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罗检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人文杂志》2020年第9期。 摘要：章太炎一生究心医术，撰著医论一百多篇，精研伤寒、霍乱等病。他对中西医的长短认识清晰，既融合中西，又彰显了中医的价值，并积极探索其发展途径。他研究中医的主要根源不在职业需要，而在国学家的文化关怀。章氏医论折射出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与其国粹思想一脉相承，体现了对于中国文化的自觉和自信。 近代著名学者、思想家章太炎（1869—1936）著述丰富，除了经、子、史、佛诸学外，还撰写了不少医学论文。这些医论不只是学术“余绪”，“在其学术生涯中是自成体系的组成部分”。目前学界对章氏医论虽有涉及，但仍囿于医学范畴，而对其思想蕴涵、文化关怀缺少发掘。故对章太炎在近代中西医之争中的历史角色缺少认识，也不能把握医论在其思想体系中的意义。 章太炎晚年提倡读经，被一些人看作时代的落伍者。然而，从20世纪初年到30年代，其具体学术见解或有变化，而弘扬国粹的思想主旨一脉相承，文化观念并无大异。他自称学术上“依自不依他”，特立独行地思考、治学，发常人所未发。在此追求中，他以医论为践履途径诠释了对于中国文化的自觉和自信。 一 从医国到医人 章太炎的祖父章鉴“少习举业 , 以妻病误于医, 遍购古今医家书, 研究三十年。初仅为亲族治病, 辄效”。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章鉴“尝治时疫之脉绝气脱者 , 一剂即起，立方参变不泥古。治危症, 药不过三、四味, 曰少则力专, 多则牵制也”。太炎之父章濬亦擅医术。太炎的长兄章篯，曾中乡试举人, 清末任嘉兴府儒学训导等职，师从祖述张仲景的浙江名医仲昴庭。故太炎云：“吾家三世皆知医, 至君尤精……然未尝以技自暴, 惧为显要役也 。”太炎少时随章篯读书，亦曾师从仲昴庭。俞樾为清末著名经师，于中医药学不无心得，因家人误于庸医，遂愤然主张“废止中医”。太炎在诂经精舍师从俞樾七载，研习经学，也涉猎医典，对中医的看法则异于乃师。鉴于医师救人之急，他于1889年 3月在《台湾日日新报》发表了《论医师不宜休息》一文。 章太炎不满俞樾那样的经师角色，而走上了反清革命之路。即使如此，其医学兴趣仍持续不辍。“巫、医、祝、史，古本一官”，他在1903年致函宋恕，自称“顷又从事方术，欲以宁人兼青主”。太炎一生效法顾炎武（宁人）、傅山（青主），学综医、史。有时对宁人之业不免气馁，却始终不辍青主之学。傅山是清初诸子学大家，对青主医术的兴趣或许也推动了太炎从经学转重诸子学。他在日本从事反清活动时，于1910年发表第一篇医学论文《医术平议》，泛论中西医术，肯定中医价值。又在日本搜集宋、元医书精本及古医方，编撰《古方选注》。 民初以后，章太炎退回书斋，有“不为良相，当为良医”之志，勤于医理、医事，常为亲友治病、延医，甚至开列医方。1914年12月，太炎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其母积忧而患痹症。他据所学医术开列了药方, 并致信夫人汤国梨：“吾意风气周痹，本非一日可痊。古治风者，方中皆用川乌，盖穿筋透骨, 非此不可。今人徒用行血活络之法, 迂缓不能及病。”不久，他又致书：“太夫人乱疾未瘳，中土方剂想不适用，自以延请西医为善。”可见，太炎兼容中西医术，重在疗效。民国年间，章氏未能完全脱离政治，但屡经碰壁之后，转重学术、文化事业。1920年1月，他患黄疸病三个月。到6月, 又热病大作, 几经反复后终于治愈。从此勤研医学，从医国转重医人。太炎的藏书包括古代医学典籍48种，他对其中24种作了批注，约300余条，占藏书全部批注的三分之一。有人问他：“你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太炎先生笑答：都不是，我是医学第一。”有论者认为“太炎所言不虚”。这从侧面反映了医学在其学术生涯中的重要性。 《礼记·曲礼》云“医不三世，不服其药”。章氏虽以医术传家，不过太炎侧重医理而少临床，论医理又重经方而略医经，《伤寒论》则是其学术主题。东汉末年的张机，字仲景，出身医学世家，曾任长沙太守。他推本《素问》《灵枢》之精义，著《伤寒杂病论》，集前人研究之大成。原著本已散佚，经魏、晋太医令王叔和整理后，流传后世。历代注家众多，见仁见智。章太炎认为：“黄帝、雷公之言，多有精义，犹时有傅会灾祥者。精而不迂，其惟长沙太守。”何以言之?“医经、经方, 自古有别。《素问》《针经》《甲乙》《八十一难》诸书, 其论病因则详, 不及汤齐。孙思邈、王焘之书, 汤齐备矣, 而论病亦已阔疏。兼综之者, 其唯仲景、叔和邪……《伤寒论》即兼医经、经方二事。《脉经》亦略录方齐……故《伤寒论》《脉经》者, 犹法律之有名例, 使人得准之而为加减者也”。这表明其推崇《伤寒论》的缘由。 章太炎的医论约有一百多篇，少数文章略有雷同，具体见解偶有变化，却均体现了汉学家的治学风格，“语必徵实，说必尽理”。他发挥汉学之长，除对张仲景的里籍事状、《伤寒论》的版本及差异、历代注家的长短详加考释外，对伤寒病的辨证治疗、药味加减与疗效关系等原理, 亦有深入论述，其真知灼见多集中于经方主题。此外，他对霍乱、中风、温病、黄疸、疟疾、猩红热、脚气等病的原理、诊治亦有独到见解，广涉临床诊治及中西医理、中药学领域。应该说，章氏医论的重点仍在经方而非医经。他因经方的疗效而坚信中医，并在中西医的比较、会通中，深入剖析中西医的长短，推动近代中医的延续和发展，也彰显了对中国文化的自信。 二 对西医的汲取与辨析 诂经精舍时期，章太炎就阅读过西方天文、地理、格致书籍的译本，关注生物进化、人类起源诸问题。戊戌前夕, 他不失为汲取西学的趋新学者，随后撰有《菌说》《原人》《原变》等文，诠释了生物学、进化论原理。1899年的《菌说》一文融合诸子、佛学及西学知识，试图说明生物衍化及细菌原理，代表了清末士人的认识水平。“苏报案”之后，他深研佛典及诸子之书，撰《俱分进化论》等文，理性地认知西学，不乏独见新解。 随着对西医了解的增多，章太炎充分肯定其长处，关注其学理基础。中国古代也有医家通过解剖了解经脉，但不像西医长于解剖、实验。他认识到解剖学对于医学的重要性，1923年致书友朋云：“辨脏腑之方位, 识经脉之起止, 西人积验而得之。吾土虽尝有解剖, 久乃传讹, 必不足以相夺……然则远西之术，诚有不可泯灭者矣。予夺过中，皆非智者之言也。”同年，他在演讲中比较中西医的长短：“彼西医重在解剖实验, 故治脏腑病见长；吾中医讲求岁时节令, 故治时感病见长……至说解剖一事，亦已载在《灵枢》。但所以多错谬者，盖由只剜腹而不能割削肌肉，故所载十二经特为谬误……自远西解剖之说行，有可以证明吾土旧说者，即如冲、任、督三脉。”他肯定了解剖学对重释、发展中医理论的意义。 与此同时，章太炎也深感中西学术基础的差异:中医“前世论生理虽有歧异, 必不若近世远西之精也，治锢病者不素习远西新术，病所不定，诛伐无过，不可以言大巧”。他认为：中国医药，来自实验，信而有征，但“中间历受劫难，一为阴阳家言，掺入五行之说，是为一劫；次为道教，掺入仙方丹药，又一劫；又受佛教及积年神鬼迷信影响，又受理学家玄空推论，深文周内，离疾病愈远，学说愈空，皆中国医学之劫难。西医则有化学家、植物学家、矿物学家，助其药学；理学家发明探热计、X光、显微镜，助其诊断；电学家、机械家助其治疗。此中西医一进一退之关键在焉”。显然，他清醒地认识到中西医的学术背景，非但没有排斥西医，而且在医事实践中兼容中西。其友李根源患“项疽”时, 他除直接去信四次问候, 手疏药方以供参考外, 又与孙光庭通信十余次讨论病情，嘱其“上海亦有富于经验之西医，可延治也”。他还请姻亲汤仲棣、西医臧伯庸前往诊治，并专门向日医及德医询问治疗方法, 提出中西结合治疗的方案。 但面对近代西潮，清末章太炎就自觉地认识到西医治病仍有“七过”：疾病瞬息万变，中医可从经络上预知病情大势，西医“不审经隧，其过一也”；疾病常常“众症杂柔”，中医善于抓主症，西医“不知一本，其过二也”；西医不能预防日后病变，“苟止病能，不恤后变，其过三也”；中医诊病方法多样，而西医长于使用听诊器，专查任脉（心下大动脉），“不知寸口趺阳，迟速之度，时有不齐……其过四也”；西医“处断生死，依于热度，不知伤寒发热，热虽甚不死，其过五也”；西医“处方依于单味药性，不知复合而用有殊，其过六也”；西医处置误治、坏病方法不如中医，“不知循本救治，其过七也”。这些批评似乎苛刻，也未必完全准确，却在很大程度上触及西医的弱点。正如稍后中医家所云，西医“能知其有形之构造，未易明其无形之机能”。 与此同时，章太炎虽重视西医仪器诊断，却不迷信。比如，他针对舌下测量体温之法指出：“发热之候，有舌下温度甚高，一、二日即愈者，则必胸腹中之热未增也；或舌下温度不甚高，而病反剧，则必胸腹中之热已增也”。“要以诊脉、辨证、探口、按身相参，得其同异，若一以探口为据，则所失多也。”他精研伤寒，认为“伤寒兼包五种，症状多端，而日本人专以西土所称肠窒扶斯者当伤寒，是犹指毫末为马体也”。在他看来，所谓肠窒扶斯，多是医生迁延误治而成。他对西医治伤寒的弱点深加辨析，进而对民国的西医大潮保持着冷静、客观的认识。在近代中西医的冲突和交融过程中，章太炎可谓保存中医的中流砥柱。 三 中医的自觉与自信 在西学的参照下，近代一般医家更加关注解剖学展示的有形结构, 显微镜看到的细胞、细菌，药物学分析的化学成分。故中医的科学性颇受质疑，被一些人指为原理不明，中医科学化呼声随之流行。然而，中医是科学和哲学的统一体，其哲学思维、科学原理与近代西学差异较大。章太炎自然注意及此，曾指出西医长于辨脏腑方位，“及手察病予药，彼善治痼病，独短于伤寒、温热。此则适与相反, 盖有形与无形异也 ”。“有形”与“无形”之分揭示了中西文化的重要特征，其思想语境甚至关涉五四以后的科玄之争。作为清代汉学的传人，章太炎对玄学多有批评，也不赞同中医的某些虚玄、附会说法，但仍肯定中医的诊疗特色。 脉诊是中医“无形”特色的表征之一。章太炎早年发现，西医长于借助仪器诊断病因，中医的优点则在望、闻、问、切，辨证施治，而疗效往往胜过西医。他虽不完全认同中医的十二经脉理论，但肯定脉诊的效果。人生病时，人的寸口“迟、数、浮、沉、大、小之度，诡于恒时，虽同一血管，而三部亦有错异。或乃一脏病剧，则一部独应，此固非古人虚说，今世医师，人人皆能验而得之，实征既然，不能问其原也。脉本属心，而他脏腑之病，亦可形之于脉，实征既然，亦不能问其原也。”脉诊不像西医那样一目了然，却可见诸实效。故他强调：“医者苟无切脉望色之能，徒承方技，妄投汤药，鲜不以愈为剧，以生为死者矣。” 古人云：“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章太炎深以为然。他对民国中西医之争少有评论，1927 年冬撰文指出: “余以为今之中医, 务求自立, 不在龂龂持论与西医抗辩也。何谓自立？凡病有西医所不能治, 而此能治之者，自中工以上虽少，必有一、二案，聚诸家之案言，则知术亦不劣矣。偶中之，犹不可以自信也，如是者数遇，则始可以自信矣。自信之，犹局于一病也，谓数病可以自信者，则始可以言自立矣。” 他指明中医的自信、自立之道，向医界朋友建议：“至欲与西医较胜负, 则言论不足以决之, 莫如会聚当世医案。有西医所不能治, 而中医治之得愈者, 详其证状, 疏其方药, 录为一编, 则事实不可诬也。”他主张编录中医医案，总结治疗经验，达到《论语》“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效果。 在实践中，章太炎从诊治伤寒和霍乱的疗效，坚定了中医的自觉和自信。他认为，狭义的伤寒乃是外感风寒引起的发热、恶寒，广义伤寒则指一切外感疾病，也包括非外感的温病。《伤寒论》讨论的是广义伤寒，不应如前人那样固执于伤寒和温病之争。他坚信：“若求其利病, 则中医之忽略解剖, 不精生理, 或不免绌于西医也。独伤寒热病之属, 其邪浮而无根, 非脏腑症结比。自仲景以来, 论其脉症独备, 而治法亦详, 中医能按法治之者, 率视西医为胜。”他通过对《伤寒论》的考证、论析，阐明中医医理，强调中西医对伤寒各有治法,“脏腑锢病, 则西医愈于中医, 以其察识明白, 非若中医之悬揣也。固有西医所不能治而中医能治之者, 仆尝于肺病、里水二证, 实验其然……执一说以蔽天下之是者，其失则隘；揭己之短而以为长者，其失则戆。”他对伤寒病的症状、治疗详加分辨，得到医家的注意和重视。 太炎早年亲见老中医用四逆汤、吴茱萸汤治霍乱病，十活八九，故撰写了《论霍乱证治》等文。1927年，霍乱肆虐上海，他又结合西医的治法与疫情，撰成《霍乱论治》《再论霍乱之治》等文，指出应区别真假霍乱，而有人怀疑的四逆汤所不治者当是假霍乱。他坚信中医用“四逆汤、通脉四逆汤救之”，与西医用樟脑针、盐水针治疗原理相近。他指出：“为中医者，耻吾术之不若人，固也。然苟观西医强心之术，用之多效，退而求之于吾之经方，有与之冥然相契者……四逆汤、通脉四逆汤等载在大论，医者人人皆知，今不必更为疏录，但愿习中医者，守之以约，勿以多歧亡羊，则民免夭札矣。”章氏“霍乱论治”虽受个别医者如王一仁的质疑，但多得医家肯定。王慎轩认为，热霍乱即西医所谓急性肠胃炎，寒霍乱即西医所谓真性霍乱。章氏“所论真性霍乱用四逆汤之理，确有至理”。上海医界的临床也证实了章太炎区别霍乱而治的见解，四逆汤的疗效不亚于西医。 基于疗效，章太炎充分认识到民间郎中的价值，指出: “今有剧病，中外国工所不疗, 而铃医不识文字者能起之, 人亦不能薄铃医也，况过于是者哉。”“吾愿世之治《伤寒论》者不蕲于博士，而蕲于为铃医。”他为《自强医报》题辞：“取法方东，不震远西；下问铃串，不贵儒医。”他也充分肯定铃医对药物学的重要贡献，认为药物都是“铃医用之，十愈其九，则遂以为行药”。故“问药于中西大医，不如问之铃医为审”。同时，他也肯定中医的针灸治疗。 章太炎关于中医的自觉、自信绝非妄自尊大，而是立足于自省、自强。他一方面强调医者以愈病为职，从疗效凸显中医的价值，重视总结中医临床经验；另一方面，作为近代著名学者、思想家，他重视剖析、完善中医医理。晚清西学东渐，中国医界逐渐援引西医知识，重释中医医理、包括阴阳五行说（如光绪年间唐宗海的《中西汇通医经精义》）。晚清医论虽比道光年间王清任的《医林改错》不乏新意，但误释谬解仍然不少。章太炎认为，中西医疗效均可谓得失参半，一言以蔽之，“中医迂缓而有神效，其失也糊涂；西医切实而直速，其失也执着”。他所谓中医的“糊涂”，多在五行及经脉理论。 五行说渗透于古代儒家学说，多得传统士人崇信。自《黄帝内经》以来，以五脏附五行成为医家的基本信念。章太炎重视《黄帝内经》《伤寒论》，但对《内经》所云五行与五脏的生克关系多持异议。他认为：“自周时，五行已不足以自立，然子思、孟轲犹道之，至贾、董不能绝。巫医则之，足以杀人；祝史则之，足以蛊人主”。他据许慎的《五经异义》所载，指出“五脏配五行”在今、古文《尚书》等儒家的经、注中说法不一。“今人拘滞一义，展转推演于脏象病候，皆若言之成理，实则了无所当，是亦可以已矣”。在他看来，西晋以后，医巫参杂，葛洪、孙思邈等医家多有虚玄臆断之思。金、元以降，医师拘于五行，谬误更多。“近世多信远西医术，以汉医为诬。如其征效，则汉医反胜。然而寻责病因，辞穷即以五行为解。斯诚诬说，仲景所不道也”。他认为，五行只是古代的物质符号，后来人们妄言生克，又以之比附五脏，籍为口诀，这是必须改革的。他不同意将中医完全定位于哲学医的说法：“谓中医为哲学医, 又以五行为可信, 前者则近于辞遁, 后者直令人笑耳”。“医者之妙 , 喻如行师, 运用操舍, 以一心察微而得之, 此非所谓哲学医,谓其变化无方之至耳。五行之论, 亦于哲学何与? 此乃汉代纬候之谈, 可以为愚, 不可以为哲也。”他对中医五行理论的否定是相当坚决的。 章太炎也流露出对中医经脉理论的不满，1926年致函叶德辉：“《素问》《太素》《甲乙》之流，所论经脉出入，于今解剖所见，多失其真，而又附以五行，益为荒忽。惟仲景《伤寒论》、葛氏《肘后方》依证用药，不说经脉起止，亦不虚附五行，为切实可信之书。”《素问》《灵枢》有“正经十二、奇经八”之说，章太炎据大动脉、静脉的解剖学指出：虽然动静脉可分为十二支，但如《素问》《灵枢》“以为十二经分在手、足，内连脏腑，上连头，不可也”。病人一旦发热，则周身肌肤皆热。厥冷则四肢五指皆冷，“曷尝有手足六经之限哉”。此外，谓“奇经有八，说亦不谛，唯冲脉当以脉名”。这些看法，从学理上认识到中医的弱点，不乏价值。 因之，如何更新、发展中医成为章太炎思考、探索的主题之一。他肯定中西医属于两个不同系统, 而试图沟通二者。中医说风传播疾病，西医则谓细菌致病。他指出：“微生菌者，远西近代所发明也。旧时或言微生虫，则中土亦有之。按诸书言五尸者，尸即虫耳……《素问·生气通天论》‘风者，百病之始也。清静则肉腠闭拒，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苛者，《说文》云‘小草也’。毒者，‘害人之草也’……中土固有因菌致病之说，特不以遍笼诸疾耳。”这些认识基于章氏渊博的国学造诣，又是其广泛汲取近代医学、发展中医的思想基础。 研究者注意到，章太炎会通中西医理，阐述了三焦淋巴说、十二经脉血管说、肠窒扶斯为湿温说、六经实质新解、奇经八脉新说等。比如，他以西医观照中医经络脏腑概念,认为经络为血管,冲脉即大动脉，督脉为中枢神经,任脉为输精管(男)、输卵管(女) ,阴阳蹻、阴阳维则是足膝中的筋腱。而中医“三焦”并非有名无形,乃是西医所说的淋巴腺。医家认为，章太炎对“中医术语之诠释，若六经、若三焦；病症之论断，如心脏衰弱、回归热、温病、猩红热、神经衰弱；以至古今衡量之考证等，在在确切不移，洵至论也。”这对于改良、发展中医无疑具有价值。 不能说章氏关于中医医理、诊治方法的诠释和改良建议完全准确。比如，他以西医解剖学来分析中医的《伤寒论》和经脉学，或有不妥之处；像余云岫、章次公那样质疑中医的五行说、运气理论也存在偏颇。一些医家认为，中医五行理论虽有附会因素，但其哲学思维、辩证施治均有价值。太炎的朋友恽铁樵指出，“五行”并非实指五种物质的相生相克。中医的“五行六气，皆所以说明四时者也”。且中医的气化论与西医的物质观、阴阳学说与物理相对性本质相通。这种诠释似乎更显圆满。随着研究的深入，中医理论也获得更为全面而准确的认知。但总的来看，章太炎充分肯定了中医理论和疗效，又容纳西医新知，在实践中取西之长，补中之短，其主要观点得到医界认同。 章太炎在医学上返本开新，坚持以中医为根本，会通中西医理，思路类似于晚清流行的“中体西用”。然而，在迅速西化的近代医界，这种“中体西用”恰恰是一剂醒脑良药。作为当时新旧学者公认的国学大师, 章氏医论为中医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理论源泉, 对近代中医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 医论彰显的文化自信 章太炎对中西医认识清晰，多为持平之论。追本溯源，章氏医论虽与家学传承及个人兴趣相关，但他并非以医为业，其医事、医论也不含利益因素，而是其学术思想和文化关怀的组成部分。中西医学体现了哲学观念和思维方法的分野，本质上不是新旧之分，而蕴含了文化的民族性。中医注重生命整体，凸显天人相应观念，治疗中讲求见微知著、综合辨证，这都与中国文化息息相通。中医的解释系统仍有不足，而疗效可以补益西医，这是近代以来有目共睹的事实。然而，随着清末的民族危机和西潮冲击，否定中医、独重西医的势头有增无已。五四思潮兴起后，中医被许多人视为落后、陈旧、非科学的文化传统，处境每况愈下。新文化人陈独秀、胡适、傅斯年、丁文江、鲁迅、周作人等人都曾严厉批评或否定中医。即使尊崇中国文化的梁启超、严复、梁漱溟等人，也仍然在医学上扬西抑中。民国废止中医之声经久不息，弥漫于政府及文教界，波及民间社会。中西医之争看起来带有行业利益冲突，实则根柢于中西文化的消长及中国文化的命运。 因此，章太炎的医论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关怀。清末他针对西潮而倡导国学，保存国粹，提出“自国的人，该讲自国的学问，施自国的教育……只问要用，不问外人贵贱的品评”。民初又指出:“学问须有自己意思，专法古人，专法外人，而自己无独立之精神，大为不可……总之，人须有自信之能力，若全恃他人之教授，则其智慧为伪智慧，道德为伪道德。”但是，如何建立“自信之能力”?这不是空谈所能完成的使命。文化自信表现为对民族文化的价值认同和信仰，对其生命力的信心。1903年，章太炎系狱上海西牢时自明心志：“上天以国粹付余……岂直抱守残缺而已，又将官其财物，恢明而光大之！”民初他被袁世凯软禁之时，又感慨“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传承国学，保存国粹是其一生学术志业，但重心因时而异。清末他阐发先秦诸子独立思考、平等争鸣的学术精神，指出：“孔氏而后，儒、道、名、法，变易万端，原其根极，惟依自不依他一语。”这是其评论前代学术、安顿中西之学的基点。民国年间，章太炎保存国粹、弘扬国学的使命又见之于医学领域，诠释、发展中医成为重建文化自信的践履途径。 章太炎的文化自信既非排斥西学，又不是对传统学术妄自尊大。他不仅对中医的弱点有所认识，而且殷切期望中医的发展前景。他曾提出“俱分进化论”，阐明人类“善恶苦乐同时并进”的道理，表明对西方进化论的独见。他也认为：“中国自宋以后，有退化而无进化，善亦愈退，恶亦愈退”。循此思路，他否定王一仁等人“中医世世进化”的观点，认为：“晚世医术，不能如汉晋修明，然粗工起疾，十尚三四。”而最衰落的金、元之际，医家好附会五行，以一己之意为医，导致“方法渐失”。金、元所谓四大医家之学说，“更属各偏一端矣”。“有明一代，良医极少，大抵均拾四大家之唾余”。“清代医学，鲜有特出。如张路玉、王孟英等，其医名虽盛，亦仅偏执一端耳”。章太炎传承清代汉学，却不满汉学家忽略医学的偏向，认为“百年以来，文学之士，惟孙星衍、张琦好言医，星衍辑录《神农本草》，最为近真。然其持论，颇欲执守古方，无敢增损，知经方不知医经，则以热益热，以寒益寒者多矣”。总之，清代学者偏于经史考证，对传统医学少有发展。如同平实地评价中医医理、疗效一样，他对中医史有着深入研究和清醒认识。可以说，超越固步自封的心态是章氏文化自信的基本前提。 章太炎较之专门医家更加关切社会。1912年及翌年民国政府的《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完全排除了中医药学科，引发了“漏列中医案”之争。经中医界抗争，政府允许经办中医学校，却无实际支持。西医余云岫（岩）留学日本时，浸染于废止汉医的欧化风气，曾撰《灵素商兑》，成了民国废止中医运动的代表人物。五四思潮高涨之际，余氏曾与杜亚泉等人于1920年就中西医理反复辩驳。章太炎虽未就此多加评论，但在演讲、信札中阐述了中医治疗伤寒、霍乱等病的医理。至1924年，他明确指出：“《素问》《灵枢》《八十一难》所说腑脏部位、经脉流注，多与实验不相应，其以五行比傅者，尤多虚言，然遂欲弃如土苴则不可……其精者一字千金，其谬者粪土之不若，舍瑕取瑾，在医师自择耳”。他认为，西医虽长于解剖，治脏腑病，“而客邪时病，则不逮中土远甚。若夫上病下取、下病上取、中病旁取，与夫和、取、从、折、属诸法，域中技术，斯为善巧，西方虽有远达疗法，然工拙相悬矣”。显然，对于20年代初的中西医之争，章太炎并未如有的论者所云支持了执弟子礼的余云岫。他后来挽上海西医江逢治云：“医师著录几千人，海上求方，唯夫子初临《独逸》。汤剂远西无四逆，少阴不治，愿诸公还读《伤寒》。” 他借机讽劝偏重西医的上海医界，在社会交往中传播了文化自信。 从长远的视野来观察，培育人才、重建话语权是通向文化自信的必然之路。针对民国教育法令，1925年中医界再次动员舆论，要求北洋政府教育部批准中医加入学校系统，余云岫则撰《旧医学校系统驳议》。两造反复辩驳，言论辑为《中医剥复案》一书，中医存废之争演变为冲突行动。对此，章太炎旗帜鲜明地表示中医不可废，在文章、书信中既看到中医的不足，又一再阐发中医的价值。鉴于薄弱的中医教育，章太炎晚年重视培育中医人才，曾致函恽铁樵指出：“从来提倡学术者,但指示方向,使人不迷,开通道路,使人得入而已。转精转密,往往在其门下,与夫闻风私淑之人,则今时虽有未周,不足虑也。鄙意著书讲学,足以启诱后生。”为了使后学者“转精转密”，恽铁樵、章太炎、张破浪于1925年共创“中医通函教授学社”, 践行“取西国学理，补助中医”的教育宗旨。章氏医论集《猝病新论》列为教材之一。1927年, 王一仁、秦伯未、许半龙、章次公等创办了上海中国医学院, 公推太炎为首任院长。1929年, 陆渊雷、刘泗桥、章次公等发起成立上海国医学院, 章太炎鼎力支持, 出任院长。1934年以后，已是日暮残年的章太炎又受聘为苏州国医学校名誉校长和国医研究院院长。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留学日本、欧美者一度主导了医疗卫生机构。在汪精卫、褚民谊等官员支持下，1929年2月的中央卫生会议通过了余云岫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因中医界的强烈反对及政府官员间的意见分歧，该案实际上被搁置起来，但中医没有走出舆论和教育界的困境。比如，胡适、傅斯年等人认为中医与现代科学根本不相容，故反对“国医”之说，主张对中医“取逐步废止之政策”，甚至声称：“中国现在最可耻最可恨最可使人气短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是中医界的抗争。面对迅速膨胀的西医话语权，章太炎不断撰写医论，阐扬中医精华。1933年6月, 中央国医馆向各地分馆下发《中央国医馆学术整理委员会统一病名建议书》《中央国医馆审定病名案凡例》及《中央国医馆审定病名录》等文件。章太炎指出：“夫欲统一中西病名, 先须以两方病名对照, 而此对照之前, 先须以中国古今病名对照。”中国病名, 有相承沿用者, 即使改易, 也不必纯取西名。“此事必须聚集中西良工, 比校核实, 方可出而行世, 若但以一二人专辄之见, 定其去取, 必不足以行远”。这些议论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在政教层面抵制了西医的话语霸权。同时，对于恽铁樵以近代医学诠释、改良中医, 陆渊雷的中医科学化见解, 丁甘仁、王一仁、章次公、陈存仁、秦伯未、叶橘泉等人为中医的生存而奔走，章太炎均声应气求，关注建言。 综上所述，章太炎晚年大体疏远政局，对中西医之争也缺少直接评论，但对民族命运和文化危机的关注不亚于清末民初。他以国学家的声望和造诣，深入评析中西医理和疗效，既汲取西医之长，又侧重彰显了中医的价值。值得注意的是，章氏医论的意义超越了医学范畴，而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关怀，不失为诠释国粹、重建中国文化自信的典型实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