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紫光阁为明清皇帝观骑射、试武举之场所。乾隆时期两度改建，成为收藏功臣绘像、展现十全武功的“军功纪念馆”，紫光阁因此被赋予弘扬清代“尚武”精神之内涵。紫光阁筵宴时，令内外臣工观览功臣像，彰显以乾隆皇帝为代表的满族统治者所创“天下一统”的历史伟绩。笔者结合功臣像赞与档案文献发现，战功卓越，是多数将弁入绘紫光阁之主要因素。然承书谕旨、出谋划策、运筹帷幄、为国捐躯等内容亦是功臣入绘之重要因素。功臣入绘因素之多样化，体现出乾隆皇帝对治国理政多种人才的政治需求。
关键词：乾隆 紫光阁 功臣
历代统治者对军功卓著的将士们十分优待，不仅加官晋爵，绘功臣图像，甚至配享太庙。清朝继承了历代图绘功臣的传统，顺治十二年（1655），“郑献亲王“薨于位，遗言劝上以统一四海为念。上哀恸，诏图像宫中。”[1]康熙朝时也有因功绘像，以供世人瞻仰之功臣。内大臣觉罗武默纳奉诏前往清代发祥重地——长白山，秩祀如五岳。康熙十九年（1680），康熙命画师绘其像，谕曰：“将此像给尔子孙，世世供享，以昭加恩之意。”[2]至乾隆年间，大量将士在靖边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乾隆皇帝仿汉唐云台、麒麟之制，图绘其像，悬于紫光阁。位列紫光阁的功臣，无论其出身尊卑，上至定边将军，下至番地头人，凡功绩卓著，均可被图形紫光阁，流传于世。
一、战功卓著者
乾隆时期共有四次图绘功臣活动，皆发生在大型军事活动之后，因此战功成为紫光阁图绘功臣的首要因素。对宣力出众之将弁，乾隆帝因不忍其功绩“泯灭无闻”，“择其功绩最著者，多为绘画，以彰武成胜典。”[3] 四次图绘功臣像的活动中，功绩突出者多次入绘紫光阁。如表1所示：
从表 1 可知，四次入绘者有 2 人，三次入绘者 4 人，两次入绘者最多，共 20 人。且两次入绘者以平定台湾和平定廓尔喀两次人数较多，共 10 人，占两次入绘者 50%。因后两次军事活动相隔仅三四年时间，故参与前次作战的将领大多也参加了后者；而平定西域回部叛乱与平定两金川叛乱相隔十六年之久，事故过去者，即十分之九，故同时绘入之人较少，占两次入绘者的 15%；而如阿桂、海兰察二人四次均入绘紫光阁者，堪称昭如日星。四次功臣绘像相隔数十载，时间之久，官员升迁降黜，沉浮无数，而战功成为阿桂、海兰察仕途升迁之重要支撑。
清代以兵数之多寡定立功之等第，战场上杀敌较多者往往最有机会绘像紫光阁。如四次入绘之海兰察，在平准战役中，凭借娴熟的骑射武艺，以一己之力活捉叛军辉特部台吉巴雅尔，受到乾隆皇帝赏识。赐 “额尔克巴图鲁”称号，位列平定西域回部功臣像后五十功臣第四十八位。乾隆三十五年（1770）大小金川叛乱时，海兰察奉旨带索伦兵三千人迅速平定小金川。与阿桂分道抵进大金川，不避艰险，英勇作战，智取罗博瓦山。海兰察因超逸出群，被授封一等超勇侯，再次图形于紫光阁，位列第八。乾隆四十一年（1776）乾隆帝赞曰：“参赞大臣海兰察每遇摧坚夺隘，无不鼓勇先登，实为超众。”[4]
富德以一贯奋勇冲杀，十余年内，由护军升至定边右副将军，兼任都统、尚书、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封一等靖远成勇侯，图形于紫光阁。富德之功在于解将军兆惠之围。乾隆二十四年（1759），回部霍集占叛乱时，兆惠被围，富德率军增援。转战五日四夜，将叛军击溃，斩杀其大小首领数十人，兆惠才得以解围。凯旋时，进封侯爵，图形紫光阁。
清代历来重视战争中奋勇先登将士，常常给予丰厚赏赐，如赐宴、赏银、赏授官、赐爵，甚至绘像紫光阁。历来八旗将士多英勇“，以不得捐躯国事死于牖下为耻”[5]。冲锋在前，虽有危险，但能获得丰厚赏赉，改变自己甚至家族的命运。同时，对能征善战者，乾隆帝破格用将，不次拔擢，重封重赏富德之例最为典型。在这种重赏拔擢政策下，乾隆一朝涌现出一批作战勇猛，能征善战的将领，保证了系列战争的胜利。故因先登奋勇之功，绘入紫光阁功臣像的将领，不在少数。
表1：乾隆朝多次入绘紫光阁功臣表：
二、决策得当者
军事行动的胜利离不开能征善战的将士，更离不开出谋划策之人。每兴兵之时，乾隆帝日夜操劳，“运筹乙夜”，举凡用兵与否，征讨方针、政策与策略，将帅的任用，粮饷、马匹、器械的筹备和运输等，他都一一过问和决策。仅《清实录》所载关于西域用兵之上谕，就有数百道。故伴君身侧，出谋献策，为乾隆帝排忧解难之文武谋臣，深得乾隆帝恩宠。功成行赏之际，更易被记起。紫光阁功臣中亦不乏此类功臣。
如平定西域紫光阁功臣之中，大学士傅恒以定策之功居平定西域首功，功劳高于沙场作战的众将士。乾隆御制诗《五功臣五首》载，“平定西域，兆惠实惟首功。以傅恒赞襄定策准萧何不战之例，宜居第一，而兆惠即继之。”[6] 当时准噶尔部反叛多年，康雍时多次征战未果。乾隆十九年（1754），趁准噶尔部内乱之际，高宗欲出兵一举拿下，遭众臣反对，唯傅恒力排众议，支持乾隆帝西征平乱。故准部平定之后，乾隆将其功绩与西汉萧何相媲美，虽未亲临陷阵，但却对战争胜利至关重要，因此能居首功。[7]
如傅恒一般，为战争出谋划策，运筹帷幄的指挥将领也是能够图形紫光阁的人选之一。最显著的例子即为阿桂。乾隆三十八年（1773），阿桂受命平定金川。并亲自领队，兵分三路，会剿大金川。谕曰：“此次平定金川，实皆阿桂一人功绩，深堪嘉尚。”[8]故居两金川功臣之首。其满文像赞为：tere wargi fugūn i coohai mudan de hebei amban bihe.tede utala aniya dulembuhe.te i erin i ferhe haha ofi tere be cohome jiyanggiyūn sindafi unggihe .unenggi bime geli bodogon bi umai baturu de erturakū mergen bi. urui geren be faksika i fideme ofi.uttu eli gungge
mutabuhabi.[9]
汉文像赞为：“西师参赞，经历多年。兹为巨擘，抡掌兵权。诚而有谋，英弗恃勇。集众出奇，成勋克巩。”[10]充足的军需粮草供应，对行军作战来说，可谓重中之重。黄廷桂奉旨督办军需，因“筹划精详，一切调度，甚合机宜。”[11]屡次受赏，图形紫光阁。御制赞曰：“外任封疆，内司纶饽。俾理储胥，经权弗诎。殚诚尽智，事协予心。未同凯宴，痛惜曷任。”[12]浙闵总督李侍尧在平定台湾林爽文起义时，亦因办理照料渡兵、拨运粮饷火药等军务运筹帷幄而图形紫光阁。
再如，战后帮办善后工作处理得当亦为入绘紫光阁之考量因素。福建巡抚徐嗣曾受命赴台湾帮办善后，赴任之后，他不负圣恩。谕曰：“徐嗣曾前赴台湾整顿地方，惩治奸匪，俱能认真严办，尽心经理，甚属出力可嘉。……着加恩赏戴花翎。该抚惟当益加勤勉，以副恩眷。”[13]命图形紫光阁，御制赞曰：“宣抚之任，守土安民。一应军务，责成督臣。佐之赞之，竭虑摅勤。渡海筹策，亦可称勋。”[14]
以上功臣虽没有驰骋沙场，但在调度兵力、保证军需、安抚民众等方面均有重要作用。可以说，他们的积极配合，对乾隆帝的战略决策有重要影响，保证了军事行动的最终胜利。名列紫光阁，实属实至名归。
三、 为国殉节者
除战功卓著和政绩突出外，笔者发现部分为国殉节之人，以及部分军机文臣特受皇帝提名入绘紫光阁。
乾隆二十年（1755）八月，平定准噶尔部首领达瓦齐后，辉特汗阿睦尔撒纳降而复叛，时驻扎西域办事之定北将军班第受命速擒治阿睦尔撒纳，并“数其罪恶，于军前即行正法”[15]。但阿睦尔撒纳为人狡诈，其部众趁机劫掠台站，四处作乱。“班第与鄂容安陷贼中，由固勒扎赴空格斯，转战至马兰库图勒，贼蜂集，力不支，遂各自尽。”[16]被围之时，乾隆帝力劝其人，“或相机脱出，或忍死以待大兵，方为大臣举止。若谓事势至此，唯以一身殉之，则所见反小矣。鄂容安素称读书人，汉苏武为匈奴拘系十九年，全节而归。阿睦尔撒纳固不足比匈奴，我大清又岂汉时可及？自当爱惜此身，以图后效。”[17]主将被围自杀，这是康熙以来清军战事中的第一次，这与乾隆帝决策失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平定达瓦齐后，乾隆帝从省粮饷少惊扰部民考虑，快速撤军，仅留 500 兵丁，意图“以准治准”，忽略了若是颇具威望的辉特汗阿睦尔撒纳兴兵作战，班第等自然“兵少力弱”，难以支持。故乾隆帝打破惯例，尽量劝慰班第等人勿要轻生，并命策楞等竭力遣军前往营救。乾隆皇帝对班第等人兵少力弱，为贼所困，为国殉节之事，深感悲悯，特命图形紫光阁，班第位列第三，仅次于傅恒、兆惠。
再如靖逆将军那穆扎尔、参赞大臣三泰。乾隆二十三年（1758）平回部叛乱时，二人受定边将军兆惠命令，前往兆惠大营协助追剿逆回首领霍集占。为早日到达兆惠军营，二人带领二百随从趁夜行军，却“猝遇贼三千，被围，奎玛岱死之，纳穆扎勒矢尽，三泰坠马，徒步接战，俱中创，陈殁。”[18]此消息传入京师，乾隆皇帝为之哀叹，赞其忠毅，“深可嘉悯”。为宣扬二人为国捐躯之事迹，仪表对国家将才殒没之惋惜，乾隆皇帝特作《双义诗》以纪其事，“与国休戚共，宁止日荩臣。史笔多讹传，永言传其真。”[19]
再如部分供奉内廷的文臣也因恪尽职守，辅助皇帝尽心尽责，且有为战事出谋划策之功，日夜辛劳，而受嘉奖。如乾隆三十七年（1772），和硕额附福隆安在四川处理总兵宋元俊讦奏四川总督桂林案[20]。此时正值大小金川作乱，他观察到，“金川兵据守碉楼木寨，不时派人侦察官兵动静。官兵应申明纪律，整肃军容，以杜窥伺。”[21]上奏乾隆帝“金川山险路遥，挽运维艰，打箭炉等处，虽贮粮万石，但军营存粮无几，不能克期赶运。阿尔泰年迈，请令陕甘总督文绶往章谷等处，督运粮草，保证兵食。”[22]福隆安奏议言简意赅，切中金川清川平，福隆安叙功加三级，命图像紫光阁。紫光阁功臣军的弊害，受到高宗的赞扬。乾隆四十一年（1776）金中，为战事鞍前马后的献囊献计的出力人员，除福隆安外，还有和珅、于敏中、舒赫德等文臣。他们常年伴君左右，书旨承行，为皇帝出谋划策，排忧解难，堪称是乾隆的左膀右臂，恩宠优渥，因此叙功之时，易为皇帝记起。
四、 小结
通过对有功将士画像的方式，以表达对本朝功绩的重视。对精忠报国者绘像，是君主奖赏有功人员的一种方式，功臣绘像表面是一种宫廷绘画艺术，实则从这一制度产生之日起，便被君王赋予极高的政治内涵。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艺术史教授高居翰指出，中国宫廷绘画作品的政治主题十分鲜明：与当朝政府有关，使皇权统治更加合法化，画家通过多样的视觉修辞方式，“使观赏者形成某种观点——皇家宫廷艺术通常是用来使观者相信统治者的德行及其统治的稳固和繁荣。”[23]绘制紫光阁功臣画像，令内外臣工观览其赫赫功绩，突出乾隆朝武功人才之盛况，无形中向四周彰显清朝政权的无上权威。紫光阁功臣不仅勋绩懋著，亦运筹帷幄、筹划得当。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希望展现给众人的人才是全面的，他们不仅具有战场杀敌之勇，亦有指挥得当之谋和为国捐躯之义。
注释及参考文献：
[1]陈康棋.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第 1 卷[M].中华书局,1984:329.
[2]陈康棋.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第 7 卷[M].中华书局,1984:778.
[3]阿桂.平定两金川方略第 128 卷[M].中国书店,1986:171.
[4]钦定八旗通志第 146 卷[M].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1661.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上谕档[M]. 乾隆五十三年七月初十日.
[6]乾隆.御制诗四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M]第 1038 册：288。
[7]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军机大臣傅恒“奏为画像入紫光阁叩谢天恩折”，乾隆二十五年六月七
日.
[8]清高宗实录第 1002 卷[M].中华书局,1985:乾隆四十一年二月甲寅.
[9]译文为：“（阿桂）任西路军之参赞大臣，已有多年。因此证明其为大丈夫，特授调兵遣将之权。忠诚且具谋略，不自恃聪慧，调度巧妙，故能创下丰功伟绩。”与汉文本像赞相比，就内容而言，并无异议，仅汉文像赞用词更加精简。来源于聂崇正.紫光阁功臣像中的<阿桂像>轴[J],中国历史文物,2008(6):25.
[10]常明,杨芳灿纂修.四川通志卷首十四[M]. 扬州古籍书店,1986:14.
[11]清高宗实录第 527 卷[M].中华书局,1985: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辛酉.
[12]满汉名臣传第 39 卷[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1154.
[13]满汉名臣传第 21 卷[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4348-4349.
[14]满汉名臣传第 21 卷[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4350.
[15]满汉名臣传第 41 卷[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1289.
[16]满汉名臣传第 41 卷[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1290.
[17]满汉名臣传第 41 卷[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1291.
[18]满汉名臣传第 47 卷[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1368.
[19]新疆文库委员会编.西域图志校注第 18 卷
[M].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371.
[20]此时正值大小金川作乱，宋元俊参奏四川总督桂林，在卡丫军营时，令参将薛琮间道夹攻金川。桂林是时进时退，致使参将薛琮孤军深入，身陷敌营。桂林在薛琮告急之时并不救援。薛琮粮尽战殁。且说，桂林在军营时修房居住，终日饮酒作乐，不理军务。乾隆三十七年六月，福隆安奉旨调查此案，发现宋元俊诬告桂林。回奏乾隆皇帝桂林无酣饮勒派之事，居处仅为预备贮米的三间板屋；薛琮告急，便立刻命令宋元俊前往支援。宋元俊兵败被责，心有厌恨，因而诬告桂林。宋元俊诬告，被革职，桂林亦因伤亡惨重未据实禀告而被发往伊犁效力赎罪。
[21]张明富.康乾豪门——福康安世家[M].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215.
[22]张明富.康乾豪门——福康安世家[M].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215.
[23][美]高居翰。中国绘画中的政治主题—— “中国绘画的三种选择历史”之一[J],杨振国译,广西艺术学院学报 2005(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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