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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是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基础的民族精神，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一重大突发事件的治理行动中，“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是攻坚克难的重要因素，其蕴含中国国家建构的基本逻辑及价值，是考察、验证我国国家能力、国家治理水平、社会团结、民族团结的重要指标。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是以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五个认同为核心建立的具有“立体同心圆”特点的社会关系为社会基础，以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经验与效能为治理基础的“全体中华民族人民”的新时代共同体精神。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实现了进一步的凝聚与升华，强化了其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引领和精神动力，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中华民族；民族共同体精神；国家治理；民族团结；社会团结 作者简介：马俊毅(1973—)，女，宁夏吴忠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研究》编审，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理论、民族政治等。 基金：国家民委重点课题“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研究”(项目编号：2020-GM-001)；广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开放性课题重大项目“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与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研究”(项目编号：2020GXMGY0102);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科研规划项目“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项目编号：2019ZDGH014)的阶段性成果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1引发世界范围内的公共危机事件，考验着各个国家应对突发重大公共事件的治理能力，是对国家能力、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一场大考、演练与展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能力在心上”[1]，笔者以为，民族共同体精神是国家建构和国家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近年来中国对于灾害的应对来看，除了强大的国家能力与政府治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民族共同体精神是攻坚克难的重要因素。本文结合此次突发重大公共事件来探讨中国政府、社会、民众的有效行动及团结精神。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中国国家治理中的精神国力 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是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基础的民族精神。相比中华民族精神，共同体强调了中华民族建立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实现转型过程中形成了现代意义的共同体。与中国精神相比，更强调了文化、传统、伦理、价值、各民族和合等族性因素对于共同体精神的作用[2]。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实质就是中华民族在精神上形成的共同体。精神共同体与共同体精神可以互用，只不过“精神上的共同体”有助于以比喻的方式，分析精神的结构、形成基础和复合性，因而更容易阐明：一个民族的共同体精神并不是只限于文化和传统，而是结构性的，还与法律、政治哲学、经济结构、社会治理密切相关[3]。 近30年来，中国经历了1998年洪水、2003年SARS事件、2008年汶川地震等重大事件考验，英雄人物辈出、民族凝聚力得到验证，政府公信力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团结、社会团结加强，爱国主义不断提升。这说明：中华民族是具有伟大精神的民族；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团结精神的人民；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民族是血脉相连的整体；中国人表现出来的世所瞩目的民族共同体精神是长期积淀而成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有利于进一步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升华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本质就是人民的理想信仰、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以及国家与人民内心联结所形成的民族精神与国家认同，这与民族伟大的文明、国家长期的理论、道路、制度与治理密切相关，无法偶然天成、一蹴而就。从民族学、政治学、社会学的角度对其内容构成、形成机理进行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值得研究的是，突发重大事件类似聚焦镜的作用，集中展现着政府、社会、各民族人民之间形成的精神合力，在这个过程中，共同体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信任、团结、文化认同、民族关系、国家认同等都将得到检验。其中，民族共同体精神堪比一种强大的国力，更为凸显。例如，戴蒙德(Jared Diamond)关于应对国家危机的12个步骤中，其中“举国共识”“国家认同”“耐心”“核心价值观”等都与共同体精神有着密切关系，占据了几乎一半的比例[4]。 之所以如此，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重大突发事件无论是作为战争、自然灾害、瘟疫，都需要“狭路相逢勇者胜”，要以最坚韧的精神、最紧密的团结、最和谐的集体行动才能应对处置，而任何国家、民族最终只有依靠自身，自强不息、坚韧不屈、紧密团结，才能度过危机。其次，重大突发事件往往猝不及防，在短时间内整个国家社会需要从一种危险混乱的状态中找到秩序，迅速调集大量资源形成共同的正面行动、相互成就的意愿与合力，这种迅速的、自发的团结意愿是否能够形成，取决于长期以来民族共同体精神的建设状况，包括国家对于类似事件的处置及高水平的治理，包括政府是否“以人民为中心”不计代价保障民众健康，包括组成共同体的各个部分必须是长期相互承认、包容、认同、连接(而不是偏见、排斥、分化、隔绝)等。再次，重大突发事件中的民族共同体精神既与来源于文化传统，民族性格素质，也与国家的政治哲学、制度和治理直接相关。最后，能否通过正确的治理来化解危机事件，国家、社会、人民是否能够采取有效的行动并取得成功，将永远成为民族共同体精神的珍贵记忆，提高民众的国家认同与社会信任，在高水平的社会信任和重大突发事件处置正确的记忆下，民族共同体精神会趋向于积极与正面，实现“再次自觉与升华”，形成国家发展的助力，反之则只会成为“创伤记忆”，对于国家认同和凝聚力形成负面影响，甚至进一步导致国家的“能力递减”。因此，十分有必要就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治理行动中所体现和验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内涵、价值、经验进行总结与深化。 二、强大“精神国力”所蕴含的国家建构逻辑及价值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作为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治理验证了基于中国国家建构逻辑的中国道路形成的国家能力，从物质、制度和精神，从具象到抽象，都进一步凸显了“中国为什么能”这个国际学界研究中国政治的核心议题的答案，并揭示了相互之间的联系。这就是：基于国家建构逻辑下中国国家能力犹如五大支柱，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五个认同”（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五大支柱和五个认同共同保障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屹立不倒。 （一）中华文明的国家软实力 首先，中华文明仁爱传统使得中国人具有解围济困、救死扶伤的美德，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有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义，有着“苟利国家生死以”的悲壮，其中一以贯之的是对生命的尊重、对人类的“仁爱”，以及深厚的家国情怀。其次，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中有着对于自然、疾病、医学的深厚的知识积累，战胜了上百次的瘟疫，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国粹传承，中医以其深刻的医学哲学和医学科学，为战胜此次瘟疫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更树立了中国人对于自身文化的自信、自尊与自豪；中国人的团体意识、家庭观念在现代社会治理中不但得以传承，而且转化为一种社区意识、同伴意识、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这使得他们能够为自身安全、家庭安全、社区安全和国家安全做出忍耐与牺牲，体现出中华文化中为他人着想，不自由放任的集体精神和“骨子里深刻的团结”。 （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能力与精神资源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共建中华，形成中华民族大团结的良好局面。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各个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不但守护好了自身的健康、家园和祖国的边疆地区，而且充分发扬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贡献出智慧、人力、物力支援湖北和武汉。在人类历史上，瘟疫曾是生产力水平低下、防风险水平不高的情况下经常出现的灾难，中国各个民族都运用自己的传统医学知识积累了丰富的抗击疫情的经验，使得民间知识、传统医药反而成为特别有效的治疗手段。这次抗击新冠病毒肺炎过程中，一些西部边疆省区，如贵州、甘肃、宁夏发挥地方特色，充分结合中医、地方知识，取得了很高的治愈率。这说明，我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具有多民族多文化，集多元为一体的优势，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重要基础。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建构逻辑与国家能力 中国共产党是实现我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国家建构成功的关键。加强党的领导就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5]。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抗疫行动始终处于党中央的统一、协调、高效、全局的行动指挥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强调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要坚守岗位、靠前指挥”“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必须牢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6]。党员在各级行政机关、街道、居委会、企事业单位中被调动起来。组成了全民抗疫的重要力量。著名的抗疫专家张文宏“党员先上”[7]的一句话传遍了中国，中国共产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成为凝聚全国人民的精神感召。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建构与国家能力 社会主义性质是我国的根本性内涵，是中国国家建构的重要逻辑。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通过社会改造，消除了阶级剥削和压迫，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社会主义四大基本制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属性，使得中国在经济发展、社会建设、民生建设方面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着不同的特点。无论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共同富裕”“西气东送”“南水北调”“西部大开发”“精准扶贫”等，都体现出中国绝不会像西方一样，任由资本控制社会、绑架政治，形成社会的严重分化与隔绝，而是始终保持国家建构的社会主义逻辑，坚持维护国家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共同体意识”和相互认同的“语言”，可以说，社会主义的国家属性始终是中国国家建构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在这次抗疫行动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第一，以人民为中心，无论贫富阶层，无论民族、长幼，所有病人都能得到免费检测与治疗；第二，社会主义公有制使得在战略性资源的调配与国家大型行动方面，体现了“集中能力办大事”的效率与执行力；第三，中国特色的、创造性的对口支援行动再次发挥强大力量。 （五）现代法治国家和治理现代化与国家能力 现代国家是理性、历史情感、文化认同结合的产物。理性体现为在现代社会，政治共同体意识的形成，除了共同的奋斗目标，还要实现人人平等、社会公平正义，从而使得人们对共同体具有信赖感、归属感；如果在不平等的竞争中，人与人之间不是信守公正，而是以其他不公平的方式来获取资源，就无法建立互相信任、情同手足的民族精神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重要基础之一是形成命运共同体意识，这种共同体意识需要国家作为政治共同体、法律共同体，以契约建立的平等的共同体，并且努力实现人人平等、民族平等。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法治基础，表现为通过现代法治、协商、民主集中制度实现共同体的现代化治理。而持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反腐倡廉，树立宪法权威、依法治国，使得社会呈现出政治清明、法律公平、人人平等、公平正义的良治局面。社会主义法治保障了政府与民众之间、各民族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互信、团结和协调一致的行动。此次新冠病毒疫情突发，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时间强调了加强法治，依法抗疫[8]，体现出法度严明、人人平等、纪律严格、井然有序。例如，宁夏回族自治区在抗疫期间发布通知公告，做到了全程由律师和法律顾问参与，治理效果和社会团结十分明显[9]。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治理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已经具备新的社会基础，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已经从历史上的“差序格局”转变为由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五个认同为核心的“立体同心圆”，实现了新的突破。此抗击对新冠疫情验证了这一点。 20世纪初，费孝通先生对中国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做出了既形象又深刻的阐述，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传统中国社会关系的连接网络和认同次序[10]。历经百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虽然在几千年的文化沉淀中缔造的国民心理性格和认同结构还一定程度影响着人们的社会交往行动，但新中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已经发生了巨变。中国人的心理认同结构、社会交往、社会关系和社会行动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些变化正在进一步重塑着国民。中国人的社会认同与社会行动并不是简单地从差序格局的“情感性行动”转化为市场化的“工具性行动”，而是结合认同、情感、利益形成了更为宏阔、深沉的格局，在传统的“差序格局”之上，以“家国情怀”“五个认同”“创业”“社会职责”“敬业精神”“为人民服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人类命运共同体”相结合的共同体精神，主导着人们更复杂和多元的社会行动，使人们以更多元的方式联结互惠、守望相助，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进一步发展的社会基础，这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往往得到了集中体现。 在2020年抗击新冠疫情中，我们可从“党员先上”“朋友圈”“志愿者”“医护人员”这几个群体的研究，认识到超越差序格局的共同体精神。“党员先上”作为不容置疑的危急时刻的中国“特殊现象”，说明了在当今中国，具有奉献精神与严明纪律的共产党员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中华民族的脊梁。“朋友圈”“微信群”是中国人最新的、最常用的社交方式。通过一个人的朋友圈、微信群，几乎可以看到他所有的社会连接。在抗击新冠疫情中，每个人既有亲友圈与朋友圈，更有着行业群、思想群、时事群，通过这些“圈”和“群”，有一个个及时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中央政策的转发分享，一条条牵动人心的信息、一个个跨越海内外的数字，一条条适用的专家自愿解读与阐释的攻略，各族人民一次次的捐款，无数次的感动流泪。这些社交网络中的社会关系，早已超越“差序格局”。例如，武汉光谷Wakanda轻饮咖啡店坚持在疫情期间为医生制作咖啡，之后各地网友纷纷在线上为武汉医生下单买咖啡[11]，海外留学生筹集巨款发回防护物资，等等。当武警、医生离开家人，走向一线，当无数志愿者在大街小巷服务，当医院里穿着防护服的医生用新疆舞蹈带来欢声笑语[12]，一种超越差序格局之“伦”的新的“大义”“大伦”已经产生，成为将全国各族人民紧密连接在一起的最强有力的凝聚力，这个凝聚力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 综上，如果说中国人的社会关系依然存在一圈圈水波纹组成的、由己推人的圆圈，那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五个认同为核心，借助国家建设与治理现代化的发展，现代社会的社交网络等，既有的“圆圈”已经变成“立体同心圆”，既有的“伦”已经升华为新的“大伦”——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具有共同体属性的社会结构、具有共同体精神的社会行动是中国抗击新冠疫情取得胜利的重要基础之一。 四、抗击新冠疫情验证我国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验价值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建设离不开强有力的政府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公共性”，不仅仅是因为其是公众性、群体性的，更是因为其发现、检测、管理、应对、治疗都与最重要的管理与治理机构———政府密切相关。国家从医疗保险制度、公共卫生设施与资源、医学科学的发展、疾病的预防管理体系、卫生法律体系都应该成为公共健康的守护者。长期以来，西方政治学中的重要观点之一是“小政府”，政府的事项和机构被限制在比较小的范围，这虽然节省了行政经费，但也形成了人力不足、管理疏漏、民众缺乏相应服务的问题，长此以往，民众对于国家的依赖和信赖，以及对所在社区的归属感、认同感将受到很大影响。随着金融风险、生态问题、气候异常等重大突发事件增多，民众以一己之力难以抵御风险，以国家公共机构和组织机构为核心的有力领导和服务对于重建社会团结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建设要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是将国家、民族、人民的尊严、权利、幸福涵括一体，并且中国共产党始终在执政施政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习近平指出，贯穿民族精神中的理想信念是“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富裕”，既是“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也是“不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这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建设，包含着以人为本，将各民族人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这一目标内涵，否则，就无法凝聚起全国各民族人民的力量。 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战胜这次疫情，给我们力量和信心的是中国人民。中国14亿人民同舟共济，众志成城，坚定信心，同疫情进行顽强斗争。中国广大医务人员奋不顾身、舍生忘死，这种高尚精神让我深受感动。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只要紧紧依靠人民，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3]在这次抗击新冠疫情中，中国政府能够迅速率先不惜停摆经济、遭受巨大经济损失也要维护人民生命健康、并且果断决定全部患者由国家免费治疗。相比之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的施政和决策长期受到资本的掣制，导致在新冠疫情中失去关键的窗口期形成全球大流行。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做到正确决策，并不是“窥得天机”，而是长期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施政理念的延续。这在1998年洪灾、2003年非典等重大突发事件中都已经得到证明。正如中国将抗击新冠疫情命名为“人民的战争”，截至2020年3月25日，全国总共派出“346支医疗队，42,000医护人员”，“所有驰援到武汉的医疗队接到指令起到组建完成平均不超过2个小时，从成员集结到达武汉，平均不超过24小时”[13]；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千名建设者在武汉不眠不休，10多天内建成了两座共计2500张床位的抗击新冠病毒的专门医院。“全中国都被动员起来了！长江南北，黄河两岸，长城内外，几乎每一个省每一个市，每一个小区，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中国人都站起来迎战。14亿中国人民都参加到一场伟大的人民战争中来了”[14]。最终，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也以人民的力量取得了胜利。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建设要继续坚持包括生命权、发展权在内的社会主义全面人权观 长期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经常以人权问题攻击中国，在此次新冠疫情暴发初期，中国政府采取了武汉“封城”、限制社交距离、管理人们出行等措施，有效阻断了传染源，然而，这被西方国家媒体攻击为干涉公民人权、自由。随着疫情在全球大流行，西方国家也不得不采取了类似措施。由于各种政治利益的博弈、金融资本的逐利、政客的观望，使得一些西方国家的决策滞后，漠视人民的生命权。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坚持全面的人权观，在长期的经济发展、社会建设中，通过医疗保障、扶贫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将人民的生命健康权、发展权等作为人权建设的重要内容。此次新冠疫情中，习近平总书记反复指出，“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都同湖北和武汉人民站在一起”“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倾举国之所有，集举国之医士，来挽救每一个病人的生命。书写了国之为国、民之为民的中国奇迹。在国家出现危机的时候，能不能把人们团结起来，共克时艰，这十分关键，如果能做到，国民的认同感也会水涨船高，如果做不到，这个国家就可能面临严重的认同危机，乃至危及基本社会秩序。事实证明，中国社会主义的全面人权观凸显了其崇高价值，促进了共同体建设。 五、结语：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考 民族精神与国家认同相结合，焕发出爱国主义的巨大能量。在这次全球性的、关乎民族、国家生存存亡的危机事件中表现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不仅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同心协力、舍生取义、众志成城的伟大的民族精神，还包括政府对于以人民为中心政治立场高度响应与彻底实践，以及政府、社会、民间组织、个人、各行业的极高效率的团结和行动能力，尤其是医疗行业高度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等，这场伟大的战役使14亿人民拧成了一股绳，并且又一次认识了自己伟大的祖国、民族和人民，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再次经受洗礼。从这个意义讲，2019年新冠病毒引发的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和中国的成功治理，将就此载入史册，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一次重要升华，成为我国在走向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强大精神动力。 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不断提升，中国人民的力量、民族的团结、共同体精神，不但形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引领和精神动力，还可以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以中华文化、中国政治道路的价值和坚守道义的共同体精神形成中国的价值引领，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成为人类此次抗击全球性传染病战场上的精神高地，中国在勠力同心、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的情况下，及时向全世界共享了抗疫方案，向许多国家派出医疗队，向80多个国家提供医疗物资援助。世卫组织、接受援助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表示感谢。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感召着全世界人民，这有助于中国以“合作、交流、团结”反对霸权主义、种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进而形成世界各国相互合作支持、共同面对人类公共健康等风险的全球治理新局面。因此，深化总结抗击新冠疫情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对于我国在复杂的国际形势、气候变化、公共健康挑战、经济竞争中，确保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确保能够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名称及时间，本文参照以下依据:《世卫(WHO)正式命名新冠病毒为“Covid-19”》《中国日报》2020年2月11日;国家卫健委2020年2月21日发布《关于修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英文命名事宜的通知》，决定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英文名称修订为“COVID-19”，“与世界卫生组织命名保持一致，中文名称保持不变”，参见《国家卫健委关于修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英文命名事宜的通知》，国卫医函[2020]70号(2020年2月21日)。 参考文献 [1]内蒙古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习近平:民族团结重在交心[N]．内蒙古日报，2016-08-01(005)． [2]马俊毅．多民族国家民族精神共同体的建构及价值[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6):13-22． [3]马俊毅．多民族国家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230-235． [4]贾雷德·戴蒙德．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M]．曾楚媛，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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