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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公众号书目文献，链接地址：https://mp.weixin.qq.com/s/xIb802iwCYA3CSHTdpAnqQ 張文，文學博士，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副研究員。 提要：劉向《别録》原書早已亡佚，清代以來出現多種輯本，其中皆有“讎校”和“殺青”之條。已有學者指出，這兩條並非《别録》本文，而是應劭《風俗通義》解釋《别録》“讎校”、“殺青”之語，但此觀點並未形成學界共識，很多文獻學論著仍然沿襲舊説。通過考察來源出處和其他文獻的載録情況，並分析《别録》等書的性質體例，可以確證這兩條不是《别録》本文，流傳已久的誤解應該得到糾正。 關鍵字：劉向 《别録》 校讎 考辨 一 劉向、劉歆父子奉詔校理秘書，編著《别録》、《七略》，在古文獻學史上具有開創意義。《别録》、《七略》很早就已亡佚不傳，[1]《七略》主體內容尚存於“删其要”而成的《漢書·藝文志》，《别録》則僅有佚文散見於一些古注與類書（劉向所撰書録尚有數篇存世）。清代以來很多學者從事輯佚，如嚴可均、洪頤煊、馬國翰、顧觀光、姚振宗、章太炎等人皆有《别録》輯本，這些輯本都有“讎校”、“殺青”之條。[2]其文字內容大略相同，茲據章氏輯本移録如下： 讎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繆誤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故曰讎也。 殺青者，直治青竹作簡書之耳。新竹有汁，善朽蠹，凡作簡者，皆於火上炙乾之。 這兩條文字主要出自《文選注》、《太平御覽》，另外“殺青”條還見於《北堂書鈔》、《初學記》。但這些文獻並非直接徵引劉向《别録》，而是引自應劭《風俗通義》，《風俗通義》又稱引《别録》。[3]從文獻出處來看，這兩條佚文實有疑問。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已指出這兩條“乃《風俗通》釋《别録》‘校讎’、‘殺青’二語之義，非《别録》本文也”。[4]余嘉錫《書册制度補考》對此亦有考辨，也認爲是應劭解釋劉向《别録》“讎校”、“殺青”之語，並非《别録》佚文。[5] 近現代以來的眾多文獻學論著，在徵引上述兩條文字之時，仍然沿襲舊説以爲《别録》佚文。以“讎校”條爲例，因爲直接詮釋“校讎”二字的涵義，涉及校勘之學的歷史起源與理論方法，這條資料備受學者重視，在很多論著中屢見徵引。如陳垣《校勘學釋例》總結“校法四例”云： 一爲對校法。即以同書之祖本或别本對讀，遇不同之處，則注於其旁。劉向《别録》所謂“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者，即此法也。[6] 胡適《<元典章校補釋例>序》云： 校勘的需要起於發見錯誤，而錯誤的發見必須依靠不同本子的比較，古人稱此學爲“校讎”。劉向《别録》説：“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繆誤，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爲讎。”[7] 姚名達《中國目録學史》云： 《别録》釋“讎校”之義，謂“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繆誤，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爲讎”。原指校勘文字篇卷之錯誤而言。[8] 來新夏《古典目録學淺説》云： 劉向曾對“校讎”下過定義説：“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繆誤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爲讎。”這一解釋對校讎的性質和作用講得很明確，實際上就是我們現在整理古籍時比勘文字的校勘工作。[9] 此外如胡朴安《校讎學》、向宗魯《校讎學》、蔣元卿《校讎學史》、張舜徽《廣校讎略》、王欣夫《文獻學講義》、王重民《中國目録學史論叢》、王叔岷《斠讎學》、倪其心《校勘學》、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史》等著作，亦皆以爲這條資料出自劉向《别録》。這些著作在文獻學領域皆有重要影響，其時代大都晚于錢氏及余氏之作，但以爲《别録》佚文則無異詞。據筆者目力所及，明確將其作爲應劭《風俗通義》之文的，惟有程千帆《校讎廣義》和杜澤遜《文獻學概要》。[10]還有學者對此表示懷疑，認爲“這種解釋來自劉向的記述還是應劭的理解，今已不得而知”。[11] 通過考察來源出處和其他文獻的載録情況，並分析《别録》的性質體例，可知這兩條文字絶非《别録》佚文，錢氏、余氏所辨精確無疑。然而遺憾的是，他們的觀點並未形成學界共識。有學者甚至明確反對，堅持認爲這兩條是《别録》本文，以爲嚴、馬諸家輯本不誤。[12]時至今日，很多文獻學論著仍然踵訛襲謬，甚或基於此闡發錯誤的理論觀點。這兩條“佚文”性質相同，其中“殺青”條余嘉錫先生所論較詳，而“讎校”條則因流傳更廣，且其文獻來源較爲複雜，容易滋生疑惑，前人雖有考辨，但理據尚欠充分。有鑒於此，本文主要對“讎校”條進行系統深入分析，希冀能追溯本源，祛除疑惑，厘訂訛謬。 二 從來源出處來看，“讎校”條主要見於《文選注》、《太平御覽》等文獻，後世學者大都據此轉相傳述。爲便於分析論證，茲録其原文如下： 《風俗通》曰：案劉向《别録》，讎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繆誤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13]（《文選·魏都賦》注） 劉向《别傳》曰：讎校者，一人持本，一人讀析，若怨家相對，故曰讎也。[14]（《太平御覽》卷六一八） 二書所載略有差異，合而觀之文義乃備。[15]據李善《文選注》，則此文出自應劭《風俗通義》，而《風俗通義》又稱引《别録》。據《太平御覽》，則是出自劉向《别傳》。若要判斷其確切歸屬，則須根據具體文字內容，結合《别録》以及《風俗通義》、《文選注》、《太平御覽》諸書的性質特點，並參證其他文獻方能確定。 《别録》原書雖已亡佚，其性質體例仍可推考。班固《漢書·藝文志》記載，劉向等奉詔校書，“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録而奏之”。[16]齊梁間阮孝緒所撰《七録》，其《序目》謂：“昔劉向校書，輒爲一録，論其指歸，辨其訛謬，隨竟奏上，皆載在本書。時又别集眾録，謂之《别録》，即今之《别録》是也。”[17]近人孫德謙就此論云：“夫言‘輒爲一録’者，謂向於所校書悉撰有序録也。以其載在本書，已行奏上，而學者不復得見，思欲别存一本，故將眾書序録别而集之，因稱之爲《别録》。”[18]據阮氏“即今之《别録》”之言，可知當時《别録》具存，阮氏得以目見原書，故其所述可信足徵，而孫氏所釋尤爲明晰。目前學界對於《别録》的成書過程和最終編定者存在分歧，但對於《别録》是纂集各書敘録而成並無異議。[19]劉向所撰敘録今存數篇（如《戰國策》《晏子》《孫卿書》《管子》《列子》《鄧析子》《説苑》等），孫欽善先生據此總結歸納，認爲各書敘録包括如下內容：篇目編次、校勘説明、作者介紹、評論思想、探究源流、考辨真僞、權衡價值等，其大要正如《漢志》所説“條其篇目，撮其指意”，以及《七録序》所説“論其指歸，辨其訛謬”。[20]散見於古注和類書中的《别録》佚文，諸家輯本已經搜羅無遺，其內容性質不出上述範圍，惟“讎校”與“殺青”條屬於例外。 “校讎”在劉向所撰敘録中是常見之詞，如《晏子書録》云“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孫卿書録》云“所校讎中《孫卿書》”，《管子書録》云“所校讎中《管子書》”。《别録》佚文中此詞也屢有出現，如《初學記》引《别録》“所校讎中《易傳淮南九師道訓》”及“所校讎中《易傳古五子書》”。[21]有些文獻還引作“讎校”，如顧野王《玉篇》、慧琳《一切經音義》皆引《别録》“讎校中經”。就內容性質而言，這條文字解釋“校讎”或“讎校”之義，其中無關學術源流，和所校之書也毫無關係，“殺青”的情況也基本相似，這與其他佚文迥然有别。前人輯録《别録》佚文已注意到這兩條的特殊性，如姚振宗《七略别録佚文敘》云：“《别録》佚文有言‘校讎’、言‘殺青’二事，似例言，又似注文，于六略諸書中無可繋屬。嚴本列於《六藝》之末，義未安也。馬本列卷首，標目曰《輯略》，以爲《輯略》佚文，庶幾近似。今從其例，録附於《輯略》之末。”[22]姚氏指出此兩條“似例言，又似注文，于六略諸書中無可繋屬”，已察覺與其他佚文倫類不同，在編排上也頗感難於措置。馬氏、姚氏、章氏所輯《别録》，都按照劉歆《七略》的類目編排，將此兩條列於《輯略》佚文。姚氏以爲如此“庶幾近似”，其實亦是“義未安也”。因爲《别録》彙集編次各書敘録，是否如同劉歆《七略》而有《輯略》，實屬可疑。已有學者對此進行考證，認爲《别録》中並無《輯略》。[23]即便如同《七略》而有《輯略》，按照《漢志》和顔師古注解，其性質應該是“諸書之總要”，或者説是通論學術源流，而不應是劉向解釋自己話語的“例言”和“注文”，今存諸篇敘録和其他佚文也未有其例。 追溯這兩條文字的文獻出處，更早來源皆指向東漢應劭《風俗通義》。《風俗通義》原本三十卷，後世殘存十卷，卷爲一篇，其中無此兩條。王利器先生校理《風俗通義》，基於前人輯本採録遺文，將這兩條歸入佚篇《古制》中。[24]據應劭自序，《風俗通義》旨在“辨風正俗”，《後漢書》本傳謂應劭“撰《風俗通》，以辨物類名號，釋時俗嫌疑”，頗能揭示其內容性質。《四庫全書總目》概括其撰著特點，“各卷皆有總題，題各有散目，總題後略陳大意，而散目先詳其事，以謹案云云辨證得失”。[25]從字義的角度來看，“校”指稱校勘出現甚早，如《國語·魯語下》已有“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的記載。“讎”有怨仇、匹合之義，如《毛詩·邶風·穀風》“不我能慉，反以我爲讎”，《爾雅·釋詁》“仇，合也；讎，匹也”。至於“校讎”一詞，據今存文獻則始見於劉向所撰敘録，劉向之前是否已有此稱無從考知。杜澤遜先生指出，“在劉向《别録》中‘校讎’是常用詞，所以這段應是《風俗通》解釋《别録》中‘校讎’一詞的話”。[26]蓋因《别録》中屢見“校讎”、“殺青”之詞，故應氏《風俗通義》對此進行辨析解釋，這正體現其“辨物類名號，釋時俗嫌疑”的性質，在內容和形式上都符合其撰著特點。 此兩條文字又皆見於李善《文選注》，引以注釋左思《魏都賦》“讎校篆籀”、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沼書》“青簡尚新”，都是引自應劭《風俗通義》，《風俗通義》又稱引《别録》。李善《文選注》是集大成之作，以徵引博贍、釋事精詳而著稱，由此保存了很多文獻資料，成爲後世輯佚之淵藪。李氏身處初唐，根據《隋書·經籍志》記載，當時《别録》之書具存。[27]因爲當時能見到原書，《文選注》有七處直接徵引劉向《别録》，保存了多條佚文。李注引書體例極爲嚴謹，如其《兩都賦序》注文明云：“諸引文證，皆舉先以明後，以示作者必有所祖述也。他皆類此。”[28]如果此兩條皆爲《别録》之文，那麼李善爲何不如同其他七條直接徵引劉向《别録》，而要輾轉引據應劭《風俗通義》呢？這就在情理上難以説通，與李氏引書體例顯然背馳。也就是説，從李善《文選注》的引用情況考察，這兩條文字也不可能出自《别録》。 “讎校”條的又一重要文獻來源是《太平御覽》，但《御覽》不是依據《風俗通義》，而是引自劉向《别傳》。後人將這條視作《别録》本文，很大程度是受《御覽》迷惑，在此尤需細緻辨析。劉向《别傳》不見於史志目録，然《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已引其書。《御覽》引劉向《别録》凡16條，又引劉向《别傳》凡8條，從所引具體文字內容來看，《别傳》與《别録》性質並無差異，有些條目內容相似甚至完全相同。[29]姚振宗謂諸書所引劉向《别傳》實即《别録》，其説至確。[30]然若由此推斷“讎校”條出自《别録》，則又存在諸多疑問。因爲李善《文選注》已明確依據《風俗通義》引述此條文字，《御覽》晚于《文選注》三百多年，爲何能直接依據《别録》？而就《御覽》所引《别録》（或《别傳》）其他條目來看，其中大多見於更早的類書，有些條目內容相似但字句存在差異，顯然是來源不同且經輾轉抄撮所致。[31]此亦可佐證當時《别録》已經亡佚，《御覽》不可能直接依據原書。[32]更重要的是，“讎校”與“殺青”兩條文字性質相同，內容密切關聯，《御覽》“殺青”條完整引據《風俗通義》，可見“讎校”條同樣應出自《風俗通義》。[33]《御覽》作爲大型類書成於眾手，引書較爲隨意，文字多有脱誤，總體而言不如李善《文選注》嚴謹可靠。[34]如其所引脱去上半段文字，沒有“校”字的解釋，不如《文選注》完整。而最嚴重的問題，則是脱漏了《風俗通義》，從而掩蓋了這條文字的真正來源。 “校讎”條不當出自劉向《别録》，有些重要文獻還可爲此提供佐證。如梁顧野王《玉篇》卷九言部“讎”字，其原本殘卷注文有云：“劉向《别録》‘讎校中經’，野王案，謂考校之也。”[35]又唐釋慧琳《一切經音義》釋“讎校”云：“劉向《别録》云‘讎校經中’，[36]謂考校之也。《風俗通》云，二人對校爲讎校。《集訓》又云，二人對本校書曰讎。”[37]《玉篇》、《一切經音義》皆以徵引廣博而著稱，其中保存了很多舊籍遺文，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獻價值。然此二書證釋“讎校”之義，都僅引述《别録》“讎校中經”之文。若《别録》有此“讎校”條文字，則是劉向直接解釋“校讎”之義，如此重要的書證，《玉篇》、《一切經音義》怎麼會輕易忽略、避而不道呢？這也可以説明，《别録》原本就沒有這條文字。 三 將“讎校”條誤作劉向《别録》之文由來已久，主要緣於未能詳考文獻的來源出處，並且忽略了《别録》、《風俗通義》、《文選注》等書的內容特點。若追溯其源頭，大概始於《太平御覽》的引述，受其影響學者逐漸產生誤解。如南宋姚寬《西溪叢語》已引劉向《别録》云：“讎校書，一人持本，一人讀對，若怨家，故曰讎書。”[38]延及近現代，經過諸家《别録》輯本推波助瀾，由此成爲流傳廣泛的錯誤。雖有學者質疑辨正，但並未引起學界重視，至今很多論著仍然在沿襲錯誤。 對於“讎校”條歸屬的誤解，表面上僅僅是張冠李戴，將應劭的解釋誤作劉向之語，並未影響到其本身的涵義，但這種誤解將導致對《别録》性質體例產生錯誤認識，以此爲依據進行論述考證，則會出現文義和邏輯的淆亂。如王叔岷先生在論述“校讎”之義時，以爲這條文字出自劉向《别録》，又引據上述《一切經音義》之文，並論云：“據《别録》及《集訓》之説，則校與讎本有一人自校、二人對校之别。據《風俗通》之説，則校與讎可混用。”[39]其實從劉向所撰敘録和《别録》佚文來看，或單言“校”，或言“校讎”，在使用時並未有嚴格區分。而《一切經音義》所引《風俗通義》，是簡約其辭而略取其意，既不完整也不準確。實際情況恰好相反，據《風俗通義》與《集訓》則“校”“讎”二字當有區别。 古籍中的佚文資料，引用處理應當審慎，最好覆核原始出處，對於層級關係複雜的引文，更要細緻辨析其性質歸屬。古典文獻學源于劉向父子所開創的校讎之學，作爲其知識結構的核心內容，無論目録、版本、校勘之學，還是辨僞、輯佚、詮釋研究，始終貫穿“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宗旨。[40]辨析“校讎”二字釋義的真正出處，既關乎劉向父子校勘的方法和理論，也是“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應有之義，所以並非無關宏旨。杜澤遜先生指出，文獻學的研究方法“講究原始性、全面性、系統性”，並以“準確性”爲“最終的追求”。[41]本文對於《别録》佚文的考辨，正是基於這種認識，通過追溯考察原始出處，全面梳理相關文獻，系統深入分析辨别，力求得出準確結論。希望通過本文的考辨，能夠徹底祛除關於此問題的疑惑和誤解。 [1]案，據姚振宗考證，此二書皆亡於唐末五代。其説云：“《别録》自《唐·藝文》著録之後，後史無傳焉。雖亦見於《通志·藝文略》、焦氏《經籍志》，皆虛列其目，非實有其書，蓋亡於唐末五代之亂，宋初人已不及見矣。”“《七略》自《唐·藝文》之後，《崇文總目》、《遂初堂書目》、晁《志》、陳《録》、《通考》、《宋志》皆不著録，蓋與《别録》同亡於唐末五代。”參證相關文獻，姚氏之説甚確。姚振宗輯録，鄧駿捷校補《七略别録佚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6，85。 [2]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漢文卷三八，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頁337下；洪頤煊《經典集林》卷一二，《續修四庫全書》，120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2002年，頁405下；李解民：《顧觀光的<别録><七略>輯本》，《社會科學戰綫》1992年2期，頁319；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史編目録類，《續修四庫全書》，1204册，頁52上；姚振宗輯録，鄧駿捷校補《七略别録佚文》，頁19；章太炎《七略别録佚文徵》，《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頁323。 [3]案，惟“讎校”條《太平御覽》引自“劉向《别傳》”，後文有辨。 [4]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燕京學報》第7期，民國十九年六月，頁1217。 [5]余嘉錫《書册制度補考》，《余嘉錫論學雜著》，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頁540，541。 [6]陳垣《校勘學釋例》，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129。 [7]胡適《<元典章校補釋例>序》，《校勘學釋例》卷首，頁3。 [8]姚名達《中國目録學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6。 [9]來新夏《古典目録學淺説》，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237。 [10]程千帆、徐有富《校讎廣義·校勘編》，濟南，齊魯書社，1998年，頁4；杜澤遜《文獻學概要》，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176，291。 [11]董洪利《古典文獻學基礎》，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194。 [12]張滌華《<别録>的亡佚及其輯本——<别録>考索之二》，《阜陽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2年第2期，頁4。 [13]蕭統編、李善注《文選》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287。 [14]李昉《太平御覽》卷六一八學部一二，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頁2776上。 [15]案，《文選注》所引文字似有欠闕，胡刻《文選考異》謂“若怨家相對”下當有“爲讎”二字。若據《太平御覽》所引，則當補“故曰讎也”四字。 [16]班固《漢書》卷三〇《藝文志》，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1701。 [17]任莉莉《七録輯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3。 [18]孫德謙《劉向校讎學纂微·撰序録》，民國十二年孫氏四益宦刊本，頁33A。 [19]孫顯斌《<别録><七略>編纂考》，《圖書館雜誌》2011年第2期，頁88-91。 [20]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頁109。 [21]徐堅《初學記》卷二一，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499。 [22]姚振宗輯録、鄧駿捷校補《七略别録佚文》，頁9。 [23]孫顯斌《<七略><别録>編撰考》，《圖書館雜誌》2011年第2期，頁90。 [24]王利器《風俗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495。案，王利器先生仍沿襲舊説，以爲《風俗通義》引述劉向《别録》之文，故其標點引文存在訛誤。 [25]永瑢《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〇子部雜家類，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1033上。 [26]杜澤遜《文獻學概論》，頁291。 [27]案，《隋書·經籍志》史部譜系類云“今録其見存者，以爲譜系篇”，其中有劉向《别録》二十卷。 [28]蕭統編，李善注《文選》卷一，頁1。 [29]如《御覽》卷七五四引劉向《别録》曰：“蹴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時。記黃帝蹴鞠，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才也。令軍事無事，得使蹴鞠，有書二十五篇。”而卷二九七引劉向《别傳》曰“蹴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蹹鞠，兵勢所以陳之，知武材也。皆因熙戲而講習也。”卷九七九引劉向《别傳》曰“尹都尉書有種蓼篇”，卷九八〇引劉向《别録》曰“尹都尉書有種芥、葵、蓼、韭、葱諸篇”。 [30]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二三，《二十五史藝文經籍志考補萃編》（十五卷），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1002。 [31]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胡應麟《經籍會通》早已指出，《御覽》所引大抵采自類書，並非宋初實有其書。永瑢《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三五子部類書類，頁1145上。 [32]有學者曾據《御覽》大量徵引《别録》，證明《别録》在宋初尚存，其説不確。張滌華《<别録>的亡佚及其輯本——<别録>考索之二》，頁2。 [33]案，《御覽》引據《風俗通義》非常頻密，總計有兩百多條，其中不少條目屬於今本《風俗通義》的佚篇內容，可知其能直接依據《風俗通義》原本，且其篇卷尚未殘闕。 [34]《御覽》也有其獨特價值，如所引有“故曰讎也”四字，就比《文選注》較爲完備。又《文選注》所引“一人讀書”，《御覽》作“一人讀析”，王欣夫先生以爲“一人讀析”文義更加明白，杜澤遜先生則以爲“析”是文字之誤，似乎還可商榷討論。 [35]顧野王《玉篇》，《續修四庫全書》，228册，頁255。 [36]案，“讎校經中”，亦當爲“讎校中經”。姚振宗云：“‘讎校中經’者，即謂中五經。”《七略别録佚文》，頁19。 [37]釋慧琳撰，徐時儀校注《一切經音義》卷七七，《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1880下。 [38]姚寬《西溪叢語》卷上，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頁40。 [39]王叔岷《斠讎學》，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5。 [40]劉玉才《古典文獻學的定義、知識結構與價值體現》，《文獻》2010年第3期，頁44。 [41]杜澤遜《談談文獻學的方法、理論和學科建設》，《文獻》2018年第1期，頁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