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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从民族地区生态脆弱性出发，运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度法对2000-2017年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主要以不断提升经济增长速度、扩张发展规模为主，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于此期的经济高速发展贡献不足，客观上导致经济发展向高质量转型过程中面临稳定数量增长与实现绿色效益之间的内在矛盾。基于对此矛盾的理性认识，新时代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向高质量转型，一方面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摈弃数量增长的片面追求，摆脱传统发展的路径依赖；另一方面重在选择绿色创新之路，构建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全面提升绿色技术进步贡献率，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 键 词：民族地区；环境约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高质量发展 作者简介：李澜(1965- )，女，壮族，广西南宁人，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王建新(1985- )，山东德州人，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2018级博士研究生，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网信办四级调研员。北京 100081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做出了重要论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1](P15)这一重要论断和指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极其深远，并由此激发了广大学者极大的研究热情，当下在中国知网上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搜索核心期刊论文可得到逾千条结果，其中2018年有398篇，2019年迅速增至987篇，2020年仅第一季度就有253篇。归纳起来，学界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提出背景、发展内涵、实现路径等方面，例如，任保平等认为提出高质量发展的背景，是经济的总量与规模增长到一定阶段后，经济结构优化、新旧动能转换、经济社会协同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结果。[2](P5)关于高质量发展的提出，杨伟民认为，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继续追求高增长，会加剧不平衡性；二是目标发生变化，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发展的重点从解决量的不足问题到解决质的问题；三是经济发展规律从量变到质变的逻辑演化；四是高增长已不具备条件，需求结构变化、消费升级、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技术积累、金融风险、资源环境压力等，使中国潜在增长率发生变化。[3](P79)就高质量发展的内涵，金碚认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缺乏研究质量因素和质量现象的学理基础，以及以此为依据的分析工具，提出研究高质量发展必须回到马克思的商品二重性，使经济发展的工具理性更好地契合人类发展的本真价值目标。[4](P5)何立峰则指出，高质量发展要注重经济、社会、环境等均衡发展，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5](P4)而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提出的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是供给体系的质量高、效率高和稳定性高，质量层面包括要素投入、中间品投入和最终产出三个环节，效率层面突出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稳定性指经济平稳运行、重大风险可控、资源环境可承载和发展成果包容共享。[6](P5)对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具有代表性的研究集中于：一是辜胜阻提出，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亟须实现从传统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实现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才、资本、技术三大关键要素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其中人才是第一资源，资本是第一加速器，技术成果的进步与应用转化是第一推动力。[7](P7)二是张治河等认为，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是技术创新推动社会效率不断提高，人才创新加速技术扩散与成果应用，资金创新提供重要保障，市场与政府共同协作起关键性作用。[8](P39)综之，学者们普遍认为高质量发展是基于中国国内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并适应外部环境变化下提出的，是经济发展规律使然，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取代；从其发展内涵来看，强调人民至上，把人民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人民性是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从其实现路径来看，以创新为动力，经济发展从传统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些为数众多的研究，不仅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研究，而且对于思考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实践，尤其对于远离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西部民族地区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和现实意义。 此外，现有研究中围绕“质量”的界定而展开的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研究也颇有特点，例如，郑长德较早开展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研究，他从经济增长的效率和稳定性、社会公平、卫生保健、教育发展、环境质量等方面界定发展“质量”，侧重探讨西部大开发以来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质量特征及问题。[9](P1)同时，还有学者从经济效率角度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质量进行评价分析，比如，李星颐等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法，对中国民族八省区西部大开发以来的技术效率进行了测度。[10](P103)而金世文等综合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和全要素生产率方法，对2002-2014年间民族八省区的技术效率和TFP增长率进行测度分析。[11](P68)近年，学者们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内涵界定进一步丰富，相关研究亦有新的进展，诸如杨柳青青等从“五大发展理念”出发构建少数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通过选取2004-2015年数据实证测度五大发展要素的贡献率。[12](P79)而徐杰等人则将生态环境作为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约束变量，构建基于产出角度SBM-Undesirable模型，从静态效率维度测算资源环境约束下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效率。[13](P95)概括而言，这类研究成果对于推进新时代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且拓展了民族经济理论研究视域。但是，客观来看，迄今为止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出发，针对环境约束下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尤其从动态效率维度分析环境约束条件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文献几近空白。 综上所述，本研究在吸纳上述众多学者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及分析方法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取之精华，不囿于前人的静态效率分析，针对民族地区经济在深受生态环境约束下，与全国发展同步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所面临的突出矛盾，从动态效率维度，运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度法，展开理性分析与思考，以期为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二、环境约束条件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状况 （一）关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度方法的选择 本研究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法进行测算，其核心思想是构建从t到t+1时期考虑非期望产出的Malmquist指数M(x[t]，y[t]，b[t]，x[t+1]，y[t+1]，b[t+1])，以衡量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三者变动情况。 Malmquist指数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变化，x[t]和x[t+1]分别表示t和t+1时期的投入向量，y[t]和y[t+1]分别表示t和t+1时期的产出向量。D(x[t]，y[t])和D(x[t+1]，y[t+1])分别表示t和t+1时期经济体到技术前沿的距离，从而计算Malmquist TFP指数。 （二）投入与产出指标体系的基本构成① 本研究中，民族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范围包括广西、内蒙古、宁夏、新疆、西藏五个民族自治区及云南、甘肃、青海三个多民族聚居省，亦即合称为民族八省(自治区)，投入指标包括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能源投入三项，产出指标包括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两大项。 1.投入指标选取 第一，劳动投入采用各省(自治区)年末就业人数来衡量。 第二，资本投入选取资本存量来表示。目前，由于各省(自治区)没有资本存量的直接数据统计，借鉴前人[14](P17)的研究，采用永续盘存法进行估算，公式为K[，it]=(1-δ[，it])K[，it-1]+I[，it]/P[，it]，其中i代表省份(自治区)；t代表年份；K代表资本存量；δ为资本折旧率，取值为10.96％；I为各省(自治区)的投资额，以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表示；P为各省(自治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以2000年为基期年估算得到各省(自治区)资本存量。 第三，能源投入采用各省(自治区)能源消费总量(万吨标准煤)来衡量。 2.产出指标选取 第一，期望产出以2000年为基期年，采用经过各省(自治区)GDP指数折算的实际GDP来衡量。 第二，非期望产出采用环境污染指标进行衡量。由于难以用单一污染物排放来衡量，因此，借鉴前人(杜雯翠[15](P42)和恩佳等[16](P86))的做法，选取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三废”排放量作为基础数据，采用熵值法测算得出各省(自治区)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其数值越大表明环境污染程度越深。 （三）民族地区GTFP与TFP测算结果及分析 1.民族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呈现总体下降趋势，期间表现出先升后降再缓慢上升的波动特点。 数据②显示：2000-2017年民族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均值是0.971，年平均增长率为-2.5％，对民族地区经济增长贡献为负，而分解数据显示其中一半左右年份的规模效率均高于纯技术效率，说明此期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方式总体而言较为粗放。然而，在不同时间段内，数据存在一定程度的波动，2000-2008年大部分年份大于1，总体呈增长趋势；2008-2013年则下降趋势明显，2014-2017年又缓慢上升。 2.民族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总体低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TFP)，期间亦存在高低交错现象。  图1 民族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趋势 2000-2005年，即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初期，民族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明显高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说明此期资源消耗和环境承载压力尚未显现。至2005-2008年，民族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高低交错，表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开始面临资源环境的挑战与压力。从2008-2017年，民族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持续低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由此可见区域内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突出。 3.民族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进步指数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  图2 民族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解指数变化趋势 数据显示：2000-2017年民族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均值为0.975，技术进步指数均值为0.97；图2显示，二者数值波动趋势同步，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大于1的年份里，技术进步指数亦大于1。 4.民族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 表1 2000-2017年民族八省(自治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均值  数据显示：民族八省(自治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从高到低分别是西藏、内蒙古、新疆、青海、云南、宁夏、贵州和广西，其中西藏和内蒙古两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大于1，其他六省(自治区)均小于1。而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解来看，西藏和内蒙古两地技术进步变化指数均大于1，而其他六省(自治区)技术进步变化指数均小于1。可见，民族地区各省(自治区)之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进步变化指数均存在差异，区域内经济发展状况空间分异明显。 测算结果综合反映，2000-2017年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低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其对于西部大开发战略推进下的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贡献不足；此期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主要以不断提升经济增长速度、扩张发展规模为主。 三、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向高质量转型的内在矛盾 （一）量为质的基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基 新时代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以高质量为导向，并非孤立地就高质量论高质量，而是在一定经济发展的增长基础之上提升发展质量。但是，从上述GTFP与TFP比较不难发现，长期以来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量的提升与绿色效益的实现并不同步，经济发展数量的增长与质量的提高是相互割裂、甚至是相互对立的，由数量增长引致的传统技术进步在发展的惯性下不仅不能在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方面做出显著贡献，而且可能进一步拉大数量增长与发展质量的裂隙。 （二）质为量的目标，是以人为本的发展归宿 新时代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科学导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17](P239)然而，GTFP指数显示，不论是纵向分析还是横向比较，绿色技术进步的贡献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尚未发挥突出作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仍然以粗放式经济增长为主，客观上与新发展理念的发展要求存在距离。同时，新时代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是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而经济发展依靠数量增长的单一性、低效性，不仅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需求，而且还因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产业结构性矛盾、城乡矛盾以及人与自然的矛盾等，不可避免地引发社会多重矛盾交织。 诚然，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向高质量转型客观上面临着数量增长与发展质量的突出矛盾，但是二者之间并不是互为孤立、相互对立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量变和质变是事物发展变化的两种基本状态，“没有物质或运动的增加或减少，即没有有关物体的量的变化，是不可能改变这个物体的质的”。[18](P464)而且，“量和质在这里是双方互相适应的。直到现在还无法在一个单独的孤立的物体内部使运动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18](P465)可见，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量变和质变相统一的结果。因此，数量增长与发展质量之间是相互关联、辩证统一的发展关系，二者的矛盾运动推动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以此为据，着眼于未来的发展，正确认识与处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向高质量转型的内在矛盾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扬长避短，摈弃数量增长的片面追求，以高质量发展引领新时代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二是跬步千里，高质量发展必须建立在一定的数量增长基础之上，以创新驱动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稳定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顺应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绿色高效益目标。 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向高质量转型的必由之路 （一）构建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2019年4月国家发改委、科技部颁布《关于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指导意见》，明确“绿色技术是指降低消耗、减少污染、改善生态，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兴技术，包括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生态保护与修复、城乡绿色基础设施、生态农业等领域，涵盖产品设计、生产、消费、回收利用等环节的技术”，并且强调：“以解决资源环境生态突出问题为目标，以激发绿色技术市场需求为突破口，以壮大创新主体、增强创新活力为核心，以优化创新环境为着力点，强化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加快构建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深度融合、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完备、资源配置高效、成果转化顺畅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形成研究开发、应用推广、产业发展贯通融合的绿色技术创新新局面。”以此为据，围绕新时代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环境压力，必须突破传统的末端治理思路，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依托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构建，以绿色技术创新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全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稳定经济增长，进一步满足各族人民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需求的同时实现绿色发展目标。 （二）推进新型工业化，摆脱传统工业化路径依赖 工业化是一个国家及民族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变的发展过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自然要经历工业化阶段。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民族地区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下，走传统工业化之路，充分发挥自然资源优势实现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却也显现出了传统工业化道路以消耗资源、牺牲环境为其发展代价的弊端。例如，在国家大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十一五”规划和“十二五”规划实施期间，西部地区发展增速连续多年超过东部发达地区，其中，2008-2017年统计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民族八省(自治区)GDP总量由25068.14亿元增至82797.91亿元，年均增长14.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而同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却一直低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而技术进步指数均值为0.920，未体现出技术创新带来的效率改进。因此，民族地区在进入经济发展向高质量转型的新时代，首要目标就是要强化科技创新，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摆脱传统工业化道路的路径依赖，将信息化融合于工业技术、产品开发、业务拓展、产业发展各个层面，构建工业互联网平台，通过大数据把设备、生产线、工厂、供应商、产品和客户紧密地连接起来，改进工业生产方式，以现代技术进步与创新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实现绿色、低碳、可持续经济发展。 （三）补齐产业发展“短板”，构建绿色产业体系 总体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民族地区推进经济现代化进程成效显著，为新时代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奠定了良好基础。统计数据显示，从2000-2017年民族八省(自治区)国内生产总值由8410.75亿元增至82797.91亿元，年均增速为14.4％；三次产业结构比重由23.9∶40.2∶35.9变为13.4∶39.9∶46.7，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趋重要，而第一产业占比成倍下降；工业化率保持在30％左右，仍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城镇化率由28.9％提高至49.8％，城市发展进入加速阶段，城市规模迅速扩张，第二、第三产业迅速成长。但是，从上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量化分析结果来看，此期民族地区快速经济增长基本属于粗放型发展方式，规模效率对经济增长贡献均高于纯技术效率，经济发展基本依赖于传统要素的集中投入以及高耗高排放的传统产业拉动，产业发展存在明显“短板”。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从2000-2017年重工业占比始终高达80％左右，其中电石、铁合金、电解铝等六大高耗能产业2017年占比上升到55％，产业结构重型化、高能耗特征明显；同时，由于长期以来科技创新能力明显不足，全区R&D投入强度由2000年到2017年提高不足0.5个百分点，即由0.7％升至1.13％，比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低0.3到1.0个百分点，以致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与结构优化缺乏强大的技术创新支撑力，进一步加大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度。 毋庸置疑，长期以来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所形成的对传统产业发展依赖，既是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实现资源配置最优效益的结果，也是经济现代化处于滞后状态，为奠定经济“起飞”条件所做出的必然选择，符合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面向未来，以推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向高质量转型为导向，打破既有的传统产业发展“僵局”，通过加大科技创新的资金与人才投入，以技术进步提升经济发展的创新力和竞争力，构建绿色产业体系，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关键。尤其是培育和壮大一批技术密集度高、资源消耗少、成长空间大、发展潜力好的绿色低碳新产业，诸如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产业、互联网产业、信息产业等现代技术创新产业，将在补齐民族地区产业发展“短板”中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 （四）健全生态补偿及监管制度，坚实高质量发展环境根基 向高质量发展转型是新时代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质量是发展的目标，而环境则是发展的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4月在海南考察时指出的那样，“纵观世界发展史，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9](P4)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对人的生存来说，金山银山固然重要，但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金钱不能代替的。 然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向高质量转型必须面对的现实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经济高速发展在直接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条件下，基本是以忽视生态环境的永续性为代价的。比如，宁夏回族自治区在长期依赖重工业发展之下，高耗能问题特别突出，尽管万元GDP能耗从2000年5.15吨标准煤降至2017年1.96吨标准煤，但与同期全国发展相比较，一直高于全国平均能耗水平3倍左右。而此期内蒙古自治区在以“羊煤土气”③创造“内蒙古发展奇迹”④的同时，也同样存在高耗能、高污染问题，其严重程度甚至直逼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以及草原生态环境建设。凡此种种，无不挑战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挑战高质量的现代化经济建设。因此，新时代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一方面既要在现代化进程中依法依规，严守生态安全“红线”，又要在服从国家宏观发展大局，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同时，尊重各民族生态文化传统，守护民族生态伦理“底线”。另一方面，必须重视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同步，将生态环境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要素，既要充分发挥“绿水青山”的资源优势，又要健全切实有效的生态补偿和生态监管制度，强化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的系统性、协同性，保护生物多样性，使“绿水”常流“青山”永驻，各族人民拥有幸福美丽的家园。这亦是民族地区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意。 注释： ①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00-2017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环境状况公报。 ②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00-2017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环境状况公报。 ③“羊煤土气”，即指内蒙古自治区兼具自然优势与特色的山羊绒、煤炭、稀土和天然气四大资源。 ④西部大开发实施十年间，内蒙古自治区实现了大发展，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全国的第十六位跃居至全国第八位，西部地区第一位。其中2008年，内蒙古自治区以全国1.8％的人口创造了全国2.58％的经济总量和3.85％的经济增量，堪称“发展奇迹”(张云龙：《西部大开发带来内蒙古发展奇迹——访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尔》，《现代企业》，2010年第2期，第23-24页)。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党建，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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