的对手造成了多大程度的深刻影响,以及他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本文在简单回顾太平天国战争之后,引入中国士人阶层救世思想的历史,而后介绍这种思想在战争中如何被发挥。 一、太平天国战争太平天国的发展开始于1836年,战争爆发前15年,正值广州(广东省会)院试。[4]只有少数通过院试的考生才能赴京赶考,最终金榜题名,走入仕途。而其他考生十年寒窗,最终落榜,难免失意消沉。美国新教入华传教士埃德温·司梯文司(Edwin Stevens 1802-1837)在考场门口发放由一位信仰基督教的中国人翻译的圣经故事布道书,但此时传教尚不合法,因清政府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后才允准传教士传教。彼时洪秀全(1812—1864),这位出身于广东客家普通乡村家庭的年轻人,接过了一本布道书。7年后的1843年,洪秀全在第四次落第之后,打开了这本书。1837年,洪秀全第三次应试不中,大病一场,一度昏迷,挣扎于生死之间,产生世界末日的幻觉。在这本布道书里,洪秀全终于找到了当初幻觉的解释。洪在此基础之上自创了一套高度复合的理论,称自己是耶稣的弟弟,降临人世,诛灭大逆不道的清政府,重建天国。“神圣家族”不断扩大,洪秀全的弟子们相继宣称自己是耶稣儿子转世、圣灵转世。洪秀全与其信徒大肆改写圣经,再加上他们制造的一系列经文,形成了其教义的文本基础。 洪开始向周围的人传教,而后来到广西山区。当地地瘠民贫,远离帝国统治中心,大批客家劳工开始追随他。1851年,信徒已达一定数量,组成了“拜上帝会”,开始武装起事。这支由年轻的指挥官带领的简陋军队,由此席卷中国。1852年出征时部队仅有4000余人,10年之后,军队达百万之众。一路攻城略地,给装备低劣、战斗力低下的清帝国军队以极大打击。沿途不断有人自愿加入或被强征入太平军,军队规模不断扩大,指挥层核心仍然是最初起事的客家人。1853年,太平军占领了清帝国人口最众最富裕的江南地区,建都南京,改名为“天京”。自建都到最终败于清军的11年间,太平天国尝试进行深层次的社会改革,包括男女分营;提升妇女地位,禁止裹足;财产充公,在公共食堂就餐;系统地摧毁寺庙和宗教场所,向民众灌输并教授洪秀全以俗话改写过的福音书。 中国社会构成历来多元化,各种信仰围绕儒释道三教并存,太平天国则强制推行“一神论”。由于太平天国覆灭后,清军大量摧毁其所有痕迹,导致研究的原始资料缺乏,这样的宗教灌输对人民造成的影响尚不清楚。但能肯定的是,太平天国企图建立的乌托邦是非常不完整的,全线开战使得新政的很多改革方案无法推行。1853—1854年,洪秀全发动对北京的攻势,却以失败告终,随后又陷入一系列运动战,城池土地在太平军和清军间几度易手,给中国的大片土地带来了严重的战争灾难。 1860年,战争迎来了一个新的转机。洪秀全族弟洪仁玕1859年来到南京,加入太平天国,并很快被擢升至地位仅次于天王的位置,自1853年起洪秀全已经不理政事,潜心于宗教。洪仁玕在拜上帝教传教初期就与洪秀全分开,奔赴香港,在几位英国传教士身边学习工作。洪仁玕到南京后,一方面试图与西方列强结盟,提出建立一个西化、现代化、与西方通商合作的太平帝国。结盟计划以失败告终,但却加深了清帝国士人阶层对西方和基督教的反感。另一方面,洪仁玕和太平天国诸王改变军事策略,将视线转向江南,太平军巧妙地绕过南京,逐步削弱包围南京的清军兵力。四年间,江南这个清王朝的经济之肺成为一片混乱的战场。如果说正规军(尤其是太平军)还略有军纪,战争的另一方主要参与者,大批民兵则毫无纪律可言,这些人视形势左右逢源,烧杀抢掠,破坏程度史无前例。[5]直到1860年,湘军首领曾国藩(1811—1872)成为所有清政府军队的总指挥,胜利的天平才逐渐向清政府倾斜,1864年7月19日,清军攻克南京,随之而来的是惨烈的大屠杀。 历史学家仍就太平天国和战争的影响争论不休。最流行的说法是战争造成了2000到3000万人死亡,多数死于战场和屠杀,尤以大型城市如南京、武昌、杭州被攻陷时所屠杀人口最众,这三座城市均人口过百万。饥饿和疫病也在乡村造成了大量死亡,有些地方一直到50年之后,人口和生产力才渐渐恢复到1850年的水平。最近,一些中国历史学者给出了更加巨大的死亡数字,认为死亡人数达1亿,尽管这一数字很有可能包含了在战争中迁移的人口。[6]考虑到参战双方军事装备的落后,不是每个士兵都配有火器,某些武器甚至非常古旧,这样的死亡数字是非常惊人的。这也导致人数极少但拥有先进武器的西方军队在战争中影响重大。造成巨大伤亡的唯一解释是战争的极端残忍,双方都屠杀平民,还有两边倒不听从指挥的民兵四处流窜作乱。在当代的一些著作中,这样的乱世以及太平天国起义本身,经常被归于上天的干预,救世说在中国文化里历史悠久,根植于中国士人阶层和平民心中。 二、救劫传统流传于19世纪末的末日浩劫说历史悠久,掺杂了道佛两家的色彩,包括道教始于公元2世纪初的人间末世说,和佛教盛行于公元4、5世纪的宇宙大“劫”说。7我们可以粗略地将末日浩劫分成两类,一类是末劫、大劫,是无法避免的周期性自然现象。当世界的能量耗尽时,一个周期就到了尽头,这是可以预知的。另一类则是人类被战争、瘟疫、洪水、饥荒等灾难摧毁[8],只有少数天选之人可以躲过灾难,成为下一个太平盛世的开创者。末世说通常带有弥赛亚(messianisme)或千禧年主义(millénarisme)色彩。救世主可以是弥勒菩萨、老子的化身,或者一位新皇帝,能够召集拯救天选之人,建立新王朝,共同开创下一个太平盛世。 此外,自公元12世纪起,一种文人救劫说开始形成,且不带有弥赛亚色彩,即不具备政治性。这种新类型跟扶乩的快速兴起有关,降临乩坛的神祇通过乩文告诉世人末日将至,督促世人自省,但神祇不会转世显灵,也不呼吁改朝换代。且这里的末日浩劫,并非自然现象,更像是神祇官僚性质的决定,因为末日降临的时间,还可以视人类行为而推后。在这样的世界观里,集体罪孽导致人类走向毁灭,走向或早或迟的最终浩劫。只有神祇的信徒、扶乩的乩手等少数人,可以通过推行道德改革,来推迟浩劫,拯救人类。“飞鸾开化”即从这时候兴起,一直持续到今天,其间有不少神祇降乩,制造大批乩文。最早的乩文多以文昌帝君之名,文人救劫说即始于此。 整个清代都有大量此类乩文流传,大多数都形成于和平年代。尽管有些乩文会提到各种局部地区的灾难,比如洪水、饥荒,但大多将此归结为神对人类的惩罚或警告。在成书于清初(约1700)的《救劫宝经》中,可以看到类似的例子。《救劫宝经》是文昌帝君降乩的善书中流传最广之一。文昌被认为是受天帝派遣,下凡拯救即将受到惩处的不道德人类。他不仅向信众施恩,还进行道德教化,即融合儒释道三教的道德准则。信众不仅要改变言行、背诵《宝经》,还需背诵其他善书。跟亚伯拉罕一神论的世界末日不一样,这里所说的“劫”,严守教规者可以躲过,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哪些人在劫难逃,哪些人可以登上幸存榜。 当然,我们仍需对乩文中普遍存在的救劫思想保持审慎批评的态度。田野调查显示,宗教团体创作、背诵、传播极具救劫思想的经文时,往往并没有期待世界末日的到来。笔者看来,尽管如此,在清末文人心中,成仙成圣的希望,面对极高道德标准的负罪感,以及对人类的悲观,共同导致了希望通过道德改革来拯救世界的观念。这些观念和信仰,不能通过官方形式的文章或对儒家经典的注疏来体现,但却体现在了乩文里。乩文本身也包含着集体有意识,背后是正统的儒家思想,从这些乩文中,可以看到大部分甚或是全部儒家士人的思想和心理。 18世纪中期以来,乩文中传达的救劫色彩愈加浓郁,主要的降乩神祇——关帝、文昌、吕祖、许真君,在19世纪初都受到朝廷的尊奉。鉴于极力推动这些神祇崇拜的士人构成了帝国体制的基础,这一点并不奇怪。我们可以看到,朝廷层面的封神,在危机时期最为明显。因朝廷想加强和神灵的联系,使神站在皇帝所代表的道德秩序一边。为主要的几位降乩神灵加封,始于公元14世纪的元代。清代的封神集中于1801—1814年,其时清政府刚刚将白莲教叛乱(1796—1804)镇压下去。1801年加封文昌帝君,1804年加封吕祖,1814年加封关帝。太平天国战争初期也有同样的现象,加封了三大主要降乩神祇。1856加封文昌帝君,1857、1865加封吕祖,1853、1855加封关帝,此外还加封了其他神灵。伴随着封神,很多故事和神迹传说也在流传。这些故事中,神站在朝廷一边,派遣神兵神将,驱赶太平军,保卫城市。[9]从最正式的到最通俗的民间文献,都可以找到这样的故事。 三、战争中的文人1851—1864年间,文人们或撰写,或通过扶乩,制造了许多文本。在这些文本中,文人们试图以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去理解这场战争。其中的代表作是《潘公免灾宝卷》,出版于1855年。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到今天,宝卷都是江南地区民间文学的代表形式。宝卷以简单口语化的语言写成,夹杂韵文、散文。举行家庭或社区仪式时,由半职业化的说唱者念诵,没有音乐,仅配以简单的打击乐器。宝卷内容有神道故事、劝事文,传播通俗宗教文化,宣讲因果报应。[10]尽管只在序言上署名,但《潘公免灾宝卷》全文极有可能是余治(1809—1874)编写。余治是无锡文人,在当地以慈善闻名。他所撰写的《得一录》,是一部关于行善积德、道德教化以及慈善机构规章制度的重要文集。余治创作戏剧,呼吁禁演淫秽戏剧,烧毁剧本,亲自撰写教化剧本。1860年,太平天国占领无锡,余治的兄弟自杀殉城。余治遂流亡4年,四处为亲朝廷的军队民兵募资,在太平军占领区分发宣传单,劝化人民。在他看来,只有进行道德上的改革才能够平息上天的怒火,取得战争胜利,使社会重归秩序。[11]1864年,余治出版了图文集《江南铁泪图》,描述战争带来的不幸,以募集资金。 《潘公免灾宝卷》中的主要人物潘曾沂,与余治相识,1853年去世,不久后太平军即攻占南京。书中写道,潘公死后得上帝青睐,被封为东岳府总册房监察主[12],托梦于亲友,说上帝见人间道德败坏,十分愤怒,遂降下大劫,是为太平天国兵祸。唯有潘公再三请求上帝网开一面,得允可救得十分之三世人脱灾。要避此灾劫,需即刻发愿改过向善。《潘公免灾宝卷》中记载了誓言的12条内容,但这些内容也以独立成书的形式广为流传。[13]宝卷为我们提供了实例,让我们看到神灵在战争发生一年之前,就预测南京及周边地区战争(大炮、刺刀、瘟疫、饥荒)带来的大量死亡。死者早已被记录在簿册中,皆因平时作孽太多受到上帝惩罚。发愿改过自新的人可以从簿册中除名,太平军到来时,自有神指引他们避难,躲过一劫。 宝卷的作者着重明确一点:即大劫与王朝更迭并无关联,而是人间整体道德败坏造成的[14]。这一点与太平天国宣扬的末日浩劫不同,太平军认为和平到来意味着改朝换代,即士人支持的清政府垮台。并非所有这一时期形成的乩文都明确指出这一点,也有很多经文写道,朝廷官员贪腐太重,上天怒而惩戒。没有直接指责帝王,但也批评了整个朝廷。 太平天国战争后,朝廷大举纪念战争遇难者。然而与官方态度不同的是,在支持朝廷的士人看来[15],这些并不是战争遇难者,而是自身罪孽深重受到上天惩罚的人。这样的说法给予战争某种解释,也给予人希望,发愿改过自新,就可以躲过战祸。 这个说法流传度有多广呢?具体很难衡量。极有可能很多人被动地接受这一说法。乩文广泛流传,日常行为与功过挂钩,士人和百姓间都普遍接受,传播的经文中也或多或少都会提到救劫,直到今天也仍然如此。[16]而且,我们还可以从中看到对佛教“劫波”(kalpa)的影射,在士人的书写中对此并不十分强调[17],因对当时的作者和读者而言,已经非常明显。某些忠君派首领公开宣扬救世说,如包立生(?—1862),他本是农民,得神仙传道,遂于浙江诸暨组建团练武装,与太平军对抗了一年。[18]包立生称与太平军战斗时得到了神兵相助。 如果说战争中遇难的平民是受到自身罪孽的惩罚,那么太平军士兵的死亡又是因为什么呢?田海(Barend ter Haar)有一篇著名的文章,提到了中国历史中普遍存在的“魔鬼论范式”(paradigme démonologique),太平天国只是其中一个例子。[19]根据这个范式,人类历史由一个个混乱时期组成。每当乱世,魔鬼从地底钻出散布死亡,只有救世主可以将天选之人召集在一起与魔鬼战斗,驱除魔鬼,重建太平王朝。田海指出,太平军在文本中将皇帝、官员、清军描述成魔鬼的做法,完全符合“魔鬼论范式”。我们可以将此范式延伸至对忠君派士人态度的考察,他们在文本中也有类似的做法。 1858年于广东东北部客家人聚居地嘉应(今梅县)成文的一本经书中,关帝将起义军看作妖魔,并向世人保证会派遣神兵天将驱除妖魔。[20]故事背景略有不同,所指妖魔并非太平军,而是另一支起义军:天地会红巾军。[21]当时湘军围困南京,红巾军趁乱欲占领城市。其实这个时期除太平军是主要的反清军事力量之外,还发生了多起血腥的起义,战火蔓延全中国。主要有淮北捻军起义(1851—1868)、云南回变(1856—1873)、西北回变(1862—1877)、苗民起义(1854—1873)。所有忠君派书写的经文中,都是同样的描述:乱世起源于人间罪孽,敌人都是上帝派来惩罚罪人的妖魔,只有发愿改过,人间才会重归太平。 交战双方的互相妖魔化可以多大程度上来解释太平天国战争的极度惨烈血腥呢?当然,所有的战争中都包含对敌人的非人道化描述,但这里对为什么要驱除非人道的敌人提出了理论性的解释。否则,遵守儒家价值观,提倡“仁”的清政府将领,为何会在攻城之后下令屠城?如1861年安庆屠城[6],老弱妇孺均无例外。从这个角度来解释屠城令合乎情理,但也需审慎考虑,因清军将领非常清楚,太平军中也有很多被迫入伍的士兵,他们不应该被看作是妖魔。[22] 四、战争期间的乩文在余治书写的宝卷中,战争灾难与道德有关,这一点在整个战争期间的乩文中都被采用并广泛传播。1851—1864年通过扶乩书写而成的经文,大多借站在朝廷一边的神祇之名。其中最重要的一部是《玉定金科辑要》,作为一本天律,书中详细规定了罪人应减寿多少、何种罪孽对应何种灾难。[23]该书厚达千页,1856—1859年成书于湖南,系文昌帝君降笔。但并非文昌之言,而是玉帝命文昌向世人揭示。玉帝决定于1816年降大劫于人间,遂命众仙撰写一本具体的天律,以定何人遭劫,如何遭劫,天律最终拟定于1848年上呈玉帝。文昌帝君还需多次乩示,以确保人间知此大劫,即时悔过。成书更早的《潘公免灾宝卷》,以及很多其他乩文,都明确指出上天会严格按照天律,不会随意惩罚罪人,《玉定金科辑要》即具体证实了这一点。 在诸多乩示战争大劫的的神祇中,文昌帝君和关帝无疑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位。正如前文中提到的,末日浩劫一说由来已久,但关帝直到19世纪中叶才与之相联系。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关帝成为降笔乩坛最重要的神祇,宇宙浩劫的主要角色。上帝决定1816年降大劫于人间,另一说是1840年,这一版本也流传甚广[24]。在关帝和其他神祇恳请之下,大劫之期得以后延,以便诸神降临乩坛,警醒世人即时改过。最终审判之日,执迷不悟者将遭兵灾,改过自新者则会得救[25]。 对太平天国战争期间的救劫性质乩文进行具体研究非常困难,因其中多数未标注写经日期和地点,却被原样收录进当代或战后的经书集中。且不少经文内并未明确指向太平天国,毕竟官方文献和忠君派从不用“太平”二字,而代以“长毛”“匪”“贼”等蔑称。经文大多笼统描写整个人间遭受的灾难,笔者看来,1851—1864年间的经文主要有以下几个主题:极大规模的屠杀;反复影射“贼”“寇”;寺庙与偶像的破坏。太平天国主张去偶像化,所过之处摧毁所有宗教场所。在士人眼中,这无疑证明缺乏道德品质的太平军,应该被排除在人间之外。 1858年辑录出版的《关帝全书》中,有很多乩文都采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的用语。湖南人黄启曙辑录出版的这套全书,跟之前的关帝全书相比内容丰富很多,且有关救劫的乩文明显大幅增加[26]。尽管中国各地都有救劫乩文出现,但这套全书出版地在湖南并非偶然。黄启曙本人并不出名,但他当时所处的社会背景很能说明问题。自19世纪初期起,扶乩写经中的关帝崇拜就集中在清帝国的西南地区,包括湖南。而作为太平天国战争的主要战场之一,湖南在这场战争中扮演了核心角色。1853年,咸丰帝(1831—1861)任命当时在家治丧的大臣曾国藩组建地方团练,曾趁势招募了一支建立在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上的新军,称为湘军,并且很快脱离朝廷的完全掌控。 湖南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和战争期间此地出现大量乩文之间有何关联,对此我们尚不清楚[27]。但毫无疑问的是,湖南地区忠君派的军事行动和将关帝作为战争保护神之间,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当时文人普遍从事扶乩的风气下,曾国藩本人也参与扶乩[28]。扶乩写经活动主要是为打消大家对战争获胜的怀疑,不过有时也创造出更具说服力的经书。关羽等神祇与军队和人民同在成为常态。 最深刻体现忠君派救劫思想的经书应是《救劫篇》,亦称《救劫宝训》29,1855年关帝降乩于荆州乩坛写成。在《救劫篇》里,关帝描述战争肆虐过后尸山血海的场景,并说这是玉帝给人间降下的大劫。为避免遭劫,关帝曾试图通过扶乩写经,使众人悔过自新。太平盛世已经持续两百年,清王朝的官员已经非常腐朽。关帝还将此次兵灾和历史上的大型叛乱相比,如汉末黄巾军起义(公元2世纪)、四川张献忠之乱(1607—1647),以说明太平天国战争范围更广,影响更大。上天决定放出魔王入世,摧毁寺庙,散布兵灾。关帝也许诺如能即时悔过自新,也可以得救。《救劫篇》被编入《救劫谕文汇刻》[30],这本小集子收录1855—1860年湖南、湖北等地数位神祇降乩而成的乩文,于1861年初付梓。 一直以来,善书的一大核心理念就是尊重生命,尊重一切形式的生命,不管是昆虫还是人。生命都是宝贵的,但不是所有生命都处于同一等级。善书中还提倡戒杀素食,尤其要保护对人有功的、为人类劳作的动物,如牛、犬、马,[31]同时还反对杀女婴[32]。19世纪初一本九皇之母——斗姆降乩的经书《九皇斗姥戒杀延生真经》中,就将生命的道德价值进行量化,一条人命抵十条有功的动物的命。如人滥取动物的命则积过,会加快大劫的降临。 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的很多经文中,都将人类攫取的动物性命数量和这场掠夺无数生命、惨烈程度前所未有的战争联系在一起。如此说法广泛存在于乩文中,影响力并不仅限于信徒或是虔诚教众间。1854年,时任贵州学政的鲍源深[33],辑录出版了《好生救劫编》,提倡尊重生命。书中写到,就在编录这本书的同时,外面进行着大屠杀。鲍源深将此解释为上天对人类屠杀动物的惩罚。 在1850—1860年代的文人看来,性伦理败坏也是上天降怒的主要原因之一[34]。因此许多经文都叮嘱读经之人舍弃情欲,不要再冒犯上天。除夫妻房事之外,严格禁欲。就连夫妻的房事也要严格按照日历进行,且可行房事天数远远少于禁欲天数。1855年的《戒淫摘要》中包括数篇乩文:《不可录》,1856年文昌帝君降乩而成;《戒淫功过格》,1857年印制。在大量有关戒淫的经文中,上天惩罚人间的天律《玉定金科辑要》中,不仅婚外通奸会遭到死于兵劫的惩罚,甚至思淫邪也要遭受惩处。 结 语总的来说,太平天国战争的极端暴力色彩催生了语言同样暴力的乩文。在乩文中,暴力来自于上天的怒火,是魔王对人间进行的集体惩戒。这些乩文值得好好研究,然而目前该领域的研究尚不多。乩文中展现了太平叛军和朝廷军队的某些相似之处:他们都信奉末日预言和救世思想,尽管是不同形式的救世思想。战争的经历者和见证者意料中的上天集体惩戒,是非常理性化的。在天律的书里对即将发生的惩戒极其精确的规定证明了此点。 正如所有的宗教文献一样,中国19世纪的救劫乩文不仅反映社会现实,也推动了历史发展,解释了历史参与者的行为。更何况不管是太平军还是朝廷军,都不是宿命论者,他们的救劫观念很有能动性,这场殃及全人类的兵灾带来忧虑也带来希望。掌握这两者间的平衡可以帮助我们把战争期间的和战后的乩文区分开来。这项工作具有一定难度,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战争期间乩文的版本,大多是战后重印的,有所改动。战后的乩文延续了救劫思想,然而倾向于将战争理解为众神的警告,而不是劫难本身。但在最严酷的战争中,更为直接和激进的阐释似乎更加常见。 译者按:本文译自Vincent Goossaert,“Guerre, Violence et Eschatologie. Interprétations Religieuses de la Guerre des Taiping (1851-1864),”原文发表于Guerre et Religion,edited by Jean Baechler,81-94,Paris:Hermann,2016. 注释[1] 参见Stephen R.Platt,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China,the West,and the epic story of the Taiping Civil War,New York:Knopf,2012. [2] 参见Rudolf G.Wagner,Reenacting the heavenly vision:the role of religion in the Taiping rebellion,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1982;Barend Ter Haar,“Chinaʼs Inner Démons:The Political Impact of the Demonological Paradigm,”China Information,XI (2-3),1996,p.54-88;Robert p.Weller,Résistance,chaos and control in China:Taiping rebels,Taiwanese ghosts andTiananmen,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4. [3] Thomas H.Reilly,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rébellion and the blasphemy of empire,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4. [4] 关于太平天国历史的最完整介绍参见Jonathan D.Spence,Godʼs Chinese son: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New York:Norton,1996. [5] 参见Tobie Meyer-Fong,What Remains:Coming to Terms with Civil War in19thcentury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书中从普通参与者的角度讲述了在江南的这场战争。 [6]同注,pp.358,215. [7] 关于乩文在救劫思想历史中的地位,参见Vincent Goossaert,Modern Daoist eschatology.Spirit-writing and elite soteriology in late impérial China,Daoism,Religion,History & Society,6,2014,pp.219-246. [8] 在上天用来惩罚人间的灾难中,兵劫一直都与洪灾、火灾、饥荒、瘟疫并行。 [9] 也有可能同样的神祇为叛军乩示文本,保佑叛军,但不是一神论的太平军。 [10] 关于宝卷,参见Rostislav Berezkin,“Scripture-telling (jiangjing) in the Zhangjiagang Area an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torytelling,”Asia Major,24(1),2011,pp.1-42. [11] 关于余治和《潘公免灾宝卷》,参见Tobie Meyer-Fong,What Remains:Coming to Terms with Civil War in19th century China,(chapter 2),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12]东岳大帝主管世人灵魂,尤其是鬼魂,在神灵体系中的地位仅次于玉帝。 [13] 《新出仙传立愿宝卷》在太平天国战争之后仍在民间流传,且誓言内容增加至十四条。 [14] 此番大劫,不关国运,实为下民作孽太重,所以混世魔王大起刀兵。参见[清]潘曾沂编:《潘公免灾宝卷》,《宝卷初集》卷23,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2.20a。 [15] 同注,Chapter 5. [16] 2014年4月10日,高等研究院(EPHE)“中国宗教史中的救劫”研讨会中具体讨论了这一问题,主持人:David Ownby、Vincent Goossaert. [17] 参见James H.Cole,The people versus the Taipings:Bao Lishengʼs “Righteous Army of Dongan”,Berkeley: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p.25. [18] 同注(17),有关救劫的描述,请参看pp.33-35. [19] Barend Ter Haar,“Chinaʼs Inner Démons:The Political Impact of the Demonological Paradigm,”China Information,XI (2-3),1996,pp.54-88. [20] 经书无名,成文于1858年,见王见川著:《近代关帝、玉皇经卷与玄门真宗文献》(卷一),台北: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2年,第11-16页。 [21] 参见Jaeyoon,Kim,“The Heaven and Earth Society and the Red Turban Rebellion in late Qing China,”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3 (1),2009,pp.1-35.天地会,如今已成为“三合会”,在其教义中也有非常强的救劫救世色彩,参见Barend Ter Haar,Ritual and Mythology of the Chinese Triads:Creating an Identity,Leiden:Brill,1998. [22] 同注,pp.47-48. [23]这本天律后来在20世纪兴起的新宗教团体“同善社”中得到广泛传播,有关同善社,请参看Vincent Goossaert,David A.Palmer,La Question religieuse en Chine,Vol.4,Paris:CNRS éditions,2012. [24]Wang Chien-Chʼuan(王见川),“Spirit-wrting groups in Modern China (1840-1937):textual production,public teachings,and charity,”translated by Vincent Goossaert,Vincent Goossaert,Jan Kiely,John Lagerwey et al.(dir.),Modern Chinese Religion:1850to the present.Value System in Transformation,Leiden:Brill 2014. [25] 王见川:《台湾“关帝当玉皇”传说的由来》,王见川著:《汉人宗教、民间信仰与预言书的探索:王见川自选集》,台北: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8年,第412-430页;游子安:《敷化宇内——清代以来关帝善书及其信仰的传播》,《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10年第50期,第225-228页。 [26]有关关帝乩文的历史,请参见高万桑(Vincent Goossaert)著,罗阳译:《关帝乩文的经典化》,《道教学刊》2019年第3期,第77-91页。 [27] 有的乩坛可能设置在军队内部。 [28] 王见川:《清末的官绅与扶乩》,《妈祖与民间信仰:研究通讯》2012年第2期,第34-47页。 [29]该经流传甚广,后被收录进[清]黃启曙编:《关帝全书》,鲁愚编著:《关帝文献汇编》卷24,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第662-665页,以及[清]刘樵编:《武帝汇编》,光绪二年(1876)刻本,3.43a-45a。 [30]《救劫谕文汇刻》包括8篇乩文,1篇后记,其中仅关帝降乩的前两篇救劫意味最浓。 [31]Vincent Goossaert,Lʼinterdit du bœuf en Chine.Agriculture,éthique et sacrifice,Paris,Collège de France,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2005. [32] Michelle T.King,Between birth and death:female infanticid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 [33] 译者:原文为Bao,son prénom ne nous est pas connu(鲍某,姓名不详),据译者查证鲍某为1854年任贵州学政之鲍源深(1811—1884)。 [34] Vincent Goossaert,“La sexualité dans les livres de morale chinois,”in Florence Rochefort and Maria Eleonora Sanna (dir.),Normes religieuses et genre.Mutations,résistances et reconfiguration,XIXe-XXIesiècle,Paris:Armand Colin,2013,pp.37-4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