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主持：衣长春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本期主题：清代直隶辖区治理与社会变迁 主持人语 清代直隶省范围以今京津冀地区为主，还包括内蒙古赤峰、辽宁朝阳地区以及山东、河南部分区域。作为畿辅重地，直隶因地理位置的特殊，加之复杂的人口构成和人文环境，治理难度远超其他省份，这也决定了直隶总督职掌的特殊性与重要性，故直隶总督又称“八督之首、疆臣领袖”。经过不断实践，清代直隶探索出一套较为完善的治理机制，既具有清代一般辖区治理的特点，同时也更具特殊性及典型性。本期三篇文章分别阐述了清代直隶总督的职掌及其作用、清代直隶总督与辖区治理以及晚清直隶总督与辖区经济变迁，不仅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方面论述了直隶总督治理的具体内容，也揭示了由于不同时期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不同，其辖区治理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 清代直隶总督的职掌及其作用 作者：杜家骥 【光明学术笔谈】 直隶，是直接隶属于中央之义，清代的直隶地区，实际是一个省区，也称直隶省。清代的直隶省有诸多特殊之处：全国政治中心的京城中央位于顺天府，而顺天府在直隶省内，其州县“兼属于直隶总督”（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52《户部·疆理·京师顺天府》），直隶因而又有“畿辅”之称，中央、顺天府的一些事务也由直隶总督办理或协助办理；承德及秋狝围场具有重要政治、军事意义，其选址在直隶省；漕粮的北端运程在其境内；皇家之陵寝地东陵、西陵在其辖区；皇家贵族庄园及旗人旗地散布畿辅，旗民杂处；直隶北连蒙古，东接关外，乃清朝发祥地、清入关后的大后方，东部邻海。以上这些特殊因素，直接关系到清代直隶总督的职权范围及其职掌的重要性。 “总督”最早设于明朝，初为中央临时派遣之官，因事而设，事已旋罢。到清代总督逐渐被纳入正式行政区划体制并成为定制，总督与巡抚并称封疆大吏，但又并非每省都设，每个地区所设总督都有其特殊意义，直隶总督就是其中之一。直隶曾设巡抚，雍正二年后一直设总督。清代的总督与巡抚，职掌既有区别又有交叉，大致是巡抚偏重民政、财务，总督偏重于军事，主要体现在对绿营官兵的统辖与节制，以加强该地区的镇戍、防御，这也是清代在某些地区设总督的主要目的。由于直隶总督兼管巡抚事，因而其职掌自然较一般的总督、巡抚范围更广。具体而言，在军事方面，直隶总督有4个直辖的绿营“督标”标营，及数量较多的绿营兼辖营（初十几个，最多时50个），另外，节制本省的直隶提督、各镇总兵及其绿营兵，并负责绿营副将以下武官之选任与考核（参见罗尔纲：《绿营兵制》，中华书局1984年版）。直隶总督所兼管的一般巡抚事务，大的方面有财务、刑案之复核上报，道府以下文官之选任考核，以及负责科举考试之乡试的某些事务等（参见黎仁凯、衡志义、傅德元：《清代直隶总督与总督署》第10~1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 由于直隶总督的辖区还囊括顺天府，所以也兼管顺天府的某些事务。如顺天府下二十四州县的知州、知县之选调，就都由直隶总督主选，与顺天府府尹会衔上报。至嘉庆十八年才改由府尹主选，与直隶总督会衔上报，如果顺天府属内没有合适人选，则咨直隶总督于直隶通省内拣选。顺天府州县钱粮收支的奏销，起初也归直隶总督，乾隆十三年改由府尹与总督共同审核上报。而顺天府内驻扎的绿营官兵，则皆归直隶总督节制。顺天府境内的河务，也是直隶总督的职责。 由于直隶地区的特殊性，直隶总督又被赋予多方面特殊职掌，而且均非常重要。 屏卫京师、守护陵寝。北京城及近郊由八旗劲旅、巡捕营守卫，近京地区设畿辅八旗驻防。而畿辅其余地区，则设直隶总督节制的绿营官兵，尤其近京州县及京北、京东北一带，是绿营重点设防之地。全省最高绿营武官提督设于长城的古北口，直隶总督不仅节制该提督，而且统辖京师附近的绿营，在当时其兼辖的17营中，就有京城周围的顺天府5营，长城一线之口北三厅绿营、乌兰布通以南蒙古地区的喀喇沁、乌兰哈达等营。东陵、西陵是皇家坟茔，每处帝后陵寝，均设八旗官兵看守。而陵寝外围，则驻扎绿营官兵，东陵设马兰峪总兵、西陵设泰宁镇总兵，两镇总兵均由直隶总督节制，共负其责。 整肃京畿统治秩序。由于直隶地区旗民杂处，且“太监戚属散处州县，兼皇庄、王公等庄屯全在其间”，凌百姓、搅扰州县行政等行为时有发生，因而清帝严令“直隶总督严饬各州县实力查察，倘有太监家属及庄头等在外生事，轻则随时惩治，重则参奏办理”（光绪《畿辅通志》卷3《诏谕三》，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嘉庆十八年，鉴于当时“八旗汉军在屯居住者散处于直隶各州县”，而命“直隶总督通饬该州县，嗣后屯居汉军旗人一切户婚田土事件，俱归所隶州县一体管理”，并将其纳入保甲而“与民人一体编查”（《清仁宗实录》卷277，嘉庆十八年十月庚申）。 直隶与漠南蒙古、东北交接地区民族杂居地之管理。清中期以后，由于内地民众不断进入漠南蒙古及东北地区，直隶北部与这些地区交接地民族杂居，社会矛盾、治安问题都比较突出，因而清廷又不断增加这些地区基层绿营官兵尤其是捕盗营的设置，直隶总督又增加了统辖东北地区的30个兼辖营——“吉林捕盗五营、奉天捕盗二十五营”（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590《兵部·绿旗营制·直隶总督》），以加强这些地方的基层巡缉。与此同时，这方面的刑事案件也成为直隶总督增加的一项职掌，清廷规定，直隶边民与漠南蒙古人之间发生的刑事案件，初审后交直隶总督与热河都统或察哈尔都统复核（嘉庆《大清会典》卷53《理藩院·理刑清吏司》）。 皇帝出京时的沿途事务。皇帝带家眷百官出巡，皆由京城出发而经直隶，而去承德避暑山庄、围场秋狝，赴东陵、西陵谒陵祭祀，以及帝后殡葬东陵、西陵，则不出直隶境内。其道路、桥梁之整修，沿途官员之接驾、物品之供给等等，皆需直隶总督提前通知沿途州县预做准备。直隶总督对围场有保护之责，发现围场外开设店铺、垦种地亩者，须督饬属员驱逐（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09《兵部·行围·木兰行围二》）。 河务与漕运。清代治河本设有专职的河道总督、副总河，直隶也曾于雍正八年设河道总督，并曾设副总河，乾隆元年裁撤，以直隶总督兼管河务，乾隆十四年又裁河道总督，以直隶总督兼其职任。直隶地区不仅有运漕的北段大运河，还有对京西南、京南主要是顺天府一些州县经常造成水患的永定河，以及漳、卫、滦、大清河等河流。直隶总督之下有管河道、厅、汛、营等系统的河务官，负责河流的疏浚、防洪及开渠等水利工程，其中以永定河、运河的治理为重，伏秋汛至之时，直隶总督甚至驻永定河工地“动辄累月”（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901《工部·河工·河员职掌一》）。漕船入直隶境至运河北端的通州，水浅河段，需要安排附近州县卸分小船载运，称为“剥运”，同时还要查禁卸载剥运过程中对漕粮的偷盗、掺假行为。届时，直隶总督要督饬下属官员与漕粮押运官一同办理剥运，并派员协助随漕押运官催趱、稽查。 配合中央行政事务。京城某些开支，出自在直隶的官地、旗地之租银，如銮仪卫、兵部马馆等机构之经费，以及用于八旗兵丁赏恤银的八项旗租等，由直隶总督、布政使督饬有关州县征解（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687《兵部·邮政·驿费三》）。康熙、乾隆、嘉庆常去承德避暑并处理政务，直隶总督负责督饬驿站官员管理其事，若出现事故，要责令“直隶总督逐站挨查”（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626《兵部·绿营·处分例·驿递》）。京师八旗的某些事务，也由直隶协助，榷关、盐政事务也可归入此类，如乾隆三十三年后，山海关、张家口等七关税务曾由直隶总督兼管稽查（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37《户部·关税·考核一》），咸丰十年后，直隶总督又兼长芦盐政事务。 咸同以后，督抚尤其是总督之职权普遍扩增，总督中又以直隶总督为最，其比一般督抚增加的最重要的特殊职掌，就是同治九年以后例兼的北洋大臣，所办职事也超出其直隶辖区。同治九年，直隶总督李鸿章被授予北洋大臣职权，颁给其钦差大臣关防（印信），令其在天津设衙署办公，并允其所请，增设津海关道以“专管中外交涉各事件，及新钞两关税务”（光绪《畿辅通志》卷7《诏谕七》）。光绪元年，受命筹建海军。此后李鸿章购置并建造军舰，在辽宁之旅顺、山东之威海卫建军港。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后，又编练新式陆军——北洋六镇新军，成为清末颇具实力的军队。由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掌外交，因而与外国签订条约也是其重要职责。同治九年以后至清末，兼任北洋大臣的直隶总督负责办理洋务、外交，同时编练军队，成为清廷执掌重要国务的重臣，前有北洋海军、后有北洋陆军，以直隶一省之总督所发展的“北洋”军事，影响晚清乃至民国至巨至深，在此前的中国历史中也属罕见。 （作者：杜家骥，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清代直隶总督与辖区治理 作者：衣长春 直隶总督在清代诸多总督中政治地位最高，素称“八督之首、疆臣领袖”，之所以直隶总督有着如此高的地位，主要因为其辖区的特殊。皇帝通过直隶总督，将中央意志转换为具体政令，由直隶总督贯彻推行至基层社会。同时直隶总督根据直隶社会的需要，制定相应的举措和建议提交中央，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权力运行轨道，达到中央增强地方控制力的目的。清廷为凸显直隶省首善之区的地位，不仅充分放权于直隶总督，更给予大量政策性扶持，以期将直隶省打造成全国区域内的治理标杆，起到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督抚一体的治理体制 直隶省作为京畿地区，如何对该地区进行治理，受到清帝异乎寻常的重视。顺治初年，改明北直隶为直隶省，管辖8个府、2个直隶州、1个镇。清廷沿用明朝职官设置，在直隶地区设宣府巡抚、顺天巡抚、保定巡抚、天津巡抚（总督）、宣大总督、直隶山东河南总督等多名行政长官，进行分区治理。 康熙时期，相继裁撤官职后只保留直隶巡抚，形成单一行政长官制。雍乾时期，直隶省新设宣化、天津、承德3府，府的数量增至11个。雍正二年，清世宗以直隶巡抚李维钧治绩突出为由，授其为直隶总督，为示恩宠特别强调李维钧升直隶总督仅为特例，却事实上形成了直隶省督抚一体的治理体制。 晚清时期，升承德府朝阳县为朝阳府，直隶省府的数量虽增至12个，但实际境域并未扩大。这一时期清廷为挽救统治危机，开始探索官制改革。光绪三十三年五月，颁布《各省官制通则》，虽未进行直隶分省和增设巡抚，但在直隶省新设了提学司、提法司、布政司和巡警道、劝业道，各司道属员虽受直隶总督节制，而实行分科治事，遵循中央民政部、度支部和法部制定的章程治事，必要时由各部垂直管理，弱化了直隶总督职权。 督抚一体制在直隶省的形成，主要基于两点原因。第一，直隶靠近京师，皇帝可以随时获取关于直隶总督的相关信息，此外大量官员往来京师必经直隶，会向皇帝奏报沿途所见所闻，加深了皇帝对直隶总督辖区治理状况的了解。因此，皇帝不必设巡抚总督相互监督和牵制。第二，出于维护京师安全的考虑。直隶总督兼兵部尚书衔，可节制直隶提督及全省绿营军队，保证了军事指挥的统一性。另外山东、河南两省毗连直隶不设总督，一旦发生动乱，直隶总督可兼管三省军务，有利于维护京师安全。 直隶总督对辖区的阶段性治理 直隶北部地区为游牧和农耕文化交界带，满蒙等少数民族集中，实行内地府厅州县制与盟旗制并存的二元管理模式。直隶中部地区包含京师所在地——顺天府，遍布八旗贵族和诸多王公大臣，政治势力错综复杂，因而实行京府制，由直隶总督与顺天府尹、兼尹共管。直隶南部为汉人集中区域，实行府厅州县制。直隶总督经过不断实践，探索出一套较为完善的治理机制。关于直隶总督治理的具体内容，大致可以分为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五大方面。但由于不同时期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不同，直隶总督对于辖区的治理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自雍正二年正式设立直隶总督到清朝灭亡，直隶总督一职共经历近百任。由于各个时期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有所不同，这就导致直隶总督辖区治理的理念和重点会发生变化。雍乾时期，直隶社会主要面临吏治腐败、钱粮亏空、河患频发、旗民矛盾等问题，雍乾二帝相继任用李维钧、唐执玉、李卫、孙嘉淦、高斌等一批能力突出的能臣。这一时期的直隶总督在治理理念上主要表现为锐意进取、倡导革新，这与雍乾二帝为政风格有着很大关系。在皇帝的大力支持下，直隶总督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治绩。如李维钧推行摊丁入亩改革；唐执玉革除寄庄寄粮之弊，反对集市贸易落地税银征收，休养生息减轻农民负担；李卫改定区划、调整职官，提高了行政效率；孙嘉淦与高斌督直期间，通过修建草坝、深浚河流、培补堤岸等举措，大大减少了直隶河患发生的频率。 乾隆后期以降，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赋役沉重，加之天灾不断，水患频发，直隶社会官贪、兵疲、河决、财困，最终演化为民乱。嘉庆时期直隶总督共经历14人，从其选任来看，多为善于捕盗，或在镇压农民起义方面有经验的官员。但当这些官员到任后，也难以有效处理接踵而至的社会问题和危机，屡屡遭受皇帝的训斥和责罚，与雍乾时期形成鲜明对比。这表明在整个社会都处于衰败的形势下，直隶总督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成效均大不如前。 鸦片战争后，又新增外部威胁，直隶总督的治理重心由内转外，开始了近代化治理路径的探索。如刘长佑创办练军、李鸿章大力发展直隶海防、袁世凯编练新式陆军，揭开了近代化军事改革的序幕。李鸿章创办近代军事、民用企业，铺建铁路、电报线，袁世凯创建新式财政管理机构等，打开了直隶通往经济近代化发展的道路。在吏治腐败至深、财政极度困乏的条件下，直隶总督制定的各项措施无法真正落实，取得的成效也极为有限。 直隶总督辖区治理的成效与局限 纵观整个清代，直隶总督对辖区的治理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对全国其他省份起到了较好的引领示范作用。如李维钧率先在直隶省推行摊丁入亩，一直沿用至晚清时期。李卫建立莲池书院，不仅奠定了直隶文化中心的地位，更带动了其他省份书院的建立。方观承在直隶建成义仓1000余个，极大地完善了直隶恤政体系，提高了地方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晚清时期，直隶总督刘长佑最先在直隶创办练军，对绿营进行改造，虽因受到中央限制，成效大打折扣，但却开全国兵制改革之先。经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发展，直隶省军事改革率先步入近代化。鸦片战争后，清廷先后开展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改革。在直隶总督李鸿章努力下，直隶省先后创办了多个近代军用和民用企业，建成第一条由中国人自主建设的唐胥铁路。 但就整体治理成效而言，雍乾时期直隶总督治绩最为突出，成效最为显著。首先，在整顿吏治方面。直隶总督通过整饬吏治，不仅打击了直隶官场贪污疲玩之风，增强了对各级官员的监察力度，更完善了中央对地方官员的监察体制。 其次，雍乾时期，直隶总督在治河方面取得突出成就，一是治理河道，防御水灾；二是赈济灾民。如孙嘉淦针对永定河泛滥问题，提出永定河复归故道的方案，并对永定河、子牙河、南北运河以及东西两淀进行综合治理。高斌针对永定河下游出现的低洼倒漾情况，及时增添四座滚水草坝，减少了水患的发生。 再次，加强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一是在思想上笼络知识分子阶层，如方观承弘扬桐城学风；二是在维护社会治安方面，大力推行保甲制度，减少匪盗案件的发生，同时通过打击不法旗人调节满汉矛盾。 最后，发展文化教育。雍正十一年，清政府决心建立一批省级官办书院来培养所需人才。时任直隶总督李卫立即召集有关官员商议建立书院事宜，在古莲花池附近划出一块地方用以修建书院。为筹集经费他不仅捐出养廉银，还用皇帝赐银购买田产作为学田。整个乾隆时代，直隶地区新建书院达80余所，文教事业获得较快发展。 直隶总督作为天子脚下的封疆大臣，虽然位列八督之首，但受皇帝影响也最大，凡是出任该职者无一不是深受圣眷之辈，这也表明他们对辖区的治理很大程度上代表着皇帝的意志。而辖区治理的好坏，也能反映皇帝与直隶总督之间关系的变化。如雍正时期的唐执玉与皇帝相处融洽，时人称“明良相遇，千载一时”。李卫作为雍正帝三大宠臣之一，更是不言而喻。到嘉庆时期，国势日衰，皇帝不得已赋予直隶总督更多的财权和军权，同时也增加了对直隶总督的不信任感。嘉庆皇帝在热河地区设立热河都统，又提升顺天府尹的政治地位，以制衡直隶总督，直隶省自此形成三位省级官员并存的政治格局。晚清时期，直隶总督与皇帝的关系陷入恶性循环中，皇帝日益倚重直隶总督的同时，对其提防也更加明显，采取种种举措对其加以限制。 （作者：衣长春，系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晚清直隶总督与辖区经济变迁 作者：董丛林 晚清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时势和社会条件较之前发生重大变化。那么，此期直隶总督与辖区经济变迁的状况如何？回答这一问题，需将其置于宏观的比较视野之下。因此，本文首先从清前期相关情况说起，然后再重点论述晚清时期的变化。 清前期直隶经济的基本样态 清前期的直隶经济，与当时全国一样，也是自然经济居于绝对统治地位。当然，与该区特定的自然地理、政治地理密切关联，其经济地理方面的表现呈多样化状态，譬如农、林、牧、渔、商、工在不同地方所占比重或存在颇大差异，但就全局而言，居主体地位、最具典型意义的无疑还是小农经济。 这种小农经济几乎可以说是“千年一贯制”，有变化也主要是局限于自身内部的量变，这在清前期的直隶表现亦颇典型。如生产工具的改进，像一些著述中举及的“双牛辕犁”等的使用，显然只是加大畜力牵引和改良工具结构；粮食品种的推广（如玉米）和新品种的引入（如红薯），虽有助于粮类品种的丰富和产量的提高，但不具有冲击自然经济的意义。棉业与市场关联比较密切，植棉在当时的直隶特别是其平原地区已较为普遍，也为官方所重视。乾隆年间曾任近二十年直隶总督的方观承，于此即颇有督导实绩。他还以工笔绘就《棉花图》十六幅并配以说明文字，进呈后，乾隆帝为其每幅图画题诗，并允方氏的相应诗作附于“御诗”之后，留下了反映当时棉业情况的宝贵资料。不过，对其市场范围和总体贸易量也不可估计过高。方观承在《恭进棉花图册折》中说，植棉“先之以耰锄袯襫，春种夏耘；继之以纺绩组纴，晨机夜杼。盖一物而兼耕织之务，亦终岁而集妇子之劬”，所揭示的这种男耕女织的家庭生产才更能符合主流实际。 从清前期直隶经济的总体情况看，即使资本主义萌芽逐渐发展，也远未能突破自然经济的藩篱，特别是与世界经济联系颇为有限，基本还是在传统之辙上缓步前行。 天津开埠的节点意义 鸦片战争对中国来说是“划时代”的重大事变，于中国经济的影响也空前巨大。不过，在一定时间内，其影响上的地域不平衡性明显存在。地处北方，与当时通商口岸相距较远的直隶，所受影响远不如东南沿海那样直接而密切，此期直隶的经济可谓在一定新的变化之下而仍基本维持传统。 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列强进而攫得一系列侵华权益，包括在北方地区开设三口（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直隶天津）通商。在三口中，天津地处中间，居于渤海内缘，近为京师门户，地理位置重要，同时又具有口岸拓展的优势条件，所以发展尤为迅速，成为北方贸易的中心大埠。有资料显示，在开埠之初的咸丰十一年（1861年），各类棉布的输入量（包括由南方口岸转口而来的）就达150多万匹。并且，以天津为中心，三口相关地带合成“北洋”区域，其洋务专设“三口通商大臣”统管，官署设在天津。及至同治九年（1870年）由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旋即受命兼任北洋大臣（由前“三口通商大臣”改），且由此形成“两职一体”的定例，不但扩大和增加了直隶总督职权，而且也给其经济运作提供了更大的舞台。 如果说，晚清直隶总督之中，在天津开埠前二十年间尚未见有典型的经济能员，那么，到天津开埠特别是“两职一体”之后，便出现了这方面的官员。这绝非偶然，应该说是客观情势、职任条件、个人能力统一的结果。 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与农业趋新 天津开埠之后，直隶经济变迁开始明显加剧，突出表现在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与农业趋新等方面，而传统经济形态转型也日益明显。其中，直隶总督特别是“能员”的主观能动因素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同治初年短时兼署过直隶总督）任间，在处理口岸贸易政务的同时，也有其他作为，譬如在天津筹设“军火机器局”（后称“天津机器局”）。及至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接手该局并着力改进和发展，使之成为北方最大而典型的官办军工厂。李鸿章在光绪初年主持筹办官督商办企业开平矿务局（开平煤矿），在招商集股、雇佣工人、生产模式、运输营销和经营管理等环节上，均颇为凸显“新型”因素，并且发挥了明显的示范辐射、连带衍生效应。光绪七年（1881年），李鸿章指出该局“今则成效确有可观，转瞬运煤销售，实足与轮船招商、机器织造各局相为表里。开煤既旺，则炼铁可以渐图，开平局务振兴，则他省人才亦必闻风兴起，似于大局关系非浅”（《直境开办矿务折》）。在李鸿章任间，辖区还发生了天津电报总局的设立、新型邮政业的开启等诸多事件。李鸿章以洋务领袖的地位坐镇直隶和北洋，亦多涉外省区洋务局厂的领办，与他在职辖区形成互为配合之势。 到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正值清末新政开办期间。他对经济也较为重视，特别是善用行家里手，使新型工、商、金融等业在辖区全面发展。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层级性、系统性经济组织的设立。如直隶工艺总局，“为振兴直隶全省实业之枢纽”（《北洋公牍类纂》卷十六，工艺一），在其带动之下，诸多县份的工艺局（厂、场、所）也纷纷设立。 至于传统农业，晚清时期在直隶（乃至全国）经济中固然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但也不是完全沿袭旧态，其“趋新”走势愈发明显。农产品商品率的不断提高，农业、农村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联系愈加紧密，为其要端之一。这固然基于客观经济形势的发展，而当政者顺势开发市场的作用也不应忽视。至于在农业技术层面的科学倡导，更加依赖人为作用。譬如官设农事试验场，进行粮、棉、桑、蔬等优良品种的培育或引进，种植、管理新法上的实验和推广等。为培养农业科技人才，则有的放矢地设立农业学堂。这些都在清末直隶所办“新政”之列。 由上述内容，可略见晚清直隶经济变迁所体现的“转型”趋向。若从价值判断层面来说，这种“转型”具有双重性：一是体现由传统经济向新型经济过渡发展的时代进步性；二是受制于列强而不能完全自主、难以健康发展的局限性，以致呈现相当程度的“畸形”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其经济“发展”也就显示出复杂而矛盾的状况。多年前，著名经济史学家汪敬虞就曾提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与不发展”的命题，并将其作为“贯穿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这对我们审视晚清直隶总督与辖区经济变迁问题亦能有所启发。 （作者：董丛林，系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