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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是金田起义170周年。70年前，1951年1月11日《人民日报》刊发胡绳同志执笔的社论《纪念太平天国革命百周年》，指出太平天国是旧式的农民战争——没有先进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所发展到的最高峰，肯定了太平天国的历史意义及其体现出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次年开工、1958年建成的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其第二块浮雕为“金田起义”。范文澜先生则在《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郑重指出，太平天国揭开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这些具有标志性的表述和事例，为研究工作树立了正确导向。然而，近三十年来，全盘否定洪秀全和太平天国、一味美化曾国藩及湘军的声音增多。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决不能等闲视之。本刊约请六位学者围绕“唯物史观与太平天国研究”撰文，希望能对相关问题有所澄清，对深化思考、推进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引起了中国社会和学术研究的巨大变革。在其早期传播过程中，学者们即尝试运用这一理论去解释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由此打开了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新路径，促进了太平天国史研究的理论转型。这一转型对客观公正地评价太平天国的史事和人物具有重要意义，但对这一转型，学术界尚未予以充分关注。本文不揣浅陋，试对此进行探究。 一、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概述 马克思主义最初是作为一种西方先进思想，被介绍到中国，后来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并中国化为毛泽东思想。其传播历程经历了从介绍、摘译的零星传播到全译、全集的系统传播。中国人撰著的系统研究论著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基本完成。 清末江南制造局编译的《西国近事汇编》即已出现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内容。1899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节译介绍《共产党宣言》。清末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党也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如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文介绍《共产党宣言》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表过多篇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文章。庚子事变后的留日学生则以日文马克思主义著作为底本，向国内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劳工的力量。1918年，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系列文章，阐述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和对劳工运动的重视。他认为，20世纪的群众运动“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毁一切历史上残余的东西，比如皇帝、贵族、军阀、官僚、资本主义等，预言“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1919年7—8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阐述人民群众的作用，提出由各行各业的小联合发展到民众的大联合以改造国家和社会的策略思想。 列宁著作也随十月革命被介绍到中国。1920年11月7日，《共产党》第一号刊登《列宁的历史》《为列宁》《列宁的著作一览表》，集中介绍列宁及其重要著作。列宁提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国”，这一论断对中国共产党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以及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都有重要意义。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开始传播时多以转引节译的形式出现。例如，陈溥贤翻译了河上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连载在1919年5月5—8日的北京《晨报》副刊“马克思研究”专栏上。该文节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一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919年12月，胡汉民在《建设》杂志发表《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一文，节译了《神圣家族》等八部马克思主义原著和恩格斯两封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是当时节译最全的版本。 随着传播的深入，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中文全译本开始出现。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这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正式出版的中文全译本。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加强了对共产党的军事和文化围剿，中国革命迫切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人大量翻译出版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研究著作，中文全译本成为主要传播形式。如1929年，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杨贤江译，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哲学的贫困》（杜竹君译，上海水沫书店出版）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出版；1930—1932年，《资本论》的中文全译本陆续出版。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教材也大量翻译出版。如1932年9月，李达等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出版，对中国理论界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921年，陈独秀、李达创立人民出版社时，曾计划翻译出版《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但直到1953年中央编译局成立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全集的翻译出版工作才真正全面展开。 除了介绍经典著作，传播者们也阐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李大钊认为，马克思学说是“时代的产物”，“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施存统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并不是一个死板板的模型”，“只要遵守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不必拘泥“枝叶政策”。 中国共产党人还积极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1926年，李达在湖南现代丛书社出版了《现代社会学》，系统论述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并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问题、性质及中国革命的任务、前途等重大现实问题。1926年3月，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进行划分，分析了各阶级所代表的生产关系、在革命中可能的态度，确定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同盟军和领导者，强调内外环境的变化会导致阶级群体的分化，应适时地调整政策，以取得革命的最终成功。1927年3月，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指出共产党人对待农民运动应站在前头领导，而不是在后面指手画脚地批评，更不是站在对立面反对。 1937年，李达《社会学大纲》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基本完成。该书是中国人撰著的第一部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不仅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有理论上的发挥和超越，如认为“未来的新社会中，生产力、生产方法与生产关系虽都是平等的，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依然存在”。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和任务，理论界随后开展了一场“学术中国化”的讨论。1939年12月，毛泽东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矛盾和革命对象、任务、动力及性质。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之作。毛泽东思想由初步形成走向成熟，有力指引了中国的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 二、太平天国史研究的理论转型 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学习、接受和运用的过程。同样，以唯物史观指导太平天国史研究，也有一个学习、接受和运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能立即自愿地接受唯物史观的指导。因此，太平天国史研究的理论转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民族史观指导时期、民族史观和唯物史观并存时期、唯物史观指导时期。 唯物史观未应用于历史研究之前，中国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盛行考据，对历史的解释则以王朝正统史观为主。清末反满和变革封建统治的要求使得历史书写也出现了变化。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于1901年和1902年分别在《清议报》《新民丛报》发表系列文章，提出资产阶级“新史学”，反对正统论，提倡国史、民史；清末革命党人为反清排满需要，抨击成王败寇说，宣扬民族革命史观，将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归因于满族统治者对汉族的压迫统治，称太平天国运动是抵抗满族统治的民族革命，太平天国将士是“英雄”“先烈”。清末流传很广的刘成禺《太平天国战史》和黄世仲《洪秀全演义》皆从这一角度进行书写。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清末革命党对太平天国性质的解释成为民国官方主流论调。这一时期出版的太平天国史书籍也秉持这一史观。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上海文明书局1923年版）是在抄本《洪杨纪事》的基础上增删而成，而《洪杨纪事》又据张德坚《贼情汇纂》编撰。《太平天国野史》全书共20卷，将抄本中对太平天国的蔑称一概删改，如将“首逆伪天王洪秀全”改为“本纪”，“贼文告”改为“文告”，“伪文字”改为“文字”，“篡窃”改为“革命”等。李法章《太平天国志》是一部太平天国人物志，在“自叙”中，作者誓革成王败寇之“陋习”，坚守反满兴汉的民族革命立场。王钟麒《太平天国革命史》同样抨击成王败寇说，将太平天国的起事原因解释为“客帝临朝”，“盗憎”“中原故族”。 马克思主义者和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开始尝试用其指导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以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最早从李大钊开始。1920年，李大钊发表文章认为唯物史观之前的历史解释都是唯心史学，为权势阶级服务；将历史发展归结于“天意所存”而忽视“人力所造”，这种做法是“陈腐而且陋劣”的；唯物史观传播后，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受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 1924年9月3日，中共主办、在上海创刊的《向导》周报刊登四篇义和团专题评论文章。这些文章一致认为义和团运动是由帝国主义侵略引起的反帝民族革命运动，其中蔡和森的《义和团与国民革命》将义和团运动与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相比较，认为“洪杨李秀成等皆耻求助于外人——侵略者，正是洪杨革命的卓越”。这大概是首次以唯物史观评价太平天国。1926年，毛泽东在《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中指出，太平天国不是满汉战争，而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研究太平天国史的指导理论开始呈现民族革命史观和唯物史观并存的局面。 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太平天国史，国外学者早于国内。因此，国内学者运用唯物史观撰写太平天国史论著时，难免受到国外论著的影响。据学者研究，李一尘和张霄鸣的太平天国史论著都受到波兰学者拉狄克（Karl Radek）《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影响，尤其张霄鸣一书所受影响更大。 1930年，李一尘出版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该书多引用外文书籍中的相关论述，从经济方面分析了太平天国发生的时代背景，认为中国经济“需要一种革命来改变生产关系，以加速生产力之前进”；太平天国革命的发生，是汉人与满人的冲突、民众与政府冲突的表现，外交的失败加重了这种冲突；认为分析19世纪前半期中国经济及社会制度能得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分析20世纪初期的中国经济及社会制度也能得出目前的中国革命运动。该书批评了对于太平天国的两种评价，一是认为太平天国只是“一种无意义的骚动，仿佛……一种暴乱抢杀行为”；二是“歌颂太平天国的功德，或者是以英雄伟人看待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作者认为，太平天国是“一个伟大的进步的带着资产阶级民主性的农民革命”，其伟大在于推翻了中国经济上的封建制度，消灭地主私有土地，其土地政策是军事土地共产主义。该书根据经济状况将对立双方分成两大营垒：革命营垒以破产农民、贫苦绅士为主，农民“是被封建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以及官僚的三角联盟”压迫剥削的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动力；反革命营垒以将死亡的满洲政府、官吏、地主、商人、富绅为主。该书又将绅士分成三个营垒：革命的组织者与指导者、消沉者、反革命者；认为革命失败源于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的压迫。 张霄鸣《太平天国革命史》的体例、结构、观点与李一尘著作大同小异，但也有自己的特点。在分析两大营垒时，反对将各营垒固定不变的机械论，而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各营垒中阶级阶层的纷争变动；将革命失败的原因总结为七条，如“没有中坚有力的领导阶级”“没有密切的联系全国革命力量”“没有急速的颠覆反革命的中心势力”“革命队伍中之内讧”“帝国主义帮助地主和商人向革命进攻”等。最后号召“革命的战士们”完成太平天国未完成的任务，与帝国主义“英勇斗争”，“肃清残余的封建势力，尤其是土地问题”，但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去解决，不能实行“原始经济的农村公社的共产制度”。 李一尘和张霄鸣都以专门篇幅论述“太平天国的民族主义”，强调太平天国的反满政策，但全篇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为指导，从经济角度分析太平天国革命发生的原因、敌对双方的阶级成分、政策制度和失败原因，虽因资料局限，有史实错误，但为太平天国史研究打开了一扇唯物史观的窗，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书中用语如“没有中坚有力的领导阶级”也常被后来论著借鉴。1933年上海光明书局出版的李鼎声《中国近代史》，其太平天国内容多参考张霄鸣之作。 此后，受抗战影响，以唯物史观解释太平天国史的论著不断出版，特别是在延安、抗战后方和上海公共租界。如1937年延安解放社出版了张闻天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1937年上海真理出版社出版了李群杰的《太平天国的政治思想》，1944年上海中华正气出版社出版了朱谦之的《太平天国革命文化史》，1945年4月25—30日的延安《解放日报》第4版连载了范文澜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同时，坚持民族革命史观的论著也一直存在。以简又文的《太平军广西首义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和萧一山的《清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最为典型。 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取得了理论主导地位，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潮流和必需。通过学习，学者们的认识逐渐统一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上来，反唯物史观遭到批判，单纯的民族革命史观遭到摒弃。太平天国史研究的理论转型至此才最终完成。 三、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太平天国史引起的争论 运用唯物史观这一新理论研究太平天国史，不可避免会引起争论。争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太平天国史的方法论之争，二是支持何种抗战建国的道路之争。 李一尘和张霄鸣等人的论著，被批为只重理论，不重史料，是“绝无确凿的和充分的事实为根据的空论”，因其引用原始资料较少，多采用国内外论著中的论述支持自己的观点。李群杰支持李一尘、张霄鸣，在《太平天国的政治思想》一书中，开宗明义声明自己“是以研究‘理论’为主标的……谋理论与实践之一致”，认为“研究运动史而抹煞它领导运动的理论，是盲目的史家……我本着为学术而努力的坚定信念，奋力前进，务给妄断天国革命运动为‘盲目蠢动’者以事实的答覆”。他们被称为史观派。 因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不同，学者各自得出的结论也有差异。比如，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是什么？李一尘、张霄鸣认为是“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李群杰认为是“接受了资本主义影响的反封建剥削的革命运动”，是“根本企图改造政治制度之民主主义政治运动”，不是“反对满清的狭义民族主义运动”；叶青认为是“市民性的农民革命或农民性的市民革命”；朱谦之认为是“农民之土地共产革命”“民族之政治制度革命”“宗教之文化教育革命”。这些争论终未达成共识。因缺乏对唯物史观的准确把握，更缺少对太平天国运动前后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系统研究，这些争论多为概念之争，对研究和理解中国近代史作用有限。一种社会形态，其内部各种因素的发展并非整齐划一，不同地区和行业的发展也不平衡，所以，只抓住社会发展的某一方面就断定太平天国的性质，显然不够客观全面。 罗尔纲师事胡适，注重对太平天国史料的搜集和史实的考订。在《太平天国史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自序中，他评价道，“最近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又多成为一种理论的解释，内容羌无故实，迹有近于宣传”；历史家的任务是“求真”“传信”，不要为“时代的观念”所持。简又文支持罗尔纲所论，认为史观派“无非是师前辈革命党人之故智——借题发挥，以太平史为煽动的工具”。萧一山、谢兴尧等人也强调史料，注重考证。他们被称为史料派。 朱谦之主张两派取长去短，认为史料考订和史料解释“两者缺一不可”。要注意史料之解释，但“只知有史料的解释，而不知从事史料的搜集、直接应用原始材料”，是“迁就事实，来完成空洞的理论”。他在撰写《太平天国革命文化史》时，即力求将史料和史观相结合。他还力赞彭泽益的《太平天国革命思潮》是二者并重。 关于支持何种抗战建国的道路之争，尽管争辩双方都承认太平天国是反满的民族革命，都用进化论来解释社会进步，但谁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是个人、英雄，还是人民？这根本上是如何看待人民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抗战后国共两党以何种“主义”建国的道路选择。 陈恭禄在《中国近代史》中认为，“洪氏侥幸成功，不过以暴易暴，而其狂妄之思想，摧残文化，祸犹未可知也”；所谓“太平天国实行共产，其言殊不确实”，“其人殆共人产，而不与人共产也”；“二十四年中之悲惨战史，除人民流离、死亡而外，别无有意识之结果”。蒋廷黻认为太平天国仍是“旧社会走循环套”，其失败“证明我国旧式的民间运动是不能救国救民族的”。他们都肯定曾国藩等人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以古论今，对于抗战建国的道路选择，陈恭禄认为，不管是以武力还是独裁，当下急务是将“中央权力达于各省”。蒋廷黻认为只有“三民主义”是民族“惟一复兴的路径”，只要“追随总裁，谨守总理遗教，必能找到光明的出路”。 简又文明确反对马克思主义，认为以人口过剩、土地集中、帝国主义侵略来解释太平天国起因，都没有根据，李一尘等人的著作是“无根据的空论”，太平军与湘军的战争是“农民打农民”，太平军的“破坏力及毁灭力”“仅亚于现今日本侵略之一役耳，其前盖无匹也”。他主张“生命中心说”，赞同“民生史观”。 李群杰反对称太平天国“盲目蠢动”，认为“市井上虽然有些搜集在教本里的太平‘信’史，但十九是虚伪的”，所指即为陈恭禄著《中国近代史》《中华民族革命史》《中华中国近百年史资料》等书。他力证太平天国运动在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方面比其他农民起义进步，上帝会“内在”的革命性，比从前任何秘密会社都进步，政治旗帜也比任何一次运动都鲜明。范文澜驳斥了蒋廷黻的“循环套”论，认为自“太平革命”揭开了“民主主义革命序幕”，旧式农民起义面目为之大变，这个革命起了“民主革命先驱者”的作用，而曾国藩是“反革命的汉奸刽子手”。该书运用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的话语体系，肯定了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拥护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建国主张。 以上这些分歧其实是唯物史观在传播过程中与其他思潮的论战在太平天国史研究领域的反映。史料派与史观派之争，有“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影子。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异议，推行其实用主义哲学。8月17日，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认为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在现实中，要根本解决一切问题，必须用阶级斗争学说去联合工人运动。经过激烈辩论，“问题与主义”之争最终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胜利而结束。而史学界对于史料和史观应该结合运用，最终也不再有争议。 从梁启超批判二十四史是帝王将相史，到进步知识分子喊出“劳工神圣”的口号，再到共产党发动工农运动，从历史理论到革命实践，民众力量都得到了空前重视。抗战建国的“主义”之争，其实是要不要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之争，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之争，是唯物史观传播过程中“社会主义论战”的反映。1920年11月6日，张东荪在《时事新报》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公开反对社会主义。他认为中国只有实行资本主义才能开发实业，增强富力，解决大多数人的生活。梁启超为之声援，认为中国没有劳动阶级，应先有资本阶级，再有劳动阶级，社会主义运动才有凭借。马克思主义者则坚持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李大钊发表《社会主义下之实业》一文，认为中国“欲振兴实业，非先实行社会主义不可”，实行“平民专政”，可将“散漫”资本“强制搜集起来”大办实业；中国劳动力供过于求，有很多游手好闲之人，若实行“不工作者不得馒包”，必能成为有用的劳动者；实行社会主义可以消灭“掣肘实业”的强大的官僚势力。张东荪、梁启超反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主张改良，反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则论证了革命的必要性。李达认为在中国“要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陈独秀强调，中国不能实行“欧美已产生危机的资本主义”，“只有劳动阶级胜利，才能救济中国的危急及不独立”。这次社会主义论战让“知识阶级中表同情于资本家的与表同情于劳动者的两派”，旗帜鲜明地“各为其主”。在史学领域，这“两派”的对立也表现得很明显，对太平天国的不同评价就是现实态度的真实反映。 其他论调，如主张“民生史观”，主张人性论、反对阶级斗争等，在戴季陶主义中都有体现。讲求民生有其积极意义，但戴季陶主义不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模糊阶级界限，纯粹从生物学观点谈人类生存，完全无视人类生存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抽象地强调人性至上，最终走向唯心主义。湘军和太平军本质上确实都是农民，但因他们分属不同的阶级阵营，使得他们自身也被赋予了不同的阶级利益色彩，士农工商兵等职业人群也各有自己的阶级属性。因此，抛开阶级利益谈抽象的“农民打农民”，无视阶级属性谈抽象的职业归属，都是唯心论的，不符合历史实际。 在争论过程中，持唯物史观的学者为了反驳对手，证明太平天国运动比历史上的其他农民起义进步，对太平天国的宗教理论、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常有不同程度的美化，对后来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也产生了不良影响。 在唯物史观传播过程中，革命与改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论战一直没有停止。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是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是使中国走向独立、富强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潮尽管在历次论战中都败北，但并没有消失，在某些时候还会沉渣泛起。改革开放后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引起思想文化领域的波动，出现了否定甚至妖魔化太平天国的声音。比如，说太平天国运动除了破坏还是破坏，太平天国宗教是邪教，太平军与湘军的战争是神权与人权之战，等等。这些言论背后的主张其实是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中国革命和共产党政权，否定农民在革命中的积极作用。这些论调在唯物史观面前，根本不值一驳，但因其引起思想混乱，又不得不驳。1990年，朱东安发表《太平天国“推行神权政治”说质疑》，从理论、论证和史实等方面对“神权政治”说进行批驳。文章认为，在如何对待外国侵略、封建剥削以及如何实现中国工业化的问题上，太平天国和曾国藩代表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太平天国不是要推行神权政治，而是要中国独立富强。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它的意义在于提出了什么问题，指出了什么方向，比前人增加了什么新内容，给后人以什么启示。2002年，夏春涛发表《太平天国宗教“邪教”说辨正》，强调不能沿用封建社会的正统观念，将“邪教”视为历史上民间秘密宗教的代名词。太平天国领导者受历史条件的制约，借宗教起事，无可厚非，不能否定其正义性，也不能以后世眼光苛求前人。太平天国的宗教实践有其成功、积极的一面。 像唯物史观在传播过程中常常遭遇质疑、反对一样，在太平天国史研究领域，以非唯物史观解释太平天国的论调也会反复出现。学者只要秉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正确运用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去辨析，就能立于不败之地，而不会为错误思潮所迷惑。 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