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1492 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普遍被看作全球史的开端。这不仅因为大航海发现了整个地球的面貌，将全人类连为一体，更重要的是现代文明从西方兴起并征服地球的其他地区，从而塑造了全球化的世界，以至于今天不少人憧憬着美国所代表的“历史终结”和“世界帝国” 的降临。 然而，达尔文（John Darwin，1948—）的《帖木儿之后》试图突破西方经典著作以及流行教科书以西方为中心展开的历史叙事，他带领读者穿越诸多陌生的历史场景，将目光投向了东方与西方互动的历史宏大叙事。他选定的历史起点并非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 1492 年，而是很少被人关注的“帖木儿之死”的 1405 年。这一年标志着蒙古人建构欧亚世界帝国梦想就此破灭，全球历史翻开新的一页。选择这个时间点无疑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看起来与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保持距离，凸显欧亚大陆以及亚洲在全球史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是想给致力于建构世界帝国的政治家们提个醒：“欧亚世界不愿接受单一规范。”（全书最后一个小标题）本书出版于 2008 年，正是美国利用单极优势东侵西扰、致力于建立“新罗马帝国”的关键时期，这无疑暗示美国建构“世界帝国”必然遭遇类似“帖木儿之死”的失败。用全书最后一句话来说：“如果说从对过去的漫长检视中，可以发现什么不变的事实，那就是欧亚世界对单一制度、单一统治者或单一规范的抵制。由此看来，我们仍活在帖木儿的阴影里，或者更确切地说，仍活在他失败的阴影里。”（第 499 页） 因此，要真正读懂达尔文这本书，一个可行的阅读办法是从最后一章开始，理解达尔文思考问题的入手点是什么。在他看来，全球史就是帝国争霸史，西方崛起以及由此而来的帝国争霸无非是想继续帖木儿的事业，致力于建构新的世界帝国。然而，世界帝国的事业为什么会遭遇失败？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回到全书第一章，看看作者采用怎样的理论方法来回答这个问题。达尔文无疑从全球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中汲取理论资源，强调不能从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来解释全球史，必须同时具有从东方出发的视角。因此，本书又是作者与全球史家们展开辩论的著作，并由此提出其理解全球史的理论范式。我们唯有把握其理论范式才能真正理解这本书的学术贡献。 从 17、18 世纪以来，西方理论界就开始系统地建构东方与西方的差异和对立，并由此解释西方何以崛起并支配世界。全球史的兴起不断修正这种西方中心主义论述，并给出新的理论解释。达尔文在本书中试图从帝国史的视角与全球史的主流叙事展开对话，因此全书的高潮部分就在于第四章，作者提出“欧亚革命”这个概念来重新解释西方崛起和东方衰落的“大分流”问题，从而彰显出自己的理论思考。不过，达尔文是历史学家，他更倾向于将著作写成一本通俗易懂的历史书，而不是理论分析著作。他努力将学术界讨论的重大理论问题加以通俗化，通过历史线索和历史场景的连续性来展现其理论思考。因此，本书又是一本有理论背景的学术著作，它有理论对话对象，有理论关怀，而这些理论关怀往往隐含在历史叙述中，无法展开深入的理论分析。 因此，要真正理解这本书，就必须关注作者提到的寥寥数语而未能全面展开的理论叙述。正是从他所关注的理论问题入手，本文作为推荐序可以被看作是这本书的注释。一方面展开讨论作者未能展开的那些理论问题，帮助有兴趣的读者关注这本书的理论雄心，而不仅仅将其看作畅销通俗读物，另一方面也尝试就帝国问题展开对话，从而探讨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帝国以及从过去六百年的全球帝国史中获得怎样的教益。 二 我们今天对历史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由 18、19 世纪诸如孟德斯鸠、亚当·斯密、孔德、韦伯和马克思等理论家用社会科学方法建构起来的，即人类历史遵循从初级迈向高级、从传统迈向现代、从野蛮迈向文明的普遍历史发展道路。这种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被简单地概括为现代化理论，以至于将西方文明看作人类历史发展的目的已近乎成为一种神学信念，全球化必然导致“历史终结”。 然而，这种历史叙述正面临着来自全球史研究的挑战。全球史是一个复杂的思想谱系，其中最活跃的乃是左翼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比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阿明的依附理论和弗兰克“重新面向东方”等。他们认为这些经典作家对历史的描述恰恰是“非历史的”，因为这种叙述过分偏重欧洲历史，仅仅在欧洲历史中寻找现代化道路的起源和动力，而忽略欧洲迈向现代化的历史条件恰恰是对非欧洲的“边缘地带”的掠夺或者剥削。因此，这些理论暴露出一种“西方中心主义”乃至“东方主义”的思维模式，将非西方世界仅仅作为外在的“他者”，成为“西方奇迹”的对立面，以至于现代化理论成为西方帝国主义或新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工具。在左翼批判传统的推动下，全球史突破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写作范式，将西方与非西方文明放在整体的互动世界中加以考察。因此，全球史写作一方面秉持“反目的论” 的立场，强调西方崛起的偶然性，甚至将这种偶然诉诸地理环境、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强调西方崛起时代的东方并非像经典作家用“东方专制主义”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等理论所描述的那样处于“停滞”状态。全球化乃至全球体系也不是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所推动形成的，早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东方就已经形成了生机勃勃的全球贸易体系（分歧仅仅在于是一个体系，还是多个体系），西方崛起实际上是努力加入东方的贸易体系并在后来逐渐反超东方的进程。这就是弗兰克提出的全球史写作必须“重新面向东方”（Orientation）的问题（该书中译本改名为《白银资本》）。在此基础上，彭慕兰进一步主张地理大发现以来，东方始终保持对西方的经济优势，一直到 18世纪中后期西方在工业革命之后才真正超越东方，导致东西方的“大分流”。 作为帝国史学家，当达尔文进入全球史领域就必须面对全球史写作中的基本假定。因此，当我们打开本书第一章，就会发现标题干脆直接用了弗兰克的书名“重新面向东方”来表达自己对待全球史的基本态度和立场，即从全球视野来平等地看待欧洲与欧洲之外，尤其是东方世界的关系。全书差不多用同样的篇幅来描述俄罗斯帝国、伊斯兰世界、印度和中国在 18 世纪之前所展现出来的活力，反驳 19世纪理论家所描述的东方“停滞”形象。正是在“重新面向东方” 的历史视野中，他认为“现代世界史的重心在于欧亚”（第 19 页），而非“西方中心主义”所强调的大西洋世界。而在第四章“欧亚革命”中，第二小节的标题直接取自彭慕兰的《大分流》，表明其问题意识源于从弗兰克到彭慕兰提供的历史解释范式。至于他在第一章中批评亚当·斯密、马克思、韦伯等关于西方兴起的理论阐释，这与其说是阐述作者自己的理论观点，不如说是对全球史中的上述同行的致谢。 不过，以研究帝国问题著称的达尔文加入全球史研究中，必然意味着帝国研究与全球史研究这两个不同领域之间的对话。一般说来， 1883 年剑桥大学帝国讲席教授西利（J. R. Seeley）的《英格兰的扩张》标志着帝国史研究的开端，这个传统既是对欧洲殖民帝国扩张的历史经验总结，又是为帝国的扩张提供理论依据和正当性支撑。然而，随着 19 世纪霍布森、列宁等左翼思潮展开“帝国主义”的理论批判，特别是二战后欧洲殖民帝国的衰落以及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帝国研究走向衰落。而随着美国在全球争夺霸权，帝国研究纷纷转向淡化帝国色彩的“区域研究”。然而，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由于西方文化革命的兴起，这些“区域研究”在理论方法上也受到随之而来的后殖民理论、新社会理论、文化批评等形形色色的后现代理论思潮的影响。冷战结束后，左翼的帝国主义批判思潮式微，全球化和历史终结的意识形态推动了帝国研究的复兴。比如在中文世界熟知的弗格森（Niall Ferguson）就是重要的代表人之一（中信出版集团专门翻译出版了弗格森书系）。在“9·11”事件之后，随着美国建构“新罗马帝国”的一系列军事征伐，帝国理论更是从史学进入国际政治领域中。 然而，与弗格森对大英帝国辉煌岁月采取辉格党史学的怀念不同，也与目前围绕美国独霸天下展开的帝国辩论不同，达尔文虽然于 1948年出生于大英帝国官员的家庭，但他在南非度过青少年时代，目睹了当时殖民地争取独立的风潮，而在牛津大学读书时正赶上学术思潮的变化。当时正在兴起的后殖民理论和后现代理论思潮对帝国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种思潮影响下的“新帝国史”研究更多采用一种社会学、人类学、环境学等来自底层的观察视角，关注环境变化、移民、传教、商业、观念以及殖民地人民的反抗与合作等。特别是他的导师加拉格尔（John Gallagher）与罗宾逊（Ronald Robinson）在 1953年发表了著名论文《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对大英帝国史给出了新解释。这对达尔文的帝国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可以说，达尔文后来出版的《未终结的帝国》（Unfinished Empire，中信出版集团，2015）和《帝国筹划》（The Empire Project）这两本重要著作实际上是对其导师思想的进一步阐发。 在这种学术路径下，达尔文认为 18 世纪西方超越东方从而出现“大分流”是历史的偶然因素导致的。欧洲帝国的全面扩张之所以可能，不仅在于经典社会理论所强调的“工业帝国主义”摧毁了东方帝国，更重要的在于其发展出一种“文明化”的“帝国自由论”（imperial liberalism）。这种“文明化”的主张获得东方帝国内部精英的赞赏和支持，以至于欧洲帝国扩张不再是简单的暴力征服，还包含了这些殖民地的积极合作。可以说，“新帝国史”的重点已不再是欧洲列强的对外殖民扩张，而是关注欧洲与殖民地之间各种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互动。因此，“新帝国史”研究看起来解构了“西方中心主义”，解构了西方列强在建立帝国过程中的理性筹划和主导地位，但实际上解构了西方帝国建构中的政治经济学基础，从而弱化甚至消解了对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批判。 正因为如此，达尔文强调要把“帝国”这个概念从“帝国主义”的理论批判中解放出来，将“帝国”仅仅看作“历史上大部分时期会自然发展出的政治组织模式”(第24页)，甚至认为“世界史……就是帝国史——由一个个帝国构成的历史”(第484页)。为此，他既不想把西方崛起征服东方的历史批判为“掠夺性帝国主义的残酷史话”，也不想将这段历史美化为“以西方为向导和模板，迈向现代性的世界历史”(第483页)，而试图以一种不含情感判断的客观冷静来看待全球帝国史。一旦“帝国”成为中性概念，“帝国主义”也就可以被界定为“一国欲借由将其他社会吸收进其政治、文化、经济体系，以支配其他社会的企图”，由此，“最积极推行帝国主义的往往是欧洲人，但那并非欧洲人独有的行为”(第413页)。他在书中不仅将沙皇俄国在中亚的扩张看作“内陆帝国主义”，甚至将奥斯曼土耳其的扩张称为“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不再是列宁所批判的资本主义“高级阶段”上的特殊历史现象，而是一种人类历史上普遍的帝国扩张冲动。可以说，经过这种“新帝国史”写作对19世纪以降关于“帝国主义”的左翼批判思潮的有效消毒，达尔文才能心平气和地看待欧洲帝国主义的全球扩张，从容地写作全球帝国史。 然而，这种对“帝国主义”的消毒工作也导致“帝国”概念丧失了特定的历史内涵，成为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作为一本帝国史著作，达尔文竟然没有对“帝国”概念进行理论建构，没有强调古今东西帝国的差异，而只是将其简单描述为“大规模积聚权力”(第24页)，“帝国是打破或无视种族、文化以及生态区分的势力体系或统治架构”(第485页)。他只是给“帝国”概念加上各种修饰语来描述其外部特征，如“商业帝国”“军事帝国”“未宣明的帝国”“无限制的帝国”，等等。他虽然在最后一章中提到了“古典的”帝国、“殖民的”帝国和“非正式的帝国”三种帝国形式(第487―489页)， 但他强调的不是这三种帝国的区别，而是以三者共同面临的统治难题来刻意抹杀这种区别，他也并没有用这个三种帝国模式来分析他所提出的“欧亚革命”。而我们唯有从帝国的不同类型及其背后所包含的古今东西的差异，才能真正理解“欧亚革命”或“大分流”的起源及其影响。 三 本书可以被看作作者组织的一场全球史研究与帝国史研究之间的对话。一方面他试图用“新帝国史”的立场来批判全球史中从沃勒斯坦到弗兰克的左翼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另一方面他又试图从全球史的角度将帝国看作一种普遍的全球历史现象，从而解构霍布森和列宁所开创的“帝国主义”批判传统。而他对全球帝国史的理解直接获益于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学。一方面，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学早就提出要从全球视角来看待欧亚关系，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学本身就服务于欧洲帝国主义扩张和全球争霸战略，而这种地缘争霸战略的中心就是达尔文所关注的“欧亚大陆”。达尔文认为，在18世纪之前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欧亚大陆上的几大帝国势均力敌，但直到18世纪之后，欧洲帝国才全面崛起对亚洲的东方诸帝国构成了压倒性优势，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欧亚力量发生巨大变化的“大分流”呢?达尔文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欧亚革命”。他认为由于发生了地缘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工业革命)和文化革命(“文明论”)相互交织的三场革命，才形成了东西方“大分流”的“欧亚革命”。如果说工业革命和文化革命是经典理论所普遍强调的，那么达尔文最大的贡献就是将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学引人全球帝国史研究中，强调“欧亚革命”的基础乃是“地缘政治革命”(第四章第一节的小标题)。 正是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达尔文一方面强调由于新大陆的发现导致“欧洲”的版图和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东部的俄罗斯到美洲和大洋洲所有的欧洲人殖民地都纳人整个“大欧洲”，其中“大西洋世界”的兴起使得欧洲人可以利用美洲的白银“勉强地搭上了亚洲经济的列车”(弗兰克语)，从而加入东方形成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19世纪初拿破仑帝国的覆灭打破了欧洲内部诸帝国的地缘力量平衡，导致处于大陆心脏地带的俄罗斯帝国和作为海洋帝国的大英帝国放手在全球展开扩张，二者分别从陆地和海洋两个方向对欧亚大陆形成南北夹击，共同挤压、蚕食和占领东方诸帝国的地缘空间。正是大英帝国与沙皇俄国在围绕欧亚大陆不断扩张并形成对峙和竞争的长达一个世纪的“大博弈”中，大英帝国占领印度将其变为殖民地从而获得征服东亚的跳板。从此，英国进入了独霸海洋世界的局面，也顺势推动全球自由贸易的兴起。而要通过贸易手段战胜最后的东方帝国——中国，就必须依靠物美价廉的产品，英国的“工业革命”由此而来。由此，“大欧洲”的形成推动了全球地缘政治革命，这场革命推动经济领域中的工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而经济发展的差异推动了欧洲人在文化领域中以“文明”面目来拯救落后“野蛮”的文化革命，“东方主义”笔下的东方“停滞”形象也由此诞生。这三场革命交织在一起，推动欧亚大陆上欧洲超越亚洲并决定了亚洲衰落的命运。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解释“大分流”无疑具有洞见，然而，达尔文对“欧亚革命”的解释恰恰忽略了全球帝国史中的两个根本问题。其一乃是全球史中的“郑和之谜”，即明代中国完全有能力进行全球大航海，甚至郑和已经发现了“非洲”，可为什么中国放弃了主宰全球的机会而将其拱手送给后来的欧洲人呢?其二乃是“大航海之谜”，即为什么欧洲人要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进行全球大航海呢?我们唯有将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来思考，才能真正理解“大分流”的地缘政治基础及其影响下的经济、文化起源。 虽然达尔文强调麦金德的影响，但他忽略了麦金德将全球划分为大陆心脏地带、大陆边缘地带(内新月地带)和海洋岛屿地带(外新月地带)所具有的深远意义。大陆心脏地带对边缘地带的长期冲击，导致地处大陆边缘的中国始终以应对北方游牧民族作为首要任务，由此，中国地缘战略的重心始终是与大陆心脏地带争夺“内亚地带”(拉铁摩尔语)，这种长期的地缘战略重心塑造了中国作为大陆国家的品格，导致海洋从未成为中国关注的重点。因此，“郑和下西洋”从一开始目的就不是海洋世界的商业贸易，即使发现新大陆，这些不毛之地对于富饶的中国也没有什么意义。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长期与北方文明程度较低的游牧民族较量中，北方少数民族不断进人中原，在文化上被汉化，从而强化了中国人的文明自信，以至于形成一种作为世界中心的自我认知。这种文化自信发展为傲慢，窒息了中国人对外界变化的感知，以至于中国在16、17世纪与西方世界的交往中对于西方新兴的科学知识缺乏关注和兴趣。而欧洲帝国进入鼎盛时期刚好是中国王朝进人衰落的时期，这种历史的“因缘际会”加速了这种“欧亚革命”。从这个意义上，中国在历史上无论是作为大陆帝国的强大，还是缺乏海洋意识以及对西方的文化封闭和傲慢，都是因为在地缘政治上与大陆心脏地带长期互动的结果。同样，西方崛起不仅源于地中海提供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偶然发现了新大陆。这才是真正的“因缘际会”。 要理解欧洲人为什么要进行大航海，首先就要从地缘政治上诉诸地中海世界的影响。欧洲文明始终是围绕地中海的争夺而展开的，在这个意义上，商业贸易和航海之于欧洲人，就像农业耕种和骑马之于中国人，乃是长期地理环境塑造而成的文化基因。更重要的是，欧洲文明长期被东方文明打败，希腊文明被东方帝国摧毁，罗马帝国崛起后又被东方的基督教所降伏，而基督教的欧洲差点被蒙古人摧毁(欧洲人对“黄祸”恐惧的根源)。“帖木儿之死”对于欧洲的首要意义就在于欧洲人幸存下来，但更为长远的影响却是蒙古帝国解体导致沟通东西方商贸往来的“丝绸之路”断绝，而此时崛起的奥斯曼土耳其垄断了地中海与东方的贸易，对欧洲的不断攻势将欧洲人压迫到西欧狭小的生存空间中。而基督教对伊斯兰教并没有文化优势，“十字军东征”不过是西欧在绝望中的努力且以失败告终。 在这种地缘政治环境中，大航海来自欧洲人的求生本能，除了寻找传说中信奉基督教的约翰王来建立包围奥斯曼土耳其的地缘政治联盟，更重要的是通过海上找到与东方的印度和中国贸易的渠道，因为后者不仅是欧亚世界的财富中心，其知识、价值和生活方式也意义非凡。且不说“四大发明”对欧洲崛起的重要意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欧洲人大航海时代所需要的天文学知识、舆图知识、航海知识等也是从东方传播而来，东方的棉布制造、茶叶种植技术、工程技术等今天可以理解为工业知识产权的大量发明创造也无偿地输人欧洲。而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印度的佛教和中国的儒家思想在欧洲16一17世纪掀起了热潮，推动了欧洲的启蒙运动。然而，在这本著作中，我们看到的是西方崛起后如何向东方进行知识传播，而全书对西方崛起前如何从东方获取知识只字不提，书中甚至连“四大发明”这个词都没有出现。可见，达尔文的“新帝国史”并没有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只不过是让这种西方中心主义变得更为隐蔽而已。 四 从工业革命的“大分流”问题上溯到更早的“郑和之谜”，中西方文明的差异显而易见，但其根源则众说纷纭。这成为从18、19世纪欧洲的经典社会理论到当代全球史研究中始终绕不开的问题。若从“帝国”的视角看，我们或许可以从不同文明传统发展起来的不同帝国形态中给出相应的解释。遗憾的是，在这本帝国史著作中，达尔文并没有关注这种古今中西的帝国形态差异，以至于未能看到不同的帝国形态对“欧亚革命”的巨大推动力。达尔文叙述大英帝国历史的《帝国筹划》的书名就来自亚当·斯密，那就让我们从18世纪亚当·斯密对于“大分流”问题的解释开始。 在“大分流”问题上，达尔文援引伊懋可的“高水平均衡陷阱”概念来解释为什么中国未能走向工业革命的道路，而这个问题首先来自亚当·斯密的洞见。亚当·斯密敏锐地观察到，人类历史发展出两条工业化道路。一条是以中国为典型的“自然的”现代化道路，即从农业到制造业再到商业贸易的道路。另一条是以欧洲为典型的“反自然、倒退的”现代化道路，即从商业到制造业再到农业的道路。欧洲道路的根源在于封建制遏制了农业的改良和发展，而最先摧毁封建制的意大利商业共和国将释放出来的自由民投人到地中海商业贸易领域中，而地理大发现推动全球商业贸易必须要求体积小而价值高昂的商品。这就迫使欧洲从早期奢侈品贸易发展到工业品贸易，由此推动欧洲率先进行工业革命。 亚当·斯密的洞见不仅在于看到了东西方“大分流”的地缘环境影响下的经济根源，更重要的是看到欧洲这条“反自然”的商业贸易主导的发展道路推动了欧洲形成“军事-财政国家”的现代国家结构。商品贸易的利润取决于销售市场，为了打开市场欧洲国家不断发动战争。战争推动了金融兴起，通过发行债券使得欧洲国家的战争规模和能力大幅度提升。战争开辟的广大市场又刺激着制造业的发展以提供更多的廉价商品。由此，在这条“反自然”现代化道路上推动贸易一战争一金融一工业这四个因素相互促进，从而形成“军事-财政国家”这种独特的政治组织。因此，欧洲崛起不仅是商业贸易的全球化和工业化，更是金融和战争机器的全球化。这种“军事-财政国家”的新型政治组织将人性中最野蛮的力量释放出来，从根本上颠倒了人类文明已形成的文明与野蛮的标准。这就是达尔文所理解的“现代性”，即如何统一调动“人力”和“物力”，将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因素都组织成为一种“力”(第485页)。 如果说“文明”意味着对人性中野蛮的动物性的约束，那么“现代”则意味着对人性中野蛮的动物性的释放，达尔文所说的“文化革命”就是这场古今之争中将欲望/自由所释放出来的巨大的野蛮力量作为新的“文明”尺度：科学技术、工商业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政体的主权国家建构等，而“现代性”的最高原则最终通过战争暴力展现出来。由此，“欧亚革命”推动“大分流”的根本动力在于：中国基于自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与儒家天下主义，始终坚持以道德来约束暴力，而欧洲为了加入东方的世界体系走了一条“反自然”的现代化道路，率先完成了这场从“传统”到“现代”的革命，构建起一种完全不同于东方古典帝国的新型帝国形态。由此，推动“欧亚革命”的全球帝国史也是“文明的野蛮人”的成长史，是东方古典帝国向现代欧洲帝国转型的历史，是欧洲主权国家崛起并在全球建立殖民帝国的历史，是全球最黑暗的奴隶贸易史和资本主义的剥削史，更是帝国主义不断发起全球大战的战争史。达尔文有意无意地抹杀古今帝国形态的差异，恰恰遮蔽了欧洲崛起所建构的现代帝国形态的野蛮性。直至今天，我们依然生活在欧洲人造就的野蛮人的世界中，人类重返动物化的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贯穿全球化时代的潜在意识形态，在全球化不断加剧全球地缘不平等的同时，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网络战已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常态。 若从帝国史的角度看，欧洲崛起塑造了一种全新的帝国构造。欧洲帝国首先建构出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核，它基于现代性原则形成一个小型的、具有强大组织动员能力和内部凝聚力的实体，我们通常称之为“军事财政国”、“宪制国家”或“民族国家”等，都是强调这个帝国核心的凝聚力，可以说主权国家乃是新型帝国的发动机。正是依赖帝国核心的强大力量，欧洲小小的主权国家就可以征服亚洲或者新大陆上的庞大帝国，从而建立起庞大的殖民帝国。因此，“殖民帝国”乃至“殖民主义”这些概念都强调欧洲主权国家对殖民地经济剥削、暴力统治和军事征服。然而，在“新帝国史”叙述中，普遍强调欧洲殖民帝国并非政府有计划、有目的地建立起来，而是大航海以来全球商业贸易无心插柳的结果。尤其是荷兰和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往往是商人和冒险家从政府获得特许状，而以私人公司的身份建立起来的。因此，在“新帝国史”书写中，特别强调这种由商人、传教士、冒险家和移民基于商业贸易的利益所建立的碎片化的、形形色色符合殖民地不同情况的多样化治理模式，这些殖民地在名义上效忠于英国国王，而实际上形成了“高度自治”的管理模式。这样的帝国不同于古典帝国的领土征服， 是围绕商业利益组织起来的，因此帝国不是单向度的暴力支配，而是着眼于商业利益的妥协与合作，这就形成了达尔文的导师所强调的“自由贸易的帝国”或“非正式帝国”。正是在此基础上，达尔文更乐于将大英帝国看作是一个“世界-体系”(world-system) 。 然而，不同于沃勒斯坦用“世界-体系”概念强调欧洲中心区域对边缘地区的经济剥削，达尔文将大英帝国看作是“世界-体系”是为了回应对欧洲“殖民帝国”或“帝国主义”的批判。这两个概念虽然可以互换使用，但“殖民主义”这个概念更多地从政治甚至军事角度来展现帝国进行领土侵占和暴力征服的特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资源的榨取越来越通过贸易、投资这些更为高级、隐蔽的形式展开。因此，与赤裸裸的暴力征服和财富掠夺的“殖民帝国”相比，“帝国主义”实际上是帝国的高级形态(列宁将其看作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是通过看起来平等的商业交易和投资实现经济财富不平等的再分配，从而变成一种支配更为隐蔽、表面更为文明的帝国形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殖民主义”的“正式帝国”(殖民帝国)依然具有古代农业时代“贡赋帝国”(阿明语)的影子，是古典帝国向现代帝国转型的中间形态，那么“帝国主义”的“非正式帝国”或“世界-体系”乃是现代的，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是经济力量起决定性作用而政治力量服务于经济力量的产物。 如果我们把这两种帝国形态放在达尔文的“欧亚革命”的大背景下，就会看到早期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全球殖民更多具有直接掠夺财富的古典“殖民主义”特征，而随后荷兰和英国无论在北美还是在东印度地区，虽然有“殖民主义”的因素，但逐渐发展出基于贸易和投资的“帝国主义”特征。但是，我们绝不能将“殖民主义”的正式帝国和“帝国主义”的非正式帝国看作两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而必须看作两种建构帝国的不同方式。事实上，欧洲帝国的崛起从一开始就同时具有“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两副面孔，且二者始终交织在一起，只是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方呈现出不同形态。就早期西班牙帝国和葡萄牙帝国而言，它们在非洲和美洲完全以“殖民主义”直接掠夺面孔出现，然而在它们刚刚进入东方世界时，更多以贸易的面目出现。同样，大英帝国即使到了强调自由贸易的维多利亚时代，也需要诉诸炮舰主义以打开中国的贸易大门。因此，在欧洲帝国的历史上，海洋贸易始终与海军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自由贸易政策始终与炮舰政策联系在一起。英国是在全球推行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时期，却在印度强化“殖民主义”政策，将印度从一个“非正式帝国”变成一个采取殖民统治的“正式帝国”。 可见，相对于古代农业的“贡赋帝国”而言，现代帝国的武器库更丰富，军事的、宗教的、商业贸易的、金融投资的、文化传播的，各种组合方式更加多样化，从而呈现出一个多元化的、动态化的帝国面貌。如果说在18世纪欧洲帝国激烈的竞争导致在重商主义策略下更多追求殖民主义的垄断优势，那么到了19世纪，当英国在欧洲的劲敌法国随着拿破仑帝国的解体而消失，英国在全球商业贸易中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地位，由此才开始推动一种“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因此，我们发现欧洲崛起建构出以主权国家为内核、殖民帝国和“非正式帝国”相结合的复杂面孔。 如果我们将新型帝国模式放在欧亚革命的空间历史背景下，就会发现这种帝国在地理空间上形成采取主权国家体系(威斯特法利亚体系)的“大欧洲”，美洲、非洲和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建立起的庞大“殖民帝国”，通过贸易和投资在全球建立起的“非正式帝国”(世界一体系)的三角关系。这既是现代帝国体系内部的组织结构的三角关系，也是全球地缘政治所形成的历史空间的三角关系。如果我们将这种新型现代帝国的三角关系放在“欧亚革命”地缘政治大转型中，就会发现无论我们如何在“话语”中批评所谓的“欧洲中心主义”，我们都始终无法否定在“实践”中欧洲建构现代新型帝国并最终崛起的根本推动力无疑就在欧洲内部，即欧洲面临地缘政治压力并没有轻而易举地投降或被征服，而是面对“挑战”展开不屈不挠的生死搏斗。这种面对“挑战”所形成的“应战”恰恰是欧洲人所崇尚的“自由”精神所展现出来的野蛮性，并将这种面对压力进行反抗并始终主宰世界的野性上升为哲学上的“主人”精神。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儒家文明对野蛮的驯化在西方人看来恰恰是对“自由”精神或“主人”精神的扼杀。在孟德斯鸠笔下，东方专制主义往往被形象地概括为“棍棒”统治，这尤其体现在家庭中父权的绝对权威中。因此，无论是寻找通往东方之路的全球大航海，还是欧洲国家内部的生死搏斗，都是作为外部条件刺激着欧洲迈向寻求力量主宰的“现代性”。 在这种现代帝国的三角关系中，能够将微小的主权国家组织与庞大的殖民帝国以及遍及全球的“非正式帝国”的复杂网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恰恰是“现代性”所释放出的“力”：科学技术取代宗教迷信，无限增长的客观知识取代了稳定不变的信念知识，大规模分工取代自给自足，工业产品取代自然物产，抽象货币取代可见财富，法律(法治)取代道德(人治)，公民取代了臣民，民主取代了君主。正是凭借“现代性”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微小的欧洲国家可以对庞大的东方传统帝国构成“降维”打击。因此，“现代性”不是在传统基础上的简单发展，而是不同维度上的革命性飞跃。小小的英伦三岛可以用新的方式建构起前所未有的帝国形态，它不需要像帖木儿那样试图用军事力量征服全球领土，却可以用贸易和金融力量将全球的资源和利润源源不断地汲取到伦敦。传统帝国所需的钱粮和贡品是有限的，而大英帝国榨取的财富是无限的。作为现代帝国的典范，大英帝国用英镑和工业品取代了蒙古人的铁骑，从而实现了帖木儿的梦想，建立起新的世界帝国。 五 作为帝国史专家，达尔文的这本书实际上是一部“没有帝国的帝国史”。虽然“帝国”是此书的关键词，可是我们看不到他对“帝国”概念本身的系统思考。可以说，他对“帝国”概念的理解始终处在欧亚大陆旧帝国的范畴中，将帝国与领土占领紧密地联系起来，以至于他所理解的“世界帝国”仅仅是“帖木儿之死”背后的蒙古草原帝国，而没有看到大英帝国通过新的方式已经建构起新的“世界帝国”。当他试图将传统的“帝国”概念与“世界-体系”区分开来时，无疑陷人自相矛盾的境地，以至于他一方面将大英帝国看作“未终结的帝国”，但另一方面却认为不能将其看作“帝国”，而应理解为变动不居的“世界-体系”。他认为欧亚大陆不能接受单一统一的世界帝国，但却没有看到欧亚大陆已经处在被互联网、美元、全球商业贸易建构起来作为“世界-体系”的世界帝国之中，只不过这个世界帝国不再是大英帝国，而是美利坚帝国。 我在这里之所以强调这是一种新型的“世界帝国”，而不愿采用达尔文的“世界-体系”或国际政治理论中惯用的“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就在于后者基于主权国家理论的“国际关系”思考遮蔽了西方霸权的帝国实质，尤其是基于后现代理论的“新帝国史”叙述削弱了“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至于今天基于主权国家概念思考下的“中美关系”“中美竞争”这些概念实际上非常具有欺骗性和误导性，自以为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平等的主权国家，而忽略了西方现代帝国的三副面孔，忽略美国乃是比大英帝国更为复杂的世界帝国体系。首先美国在其领土内就是一个帝国体系，其次拥有“五眼联盟”的帝国核心层，接着就是欧洲、东亚和中东等军事支配体制等以盟国面目出现的附庸国体系，此外就是作为后院经营的拉丁美洲，当然还有其他依赖互联网、金融和贸易控制的“世界-体系”。因此，中美关系的实质乃是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主权国家与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或世界体系之间的关系。因此，中美关系不是两个主权国家的关系，而是中国如何面对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的问题。最近几年全球舆论关注的“中美脱钩”的实质就是美国试图把中国开除出“世界帝国体系”，因此，今天中美斗争不仅关乎两国命运，而且关乎世界秩序的未来，即全世界都臣服于美国主导的世界帝国，还是在主权国家的基础上建立真正平等的国际关系?当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试图建构两种不同类型的世界帝国时，中国和印度等国家兴起的不结盟运动恰恰致力于缔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而今天，中美竞争的根本依然是围绕这两种世界前途和人类命运展开的斗争。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随着现代海洋帝国的崛起，尤其是太空、互联网空间的兴起，大陆心脏地带的地理优势逐渐在丧失，走领土兼并的大陆帝国道路不可能建立起世界帝国。帖木儿之后，从拿破仑帝国、德意志帝国一直到苏联帝国，每一次大陆帝国的崛起都试图走蒙古帝国老路，结果都被海洋帝国所打败。大陆帝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不断重复帖木儿的悲剧，领土兼并的企图导致其他大陆国家因恐惧而加入海洋世界的阵营，最终被海洋帝国打败。苏联曾经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尝试，但恰恰是苏联的领土扩张战略将西欧推到美国的世界帝国体系中，而中国也不得不与苏联分道扬镳，以至于1972年尼克松访华成为冷战结束的地缘政治起源。 在这个意义上，《帖木儿之死》这部书虽然是脱离欧盟的英国人写的，却应当成为欧亚大陆所有政治家的案头书，从帖木儿以来试图建立世界帝国的悲剧中总结经验教训，即欧亚大陆的国家必须放弃领土兼并的老路，走一条相互交流、相互配合的合作共赢的新路，而这也正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所推动的道路。唯有如此，世界历史的重心才能重返欧亚大陆，重返东方世界。对中国而言，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必须放弃传统大陆国家的战略定位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观念，持续不断地面向海洋世界来拥抱全球。兼具大陆和海洋两种独特地缘政治特征和两种政治文化品格必然要求中国同时推动大陆世界和海洋国家之间的双循环，在欧亚大陆世界与海洋世界之间维持平衡，由此来构建新型世界秩序。 然而，“欧亚革命”不仅是地缘政治的产物，更是人类历史从传统迈向现代的产物，是技术革命、经济革命、法律革命、政治革命、军事革命和思想文化革命相互激荡的产物，这些革命最终推动人类通过知识来把握宇宙、世界和自身。人类从分散在地球不同地方的区域性帝国最终迈向世界帝国恰恰意味着人类拥有了组织并驾驭整个世界的知识和能力，而这种知识和能力的持续增长也会推动人类在未来驾驭更广阔的宇宙空间。英美主导的世界帝国乃是西方几百年来知识、经验和智慧累积的结果，我们今天依然生活在西方现代知识所创造的世界中。中国崛起无疑得益于近代以来持续不断地主动学习西方创造的现代知识，我们唯有具有在知识上把握整个世界乃至宇宙的自主意识和自由意志，以海纳百川的胸襟来吸纳整个人类文明的成果，推动持续不断的知识创新，才有可能将中国崛起转化为对新型世界秩序的建构。在这个意义上，达尔文这部总结欧亚帝国兴衰历史的著作无疑是我们思考未来世界秩序的入门书。 《帖木儿之后：1405年以来的全球帝国史》（[英]约翰·达尔文 著；黄中宪 译，中信出版社·新思文化，202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