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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洪子诚先生撰文，将195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学生集体编写《中国文学史》（“红皮本”），当作文化事件加以考察，读过之后受益良多。对其中一些问题尤其感兴趣，比如作为群众性集体学术研究，其学术源头究竟所自何来，因此想接着洪先生往下讲一点，探寻“红皮本”的来路。洪先生的文章中已经指出，“红皮本”的民间文学主流论的观点受高尔基的影响，将“鸦片战争到五四这一段”加入文学史，是受阿英先生的影响，已经谈及他们的“源头”。而我的文章，主要探讨1955级学生的老师游国恩先生的直接影响。在62年后的今天，“寻其来路”不是为了“揭短”，只是为了更好地面对历史，期冀现在以及未来的学术共同体能够“守望相助”。 “红皮本”的《后记》，带着当时的“时代特点”，充满了冠冕堂皇的朝气，但是在这朝气中也偶尔依然流露出年青人固有的“稚气”，而这也成为我们进入其“真实”历史的一个契机：“一个月的时间，要写出七八十万字，要阅读浩如烟海的材料，要集体研究、分析、讨论，要草拟大纲、编写初稿、以及修改、润色，何况明代以后的文学史我们还根本没学过，而鸦片战争到五四这一段，在目前文学史书中还是空白，完全要依靠我们白手起家。”这段话里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何况明代以后的文学史我们还根本没学过”。言下之意，有关明代以前的文学史的写作还是有所依傍的。也就是说，已经学过的明以前的古代文学史，对他们现在的文学史写作是有帮助的，他们不是在“空白”的知识起点上开始自己的工作的，至少是在“批判吸收”的基础上开始工作的。遗憾的是，在红皮本具体的行文中，对于老师们的成果，“批判”部分点名的极多，而吸收部分只要是“资产阶级学者”（老师们）的成果，则几乎不提及，只有红色“古典文学研究”“专家”郭沫若、何其芳、茅盾的大名会频频见诸书页。但我们顺着红皮本的结构框架、基本理念、具体判断，还是能找到他们对于老师们的依傍和大量观点的借用。这个我在下文会做一些简单论证。现在先说一下学术伦理的问题。为什么1955级北大中文系学生的集体编著，可以将老师们的成果涵容于自己的编著中而不予说明？这是我想尝试接着洪子诚先生文章往下讲的一个节点。 洪文认为，1955级同学的集体写作是以每个人甘当螺丝钉为基础的（他们自己也是这么描述的），这种在他们看来高效率的写作，今天我们要质疑它的“效率”和质量。洪老师的重点在质疑这种把人当作“螺丝钉”——没有个性的工具——的合理性以及工作的有效性。这个问题兹事体大，关涉到1950年代乃至整个当代中国的根本的“工作伦理”，至今仍然有很多基本问题需要我们厘清。但此处我则打算从另一面切入这一问题。1955级北大中文系的“集体写作”，由于强调每个人的“螺丝钉式”的“奉献”精神，因而这些学生们可能推己及人，当其使用“前辈”（资产阶级学者—老师）尚属“正确”（在当时政治标准下）的一些成果时，既然大家的劳动成果都是共同分享的，那么自然不必特别标明；此外，像没收资本家、地主的财产一样，资产阶级学者的学术成果也是可以被“没收”充公的，这也是不用说明的另一个原因。同时我们也要承认，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自“五四”作为新学科发展到1958年，其成果层垒叠加，也很难分辨出真正的“出处”，这也是1955级当其编写文学史时感到困难的地方吧。我之所以讨论红皮本的学术伦理问题，一方面自然是因为对他们的学术伦理可能存在的罅隙感兴趣。另一方面，我想强调的是，正是由于1955级的文学史是对前人成果的吸收、融汇，因此不太可能是毫无质量的。 由于我不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专家，不能做面面俱到的分析判断。我只能借助相关文本，以及费振刚先生这样的专家的文章，在比较重要的方面，宏观地分析1955级学生文学史对于自己的老师游国恩先生成果的使用。游国恩先生从1920年代就开始在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新世纪以来，其后人整理的《游国恩中国文学史讲义》，是汇总了他在武汉大学、青岛大学（1929-1931）编写的讲义稿，虽然讲稿比较早，但估计游国恩先生的观点也还是有延续性的。红皮本文学史在分期、对民歌的突出强调以及屈原研究等多方面与游先生的文学史有重叠。这里仅谈民歌这一点。游国恩先生的文学思想中有“五四”传统对于民间文学的重视那一面，因而民间文学在其文学史中是有着特殊的地位的。这种以民间文学为重的观点，正是1955级的最大的“理论框架”。从其讲义中可以看到，游国恩认为共百三十五篇的十三国风诗“在诗经中之位置为最高”；被朱熹等视为淫靡之音的郑卫诗歌，他评价为“诗音节自然。情采并妙。自是民歌本色。”我们当然不是认为1955级同学在接受中国古代文学史教育时会接触到游先生1930-1940年代的教案，而只是强调教师观点的连续性以及这种连续性必然在教学中的体现。 更为实证的关联，则是从费振刚先生的文章中“顺藤摸瓜”找到的。费振纲在晚年有过不少关于红皮本写作的回忆，可供我们参考。其中关于游国恩先生与文学史架构的关系的论述很关键：“北京大学中文系自1955年起学制改为五年，而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则仿效当时苏联莫斯科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中国文学史的教学有了很大的变化。此前各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的课程大都为一学年，每周2学时至3学时，而现在改为三学年，每周4学时至6学时不等。其他的高等学校也都按照北大的模式对教学计划做了调动。当时的高等教育部为了适应这一教学改革和进度，曾指定几所大学中文系和文学研究所分段草拟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并为之多次召开会议。游先生作为北大、清华、燕京三校中文系合并后的北大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主任参加了这一活动的全过程，并承担先秦、两汉部分大纲的编写。先生于1956年底写有《对于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几点意见》一文，发表于次年1月6日《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周刊上，文章结合新中国成立后大学中文系教学的实际情况，就中国文学史内容、体例和分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游先生在文章中的认识和这一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在以后很长时间内，实际上在规范着我国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的教学。”（费振纲：《游国恩先生学术成就评述》）不厌其烦地抄录，是由于这里面透露出很多重要信息。费振刚指出，游国恩发表于《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副刊上的《对于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几点意见》，在1957年“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实际上在规范着我国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的教学”。这“很长时间”，不就包括着1955级同学学习文学史和编著文学史的时间吗？这也是间接地承认了他们的文学史框架、文学史知识受着游国恩等先生的影响。“几点意见”对“红皮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我仅举几个大的影响。首先是分期上，1955级最为自豪的开前人之所无的“鸦片战争以来八十年”的文学史，是在“几点意见”中的；其次是在体例上，关于文学史写作以追溯源流还是以作家为主线索，在“几点意见”中确定了“以作家为主，依时代先后叙述”，并“以体裁、派别等为辅”的基本路数；最后是对前人研究的了解，对于前人的几本文学史，如林传甲、陈子展、李长之文学史的特点，“几点意见”也都有比较明确的介绍。而这几本文学史也是“红皮本”常常要批判地提起的。 寻找1955级跟随前人的踪迹，是想在洪老师讨论的方向上有所延长。固然我们看到集体写作的害处，看到当年这批“年少轻狂”者对老师批判的无情、无理、无礼，我们更要看到“红皮本”可能拥有的价值，它也是在集合了前人智慧的基础上诞育的。我想1955级同学的“忏悔”和“惭愧”里面包含着一层难以言说的“弑父”之痛。承认当年的“集体创造”成果是从自己的老师那里“窃取”而来的，我想比承认自己当年对老师的不公正的批判应该是更艰难的。承认前者，等于承认自己的学术之无能；而承认后者，则相比起来简单一些，是年少无知、少年意气，是跟随错误的时代潮流。 （附注：这篇文章写完了，才读到谢冕先生最新的访谈。他说：“我们就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把所有的文学史著作都拿来读，全年级的同学，文学三个班一共将近六七十个人，统一指挥，成立编委会，从阅读入手。”认为能在短时间内写出文学史，经验“就是必须读书，没有读那些我们批判过的老师的书，我们也写不出来。”这是谢冕2020年9月10日接受北京大学邵燕君教授采访时谈到当年的情形，离红皮本初版已经62年了。语境不同，心境不同，但事实还是事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